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至十七世紀前期蒙藏互動關系與明朝應對

高 強 杜常順

（青海師范大學，青海 西寧 810008；青海開放大學，青海 西寧 810008）

自十六世紀開始，蒙古高原與青藏高原蒙藏兩大民族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展開密切的政治文化互動關系，其后果是幾乎將中國整個北部邊疆地區勾連在一起，對此后清朝大一統國家的建構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 已有成果往往從蒙藏立場討論蒙藏關系變化對其各自的影響以及藏傳佛教的紐帶作用，忽視對蒙藏關系的變化對明朝的影響、明朝對此反應、特別是明朝對藏傳佛教在蒙古傳播所持態度的分析，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間。①本文在前賢成果上， 以蒙藏互動關系變化對明朝的沖擊入手，重點分析明朝對此回應：積極隔絕—消極妥協姑息—鄭洛經略西北—積極推助藏傳佛教傳播，進而探究中國西北邊疆社會三方力量的整體格局演變以及其對清代政策的影響。

一、 從“北虜南番”到“南北皆虜”

在明朝三百余年歷史進程的大多數時間里，北方蒙古勢力始終是其最主要的政治和軍事對手。 自明初開始，明朝就沿長城一線，列置重鎮，構筑九邊防線，對蒙古全力抵御。 在西北地區，則效仿漢武帝建河西四郡，斷匈奴右臂的作法，實施“北拒蒙古，南捍諸番，俾不得相合”的戰略，即阻隔蒙古與西北各族特別是藏族之間的聯系，防止兩者之間聲息互通，彼此為援，既孤立蒙古，也避免“諸番”以蒙古為援，施壓于明朝。 蒙元時期，包括西藏在內的藏族地區納入統治版圖，以及蒙古統治者對藏傳佛教的崇信與扶持，蒙藏之間關系密切。 而隨著元朝統治的終結，蒙藏之間的關系也漸行漸遠。 明朝“北拒蒙古，南捍諸番，俾不得相合”戰略則試圖人為阻斷蒙藏兩族間的聯系，實際上也是保持元朝亡后蒙藏區域和民族之間已經離異斷裂的關系。 而這一戰略實施的主要思路是將介于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間狹長的河西走廊變成阻斷和隔絕兩大區域暨蒙藏兩族往來的屏障和壁壘，其具體措施則是“建重鎮于甘肅”， 即由甘肅鎮統御陜西行都司所屬河西走廊沿線所置十四衛三守御所。 這道軍事防線，一方面發揮“西控西域”，特別是保障明朝與西域間的通貢往來，另一方面就是“南隔羌戎，北蔽胡虜”。［1］甘肅鎮之外，明朝又于嘉峪關以西，今甘、青、新三省區交界區域分設安定、阿端、曲先、罕東（罕東左）、赤斤、沙州、哈密等七個羈縻衛即所謂“關西七衛”，任用當地蒙古、撒里畏吾兒、藏等諸族上層為衛所官員，并在哈密和安定兩衛封授歸降的元裔為忠順王和安定王。 關西七衛“不惟斷匈奴右臂，亦以壯西土藩籬”，［2］其在戰略上的價值，既是甘肅鎮防區的進一步拓展和延伸，又發揮對甘肅鎮的屏藩作用。

明朝“北御蒙古，南悍諸番”這個戰略能否有效實施，“諸番”或“西番”主要是藏族的立場和動向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西番，即西羌，族種最多，自陜西歷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 其散處河、湟、洮、岷間者，為中國患尤劇。 ”［3］對番族之策，既要防止重演漢代那樣的“羌亂”，也要防止他們與“北虜”互通聲息，為其“右臂”。 因此，由甘肅鎮所屬諸衛所擔負“南悍”職責之外，又重點在漢藏交界的河、湟、洮、岷地區設西寧、河州、洮州、岷州等衛所加以鎮懾和統御，并從政治、經濟、宗教多方面入手，盡力籠絡羈縻諸番。 如楊一清所言：“西寧、洮、河等處番族國初分散部落，設有國師、禪師，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管領，給予金牌，令其三年一次輸納，差發馬匹，而以官茶酬之，若與王官王民無異，實欲籍其為我藩籬捍御北虜，即前漢斷匈奴右臂之意。 ”［4］

然而，明朝在河西走廊一線所構筑的這道戰略屏障，自明中葉以來，不斷受到沖擊，最終失去其“北御蒙古，南悍諸番，俾不得相合”的戰略壁壘作用。 蒙古部落隨之穿越河西走廊進入西番地區，形成“番達合勢”的局面。

甘肅鎮防線的突破， 始于關西七衛受到沖擊。自正統開始，關西七衛就受到瓦剌、吐魯番等的長期侵擾， 加之各衛內部和各衛之間種種矛盾的作用，導致其族眾或遷徙或流散，而無以自存。 至正德時， 韃靼即東蒙古部酋亦不剌部由河套地區西進，進一步殘破安定、曲先、罕東、阿端四衛，明朝遂失去對嘉峪關以外區域的控制。 亦不剌亦由此進入青海地區，成為明代北虜即韃韃入據青海的第一人。

