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傳統地域總集編纂新變論

夏 勇，段亞男

（1，2.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漢語國際教育系，浙江杭州， 310018）

民國時期，傳統文學文獻編纂活動頗為興盛。 其中尤其值得稱道的一個領域，便是地方文學文獻。 就此類文獻的主體而論，一是地方文人的個人別集，二是面向相關地方的總集，即本文所謂地域總集。

據筆者統計，民國時期編纂且存世的各類型地域總集約在300 種以上，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文學文化遺產。 不過，此類總集和若干其他類型民國文獻一樣，目前尚未得到充分重視與系統清理。這緣于該領域研究起步較晚，學術積淀欠佳；再則進入民國時期后，新文化日益占據主流，傳統文化趨于失勢，包括地域總集在內的各類傳統文學文獻自然不易獲得主流文化青睞。 更何況民國與當下十分接近，這令研究者在此前的很長時段內，無法獲得充分的時距條件，從而在寬廣的學術視域下給予民國文獻以客觀、全面、深入的認知與評估。 由此，遂使民國時期編纂的地域總集成為一片至今仍存在大面積空白的學術荒地。

隨著時間推移，近年來民國時期傳統文學文獻研究已取得很大進展。 在這一背景下，適時地系統開展該時期地域總集的清理與研究工作，已是地方文學研究與民國歷史文化研究進一步開拓提升的共同要求。 其中的一個基石性論題，便是民國時期地域總集呈現出怎樣的基本面貌，擁有哪些主要特征，尤其較之清代，其面貌與特征出現哪些新變，從而造就了民國時期地域總集的自身特質。 本文從總集編纂觀念以及總集內在的類型結構與外在的區域分布格局這三大基本維度切入，展開論述。

一、現實關懷與古典傳承的對立統一：編纂觀念之新變

清末以來，歐風美雨史無前例地沖擊、改變了我國社會環境與學術面貌。 民國時期，劇變之勢愈演愈烈。 一方面是國家、民族危機頻頻爆發，由此，經世濟民、救國救民遂成為時代最強音；另一方面，在傳統與現代、舊學與新學的沖突交融中，逐步形成現代、新學占據主流，而傳統、舊學亦不絕如縷，且又于現代、新學有所吸收包容的格局。 時代的深刻變遷，顯著投射于民國時期地域總集的編纂觀念與行為。 就觀念而論，以如下新變最為突出。

（一）現實元素的強烈凸顯

地域總集編纂自唐代正式發軔以來，主要是一種在地方視域下展開的保存鄉邦文獻、揄揚鄉賢聲望、建構鄉土傳統的文化活動。這使它與全國性重大事件、現實話題間，往往隔了一層。即便宋代以來的歷次鼎革，也未令其鮮明表現出現實因子。顯著變化出現于晚清。當時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一則使部分編者關注并成規模收入反映劇變時代之作，如沈筠輯《乍浦集詠》便收入頗多關涉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浙江乍浦戰場的詩作；再者，部分編者基于一定的現實考量而纂輯總集。 如《兩浙輶軒續錄》編者、浙江學政潘衍桐宣稱：“矧咸同之間，城邑淪陷；忠烈之士，不可勝計，尤當博征廣輯，以存大節”，①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錄》，《續修四庫全書》第168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6 頁?！跋掏H，經歷燹難，文學之彥則因事書憤，志節之士則臨難賦詩，拾其片玉，可維正氣”，②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錄》，第2 頁?？梢娫摃N涵著太平天國戰爭平息后，浙地官員收拾人心、重建秩序的意圖。

然而晚清的兩大變化，只是令現實元素成為地域總集的一個較顯眼的內容組件或編纂過程中的背景，而全書的主體內容與體制仍在傳統框架下展開。 至民國時期，現實元素乃真正從幕后走到臺前。最顯著的表征，便是涌現出一批旗幟鮮明為現實服務的總集。這種地域總集與社會現實的深度結合，此前罕見。 具體可分“建設型”與“鼓動型”兩大類型來看：

