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農村復興視域下的農村人才培養及其鏡鑒

楊樹明, 郭曉霞

(1.江西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2.江西省民政學校,江西 南昌 330043)

中國傳統教育的顯著特征為“舍士無學”[1]206,嚴復指出這樣的“士”只“治人”,卻“養于人”,是勞其心而不勞其力[1]206-207。也就是說在傳統教育下的“士”缺乏實踐,不能很好地服務于人民。晚清以降,隨著西方學科分類體系引進與五四運動中民主觀念的傳播,平民教育運動逐漸興起。近代農村的衰敗又促使知識分子關注農村人才的質量、培養等問題(1)參見:傅葆琛《鄉村人才質量的研究與鄉村教育的責任》(《師大月刊》1933年第4期)、張宗麟《鄉村運動與鄉村教育的人才問題》(《中華教育界》1934年第4期)、瞿仲捷《農村建設與農村人才的培養》(《民間》1935年第8期)。。經過努力,20世紀初鄉村教育逐漸走向以公學(學堂)為主體、私塾為輔助的新興教育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鄉村振興”的提出又讓學者反思近代鄉村建設的得失,思考如何有效地培養鄉村建設人才(2)代表性論文有許懷林等《試論江西近代人才狀況的變化及其啟示》(《中國東南地區人才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繆進鴻等主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3年)、宣朝慶《地方人才培養與社會重建——民國鄉村建設研究中長期輕忽的一個問題》(《天津社會科學》2011年第7期)、任金帥《“歸農運動”與鄉村建設人才思想的轉變》[《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代表性論著有王先明《鄉路漫漫:20世紀之中國鄉村(1901—194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筆者認為從近代農村人才培養體系、農村人才培養制度及農村人才培養實踐等方面進行反思,以近代江西為考察中心探討近代農村人才培養問題,可以為當下鄉村振興人才支撐建設提供一定的歷史鏡鑒。

一、教育是農村復興之路的基礎

20世紀初,列強侵華,政權更迭頻繁,社會杌隉動蕩,經濟處于崩潰邊緣,農村瀕臨破產,甚至無產可破,農民“即非荒年,以樹皮樹葉、糠粞、野菜,乃至觀音土果腹的,實不在少數”[2]541。有識之士呼吁全國民眾行動起來,“救活農村”,“復興農村”,建設農村?！稗r村復興運動”就是在此背景下興起。晏陽初在定縣,高踐四在無錫,梁漱溟在鄒平,彭禹廷在鎮平,沈玄應在東鄉,陶行知在曉莊,以“復興農村”為目標,積極探索鄉村建設新路徑(3)鄉村建設運動、平民或民眾教育運動、農村自衛運動、農村合作運動、農業推廣運動等,名稱雖殊,其目的都在改造農村、復興農村,故本文統一命名為“農村復興運動”。。民間的呼吁和初見成效的實踐引起社會各方的關注。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蔓延,形勢風云變幻。為了振興經濟,美國于1933年制定了農業整理法、實業復興法(4)美國勞工部部長潘金絲的《美國復興運動的意義》由曹云祥翻譯,刊載于1934年《工商管理月刊》第1期與第4期,主要介紹羅斯?！靶抡钡膬热?。。為了應對大蕭條,日本實行救濟農村的政策,以經濟振興為主。與美國、日本相比,日本的入侵讓大蕭條下的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和軍事等情況更嚴峻更惡劣。國破家亡,人民陷入困頓,食不果腹,即使有穩定收入的教育界也“饑啼號寒”(5)各學校經費拮據,時常欠薪。參見磊:《饑啼號寒之教育界》,《時代與教育》1931年第1期。。在這樣的背景下,關于如何復興經濟的問題引起國內熱烈討論,政府開始關注鄉村建設,并將其提升為國家戰略層面。1933年設立全國性經濟領導組織——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指導全國的農村復興工作。同年該委員會著手搜集日本政府各關系機關所發布救濟農村的法規,對蘇、浙、陜、豫四省的鄉村調查全面鋪開,1934年對廣西、云南一帶農村情況調查摸底,同時邀請專家編撰經濟復興方面的著作。1934—1935年,推出“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叢書”(6)1934年刊發了《江蘇省農村調查》《浙江省農村調查》《陜西省農村調查》《河南省農村調查》《中國農業之改進》《日本救濟農村法規匯編》等調查報告與相關資料。1935年刊發的有《廣西省農村調查》《云南省農村調查》、胡浩川與吳覺農合著的《中國茶葉復興計劃》、徐淵若《日本之農業金融》《農業倉庫論》、吳敬敷與徐淵若合著的《農業金融制度論》、中央大學經濟資料室編的《田賦附加稅調查》。,統一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主要的借鏡對象是鄰國日本,因其“頗見成效,且其國情較與我國相近,非如歐美之相差懸遠,故其方法頗足資吾國之借鏡”[3]序。然而,日本的農村救濟運動僅是“曇花一現”[4],是無法給予面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中國更多經驗。中國需要走自己的復興之路。