亦不剌本為韃靼異姓權臣， 領右翼永謝布部落，正德初，此人與另一位右翼部酋阿爾禿廝（滿都賚阿固勒呼，領鄂爾多斯部）武力抗拒達延汗即黃金家族對右翼部落的統一， 遭到達延汗的討伐，遂由河套地區逃出， 進入甘肅邊外，“引眾至涼州、永昌，山丹、甘州及高臺、鎮夷、肅州聯絡住牧”［5］，隨后攻破安定、曲先、阿端、罕東諸衛，最終于正德七年入據“水草豐美，番人環居”的西海即環青海湖地區?！胺耸涞?，多遠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為所役屬。 甘肅、西寧始有?？苤?。 ”［6］

繼亦不剌之后，卜兒孩、整克、大同等蒙古部酋又先后進入西海地區，他們和亦不剌一樣，都是黃金家族的敵對勢力。 這些蒙古部酋雖然遠避西海，但黃金家族并不因此而放棄對他們的征討。 嘉靖時期，以達延汗之孫、右翼部長吉囊（袞必里克墨爾根，領鄂爾多斯即河套部）和俺答（領土默特部）為主，多次組織對西海地區亦卜剌、卜兒孩等的軍事討伐。 嘉靖三十八年，俺答汗“攜子賓圖、丙兔等數萬眾，襲據其地。 卜兒孩竄走，遂縱掠諸番。 ”②此次西征，最終清除了長期盤踞于此的亦不剌、卜兒孩等反黃金家族勢力，同時，西海地區也由此納入黃金家族特別是俺答汗土默特萬戶的勢力范圍。 俺答東返后，其子丙兔等所部即留牧于青海：“留孽子丙兔等七枝等盤踞海西”。［7］而更為重要的是，此時的俺答汗與西藏佛教關系日漸親密，介于蒙古與西藏間的西海，對蒙古而言，其重要性顯然不只是勢力范圍的擴大或新的游牧區域的擴展，也意味著蒙古與西海的關系不僅已無法阻斷， 而且越來越密切。為了便于在蒙古地區與西海之間往來，俺答“留賓圖據松山”，“套內部落亦以大小松山為巢穴”。［8］賓圖并非俺答之子，而是其侄，屬于鄂爾多斯即套部。賓圖所據松山，位于河西走廊東端，介于河套和西海之間，“東扼黃河，北阻賀蘭，西亙莊、涼，南綴靖、蘭，綿延千里”。［9］賓圖據此，既可為蒙古部落往來于河套和西番之間提供中轉便利，也對河西走廊甘肅鎮防區造成更為直接的沖擊。

對于蒙古部族而言，從蒙古高原進入西番地區，河西走廊即明朝甘肅鎮防區是必須要穿越的區域。自正德以來，無論是亦不剌，還是吉囊、俺答等所屬，每次穿越河西走廊， 幾乎都會引發與明軍的軍事沖突。 張雨《邊政考》卷五《北虜》中有嘉靖時期“套虜”即吉囊和俺答征伐西番， 穿越河西時與明軍若干次“對仗”情形的記載：

嘉靖四年（1525年）正月，“套虜率眾收海賊，犯涼（州）、永（昌），總兵官姜奭兵拒鎮番蔡旗堡，斬首九十余級”。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俺答“以數千騎自嘉峪關拆邊，由肅州鎮夷、高臺犯甘州西門，殺死軍士、回夷十余名。 套虜俺答阿不孩因收?？芑馗手荽笏翐锫?。

嘉靖二十三年二月，“套虜夜襲高臺、 八壩，都指揮柳禎等御之，敗績，百戶陸昶戰死。 十一月，虜由西海歸套，犯涼（州）、永（昌）。 總兵官仇鸞擊斬首一百二十余級，敗走。 ”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虜復收海賊，參將劉勳分兵設伏，斬首四級。 ”[10]

但這些戰事顯然都未足以阻止蒙古部族橫穿河西走廊往來于西海和河套之間。 而隆慶和議達成之后，俺答等向明朝指出“借路”“假道”的請求，亦為明朝所允：“在莊浪則鎮羌堡， 在黑松則鐵柜兒，在涼州則泗水堡，在永昌則水泉及寧遠，在甘州則石硤口，此西走番族道也。 先是俺答假之，闕后扯力克西行，遂率為胡虜通道?！保?1］“不為禁例?！保?2］《明史》卷222《鄭洛傳》亦謂：“及俺答迎佛，又建寺于青海，奏賜名“仰華”，留永邵卜別部把爾戶及丙兔、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 他部往來者，率取道甘肅，甘肅鎮臣以通款弗禁也。 ”至此，甘肅鎮作為隔絕蒙藏聯系的戰略屏障而言幾乎是形同虛設。

除了“假道”甘肅之外，西海、松山各部又極力謀求明朝在甘肅鎮開放互市。 隆慶和議后，明朝在北疆沿線向蒙古各部陸續開設市口， 但因不情愿蒙古部落在西海和松山駐牧，同時又擔心河西“互市一開，則番人驚擾，有妨茶馬之利，邊計日馳”［13］，所以，在甘肅鎮屬區域并沒有設立市口， 西海和松山地區蒙古部落要遠赴寧夏清水營等處互市［14］。 為便于就近貿易， 松山賓圖和西海丙兔乃至俺答汗等多次請求在甘肅鎮屬區域開放市口，并不時寇擾邊塞，向明朝施加壓力。［15］為了維持明蒙和議款貢的大局，明廷于萬歷二年在寧夏中衛設立互市， 準許松山和西海兩地蒙古部落前往貿易，［16］略示讓步。但賓圖等以“甘肅不許開市，寧夏途遠，往還艱難無利”，仍然堅持要求明廷于甘肅開市。［17］幾經交涉后，明廷于萬歷三年聽取陜西總督石茂華意見，“以甘鎮河西之虜， 責之遠赴寧夏，誠不勝奔命之苦，宜即以甘鎮邊外擇離內地遠處，置立夷廠，令西海丙兔部落每年赴彼互市一次，松山賓兔亦許莊浪小市一次。 ”④甘鎮互市的開設，使得西海和松山地區蒙古部落就近貿易更為便利，但更重要的是意味著明朝方面完全認可了西海和松山地區成為蒙古部落勢力范圍的既成事實。

