小說、典故與詩歌
——從元好問“曲學虛荒小說欺”談起

羅寧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第23 首云：“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保ㄔ脝?，《元好問詩編年校注》66）《論詩三十首》是元好問和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作品，但學界對“曲學虛荒小說欺”一句鮮有注釋和解說，偶有涉及者，其理解也是含混或錯誤的。實際上，此句涉及詩歌用事（用典）和取材的問題，是元好問針對宋人常用來自小說和曲學的典故這一現象和風氣作出的批評。今人對此句的誤解或漠視，反映出人們對于古代詩歌使用小說典故的事實認識不足，故草撰此文，以期引起小說、詩歌以及文論研究者的注意。

一、“曲學虛荒小說欺”的理解

“曲學虛荒小說欺”一句，前人鮮少解釋。晚清施國祁和近人郭紹虞注此詩，只涉及俳諧、怒罵二詞（元好問，《元遺山詩集箋注》531；《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75），對曲學、小說之語都不作解釋。錢鍾書說，“此絕亦必為東坡發?！街C怒罵’即東坡之‘嘻笑怒罵皆成文章’”（151—152），對曲學小說也避而不談。顧易生等認為，此詩“批評宋人‘曲學虛荒’，不得古學之正途，‘俳諧怒罵’的詩風也與古人的‘雅言’不合”（王運熙顧易生886），沒有談到小說，對什么是曲學和古學也沒作解釋。李正民說：“‘曲學’指偏頗狹隘的言論；‘小說’指淺薄瑣屑的言論，與‘曲學’含意類似，總之是與風雅正體的宏論相悖的偽體異端邪說?！保?5）未得其解。狄寶心《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將曲學釋為“說唱文學，如諸宮調之類”，釋小說時引了《漢書·藝文志》講小說家的一段，又引朱弁《風月堂詩話》：“（參寥）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边@本來已觸及正確理解，但又說“用互文言虛假荒誕的虛構文學不宜入詩”，則失之眉睫。狄寶心又引另一種說法，將曲學解為“邪僻之學”，“與‘小說’皆相對正學而言”（元好問，《元好問詩編年校注》66），仍不得要領。實際上，元好問此處并不是要談詩的風格體制是否古雅，詩學思想是否邪僻或雅正，談的是蘇黃等宋詩人用典和取材的問題，是對他們大量使用來自曲學和小說的僻典這種做法的批評。過去學者未能從詩歌用典的角度去理解此句詩，故而始終抓不到其核心意義所在。

“曲學”一詞在古代主要有三個含義：一是鄉曲之學，強調其非正統、非主流的一面；二是邪曲之學，強調其異端邪說的一面；三是歪曲經義之學，強調其曲學阿世的一面。三者含義相通，而第一項意義是其根本。如宋嘉祐五年（1060 年）青年蘇軾上丞相富弼書，有一段稱頌富弼學問之廣博：“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至于曲學小數，茫昩惝怳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保ā短K軾文集》第四十八卷1375）“曲學小數”指那些非正統的、冷僻的知識、學問和技藝。又如南宋初陳淵代人上書皇帝，其文說：“臣生長東南，以儒為業。間嘗學兵，自太公、司馬、孫吳之書，擊刺行陣、坐作進退之法，與夫歷代謀臣猛將、奇正相生、虛實相形、合散無常、變化莫測、戰勝攻取、謹守豫備之術，以至陰陽卜筮、天星地志、占謝厭禳、異端曲學之說，凡支離而不合交路而難通者，實無所不觀，亦無所不知?！保悳Y，卷十六427）這里的“異端曲學”之說，可以看作對“陰陽卜筮、天星地志、占謝厭禳”這類知識的綜括。大致而言，宋人所說的曲學主要指駁雜冷僻、非正統的知識和學說，包括佛道之說、地志方俗、醫巫方技、陰陽卜筮等。北宋治平元年（1064 年）文同作張溫墓志銘，敘其“少喜儒術，經傳百家、曲學小說，無不盡讀”（文同，卷三十八779），這里將曲學與小說并舉，而經傳百家和曲學小說分別代表了正統主流的經籍和冷僻偏門的書籍。

