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前夕毛澤東對外交往思想的基本特征
——基于其與外國記者談話的分析

王曉榮，丁書瀚

(陜西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西安 710119)

1935年，盤踞在中國東北多年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悍然南犯，欲以華北數省為跳板進而償其獨占中國之大欲。與此同時，中央紅軍結束長征落腳陜北，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審度中日民族矛盾與國內階級矛盾的主次后，打破國民黨嚴密的新聞封鎖，向全國發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這不僅贏得了國內人民的支持與擁護，而且更是吸引了國際關注——從1936年開始，埃德加·斯諾、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詹姆斯·貝特蘭等一批外國記者沖破重重阻礙先后深入陜北進行實地考察，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地區的首批外國觀察家。毛澤東將他們視為中國革命的宣傳人，并與他們展開深入交談。從他們之間的對話中，我們可以了解到這一時期毛澤東對外交往思想的基本特征，進而理解這一思想通過外國記者們的報道為何能夠對國際社會了解和支持中國抗戰產生重要影響。

一、對內動員與對外宣傳相結合

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抱著近乎殉道者的精神第一次踏入陜北蘇區。當他成功地在保安的窯洞中見到毛澤東，便將眾多外界尤其是西方民眾難以理解的關于中國革命與戰爭的問題一股腦地拋向了這位日理萬機的蘇維埃領袖，其中有關共產黨對日政策的問題，不僅是斯諾迫不及待渴望了解的，亦是毛澤東樂于在百忙之中同發問者徹夜長談想要說明的。毛澤東指出，日本獨霸中國的企圖從根本上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武裝抗日是唯一的救國之道，共產黨早在1932年就已經正式對日宣戰，如今更是主張實行全民族的對日作戰。這一堅定立場在使斯諾感到欽佩的同時也引起了他的質疑：“全民族的抗戰”是否真的能夠實現？

斯諾的疑慮源于他1929年的一次綏遠旱區之行。彼時災區餓殍遍野的殘酷景象對他產生了極大的震動，他在痛恨官廳囤糧不賑的同時對眾多行將餓死的難民無論如何也不愿起來反抗的行為感到費解，并由此認定中國人民缺乏斗爭精神[1]188-190。這種認識也是當時西方世界對中國民眾的固有印象——近代中國民眾對于國家前途的麻木與個人命運的迷茫根源于統治階級長期以來實行的文化壟斷，并為因帝國主義侵略殖民而災禍深重的民族命運所深化。這種民族精神上的不幸被西方世界觀察到后反倒成為其輕視中國的依據，在抗戰前夕即認為中國人民不具備對日作戰的勇氣與決心，斷定中國必亡，因此也就沒有實施對華援助的必要。

毛澤東敏銳地捕捉到這種低估中國人民斗爭精神與民族意識的傾向，并竭力予以破除。他告訴斯諾，日本帝國主義無法戰勝真正團結、武裝和組織起來的中國人民，共產黨已經在其影響可及之處開展了廣泛的抗日動員。對于當時的陜北蘇區，抗日動員已經以各種形式滲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集政治宣傳與文化娛樂于一體的人民抗日劇社的演出是共產黨向邊區群眾普及抗日政策和綱領的主要途徑。演員們在那些設備簡陋、布景粗糙的短劇、歌舞和雜耍中飽含激情地演繹出日本侵略者的罪惡和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這種兼具直觀形式與深刻現實意義的演出因易于為淳樸善良的中國民眾所共情而深受喜愛，并在喚起他們民族意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此深有體會的斯諾將其譽為“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巧妙有力的宣傳武器”[1]99。

毛澤東意識到，政治動員唯有與經濟動員相結合才能產生更加令人信服的力量。1937年10月，毛澤東在與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的談話中強調，要想動員全體人民投身抗戰就必須改善民生。改善勞苦大眾的生活條件是階級斗爭在抗戰中的具體表現。當年3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談話中就曾指出，如果工農大眾因受慘無人道的剝削壓迫而不能生存，那么要求他們抗日也就無從談起。毛澤東闡述了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救濟災民等主張，并列舉實例論證這些主張已經在蘇區得到落實，民眾的抗戰熱情因而空前高漲。

