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陳子昂《感遇》的整體性、主題淵源及復古價值

趙曉華

陳子昂《感遇》三十八首繼承阮籍《詠懷》八十二首，以“漢魏風骨”與“興寄”精神為核心范疇，代表了有自覺意識與理論主張的唐代詩歌復古的開端。明清復古派考辨詩體源流時充分肯定了它在唐詩史上恢復漢魏古體的價值，一些基本看法直接為近代的文學史書寫所接受，并在后世文學史建構中形成長期穩定的表述。不過，在這些共識之下仍留下了一些重要問題有待進一步討論。其中，“感遇”這一標題的含義與三十八首作品作為組詩的整體性問題尤須重加討論，這些問題最終指向的便是陳子昂以《感遇》復古的真正宗旨與價值。本文認為，《感遇》三十八首繼承漢賦中突出的“士不遇”主題，是陳子昂在時命不諧、失道退隱的境遇下對士人出處的理性反思，其復古的價值不僅在于詩體層面，同時也是“士志于道”的古老精神在唐詩中的一次復興，實際上恢復了《詩經》“興、觀、群、怨”的詩教功能，對后來李白明確以“復古道”自任、創作《古風》詩，以及元白的諷喻詩學都有直接的影響，甚至韓愈“文以明道”的古文理想亦與之一脈相承。對此，學界尚未有充分的認識，本文圍繞陳子昂《感遇》詩的組詩性質、主題淵源展開，嘗試作一些初步的討論。

一、“感遇”的含義與《感遇》三十八首的主旨及整體性

“感遇”這一詩題有別于記錄具體的創作信息的標題，其所指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對它的意涵，古人有不同的看法，概括起來主要有兩種理解。一為懷思知遇之意。此說以唐汝詢為代表，《唐詩解》卷一引呂延濟《文選注》云：“感，思也。思其有幸遭遇?！保ㄍ跽駶h5）呂所注者是江淹《雜體詩·劉文學感遇》的標題，唐汝詢引此，認為陳子昂使用“感遇”一詞的意旨與此相同。從此說者較少。二是因所感所遇而發之于詩歌創作，如明人張震即指出：“‘感遇’云者，謂有感于心，而寓于言以攄其意也。又云感之于心，遇之于目，情發于中，而寄于言，如莊子寓言之類是也?！保ㄌ瘴涅i78）清人王士禎、沈德潛都主此說。沈德潛更專門針對唐汝詢之說，反駁曰：“感于心，因于遇，猶莊子之《寓言》也，感知遇意自別?！保ㄉ虻聺?）這一解釋強調“感遇”之“遇”，不是士人遇合之“遇”，而是詩人隨時目遇之情事，但他們又比擬莊子《寓言》，則又有強調其寄托之意，在明清詩論中“感遇”亦多作“感寓”，可能與這個解釋有關。

現代的唐詩研究普遍接受后一種釋義，并進一步強調它的“隨時感興”的創作契機。如朱東潤言“《感遇》是抒寫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一些詩篇的總標題”（朱東潤19），韓理洲在總結前人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感遇”具有的特殊含義：一是別有寄托，二是含有及時實錄之意（韓理洲158—160）。這一看法又直接與《感遇》三十八首的系年問題相關聯，韓理洲的解釋自然意味著非作于一時一地，這代表了學界普遍的看法，現有的系年亦明確指示了詩人創作的前后持續時間有十五六年之久。①由此，《感遇》三十八首成了陳子昂一生中的零散創作，甚至都不能被稱為“組詩”。羅庸即明確針對“組詩”的說法提出反駁：“《感遇詩》人多以一組目之，實誤。愚嘗詳考其本事，知其詩不虛作，乃作者對時代有個人之看法與批評，此為南朝士大夫所不能仰止也?！保ㄠ嵟R川 徐希平137—138）羅氏充分肯定了《感遇》諸作的思想內容，卻否定了它的組詩性質與整體性。

但是，盡管學界普遍接受第二種看法，這一看法卻明顯與陳子昂的好友及其他唐人的認識有較大的出入。盧藏用為他裒輯遺作并撰序、立傳，其序云：“至于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保ㄅ響c生2）盧氏指出《感遇》在情感上發憤陳情和義理上探微研幾的特點，并用司馬遷自敘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述作理想稱許之，把詩歌寫作的意義與價值拔擢到與《史記》同等的地位。據盧氏《陳氏別傳》記載：“（陳子昂）嘗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之后，以迄于唐，為《后史記》，綱紀粗立，筆削未終，鐘文林府君憂，其書中廢?！保ㄅ響c生1564）可知陳子昂在告歸隱居時有重修漢唐歷史的宏愿，已粗立綱目，惜丁父憂，旋即又為段簡所害，志事未就。且陳子昂將之命名為《后史記》，起于漢武帝，顯然以繼承司馬遷《史記》事業自任，盧藏用對其《感遇》詩的評價可謂知音者言。這個評價醒目地強調了《感遇》詩在創作精神與主旨上有著突出的統一性。又盧氏“懷友詩”云：“陳生富清理，卓犖兼文史。思縟巫山云，調逸岷江水。鏗鏘哀忠義，感激懷知己。負劍登薊門，孤游入燕市。浩歌去京國，歸守西山趾。幽居探元化，立言見千祀。埋沒經濟情，良圖竟云已?！保ㄅ矶ㄇ?003）詩歌稱許好友的才華氣節，尤其點出薊、燕之游后毅然隱居的選擇，“幽居”一句取用屢見于《感遇》詩的類似表達，顯然就是指《感遇》三十八首。這里充分說明，盧藏用把《感遇》看作陳子昂歸隱之后的創作，是在比較集中的時間內完成的，而非散布于他一生的各個階段?！傲⒀浴奔粗盖笆鲂蕖逗笫酚洝返闹鞠?，而作詩與修史對舉，又意味著作《感遇》詩與修《后史記》性質的相似?！陡杏觥啡耸字胁簧僮髌窂臍v史興衰的角度批評時政風俗，集中表達了詩人的歷史觀與政治觀，未嘗不能看作陳氏撰寫《后史記》時的感激之作。