給予“假道”，開設“互市”，其實都是明朝對蒙古部落進入西番地區行動的忍讓與妥協， 這無疑也姑息和縱容蒙古部落在西番地區不斷擴展自己的游牧區域的行為。

如前所述，嘉靖三十八年，丙兔等七枝留牧于環湖地區。 隆慶和議及俺答于西海建寺“迎佛”后，進入這一地區的蒙古部落數量進一步增加。 “初款之時，止丙兔七枝；今威正等二十九枝，環甘皆虜也”。［18］“蜂集蜞萃，遂成虜藪也?！保?9］“嘉靖末年，虜王俺答擁眾南牧，黨與漸繁。 至萬歷六年，又復挾視豢款，迎佛假道，往來無禁，遂于海南建寺，題額仰華。而永邵卜遂統領部落，主守寺剎，掠番聚丑，負海稱雄。 而火、真諸酋遂渡河南牧，營成三窟。 ”［20］“火、真諸酋”中的“火”指進入西海的哆羅土蠻（多倫土默特）首領火落赤，“真”指丙兔之子真相。 萬歷十一、二年后，真相所部由環湖向東南渡過黃河至莽剌川一帶拓展勢力，“蟻聚莾剌，漸逼洮、河”；［21］火落赤部再向東南推進，入據捏工川。［22］莽剌川位于今青海省境黃河南貴南縣境內，中心在該縣茫拉鄉；捏工川在今甘肅青海兩省交界區域，中心在今甘肅夏河縣北部的甘家灘。 莽剌川、捏工川，加上即西海即環青海湖地區，蒙古部落在西番地區形成三大游牧領地。

右翼蒙古入據西海，之后又進入莽剌、捏工兩川之地，完全改變了明朝西北地區“南番北虜”的格局，所謂“甘肅素稱北虜南番，今則南北俱虜”［23］，明朝河、湟、洮、岷一線的邊防也因這一變化而面臨從未有過的壓力。 “祖宗時，青海有番無虜，故自西寧以達河、洮，雖設有兵衛，亦惟防番，非謂防虜也。 自正德年間亦不剌逋逃海上，遂稱多事?！保?4］丙兔、火落赤等部進入莽剌、捏工兩川后，河、洮一線的邊防形勢更趨嚴峻。 “莽、捏二川，實是番巢，且地接河、洮，蓋非夷虜得駐牧者。自真相占據莽剌川于先，火落赤占據捏工川于后，遂盡收諸番，以為部落，盤結近地，以為巢穴”［25］；“洮、河地方舊無虜患，止是防番……自俺酋迎佛建寺，結眾住持（牧）莽剌川，一以戀水草之豐，一以圖諸番之利，久假不歸，遂成巢穴。 且又招引西海諸酋往來住牧，而洮、河門屏之間，遂為腥膻屯聚之所也。 是當日關陜止有三邊，而今又增洮、河一邊矣。 ”［26］蒙古勢力還進一步向川西北松潘一帶推進。 早在正德時期，亦不剌就曾“屯松潘境上，掠番夷諸寨。 ”［27］萬歷時，松潘邊外作兒革、白利等不少番族部落被丙兔所控制和役屬。

二、 蒙古“搶番”“收番”與明朝的應對之策

蒙古部族進入西海地區， 對當地番族武力相向，即進行所謂“搶番”和“收番”活動。 “搶番”，即搶奪擄掠其孳畜財產人口用乃至草場，而“收番”，也是以武力相脅，控制諸番部落，收為己用，為其部屬，供其驅役。 正德時期，亦不剌等部先是對關西七衛所屬諸部大加搶掠。 “至西海，將安定王逐奔，部下番民殺盡，及將原授職敕書誥命金印牌并帳房頭畜擄去，奪占其地?！保?8］如七衛之一的罕東衛“被亦不剌等達賊將本衛指揮板丹等部落賊殺，其余所管剌咂等族逐（遂）奔南山一帶，擄去敕誥金牌銅印”［29］。七衛所屬撒里畏兀兒族眾也多被亦不剌等脅迫，供其驅役。 嘉靖初，協守甘州副總兵武振疏稱：“查得亦不剌等貳種達賊自正德三四年間，被小王子大勢趕殺，前來甘肅地方西寧等處住牧，已經十有三年，其各賊首俱已戰沒，今其存者乃其部下弟男子侄等人，總其部落久住前地，不敢復歸。 春夏則屯聚西海，趁趕水草，遇冬河凍則踏冰過河，搶掠洮岷等衛附近番族。 其原來真正達子，不過三二千人，其余俱系擄掠西寧涼莊迤南及及屬番罕東、安定、曲先等衛男婦脅從跟從搶掠。 ”［30］俺答西征亦不剌、卜孩兒諸部的過程中，也“進擄”撒里畏兀兒族眾，“將其降服令居彼地而還”［31］，這些撒里畏兀兒族眾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就作為西海蒙古的附庸在環湖及鄰近區域活動，被稱為諸番中“最有氣力”的“海上之番”，即所謂“紅帽番子”：“其族有七，曰剌卜、曰亦郎骨、曰罕東、曰沙麻、曰武宗塔、曰納部、曰石剌韋物，此皆安定四衛之遺種”。［32］