曲學、小說二詞的原始意義相近且具貶義，但在具體使用中的意義須視上下文而論。在政敵和批評者筆下，它們的貶義色彩自然比較明顯。如舒亶在烏臺詩案中指責蘇軾“遠引襄（衰）漢梁、竇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爭晨昏之語，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蓋可謂大不恭矣”①，又說他“以茍得之虛名，無用之曲學，官為省郎，職在文館”（朋九萬2）。這里的曲學既指其學術思想，也指其駁雜的知識?！吨饼S書錄解題》云韓駒“坐蘇氏鄉黨曲學罷”（陳振孫528），《東都事略》云“言事者論（何）?宗蘇氏，謂軾為鄉黨曲學”（王稱，第一百八卷925），這些地方的“曲學”透出某些人對蘇軾雜學的不滿。較為中性地使用二詞的，如明人王穉登為《虞初志》作序：“稗虞象胥之書，雖偏門曲學，詭僻怪誕，而讀者顧有味其言，往往忘倦?！保@祖等5）既指出這些“稗虞”（小說）和“象胥”（地理博物）之書是偏門曲學，詭僻怪誕，又肯定其能領讀者忘倦。一般來說，曲學比小說一詞的貶義色彩更重一些，外延更大一些。小說可以狹義地指小說書籍和文類，而曲學不僅可以包含小說，還可以指佛道之說、山經地志、醫巫方術、陰陽卜筮等。

元好問詩中提到曲學和小說，并不是談一個學術思想或著述類型的話題，而是詩歌從曲學小說中取材用典的話題。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元好問等宋金時人所謂小說主要指傳統的記錄見聞的文言小說，并非當時出現的諸宮調或平話之類的通俗文學。小說的本義原指那些不合經義的言說和記載，后來作為一個獨立而重要的文類，多記載見聞雜說、奇聞軼事以及零碎的知識學問等，與今人的小說有極大不同②，而與曲學的范疇有相近、相通的一面。曲學的含義側重在駁雜知識和異端學說，而小說也側重在其所記故事和知識為經史所不言，所謂不經之說也。元好問對曲學、小說的并舉，正是由于兩個概念本身都具有鄙陋和虛誕的意義。小說后文再論，這里先對元好問所說曲學的具體所指做一點分析，我懷疑主要是指佛道二家。

蘇黃等人作詩常取材佛書，用其典故，蘊含佛理，這影響到金朝詩人。如李純甫《雜詩六首》其四：“泥牛耕海底，玉犬吠云邊?！鄙暇溆谩毒暗聜鳠翡洝贰皟蓚€泥牛斗入?！敝Z，下句用《述異記》事。一禪籍，一小說，正是用曲學小說之例。李純甫“南渡后文字多雜禪語葛藤”（劉祁，卷十119），趙秉文“晚年游戲西域禪”（郝經，卷十105），兩位曾對元好問有重要影響的文壇領袖皆是如此，可見當時的詩風。然而，元好問本人對佛道之說有所排斥，他為趙秉文作墓志銘，說“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為害于世者其教耳。［……］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于二家者不在也”（《元好問文編年校注》272），特意提及趙晚年編集不收涉二家之作。元好問為李純甫作傳，也強調李著書合儒釋道三家為一（元好問，《中州集》219）③，意在淡化其佛教徒的身份，這背后隱藏著元好問對二人涉獵佛道（包括取材用典）的微詞以及挽回的心態。元好問的佛教信仰學界尚有爭議，但即便主張其有“一定的佛教信仰”的學者，也認為他是到興定二年（1218 年）寫《寄英禪師》才“開始形成了佛教信仰”（馮大北），而《論詩三十首》寫于此前一年。因此元好問以曲學稱佛道之說，反對用其典故，批判這一風氣的引領者蘇軾，是很有可能的。此外，元好問在《紫微觀記》中寫到五代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范儀，號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元好問文編年校注》362），在《扁鵲廟記》中稱扁鵲異事“虛荒誕幻”（1304），在《游承天鎮懸泉》中說介山妒女祠“誕幻虛荒”（《元好問詩編年校注》1388）④，各處的虛荒一詞都指道教或神怪之事，這也許可以作為元好問詩中“虛荒”的“曲學”乃指佛道之旁證。