盧藏用是陳子昂的摯友，熟知陳子昂的事跡與抱負，他對《感遇》詩的上述看法，可能帶有一定的溢美之詞，但無疑是可信從的。后來杜甫稱頌陳子昂的道德文章云“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仇兆鰲949），“忠義”之說，正從盧藏用“鏗鏘哀忠義”一句化來。杜甫認為《感遇》是陳子昂忠義之節的重要體現，這個評論中雖有許多具體看法隱而未發，但是很顯然，在杜甫看來，《感遇》在陳氏創作中是一個有某種統一性的組詩，有它的整體性，這和盧藏用的看法是一致的。王嗣奭對杜詩意旨的解釋也可說明：“此詩前提圣賢，后結忠義，蓋能立忠義，乃是圣賢之徒，而終古不朽矣。公特闡其幽，見其文章有本領也?！保ㄍ跛脢]157）“文章有本領”正是說《感遇》有立言立身之意。

中唐趙儋為陳子昂撰寫《旌德碑》，碑序詳敘其家世、才干與仕宦始終，悲嘆陳子昂有致君堯舜之才卻未遇堯舜之君。銘文詠及陳氏隨武攸宜北征、忠諫之言不被采納時的悲憤憂郁情狀，作者再次感慟于陳子昂的時運不偶，不禁用自注的形式特別舉出《感遇》之作：“嗟乎！道不可合，運不可諧，遂放言于《感遇》，亦阮公之《詠懷》。已而！已而！陳公之微意在斯?！保ǘa等7549）足以說明《感遇》之作與陳氏時道不合的認識直接相關，幽微地寄托了他對時事的批評。在趙儋的敘述中，顯然也是把《感遇》三十八首看作一個整體。

晚唐孫樵則把陳子昂納入司馬遷建構起來的歷代圣賢、才士窮厄而著書立說的傳統中，他在《與賈希逸書》中盛推賈希逸《五通》五十篇，舉古今著述闡明“取深而身窮”之論，云“陳拾遺以《感遇》窮”（董誥等8324），將《感遇》詩視作陳子昂政治理想與遭遇的全部寄托。后文言賈作“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董誥等8324），這與盧藏用等人對陳子昂的評價一致。所以可以說，孫樵的贊語里同樣道出了文中所舉陳子昂等時命不合的有志之士寄意于“立言”的根本特征。

上舉唐人關于《感遇》詩的闡述都表明，這三十八首作品是陳子昂的集中寫作，作于他辭官退隱時期，其根本的主題是對士人遭際出處的思考。士人的遭際出處，就是“遇”與“不遇”的問題?！案杏觥睆钠渥置嬉馑级?，就是“有感于士之遭遇”。江淹《劉文學感遇》擬寫劉楨詩，以生于偏遠南國的橘柚自喻，言其得蒙圣主寵遇、列侍于芳池金殿，感激君主的鴻恩過于自己所望，正如呂向所注，是“思其有幸遭遇”之旨。其主題正與劉楨早年詩歌所述曹氏父子禮賢下士、自己幸蒙知遇的情形酷肖，江淹以“感遇”為題，可謂恰切地概括了劉詩的主題，當然也可能劉楨原就有以“感遇”為題的作品。不過，劉楨為曹氏所賞識，所以他的《感遇》表達的是“有感于知遇”；對陳子昂而言，則是“有感于不遇”，這是兩人同題之作的不同所在，唐汝詢引呂向的解釋時，對此未作說明，并偏向知遇一端，這可能是沈德潛認為“感知遇意自別”的一個原因。

《感遇》三十八首規模宏大，各篇主題龐雜不一，表現手法也各不相同?；蛎鑼懹钪孀匀坏氖⑺ヅd替，如其一“微月生西?！?、其二十二“微霜知歲晏”；或詠物以寄意，如其二“蘭若生春夏”、其二十三“翡翠巢南?！?；或如其五“市人矜巧智”、其二十四“挈瓶者誰子”諸作直接議論社會政治；其二十六“荒哉穆天子”、其二十八“昔日章華宴”等則由歷史興感，引古興諷；另有作品直從生平經歷著意，如其二十七“朝發宜都渚”、其二十九“丁亥歲云暮”、其三十五“本為貴公子”。從各篇的起興句來看，引發詩人寫作緣起的事件確實各不相同，這是明清詩論家和今天的研究者認為它們乃隨時感興、非作于一時一地的主要依據，尤其是有些篇目可以與詩人的經歷有直觀的對應，可以依據其生平活動為之系年，更易使人認為它們作于不同時期。然而，這些主題、寫法各不相同的作品沒有按各自不同的內容或主題來分別命題，而是統一在“感遇”這一標題下，這說明它們是有內在聯系的，作者是按一個統一的意旨來創作的。這個內在聯系和統一的意旨，就是“感士之不遇”。沈德潛等人“因所遇而感”之說，只著眼于孤立地看待各首作品，確有一定的道理，卻未顧及這一內在聯系。