撒里畏兀兒之外，自環湖至莽剌川、捏工川，直至川西北松潘諸地， 伴隨著蒙古勢力向這些地區的擴張，各地番族部落不斷遭到搶掠和脅迫。 面對蒙古勁騎，”大宗強族，猶能勉力相抗，而單弱番夷，如境內紅帽、剌卜、姑六只等族，洪水、扁都、鎮夷等邊外生番，悉俯首歸順而愿為部落者，不知其幾?！保?3］“番人苦虜，聽其詛約，與相盤牙”，“遂盡收諸番，以為其部落”［34］。 其中“永邵卜、瓦剌他卜囊部落并收番計幾萬人，納剌、沙剌二臺吉約千人，哈壇把都爾約五百人，火酋（即火落赤）頭目始僅數百，繼收武宗塔爾諸蕃，及渡歸德，收哈家諸蕃，殆三千余眾，駐牧莽、捏二川。真酋（即真相）兄弟亦僅數百，收有河南蕃族共二千余。 ”［35］“永邵卜所依者阿爾力番族”，“火酋所恃者紅帽剌卜”，為其稱雄西海所依恃的重要力量：“火酋父子不滿千騎，其桀驁稱雄，惟恃剌卜番子。 ”［36］

對所收番族，蒙古又施以征斂之策，“以麥豆青稞口食取之蕃也， 褐皮毛布輕暖取之蕃也”。［37］《明史》謂：“自青海為寇所據，番不堪剽奪，私饋皮幣曰手信，歲時加饋曰添巴，或反為向導，交通無忌。 ”［38］申時行稱：“自封貢后，虜常抄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忝巴，于是虜騎數至番中?！保?9］所謂“手信”者，“往來番文必附饋遺之物，輕則皮毛，重則羊馬而已，謂之壓番文，又謂之手信”；所謂“添（忝）巴”者，“若麥豆青稞，若牛羊駝馬，但十分而取一，不及者不取也，歲一取之，謂之添巴。 ”［40］

西番諸族，包括撒里畏吾兒在內，自明初就被納入王朝羈縻統治的范疇，使之發揮西北邊地“藩籬”的作用。 撒里畏兀兒各部分屬關西七衛，而其它西番各部則由陜西緣邊相關衛所特別是河州、西寧、洮州、岷州等“西番諸衛”統轄。 凡僧俗酋長，授給官職名號，世相承襲：“其諸豪有力者，或指揮、千戶、百戶，各授有差”，“擇番僧為眾推服者，大者國師，小者禪師。 ”同時，明朝于茶馬貿易中寓以賦征制度，向西番各族頒發金牌信符，征收“差發馬賦”［41］，為明之屬番。蒙古各部對諸番族部落攻伐擄掠，“以致中馬諸番畏彼之威，悖漢向夷”［42］，迫使大量番族部落臣屬于蒙古，西海蒙古因之得以增加自己的力量，壯大了聲勢；而于明朝而言，其在西北諸番地區的羈縻統治受到嚴重沖擊和破壞，西北邊地尤其西番諸衛喪失了番族作為“藩籬”的屏護作用，直接面臨著蒙古部落的威脅。 而對于蒙古之“搶番”“收番”，明朝方面雖有官員認為番漢之間具唇齒相依關系，“庇則為我用而獲安唇齒，棄則為虜用而有害腹背， 利害之間自當深結于番也”；［43］“虜強番弱，以番附虜，難制也”，建議朝廷予以保護和撫綏［44］，但實際上并未見有什么切實的保護舉措，反而是“縱其收番，容其借路”。［45］趙時春在《北虜紀略》中指出，亦不剌“往往侵暴西番族帳”，“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發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剌遂雄距（踞）西海矣?！保?6］款貢之后，邊地官員更“因番附虜，置之度外，虜內入搶番，既不能為排難解紛，虜誣番盜馬，乃為之仇追罰服，以致諸番甘心于虜，而不還故巢也。 ”［47］其實，對于蒙古的“搶番”與“掠番”，持放任漠視態度的不僅僅是邊地官員，也包括像高拱這樣的內閣首輔。 隆慶間，高拱在給宣大總督王崇古的書信中談及套部首領吉能“西搶”時說道：“吉能搶西番事，已令本兵立案，不覆矣。 蓋不欲其犯我，又不欲其搶番，豈人情哉？ 若然，是仍令犯我而后已也；但明言許其搶番，又非國體。 故直不覆，付之無何有而已矣。 ”［48］這種局面一直到萬歷十八年“洮河事變”發生后才有所扭轉。

萬歷十八年，火落赤、真相諸部裹脅所收番族部落大舉進犯洮州、河州，并深入臨洮及渭源等地［49］，與此同時，順義王扯克及三娘子、套部卜失兔及松山宰僧阿赤兔蒙古大酋也紛紛南下，會聚西海。［50］火落赤、真相“益挾為重，關中大震”。［51］此即“洮河事變”或“洮河之役”。