下文論詩歌對小說的用典和取材。

二、宋代博學風尚下的小說閱讀

要理解元好問詩中的曲學小說及其批評的意義所在，就必須知道宋金時期的人們對于知識學問的追求，以及詩歌和詩學上的風尚。簡單說來，宋人在知識學問方面追求博學，在詩歌寫作時追求新異，并直接表現在所使用的典故和詞藻之上。這種新異的表達，有賴于從眾多書籍中挖掘和發現新材料。周裕鍇分析認為宋人看重讀書的意義有四個方面，其第四即“積累詩材”（《宋代詩學通論》149）。讀書的目的之一是儲備詩材，這一點宋人常說到，如《唐子西文錄》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志》云‘于書無所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是也?！保◤娦懈?47）《蒼梧雜志》記蘇軾說：“凡讀書可為詩材者，但置一冊錄之，亦詩家一助?！雹菰脝栍浧涓傅淖x書十法，第八條云：“八曰詩材。詩家可用，或事或語，別作一類字記之?！保ā对娢淖跃?58）宋人讀書廣博，留意儲備詩材，寫詩有“博典”之風，這種在知識學問和詩歌寫作中的博學風尚，便涵蓋到對小說的閱讀和取材。

中國古代有著悠久的博學致知的傳統，西漢揚雄就說過：“圣人之于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保ā斗ㄑ浴ぞ印罚┠媳背瘯r人們面對眾多的知識和書籍，明確主張博物洽聞，博學不再是圣人的異稟，而是學者的素養。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說“恥一物之不知，惜寸陰之徒靡”（歐陽詢879），《南史·陶弘景傳》記他“讀書萬余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李延壽 卷七十六1897），都表現出博學的追求和野心。從陸澄、王摛、沈約、劉峻等人的征事、隸事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他們在博學上所達到的驚人程度。齊梁的博學風氣與詩歌史上的第一次大量用事在時間上重合，并非偶然。黃侃說：“爰至齊梁而后，聲律對偶之文大興，用事采言，尤關能事。其甚者捃拾細事，爭述僻典，以一事不知為恥，以字有來歷為高?！保?88）中晚唐博學風氣再盛，段成式小說《酉陽雜俎》可為代表，僅從門目名稱即可見其所涉知識十分廣泛。前集卷八《黥》篇末條還提到“君子恥一物而不知”以及陶弘景的“一事不知，以為深恥”（654）。此外，李德裕博物廣知之事在小說中記載頗多，學者對此已有論述，不再贅述⑥。

宋代印刷術發達，獲得書籍較前代方便，因此讀書廣博更成為一種風氣。王宇根分析過黃庭堅與北宋晚期詩學中的閱讀與寫作⑦，其實不只是黃庭堅這樣典型的士大夫和優秀詩人，即便是地位低下甚至僻居鄉曲的讀書人，也有著強烈的博學廣知的熱情。如鄭樵“本山林之人”，卻“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鄭樵，卷二514），終于完成《通志》這一巨著。又如葉廷珪官位不顯，卻勤于讀書問學，其《香錄》自序其在泉州兼市舶司時，向蕃商詢問香之本末，“錄之以廣異聞，亦君子恥一物不知之意”（周嘉胄555），其類書《海錄碎事》自序又細述其自幼嗜書至老不衰的情景（葉廷珪1）。又如林駉不過是一位為書坊編纂科舉類書的地方儒士，同樣是“博極群書，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老釋之書，無所不覽”（黃仲昭587）?！皭u一物之不知”的傳統話題，到宋人這里也有了更多更具體的表達。南宋許德夫名其齋為“恥齋”，即取其義，魏了翁《恥齋記》云：“恥一物之不知，懼格物之未至也。今虞初稗官之說，旁行敷落之教，凡將急就之文，一有不習，則知恥之?！保?64）“旁行敷落之教”指佛教和道教⑧，和小說一樣都是讀書人應該了解的。小說自漢晉以來直至唐宋，數量眾多，內容豐富，自然成為博學廣知的重要來源。因此我們在宋代文獻中常?？吹?，當稱許和夸贊某人博覽群書時，往往提及小說。如歐陽修說余靖，“自少博學強記，至于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歷，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366）；趙汸評劉敞，“其典故之博，則上而秦漢以來帝王之制作，古文奇字之音訓，下而山經地志、陰陽醫卜、稗官小說之書，莫不淹貫”（趙汸，卷二190）；李彥弼說劉弇，“裒書萬卷，悉經目，自稟安世語記，下至虞初小說、稗官之書，歷吐牙頰間”（劉弇377）；衛宗武說林丹嵒，“蓋其于經子傳記，歷代詩文，以至九流百家，稗官野史，靡不誦閱”（衛宗武，卷五705）。前文所舉張溫、林駉也是如此。