20世紀20—30年代,社會活動家和學者結合中國的實際對全國進行調查研究,共同探討如何復興中國、復興農村。概括而言主要有四派:以陳翰笙、薛暮橋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中國農村派,主張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趕走帝國主義在華勢力;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主張重建農村基層社會組織,提高農民教育水平;以薛仙舟、伍玉璋、壽勉成等為代表的農村合作派,主張建立現代農業金融體系,促進農業生產運銷;以卜凱、戴樂仁為首的農業生產技術改革派,主張改善農業經營方式,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皬团d農村”涉及文化、教育、農業、經濟、自衛等各方面的工作[5]565,甚至可以說波及整個社會結構的建設,方式多樣,主要有如下幾方面:識字運動、電力灌溉、合作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統制經濟、手工業建設、造林運動、教育改造、廢除苛捐雜稅、農村金融、棉業改進、荒地清理、土地政策、農村自治、租佃問題、交通建設、農村副業、農具改良、發展林業、農村水利等。1932年,《申報月刊》第4期刊發了葉恭綽、王志莘、俞慶棠等人關于“中國農村衰落的原因和救濟方法”的討論文章,其中葉恭綽、俞慶棠、周憲文等人認為提高農民的知識是不可忽視的問題。此前,有人認為只有人通過知識自救,達到經濟自救,最后才有能力救中國,如以晏陽初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以黃炎培為代表的“職業教育派”、以陶行知為代表的“教育改進派”等。當時,教育并非首要問題。如共產黨人孫冶方認為:“很多人以為中國農業經濟的衰退原因是技術落后、資本缺乏、農民知識缺乏等。其實這都是農業經濟衰退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殘余的束縛?！盵6]9又如楊東莼認為農村衰敗的原因有七點:帝國主義的侵略、高額地租、苛捐雜稅、高利貸、鴉片、戰爭與匪患、天災。據此,他認為復興的方法有下面幾點: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平均地權;減輕地租、整理田賦與廢除苛雜;流通農村金融;發展合作事業;農業改良;普及農村教育[2]541-544?？偠灾?教育雖然不是20世紀30年代的首要問題,但它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因為無論哪種學派以何種方式建設農村,都會面臨著農民知識缺乏這一實際問題。馬克思曾說:“創造這一切、擁有著一切并為這一切斗爭的,不是‘歷史’,而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盵7]118要建設鄉村復興鄉村,提高農民的民主知識、科學知識,掃除文盲,就離不開根植于鄉村的農村人才。

