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行記的文體演化考辨

劉師健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湖南 長沙 410003)

“行記”系“行程記”“旅行記”的簡稱,基本職能是專述古人出行的經歷、見聞、感受,其發展演變歷經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先秦時期,旅行記錄是史官文化的重要內容。自漢至魏晉六朝,隨著人們對域外世界認識的不斷拓展,記錄“異域”更為必要,行記發展為一類重要文獻。唐宋時期,行記的類型和內容更為豐富,體式漸趨完善,對后世行記的寫作觀念和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在中國文章學的體系里面,古代行記始終只是一種史地類著述,并非獨立的具普遍意義的文章體裁。由此,當今學者關于其文體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持行記一說者,李德輝的系列論著均是將其單獨進行考察(1)如《晉唐兩宋行記輯?！?遼海出版社2009年版)、《六朝行記二體論》(《文學遺產》2012年第3期)、《論中國古行記的基本特征》(《寧夏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唐人行記三類敘論》(《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論漢唐兩宋行記的淵源流變》(《中華文史論叢》2010年第3期),陳左高則將一些行記納入日記體的范圍之中,王立群、梅新林、俞樟華、賈鴻雁等將諸多行記納入游記文獻之中,韓兆琦則將一些行記置于傳記文學之中,傅樂煥、賈敬顏、趙永春、劉浦江、王皓等將一些交聘行記劃入“語錄”之中(2)參見陳左高《中國日記史略》(中國書籍出版社2016年版);王立群《中國古代山水游記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梅新林、俞樟華《中國游記文學史》(學林出版社 2004年版),賈鴻雁《中國游記文獻研究》(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韓兆琦《中國傳記文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年版)、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中華書局2004年版)、趙永春《宋人出使遼金“語錄”研究》(《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3期)、劉浦江《宋代使臣語錄考》(張希清等主編《10—13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掩與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浩楠《宋代使臣語錄補考》(《宋史研究論叢》2019年第2期)、王皓《宋代外交行記與語錄研究》(四川師范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等。。以中國古代行記發展的實際狀況來看,行記的一整套寫作規范與模式逐漸穩定并不斷發展,其內容和寫法都有著自身的特點。我們認為,只有深入認識傳統,方能對古行記作出客觀、全面、深刻的認識(3)王齊洲在《中國古代小說觀念史論綱》一文中指出“中國古代小說觀念史必須對它們的發生、發展、演變及其相互關系進行客觀描述和科學說明,才能建構出真正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中國古代小說觀念史”,闡明了研究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發生、發展、演變對古代小說研究的重要意義。這一重要理論認識啟示了筆者對古行記文體演化的思索。[參見王齊洲:《中國古代小說觀念史論綱》,《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鑒于此,本文擬從行記的史學傳統追本溯源,同時析其與其他相關文類的關聯,以此厘清行記的發展演變線索,揭橥其基本的體式與寫作特征。

一、關于行記起源問題的探討

當今,學者一般認為,行記作為一種敘事文體,發軔于漢代,滋長于魏晉南北朝,興盛于隋唐兩宋。[1]317-342其實,早在先秦之時,人們對諸侯國之外的世界即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其時的行人、土訓、誦訓、職方氏等官職已開始記錄旅行之事,而且還出現了《禹貢》《山海經》《穆天子傳》等記錄“異域”、具有濃厚出行色彩的文獻。我們認為,行人、土訓、誦訓以及職方氏的這種記錄與行記之間是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的,行記在先秦的起源主要有兩途:一是行人或史官的記錄,一是來自人們對“異域”世界的想象與真實的記錄。