宋人自敘讀書廣博，往往也列舉出小說。如王安石自述，“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于《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卷七十三1280—1281）；鄭俠自述，“三氏之外，百家傳記，歷代史載，至于醫方小說，見必取讀”（卷二377）；劉弇自述，“蓋自六經已還，九流百氏、職方歸藏、稗官小說、牛醫馬經、黃老卜筮之所傳，與夫客卿、烏有、九歌、九辯、騷些之文章，蓋無所不窺”（卷十八228）；張淏自述，“嗜書之癖，［……］雖陰陽方伎、種植醫卜之法，輶軒稗官、黃老浮圖之書，可以娛閑暇而資見聞者，悉讀而不厭”（80）。宋人這種風氣自然也傳入北方，元好問為李遹寫墓碑《寄庵先生墓碑》，便說“至于星歷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臻妙”（《元好問文編年校注》673）。這種泛覽小說曲學的風尚，甚至引來一些學者的批評，如黃裳說：“余謂學士大夫，或馳騖于名山入傳注，涉獵百家之小說，以博為功，以辨為能，終日牽援，自以為至樂，然其于德性也略?！保ň硎?19）認為當時學士大夫以博學為能，而忽略了尊德性。這恰好說明在當時人看來，涉獵小說、以博為功已是一種風尚。事實上理學家也不反對博學，朱熹注釋《大學》“致知在格物”說：“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保?）格物致知在這里和博學廣知打通了。

關于宋人的小說閱讀，《歸田錄》記錢惟演的一段話比較出名：“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保W陽修1931）記錄見聞的小說，以其記錄趣聞逸事、奇聞異說、人情物理、知識訓誡，而贏得古人喜愛。在古代各類書籍類別中，小說數量最多，內容也最為豐富，如胡應麟所說，“然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⑨。古代小說有記事實、探物理、辨疑惑以及廣見聞的目的和功能，古人如果想要博學廣知，自然是離不開小說的。

三、宋人用小說作詩與注詩

宋人于書無所不讀，也喜歡將各種書里的故事、詞句、知識等運用到詩歌之中，令詩歌富于書卷氣息，也顯示出作者學養之淵深，這里面便有很多來自小說、傳記等雜書。詩歌使用小說典故的歷史可追溯到六朝，庾信是第一個大量使用小說典故的詩人，唐代李白、杜甫、李商隱、陸龜蒙等作詩用小說典故在數量和技巧上都有很多表現。而到了宋代，人們在詩歌寫作中求新求異，要求在典故和詞藻方面有不同于前代的新事、新詞，而小說恰能提供這樣的“詩材”。魏了翁說王安石“博極群書，蓋自經子史以及于百家、急就之文，旁行敷落之教，稗官虞初之說，莫不牢籠搜攬，消釋貫融”（魏了翁，卷五十一583），從西崑詩人到王安石，宋人在使用小說典故方面已有不少創新，而蘇軾、黃庭堅更將此道推至頂峰。周裕鍇認為，宋詩學中有關用事的論述圍繞四個方面展開，第一項是“宋人用事推崇廣博富贍”，而蘇軾用事“已擴展到稗官小說”（《宋代詩學通論》516），黃庭堅也是“廣羅稗官小說語、禪語、梵語入詩”（《江西詩派風格論》76）。我曾撰文考察蘇黃等人使用《世說新語》的情況⑩，下面略談二人使用其他小說典故的情況。

蘇軾使用小說典故有充分的自覺，他在一些詩歌中加上自注，以免人們發生閱讀的困難，而這些加注的典故大部分就來自小說。比較有名的一首是《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道華亦嘗啖一棗，（唐永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天師藥，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獨得之。予在岐下，亦嘗得食一枚。）契虛正欲仇三彭。（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答。）［……］負書從我盍歸去，群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略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云，躅空仰涂，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云書閣吏蔡少霞書。）（《蘇軾詩集》2069—2070）?