所謂“建設型”，是希望通過編刊地域總集，為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做出貢獻。 典型事例為陳元柱輯《臺山歌謠集》與李寰輯《新疆詩文集粹》。前者所謂臺山，即今廣東臺山市。該書問世于民國十八年（1929），編者因應當時國民政府“改良農村生活之計劃的使命”③陳元柱：《臺山歌謠集》，《典藏民俗學叢書》中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539 頁。而開展纂輯。 他之所以選擇征集歌謠，緣于其認為“歌謠多半是農民所吐出的東西，就是農民思想的表現”。④陳元柱：《臺山歌謠集》，第1539 頁。循著這條思路，他希望通過歌謠來了解“農民的痛苦和其思想”，⑤陳元柱：《臺山歌謠集》，第1539 頁。從而有針對性地實施農村生活改良。 后者問世于民國三十二年（1943），收錄歷代有關新疆之詩文69 篇。 其編選意圖一是“革新邊疆文學”，⑥李寰：《新疆詩文集粹》，民國三十六年（1947）鉛印本，第2 頁。二是“鼓吹建設邊疆”。⑦李寰：《新疆詩文集粹》，第2 頁。為此，編者著力輯錄“發揚踔厲、充滿民族意識之文字，引人入勝、鼓舞籌邊興會之詩詞”，⑧李寰：《新疆詩文集粹》，第1 頁。而歷代屢見不鮮的“消極牢騷、怪力亂神，封蔀前進思想、障礙開發思想之作”⑨李寰：《新疆詩文集粹》，第1 頁。則一概擯棄。當時的貴州省主席楊森，評價此書的編纂觀念與其“少壯以還，無日不企求鞏固國家之統一，躋進世界于大同，并鼓蕩國族同源之理論，促進邊胞共同進化”⑩李寰：《新疆詩文集粹》，第2 頁。的愿望極為吻合，認為該書既能“喚起國人注重邊疆建設”，?李寰：《新疆詩文集粹》，第2 頁。又可“協助本省推行促進邊胞文化之政令”，?李寰：《新疆詩文集粹》，第2 頁。擁有非常突出的現實功效。

所謂“鼓動型”，是欲借助文學作品的宣傳感染力量，來鼓舞民心士氣，共赴時艱。 前述《新疆詩文集粹》標舉的“前進精神”“開發思想”“民族意識”，以及“涉及非戰言論，消極意態，暨一切怪力亂神之作，概不羼入”?李寰：《新疆詩文集粹》，第3 頁。的取舍標準，即為配合抗戰宣傳需要而設。 更典型的例子，應推吳召宣輯《兩浙正氣集》。 此集出版于民國二十八年（1939），由浙江省抗日自衛委員會、戰時教育文化事業委員會編行。 首錄文天祥《正氣歌》，與書名“正氣”相呼應；正文收錄自沈約至秋瑾凡69 位浙江詩人所撰宣揚愛國、正氣題材詩作153 首。 卷首《編輯例言》明確闡述刊印目的與編選標準說：“本集……旨在介紹浙省先賢之愛國詩歌，發揚民族精神；并培養一般青年對于古代詩歌涵泳之情緒，藉使體認先賢克完大節之志趣與言行”；①吳召宣：《兩浙正氣集》，民國二十八年（1939）鉛印本，第1 頁?！八x以浙籍詩人之浩氣吟詠為限，凡忠君憂國、臨難就義，以及表彰氣節、懷古幽思之作，悉加甄錄”；②吳召宣：《兩浙正氣集》，第1 頁?！氨炯x，就個人言，以陸游、林景熙、汪元量、張煌言及秋瑾等作，所占數量較夥，蓋或以人傳，或以詩傳，并足為青年景仰之資。 ”③吳召宣：《兩浙正氣集》，第1 頁。編者欲喚起民眾愛國熱情與抗戰斗志，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熾熱情懷躍然紙上。

（二）政治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呼聲

民國時期新舊交替愈演愈烈，不同觀念間的沖突此起彼伏。 反映到地域總集編纂中，便是除革新進取、向前看的姿態外，還同時存在一批向后看的保守主義者。 其編纂的總集，首先不同程度散發出前朝遺民的氣息。 如劉承幹自述他于“辛亥國變”④劉承幹：《王章詩存合刻》，《清詩總集叢刊》第373 冊，北京：線裝書局，2019 年，第5 頁。后，與浙江臺州人章梫避居上海，二人“蕨甘薇苦，相見噓唏；麥秀黍離，不忘痛哭”。⑤劉承幹：《王章詩存合刻》，第6 頁。在劉承幹看來，章梫與另一位臺州文人王舟瑤均為“遺民之秀”，⑥劉承幹：《王章詩存合刻》，第8 頁。同他臭味相投，遂編刻二人作品為《王章詩存合刻》。 周慶云同樣“自國變以來，息影海上”，⑦馮乾：《清詞序跋匯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第1752 頁。著手搜集家鄉浙江湖州南潯鎮文學史料。 由于周氏認為“亡國之音哀以思，詞之為用，所以寫纏綿莫解之情，抒抑郁難言之隱，而桑海之際，茹痛至深，則尤多傳作”，⑧馮乾：《清詞序跋匯編》，第1752 頁。于是有纂輯歷代南潯詞總集《潯溪詞征》之舉。 二者的字里行間，眷懷清朝的政治遺民意味顯而易見。

