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立法保護：歷史、現狀和特點

巨英　嵇雷

［摘 要］ 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和國家歷來重視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立法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立法保護經歷了初創時期、發展時期和成熟時期，在立法主體、立法內容、立法理念方面既保持一致性又顯示了與時俱進的特點。立法主體呈現多元化趨勢，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立體法律保護結構；立法內容上與三個時期的社會條件基本一致，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背景下法制框架的搭建，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立法層級、立法部門立體多元化，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法律體系的進一步完善；立法理念方面，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法治框架已經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中初步搭建，未來法治保障要突出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各民族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各民族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舞臺上大放異彩。

［關鍵詞］ 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立法；傳承

［作者簡介］ 巨英（1979— ），新疆溫泉人，博士，湖北經濟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法學；嵇雷（1977— ），江蘇沭陽人，博士，湖北經濟學院法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社會學。

DOI：10.16743/j.cnki.cn45－1357/d.2023.04.002

中國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各民族都對中華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1]。加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立法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歷來高度重視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工作，以下分別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三個時期梳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立法保護的歷史進程，以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現狀和特點。

一、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立法保護的歷史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分別是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立法保護的初創時期和發展時期。

（一）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立法保護的初創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2]。由此，中國開始步入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規范化、法治化軌道。這一時期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主要見于一些綜合性法律文件當中，有以下三個特點。

首先是立法理念上強調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3]。這一時期在保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過程中，既要考慮到各民族在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中作出的貢獻，繼續加強民族團結，并且在建設過程中體現各民族實質上的平等，又要考慮到中國多民族的歷史，體現不同民族的特點。1954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部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又稱“五四憲法”）中要求，“國家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將照顧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將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點”，“各民族一律平等”[4]。

其次是立法層級上以中央層面的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為主。這一時期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法律保護主要體現在中央層面。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中強調，“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5]?！豆餐V領》確定了我國的民族政策，以這一政策為指導，中央各部委在其后出臺了相關的政策性文件以保護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平等以及文化上的特殊性，在其后“五四憲法”中也得以體現。

最后是立法內容上，主要包括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初期民族地區文化建設和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方面。一方面，在《共同綱領》的指導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952年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進一步規范了民族地區文化建設，保障了各民族在語言、文字使用和文教事業方面的自治權利。至1953年3月，全國已建立相當于縣級及縣級以上的民族自治地方47個[6]，也就是說全國大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數民族文化權利得到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及各部委出臺了一些政策性文件，保護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語言文化，包括1951年的《政務院關于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1952年的《政務院關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數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權利的決定》、1955年的《關于牛羊肉經營中有關回民風俗習慣的幾點注意事項的指示》以及1956年的《關于各少數民族創立和改革文字方案的批準程序和實驗推行分工的通知》等。

（二）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立法保護的發展時期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為加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國家先后出臺了多個層級、多種類型的關于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法律和規章。具體特點和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立法理念上強調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專門保護。1982年，作為我國根本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保護少數民族文化權利作了原則性的規定，使得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立法有了根本法依據。其序言中“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7]確認了中華文化的多元特點，也就是說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除憲法之外，作為實施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以下簡稱 《民族區域自治法》），明確指出，“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可以根據本地方的情況，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原則下，有權采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并且要“繼承和發展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8]，這一規定的內在要求就是要保護包括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在內的民族合法權益。同時，2011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以下簡稱《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開始針對各民族歷代相傳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及與其相關的實物和場所進行保護。另外，在一些綜合性法律法規中，也有保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規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關于打擊倒賣文物、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侵犯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等犯罪的相關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從著作權的角度予以保護。同時，國務院也出臺了專門保護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行政法規。如1997年發布的《傳統工藝美術保護條例》中提到，要保護“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9]的手工藝品種和技藝。

第二，立法層次增多。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法治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立法層次開始增多，立法主體呈現多元化趨勢。除原來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中央政府及各部委外，地方性立法主體也在增加。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規定，除?。ㄗ灾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外，設區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也可以對歷史文化保護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州和自治縣也可以根據地方民族文化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黨的十八大之前，先后有福建、寧夏（銀川市）、云南、新疆、江蘇（無錫市）5個?。ㄗ灾螀^）、地級市制定了關于保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地方性法規。大理、阿壩和涼山3個自治州，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也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相關內容作出了相應的規定。此外，還有專門關于某一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的條例，如2005年發布的《云南納西族東巴文化保護條例》以及各地關于散居地區少數民族工作的法規和規章中也有關于加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的規定。