括號中的文字為蘇軾自注。前兩句提到的侯道華成仙事和契虛游仙府事，均見《宣室志》；山玄卿撰《新宮銘》事，見《集異記》，夢人遣書碑為陳幼霞事，見《逸史》，涉及三部唐代小說。順便說，蘇軾將蔡少霞、陳幼霞兩件事搞混了，洪邁專門辯駁過（171—172），這也說明宋人讀詩時頗注意其中的小說典故。

蘇詩用小說又如《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唱和四絕句戲用其韻跋之》其二云：“生平賀老慣乘舟，騎馬風前怕打頭。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弊宰ⅲ骸敖允浪鶄麇X氏故事?！保ā短K軾詩集》1512）遇打頭風是錢俶故事，“無蟹有監州”是小說《歸田錄》所記錢昆故事（歐陽修1937）。又《書焦山綸長老壁》云：“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备侵苯釉谠娭兄v述故事。趙次公評：“此篇先生用小說一段事裁以為詩，而意最高妙?！保ā短K軾詩集》552）蘇軾還有意使用本朝故事。如《趙成伯家有姝麗仆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韻一笑》“何如低唱兩三杯”句下注：“世傳陶谷學士買得黨太尉家故伎，遇雪，陶取雪水烹團茶，謂伎曰：黨家應不識此？伎曰：彼粗人，安有此景，但能于銷金暖帳下淺斟低唱，吃羊羔兒酒。陶默然愧其言?！保ā短K軾詩集》2526）這一陶谷軼事未見此前小說記載，大約蘇軾得于傳聞。蘇軾在詩序和詩注中也喜歡講一些地方掌故、故老傳說，如《陌上花三首》敘言吳越王與妃書“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芙蓉城》的敘和詩講王子高芙蓉城故事，《游凈居寺》敘記惠思故事及寺廟興廢，《送喬仝寄賀君六首》敘言唐末五代人靖長官、賀水部事等。這些故事若單獨記下，如陶谷事一樣，都可以看作小說，與《東坡志林》某些篇段在風格上并無不同。

蘇詩用小說這一點宋以來學者即已道出。最早大約是《風月堂詩話》（第一節引），舊題王十朋《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序也說，東坡“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蘇軾詩集》2833），而趙夔在為蘇詩作注時，于“一句一字，推究來歷，必欲見其用事之處”，“經史子傳，僻書小說，圖經碑刻，古今詩集，本朝故事，無所不覽。又于道釋二藏經文亦嘗遍觀抄節，及詢訪耆舊老成間”（《蘇軾詩集》2832）?？梢娝未⒓覍μK詩用小說已有明確的認識。清代學者持同樣的看法，如葉燮說：“蘇詩包羅萬象，鄙諺小說，無不可用。譬之銅鐵鉛錫，一經其陶鑄，皆成精金?！保?96）王士禛說：“子瞻貫析百家，及山經海志，釋家道流，冥搜集異諸書，縱筆驅遣，無不如意?！保ň硪?796）釋家道流和冥搜集異大致就是曲學和小說。邵長蘅《施注蘇詩·例言》云：“詩家援據該博，使事奧衍，少陵之后，厪見東坡。蓋其學富而才大，自經史四庫，旁及山經地志、釋典道藏、方言小說，以至嬉笑怒罵，里媼灶婦之常談，一入詩中，遂成典故?！保ㄌK軾，《蘇軾詩集合注》2717）上引諸人提到蘇詩用典多來自釋道、小說等，這便是元好問說的曲學與小說。

黃庭堅在詩學上也主張多讀書，他為畢憲父詩集作序時嘆其讀書廣博，“貫穿六藝百家，下至安成、虞初之記，射匿候歲、種魚相蠶之篇，鼻嚏耳鳴之占，劾召鬼物之書，無不口講指畫，使疑者冰開”，欲讀懂其詩也須讀書，“非博極群書者，不能讀之昭然”（《黃庭堅全集》356）。這正是他本人的詩學追求。劉克莊說他“薈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搜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只字半句不輕出”（478），正是說其造語用詞有其來源，其中的奇書異聞其實就是小說。作詩者如此，注詩者體會尤深。據《黃陳詩集注序》記載，任淵注釋黃庭堅、陳師道詩便說：“二家之詩，一字一句，有歷古人六七作者。蓋其學該通乎儒、釋、老、莊之奧，下至于醫、卜、百家之說，莫不盡摘其英華，以發之于詩?！保ā饵S庭堅詩集注》1）許尹也認為二家詩“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雋永》《鴻寶》之書”（《黃庭堅詩集注》2）?？梢哉f，宋代詩歌對注詩者和讀詩者都提出了博學的要求。無論博極群書，還是作詩用典取材，或是注釋和理解詩歌，都有小說和曲學的高度參與。