二、《感遇》詩的主題淵源與結構

《感遇》三十八首之間有著內在聯系，是有其整體性的組詩，這是由“感遇”這一文學主題的歷史淵源決定的。從現存文獻來看，陳子昂之前詩歌史上“感遇”命題的作品，遲至江淹的《劉文學感遇》，最早則可能是劉楨，但士之遭遇問題，則可謂是文人文學發生發展的根本動力，它發源于屈原，而在漢初成為辭賦文學的重要主題，詩歌創作上的“感遇”主題實際上以此為淵源，并且繼承了它的具體的思想內涵。

屈原在《離騷》《九章》中表達才德雙修之士不得于時的感激憂憤之情，成為個體文學發憤抒情的開端。漢賦的言志抒情便主要繼承了屈騷中的生不逢時之嘆，賈誼之《吊屈原賦》借哀嘆屈原的命運而自抒憂憤云：“嗚呼哀哉！逢時不祥?！保ㄙM振剛 仇仲謙 劉南平4）東方朔《七諫·自悲》承此抒情模式：“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保▏揽删?26）②這些作品在屈原的生命悲劇中融入自己與時俗乖違的困頓，把屈原的“哀朕時之不當”（洪興祖25）發展為“哀時命之不合”。嚴忌《哀時命》的篇名命題直揭意旨，也同樣在開篇慷慨直抒：“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時?！保▏揽删?61）并且，在嚴忌看來，因為時代不同、地位不同，他們已經無法像屈原那樣通過“陳辭”來獲得堅定的信念，反而招徠禍害：“靈皇其不寤知兮，焉陳詞而效忠?！倍蔼毐銗€而煩毒兮，焉發憤而抒情”則表明，在這里，“發憤抒情”也被否定了。

漢代前期士人“時命不合”的慨嘆，是士人在漢代大一統政體下所遭遇的新的困境，在這種境遇之下，他們一度向道家思想尋求解脫。賈誼《鵩鳥賦》用寓言的方式，從天道幽微難測、萬物變化無常的角度去認識淪落不偶的遭遇：“天不可預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其思想旨趣是老莊的，最終也借老莊達性命、齊生死的思想自遣，以“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德人無累，知命不憂”（嚴可均417）來對抗世俗浮沉。嚴忌也表示要“隱伏遠身”“寂默無聲”。這是一種消極的對抗，所求之“道”，是老莊的清虛無為之道，主要是一種精神性的舒憂撥悶。賈誼、嚴忌引屈子為易代知音，但屈原的離憂抒憤始終帶有強烈的實現自我生命價值的緊迫感與不懈追求，其精神的根本是儒家的。不過，他們引入了“天道”這一要素，就士人對自身遭際的思考而言，則是一個重要的發展。

董仲舒、司馬遷的“感遇”同樣以哀時命為基礎，如董賦開篇即發之以強烈的慨嘆：“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敝笔銜r運之乖謬，展現了“發憤抒情”的創作緣起。但是，董仲舒并未停留在抒情的層面，下文便具體闡述關于“時”的認識：“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辨詐而期通兮，貞士以耿介而自束?！保▏揽删?99）他對“時”有進一步的思考，認為是夏、商、周的鼎盛時期，“末俗”即三代末期風衰俗亂之世，并具體指出末世的惡習是“辨詐”。董仲舒直接以“士不遇”為賦題，而不再沿用“哀命”“哀時命”這樣的標題，將不遇的主體落實到“士”這一階層，則其關于時命的認識也帶有明確的階層屬性與人格要求。士人首先遵循儒家修身立德之教，吾日三省吾身，雖則如此仍是進退兩難。他引古代賢士卞隨、務光、伯夷、叔齊、伍員、屈原煢煢而靡知歸處的遭遇，從歷史角度闡明士不遇的普遍性，并借此表明自己的出處選擇：“將遠游而終慕”，終愿追隨前賢、不與末俗同流。文章最后再次申述時命不諧的境遇下遵循儒家立善揚名的價值觀：“孰若反身于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陛^之嚴忌、賈誼等寄托于玄遠之學，這可以說是符合“士”身份的積極有為的價值取向。陳螺渚評賈誼《鵩鳥賦》時以董仲舒作比照：“漢儒者不傍老莊門戶，惟一董江都?！保ㄓ诠馊A11b）正指出了這一點。

董賦從廣闊的歷史層面去認識“士之不遇”，而不是個人的偶發性的抒發，在前代“哀時命”主題的基礎上對士不遇作出更加理性、深刻的思考。正如錢志熙先生所指出的，其表達的立場已由個體轉為群體，反映的是士群體中普遍存在的問題（錢志熙127），因此，“士不遇”的表述更為典型，它也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傳統，在后世詩賦創作中不斷得到重申。

