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
——以價值互認、理論互動和實踐互助為視角

高元博

(山東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濟南 250100)

抗日戰爭的洪流打破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秩序，促使其不得不在研判時局中盡快作出人生抉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延安邊區憑借正確的抗日政策和開明的政治生態吸引了4萬余名知識分子趕赴延安并融入那里的學習、工作和生活[1]，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知識分子為邊區建設和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近年來，學界有關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研究選題主要集中在知識分子趕赴延安的原因、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及政策、知識分子的歷史地位和革命貢獻三個方面(1)例如：劉悅清的《延安知識分子群體的特征及其歷史地位》，載《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5期；王海軍的《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群體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析》，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8期；王海軍的《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群體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基本路徑探析——以陜甘寧邊區為中心》，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2年第2期；龔云的《延安時期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載《紅旗文稿》2015年第17期；楊軍紅的《抗戰初期青年知識分子赴延安研究》，中共中央黨校2015年博士論文；張俊國、孫小利的《延安時期黨凝聚知識分子的路徑選擇及其成效》，載《毛澤東思想研究》2016年第5期；莫子剛的《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來知識分子之政策》，載《求索》2021年第3期。。通過文獻回顧不難發現，學界關于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研究體現出“單向性”特點，即多將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表征為“中國共產黨政策動員→知識分子被動行動”的單向關系。本文試圖打破這種單向性研究模式，從價值互認、理論互動、實踐互助三個維度探討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雙向互動的良性關系，以期為當前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工作提供些許借鑒。

一、價值互認

意識的能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主體的客觀實踐，對對象的現實態度和印象決定了主體所采取的具體行動，中國共產黨是如此，知識分子也是如此。在抗日戰爭的嚴峻形勢下，知識分子和中國共產黨都從自身出發去認識和定位彼此的角色，試圖通過對彼此的價值重估來為自身下一步實踐找到基本參考?？傮w來看，中國共產黨通過對知識分子的價值重估認識到了知識分子抗日的革命性和群體積極性；知識分子也通過對比國共兩黨的抗日實踐和知識分子政策確立了中國共產黨是積極抗日、團結民主的政黨這一印象，最終認可并倒向了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積極抗戰的一方。

(一)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認識

自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來認識和分析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從建黨之初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認識經歷了從定義到排斥再到爭取的曲折發展之路。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明確將知識分子歸入小資產階級群體。如陳獨秀明確將知識分子確定為“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2]；毛澤東也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明確指出“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屬于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3]。1927年，在國共兩黨的多次軍事沖突中，城市中的知識分子倒向了國民黨一邊，中國共產黨逐漸對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大失所望[4]，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便是“指導機關里占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5]。大革命的失敗和“左”傾思想在黨內的影響，促使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采取了“關門主義”，將知識分子排斥在了革命陣營之外，對其革命的積極性總體上持懷疑態度。

遵義會議以后，中國共產黨糾正了錯誤方針，組成了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在毛澤東看來，知識分子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他指出：“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盵6]621由于錯誤的方針政策得到糾正，加上革命形勢的向前發展，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認識也趨于理性。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明確強調：“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盵6]151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將知識分子作為爭取和團結對象的正確方針。在這一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看來，知識分子是非常重要的革命力量，他們有著很強的革命性，無論是在根據地建設還是在游擊戰爭中，他們都是不應被忽視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廣大的比較貧苦的知識分子，能夠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6]641。在正確的政策方針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邊區實行優待政策以吸納知識分子，延安由此“成了眾望所歸的抗戰熱土，成了抗日救亡和流亡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向往的圣地”[7]。

(二)知識分子眼中的中國共產黨

在探討知識分子眼中的中國共產黨之前，有必要明確兩個基本問題，即究竟何為知識分子以及延安知識分子的基本構成。在美國學者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看來，“那些創造、傳播、運用文化的人”可以稱為知識分子[8]。在近代中國，特別是抗日洪流影響下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具有以上特點外顯然還具有一定的革命性特征，他們有著高漲的抗日熱情，渴望通過自身努力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但由于知識分子不屬于獨立的階級，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因此其革命積極性和知識才干需要依附于特定階級和社會而得到發揮。在全民抗戰的大背景下，延安知識分子主要包括以下幾類：一是從淪陷區和國統區來的知識分子，這也是延安知識分子的主要構成，丁玲、冼星海、艾思奇、周揚、劉大年等是主要代表；二是跟隨紅軍長征到達延安和延安本地原有的知識分子，他們是較早接觸中國共產黨或已經充分了解共產黨的一批人，成仿吾、柳青等是主要代表；三是海外進步華人華僑和外籍記者學者，他們在人數上相對較少，但在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有著一定的影響力，斯諾、貝特蘭、陳龍等是主要代表。本文所要探討的延安知識分子主要包括第一類和第三類。