近代農村人才短缺,亟須培養大量能夠掌握現代科學知識又能實踐的農村人才。自同文館開啟了西方學科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后,新式教育在中國得到蓬勃發展,為中國培養了大批具有科學知識的人才。但是它注重城市人才的培養,與鄉村社會需求存在嚴重脫節,產生不良影響,正如梁漱溟所言:“三十年間新式教育的結果,就是一批一批地將農村人家子弟誘之驅之于都市而不返?！市率浇逃卩l村曾無所開益,而轉促其枯落破壞?！盵8]678據陶行知統計,20世紀初葉,中國城鄉教育分化明顯,鄉村學校僅占全國學?？倲档?0%[9]167。不僅如此,城鄉人才也出現明顯分流,鄉村人才大量流向城市成為一種趨勢,造成了鄉村“懸空”[10]60的現狀。江西尤為嚴重。據1936年《江西農村社會調查》可知,江西農民離村占總人口數的4.49%,其中19歲至45歲的青壯年離村人數占離村總人數的65.29%[11]67-68。近代文盲率高,農民文化水平低。如1934年江西省蓮花縣 “全縣師范畢業生僅余三名”[12]。1935年南豐縣堯村服務區“完全小學畢業者,亦只三四人”[13]。向大字不識幾個的農民宣傳工業化改革,讓他們較快掌握現代化機械生產和改良的農業技術的任務,在短時間內無法完成。

江西的農村復興是近代中國農村復興運動重要目標之一,孫科曾在全國經濟委員會上說:“救濟農村,為物力人材關系,多數意見將由江西入手,江西急待復興?！盵14]其原因一是江西的貧困現狀,二是來自“競爭”的壓力。

當時,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推行農村革命,傳播文化知識,培養農村人才,鼓勵農民主動參與農村建設:1.中國共產黨重視教育的先導功能,切實舉辦農村補習學校,對農民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提升農民的文化水平。掃盲組織以方便群眾學習為前提,采取夜校、半日學校、識字班、識字組、識字所等諸多形式傳播知識。到1932年,蘇區共成立識字委員會2744個,識字俱樂部712個,識字小組19812個,有87916人達到了當時脫盲畢業標準[15]。脫盲率的提高,又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共產黨黨報黨刊的銷量。如《紅色中華》發行量達40000份(最初是3000份),《青年實話》發行28000份,《斗爭》雜志發行27000份,《紅星》發行17300份[16]336。這些黨報黨刊在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建設蘇維埃政權、組織發動人民群眾發揮了巨大作用。2.對農民進行技能培訓,使其掌握一技之能。蘇維埃政府在瑞金開辦農事試驗場,開辦中央農業學校,培養農業干部及農業技術人才[16]300。3.推廣列寧小學。凡年滿6歲至15歲的貧苦兒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以上措施為蘇區農村建設提供了堅實的人力基礎,促進了農業生產。

而江西省府則采取“政教合一、服務農村”人才培養模式相抗衡:借助媒體宣傳造勢,補助農村人才培養經費;建立全國最大農業科研機構,蓄積農村科技人才;開展鄉村師范實施區及農村服務區建設,培養農村實用性人才。然而,江西省政府對農村人才培養多停留在“口號”層面,突出“政治”宣傳屬性,致使人才培養的實際效果較差,引起社會不滿。有識之士,如全國經濟委員會駐江西辦事處張福良與江西農村改進社王枕心、蘇邨圃等,在農村實踐中突破“口號”限制,深入農村,在江西農村服務區、鄉村實驗區及農業院開展農村人才的培訓與訓練,為江西培養了不少農村人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些農村人才大多留在江西,繼續從事農村建設。其中王枕心尤為突出,他擔任農業部宣傳處專員等職,主動為新中國的農村建設貢獻力量。

二、多層次的農村人才培養體系在近代已具雛形

農村人才是指在農村勞動與生活,能為農民文化傳播、農民技能提升、農村社會管理提供服務的人才。從理論到實踐,江西在培養農村人才方面作了積極探索,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已具雛形。主要以義務教育方式培養在校生培養農村建設基礎性人才,以實用技能培訓方式培養農村手工業人才造就農村建設的骨干型人才,以行政改革與組訓方式培訓地方干部培養農村領袖型人才,以短期集訓方式培養農村婦女拓展農村建設人才范圍,以延攬人才方式吸收為服務農村的高端科研管理人才。需要明確的是,這種體系的形成并非由政府有計劃的設計,而是在實踐中逐步形成。