就其行人或史官的記錄而言,先秦時期,行人、職方氏、土訓、誦訓等官職在出行實踐的基礎上,往往采錄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信息加以記錄。其中小行人掌管有關接待諸侯國賓客的禮籍,以接待四方的使者,負責考察各邦國的人民利害情形,禮俗、政事、教化治理與刑法禁令遵守的情形,疫病死亡、兇年饑荒、民眾困厄貧窮的情形,以及康樂和親安平的情形,記載出使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上呈于王,以此便于王熟知天下之事?！吨芏Y·秋官司寇》記載:“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兇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盵2]1010-1016賈公彥疏曰:“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采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錄,別為一書,上以報也?！盵2]1016可見,記載異地風俗的傳統,古已有之,而且這一書寫傳統專門由行人擔任。行人之官以文字的形式上報出行中的所見所聞,最后由“外史”總編為一書,“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2]711-712。

先秦時期,行人并不是唯一的,還有土訓、誦訓、職方氏等一些官職也記載“四方之事”。土訓掌地圖,熟知九州地理形勢,以為王求:“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盵2]413誦訓記四方之事,主要職責是察四方風俗:“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2]414,“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2]414。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谷、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2]869-870,以便周知他們有利與不利的各種條件所在,其意在使各國都有他們共同的事業和利益。清人于鬯以為,“職本‘記職’之義”[3]448,“職方者,乃記識四方之謂也”[3]448。

先秦時期的這些出行記錄,無疑是受史官傳統的影響,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重視歷史、“大事”必書的傳統,出行記錄即是史官書寫的一個至為重要的方面。行人、職方氏、土訓、誦訓記錄出行時周邊天下的情況,這說明周代對遠行中所見所聞的記錄是非常重視的;他們之所以有所選擇地記錄,并不在于述往事,而在于思來者,正如司馬遷所說:“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盵4]2735清人潘振說:“穆王既聞《史記》之要戒,天下之形勢民物,不可以不知也。此《周禮·夏官》下篇,亦命史錄之,以時考覽,故次之以《職方》?！盵5]972《職方》的編錄情況如此,其他如行人、土訓、誦訓等所記四方之事也是出于此理,與史官文化密不可分。后世行記最初的動機也是記載天下形勢,采錄異風異俗,為國家和個人提供參考。其內在精神與史官文化一致。

只是,行記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文體,在先秦時期還處于孕育階段,其源頭也只能從其他文獻中去追尋。先秦時期記錄出行的《禹貢》《山海經》《穆天子傳》雖歷來爭議很多,但卻都受到了先秦史官傳統的影響,所記多為山川、地理、形勢、風俗等內容,其內容和寫作體式與行記之間是存在一定關聯的。

其一是其行蹤中對異域的記載?！队碡暋纷鳛槲覈钤绲牡乩頃?王應麟對此注意到了《禹貢》中的“行蹤”線索,認為“《禹貢》可以觀事”[6]262。這里的“事”,即是禹行九州,治理國家之政事、要事。同樣,《山海經》其書“行”的特征為歷來研究者所注意。王充在《論衡·別通》篇中指出:“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凡辉??！盵7]274趙曄《吳越春秋》中,同樣認為:“(禹)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理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盵8]105這些論述中,均認為《山海經》是禹、益記四方異域地理風俗之書,以實際為基礎之作?！赌绿熳觽鳌吩跁x時,題作《周王游行》,又作《周王游行記》[9]360-361。筆者認為,如此命名《穆天子傳》,彰顯了作品紀行的特點,誠如孔穎達指出:“《周王游行》五卷,說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盵9]361足見,后人對這些文獻行程中記錄異域內容的肯定。