作為當時中國的執政黨，國民黨在吸引吸收知識分子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但自“九一八事變”以后，國民黨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屢戰屢敗，短時間內丟掉了大半個江山，同時在國統區推行獨裁統治、壓制抗日活動，加之由于經濟政策不力所導致的嚴重的通貨膨脹等，使得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的態度經歷了從支持到反對的轉變。與國民黨的政策相比，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會議、洛川會議等重要會議中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策略，號召全民團結、一致抗日。在政治上，積極探索并力行民主制度，開展普選運動，建立參議會制度，這些使得知識分子對延安充滿向往。1937年，著名詩人柯仲平到達延安時說道：“覺得延安什么都是圣潔的，每條河水與山谷，都可以寫成圣潔的詩。延安比但丁寫的天堂好得多，我要描寫比天高萬倍的黨?！盵9]在軍事上，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積極開辟抗日根據地，正確研判抗日形勢，提出對日持久作戰的方針，取得了平型關大捷等戰役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信心?；诖?，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更加積極，1937年從上海趕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劉人壽曾說：“在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聲中，傳來了八路軍在平型關取得大捷的消息，我的心也就更加傾向堅決抗日的中國共產黨?！盵10]

國共兩黨在抗戰背景下交出兩張幾乎完全相反的答卷，這使得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愈發全面，態度愈加積極。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眼里，中國共產黨是抗戰先鋒，是抗戰到底的堅定力量，是紀律嚴明、開放開明的先進政黨；在中國共產黨治下的延安是革命的沃土，是大有可為的廣闊天地。無論是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將延安比作“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還是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將延安形容為“樂園”，都體現出了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認同。

二、理論互動

“互動”一詞具有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多重含義，有著彼此聯系、相互作用之意，其最大的意義是雙方因互動而發生思想上的轉變或行動上的改變。大量涌入延安的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在各領域都發生了諸多良性互動，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便是雙方在理論上的互動。中國共產黨幫助知識分子克服了“小資產階級意識”，確立了理論研究和學術研究的基本方向，使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和理論研究旨趣都得到了重塑；而知識分子則發揮個人學術專長，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政治命題的提出作了進一步的理論鋪墊，并在命題提出后進一步闡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相關問題，從理論上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一)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思想意識和政治立場的重塑

其一，中國共產黨號召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克服“小資產階級意識”，幫助知識分子完成了思想意識和政治立場的重塑。在經典作家那里，歸屬于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思想意識和政治立場上表現出明顯的動搖性，一方面“它趨向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而另一方面“它又趨向反動階級”[11]。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沒有放松對知識分子的認識與改造。毛澤東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文中，在對知識分子的革命作用作出較高評價的同時，明確強調要“好好地教育他們，帶領他們，在長期斗爭中逐漸克服他們的弱點，使他們革命化和群眾化”(2)轉引自王琳《狂飆詩人柯仲平傳》，中國文聯出版社1992年版第619頁。?；诖?，中國共產黨依托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八路軍政治學院等干部學院，面向知識分子開設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近代史、政治經濟學等相關課程，選派李維漢、成仿吾等理論家定期為知識分子上課；毛澤東、洛甫、劉少奇等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也經常通過座談會、研討會等形式與知識分子進行理論交流，幫助他們盡快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樹立正確的理論觀念和歷史觀念。正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的那樣：“一個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盵12]852在黨中央的號召下，延安知識分子充分認識到了學習理論的重要性，正如艾思奇在《反對主觀主義》一文中指出的：“我們曾從馬列的原著、選集、概論之類的書籍里學取了很多的基本知識?！盵13]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知識分子不斷克服自身弱點，實現了自身思想意識和政治立場的重塑。

