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物及象:“文物IP”影像表達的文化邏輯*

惲彩鋒

(南京藝術學院 傳媒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3)

文物是凝結了人類勞動、思想、智慧的社會歷史產物。華夏先民留下的文物瑰寶,不僅是中華文明繁衍生息的存證,也是研究世界文明進程的重要材料。從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角度看,文物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物質組成,具備闡釋民族文化精神、展現中華文化胸懷、彰顯國家文化自信的使命,同時也是見證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的歷史文化載體。近年來,技術的廣泛賦能不斷創新著博物館文物的觀看方式,以文物為IP的創意視聽影像作品不斷破圈,在更深層意義上讓“讓文物活起來”的方式從“觀看之道”逐漸向“審美之維”和“文化之思”延伸,為綿長悠遠又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尋得來處,串通經脈。

文物IP(Intellectual Property)屬于文化IP范疇,文化IP一般指“一種文化產品之間的連接融合,是有著高度辨識度、自帶流量、強變現穿透能力、長變現周期的文化符號”[1]。文物之所以能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IP被影像反復書寫,主要源于文物本身所蘊含的不可復制的歷史價值、美學價值、科技價值與經濟價值。文物通過影像“活起來”,在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過程中,一批具有強辨識度、高關注度、大影響力IP逐漸脫穎而出,被影像塑造為新的角色、新的故事,給當下時代以情感慰藉與啟示,成為塑造中國形象、講述中國故事、闡釋中國精神的另一種視角。

文物經由現代視聽影像媒介改造,由空間向時間,從作為“物”的屬性逐漸轉向一種更倚重于視覺審美文化意義上的“象”,本質上是對“象”之外更深層次的情感意識與文化內涵——“象外之意”的追尋。具體說來主要包含三個維度的轉換關系,即作為歷史的文物與國家文化形象之間的關系、作為情感的文物與民族認同意象之間的關系,以及作為審美對象的文物與視聽藝術影像之間的關系。三對由“物”及“象”的轉化關系,層層推進,共同構成中華文化傳承發展過程中文物IP影像表達的文化邏輯。

一、歷史之“物”——國家文化形象

文物與建筑群、遺址共同構成文化遺產的三大類型。因此,文物首先是歷史的,它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遺存,是見證中華文明經久不衰和永續傳承的重要元素。而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歷史的載體,從這一角度看,文物的歷史屬性,與國家文化特質、國家文化傳承發展乃至國家文化自信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歷史的文物,經由現代視聽影像藝術媒介改造,將其內在時間性無限延展,從作為把握中華民族歷史的方式,到作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再到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載體,分別從歷史、當下、未來三個時間維度對國家文化形象進行具象凝練與展示。述說過去、標識當下、啟示未來,串聯起一個立體、可信、 生動的國家文化形象。

(一)文物作為把握歷史的方式

民族與國家都是歷史地構成的。文物之所以能夠作為把握歷史的方式,取決于文物的兩大基本屬性——歷史屬性與社會屬性。

首先,文物在時間上的歷史性與不可再生性,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感知歷史、認識歷史、思索歷史的物質材料。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家、不同研究機構和領域對文物的定義不同,如在我國,文物一詞首次出現于春秋時期,關于文物的定義先后經歷過禮樂典章制度、文明、文化、文治、文采物色等,直到隋唐之后,文物的含義才與現在接近,但無論文物的定義如何界定和演變,始終是包含著時間下限,即文物作為人類社會歷史中留下的遺跡或者遺存,其時間上的過去性,是其具備的基礎特征。產生于特定地域、特定年代的文物,自身包含大量歷史信息,是研究社會史、科技史、藝術史等多個領域歷史最直接的可觀、可感甚至可觸摸的實物材料。盡管不少文獻史料呈現出的作為“綱”的線性、嚴謹性與邏輯性,但文物史料憑借其在文字出現之前就產生的“史前社會”物質遺存,以及其“眼見為實”的不可替代性,不僅可以佐證歷史,還是補充歷史、糾正歷史的重要材料。它從人類出現至今,依靠文物學與考古學的科學力量不斷嵌入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中,從外在輪廓到內在肌理,不斷勾勒著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完整文化形象。