其二則是其寫作體式的敘事性?！队碡暋窋⑹轮ù_為后世行記所繼承,《困學紀聞》即指出:“游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盵6]265王應麟認為“游廬山,序所歷”,應該以《禹貢》為參考,說明《禹貢》對后世游記、行記等“序歷”作品的示范作用。真德秀《文章正宗綱目》中,認為“敘事”起于古史官,并明確指出《禹貢》等作品對后世紀事之文的典型示范作用:“按敘事起于古史官,具體有二:有紀一代之始終者,《書》之《堯典》、《舜典》,與《春秋》之經是也。后世本紀似之。有紀一事之始終者,《禹貢》、《武成》、《金縢》、《顧命》是也。后世志記之屬似之。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則先秦蓋未之有,而于漢司馬氏,后之碑志事狀之屬似之?！盵10]6王柏亦稱“《禹貢》是敘禹一事之始終……典貢敘事體也”[11]。同樣,《山海經》的敘事性也多為世人所關注。劉秀《上山海經表》論述《山海經》創作緣起時指出,禹、益等人循行四方,到人跡罕至的地方,定山川,記異物,整個事件是以行蹤為線索向前推進的?！渡胶＝洝放c《禹貢》內容上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其敘事模式上的相似性:“《山海經》者,出于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于丘陵,巢于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盵12]398《穆天子傳》“雖編次年月,類小說傳記,不可以為信史”[13]418。此處雖將《穆天子傳》排除在信史之外,但是也肯定了其寫法具有紀傳與編年的二重性質,“編次年月”是其編年性質,“類小說傳記”是其紀傳性質。館臣還對《穆天子傳》的體式做了進一步的定位,認為其將事件以干支紀日串聯起來,以人物為中心來組織材料,是以形成了前后連貫的、情節完整的敘事模式:“《穆天子傳》舊皆入起居注類,徒以編年紀月,敘述西游之事,體近乎起居注耳?！盵13]1205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行記的源頭應該追溯至先秦,當然這個源頭不是唯一的。從大的方面來講,行記的產生受到了先秦史官文化的影響,在國家的職官系統中有具體的一些職事官來記錄遠行,行人、職方氏、土訓、誦訓等職官都曾記錄過遠行的歷史。而從其更加具體的層面來看,先秦時期的一些典籍如《禹貢》《山海經》《穆天子傳》等都有關于遠行的記錄,它們記述的風格與方式對行記的書寫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行記的體例歸屬問題

(一)傳、記與行記體式。上文討論過《禹貢》《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具體作品對行記的影響,其實這種影響很重要的一點表現在體例方面。這三部作品共同的特點是以行蹤為線索。既然是行蹤,自然就有旅行的主體,《禹貢》和《山海經》主于記事,但所有之事都是通過人的行程串聯的,《穆天子傳》本身就是以周穆王的行蹤為重點,通過行蹤串聯事件。由此,如果我們以人物為中心來看,這三部作品就有了“傳”體的特點,而如果以事件為中心則有了“記”體的特點。而在早期的行記與雜傳之間,確是顯示出極為相近的性質。如東晉僧人行記《法顯傳》述作者公元399年至413年的旅行經歷,《隋書·經籍志》將其編列在六朝史部雜傳中,并指出:“其游履諸國,別有大傳?！盵14]863前人的這些文獻歸類表明,此時的行記屬六朝人物傳記的分支,并多以“傳”相稱。

誠然,早期的“傳”和“記”之間其實也并沒有明顯的界域。章學誠即指出:“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后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洞呵铩啡抑畟?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后支分派別,至于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為之傳;敘事跡者,區為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于后世,茍無傷于義理,從眾可也。然如虞預《妒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15]248由是而論,在六朝的文學觀念中,“傳”也并沒有記人的內涵。劉勰以為,傳體為左丘明所創,其特點是“原始要終”[16]284;傳授經旨,是為紀傳體與編年體共同的敘事范式;《左傳》是為傳體的創立之作,闡發微言大義,全面系統地探討事件的始末,敘事確為其第一要義,人物刻畫則退居其次的位置。清人趙翼即指出:“遷之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創也。惟列傳敘事,則古人所無。古人著書,凡發明義理,記載故事,皆謂之傳”,“漢時所謂傳,凡古書及說經皆名之,非專以敘一人之事也?！盵17]85“傳”有說明解釋之意。先秦經書,各自有傳,經傳即因解釋經義而生,史傳的目的也是闡發歷史進程的規律。自有史家解釋孔子《春秋》,傳方由對文本的解釋逐漸轉換為記事文體的傳。