(一)以義務教育的方式培養農村建設人才

農村建設基礎性力量主要來自接受了小學、初中教育的農村人才。從現有的資料來看,當時只有“省的教育”而無“縣以下的教育”[17]1,不能滿足農村建設。如1931年,江西初等教育學校只有6000余所,學生不到25萬人[17]3。

普及義務教育是加大基礎性人才培養的有效舉措。受到中央蘇區推行免費義務教育的影響,1934年江西創立保學制度,就近按保設學,運用保甲組織的力量來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和失學民眾補習教育。全省普設“保學教育”,分為10大保教區,以行政區為單位,聯絡進行,嚴格訂定各區教育經費,推廣“平教”,提倡“健身”“衛生”等普遍中心工作[18]。加強保學教育后,學校上升到8641所,學生達到375045人[17]3。1935年采取“管教養衛”連鎖方式培養學生[19],全省推行保立小學。

普及義務教育,需要大量的經費和師資。以當時教育界普遍欠薪的情況來看,當局是沒有經濟能力辦義務教育。那么教育經費從何而來?從文獻來看,主要靠公產和族產。如江西保學人才培養的試辦點豐城縣就是采用公產解決問題。豐城縣采取合理調整食鹽公賣、整理公產的方式,共得13萬元,解決了全縣803個保學的經費[20]。江西第12行政區計劃撥付各縣祠堂廟宇等公產為教育?？頪21]。江西第8行政區以族產辦學[22]1-7。至于師資則通過開辦保學教師訓練班方式培養。1935—1936年江西在南昌設立各縣縣立小學教師訓練班,共4期,主要對象是各縣立小學現任教師,訓練時間為3個月。這些教師充任各縣保立小學教學示范干部人員。為了擴充教師隊伍,自1937年起,各縣中心小學教師改調訓為招考,受訓期為6個月。

此外,為了保證保學開設和推廣,各種社會組織也被調動起來。如江西第五行政區規定:耆老會指導全保超過45周歲民眾的教育;戶主會指導全保各戶戶主的教育;婦女會指導全保各戶主婦及壯年婦女的教育;壯丁會指導20—45歲壯丁的教育;青年會指導15—19歲青年的教育;兒童會指導6—15歲兒童教育(7)《江西省第五行政區普設保學暫行辦法》,九江市檔案館藏,卷宗號1007-001-026-008,1935年7月3日。。為了盡快提高覆蓋面積,保學學級編制以年齡區分:兒童班采復式編制,6—10歲者4年畢業,10—15歲者2年畢業,盡先容納2年畢業者;成人班分團編制,6個月畢業并得另設婦女班。

在保學政策的推動下,近代江西農村在校生人才培養數量得到發展。以江西新干縣保學為例,到1935年3月已成立保學60所,其中第四區第二保聯設立保學師范區1所、三湖實驗區開辦實驗小學1所[23]。1936年,江西保學實施就地籌款設學,每保都有保學,分設兒童班及成人班。一年來已設12000余保學,接收兒童29萬,成人10余萬[24]。

保學教育的開展有利于減少農村的文盲率,促進地方教育發展。

(二)開展實用技能培訓,促進農村建設骨干型人才成長

“抑文向實”是教育理念在近代的轉向,人才培養趨向適應現實需求。如安義縣萬家埠設立農村實用學校,其教學采用“教學用”三者合一辦法,達到實用實學為原則[25]81,培養改進農村的基層干部和農村技能型人才。同時,為促進江西農村傳統手工業等特色產業的“復興”,江西開始有意識地開展百業教育。