“洮河事變”為隆慶封貢后明蒙之間最嚴重的一次軍事沖突，明朝“殞將覆師”，君臣上下深感“辱國挫威”，難以容忍，遂下決心對西海蒙古采取嚴厲的政策。 明廷令兵部尚書鄭洛經略七鎮，處置西海蒙古事宜。 鄭洛認為：“西陲失策，無甚于假道與虜，無甚于棄番啖虜”。［52］他奏稱：“洮、河與河西一帶番族環列，種類實繁，除生番勿論外，其屬番雖習性不同，與編伍少異，然奉令趨役，固無殊于蒼赤也。 以故我祖宗朝經略西陲，率先番落，易茶納馬，曲示羈縻，且建寺賜敕，封以國師名號，因俗闡教，俾其為我保疆。二百年來，諸番恃我為庇護，我恃諸番為藩籬?！庇种^：“自款貢以來，虜王南牧，許之借途，因而收番，此后虜騎因仍，仍不為禁制，遂致虜縱蹂躪，番失憑藉，子女牛羊皆虜所有，生死予奪，惟虜所制，日招月引，番安得不盡歸之虜也。 以故虜舍故巢，率趨西海，豈獨水草豐美，實以諸番可利，初尚利番之財物，繼則利番為爪牙，為心腹也。 洮河之事，為虜向導番也，先鋒番也?！保?3］因此，鄭洛以“收復”番族回歸明朝為其經略“首務”，主“收番御虜”之策。 而這一政策獲得朝廷支持，明神宗特別強調：“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開拓的封疆”［54］，要求對番族不能區別待之，番漢一視同仁。

鄭洛到蘭州后，一方面“遣使趣扯力克東歸”，［55］并禁假道于蒙古，另一方面令“四出譯使，遍給白旗，諭以皇上招攜懷遠之恩，天朝給茶納馬之利，臣奴丑虜之害。 ”［56］他指出，“番虜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故欲蕩兩川，須清西海，欲清西海，須鼓諸番。 ”［57］

鄭洛招番令下達后，長期處在蒙古蹂躪下的番族部落紛紛歸附。 “來者率善遇之， 自是歸附者不絕。 ”［58］招番令下達不足一年，番族歸附者即超過十萬之眾。 其中，臨鞏兵備道劉光國等“出塞招諭，報收生、 熟番人二萬一千三百余名， 安插原住牧地方。 ”鄭洛和總督葉夢熊“奏請熟番則照原額，生番則依定數，一體中馬領茶，以示羈縻。 如遇虜掠，一邊堵截，一面報道發兵應援。 ”西寧分巡肅州等道石槚等“報招過熟番八萬二百七十余名”，并奏準“安插保護”六事，予以妥善安置和相應獎賞。［59］

十余萬番族回歸明朝， 明顯削弱了西海蒙古的實力， 為明朝對西海蒙古采取進一步軍事行動創造了條件?！奥迥诉M兵青海，走火落赤、真相，焚仰華”。［60］在軍事清剿活動中，番族各部給予明軍各種形式的支持和協助，“自是番依中國以為屏蔽，以藉番人以為耳目。 分撥隘口，以探夷情，狡虜動定，每得預聞”。［61］鄭洛“收番”的成效在數年之后，即萬歷二十三年在西寧南、西兩川之役中再度得到體現。 兩川之役明軍重創西海蒙古永邵卜部，“此役也，官軍之截戰誠為首功，番眾之夾擊亦為殊績”。［62］番族部落的大力協助是明軍此戰取勝重要的因素，故明廷亦將此歸功于鄭洛“收番御虜”之策，以為“今日之用番，乃前日收番之力”［63］。兩川戰后，陜西三邊總督李汶及甘肅巡撫田樂等奏準乘 “虜勢窮迫遠徙”，“自顧不暇，無力制番”的有利時機，再次廣布招番之令，“多方招致”，“其歸附者，筑堡保護，永為藩籬”。由于措施得力，“不期年，西寧之降附者，業逾七千，為數月而甘州之投歸者，已四千余。 ”［64］經此招撫，“今海上之番，歸我漢疆者十有六七”。［65］

萬歷中，明朝大規模收番，有效遏制了正德以來蒙古勢力在西番地區不斷擴張的勢頭，減輕了對明朝河湟洮岷一線的邊防壓力，而大批番族部落重新回歸到明朝一邊，使明朝在西番地區嚴重受損的羈縻統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復。

當然，從正德初年直到萬歷年間，右翼蒙古勢力在西海地區已經營盤踞大概七八十年時間，雖然有大量番族部落脫蒙歸明，但臣屬依附于蒙古的番族部落仍有相當數量。 如上所述，“海上之番”歸于明朝者達十之六七，說明還有十之三四仍依附于西海蒙古。 萬歷二十五年兵部侍郎李禎奏稱，川西北松潘“自北界作兒革迄西至殺鹿塘、毛兒革地方，其間番族為虜所挾者十有八九”。［66］則遠離西海的松潘邊外諸多番族部落也仍然受制于蒙古部落。 而在明朝力行收番政策的同時，西海蒙古各部同樣也不放棄對番族部落控制和爭奪。 “夫虜以勾番為猾夏之漸，則我以鼓動番為制虜之機”。［67］此后，《明實錄》中關于明蒙古雙方“收番”的記載隨處所見，雙方“收番”之爭一直持續到明末。 天啟五年，巡按陜西御史霍瑛向朝廷奏陳“兩河五郡情形”，就提到：“其在海虜，河西則黃臺吉肆其吞噬，此虜狡黠強梁，大非松虜可比，近來求款、求封皆非本意，蓋彼陽款我以為名，而陰收番以為利，收番以剪我之翼，款我以攜番之援，遠交近攻，虜得長算，數年之后，番將盡化為虜，而邊疆之禍始烈，此海虜之情款也。 ”又謂：“番人即吾人，若之何聽其日吞日噬，而尚以款為名乎！當指破狡謀，而早為便計。 ”［68］