六朝行記借鑒了這種體例,之作多以“傳”命名,但它們多是以事為中心,重在對異質文化的記載,關注的重點除了佛教遺跡之外,對地理、風土、人情也極為關注。如釋智猛《游行外國傳》,以行程為線索記述作者出使外國、西行求法的經歷聞見,寫游蹤的同時,還間以記載途中發生的各類事件。以此觀之,六朝行記雖多以“傳”稱,但卻以行程為線索,主要記載所到之處的風俗景觀或民間傳聞,并不是一定以人物為中心的。書寫風格上以實錄為主,創作是為“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頒左氏之書史,備職方之遍舉”[18]482。

至于以人物為“傳”、以敘事為“記”的區分實是唐宋以來的傳統。唐宋時期,極少將行記之作稱為“傳”,而多以“記”或“錄”命名,傳與記的分界逐漸明晰,這即是文體發展逐步細化的結果。劉知幾認為,“傳”主要是“列事”,而且所列之事是“人臣之行傳”[19]41,即主要記述各方面代表人物的語言和行為,“列傳”主要是記人事跡的:“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于后世,故曰列傳?！睆埵毓潯妒酚洝氛x同樣認為:“其人行蹤可敘列,故曰列傳?！盵20]2121這說明,唐代傳體的內涵有變化,功能減弱,外延縮小,傳體的記事功能由記體分擔。雖然還有一些專門記錄國外之事的行記,也被名之曰“傳”,如《大唐西域記》在《法苑珠林》中作《大唐西域傳》《西域行傳》;王玄策《中天竺國記》或作《西國行傳》,或作《西國傳》,或作《王玄策傳》。這兩部書也都重在記事,但以“傳”命名。只是這樣的異名只出現在了個別著作中,已不再像六朝時期那么普遍了。

(二)行記與地記的關聯。行記是為傳、記兩體的結合,而傳、志(即記)兩體的結合,形成地記[21]125,這一來,行記與地記就又有著密切的相似性。

一方面,兩者記載的內容均與地理相關。地記主要記載地方的山川風土、物產、人物等情況,又作地理書、地志。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史通·雜述》中就討論過地記,指出:“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盵19]255劉氏這里所言的地理書,側重于風土的記載,實則就是地記的內容。而早期的行記,特別是漢代文臣撰寫的國內行記與域外行記,作者往往略載行程,主要記錄出使地的風土物產。如張騫《出關志》載其出使西域之事;佚名《南海行記》記西漢之時與海南諸國的地理交通;甘英《西國行記》載其漢和帝永元中西使之事,多記西域地理風俗;漢末魏初士人成光子《天竺行傳》“自出別傳”[22]96,以紀行程。諸多行記中,記錄的主要內容是外地的奇異物產,只是行程途中的見聞又包含在其中,敘述的框架與旅行的視角隱含在行文之中?？梢哉f,這種兼有風土記特征的記錄,實質還是兼具行記的特點。

另一方面,行記在體例方面與地記極為相似。如《襄陽耆舊記》,晁公武就曾指出:“《隋經籍志》曰《耆舊記》,《唐藝文志》曰《耆舊傳》。觀其書記錄叢脞,非傳體也,名當從《經籍志》云?！盵9]364晁氏在這里,認為《耆舊記》非傳體,當以志命名,他所說的“記錄叢脞”的特點卻道出了地記的普遍特點與六朝行記的體例特點。劉知幾認為地理書應該具備“言皆雅正,事無偏黨”[19]256,這也正是地記與行記所追求的品質?！段鲊杏洝冯m述道里經見,內容偏重于輿地風物,屬于地記和行記的融合,與張騫《出關志》有著“二漢方志”之稱[23]2931。而至當今,陳佳榮等輯錄出版的大型古行記總集《歷代中外行紀》,上至先秦下至清初,廣含東南西北四至,是為殊俗異聞的匯集,其中,就收錄了不少風土記。如胡嶠《陷虜記》記述入遼經過及見聞,周去非《嶺外代答》主要是紀嶺南的風土物產,是為“異時訓方氏其將有考于斯”[24]86。一般不當行記看的,吳康泰《昊時外國傳》記述他和朱應出使南海時經歷和傳聞的各國情況,其書中也將其視作行記。編校者的這種編纂用意,正是出于對古行記萌芽時期狀態的考慮,充分表明了行記其時文體尚未成型,體裁尚未確立,還居于多種文體和著述的邊緣。