文化教育方面的動員也被擺在極其重要的地位，毛澤東與貝特蘭交流時強調，抗戰過程中必須進行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這是對日本在其占領區大舉推行奴化教育的必要回擊。此外，社會生活領域的動員也同樣無處不在，斯諾在蘇區考察時就對當地印有“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中國革命萬歲”等口號的紙幣印象極深。他在整理調查材料時總結道：土地改革和廢除捐稅等經濟措施不僅贏得了貧農、中農的擁護，而且與抗日愛國宣傳相結合，形成了爭取小地主支持的社會基礎[1]199。這是一個外國觀察家對中國共產黨抗戰動員工作的充分肯定。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2]511，只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盵2]480。在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過程中，民眾的民族意識與抗戰決心經過深入動員已被逐漸喚醒，這是毛澤東眼中決定抗戰勝利與否的根本因素，也是他認為應當利用文學藝術、報紙雜志、外交活動等形式向國際社會開展宣傳的重要內容。早在1935年，吳玉章等就將在法國創辦的《救國時報》作為我黨在海外抗日宣傳的機關報，用以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思想和各項方針政策[3]。而于1936年以斯諾為代表開啟的外國記者訪問蘇區的熱潮則意味著共產黨開始借助西方媒體的筆觸宣傳中國抗戰，其效勢必更甚。

毛澤東牢牢把握住這一點，在與外國記者交談中詳細介紹了共產黨已經開展的卓有成效的抗戰動員，并且從多個方面向他們解釋了中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必然性。在與斯諾的交談中，毛澤東以中美兩國為例，將上海和紐約作對比，論證了中國不平衡的經濟、不統一的國情反而能夠削減日軍攻占我國發達城市的戰略意圖；他告訴史沫特萊，日軍發動的侵華戰爭是基于對中國人民抗戰決心的錯誤估計而采取的軍事冒險行為，其后果將是“日本財政、經濟以及政權的崩潰”；當貝特蘭問及抗戰之初中國取得的成績時，毛澤東則以“九一八事變”后日寇未動干戈而奪取東北四省和“七七事變”后非經血戰不能占領中國寸土的迥異情形為依據[2]375，論證了中國人民堅決而持久的抗戰必然為侵略者敲響喪鐘。

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在同貝特蘭的交流中非常欣喜地談道：中國人民抵御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爭已然喚起了國際輿論的同情，國際一改過去對中國在東三省淪陷和華北事變中不抵抗行為的鄙視，代之以對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的由衷敬意[2]375。這種變化深刻揭示了，對內動員帶來的民族意識的覺醒是在國際上獲得民族認同的精神基礎，而借助對外宣傳進一步確立和擴大的民族認同又是爭取國際援助的前提條件。

二、爭取外援與獨立自主相并重

“中國想要成功地反對日本，也必須爭取別國的支援。但是，這并非說，沒有外援，中國就無法和日本進行戰爭?！盵4]4001936年7月16日深夜，斯諾在筆記本上寫下的這一段話，是他在詢問中國能否不借助國際援助單獨打敗日本時毛澤東給出的回答。雖然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他毫不諱言中國爭取外援的必要性與迫切性，這不單是為了適應抗日戰爭的特點，更是為了踐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宗旨。

一方面，身為帝國主義列強之一的日本經過在遠東地區長期的殖民掠奪已然建立起完備的近代化工業體系，其政治制度、經濟水平和軍隊素質較同時期的中國有著顯著優勢，因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初能夠倚仗其強悍的武力攻城略地，并加緊扶植親日派和漢奸，讓他們四處放出投降主義空氣來瓦解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這在短期內使一部分中國人形成了“中國必亡”的消極心態。毛澤東后來在《論持久戰》中分析了這一時期中日戰爭相互對立的基本特點，即為“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并在其間駁斥因片面強調日軍局部的、暫時的勝利而盛行的亡國論調時，將潛在的國際援助作為重要的論據。因此，毛澤東對史沫特萊說，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主張聯合世界上所有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借以加劇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達到緩解中國國內抗戰壓力的效果[4]487。