蘇黃之后，作詩用小說成為一種普遍的做法。南宋初紹興十九年（1149 年）傅自得為葉廷珪《海錄碎事》作序，引述“前輩”語云：“凡天下之書，雖山經地志、花譜藥錄、小說細碎，當無所不觀；古今之詩，雖巖棲谷隱、漏篇缺句，當無所不講。謂詩為當博者之論又如此?！保ǜ底缘?）對于小說等書不只是無所不觀，也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因此作詩者當博學，讀詩者也當博學。傅序還稱葉廷珪親手抄錄之十余萬事，“大抵皆詩才（材）也”（傅自得3），正道出詩歌與典故材料的關系。小說是新穎詩材的最佳來源。吳潛《九十用喜雪韻四首》其三云：“旋添酒興嫌工正，旁索詩材喜稗官?！保ǜ佃?7880）便道出小說這一奇妙功用。用小說曲學的典故，是豐富詩歌的內容和表現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宋詩在技巧性方面登上詩學巔峰的重要階梯。順便提到，由于宋人喜好從小說中尋找典故，有好事者干脆杜撰“偽典小說”，編造故事、代名等以供詩人采擷?。與此同時，也有注釋杜詩、蘇詩的好事者編造典故和詞句，用“偽注”來附會原詩句。邵長蘅評杜詩注之弊云：“好博者謂杜詩用字必有依據，捃摭子傳稗史，務為泛濫，至無可援證，則偽撰故事以實之?！保?44）或泛取子書、傳記、小說為注，或偽撰故事為注，這便是宋人注杜、注蘇的做法。偽典、偽注均與小說關系密切，這從側面反映出當時人在作詩和注詩時對小說的重視和依賴。

四、古人對小說與典故關系的認識

由于宋人普遍地以小說入詩，以致在談論一部小說時也會留意它提供典故、詞藻的功能。如宋人作《述異記》后序云，“誠可以助緣情之綺靡，為摛翰之華苑者矣”，晁公武說此書“將以資后來屬文之用，亦博物之意”（546）。陳振孫注意到偽典小說《清異錄》“每事皆制為異名新說”（340），有提供典故和代名的用意。到了元代，詩法詩格書籍在論用事時便正式提到小說。陳繹曾《文說》有“用事法”一篇，分九種，最后一種為“泛用”，“于正題中乃用稗官小說、諺語戲談、異端鄙事為證。非大筆力不敢用”（1344）。泛用是指取材廣博，而用小說等正是有大筆力的表現。此后元人徐駿的《詩文軌范》和明初曾鼎的《文式》，均將《文說》整段收入，包括“用事法”一篇。晚明以后，學者們在談小說時也常有作材料和辭藻的話。如姚汝紹《焦氏類林序》：“不但揮麈者資其談鋒，而操觚者亦掇為菁藻?！保ń垢f1）林茂桂《南北朝新語·自序》：“后之捉麈者得以窺炙輠懸河之奧，而摛藻者亦得以游魚翰鳥之趣?！保?）張潮《虞初新志》凡例十則之一：“文人銳志鉆研，無非經傳子史；學士馳情漁獵，多屬《世說》、稗官?！保@祖等321）王士禛更引“昔人”之語云：“《楚辭》《世說》，詩中佳料?！保ň砣?026）小說可為詩歌提供典故，這在宋元以后已成為共識。

不只是文人談小說會出現典故相關的話題，嚴肅的學者也會從這個角度去看待小說，這里舉《四庫全書總目》對小說的評語便可見一斑：

《西京雜記》：其中所述雖多為小說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杜甫詩用事謹嚴，亦多采其語，詞人沿用數百年，久成故實。（永瑢等1182）