三、蒙藏宗教互動關系與明朝的態度

以俺答汗與第三世達賴喇嘛在西海仰華寺會面與結盟為歷史起點，以格魯派為主的藏傳佛教大規模傳入蒙古地區，蒙藏兩族由此形成更為密切的互動關系。 一方面，藏傳佛教開始向蒙古各個地區廣泛流播成為全民信仰；另一方面，蒙古勢力則以格魯派“檀越”“護法”的身份一步步深度介入青藏高原的政治生活。 右翼蒙古與格魯派同盟關系的達成，與明蒙間封貢關系的確立幾乎同步，兩種互動關系又藉由藏傳佛教這一因素形成交集。 在這一交集中，明朝方面基于自身的立場，對蒙古接受藏傳佛教信仰采取樂觀其成，積極推助的態度，而又基本拋開對“番達合勢”的顧慮和擔憂。

右翼蒙古與藏傳佛教的接觸無疑是從正德時期進入西海地區之后開始的。 嘉靖后期，右翼蒙古與藏傳佛教的接觸日漸頻繁，套部首領切盡黃臺吉（庫圖克臺徹辰洪臺吉）率先歸信藏傳佛教，并力促俺答汗接受。 隆慶五年，俺答與明朝最終達成封貢協議，結束了雙方長期敵對狀態，這使得俺答汗暨右翼蒙古騰出手來著力于與格魯派增進關系，最終在萬歷五年實現俺答汗與三世達賴的會面。

蒙古奉佛，顯然意味著蒙藏兩族間結成更為緊密的融合性關系。 由于皈信藏傳佛教，蒙古各部到青藏地區“拜佛”“飯僧”的宗教活動更加頻繁，蒙藏間跨區域互動漸成常態。 然而，明朝方面對于蒙古奉佛，從一開始就抱持積極推助的態度，而忽略了這是一種更具深度的“番達合勢”。 明廷認為，佛教“戒殺行善”“因果報應”一類的說教，可以改變蒙古民族剽悍善戰的習性，有利于息除邊患，穩定邊疆。宣大總督王崇古奏稱：“虜欲事佛戒殺，是即悔過好善之萌。 我因明通蔽，亦用夏變夷之策，宜順夷情以維貢事”；［69］又謂：“虜眾既知奉佛敬僧，后將痛戒殺戮，自求神果，不敢復事兇殘。 ”［70］因此，明廷對蒙古奉佛取因勢利導之策，“當順其性， 以遏彼好殺之性。 ”［71］明朝對藏傳佛教東傳蒙古的推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助力佛寺營建。明朝幫助蒙古營建佛寺，主要是在俺答汗時期。 隆慶六年，俺答汗“建寺大青山”，并請明朝提供建寺所需的“工師”和“五彩”（顏料）。［72］萬歷三年十月寺院建成，為“城寺”格局，明廷又應俺答之請，賜城名“歸化”。［73］據喬吉教授的研究，這座位于大青山的城寺，系俺答在明朝幫助下，在蒙古地區建的第一座藏傳佛教寺院。［74］繼大青山“城寺”之后，明朝又幫助蒙古營建著名的西海仰華寺。 仰華寺的建造，主要目的是為了迎請格魯派領袖三世達賴喇嘛鎖南嘉措。 萬歷四年，俺答和丙兔父子“乞建寺西?！?，明朝“助以物料”，萬歷五年寺院建成后，又敕賜“仰華”寺額。［75］不過，對于蒙古在西海建寺之舉， 明朝不少官員還是表示相當的顧慮，認為丙兔在西海修寺，目的在于“為久居計”，“廷臣多言不可許”。［76］萬歷三年，兵科給事中蔡汝賢就上奏提出：“蓋許之建寺， 則西藏一路往來自由，聽之奉佛，則南北諸番交通無忌。 彼黠虜真有從善之念哉！ ”［77］但禮部認為：“彼已采木興工，而令改建于他所，勢所不能，莫若因而許之，以鼓其善心”［78］。因此，不僅許之建寺，而且“假以美名，助以物料”，期能“化其悍暴，鼓其恭順”。［79］但仰華寺建成后，特別是俺答和三世達賴會晤后，蒙古各部頻頻以“禮拜迎佛”之名進入西海地區，“肆行搶掠”，因此，萬歷十八年“洮河事變”爆發后，鄭洛指揮明軍討伐西海蒙古，亦將仰華寺焚毀，“以絕（東、套）二虜西牧之戀”。［80］而在大軍進討之前，明朝還差遣番族部落焚燒了火落赤部在捏工川為建佛寺所準備的大量木料，以阻止其在當地長期駐牧。［81］繼仰華寺后，俺答汗于萬歷八年又在土默特駐地新建成一座佛寺，并遣使請敕賜寺名，明廷敕賜“弘慈寺”。［82］

第二， 優待在蒙古地區傳教的藏傳佛教僧人?！袄镏谔斨姓?，我歲有所賜，以獎異之。 ”［83］伴隨著右翼蒙古和藏傳佛教的接觸和歸信，不斷有藏地喇嘛進入蒙古地區講經傳教，得到蒙古部酋與民眾的禮敬與尊崇。 俺答汗等蒙古部酋也利用與明朝通貢的關系，向明朝請求對這些在蒙古各部弘法的僧人給予封賞?！捌湄萋槲鞣壬?，化導虜眾，易暴為良，功不在斬獲下”，所以，對俺答汗等此類請求，明朝方面都盡量滿足，“庶諸虜感恩遵教，貢盟愈堅，邊圉永寧”。［84］