另一方面，雖然中國人民正義的、進步的衛國戰爭必然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野蠻的、退步的侵略戰爭，但在缺少國際援助的情況下，這個勝利勢必經歷一個極為漫長的過程才能實現，戰爭時間延長，犧牲人數就會擴大，更會極大地加深中國人民的苦難。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逐漸確立起為人民服務的執政宗旨，雖抗戰系全體人民必須共赴之國難，共產黨人仍致力于使人民最大程度免于戰亂之苦，早日走上和平建設的道路。用毛澤東的話說，即是“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以最小的代價贏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勝利”[4]401，而國際援助作為實現該目標的重要條件之一，自然為共產黨人所必爭。當然，這種爭取需要建立在獨立自主的原則之上。

如果不熟悉近代中國創巨痛深的外交史，要想理解毛澤東奉行一生的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是不易的。在全面抗戰前夕嚴峻的情勢下，斯諾、史沫特萊等人均對這種“有條件地接受國際援助”的理念表示質疑，但毛澤東堅定地認為，爭取外援如不站在獨立自主的立場上，就會陷于投機主義的傾向，招致受制于人的危險。日本的武力侵華始于19世紀末的中日甲午戰爭，在這場決定兩國命運的決戰中，中方統帥李鴻章自恃有俄國的調停保證而疏于備戰，并在外交上采取盲動主義[5]。當俄國未兌現承諾時，被搞得措手不及的北洋海軍只能在洶洶襲來的日軍面前敗下陣來，結果中國不僅割地賠款，更引來了帝國主義列強的瓜分狂潮。40多年后，蔣介石在淞滬會戰中重蹈覆轍，妄圖依賴國際聯盟和“九國公約”會議向日本施壓而畢抗戰之功于一役，因此不惜以主力部隊與優勢敵軍硬拼消耗，最終拼到潰不成軍也沒能等到預料中的國際調解[6]，上海亦于不久之后陷落，淞滬會戰失敗。這種把國家的前途命運寄托在他國援助之上的投機主義是毛澤東一直以來所深惡痛絕的，他認為抗戰的主動權唯有操之于己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倘寄全部希望于外援，則在短時間內可能造成速勝論的幻境，然最終希望落空后便會墜入亡國論的深淵。

在毛澤東看來，避開投機主義的危險要求中國人民自覺自主地進行抗戰，而對于潛藏于國際援助中的侵略主義行為需要更加警惕。甲午戰敗后，德國自詡對中國有“迫使日本退還遼東半島”之恩，便借故興兵占領青島；此后，沙俄又以援華抗德為由將軍艦駛入旅順港，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強租旅順、大連的城下之盟。近代中國因接受此類“援助”而最終受制于帝國主義列強的例子比比皆是。殷鑒不遠，這種打著援助旗號行侵略之實的偽善之舉與如今日本帝國主義不加掩飾的戰爭行徑在性質上是一致的。毛澤東深知抗戰的長期性和殘酷性勢必招來新的“援助陷阱”，因而強調對國際援助的爭取必須以“不喪失國家主權”為前提。犧牲主權換來的援助即使能夠驅逐日帝，將來也會化作扼殺中國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的絞索。

將對國際援助的爭取與對獨立自主的堅持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全面抗戰前夕毛澤東對外交往思想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是毛澤東在面對外國記者的質疑時能夠作出“沒有友軍，中國也能憑借自身的資源與自然條件堅持長期作戰的”[4]487這一論斷的依據。換言之，如果平等待我的國際援助求而不可得，那么共產黨必將領導中國人民毫不猶豫地將獨立抗戰進行到底。