更多編者則可視為廣義的文化保守主義者。 他們往往將清朝滅亡、民國建立這一政治事件，同東西文化碰撞、新舊文化沖突相聯系。 在其筆下，民國社會文化環境呈現出“烈烈歐風，航海梯山而至；堂堂禹甸，用夷變夏而窮”，⑨嚴昌堉：《海藻》，民國上海嚴氏淵雷室排印本，第2 頁?！皬U經蔑孔，異學猖狂”⑩許鳴遠，許佩蓀：《天臺詩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35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第3 頁。的場景。 傳統文學也如《居巢詩征》編者劉原道所云：“近年士大夫侈言新學，舊制鏟除殆盡。 自唐虞以來綿延勿替之詩教，竟一絕而不可復續！ ”?劉原道：《居巢詩征》，民國十年（1921）劉氏蟄園活字本，第2 頁。在古代中國，文學絕不僅是風雅韻事、游戲筆墨，而是文治教化的重要載體。 古人所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第1098 頁。以及劉原道提到的“詩教”，很大程度上即指此而言。 這種思維慣性延續至民國時期文化保守主義者那里，遂令地域總集的宗旨不再局囿于此前流行的保存鄉邦文獻等，而是上升到傳承古典國粹、存續傳統文化、挽救世道人心的層面。 正如劉原道所說：“吾輯是編為僅謀存吾居巢詩人也可，謂吾輯是編并謀為天下后世續將絕未絕之詩教，而以吾居巢詩為嚆矢也，亦無不可。 ”?劉原道：《居巢詩征》，第2 頁?！稕塬I詩文存》編者柏堃也說：“吾邑纂輯是編，固先獻之精神不可磨滅，特假手于人，以放光明；抑又吾鄉人心風俗之一轉機，亦可幸事也。 ”?柏堃：《涇獻文存》，民國十四年（1925）《涇陽文獻叢書》排印本，第2 頁。雖然這些說辭就實際效果而論，恐怕只是編者的一廂情愿，但反映出地域總集編纂觀念在民國時期的另一大變遷：此類總集顯著成為一個文化群體的精神寄托，這是其上千年編纂史上的第一次。

（三）殊途同歸的文獻保存與文化傳承意識

民國時期為傳承國粹、存續傳統而進行的地域總集編纂，絕非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專利。 由于當時社會動蕩，對文獻保存造成巨大威脅，遂激發起眾多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與文化使命感。 他們普遍認識到：“際茲風云擾攘、右武輕文之日，若不及時搜輯，后雖有握懷鉛槧、勤于搜訪者，恐亦不可得矣。 ”①謝寶書：《姚江詩錄》，民國二十年（1931）中華書局排印本，第1 頁。這種文獻保存與文化傳承意識的高企，促使當時從官方到民間，從進步人士到保守主義者，紛紛投入包括地域總集在內的各類傳統典籍的編纂刊刻。 前及《涇獻詩文存》，即為典型的官方倡導、地方文化人跟進的產物。 據宋伯魯序言云：

民國以來，干戈滿地，迄無寧日。 各行省長官之識時務者，多以文獻廢墜是懼。 蘇、鄂、晉、蜀、豫相繼開局，賡續前志，而吾陜亦踵其后。 于是柏子厚甫（按，即柏堃）主其邑采訪焉，復以其間仿賀復齋先生《原獻文》《詩錄》之例，舉邑中自明以來其人可得而傳，而其言足以不朽者，網羅搜輯，類列而條分之，得六十余人，都為十二卷。 復以其有關于邑故者，不必皆邑人，裒其文為別集四卷。②柏堃：《涇獻文存》，第2 頁。