其二，中國共產黨倡導知識分子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立場和方法進行理論研究和文藝創作，幫助知識分子確立了理論研究的旨趣和文藝創作的方向。中國共產黨在充分尊重知識分子創作自由的前提下，倡導知識分子要堅持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理論研究。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曾多次與知識分子互通書信，就理論研究相關問題提出諸多意見和建議，幫助知識分子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學術創作。正如張如心所說：“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要著重于它觀察問題的立場態度，發現事物現象規律性的方法?！盵14]在文藝創作的方向上，毛澤東強調文藝工作者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將文藝創作的立足點“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12]857。這就明確指出無論是文藝創作還是理論研究，知識分子都要堅持無產階級方向、深入工農群眾，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知識分子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積極參與延安大生產運動、深入工農群眾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在與工農相結合的過程中不斷改正和彌補自身的缺點和不足。對此，呂振羽在實踐中總結道：“既然歷史是勞動人民創造的，那么離開勞動人民的立場去研究歷史，根本就不切實際，就不能掌握歷史發展的規律，就必然歪曲歷史?！盵15]

(二)知識分子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其一，知識分子引出“中國化”命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式提出作了理論準備。大批知識分子進入延安后，在中國共產黨的照顧和安排下展開了理論研究工作。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命題，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認識是導致教條主義等錯誤傾向的主要原因。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一個曲折的理論與實踐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延安知識分子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知識分子認識到，要想實現人民意識的覺醒，就必須將西方的先進思想“中國化”“通俗化”。他們依托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解放》等開展了關于“中國化”的學術討論。1937年，從賢(3)“從賢”究竟是誰？目前學術界還沒有找到答案，但普遍認為“從賢”是一個筆名。陳占安教授的《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以及許全興教授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與新文化運動》兩篇文章都將其當作筆名。近日，李亮教授在《“從賢”為艾思奇化名考辯》一文中指出其為我國著名哲學家艾思奇的化名。在《解放》第23期發表《現階段的文化運動》一文，從三個方面探討了當前文化運動所面臨的新問題和新任務。從賢認為，文化的力量是保證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力量，文化界要聯合起來動員最廣大的民眾團結一致、共同抗日。從賢指出，當前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是用辯證法思想充分挖掘西方和本國的先進思想，“要使我們的文化運動充分中國化”，對此“不能生吞活剝地簡單接受一個死東西，而是要把他種在自己土地上，使它適合中國的氣候和營養條件”[16]。次年，柳湜在《抗戰以來文化運動的發展》一文中明確強調，要“反對無原則的洋化，反對死硬的販運洋貨”，在歡迎和吸收世界先進文化的同時要注意“融化它，要中國化它”[17]。此外還有艾思奇的《哲學的現狀和任務》、陳伯達的《我們繼續歷史的事業前進：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七周年而作》等，從不同角度強調了推進“中國化”的重要性和現實性(4)艾思奇在《自由中國》上發表的《哲學的現狀和任務》一文探討了哲學當前發展的現狀以及面臨的主要問題，強調哲學當前“需要來一個運動，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的運動”，明確提出了“哲學中國化”命題。陳伯達在《解放》上發表的《我們繼續歷史的事業前進：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七周年而作》一文從五個方面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立場、目標、當前任務等，總結了黨成立17年以來的經驗與教訓。他在文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中國共產黨并沒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當成死板的教條……17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根據自己民族的特點，根據自己民族的許多歷史戰爭條件來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些理論觀點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正式提出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其二，知識分子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展開了深入研究，不斷將其推向深入。1938年9月至11月，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召開，毛澤東在會上正式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命題，他指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盵18]“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的提出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反響，相關研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中國共產黨也適時建立相應機構、學會、組織等幫助并引導知識分子的理論研究。張申府、柳湜、楊松、艾思奇、和培元等學者都對這一命題有著深入研究。一方面，知識分子論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的重要意義。在這個命題提出后的第二年，張申府在《戰時文化》上發表了《論中國化》[19]一文，對“近年來有些人只認外國東西不認本國東西的風氣”提出批評，認為“解說社會的理論，用在中國上便也應該中國化”。他從五個方面論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的重要意義，并認為這一命題的提出“反映出中國思想見解的一大進步”。楊松在《中國文化》上發表《關于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問題》[20]一文，從五個方面系統論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意義、歷史發展、成績與缺失、當前任務和方法論問題等，指出“馬列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高度評價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的重要意義，同時強調“不是為學馬列主義而學馬列主義，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的放矢’”，我們是為了“改造中國，為了抗戰服務”。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研究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任務與主要領域。1939年，柳湜在《讀書月報》上發表了《論中國化》[21]一文，高度評價了當前“中國化”這一學術運動的重要意義，指出“中國文化要吸收世界文化一切優良的成果來豐富自己，武裝自己”，認為當前“中國化”口號的提出是有著深厚的理論與實踐基礎的；他明確強調要堅決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去研究中國歷史，中國問題，一切的問題”，同時強調“中國化是貫通著學術的任何一部門的”，要在政治、經濟、歷史、文學等各方面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去推進“中國化”。楊松在《關于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問題》[20]一文中提出了當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面臨著一般任務和具體任務，強調一般任務是“克服當前我國馬列主義者在思想文化理論戰線上的落后”，而具體任務則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推進經濟學、歷史學、哲學、文學等領域的研究，盡快完成“對馬、恩、列、斯之主要著作之翻譯”，“爭取馬列主義者在自然科學上的地位”，“進一步做馬列主義通俗化和大眾化的工作”，等等。知識分子的深入研究為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可行路線。