三、爭取歐美與聯合蘇聯相同步

1935年11月，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持發布《抗日救國宣言》時，曾提出“與對中國抗日的民族運動表示同情、贊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國家，建立親密的友誼關系”[4]361，并認為相較于意在瓜分中國的英美等國，執意獨占中國的日本才是當前最大的敵人。毛澤東結合一年來國際局勢的變化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在斯諾等外國記者試探中共對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態度時，毛澤東果斷將美、英、法等未相助日本侵華的資本主義國家歸入“友好國家”而非“帝國主義國家”之列。

然而，歐美各國的帝國主義性質并不會因毛澤東的諱言而改變，此類列強對華政策的變動大抵受利益驅使，自鴉片戰爭起便是如此；斯諾等個人對華的友善態度也不能代表其國政府，因此毛澤東深諳離開“真金白銀”的利益僅靠口頭上的痛陳利害是蒼白的。于是在與斯諾的交談中，毛澤東指出，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主張保護外國居民在華的私有財產，所有旨在和用于中國建設的外債都將被視為合法的外來投資并得到承認，中外雙方先前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亦可暫緩修訂[4]393-394。這些為實現抗戰的總目標而作出的讓步雖未脫離獨立自主的原則范圍，但已然出乎斯諾意料，不過在日后通過他的報道卻成為給歐美各國開出的一顆定心丸。

抗戰勝利前夕，在國統區曾有雜志刊出過“世界各國應該讓中國富強起來，這樣他們和中國的貿易和其他經濟交往才能大大增加，這對各國才最有利”的言論[7]，而同樣的觀點早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就已被毛澤東傳達給了斯諾——他認為只有獨立后的中國才是外國人來華從事合法貿易的最佳平臺，也只有解放后的中國人民才能迸發出足以促進全世界經濟、文化事業發展的生產力和創造力，使中國成為推動人類社會向更高階段邁進的中堅力量[4]393。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列強雖用炮艦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但卻始終未能將這片它們垂涎已久的土地變為消費力足夠強的商品市場和生產品大宗化的原料產地，原因在于因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而貧窮落后的國情制約了中國人民生產和消費的能力。帝國主義者自己無力也不愿揭示這對矛盾，毛澤東則在爭取他們援助抗戰的過程中為其代勞了。此雖不失為一種歷史的諷刺，但在經由斯諾報道后不僅強化了歐美各國的援華意識，并且對它們此后的對華態度產生了一定影響。

相較于頗費一番功夫才爭取到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蘇聯一直積極援助中國抗戰，但后者被毛澤東引以為友的同時亦為前者所深深戒備。斯諾在踏入蘇區之前曾認為中國共產黨“不過是莫斯科的工具”，并在進入蘇區之后與毛澤東對話中提出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是否會因受到蘇聯的支配而使內外政策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4]396的疑問；一年后史沫特萊到訪延安時也就“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不要保衛祖國”[4]484的觀點與毛澤東展開討論。毛澤東從法律、歷史、國際關系等多方面向他們論證了蘇維埃中國絕非蘇聯的附庸，唯有法西斯主義者熱衷于借助這類謠言削弱世界和平陣營的力量；并指出，中國抗戰勝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必要部分，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不相沖突。

在努力化解外國記者對蘇聯偏見的同時，毛澤東以實際行動展現了他聯蘇抗日的決心。早在1935年紅軍落腳陜北時毛澤東就曾指出，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過程中，蘇聯與中國是唇齒相依的關系，支援中國抗擊日本符合蘇聯國家安全的需要，因此蘇聯對中國抗戰給予援助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爭取的。毛澤東據此明確了“開辟我們的蘇區到晉陜甘綏寧五個省份去，完成與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打成一片的任務”[4]368。不久后他又指定紅軍第一方面軍以“從陸路打通蘇聯”為行動部署之基礎，就近獲得蘇聯對紅軍武器裝備上的支援，以應對即將到來的抗日民族戰爭。