司馬遷在董仲舒之后作《悲士不遇賦》（嚴可均540—541），開篇便直揭主旨，悲嘆“士”的生不逢時：“悲夫！士生之不辰?！惫饰恼乱浴翱思簭投Y”、立善揚名的士君子修養為前提去認識時命不諧的問題。同時，賦中也繼承了董仲舒對時俗的批判，指出互相傾奪、好生惡死、好貴夷賤等惡習，而士人身處其間當保持自己獨立不遷的人格，并仍努力實現自我的生命價值，“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司馬遷最終以儒家三不朽的生命價值觀來觀照士不遇的問題，這是比董賦進一步的地方，也正是《報任安書》與《太史公自序》中所傳達的“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裴骃等3300）而發憤著書的生命選擇。雖然《悲士不遇賦》的結語同樣以老莊“委之自然，終歸一矣”自遣，但這是積極作為后的達觀之態，與賈誼、嚴忌的消極逃避不同。司馬遷顯然對前賢的哀時命有切身的同情理解，其自言讀賈誼《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裴骃等2503），但他面對士不遇的問題更具儒家的實踐意義，即立功之愿無法實現后寄托于立言、稱名于后世，這是在此前、此后的感不遇的辭賦作品中都比較特出的。

士人的遭際命運是漢賦的一個重要主題，兩漢重要文人幾乎都留下了類似的作品，如揚雄作《解嘲》，班固有《答賓戲》，又有《幽通賦》，張衡則有《思玄賦》等，而就對主題的概括而言，則仍以董仲舒、司馬遷的“士不遇”最為鮮明，給后世文人的觸動也最深刻。數百年后，陶淵明作《感士不遇賦》（逯欽立145—147）③，就是一個突出的事例。他在該賦的序中明言讀兩位前賢之文而慨然惆悵，促發他對“士不遇”問題的進一步反思。在這篇后出的賦作及其序言中，陶淵明更加完整地闡述了士之不遇的問題。士“奉上天之成命”，以忠信義為本，本應憑自己的才德而顯于世。但三代甚至黃唐之世的“真風”遠去之后，是一個“大偽斯興”的時代，“市朝驅易進之心，閭閻懈廉退之節”，歷代的潔己清操之士無不處于困頓窮厄之中。面對時命不諧的困境，他們深感天道幽渺難測，陷入懷疑與困惑之中，而最終選擇固窮守節的人生道路。古人評曰：“淵明樂天知命。然初志不遂，感慨流連，灑淚盈袂。士不遇時，其有傷類如此?！保ū本煼洞髮W中文系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318）正指出了陶淵明對士不遇的感慨之切與認識之深。

漢代以來士人對本階層不遇時的歷史命運的思考，創造了“士不遇”這一文學主題，他們的具體認識，則奠定了這一文學主題的主要內容，不僅在辭賦文體中沿承不絕，而且擴展到詩歌體裁中，這在陶淵明身上就體現得很明顯。陶詩常從世風不淳的角度抒懷言志，批評世人欺詐矯飾。如《時運》言：“黃唐莫逮，慨獨在余?！保ㄥ謿J立14）《飲酒》其三云：“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保ㄥ謿J立88）其二十又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保ㄥ謿J立99）這些詩與《感士不遇賦》互為補充，其所表達的立善揚名、固窮守節的出處選擇、避世以存真淳風俗的愿望，將漢賦中“感遇”的思考與精神引入詩歌創作。

三、《感遇》三十八首“感遇”主題的邏輯展開

陳子昂在董仲舒、司馬遷、陶淵明之后首次用組詩的形式醒目地將“士不遇”的現實困境與歷史根源作為復古詩歌的核心思想提出，將政治理想的復古寄寓于恢復漢魏古詩體制的實踐中，《感遇》三十八首的內容便主要圍繞士人之遭遇、世風之淪喪及朝政亂象、政策之失而展開，其內在的聯系即“士人遭遇”這一核心問題，《感遇》其一、其二可看作這組詩的序章。其一曰：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征？④

詩的前半篇純是敘述自然界日月升沉之理：月生西極時太陽即從東方升起，而當月亮最圓滿之時月中的陰影便已形成。后半篇轉述夏商周三代的興廢之事，末二語意謂：王者于改代際會的奧秘多么精妙，世代如斯，誰能洞曉呢？從整首詩的立意來看，前四句乃比興之用，借日月盈缺比喻萬事萬物互生互成，且無不處于迅疾的、無止境的規律循環之中，后四句興諭帝位更迭亦自有其規律。