三、實踐互助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盵22]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良性關系還體現在實踐互助上。大批知識分子趕赴延安后，中國共產黨采取各種措施幫助知識分子盡快適應延安生活，讓知識分子“感受到了家的溫暖”。知識分子也發揮各自的能力和專長，在推進中國革命事業和邊區建設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一)制定優待知識分子政策

由于在政治立場、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與中國共產黨及當地工農群眾有一定的差異，將要或已經趕赴延安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還有較多顧慮。為了盡快幫助知識分子放下思想包袱，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各種優待政策，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為知識分子提供有力保障。

其一，政治上尊重知識分子。在全民團結抗戰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充分認識到知識分子的重要作用，在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文件和主要領導人講話中都體現出了對知識分子的充分尊重。1937年，毛澤東在《中日關系與西安事變》一文中明確強調要正確處理與知識分子的關系，要“對他們都采取尊重的態度”[23]。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相繼制定出臺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晉冀魯豫邊區優待專門技術干部辦法》等政策法規。不僅如此，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態度還是一以貫之的，到1945年抗日戰爭即將結束之時，毛澤東繼續強調知識分子“是人民事業的可貴資本，他們應該被重視”，并且從事政治、軍事、經濟、教育、藝術和衛生等各行業的知識分子“都應該被重視”[24]。正是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一以貫之的尊重態度，才使大量知識分子始終團結在黨的周圍，在中國革命事業和邊區建設中充分體現出重要價值。

其二，工作中吸納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在工作中吸納知識分子，主要體現在無論是普通工作崗位還是軍隊崗位都能大膽任用和提拔知識分子。在普通工作崗位上任用和提拔知識分子方面，中國共產黨曾多次強調知識分子在邊區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不應對知識分子抱有偏見，要以其學識和能力為評價標準，要“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們”[25]，讓知識分子在“辦學、辦報、做事”中體現其自身價值。在軍隊崗位上，中國共產黨在《總政治部關于部隊中知識分子干部問題的指示》中明確強調，要采取“容”“化”“用”(5)所謂“容”者，就是爭取知識分子加入我們軍隊，能夠容納他們，使他們成為我們的優秀干部。所謂“化”者，就是轉變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使他們革命化、無產階級化。所謂“用”者，就是給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使他們有適當的發展前途。的知識分子政策，要結合知識分子的能力、長處與愛好進行工作安排，對于“已經考驗(幾年抗戰工作已經是一種嚴重考驗)有能力有前途的知識分子，應當分配以負責的工作”[26]458，不應阻斷知識分子的上升通道。

其三，生活中照顧知識分子。在延安艱苦的環境下，中國共產黨采取各種措施照顧知識分子的生活。如通過頒布《中央軍委關于軍隊中吸收和對待專門家政策的指示》《陜甘寧財政廳關于技術干部待遇標準的通知》《文化技術干部待遇條例》《中央關于工資的政策指示》等政策，明確規定在薪資待遇上對專家、文化技術干部等予以優待。據曾在魯藝美術系任教的丁里回憶：“黨中央對我們這一批外來的文化人，真是優禮有加，從生活上、工作上、學習上都是破格地對待，生活津貼每月12元，供給大米、白面，到小食堂吃飯，馬克思列寧的著作，送到我們房間，擺滿了窗臺。中央宣傳部有關宣傳、文化工作的會議，也邀請我們參加等等。這一切，使我們非常感奮，我們都是盡我所能地投入工作，以報答黨對我們的希望和器重?！?6)轉引自朱鴻召《延安曾經是天堂》，陜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二)發揮知識分子能力專長