宋代,人們開始有意區分地記與行記,不再將其簡單地混雜在一起。王應麟《玉?！贰暗乩頃敝?言及《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的六十三種書時,細致地將其分為六類,即:地圖、地志、山川、異物、征行、異域。其中“述征行”則有《廟記》《輿駕東幸》《循撫揚州》《西征》《述征》《述行》《入沔》《聘使行記》《圣賢冢墓》之記;“述異域”則有《魏國以西十一國》《南越》《西域道里》《赤土國》《中天竺》《游行外國》《歷國》《日南》《林邑》《真臘》《交州以來外國》《高麗》《西南蠻》《入朝首領記》《高麗風俗》[25]292。這里的分類已經非常明細,“征行”類目主要是指傳統方國之內的遠行,諸蕃及外國則被放在“異域”類當中,地記完全被剝離了出來。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則將地記多放在“地理”“都城宮苑”“郡邑”之類,將行記分別劃入“史部地理類”下的“朝聘”“行役”“蠻夷”三個子目之中[26]781-783。從其所記范圍進一步區分,記國境之內的行旅歸入“行役”類,記境外之行的歸入“朝聘”與“蠻夷”類,境外之行還就其內容進一步細分,“朝聘”類主要記外交使節的行程,“蠻夷”類主要記求法僧人的行程?？梢?宋人不僅將行記與地記區別看待,而且把國內旅行和國外旅行也分得很清楚了。這說明宋人已經注意這類作品的特殊性了,他們是以旅行的范圍為標準劃分行記的。

當然,行記與地記終究還是有區別的,兩者的不同,突出體現在組織材料的線索上。一般而言,地記先敘某地的地理位置,依次敘其歷史沿革、名山大川、風土人情;而行記作為述行類的作品,紀行是其突出的特征,往往按照行程的延續來組織材料,所有的材料都被牽在行程這條線上。從體例來看,行記與“傳”“記”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從內容來看,行記受史學的影響,所具有的史學品格也更多。與地記所記內容有相同之處,只是在組織材料的行蹤線索上,又將兩者區別開來。

三、行記的歷時發展與文體認知

最早的行記是兩漢使臣撰寫的出使行記。從現存的文獻來看,兩漢行記留下來的佚文大多支離破碎、殘缺不全,我們只能通過一些行記殘文,略陳漢晉出使行記的幾個基本特征。

其一,記錄行程。張騫《出關志》和班勇《西域風土記》,二書因史書的修撰被參編而得以保存,根據《史記·大宛列傳》《后漢書·西域傳》的記錄,可以了解到張騫《出關志》和班勇《西域風土記》的記程形式是:或以一地為中心記錄周邊各地的距離,或記錄各地之間的行程距離?！妒酚洝ご笸鹆袀鳌芬源笸馂橹行挠涗浟酥苓吀鲊男谐叹嚯x,《后漢書·西域傳》則記錄了西域內屬諸國之間的行程距離,如:“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滿城五百里?！盵23]2914同時,還往往記錄西域內屬諸國與“長史所居”、洛陽之間的距離,諸如:“于窴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盵23]2915“大月氏國:居藍氏城……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盵23]2920康泰的《扶南土俗》也有記程內容,如:“優鈸國者,在天竺之東南可五千里?！盵2]3485又如:“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里?！盵27]3485由此可見,記錄行程是漢晉出使行記創作的一個重要內容;同時,詳錄地名和距離的創作方式,又是漢晉出使行記的一種典型形式。