關于此詩的詩旨古今有不同的闡釋，古人認為有政治興諷意味，如張震、陳沆都認為此詩旨在譏刺武后篡位之事，陳沆釋曰：“開章明義，厥旨昭然。陰月喻黃裳之坤儀，陽光喻九五之乾位。才人入宮，國運方盛；嗣君踐祚，煽處司晨。三統迭興，五德代運，循環倚伏，疇可情量？”（陳沆98）但事實上，陳子昂進入仕途時對武則天熱情稱頌，詩文中都明言自己遇上了千載難逢的圣明君主，聯系陳子昂骨鯁的性格，即便晚年對武后政權大為失望，當也不至于大改初衷，以篡奪之名諷之。今人則多以為它只是單純地表達黃老思想，羅庸《年譜》即認為它與第五、第七等作品都是陳子昂晚年耽愛黃老、《周易》思想的體現（徐鵬321）；而徐文茂據詩人《陳公墓志文》記載癸未年其父陳元敬山棲絕谷、放息人事，嘗宴坐，謂其四百年君臣遇合、賢圣當用之事，認為此詩即作于當年，演繹陳父囑托之理（徐文茂46—47）。二人的解釋都把《感遇》的創作看作演繹詩人的道家思想，這與陳子昂自己所強調詩歌寫作要有“興寄”，以及古人如盧藏用、趙儋指出陳氏《感遇》之作感激憂憤、考究天道、寄托微意的述作大旨相違背。此詩確實體現了古今研究者都關注到的陳氏耽愛鉆研黃、老之學，然而發之為詩，只能說是其言志說理的方式受到黃、老思想的影響，而不能等同于演繹思想。

事實上，這里繼承的是“士不遇”賦開篇以三代盛時杳邈難繼的認識觀照士人知遇問題，即前賢都強調的“時”的因素，如司馬遷感慨“天道微哉！吁嗟闊兮”。而陳子昂確實是受到黃老思想的影響，將天道自然的運化表達得更為強烈。因此，此詩作為組詩的第一篇，旨在揭示士人處世所遭遇的普遍問題：士人的遇與不遇，都與當朝政治直接相關，而政治興衰又是天道演化的結果。這體現了詩人基本的思考角度。組詩中反復出現的幽居觀物化的創作情態，正與這一思想呼應，如“林臥觀無始”“深居觀元化”，又如“吾觀龍變化，乃知至陽精”等具體表現萬物變化的興象。組詩中關于朝代興廢的看法，也多從天道難測這一思想去認識，如其十七敘述三代至漢朝覆滅的歷史，起結都強調運數的作用：“幽居觀大運，悠悠念群生”“大運自古來，旅人胡嘆哉”。既然政權的興廢都是天道運化的結果，而人生世間逆旅而行，更無力去改變“至精”之理。這里的歷史觀與其一呼應，揭示了“士不遇”的歷史必然性。

在天道運行、政治興廢的觀照下，《感遇》其二繼承詩騷的“香草美人”傳統，托物言志，直揭“感士不遇”之義。詩中言蘭草、杜若生于春夏，青翠芳華，卻在寂寞空林中蹉跎歲月，為秋風搖落，美好品質終不為人所識，顯然是以二草的命運比興士人不遇之悲。結句用一“竟”字，極有力度，體現詩人的憂憤深廣與諷興之意。因主要感激年歲不與、志事無成，古人或認為是詩人未仕時作，“恐歲月遂暮而無成也”（陶文鵬等79）；或“嘆君子失時而無成也”（陶文鵬等78）。這些確實都與詩意相關，但張震的解釋值得注意：“此詩子昂自惜有忠貞之節，幽靜之德，且生遇其時，而才冠于人，足以行其志，而不得用于時?！保ㄌ瘴涅i等79）張震強調的是，詩人有自修之德且生逢其時，卻終不能施展才華，正如芳草僅在春夏時展現它美好的姿態。劉揚忠先生也明確指出這是一首“感士不遇”的哀歌，將詩題“感遇”直接解釋為“感士不遇”，這是很對的，但文中只泛說是生不逢時（劉揚忠35—40），便不如張震言其在逢時后又失道更貼合詩人原意。如前所述，陳子昂詩文中確實表達過得逢明主的感激之情，其父四百年君臣遇合的囑托也對陳子昂的入仕心理有重要的影響，但終因詩人的濟世之道不合時政而失望歸隱。而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亦論及“時既至而不惠”的思考，故張震之說更好地呈現了“感遇”主題的承續性，其諷世意味也更為深刻。

《感遇》其三十一“可憐瑤臺樹”同樣借草木的命運興諭“士不遇”之旨，可看作《感遇》其二進一步的思考。此詩立足于“遇”的情形，言芳樹在其正好年華時得到君主賞愛、最終卻躲不過自我生命的凋零。前半篇與江淹《劉文學感遇》中寫丹桂的經歷相似，但陳詩意在指出即便受到知遇，亦難逃生命衰亡的自然規律，在“時”的因素外同時強調“命”。他在《昭夷子趙氏碣頌》中哀嘆趙貞固逢時而無命（彭慶生785）⑤，反映出這是詩人長期思考的結果。

因此可以說，《感遇》其一、其二即揭示了詩人關于士人遭遇的基本思想，士人處世，首先在歷史時代的運化中，而這運化又是天道運行的自然結果；士人處世，或不得于時，而即便得時亦可能不得用；此外，所有人又都逃不開自然的生死規律。這兩首詩基本上闡明了士人遇不遇的各方面的因素，在寫法與思想上都對前代哀時命與感遇主題進行了形象化的總結?！陡杏觥啡耸准姺倍鄻拥闹黝}都基于這一基本思考展開，結合風俗時政具體地闡發“士不遇”的原因與選擇。