所謂“主其邑采訪”，指民國十三年（1924）陜西涇陽縣縣長王兆麟延聘當地名流柏堃任縣通志采訪處主事一事。 柏堃修志之余，仿照晚清賀瑞麟輯陜西三原詩文總集《原獻文錄》與《詩錄》，纂成涇陽詩文總集《涇獻詩文存》；又為王徵、魏學曾等編刻別集，總題《涇陽文獻叢書》，翌年行世。 這種地域總集與方志、叢書等配套的模式，在民國時期頗為風行，顯示出地方文獻整理朝系統化、集成化方向發展的趨勢。

至于革命進步人士，也像文化保守主義者那樣踴躍參與編纂。 最負盛名的應推南社領袖柳亞子、陳去病等。 前者既纂有《分湖詩鈔》，又抄寫刊刻柳樹芳輯《分湖詩苑》，后者更是編選了《松陵文集》初編、二編、三編，《吳江詩錄》初編、二編以及《笠澤詞征》等一系列江蘇吳江各體總集。

要之，雖然民國時期不同群體編纂地域總集這份古典遺產時的立場各異，但殊途同歸，都是為了護衛并延續傳統文學文化命脈，為了中華國運的綿延不息。 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論聚焦于現實關懷，還是立足于古典傳承的編者，其觀念原動力均來自對中國前途命運的深沉關切。 二者實為對立統一的關系，都是民國這一艱難時世的產物。

二、課藝寂滅、謠諺勃興及其成因：類型結構之新變

考察地域總集所收作者群體身份以及作品內容與形式，可知其類型結構呈現出綜合化與專門化的兩極格局。 前者收錄作者作品無所限定，后者主要有專收女性、方外、課藝、詞、謠諺、尺牘作品等類型。 尤其專收有關考試之作的課藝總集，堪稱歷代地域總集的一個大宗，今尚存世者至少在420 種，占目前所知約1800 種存世地域總集的近四分之一。然而隨著清代與民國的交替，課藝類的輝煌戛然而止，竟至短期內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謠諺類。 此消彼長，使整個地域總集類型結構發生了顯著新變。

（一）課藝寂滅：體制與思想雙重驅動下的社會文化現象

課藝類是基于科舉考試而興起的總集類型，最早淵源可追溯至唐柳玄輯《同題集》等。 具體就面向某地的課藝總集而論，可分為兩大流別：一是收錄科舉考試期間相關地方舉子之作，早期代表為元佚名輯《元延祐甲寅元年江西鄉試第二場石鼓賦卷》；二是地方官員考課當地士子的作品合集，早期代表為晚明錢春輯《湖湘校士錄》等。 至清代，此類總集的編纂生面大開，遍布“關內十八省”。其中以面向一省者，如阮元輯《山左詩課》、江標輯《沅湘通藝錄》等為主流。 這緣于其編者多為相關省份學政，任內需定期巡視全省各地，考課士子，由此其采選作品自然以涵蓋全省者居多。 此外，如金國鈞輯《陜甘試牘》、周燾輯《淮郡校士詩選》、邱端玉等輯《益都丁壬集》這般，分別面向陜西、甘肅兩省以及江蘇淮安府、山東青州府益都縣的課藝總集，也不同程度存在。 可見，清代地域性課藝總集不僅面廣量大，而且已形成一個相當完備的區域層級體系。

不過，這個繁盛成熟的體系卻在清末以來的社會巨變中驟然崩塌。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教育體制的變革。 其中的關鍵事件，應推學堂改制、科舉廢止與學政裁撤。 道咸以降，隨著涉外事務增多，京師、上海、廣州等地陸續設立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由此拉開近代新式學堂的大幕。 戊戌變法前后，有識之士意識到固有教育模式不敷實用，遂主張建立新式教育體系，特別是新式學堂體系。 庚子事變后，學堂改制進程大大加速，從而倒逼科舉與學政制度的變革。 最終，清廷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廢止科舉，專辦學堂。 由于此前“清代學校以科舉考試為中心，學政通過歲科兩試，執行考校士子的職能”，①安東強：《清代學政規制與皇權體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第251 頁。于是隨著科舉廢止，學政這一執掌地方文教的職官也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四月正式裁撤。 三大事件的先后發生，導致地域性課藝總集在作者、作品、編者三個核心維度上均喪失了源頭活水，從此難以為繼。 另一方面，不久后清朝滅亡，民國建立，新文化思想日益高漲。 在此背景下，科舉制度及其產物八股文、試帖詩等遭到猛烈批判，其價值被徹底否定。 課藝總集既依托科舉而繁盛，所收也多為八股文、試帖詩等應試之作，自然無法得到新時代的青睞，于是就此在地域總集編纂領域內銷聲匿跡。