《神異經》：不但文人詞藻，轉相采摭已也。（1206）

《海內十洲記》：足見其詞條豐蔚，有助文章。（1206）

《漢武洞冥記》：后代文人詞賦，引用尤多，蓋以字句妍華，足供采摭。（1207）

《拾遺記》：然歷代詞人，取材不竭。亦劉勰所謂“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者歟？（1207）

《述異記》：將以資后來屬文之用，亦《博物志》之意。（1214）

《清異錄》：后人頗引為詞藻之用。［……］則宋代名流，即已用為故實。（1215）

《四庫全書總目》在《南北史識小錄》提要中有一段論南北朝史書云：“蓋自沈約《宋書》以下，大抵競標藻采，務摭異聞，詞每涉乎儷裁，事或取諸小說。延壽因仍舊習，未盡湔除，宜為論者之所惜。然揆以史體，固曰稍乖，至于賦手取材，詩人隸事，則樵蘇漁獵，捃拾靡窮?！保?78）說沈約以來的六朝史書多好異聞和辭采，而李延壽《南北史》因仍舊習，雜取小說，稍乖史體，但后來詩人用事往往由此取材。這話背后的思想，正是小說可為詩人取材之意。四庫館臣在此還作了個有趣的比喻：“譬如柟瘤為病，而制枕者反貴其文理也?！保?78）楠樹長了瘤子，本來是樹木生病，但作木枕的人反而看重其特別的文理。這樣一講，小說和正史（史書）以及詩歌的關系就更清楚了。

不唯如此，清代學者在區別小說類屬、辨識小說作品時，還以典故作為一個區分標準，《四庫全書總目》在區分小說和雜史時說：“紀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以述朝政軍國者入雜史，其參以里巷閑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此門?！妒勒f新語》古俱著錄于小說，其明例矣?！保?204）所謂詞章細故，就是指可以入（或已入）詞章的零碎典故。張之洞編《書目答問》，對收入的小說也采用了類似的標準：“唐以前舉詞章家所常用者，宋以后舉考據家所常用而雅核可信者?！保?44）所謂“詞章家所常用者”，就是文人常用其典故?？梢娫谇迦诵哪恐?，為詞章家提供材料和典故，已成為判斷小說屬性和價值的標準之一。

錢鍾書《談藝錄》講到一些人誤用《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故事，并舉前人之批評，總結說：“唐宋人已以文言小說入詩及駢文，而不以入古文，尺牘、題跋等小品則可通融。晚明白話小說大行，與文言小說不特入詩而且入古文［……］康熙以后，文律漸嚴，詩可用文言小說而不可用白話小說，古文則并不得用文言小說。［……］余童時聞父師之教亦爾。未著明文，或成墜緒，拈出以補記載之闕?！保?59）錢鍾書這里談到幼年學詩的經歷頗有價值，父師皆以此為教，可見文言小說入詩是一種常態。不過，晚明以來也有學者對此提出批評，如鄧云霄說：“讀書正如交朋，用事正如請客。讀古來名賢之書，用古來共見之事，便如滿堂佳客皆海內名流，為有目者共羨，主人亦覺生色。若讀稗官小說，用僻事，使怪字，何異傖父投刺、田夫登筵？”（395）反對用小說中僻事怪字。清代學者討論更趨深入。趙翼說：“梅村熟于《兩漢》《三國》及《晉書》《南北史》，故所用皆典雅，不比后人獵取稗官叢說，以炫新奇者也?！保?286）稱贊吳偉業用事出正史而典雅，批評用稗官小說以炫新奇的人。但有意思的是，趙翼談蘇軾用小說時態度則有所不同。他引蘇軾《白鶴觀新居將成》詩句并指出其典故來源后說：“皆唐人小說也。想坡公遭遷謫后，意緒無聊，借此等稗官脞說遣悶，不覺闌入用之，而不知已為后人開一方便法門矣?！保?216）特別提到蘇軾用小說入詩的帶頭作用。實際上，趙翼本人也用小說事，還因此被朱庭珍批評：“趙翼詩比子才（袁枚）雖典較多，［……］街談巷議、土音方言，以及稗官小說、傳奇演劇、童謠俗諺、秧歌苗曲之類，無不入詩，公然作典故成句用，此亦詩中蟊賊，無丑不備矣?！保?366—2367）