其二,采錄異聞。如陸賈《南越行紀》,現存佚文都是對異物的記錄,云:“南越之境,五谷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彩絲穿花心,以為首飾?！盵28]1又云:“羅浮山頂有胡楊梅,山桃繞其際,海人時登采拾,止得于上飽啖,不得持下?！盵28]11-12陸賈為何偏好記錄南越異物?根據《史記》《漢書·陸賈傳》記載:陸賈被南越王留飲數月。陸賈曾云:“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盵4]2112顏師古注:“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盵4]2113可見陸賈對南越的奇聞異物感觸最多,采錄異聞由此便成為其行記的重要內容。不只陸賈《南越行紀》熱衷異域奇聞,崔豹《古今注·草木》引張騫《出關志》云:“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花堅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暎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酲。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盵29]18-19《后漢書·西域傳》記安息國云:“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盵23]2918這些事例說明:采錄異聞是漢晉出使行記的一個重要特征。

其三,記錄風俗。如《西域風土記》和《扶南土俗》,書名中就可見記錄當地風俗的內容。還如《后漢書·西域傳》記大秦國“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百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23]2919?！读簳ぶT夷傳》載康泰、朱應使扶南,看見其“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30]789。尤其是《扶南土俗》,今存佚文幾乎都是記錄奉使扶南所聞見的各國風俗。

從中可見,漢代行記,延續了先秦時期的旅行記錄傳統,但又有極大的發展,主要能反映記錄行程、異聞和風俗三大特征,并以一類著述的形式為后來的行記創作者提供了借鑒。

南北朝時期政權的劃分促成南北兩個文化區域的形成,兩地之間的政治文化交流得以展開,出使行記的創作呈現繁盛的景象。此時行記的主要內容依然是記錄奉使行程距離,采錄往來趣聞異事。如段成式《酉陽雜俎》引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為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為名?！盵31]237文中記述了北朝驛站名“鹿筋”的來源。又引云:“北方婚禮必用青布幔為屋,謂之青廬。于此交拜,迎新婦。夫家百余人挾車,俱呼曰:‘新婦子催出來?！渎暡唤^,登車乃止,今之催妝是也。以竹杖打壻為戲,乃有大委頓者。江德藻記此為異,明南朝無此禮也。至于奠雁曰鵝,稅纓曰合髻,見燭舉樂,鋪母巹童,其禮太紊,雜求諸野?！盵31]241此處記述了北方的婚嫁習俗。

此外,這一時期的部分行記還記錄了一些外交活動中的對話。如《北齊書·李繪傳》中存錄有一段梁武帝與李繪的對話:“梁武帝問繪:‘高相今在何處?’繪曰:‘今在晉陽,肅遏邊宼?！何湓?‘黑獺若為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曰:‘黑獺游魂關右,人神厭毒,連歲兇災,百姓懷土。丞相奇略不世,畜銳觀釁,攻昧取亡,勢必不遠?！何湓?‘如卿言極佳?！c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L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字耳?！蛔笮??！盵32]395從記錄內容而言,這段對話應該與李繪的出使行記有著緊密的關聯。從中可見,南北朝出使行記對表現外交活動中的機智饒有興致。

隋唐五代時期的行記主要內容依然是記錄使程和見聞。袁滋《云南記》所記為蜀中入南詔道之一的石門路,入唐以來逐漸荒廢?！缎绿茣さ乩碇玖啡种輻l自注保存了貞元十年(794)袁滋使程的一段記載,其中提及十余個地名,交代了驛程遠近與走向,自石門鎮以南全系云南界內部落所居地名稱。韋齊休《云南行紀》所記為成都通南詔東西兩道邛崍、清溪道中所經邛、雅、黎諸州方物。

《太平御覽》錄《云南記》二十一條,多載川滇地區出產的各種物產,如香稻、茶、鵝鴨、白鷴、嘉魚、丈松子、實心竹、甘橘、大腹檳榔、干蒲萄、蛤、椰子、甘蔗、余甘子、諸葛菜、野藤等,還寫到南詔特有的民居——板屋。韋節《西蕃記》云:“康國人并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為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并服新衣,剪發須,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于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余戶,專知喪事,別筑一院,其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盵33]5256記述了康國人“善賈”、“歲首馬射”“俗事天神”“喪事”等風土人情,精要地表述了作者在當地的見聞。