百業教育是從事農工商各種職業人員的補習教育,是以增進職業技能、改善生活為目標的教育。1936年江西正式實施百業教育,由省建設廳、省立職業學校、省立工廠等組織百業教育委員會,從事調查設計指導推行工作。實施原則是“使有業者精業,使已受職業訓練的失業青年歸業”,參加教育者可以得到精神或物質上的補助[26]。百業教育首先在南昌市試辦,由教育委員會具體實施。1937年5月舉辦過15個補習班,每個補習班時間3—6個月不等,涉及理發業、藤器業、木器業等14個行業,接受補習人數為1751人[27]。百業教育實施3年后共舉辦省會百業補習班27班,各縣百業補習班14班,各班受教人數2508人,各地函授人數20人等[28]。5年后,因抗戰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受教人數減少,各縣舉辦事業補習班42所,涉及8個行業,受教者只1681人[29]。

百業教育對農村手工業者提高技藝、提高出品精良度等有所幫助。江西省試行的百業教育,取得較好社會聲譽,影響較大,后由國民政府采納,通行各省仿效[30]。然而,江西農村手工業人才培養仍遇到不少困難,如技能型師資嚴重不足,受教人員參與積極性不高,政府財力供給嚴重不足等,終以人才、經濟及其他方面之關系,尚未能發揮百業教育之實效[31]15。

(三)以行政改革與培訓方式培養農村領袖型人才

農村建設中農村領袖的作用不可忽視。這時期的農村領袖主要是農村保甲長和地方管理人員。前者是連接政府與農民的橋梁。然而近代“紳士名流階層發生裂變并與農村疏離”[32]57,他們逐漸隱退。此時,農村領袖出現劣化趨勢,鄉村失序時有發生。不少保甲長貪征苛索、魚肉鄉民,與農民關系緊張。為緩和兩者間的矛盾沖突,地方政府整理保甲,設立保甲長訓練班,并對保甲長的行為進行一定約束。以江西農村復興試驗基地萬家埠實驗區為例,其保甲長訓練班的培訓內容有合作訓練、村容整理、民眾組訓等。培訓書目有《國際情報史》《警察權之研究》《胡林翼軍政語錄》《新生活運動綱要》《公務人員工作綱領》等。江西農村服務區開辦后多次舉辦鄉村建設講習會,一年之內受訓保甲長達1500余人[33]。從傳授情報、政務等培訓內容可以看出,提升其管理農村的能力、讓其掌握農村情報,實現對農村社會的管控訓練的主要目標。

除保甲長之外,地方管理人員也承擔著農村領袖的職責。

因縣政人才缺乏、機關組織構成簡單,寥寥幾人難以應付日益復雜的現代工作強度。如1934年一個縣政府每天起碼要接受20—30個高級機關命令,而區的組織不過5—6人,政府人員往往忙得頭昏眼花。為了解決縣政人才的不足,江西主要采取短期訓練的方法快速儲備縣政人才。至1934年共舉辦6期縣政研討會,參與研究者344人,每期研究期限1—3個月,是為江西省人才訓練工作之濫觴[34]2。此外,江西省府開始整飭縣政,培植干部。江西省就原有縣政研究會人員,分別班期訓練,設立全省性縣政人員訓練機構——縣政人員訓練所(以下簡稱縣訓所)?？h訓所設主任與副主任各1人,由省主席與民政廳長分別兼任。下設教育長1人,辦理全所一切教育行政事宜,設教務員2人,分掌軍事、政治、教育設計及考績事宜。另設隊長、隊附與區長訓練班,訓練項目包括精神訓話、縣政研究、問題討論與軍事訓練4種?？h訓所首期學員原定300人,分縣長、縣佐、區長等四隊,實際247人[35]。1935年計辦3期,受訓人數中,官長類共28人,學員類財務班共75人,教建班共148人,區政班共426人[36]68。1935—1937年間共開設6期,訓練人才1375人,其中縣長149人、縣佐153人、教建人員209人、區政人員共864人,內計區長274人、區員590人[34]3。