朱庭珍明確反對詩用小說：

詩不可入詞曲尖巧輕倩語，不可入經書板重古奧語，不可入子史僻澀語，不可入稗官鄙俚語，不可入道學理語，不可入游戲趣語，并一切禪語丹經修煉語，一切殺風景語，及爛熟典故與尋常應付公家言，皆在所忌，須掃而空之，所謂“陳言務去”也。［……］此外講考據者以考據為詩，工詞曲者以詞曲為詩，好新穎者以冷典僻字、別名瑣語入詩，好游戲者以稗官小說、方言俚諺入詩。凌夷至今，風雅掃地。（2407）

還批評“其宗派囿于宋人”的厲鶚“好用說部叢書中瑣屑生僻典故，尤好使宋以后事”（2367）。

追溯起來，元好問大約是對小說曲學入詩明確予以批判的第一人，而這與他對宋詩（包括用典）的批判也是一致的。僅以《論詩三十首》而論，第22 首和第26 首都說到蘇黃的奇和新。宋詩之新變即是對唐詩的革新，“新”的一個重要辦法如趙翼所言，是“書未經人用過”（1202），所以大量從前人未曾注意的曲學小說中選取典故詞藻，達到文字一新的面貌。但元好問從退化論來看待詩歌演變，其《東坡詩雅引》說蘇詩“有不能近古之恨”（《元好問文編年校注》180），就是以古為高，這與張戒、嚴羽的詩學觀念和認知模式相近。張戒說：“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為詩，而不知詠物之為工，言志之為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保?52）嚴羽則批評“近代諸公”：“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著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保?6）“用字必有來歷”是關于典故詞藻的，用字就是用詞、用語的意思?！把喉嵄赜谐鎏帯?，如次古人韻，用尖叉詩韻等。?而張、嚴二人認為這樣寫詩有損風雅，“終非古人之詩”。元好問《詩文自警》引周德卿言：“文章以意為主，以辭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豈文之正也哉！”（《詩文自警》459）這里的辭和辭語，就是嚴羽說的“文字”。文、辭再工（工在這里主要指有出處來源，使用巧妙，對偶工整），也不是文之正途。曲學小說是宋人使事用字的重要來源，因此反對使事用字的矛頭，最終被元好問直接對準到曲學小說上來。

《論詩三十首》第23 首的前兩句說到宋詩（蘇詩）的兩個表現，一是從曲學小說用事取材的做法，一是俳諧和怒罵的內容風格，這與嚴羽說的“多務使事”和“以罵詈為詩”正相應合，只是具體到用曲學小說，增加了“俳諧”?！扒鷮W虛荒小說欺”的“欺”字有兩層含義，一是欺詭，一是欺騙。欺詭義近于虛誕，是對曲學小說的性質的揭示；欺騙指其發生于讀者的效果。至于元好問此詩所說的“古人”，以時代而論是指魏晉之前，那時用典本就很少，更談不上用曲學小說。元好問繼續說，今人應嘲笑古人拙陋，因為他們作詩只會用“雅言”，不會用來自曲學小說的典故詞藻，也沒有俳諧怒罵的內容和風格。由于古人普遍推崇詩騷風雅和漢魏古詩，元好問以此為邏輯前提，通過歸謬法完成了對蘇黃用曲學小說是錯誤的這樣一個論證，以反話收結全詩。

然而在蘇黃之后，以小說入詩已成普遍現象，甚至一些典故和詞藻已經凝固沉淀而進入詩歌傳統，一概排斥來自小說曲學的典故詞藻，實際上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就連元好問本人也不能避免用小說，《論詩三十首》就有不少，如第9 首“陸文猶恨冗于潘”，自注“陸蕪而潘凈，語見《世說》”（《元好問詩編年校注》53）；第11 首“暗中摸索總非真”（55），暗中摸索之語來自唐代小說《隋唐嘉話》；第14 首“華歆一擲金隨重”（58），事出《世說新語》；第15 首“何曾憔悴飯山前”（58），飯顆山事出唐代小說《本事詩》。南宋沈作喆有云：“黃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保ň戆?1）我們由此也可以進一步說，蘇黃以及后來的詩人“離曲學小說一步不得”，而對于元好問發出的“曲學虛荒小說欺”的感慨，也應有更為全面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