除了在黨內確立聯蘇抗日的方針，毛澤東還力圖在黨外同各方達成聯蘇抗日的共識。1936年，毛澤東曾多次致信國民黨高級將領、地方實力派以及廣大愛國民主人士，向他們宣傳聯蘇抗日的必要性。在給時任國民黨軍第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的信中，毛澤東勸道：“其在國際則聯合一切與日本為敵之國家與民族，實為抗日討賣國賊重要綱領之一，遠者姑勿具論，近在西北，則有偉大強立之蘇維埃聯邦?！詾橛?，實無損而有益……”[8]引薦蘇聯，有如引薦良師益友，赤誠之心令人動容。而且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在毛澤東致宋哲元、宋子文、王以哲乃至國民政府的信件中更是被多次援引作為論據，證明曾在大革命中有助于中國的蘇聯同樣會在抗戰中施以援手，諸方為抗戰勝利計亦須團結這位盟友。而今，紅色中國迎來了首批國際觀察家，毛澤東向他人的引薦就不再限于國內了。并且在與史沫特萊的談話中，他熱情地主張中、英、美、法、蘇五國應建立太平洋聯合陣線，共同抵御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侵略擴張。

毛澤東曉之以理、許之以利以爭取歐美，同時消釋誤解、多方引薦以聯合蘇聯，嘗試在太平洋外線逐漸構建起一個用以圍剿日本法西斯的戰略包圍圈。在20世紀30年代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下，毛澤東構想中的這個包圍圈還將持續擴大。

四、倡議國際聯合與抵制個別孤立相統一

有關毛澤東構建的對日包圍圈的全貌，在他與斯諾曾經的交談中有所描繪——“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上述各種類型的國家(反戰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能夠組成一個反侵略、反戰、反法西斯的世界聯盟?！盵4]391這是毛澤東對《八一宣言》中“與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系”[9]方針的發展，也是他抗戰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發端。

抗戰初期，日本一方面對中國展開軍事進攻，一方面在國際上宣揚中國人民的抵抗是“妨礙遠東和平的”，毛澤東同史沫特萊論及此事時怒斥此為“意在不戰而亡人之國”的謬論，認為日本侵略者口中的“和平”只是掩飾其獨占中國的野心，“只是使得中國人當奴隸的別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國家大家感受威脅的別名”[4]485。毛澤東認為，奉行軍國主義的日本法西斯不會將侵略的范圍局限于中國——以朝鮮為跳板謀取中國、以中國為跳板謀取亞太、以亞太為跳板向全球擴張是其侵略道路的必然軌跡。因此他反復向斯諾強調，日本法西斯發動侵華戰爭雖然將亡國滅種的陰影籠罩在全體中國人民頭頂，但是更將自己置于愛好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對立面。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作為世界和平國家中的強大力量，既有維護自身安全的需要，又有堅實的國力作保障，如能先行放下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共同承擔起抗擊日本及其法西斯盟友的責任，則不單中國的獨立解放能夠早日實現，世界法西斯勢力的崩潰亦會加速到來。

同時，毛澤東對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反抗侵略的斗爭也保持著高度關注。他同斯諾詳敘阿比西尼亞在意大利法西斯入侵下舉國蹈于淪亡的慘景，與貝特蘭交談西班牙人民在其人民陣線政府的領導下成功保衛首都馬德里的經過。毛澤東不僅從中得出可供中國人民抗日斗爭借鑒的經驗和教訓，而且準備著在未來同這些國家組成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屆時同樣飽受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必將成為中國人民最堅定的戰友。

此外，日本的人民和士兵也被毛澤東視為可以團結的對象。毛澤東向斯諾斷言，日本的侵略戰爭一旦失利，其國內人民的革命運動就會立刻興起，中國抗戰的勝利將與日本人民的革命斗爭密切相關。1937年8月，毛澤東把“聯合朝鮮及日本的工農群眾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寫入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于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中，由此將團結日本人民的主張以文件形式確定下來。同時，毛澤東認為參加侵華戰爭的日本士兵大多受到本國法西斯主義軍閥的愚弄和利用，我們對戰爭中俘虜的日軍應給予優待，并加以教育和團結，爭取將他們也納入抗日的統一戰線中。他告訴貝特蘭，如果有日軍士兵受到感化選擇留在中國軍隊，即可在將來組成抗日戰場上的“國際縱隊”，作為一支獨立的力量為反對日本法西斯而戰。