這段時期正是國民政府縣政改革時期。地方行政人才的訓練,有助于提升江西縣政人員的管理理論水平,客觀上為江西農村復興運動工作輸送了一批農村管理人才。

(四)解放婦女,鼓勵農村婦女在農村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經過五四新文化的鼓蕩,中國婦女的自立精神得到提升。而技能教育和文化教育又讓中國婦女獲得生存能力和知識文化,從而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有一席之地?？梢哉f婦女解放的重要舉措之一,是其受教育的權利得到保障。這一時期,江西婦女教育表現優秀。至1932年,江西省興辦4所省立完全女子中學、2所教會女子中學、1所省立助產學校、1所省立女子職業學校,江西中等學校女子人數約5000人[37]。她們經過訓練后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或一技之長,成為江西建設尤其是農村建設的人才。中央蘇區非常重視婦女知識和技能教育,明確提出“各級的文化部都應設立婦女半日學校、組織婦女識字班、可辦家庭臨時訓練班、田間流動識字班,教員由政府及各地學校教員及群眾團體的干部來擔任”[38]244的具體措施。新生活運動興起后,宋美齡也認識到婦女的作用,她認為時代新女性應是“有知識、有魄力、有志氣、有才干、有目標”[39]405的女性。在宋美齡的推動下,作為新文化運動發源地的江西成立了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從《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組織大綱》可以知道,對農村婦女提供指導與培訓的項目集中在家政類、生計類工作,目的是使之能成為自食其力的農村女性。江西省農業院積極響應,開設農村婦女學校及農村合作工廠,在農事、家事、副業、社會、衛生各方面對婦女進行教育,幫助婦女提高經濟地位[40]。而在江西省農村服務區,則開展家政訓練并組建婦女組織,并對農村婦女傳授縫紉、刺繡工藝技巧。這些女性手工業人才的培養與儲備,為全面抗戰時期吉安、贛縣義民工廠的建立提供了人才儲備[41]120。此外,江西省婦指處對縣高級婦工干部開展訓練,并舉辦工藝訓練班。各縣指處也對婦女進行訓練,主要培養鄉鎮、保、甲三級婦女干部,受訓干部為64987人[42]111。婦女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其經濟地位和社會政治地位的提升。

(五)延攬高端人才,做好服務農村的智庫

江西積極利用各種人際網延攬人才。1931年底熊式輝主政江西后,積極利用自身人際網,延攬人才,標榜要集中江西各方面力量來建設“新江西”,實現“贛人治贛”的主張。他以新政學系代表自居,對江西新舊各派在政治上較知名且有代表性的上層人物進行延攬。如1933年邀請王枕心等人貢獻建設“新江西”的意見。經過熊式輝的舉薦與爭取,當時江西引進了一批國內知名的高級人才。尤其是1933年熊式輝確定從經濟著手從事農村復興工作后,聘請許多經濟專門人才,設置江西省經濟委員會作為經濟復興領導組織。他多次邀請蕭純錦擔綱經濟委員會主任;聘請程時煃為江西省教育廳長;聘請音樂家程懋筠擔任江西省推行音樂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聘請董時進為江西省農業院院長,從事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邀請燕京大學社會學系雷潔瓊來贛開辦家政學校[43]185;聘請熊芷來南昌參與主持江西省城鄉婦女工作等。以上人才為贛效力,服務地方建設多年,為江西經濟社會復興提供一定的人才保障。

經過努力,江西人才引進取得了一定成績。如,1934年,江西省農業院創建之初,全院引進科技人員59人,其中歸國留學人員21人,技術力量之雄厚,規模之大,堪稱全國第一[44]22。截至1936年10月,教育部統計全國學術機關共45家,其中江西4家,全國排名第三。研究人員集中在地質、陶業、農業領域。具體而言,江西地質礦業調查所有13人,江西陶業管理局有11人,江西省立農業院有120人[45]。這些人才為近代江西鎢礦、稀土、陶瓷、水稻技術等科技進步做出了努力,如鄒如圭成功研制出低壓電瓷,結束了中國低壓電瓷靠進口的歷史[46]352。人才的引進也帶動了江西科技人才持續發展。