首先，組詩對時代風俗展開具體的批評，如其五“市人矜巧智”、其三十“朅來豪游子”等批評世人傾相爭奪、競驅勢力之門，其二十“玄天幽且默”言世俗議論紛起、世人多詭言欺詐，其六“吾觀龍變化”則批評世人耽溺耳目之娛而嘲笑仙道清靜之理，其十八“逶迤勢已久”感嘆骨鯁之士不見用于衰世，唯有隱居自守。這些具體的批評同樣與董仲舒、司馬遷、陶淵明對衰世的看法相呼應。而前賢賦中所嘆慕的古賢屈原、務光、夷齊等，《感遇》詩中同樣舉他們的清靜自守與衰世的爭名逐利對照，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等。這些古賢的時命遭遇既是“士不遇”問題的出發點，他們最終的價值選擇又是后人思考這一問題的歸宿，是以立善揚名解決現實困境的真實寫照。

此外，《感遇》詩也從各個層面對朝政提出了批評。如其三“蒼蒼丁零塞”、其二十九“丁亥歲云暮”、其三十七“朝入云中郡”皆言當朝征邊之事，諷刺將帥無才而致使邊塞人民家破人亡；而其四“樂羊為魏將”、其二十一“蜻蛉游天地”、其二十四“挈瓶者誰子”都是針對武后用人之失而發；其九“圣人秘元命”則諷刺當權者利用讖緯妖言惑眾；其十五“貴人難得意”寓言君臣遇合之難；其三十四“朔風吹海樹”借漢代豪俠守邊的故事諷刺朝廷賞罰不公，其三十五“本為貴公子”則以自述生平的方式同樣寓意這一主題，“感時思報國”的慷慨意氣最終轉為“誰言未忘禍？磨滅成塵?！钡奈⒀杂乃?，對立功揚名的儒家價值觀提出懷疑，道出了陳子昂一生的出處始終，同時亦是“士不遇”主題的應有之義。陶淵明即感嘆“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這是古來共有的悲劇，將士功高而不封同時寓意士人有才有德卻在朝廷上未能得到公正待遇。但陳子昂關于朝政的批評較之“士不遇”賦更為全面，揭露的力度也更大，又如其二十六“荒哉穆天子”、其二十七“朝發宜都渚”、其二十八“昔日章華宴”嗟嘆史上穆天子、楚懷王荒淫誤國以懲戒當世。這些譏刺時政的內容，充分說明《感遇》其一從天道運行的角度認識朝政興廢并非歷史虛無主義，關于理亂之由，詩人有理性的思考。

總之，陳詩與《士不遇賦》一個共通的基本思考是，時俗倫理道德的淪失與君主的政治作為密切相關，這也直接導致了賢士不遇于時，《感遇》其十六即暗示此理：

圣人去已久，公道緬良難。蚩蚩夸毗子，堯禹以為謾。驕榮貴工巧，勢利迭相干。燕王尊樂毅，分國愿同歡。魯連讓齊爵，遺組去邯鄲。伊人信往矣，感激為誰嘆。

起句即闡明公道之淪失在于堯禹那樣的圣明君主已不復見于世，因此當今世道憑借工巧和勢利可以獲得恩榮?！把嗤酢彼木溥M一步感嘆禮賢下士的明君與高風亮節、不以榮名為意的賢臣都一去不復返，詩歌譏刺的對象同時包含君臣，“刺上下以利相取也”。（陳沆105）此詩也鮮明地反映了陳子昂所向往的治世秩序，即《禮運》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保ㄈ钤?062）起句“公道”便概括了這一社會理想。

因此，從風俗、朝政的盛衰角度去觀照“士不遇”，這是《感遇》三十八首內在聯系的基本思維方式，也是其主題深刻之處。陳子昂的其他作品也在時道不合的處境下表達了對前代賢主的追慕，典型如《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并序）》，組詩主題與上舉《感遇》其十六基本一致，詩人因觀燕都舊址而思及古賢士如樂毅、鄒衍、郭隗的事功與遭遇，慨嘆當世已無燕昭王一樣禮賢下士之明主。但懷古詩即景抒情，重在發揮一時的憤懣憂郁，而《感遇》詩則從更高的天道、歷史演化規律中去認識，盧藏用所稱“見變化之朕，接天人之際”，旨在揭示“士不遇”的普遍性，由個體的抒情轉向群體言志的層面。

因為對風俗、朝政清醒的認識，陳子昂認為世道衰頹乃勢之必然，組詩中反復表現的自然變化之理主要就是興諭這一關于時俗的判斷，如張震解釋“林居病時久”一詩“感萬物之生化，嗟時之易邁，此所以興嘆不平也”（陶文鵬等84）。而興嘆不平的根本旨歸是士人面對衰世如何自處的問題，其七“白日每不歸”結語云“鴻荒古已頹，誰識巢居子”，諷世道不古、世人不知清靜自守之理，寄托自己隱居清修的選擇；其二十五“玄蟬號白露”先是感嘆人生天地間只能隨從大化變遷，后半篇表達衰世之下唯有高騫遠舉方能離患的思想：“瑤臺有青鳥，遠食玉山禾。昆侖見玄鳳，豈復虞云羅？”然而，其二十二“微霜知歲晏”卻在描寫面對萬物被嚴寒侵襲、宇宙震蕩的亂象后以賢人志士不遑寧處作結：“云海方蕩潏，孤鱗安得寧？”這里顯然寓含士人以道自任、不能忘懷世事的責任意識。