（二）謠諺勃興：“新文化運動”與歌謠運動孕育出的寧馨兒

我國自《詩經》十五國風起，就有輶軒使者采風的傳統。 不過在魏晉以降的總集編纂活動中，所謂采風話語大都落實為雅文化層面的詩文總集，而真正采編口頭活態謠諺的俗文化層面的總集，則向來只是歷代總集整體格局中的一個小配件。地方謠諺總集同樣如此。即便計入馮夢龍輯《掛枝兒》《山歌》 等集中收錄某地謠諺的總集，1911 年前編刊的此類總集尚存于世者也不過10 余種，典型的明確著眼某地的總集更是只有清吳淇等輯《粵風續九》、李調元輯《粵風》、范寅輯《越諺》、周子炎輯《紹興人謠》以及清末駐華外交官意大利人韋大列（Guido Vitale）輯《北京兒歌》（Pekiness Rhymes，又稱《北京的歌謠》）等。

這種局面在民國時期得到根本改變，主要表現為：一、數量激增。 筆者初步統計，這一時期僅明確著眼某地的謠諺總集便至少產生近80 種，占整個民國時期地域總集的約四分之一，完全取代了此前課藝總集的份額。 二、分布范圍大幅擴張。 隨著數量的顯著增加，此類總集的區域分布也一改之前的零散狀態，全方位覆蓋了我國東北、華北、西北、東南、西南、中南各地的大部分省份，甚至擴散至若干十分偏遠的地區。最典型的事例，應推劉家駒編譯《西藏情歌》。該書出版于民國二十一年（1932）七月，含漢譯西藏詩作100 首，多為六世達賴倉央嘉措之作，“還有一小部分是搜自民間”。②劉家駒：《西藏情歌》，民國二十一年（1932）新亞細亞月刊社鉛印本，第2 頁。它既“開創了藏族民間文學研究的先河”，③劉波：《劉家駒的康藏民歌研究》，《中國藏學》2013 年第4 期，第168 頁。也是西藏第一次進入我國地域總集的序列，可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三、類型結構趨于多元化。 民國時期在大量涌現綜合性地方謠諺總集的同時，還出現一批收錄特定內容作品或面向特定類型對象的專門性總集。 前者以專收童歌、情歌的總集最成規模，主要有李白英輯《江南民間情歌集》、白啟祥輯《南京民間情歌集》、管思九等輯《江口情歌集》、伍稼青輯《常州情歌選》、謝云聲輯《臺灣情歌集》、梅子輯《四川情歌》，以及湯增敭等輯《甌海兒歌》、劉萬章輯《廣州兒歌甲集》、張乾昌輯《梅縣童歌》、徐鋕庵輯《潮屬兒歌》等。 后者以專收少數民族歌謠的總集最為典型，主要有申廓英輯《漢譯苗疆民歌集》、陳志良輯《廣西特種部族歌謠集》、陳國鈞輯《貴州苗夷歌謠》與《金沙江上情歌》、張鏡秋編譯《云南僰民唱詞集》、劉家駒編譯《康藏滇邊歌謠集》等。此外如張玉芝輯《山東省漁民歌謠集解》、太湖流域水利委員會輯《太湖流域之天氣俗諺》等，也是類型頗為獨特的地方謠諺總集。 四、編纂模式呈現出顯著的集體屬性。 此前的地方謠諺總集基本上是個人行為的產物，民國時期則大為不同。一方面，各地的“民眾教育館”“農民教育館”等在其間扮演了相當活躍的角色。 諸如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研究部輯《山東歌謠集》、湖南省立農民教育館編委會輯《湖南民歌》、湖南省立農民教育館輯《湖南兒童歌謠》、江寧自治實驗縣縣政府教育科輯《江寧歌謠集》、龍巖縣立民眾教育館輯《龍巖歌謠》等，均由此類官方機構組織編刊。另一方面，作為教育機構的各級學校也采編了不少此類總集，如成都實驗小學輯《四川歌謠》、安徽省立池州師范學校輯《安徽民間歌謠》等。這種鮮明的官方與集體色彩，顯示出民國時期地方謠諺總集編纂已然成為一項社會廣泛關注與參與的熱門文化活動， 從而和此前的零星個人化編纂大相徑庭。