經過本土培訓與人才引進,江西農村復興運動所需各類人才數量得到一定的滿足,人才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盡管近代農村人才培養仍有諸多不足,但其體系化的初步形成昭示近代中國農村人才出現職業化的傾向。其中,農業技術推廣員、家畜經紀人、家畜防疫員、農村合作人員、衛生技術員、農產檢驗員、農村土地調查員、土地航空測繪員等專業性人才在近代涌現表明中國農村人才走向職業化與專門化,推動農村技能人才培養制度的深化。

三、重實際的農村技能人才培養制度的設計與推行

農村教育是培養農村人才的必然選擇,教育培訓與政策扶持是農村技能人才建設的常規手段。時人認為在鄉村建設的實踐中,人才自然會成長起來。人才培養遵循“三比”(快比慢好、多比少好、有比無好)[47]24政策。也就是先求數量再求質量,這個政策在人才洼地的時代是可行和必要的。

為了實現普及教育的目標,江西省教育廳對農村人才培養制度進行了設計。

1.改變傳統的科舉應試的人才教育觀念,制定面向農村的人才培養方針。近代農村衰敗的現實,促使江西改變人才培養模式,欲達成“在最短時間內,發展農村教育,使適應農業環境,提倡生產勞動,實現教育職業化”[48]的目標。1933年2月江西省頒布《江西教育行政方針十條》,明確提出特別注重科學教育、生產教育及鄉村教育。6月江西省務會議制定《二十二年度改進教育實施方案》,確定教育應以培養民族精神為首要,教育應社會化、科學化與生產化,特重身體鍛煉與人格修養三原則,強調教養互動,教育應為生產服務。8月,為推動“教”“養”融合,教育廳通過《江西推行生產教育方案》,強調培養農村技能實用型人才,加快農村經濟復興。

2.農村人才培養內容向實用性、針對性傾斜。1931年底江西推出“教養衛”策略?！敖獭奔慈瞬排囵B工作是優先著手點,“教”的內容應“注重實用”。比如,針對性、實用性較強的農村社會調查、農村手工業技能、農村合作等課程就是應時代之需而設立的。

在上述人才培養理念的引領下,江西近代農村人才培養由知識理論型向實際技能型轉向。在建設鄉村中,急需農村合作人員、土地測量人員、農業建設人員等農村技能人才,這時短平快的培訓方式無疑成為一時之選。如1931年江西省農村合作指導員訓練所成立,其目的是以短期訓練方式培養農村合作指導人員。同年,政府開辦豫鄂皖贛四省農村合作指導員訓練所,共收學員339人,其中錄取江西籍學員124名。1934年后江西省農村合作委員會多次分層次舉辦這類培訓,如1934年舉辦為時2個月的助理員講習會,招收中學畢業生,結業78人。1936年辦理為時3個月的合作指導員短期訓練班,培養98人。1937年,受訓期為3個月,甲級結業58人,任用為指導人員;乙級結業81人,任用為助理員[34]4。又如土地整理工作需要航空測量專門人員。1934年起江西開始辦理土地測量人員訓練班,計3期共150人,均分發航空測量隊分隊工作[34]5。江西省農業院為了推動科學建設農村,主持辦理農業建設人員訓練班,從1936年起,分3期開始訓練家畜防疫員,每期時長3個月,82人結業后均派充農業院任家畜員[34]4。