《感遇》其十一集中地思考了世無道時士人的價值選擇：

吾愛鬼谷子，清溪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云。七雄方龍斗，天下亂無君。浮榮不足貴，遵養晦時文。舒之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群。

詩中肯定鬼谷子有經世之才、清修之德，在世亂無君的情況下選擇避世養晦?！笆嬷眱删溆眯蜗蟮恼Z言稱贊鬼谷子的道可大可小，無疑也是詩人對自己治世才能與抱負的理性反思，進一步說，是對士人身份的理性認識，沈德潛稱之“有體有用，盡此十字”（沈德潛4）。這里顯然有借鬼谷子的俟時而起表明自己仍希望仕于有道之世的愿望。結句用反詰語表明士人隱世并不為追求山木之長壽、與麋鹿相友，意味甚明。

因此，陳子昂在“悲哉時不會”的基本認識下又發出“時棄道猶存”的堅守，這是前代“士不遇”賦的最終旨歸，也是古代儒家士人一以貫之的士道理想的體現，末篇便是對這一理想形象的表現，同樣可看作組詩的總結：

仲尼探元化，幽鴻順陽和。大運自盈縮，春秋迭來過。盲飚忽號怒，萬物相分劘。溟海皆震蕩，孤鳳其如何？

孔子作為儒家的圣人，在古人看來通曉陰陽變化之道，他的奔走救世也以此為基本思想原則。然而運道自有其盈縮，當運氣閉塞、萬物互相抵抗時，便是知幾研微的圣人也無可奈何。此詩的思想旨趣與《感遇》其一以天道運行觀照朝政興替相呼應，但開篇是客觀冷靜的說理，而末章卻是長歌當哭，也形象地展現了陳子昂救時俗于閉塞的志向無法施展、作詩遣懷的情狀。

以“感不遇”為三十八首主題的核心思想，由此思考“士不遇”的歷史、時政根源及出處選擇，這便是三十八首《感遇》詩主題的基本結構與內在的邏輯聯系?！陡杏觥菲湟?、其二揭示了基本的主旨，奠定了從天道運化、世風盛衰、歷史興廢的普遍規律觀照“士不遇”的基本思考方式，由此展開對時俗與朝政的批評、對自我處境的反思，末篇明確表達了以“士志于道”的理性精神指導時命不諧下的價值選擇，是組詩發憤憂郁的根本落腳點。鮮明完整的邏輯展開也充分說明這三十八首作品是具有緊密聯系的整體。

四、《感遇》三十八首的復古價值

陳子昂在失道歸隱后創作《感遇》三十八首，以詩道的復古寄托士道精神，“感士不遇”的主題下包含了深刻的諷喻價值，系統地思考世衰俗亂的根源，同時也通過批判現實、舉古代仁人志士相對照，詩人有意構建他理想中的治世藍圖，正是繼承了《毛詩序》中的風人之旨：

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阮元566—567）

因此，《感遇》三十八首實際上是在陳子昂提出復古主張的《修竹篇序》，及實踐其復古主張的《修竹詩》的基礎上，進一步完成并深化了其復古詩學，完整地展現了儒家士人的生命價值觀。

《修竹詩》敘述生于幽僻南岳而貞節自固的翠竹意外被伶倫子砍伐，制成簫管后游于天庭并吹奏雅樂的遭際。修竹所奏乃舜帝時的簫韶之樂，篇末描寫的游仙場景也是禮樂升平的景象，因此詩歌旨在寄托清平治世詩人與朝官共作雅頌的政治理想，或是其仕途得意的寫照，是一首頌詩，正與江淹《劉文學感遇》一詩的思想內容契合。而《修竹詩》在場景表現上更為鮮明、顯露，體現了“漢魏風骨”乘時而起、慷慨言志的特點。若將《修竹詩》視作《修竹篇序》闡發復古詩歌理想的創作實踐，可知詩人所呼吁的“興寄”“風雅”范疇不僅僅是詩歌理想，同樣蘊含著詩人的政治理想，即在王道大行時創作“正風正雅”，這正符合陳子昂作為“士人”的身份意識。這里的風雅有別于初唐群臣應制詩中諛頌的內容，是真正對時代抱有積極期待、欲以己道理國的高遠抱負，因此“風雅”與“興寄”本就有內在的聯系，作“風雅”即強調主觀情志的表現，“興寄”本亦是“詩言志”的應有之義。當然，陳子昂關于四百年君臣遇合、王道大行的幻想與乘時而起的愿望最終是落空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修竹詩》具有語俳而鋪陳藻飾的傾向，近于晉宋體，尚不具備結體散文的漢魏體特征。這可以說是詩人與時代的局限。齊梁至初唐詩壇，聲律偶對已成為詩歌創作的一種程式，陳子昂的詩學也由齊梁體進入，并以此為權貴賞識，但此時詩人已有意識地用阮詩的懷抱哲思救弊齊梁詩的內容貧瘠。⑥然創作積習的改變非朝夕之事，故《修竹詩》志在漢魏而體近晉宋。當然，陳子昂也確實認為晉宋詩有傳漢魏風骨之余緒者⑦，《修竹詩》章法頓挫轉折，立意高出一般體語具俳的晉宋體。因此《修竹詩》是在主題與精神上紹續漢魏，真正恢復漢魏古詩體制的創作自然還須感激頓挫的《感遇》三十八首來完成?！缎拗裨姟放c《感遇》詩根本的區別，在于美與刺的不同，《感遇》詩對士人遭遇與時、命關系有理性的反思，呈現出議論思辨的特點，因此詩人自覺地選擇漢魏詩歌的散體體制，徹底摒棄了偶對作法。因為散體與駢體最大的區別是功能的不同，散體長于議論說理，對偶多用于寫景詠物，這雖關乎詩歌藝術層面，但起決定作用的仍是詩人的思想與情感的深度。