這種采編某地謠諺并纂為總集的活動之所以在當時蓬勃興起，根本原因在于新文化運動帶來的新觀念與新視野。 鐘敬文指出，“五四時期”民俗文化學興起有兩大思想背景：一是對民眾文化評價的大幅提升。 這主要緣于當時學者們普遍“覺得要振興中國，必須改造人民的素質和傳統文化。而傳統文化中最要不得的是上層社會的那些文化。 至于中、下層文化，雖然也有壞的部分，但卻有許多可取的部分，甚至還是極可寶貴的遺產”。①鐘敬文：《鐘敬文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年，第296 頁。二是白話文的升格。 當時大批有識之士認為“要開通民智，必須迅速普及教育。 但是要完成這種任務，必須統一國語，特別使書面文字與口頭語言統一起來”。②鐘敬文：《鐘敬文民俗學論集》，第299 頁。由此，產生并流行于民眾口頭的歌謠諺語，遂獲得眾多學者的青睞，被視為建設新文學、新學術的重要憑依。

更直接的興起動因，則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大致同時展開的歌謠運動。 民國七年（1918）春，北京大學成立歌謠征集處，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附刊《歌謠選》，并發表《征集近世歌謠簡章》。 兩年后，歌謠征集處改為歌謠研究會。 民國十二年（1923）冬，該會推出《歌謠》周刊，并陸續編印顧頡剛輯《吳歌甲集》、董作賓輯《看見她》等，可謂開了現代歌謠整理與研究的風氣，對當時的學術界與出版界形成巨大影響，包括著名的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和杭州的中國民俗學會等的興起，都與其緊密相關。 由于我國各地流傳的謠諺有如恒河沙數，意欲短期內一網打盡不切實際，于是便出現各地分頭行動，采編各自地區謠諺的風潮。 正如顧頡剛所說：“分了地方出專集，這是搜集歌謠的最好辦法。因為這樣做去，有固定的小范圍，有固定的工作者。只要這一個人肯對于這個地方負責任，并且托定幾個人幫助工作，奏效是極快的。 ”③魏應麒：《福州歌謠甲集》，《典藏民俗學叢書》中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710 頁。

三、延續中的開拓：區域分布格局之新變

考察地域總集區域分布格局問題，可從區域空間與層級結構兩個層次切入。

地域總集編纂自唐代發軔后，呈現出區域分布階段性擴張的特征。 降至清代，基本格局乃大定。 就區域空間而論，編纂風氣遍及清代“關內十八省”，并于晚清時傳播至邊疆，有高澍梅輯《輪臺文集》這部專收“清人歌詠西陲諸地之作”④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28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第641 頁。的總集問世。 就層級結構而論，形成覆蓋省、府、縣（或相當于府、縣）三級政區及鄉里村鎮等基層區域的完備體系，再輔以若干跨省、府、縣、鄉鎮的總集。 各層級之間，“下級為上級創造廣闊基礎，上級為下級提供基本框架，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從而構成一個巨大的網絡”。①朱則杰：《關于清詩總集的分類》，《甘肅社會科學》2008 年第1 期，第101 頁。

民國時期在大體延續清代基本格局的同時，又實現了一系列開拓，主要體現在：

（一）走向邊疆

在區域空間分布方面，民國時期地域總集依然主要出現于清代的“關內十八省”。 這是兩個時期的共同點，差異主要在于邊疆地區。 面向東北、新疆、青藏高原等我國古代邊疆地區的總集，此前只有《輪臺文集》等極少數問世，今亦存亡不明。 可以說，雖然地域總集編纂在清代臻于繁盛，但仍存在弱環，邊疆地區總集寥若晨星即其中之一。 降至民國時期，這一局面得到很大改觀。