明代赴蒙古地區傳教最重要的人物無疑是三世達賴鎖南嘉措，仰華寺會晤后，經俺答引介，他向明朝請貢，“且以番書一紙并壓書禮物饋居正”。 張居正以“人臣無外交”之義，未敢收納，神宗指示：“戎狄賓服，宜勉納所饋，以慰遠人向風慕義之誠?！保?5］達賴喇嘛轉世活佛系統由此與明朝建立聯系。 對于三世達賴傳教蒙古的活動，明朝方面格外予以關注和重視。 大臣王錫爵就認為：“西僧入虜，撫夷之一大機也。 漢法羈縻止于趨利，而佛徒勸化，兼以降心”。［86］萬歷九年，經俺答通過宣大總督鄭洛陳請， 明廷賜給三世達賴及其僧徒敕命與圖書。［87］據王士琦《三云籌俎考》，明朝于“萬歷十四年升授西番覺義職銜番僧答賴一名”［88］，此“答賴”當即三世達賴喇嘛。 次年，明廷正式授予三世達賴“朵兒只唱”名號，賜給敕命和圖書。［89］至萬歷二十年， 明朝又將這一名號授予松木臺吉之子，年幼的四世達賴喇嘛云丹嘉措：“萬歷二十年奉圣旨升松木之子為朵兒吉昌，異其事也。 ”［90］

除達賴喇嘛之外，隆萬時期，明廷對在蒙古地區傳經喇嘛的封賜時有所見。 隆慶六年，明廷就應王崇古奏請，給在俺答汗身邊傳教的“西番剌麻”授予“僧錄司官，仍給禪衣、僧帽、坐具等物，以忻虜眾”。［91］萬歷元年，王崇古在一件奏疏中提到數位當時在俺答處傳經的喇嘛名字， 其中有六人獲明朝“欽授”覺義和都綱職銜：“會同西番原來喇嘛，欽授覺義哈旺噴兒剌、都綱恰打兒罕、公實把實、公木兒把實、大都把實、黃金把實、并未授職鐵暨把實、哈兒見把實、 山根把實及西番新到喇嘛一名剌八，原系中國永樂皇上大國師素職，世襲有效。 ”［92］

上述公木兒榜實、公實榜實、黃金榜實、恰打兒漢諸僧都是俺答汗“從西番請來剌麻”，“教我看經，念佛，戒不殺生靈”。［93］這六人的僧職應該就是前述隆慶六年所授。 萬歷元年，明廷又“授在虜番僧九人官，仍給禪衣、坐具、僧帽”。［94］萬歷六年，明廷給烏思藏闡化王子所遣在西海為俺答汗傳法的藏僧多人，以“向化撫虜，恭順可嘉”，“各授大覺禪師及都綱等職，賜僧帽、袈裟及表里、食茶、彩段有差?！保?5］王士琦《三云籌俎考》“北虜封授官職” 內記載， 萬歷十四年，“升授西番都綱職銜番僧閃坐巴等三名”； 萬歷十五年，“升授西番都綱職銜番僧把漢忽同兔等三名”； 萬歷十九年，“升授西番都綱職銜番僧綽兒江素剌麻等二名”。［96］這些全系由西番地區被迎請到蒙古地區傳教的藏傳佛教僧人。 另外，據《萬歷武功錄》，萬歷十四年，經宣大總督鄭洛奏請，授予肅州歸華寺比丘宛沖都綱之職，因為該僧“習學韃靼、畏兀、西番番字，鄉隨切盡傳經譯字，積功勞”。［97］

第三， 明朝向蒙古地區派送傳經喇嘛、佛經、佛像等等。 為滿足皈信藏傳佛教的需求，俺答汗等蒙古部酋一方面從西番各地禮請喇嘛前往授法傳經，另一方面則通過通貢渠道， 奏求明朝提供幫助，派送喇嘛、佛經、佛像等等。 明廷對此予以積極回應，盡量滿足。 張居正認為：“虜王求經求僧，此悔惡歸善之一大機也， 南北數百萬生靈之命皆系于此，天佑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凈修善業，皈依三寶。 ”［98］俺答汗自款貢之后，即“累求經、僧，節蒙朝廷允給”。［99］隆慶六年，俺答“請金字番經及遣剌麻番僧傳習經況（咒）”，穆宗準其所請。［100］禮部祠祭司“咨僧錄，得金字經三部。 行順天府復造及墨字經，大率十部。 遣其剌麻僧星吉藏卜、堅參札巴及其徒領占班麻、星吉堅挫往。 以堅參札巴曾使西番，兼通經故也。 ”［101］同年，套部切盡黃臺吉赴甘州馬蹄寺，“禮佛畢，即使夷使向撫臣索車渠數珠、蓮花子數珠及西番十王經”， 大臣廖逢節以為切盡好佛，“政當順其性以遏彼好殺之慘， 不知切盡非忠心誠好佛者也。于是遣畫匠、余和尚赍《護法壇場經》《密濟壇場經》《普覺壇場經》三部，數珠十盤與切盡。 ”［102］萬歷元年， 明廷又應俺答汗之請為之送去佛像和番經，由通曉“各國語及韃靼番經”的譯字官馬尼卜剌等“奉《金光明經》往”。同時，還送去所請鍍金佛像三尊。［103］萬歷三年，經俺答奏請，明廷又派堅參札巴等四名喇嘛前往傳經。［104］堅參札巴此后又多次奉旨前往蒙古傳經。 《明神宗實錄》中萬歷四年、萬歷九年都有明廷應俺答之請，欽差堅參札巴前往傳經的記錄［105］。 俺答之后，辛愛黃臺（乞慶哈）及扯力克也繼續向明朝求遣番僧。 有番僧郁班麻者，自萬歷初奉差出塞傳經，“所使自俺答而黃臺吉而今酋 （按即扯力克）十一往返”。［106］據《明神宗實錄》，萬歷二十一年，應順義王扯力克和忠順夫人三娘子之請，明廷派喇嘛領占班麻等四人前往傳經。［107］此為《明實錄》中所載明廷遣喇嘛赴蒙古地區傳經的最后一條記載。