其一，知識分子翻譯和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扎根工農群眾推動先進文化的教育工作，幫助中國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一方面，知識分子積極展開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和出版工作。艾思奇充分認識到經典文獻翻譯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多次建議建立專門的翻譯機構并組織開展翻譯工作，他強調“我們的理論工作水平還很低，不談別的，僅僅翻譯工作一項，就有著很大的空隙”[27]?；诖?，黨中央設立了中央出版發行部、馬列學院編輯部、延安解放社和社科研究會等出版機構和研究組織，委派艾思奇、范文瀾、楊松、許之楨等大批知識分子展開了系統的翻譯和出版工作。僅1938-1942年間便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列寧選集》、《斯大林選集》等經典著作及講話和書信100多種，為開展馬克思主義研究、宣傳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另一方面，知識分子扎根工農群眾，推進了先進文化的宣傳教育工作。中國共產黨歷來主張只有在與工農交朋友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才能體現個人價值。1942年7月20日，劉少奇在《克服困難，準備反攻，為戰后建立新中國創造條件》一文中指出，教育部門要“大量吸收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加以訓練去辦教育和當教員”[26]383。在學校教育方面，面對延安教育資源匱乏的現狀，知識分子積極創辦現代學?；蚣尤胫袊伯a黨創辦的學校任教，成為學校教育隊伍的主力軍。如在中國女子大學初辦時，四個主要負責部門的干部“有一名便是受過高等教育并在白區長期工作的知識分子”[28]。在社會教育方面，知識分子擔負起了文化掃盲、提高工農干部文化水平、幫助工農群眾破除迷信等重要任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支持下，知識分子相繼創辦了冬學、圖書館、識字組等學校和機構，推進了先進文化的宣傳與教育工作。與此同時，知識分子創作了大量文藝作品(如《東方紅》《地雷陣》《共產黨好比紅太陽》等)，在豐富工農群眾業余文化生活的同時，發揮了思想宣傳和教育功能。

其二，知識分子依托黨報黨刊等宣傳媒介與國民黨展開論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奪取了革命話語權。國共兩黨知識分子的論戰實質上是兩黨對政治話語權的爭奪，事關兩黨各自政黨形象的建立及其合法性的維護?！榜R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引來了國民黨一派知識分子的反對聲，他們通過質疑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以及指責中國共產黨治下的邊區消極抗戰等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以達到摧毀中國共產黨、維護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最終目的。一些國民黨“御用文人”發起了三民主義研究及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相繼發表了《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之比較》《中國只需要三民主義不需要別的主義》《論學術中國化》等文章，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公開批駁。其代表人物葉青認為，外國人創造的共產主義是舶來品，“它們的輸入，或由于模仿，又由于趨新，因而皆不能解決問題”，因此“中國不需要馬克思主義，不需要共產主義，也就不需要共產黨”，只有三民主義適用中國革命，因為它是“博大精深的和豐富完美的思想”[29]。針對國民黨文人的論調，以艾思奇為代表的延安知識分子通過創辦報刊或依托黨報黨刊等媒介與其展開論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合理性和科學性。艾思奇在其擔任主編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論中國文化特殊性》[30]一文，論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合理性。他明確指出葉青等人“思想上的閉關自守主義傳統，可以說是中國的反動思想的特點”，強調“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中國化，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有一般的正確性”，它是科學的理論，是科學的方法，是無產階級革命行動的指南，而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在這一普遍真理的指導下解決中國問題的特殊性，充分做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因此，“葉青現在叫著的所謂‘把握特殊性’表面上看著舉著三民主義旗幟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反對三民主義繼續的實現，是反對新的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的完成”。張如心在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解放》上發表了《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一文，以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性。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的革命理論武裝起來的黨，它是最善于了解中國國情，掌握中國革命規律性”的政黨[31]。通過與國民黨旗下知識分子的激烈論戰，延安知識分子捍衛了馬克思主義，肯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合理性、科學性，為中國共產黨奪取了革命話語權，擴大了其在全國的影響力、組織力與號召力。

四、結語

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等在《中國的驚雷》一書中這樣描述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延安真是一所巨型的實驗室，在這座實驗室里，所有熱情澎湃的學生獻出了他們的思想的精華，就在這些山邊的無數窯洞里，黨把這些精華溶化成了全國性的政策，把這些智慧鑄成實際組織的能力，然后又把這些人員和他們腦袋里的成熟思想一古腦地重新送回到各個地區?！盵32]由此可見，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通過理論與實踐上的互動與互助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這種互動與互助關系在革命斗爭中不斷探索，又在革命實踐中不斷升華，為此后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保持良好關系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提供了鮮活的實踐藍本。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中國共產黨繼往開來、接續奮斗的營養劑。新時代，在處理與知識分子關系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要充分繼承延安時期的成功經驗和優良傳統，與知識分子結成更加緊密的良性互動關系，從而調動其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