其次,文物的社會屬性為文物記錄歷史提供客觀性。文物的社會屬性主要體現為文物與自然遺產的區別。相較于自然環境中由氣候特征、地貌形態產生的自然遺產,文物是經由人工改造的,與人類的生產勞作、生活方式、審美習慣息息相關,是人類活動的產物。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文物記載歷史的客觀真實性。盡管中華文明史上留下了如《史記》《詩經》《楚辭》等文化典籍,唐詩宋詞以及散文小說等文學瑰寶,但這些精神文化遺產脫離物質屬性,在以文字述史的同時,還包含著對歷史的主觀審美想象。文物中蘊藏的豐富信息,直接與相應的時代、地域、以及當時的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水平與技術相匹配。后人通過不斷考古,將文物中的歷史密碼連通,形成交流與融會,最終匯入歷史文化的長河中,更加客觀地還原歷史原貌。因此,文物不是沒有生命和孤立的物質實體,每一個時代的文物都直接或者間接地反映著那一時代的生產生活方式、社會情態、精神面貌、審美習慣與文化特質。它們各自蘊藏的信息揭開之后,彰顯的是人類的勞動、智慧和創造能量的生生不息,它們打通歷史、聯通世界、溝通他我,成為展現可敬、可愛、可信的中國形象的物質載體。

(二)文物作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不斷“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2]45-46,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和影響力。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相對文化精髓來說,是中華文明內在本質的外化體現。提煉文物IP,本質上是在文物中提煉出可以象征中華文明、展現中華文化自信、在世界文化譜系中識別中國方位的精神標識。因此,中華文明歷史長河中提煉出的文物IP,應具有詮釋“何以中國”的闡釋力。

首先,文物可以確認“何以中國”的文明始點與延續。如良渚文化遺址中大量出土的玉器上出現的類似文字的抽象符號和劃痕,被看作原始文字的雛形,是良渚文化踏入文明時代的客觀依據。三星堆遺址“祭祀坑”出土的“大口尊”青銅器,證實了三星堆與中原地區乃至長江流域在遠古時期就已經有了緊密的往來。大量文博紀錄片以“三星堆”為元點,從三星堆與中華文明發生與發展的關聯,到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再到與三星堆關聯的人與事,見證著中華文明、講述著中國故事、傳遞著中國精神。如《三星堆·消失與復活》(2004)、《如果國寶會說話》(2018)、《國家寶藏》(2020)、《探秘三星堆》(2021)、《不只考古·我與三星堆》(2022)、《又見三星堆》(2022)等,三星堆在眾多視聽影像的反復書寫中,成為典型的中華文明標識。

其次,文物可以闡釋“何以中國人”的抽象精神世界。文物承載著人類生命生發的時間、地域與特征。在遠古時期,人類創造的器物往往體現著當時人類的生存手段、生活習慣與勞作生產方式,有的器物還是為滿足人類某種祭祀、禮樂儀式所造,其中的器形、紋樣、工藝、圖案等,包含著早期人類的技術水平與精神信仰,也關聯著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群體和社會的一系列關系演變,是“人化的自然”的具象呈現。因此,文物本身也隱含著早期華夏先民“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這一理念一以貫之地成為中國人的價值邏輯起點,影響著世代中國人,是中國人利用自然、把握世界的核心價值觀,在中華文明圖譜勾勒著中國人的心靈輪廓。

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就指出“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展示出來”,同時也提出要“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3]314如果博物館中的文物在功能上更傾向于展示優秀傳統文化的具體形貌,那么文物IP的提煉,在功能上則更傾向于闡釋文物對當代價值與世界意義。從“展示”到“闡釋”的功能轉化,也體現了文物IP能夠作為中華文明精神標識的文化力量。