此時期部分以時間為線索的行記在結撰成文時,出現了一些新變。此類行記在以日期為線索結構全篇時,更加注重記述具體時間段內發生的大小諸事,有從主記行程向主記事件的轉向。如常駿《赤土國記》,寫其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出使赤土國時的聞見:

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其年十月,駿等自南?？こ酥?晝夜二旬,每值便風……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月余,至其都……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后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既入海,見綠魚群飛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東南,并山而行……舟行一日不絕……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于弘農謁帝,大悅……[34]73-74

這種按日期記事的行記,更傾心于記事而非記行。作者在行文中有意凸顯日期變化以記事的敘述方式,影響到了后來日記體文體的形成。

宋人視行記自為一體的文體意識逐漸鮮明、突出。北宋末,凡有重要行程,必然著書以紀,已經形成慣例。紹興初,徽宗被幽居五國城,《三朝北盟會編》記載稱:“北狩未有行記,以批語賜王若沖曰:‘一自北遷,于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謂不多。深欲記錄,未有其人……’”[35]1522朱熹《答劉子澄》:“朗、澧之行,覽觀山川,感今慨古,亦足償其勞矣。又有同行令弟,感發精進,此尤可樂者,恐有行記,撰錄一時之勝,愿以相寄也?！盵36]807諸多引文中都言及行記,可見作者行記創作意識之鮮明,均已視出行作記為一種自覺行為。

體式上,宋代行記多采用日記形式。如姚憲《乾道奉使錄》系“使金日記”[37]205。周輝自陳:“輝自四十以后,凡有行役,雖數日程,道路倥傯之際,亦有日記。以先人晚苦重聽,如干蠱次敘、旅泊淹速、親舊安否,書之特詳,用代縷縷之問?！盵38]406日記體行記,客觀上為更加細密、多元的記敘留出了空間。清人說:“宋人行役多為日錄,以記其經歷之詳。其間道里之遐邇、郡邑之更革有可概見,而舉山川、考古跡、傳時事,在博洽者不為無助焉?！盵39]128斯言得之。就表現手法而言,他們力求在行記中注入個性化的東西,記載行程經見的同時,抒發強烈的個人感情和旅行體驗,說詩攬勝,《入蜀記》與《吳船錄》在這一點上表現得頗為明顯,一路描山摹水,文字優美,詩意盎然。明何宇度《益部談資》卷上云:“宋陸務觀、范石湖皆作記妙手。一有《入蜀記》,一有《吳船錄》。載三峽風物,不異丹青圖畫,讀之躍然?！盵40]736日記體行記在敘事紀行之中多穿插對形勝古跡、詩書輿圖的議論與考證,四庫館臣謂《吳船錄》“于古跡形勝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14]529《入蜀記》“于山川風土,敘述頗為雅潔。而于考訂古跡,尤所留意”,“足備輿圖之考證”[14]530。宋代行記在寫作實踐上由分程體轉向日記體,極大地拓展了敘事空間。

四、結語

行記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文類,寄存于紀行類的傳記著述或述地理山川風俗的地記之中,在史學的縱向影響與橫向滲透中,不斷發展演變,其表層結構和內在精神都可從史書那里找到發展線索。從文學發展流變的脈絡中論析行記的淵源與發展,會發現行記體制上,主要包括行蹤、風土與行程體驗三方面的內容。漢代行記初創,其內容由單純記錄九州之內延伸到了域外;南北朝時期,出使行記蔚為大觀,其產生與當時的政治、軍事、文化的發展密不可分。唐代之際的行記,記事時內容還比較簡略,對山川地理的記述也還不能充分展開,不過已經初步形成以日期系事和以行程系事兩種文體模式。宋代行記文體身份進一步明晰化,地位得以提升,在寫作實踐上由分程體轉向日記體,在記錄行程的同時,內容和寫法日益自由、開放,成為行記的典型體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