明廷對于出塞傳經喇嘛的人選十分重視。 高拱就說：“番僧必須得人而厚遣之， 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天道，尊中國，戒殺為善，即往西天做如來佛，豈不快哉。 ”［108］因此，所遣喇嘛皆為“通經有行”者。如前述堅參札巴曾經“西番奉王，傳習教法，堪備差遣”。 喇嘛出塞， 明廷也莊重其事，“官為制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蓋，爐香前引?！倍晒彭樍x王也待以厚禮，敬重有加：“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奉所賜經像，蹈以進。既入，施設，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 禮競，敬問帝萬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有無佛法隆污。 ”講經之時，“胡騎數萬，環以聽，大酋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羅拜，顙擊地，若萬杵登登也。 ”［109］場面十分壯觀。

四、結語

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蒙藏間的互動關系，打破了明朝南番北虜暨隔絕蒙藏的戰略格局，嚴重沖擊了明朝在西北番地的羈縻統治體系，關西七衛因之蕩然不存，西番諸衛乃至川西北松潘等衛所屬番族部落也紛紛淪為蒙古部屬，右翼蒙古在這些區域幾乎取代明朝成為主導性政治力量。面對右翼蒙古的西進南下并在西番之地建立游牧區域即 “西海蒙古”的形成，明朝雖有一定的應對卻缺乏足夠力度，而蒙古對諸番部落的征伐與收服，明朝幾乎持放任態度。 直到洮河事變的發生，才迫使明朝一改以往消極被動和妥協姑息的作法， 遣鄭洛開展經略活動， 使右翼蒙古在西番地區擴張的勢頭得到遏制，并收復大量番族部落脫蒙歸明，壓縮右翼蒙古在西番地區的游牧范圍，緩解了西北邊防壓力。然而，鄭洛的經略， 乃至其后明朝對西海蒙古的軍事打擊，都未能改變西番之地作為右翼蒙古游牧區域之一并在西番地區發揮重要政治作用的既成事實。 當然，正是由于明朝無法有效地阻止蒙古政治軍事力量的西進南下，以及在諸番之地建立游牧區，使得蒙古政治勢力深度介入西藏地區政教斗爭沒有受到來自明朝方面的掣肘。

盡管不甘于“北虜南番”戰略格局因右翼蒙古的西進南下而被打破，但基于自身徹底解決來自蒙古方面政治軍事威脅的政治期待，明朝對于蒙古皈信藏傳佛教則持積極推助的態度，竭力滿足俺答汗與蒙古方面提出的派送喇嘛、佛經、佛像等的請求。這樣的作法，無疑推進了藏傳佛教向蒙古地區傳播的步伐，但蒙藏間因此而形成了更具融合性的民族關系，顯然又相悖于明朝隔絕蒙藏的戰略初衷。 而明朝統治者藉推助蒙古皈信藏傳佛教來化解北部邊疆問題的舉動，可視為后來清朝統治者“興黃教所以安蒙古”國策的先聲，這也是明清間歷史承續關系在邊疆問題上的體現。

注釋：

①相關代表性成果參見：王輔仁，陳慶英編：《蒙藏民族關系史略十三至十九世紀中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陳光國、王浩勛：《明清時期青海蒙藏關系和中央王朝對蒙藏的政策》，《中國藏學》，1989年第1期； 樊保良：《 蒙藏關系史研究》，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張科：《〈藏傳佛教四大活佛系統與清朝治理蒙藏方略〉評介》，《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張興年：《清代甘青蒙藏地區施政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魏建東：《俺答汗代三世達賴喇嘛求封事宜考》，《中國藏學》，2017年第3期；馬嘯：《明朝與蒙藏地區政治互動模式初探》，《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等。

②卜兒孩，“乃小王子部落。 先年，因小十王據其女子，戮其黨眾，構兵仇殺，力不能支，乃遠竄西海，盤踞有年。 ”見沈越、沈朝陽：《皇明嘉隆兩朝聞見記》第341頁，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影印本。 整克，“其初北虜小十王部落也，因變逃據西?！币姟睹魇雷趯嶄洝肪?01，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丙戌。

③《明史》卷330《西域二》。 內賓圖并非俺答之子，而是其侄。

④“甘鎮邊外”為丙兔部落所立“夷廠”即甘州扁都口。

⑤明神宗實錄，卷37萬歷三年四月甲戌條載：“俺答子賓（丙）兔住牧西海，役屬作兒革、白利等諸番。 ”作兒革，即今之若爾蓋；白利或即明末與格魯派為敵之白利土司所在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