首先，地域總集成規模走向東北、新疆與青藏高原。 尤其東北，有榮文祚輯《遼東三家集》、劉承幹輯《遼東三家詩鈔》、林傳甲輯《龍江詩選》、崔福坤輯《訥河名勝文選匯編》，以及偽滿洲國時期由滿洲事情案內所編刊的《滿洲農村民謠集》《滿洲的民謠與傳說》等一系列總集問世。 《滿洲農村民謠集》與《滿洲的民謠與傳說》均面向整個東北。 《龍江詩選》與《訥河名勝文選匯編》一則面向黑龍江全省，一則面向黑龍江訥河縣。 《遼東三家集》與《遼東三家詩鈔》貌似面向遼寧，實則前者所謂“遼東三家”指懷德人榮文達、遼陽人房毓琛、新民人劉春烺，遼陽、新民系遼寧轄地，而懷德則在今吉林公主嶺、農安、長嶺交界處；后者則指清中葉漢軍正黃旗人李鍇、滿洲鑲紅旗人馬長海、蒙古正白旗人夢麟，因而均應歸為廣義上面向東北的總集。 至于新疆與西藏，分別有李寰輯《新疆詩文集粹》與劉家駒編譯《西藏情歌》等。 同為劉家駒編譯的《康藏滇邊歌謠集》，除西藏外，還涉及當時的西康省與云南西北部，屬于廣義上面向青藏高原的總集。

其次，地域總集成規模出現于邊境地區。 地域總集的覆蓋范圍直抵國境線，是此前罕見的。 唯光緒二十五年（1899）前后問世的趙聯元等輯《麗郡詩文征》，所面向的云南麗江府距中緬邊境相對較近。 民國時期則有更多總集擴散至邊境，如李根源輯《永昌府文征》、佚名輯《麗江詩文選》、李步云輯《順寧鄉先正詩文叢錄》、佚名輯《騰沖詩文征》、李啟慈輯《陽溫登文鈔》等，均位于云南中緬邊境；佚名輯《文山鹽興河西靖邊富州等縣詩文》、陳肇基輯《富州詩文征》、農樾等輯《寧明耆舊詩輯》等，分別位于云南、廣西的中越邊境。

再次，面向東南海疆的總集顯著增長。 東南海島是我國邊疆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 面向該區域的總集興起于清末，大抵有何澂輯《臺灣雜詠合刻》、王國憲輯《瓊臺耆舊詩集》、佚名輯《定安古詩》等，分別面向我國臺灣與海南。此前則只有明末陳是集輯《溟南詩選》零星存世，溟南即海南之謂。 降至民國時期，除我國臺灣、海南繼續出現林欽賜輯《瀛洲詩集》、賴子清輯《臺灣詩醇》、謝云聲輯《臺灣情歌集》，以及林瀛仙輯《瓊臺耆舊續集》、天爾輯《瓊崖民謠》等之外，又有面向浙江岱山島的湯濬輯《蓬山兩寓賢詩鈔》，以及福建廈門島的江煦輯《鷺江名勝詩鈔》等問世。不論數量還是分布范圍，均顯著提升。

（二）層級下移

區域層級方面，民國時期同樣延續了清代的省、府、縣、鄉鎮四級體系，再輔以跨省、府、縣、鄉鎮之總集的結構。 不過較之清代各層級相對均衡的格局，這一時期出現兩大新變：

一是省級總集趨于退潮。 面向一省的總集首見于明代，至清代臻于繁盛，“關內十八省”大致皆有各自的省級總集問世。 山東、浙江、福建、四川、貴州、云南等均有十余種，廣東甚至多達二十種左右。 同時，各省有史以來最具代表性的省級總集，如陶樑輯《國朝畿輔詩傳》、李錫麟輯《國朝山右詩存》、盧見曾輯《國朝山左詩鈔》、楊淮輯《國朝中州詩鈔》、李元春輯《關中兩朝詩文鈔》、王豫輯《江蘇詩征》、阮元輯《兩浙輶軒錄》、曾燠輯《江西詩征》、鄧顯鶴輯《沅湘耆舊集》、梁章鉅輯《三管英靈集》、莫友芝輯《黔詩紀略》、袁文揆等輯《滇南文略》等，也大抵產生于清代，尤其是清中葉。這股各省競相編纂省級總集的風潮，在民國時期顯著消退。若不計謠諺總集，而僅著眼于收錄詩、詞、文等古典體裁作品者，進行清代與民國的縱向比較，則這種退潮趨勢更加突出。一方面，民國時期直隸（1928 年改稱河北）、山西、江蘇、江西、貴州、陜西、甘肅等無一省級總集編纂傳世；另一方面，山東、浙江等此前盛極一時的省份，也僅有趙愚軒輯《山左金元詩選》、吳召宣輯《兩浙正氣集》等極少數問世。