然而，受多種因素的制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并沒能在較短的時間內有效發展起來。20世紀30年代，當德、日、意法西斯勢力興起并結為強盜同盟時，歐洲各國正因嚴重的經濟危機而衰落，又為國內尖銳的社會矛盾所掣肘，深恐惹火燒身，故而對前者實行“綏靖政策”。其中，英國為保全其在華經濟利益不惜與虎謀皮，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默許日本的侵華行為，積極對日妥協。而美國位于大洋彼岸，遠離法西斯主義肆虐的中心地帶，因此在法西斯侵略者與被侵略國家人民的斗爭中采取置身事外的態度，奉行孤立主義政策。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是在英國妥協主義和美國孤立主義的制約下蹭蹬不前的。

率先深入蘇區進行考察的外國記者們大都同情中國革命，因此并不回避與毛澤東討論英美對日縱容的問題，毛澤東在這類討論中主張將英美兩國的廣大人民和少數政客區別開來。他在與斯諾的交談中指出，雖然一些短視的美國政客正大肆鼓吹孤立主義，認為遠東的戰火不會蔓及美國，但是眾多美國人民已經開始自發組織“太平洋關系學會”等民間團體來聲援中國人民抗日。一年后，毛澤東同斯諾的妻子尼姆·韋爾斯再論孤立主義時指出，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政治、經濟利益與日本對華侵略政策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若一味隔岸觀火只會反受其害。因此，毛澤東認為美國人民對中國抗戰的支持和美日矛盾的日益暴露終將促使美國政府摒棄孤立主義，主動擔負起在太平洋地區抗擊日本法西斯的責任。

比美國的孤立主義危害更甚的是英國的妥協主義。毛澤東認為，英國政府在華北事變中消極應對中國政府提出的調停請求以及拒絕實行對日經濟制裁等行為實際上是為日本獨占華北大開方便之門。及至全面抗戰爆發前夕，英國保守黨政府依然企圖犧牲中國利益與日本進行妥協談判。對此，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英國政府已因長期徘徊在法西斯勢力與世界和平力量之間而飽受本國人民詬病，“如在對華問題上再與日本侵略者相勾結，求妥協，則除了引起中國人民反對外，英國人民也不見得對他們表示同情”[4]503。他認為英國政府對日妥協政策的轉變與本國人民的態度密切相關，英國人民應當團結起來，要求和監督政府堅決與法西斯勢力劃清界限。正如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他在報告中指出的——“英、美、法人民反戰反法西斯勢力正在逐漸增長，只有這種勢力才是最后可靠的”[10]。

雖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英美的對日妥協主義與孤立主義等思想仍未得到根本改觀，且“大量的直接的援助尚有待于來日”，但是毛澤東與首批深入陜北蘇區的外國記者的談話內容連同其他訪問材料一起，在全面抗戰開始后借助報道、通訊、報告文學等形式在全世界廣泛傳播，不僅打破了國民黨當局對中國共產黨長期的新聞封鎖，改善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而且喚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與支持。1937年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蘇聯向中國提供戰爭貸款并派出志愿航空人員直接參與對日作戰，一如毛澤東預言的那樣，蘇聯成為最先出面援助中國抗戰的國家；1938年，加拿大外科醫生諾爾曼·白求恩和印度醫生柯棣華等國際主義者帶領醫療隊來華支援抗戰；更有許多國家的人民密切關注中國抗戰并積極募捐；國際輿論亦對日本侵華進行譴責……所有這一切在中國獨立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五年里給予了中國軍民極大的鼓舞。

全面抗戰前夕毛澤東的對外交往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時中國民族革命戰爭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也是深重的民族危機下所有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其基本特征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的變化和中國抗戰具體實踐的深入而不斷發展的。這一對外交往思想為中國人民抗日救亡、謀求民族復興的斗爭持續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