(三)文物作為傳統文化傳承的載體

“中華文明的范疇至大至廣,在傳承弘揚的過程中,需要以點帶面、由表及里、循序漸進?！盵4]以文物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際上是文物從空間向時間上延續?？梢姷奈奈颕P作為“點”與“表”,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起到了輻射中華文明全貌、詮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肌理的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多次強調要“讓文物活起來”。尤其是2021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讓文物活起來、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實施意見》,從對文物的保護、傳播、創新多方面入手,提出要準確提煉和展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進一步彰顯文物的歷史、文化、審美、科技和時代價值的新要求。2022年頒布的《“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中,專門設置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專欄,倡導大力推進“讓文物活起來”的理念,要求“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深入挖掘、廣泛傳播文物蘊含的文化精髓和時代價值,創新文物合理利用方式,塑造全民族歷史認知,推動文物保護利用工作全面融入經濟社會發展”[5]。

文物自身承載的信息,是當時那個時代與社會文化的內在精神內容在外在物化形式上的反映。隨著時代語境的更迭和變幻,文物藏蓄的傳統文化魅力也體現在與新時代匹配的時代內涵中。文物之所以能成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主要體現在文物的文化價值與文化傳播兩方面。從文化價值方面看,文物作為中國人世世代代生產、生活、勞作的見證物,蘊含著華夏先民最樸素的生態智慧和最豐富的生產實踐經驗。它是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汲取中華民族的集體智慧、理解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模式最合宜的文化資源。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看,那些在視覺上具有高辨識度、在時間上能佐證中華文明始點與存續、在精神上能展現中國人心靈特質、在世界譜系中能幫助辨認中國特色的文物瑰寶,通過新技術、新藝術形式的再媒介化,成為表達更生動、傳播范圍更廣、大眾參與度更高、文化闡釋力更強的文物IP,中國人的道德觀、價值觀、世界觀通過文物IP轉化成更豐富的藝術形象,是中國向世界展示中華文明燦爛成就、展示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的重要媒介。

二、情感之“物”——民族認同意象

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開篇將博物館中前人留下的藝術瑰寶比作“這個文明古國的心靈歷史”。[6]1博物館中的文物之所以可以提煉為代表國家文化形象的IP,被現代視聽藝術媒介反復書寫與表達,其內核取決于文物本身的“心靈性”,即文物與華夏兒女的精神情感共振——包括人們對文物的感知、判斷、審美、想象等多種不同的心靈體驗,這一心靈體驗是文物IP可以從簡單的視覺“形象”進入可以被藝術書寫的情感“意象”的前提,具體體現在文物與民族文化認同感的雙向促進:一方面,文物是民族文化認同感的投射體;另一方面,民族文化認同感賦予文物在文化傳承過程中更多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可能性。

(一)文化認同:文物IP與“記憶之場”

文物是文化和記憶的物質載體。德國伍珀塔爾大學教授阿斯特莉特·埃爾通過文化的三個維度(社會、精神、物質)推導出文化記憶的三個維度,即“社會記憶”“心靈或認知記憶”“物質或媒介記憶”。[7]5文物本身屬于物質記憶,依賴博物館這一實體媒介,將觀看者帶入一個實在的記憶空間。而文物IP是綜合考量了文物的諸多價值而抽象出的文化符號,它可以突破博物館的實體場所限制,與音樂、舞蹈、美術、影像等多種藝術媒介“聯姻”,形成新的媒介記憶維度,進而形成可供大眾黏附集體記憶的象征性場域,激發大眾對民族文化的認同。

首先,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群體心靈認同,它是民族和睦與永續發展的根本所在。文物本身攜帶的歷史信息,激活了個體對民族的文化認同。正如清代學者龔自珍所言“欲亡其國,必先去其史”。一個國家的文化特質如何被感知、如何被呈現、如何被認同,與這個國家深厚的歷史積淀與傳承息息相關。文物本身的材質、形態、紋樣、色彩、工藝等反映的是華夏先民在遠古時代生產勞動的情景;文物關聯的歷史事件可能影響時代發展的走向,并對當下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它們為當代人提供了真實可觀且能觸碰的真實歷史印痕,構成了古今文化對話的介質。對文物的感知,實際上也是對中華民族同胞血脈相連、休戚與共的最深刻的共情,正是這種深刻的共情,維護著中華民族文化的特質與生命活力。