這一時期，唯云南、安徽仍保持著較高的省級總集編纂熱度。 云南有袁嘉谷等輯《滇詩叢錄》、云南叢書處輯《滇文叢錄》、趙藩輯《滇詞叢錄》等至少13 種，較之清代的約11 種有過之無不及。 安徽有陳詩輯《皖雅初集》、徐乃昌輯《安徽詩征》、安徽叢書編印處輯《安徽清代名家詞第一集》、徐乃昌輯《皖詞紀勝》、吳克岐輯《皖江婦女詩征》、光大中等輯《安徽名媛詩詞征略》等6 種。 數量雖不及云南，但鑒于清代安徽省級總集編纂相對寥落，除汪廷珍輯《安徽試牘立誠編》、李秬輯《安徽試牘存真約選》等課藝總集外，并未產生一部較具代表性的綜合總集，因此可以說，到了民國時期安徽乃真正迎來省級總集編纂的興盛。 然而僅有滇、皖兩省的發展，無法改變該時期此類總集的整體退潮。 這緣于其經歷清代的高度繁盛后，不免難以為繼；再者，面向全省的總集是各層級中資源需求最多、編纂難度最大、對社會經濟文化環境要求也最高的一類，其在清代前中期盛世環境下盛極一時即緣于此，而民國時期的動蕩環境顯然不利于其編纂活動的大規模開展。

二是面向府、縣、鄉鎮等中下層乃至基層區域的總集成為主流。 前及直隸、山東等約10 個省級總集退潮最顯著的省份，即為典型代表。 部分省級總集編刊仍較活躍的省份，中下層乃至基層區域總集的占比同樣大幅上升。 以云南為例，清代該省產生約20 種總集，多面向全省，唯趙聯元等輯《麗郡詩文征》、趙藩輯《劍川羅楊二子遺詩合鈔》、甘孟賢輯《姚陽三先生遺書》等面向中下層級區域。 民國時期則在13 種省級總集而外，又產生至少20 種中下層級區域總集，甚至還出現李啟慈輯《陽溫登文鈔》這部面向基層區域的總集，陽溫登即當時云南騰沖縣轄下和順鄉的古稱。

上述兩方面共同促成民國時期地域總集的區域層級結構呈現向下推移的趨勢。 由此形成一個顯著效應：大量此前從未出現過地域總集的中下層、基層區域加入這一序列。以湖南為例，包括朱光恒輯《溆浦三賢詩文鈔》、夏德渥輯《安化詩鈔》、李蘇白等輯《新寧三家集》、鄧典謨輯《宜章縣文征》、汝城縣文獻委員會輯《汝城縣有關之詩文著述》分別面向的溆浦、安化、新寧、宜章、汝城縣，均屬此種情況。再以廣東梅州為例，該地清代產生的胡曦輯《梅水匯靈集》、張煜南等輯《梅水詩傳》、張芝田輯《續梅水詩傳》等均面向梅州全域，這一時期乃進一步孕育出高崇輯《寧水竹枝詞》、陳槃輯《五華詩苑》等專門面向梅州轄下興寧、五華等縣的總集。要之，走向邊疆與層級下移兩相結合，使民國人打造出一個更加龐大充實的地域總集區域架構，其整體區域分布格局也由此被推進至一個全新高度。

四、余 論

民國時期編纂存世的約300 種地域總集，是一筆十分豐厚卻又被長期忽視的文化遺產。 就絕對存世數量來說，它僅次于清代的1400 余種，遠高于明代的100 余種，更不用說不足10 種的唐代、宋代和元代。 鑒于這只是短短37 年間的編纂產物，平均每年有8 種以上問世，大大高于清代年平均問世約5.3 種的數據，則這一時期的編纂風氣可謂后來居上。 它一方面包孕著豐富的地方史料，傳達出巨量相關地區文壇風貌與文學史脈絡的信息；另一方面，作為民國時期這一艱難時世、巨變時代的產物，它本身也發生了顯著而深刻的變化。 從編纂觀念層面現實關懷元素與存續傳統愿望的兼而有之，以及二元對立表象背后殊途同歸的文獻保存與文化傳承意識，到類型結構層面課藝總集與謠諺總集的此消彼長， 再到區域分布格局層面走向邊疆與層級下移現象的廣泛發生，均使這一時期的地域總集編纂鮮明凸顯出自身特質。 要之，民國時期地域總集既有高度的文獻資料功能，又具備突出的文化認知意義，值得更多研究者給予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