阮籍《詠懷》八十二首首先在詩歌史上以其憂憤深廣、興寄遙深的思理集中展現了出處與世道的關系，開創了興比言理的詠懷組詩傳統?！对亼选吩姀淖匀粯s枯、天道常理的角度認識個體生命的盛衰、批評時俗衰頹，這些基本的思考角度與“士不遇”賦一脈相承，尤其是處于衰世中對“良辰”的呼喚，如“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生命辰安在”⑧，即司馬遷“士生之不辰”、陶淵明“奚良辰之易傾”的慨嘆。然而，由于所處政治環境不同，阮籍不認同司馬氏政權，認為時代與自己都窮途末路，故《詠懷》詩主要是憂生之嗟，旨在譏刺，充溢于組詩的是全身遠害的思想。阮詩即便寫功業理想，也旨在反思，并從死生常理、千秋變化的角度否定之，如《詠懷》其十五“昔年十四五”從自身的抗志自修出發，最終卻以萬代一時的齊物思想否定儒家的功業理想，他欲追隨的是遨游八纮之外的仙人。士不遇賦從儒家生命價值觀的角度去思考立功之愿無法實現時士人價值的寄托，如立善揚名、立言以待來者，這些都為阮籍所否定。

而事實上，因為現實的政治環境不容許阮籍踐行士人的道義與理想，唯有寄托于比興深隱的詩歌寫作，《詠懷》八十二首本身也是“興寄”精神的體現，正如鐘嶸評價曰：“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于風雅?！保ú苄?50—151）因此，陳子昂的風雅興寄觀未嘗沒有阮籍的直接影響。但是，如前所述，陳子昂即便在失道歸隱后依然心懷魏闕，在他與友人交往的兩首詩序中明白道出了此間心境：“余獨坐一隅，孤憤五蠹。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保ㄅ響c生448）雖對自己的遭遇憤懣不平但終究不能忘懷國事?！拔釤o用久矣，進不能以義補國，退不能以道隱身?！保ㄅ響c生470）詩人深知圣人之教，卻仍平息不下強烈的經國濟世之愿。他總體上對時代是抱有期待的，企圖以詩歌創作復興士人的士道理想，闡明士人的責任意識與生命價值，故其根本的思想與漢儒更為接近，士不遇賦的主題淵源有助于我們完整理解感遇詩的復古宗旨與價值。

20 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文學史書寫就對《感遇》詩的內容予以關注，以社會詩的說法肯定其反映現實的價值，此后研究者都延續此說，并認為此說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要超出阮籍、郭璞、左思這些它所借鑒的前代詠懷組詩，且對李白、杜甫、元白的現實主義詩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王運熙67—96）。但陳子昂將它們統一在感遇的標題下，是從更具實踐性、更高遠的理想層面去回答士不遇的困境，強調士人在時命不偶的境遇下依然堅守儒家的士道精神，以傳道為己任，具體做法便是通過詩歌創作拯救時弊、構建理想治世的藍圖，將現實中無法實現的事功理想寄托于立言之事，在詩歌創作中興寄儒家的生命價值。曹植《薤露行》一詩在光陰促迫的自然常理下對“士人”提出的要求，便完整表達了這一出處大端：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愿得展功勤，輸力于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于士人?？资蟿h《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黃節112）

因此，《感遇》詩的主題源于“士不遇”賦傳統，這是從貼近士人身份的角度理解陳子昂創作《感遇》詩諷喻時政風俗的根本宗旨，亦是其復古詩學的根本價值。

結 語

由上述可知，就“感遇”的內涵而言，《感遇》三十八首不僅恢復了漢魏古詩的體制，更是古老的士道精神在唐詩史上的一次復興。同時，它也是《詩經》風人之旨、“興、觀、群、怨”詩教觀的復現，故杜甫以“有才繼騷雅”（仇兆鰲948）稱許陳子昂，戴復古將陳氏的創作與杜甫媲美：“飄零憂國杜陵老，感寓傷時陳子昂?！保ù鲝凸?28）它對唐詩復古乃至后世詩文復古的啟發不僅在于詩歌體制，更重要的是上述士道理想，李白、元、白、韓愈都承著這一士道理想進一步提出自己的復古主張。陳子昂詩歌復古的重要價值，當從“感遇”的主題內涵進入去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