第三，立法部門多元化。隨著我國法律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越來越多的法律部門開始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作出了相關規定。一方面，除《民族區域自治法》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專門保護外，一些綜合性法律如上述提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等也有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的法律規定。另一方面，我國加入的國際條約和國際公約中也有相關內容。如我國先后加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三個關于文化保護的國際公約，為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構建了國際法律基礎。由此，中國已經形成了多元統一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法律保障體系[10]。

黨的十八大之前，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相關立法取得了較大成績，但從整體上來說仍然需要進一步完善國家和地方立法，為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構筑新時代法律保障。

二、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立法保護的現狀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在法治化的道路上繼續向前推進。各級地方政府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根據本區域特色進一步細化法律，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具體而言，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法治化正沿著以下四個方面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第一，以部門法鞏固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網”。黨的十八大以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雖然沒有出臺直接保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法律，但其他相關法律的相關內容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網”。如2016年11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以下簡稱《電影產業促進法》）第十四條規定，不得與從事“傷害民族感情等活動的境外組織”或者個人合作；第十六條第三款分別“不得詆毀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侵害民族風俗習慣，歪曲民族歷史或者民族歷史人物，傷害民族感情，破壞民族團結”，這為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在電影產業中構筑了一道“防火墻”。第四十三條還規定，“國家鼓勵、支持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加強電影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譯制工作，統籌保障民族地區群眾觀看電影需求”[11]，這一規定擴大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傳承的路徑和方式。同樣于2017年3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以下簡稱《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第四十六條明確了對民族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進行扶持的制度，同時第四十條在民族語言文字和體育活動的傳承方面則確立了加強供給和扶持的制度。

第二，以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政策性文件構筑行政立法執法“保護網”。黨的十八大召開后，國務院所頒布的相關文件中，既把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作為已融入中華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體現了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和傳承。一方面，這些文件堅持中華文化一體性，突出中華文化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的價值性和精神內涵，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把“到2025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體系基本形成”作為總體目標[12]。其后，教育部辦公廳公布的兩批全國普通高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基地名單中也是根據不同區域列出了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項目。

另一方面，國務院相關文件中也體現了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和文化權利的尊重和保護。在《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特別指出，要“開展少數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工作，加強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經典文獻的保護和傳播，做好少數民族經典文獻和漢族經典文獻互譯出版工作”，“推動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整理研究和保護傳承” [12]。2015年出臺的《博物館條例》第三十條第五款規定“采用多種形式提供科學、準確、生動的文字說明和講解服務”[13]，推廣了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使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得以被收集整合，以圖片、文字或實物等方式陳列于博物館。第十條“鼓勵利用名人故居、工業遺產等作為博物館館舍”[13]，有效地使發端于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項目以公開的形式展現在大眾面前，推動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對接。2018年通過的《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管理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鼓勵和支持當地民眾按照當地習俗依法依規舉辦傳統文化活動”[14]，在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方面起到了有效的法律保護。

第三，地方性法規和相關文件賦予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立法民族特色。黨的十八大以來，為進一步落實《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各?。ㄗ灾螀^、直轄市）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制定頒布了一系列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保護條例，如貴州、江蘇、云南、廣西、內蒙古等，促進了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也有部分省份出臺了更為直接地保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相關條例，如2012年12月1日海南省開始實施的《海南省少數民族文化保護與開發條例》，有效地促進了海南少數民族文化事業健康發展和產業有序開發。另外，許多民族自治州和自治縣結合本地區民族文化特點，也專門頒布了相應的保護條例，如《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民族文化條例》《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錫伯語言文字保護條例》《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等；也有部分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了本省內自治州、自治縣的相應條例，如《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縣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等，這些地方性法規充分體現了民族自治地方的文化特點，因地制宜地保護和傳承了民族傳統文化。隨著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工作的進一步推進，一些省級以下民族自治地方開始重視少數民族文化村寨的保護和開發，并依據《民族區域自治法》出臺了相應條例，如《三江侗族自治縣少數民族特色村寨保護與發展條例》《三都水族自治縣民族文化村寨保護條例》等。

第四，地方性規章及相關文件為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提供實施細則。為進一步貫徹落實《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以及相應的省級保護條例的相關工作，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和相關部門也積極地制定了相應的地方性規章或發布相關文件，如《關于公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四批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的通知》《湖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轉發省文化廳等部門湖北省傳統工藝振興計劃的通知》等。

三、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立法保護的特點

從上述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法治化進程來看，我國已經形成了憲法指導下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一體、以《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為中心，其他法律法規為補充的法律體系，并且在立法理念方面體現了以下特點：