重實際的農村技能人才培養制度的制定,是回應江西農村人才匱乏的現實需求。此項制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農村建設的急需人才。但培訓農村各類人才的成效并不盡如人意。一是人才數量仍存在較大的缺口。如,到1936年,江西全省接受中等教育的僅為14402人[50],與江西全省人口約1500萬相比,比例仍舊很低;二是鄉村人才培養教育雖然傾向實用性,但是更多的仍是理論上的說教,“不少農村教師完全沒有農民魂和農業技術知識”[51]8,造成與鄉村社會實際存在較大脫節;三是采用短平快方式培訓的人才的質量遠遠達不到鄉村需要。這些不足表明近代江西鄉村建設沒有達到預期目標。

四、近代農村人才培養的歷史鏡鑒

近代以來,實現農村復興成為中國人民的共同夢想。中國共產黨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道路模式,大力開展根據地建設,為蘇區鄉村經濟復興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開展經濟制度的變革,如開展土地革命、力行合作社經濟,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推動蘇區農村經濟進步;面對蘇區人才不足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及時培養蘇區農村人才,運用識字掃盲、技能培訓、習性培養、信念教育等形式,提升農民素養。蘇區農村人才數量的增加為近代農村復興提供人才保障。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也在江西推行農村復興運動。面對列寧主義學說深得民心,青年兒童“只知有蘇維埃,不知有中華民國”[51]239的現實,政府官員竭力主張:消除共產主義學說在江西農村的影響力,強化三民主義學說的權威地位。隨后,政府倡導“新生活運動”,為江西各地制定特殊文化政策,重建文化控制體系,以期爭取民心。一場以爭取民心為實質的改良運動——農村復興運動在江西出現。

民心的爭取離不開人才培養這一重要環節。江西省府推行農村保學教育,為農村提供眾多基礎性人才;實施技能型人才教育推動農村經濟的救濟與復蘇;實施管理型人才教育有助于維持鄉村社會的秩序;對農村婦女進行知識教育、技能教育,推動婦女解放。延攬社會高端人才到江西農村服務區、鄉村師范實驗區、農村改進實驗區工作,部分補充了農村緊缺人才、高端人才。多層次農村人才的現代培養模式已具雛形,在一定程度上擴充了農村人才基數,提升了農村建設者與管理者的技能,以適應近代農業生產、農村管理的需要,客觀上有利于農村經濟的恢復性發展。

回顧近代農村復興視域下的農村人才培養歷史,農村人才的重要性在當時的學界已成為共識。近代農村人才培養實際效果不佳,農村復興的任務無法實現的重要原因,是近代中國最迫切要解決的現實難題是驅趕外國侵略者,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解放。這個問題沒有解決,近代的農村復興運動必然呈現“復而不興”的結局。

今天,中國人民正在朝鄉村振興的目標奮勇前行?？偨Y近代農村人才培養歷史,或許可以為當下鄉村振興運動的人才建設提供些微歷史鏡鑒:一、農村人才建設是個系統工程,需要政策扶持、資金投入、技術支持等協同配合。為此,農村人才建設不能就人才談人才,應將之納入農村建設的整體規劃之中。二是重視農村領袖的作用,應注重培養熱心農村建設的人士,加強其情感教育和信念教育,讓其樂意且有信心建設好管理好農村。三是要進一步重視婦女教育,尤其是對農村婦女進行技能教育使其獲得職業技能,從而能獨立生存或者為家庭增加一份經濟來源。她們是農村建設不可或缺的力量[52]。四是重視農村人才技能培訓,可通過系統的職業技能訓練,提高其適應時代需要的工作技能,鼓勵他們“歸業”或再就業。五是應尊重農村人才的自由流動。與此同時,要在保障農村人才政治地位的基礎上,強化各級人才支撐,努力優化人才培養和引進的措施[53],實施激勵政策,讓扎根農村、服務農村的人才成為村落文化共同體,產生“生斯長斯,愛斯護斯”的歸屬感與責任感。

總之,實現鄉村振興離不開強有力的人才支撐,離不開農村人才隊伍的發展和壯大,注重和加強農村人才隊伍建設勢在必行。這也是學者普遍認為的,培養農村內生性人才作為農村復興的主體是解決農村問題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