一是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特點，在保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時強調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理念。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56個民族在數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中華民族，這樣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往往具有歷史、文化、命運與共等多重屬性[15]，其中，“中華文明根植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 [16]，進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凝聚成具有深厚歷史底蘊的中國精神。黨的十八大以來，一方面，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相關立法和行政法規大多是以“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宗旨，如前述提到的地方人大出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等。在這一宗旨的指導下，這些法律法規還規定了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藝術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殊保護以及服飾、歷史建筑等文物保護。另一方面，各民族傳統文化雖然不具備固定形式，但卻是同一區域內同一民族經過數千年的共同生活所形成，具有獨特的精神內涵和表現形式，地方性法規和相關文件的內容正是體現了對這種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如《海南省少數民族文化保護與開發條例》第九條規定“整理、出版少數民族文化資料，應當尊重少數民族文化歷史，保持其原有內涵和風貌”，第四條規定“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與開發，應當遵守法律、法規的規定，尊重其風俗、信仰和習慣”[17]。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和民族特色村寨的相關法律法規也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以及對這一多樣性的保護和傳承。

二是在立法理念上引入了文化生態保護這一嶄新的文化保護理念。少數民族文化形成于特定的地理場域，只有把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置于其形成的場域內才能充分理解其文化內核，使其盡可能保存其精神內涵。因此，民族文化發源區域的整體性保護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原貌的前提，體現為對文化生態的保護?！秶壹壩幕鷳B保護區管理辦法》的宗旨即“為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區域性整體保護，維護和培育文化生態”[14]，并且對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申報與設立、建設與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規定。同時，部分地區出臺的民族文化村寨保護條例也體現了這一理念。目前，我國已經建設有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等23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這些保護區有效地保存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文化生態系統，使其在原有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中得到完好保護和傳承。民族特色村寨的設立也是文化生態保護理念的體現，截至目前，國家民委分三批次共設立了北京市房山區竇店鎮竇店村等1652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根據國家民委網站相關內容整理，三個文件分別為《國家民委關于印發開展中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命名掛牌工作意見的通知》（民委發〔2013〕240號）；《國家民委關于命名第二批中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通知》（民委發〔2017〕34號）；《國家民委關于做好第三批中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命名相關工作的通知》（國家民委，2019－12－31）。。這些村寨的設立增強了民族自豪感，也提升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是把保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相融合的理念。在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文化現代化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文化變遷不可避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在文化變遷過程中可能會面臨文化轉型，民族文化轉型則既要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認同，也要體現文化的多樣性。首先是以現代文化引領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轉型?，F代文化的內核集中體現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現代文化引領就是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基本內涵，努力形成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價值觀念，使不同民族超越語言、風俗習慣和地域的差異，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向心力和凝聚力。我國多部與文化相關的法律均以“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宗旨或指引，如《電影產業促進法》《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等。其次是強調在保護和傳承過程中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創新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18]。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為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指明了方向，相關法律法規也對其創新發展提供了相應的保障機制，如 《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管理辦法》第二十四條要求組織實施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幫助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提高傳承能力，增強傳承后勁；第十五條強調原生場域的保護與相關的生態保護、環境治理、土地利用、旅游發展、文化產業等專門性規劃和國家公園、國家文化公園、自然保護區等專項規劃相銜接；第二十二條強調原生場域的保護應當依托相關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組織或委托開展與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和文化生態整體性保護理論和實踐研究。文化和旅游部于2019年發布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辦法》以及地方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保護條例也均有對遺產傳承人的支持、培訓制度。最后是以現代手段提升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實效性。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現代科學技術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修復、推廣和傳播起到重要作用，我國的相關立法已經開始強調這些現代技術的應用。貴州省于2016年出臺的《貴州省大數據發展應用促進條例》第二十四條就規定無償提供數據資源，建立開放的資源共享平臺。大數據系統為公眾免費提供了獲取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相關信息。

從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立法進程來看，法律手段是保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較為重要的手段。在70多年的法治化進程中，立法主線始終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基本特征相契合，強調法治的國家性與地方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有機統一，尤其是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指引下法治建設既增強了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又使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百花齊放，煥發出強大生機和活力。在立法價值理念上，在強調“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一前提下，從各民族權利平等這一基本理念過渡到包括這一理念在內的多元價值理念，其中“保存多元文化”的價值理念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具有積極作用。從立法內容上來講，從保護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生產生活方式等物質文化形態和風俗習慣等行為文化形態過渡到保護其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深層心態文化；從保護傳統文化到保護傳統文化與之所產生的整個文化生態系統。70多年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法治框架已經在多元統一的中華文化中初步搭建，未來法治保障要突出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各民族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各民族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舞臺上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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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廖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