其次,民族文化認同感激發了一種文化尋根意識,又被投射在承載民族歷史、民族情感的文物上。這種文化尋根意識最突出的體現是對“文物歸家”的迫切期盼。中華民族的國寶文物,在炮火肆虐的年代,顛沛流離,歷經滄桑。對“文物歸家”的祈愿,隱藏的是一個與中國近代史密切相關的記憶之場。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就十分重視文物的工作,在1950年5月頒發了《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防止與中華民族革命歷史、文化藝術相關的寶貴文物外流。紀錄片《炮火下的國寶》(2020),以口述史、檔案、文獻資料、實地考察、重訪歷史現場等方式,記錄了抗戰時期《四庫全書》等在中華文明歷史中有著重要地位的文物如何被搶救的故事。影片中所呈現的甲午戰爭后的半個世紀,被日軍搶劫后的國民政府內廳、金陵大學中國文化學院的史料照片觸目驚心,大量文物、書籍,按照“戰時清國寶物搜集方法”的規定,被無情銷毀、掠奪。場景重建、文物復原等影像技術手段,讓文物的記憶之場復現。文物IP串聯起的“記憶之場”,超越了文物作為傳達媒介的“象”,達到了一種“得意”的極致境界。作為主體的“心”與作為客體的文物之間形成了一種劉勰筆下的“神與物游”。

(二)行為認同:文物IP與“情緒動員”

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深層文化認同,不僅僅是精神層面的,也是將精神認同轉化為具體行動上的認可、接受與實踐。文物IP形成的記憶之場,往往又因為新形式的媒介賦能,起到廣泛社會動員作用,從而產生文化認同向行為認同的轉化。媒介的多元發展,短視頻、微短劇的廣泛布局,使得文物IP的挖掘與創造不僅局限于官方嚴肅話語中,而是從科學性、嚴肅性向大眾化、娛樂化、年輕化轉化。抖音平臺發布的《2023博物館數據報告》顯示,99.13%的國家三級以上博物館內容可以在抖音短視頻中找到;有2013萬抖音用戶發布過博物館相關視頻,且80后成為內容創作主力軍。優酷平臺發布的相關數據報告則顯示,文博類的觀看者與創作者中“95后”為主的年輕人已經成為主力軍。素不相識的人們通過同一文化IP、同一媒介行為連接在一起,構成了某一事件、文化共同的親歷者、接收者和反饋者。優質的文物IP依托其渲染的民族文化記憶之場,在這種多元的媒介生產與傳播環境中,充分調動起大眾的情感神經,形成情緒上的深度共情。

2023年夏天,一部由網友自制的網絡微短劇《逃離大英博物館》在網絡中迅速發酵。這也是微短劇時代的第一部實現破圈傳播的微短劇。該劇將大英博物館中的一盞中華纏枝紋薄胎玉壺擬人化為一位懵懂的少女,讓她與一位英國工作的中國媒體人邂逅,一“物”一人共同上演了一場中國文物的“歸家之旅”。這是“文物歸家”主題第一次由非官方話語講述,盡管在制作技術與敘事結構上存在瑕疵,但片中將“異域”“擬人”“邂逅”“家書”等敘事元素疊加在一起,讓文物“中華纏枝紋薄胎玉壺”迅速成為具有情緒動員力量的文物IP,在網絡上形成諸如“玉壺身世之謎”“為何選擇玉壺回國”的話題延伸。受《逃離大英博物館》的靈感啟發,歌手云胡還創作了歌曲《如果流失的文物會說話》,將流失多年、被困于方寸之間的異國博物館中的文物擬人化,借文物之口表達對祖國故土的深切思念之情。由文物到人,一批如《萬里歸途》《戰狼》等撤僑題材的新主流電影,也在此次“文物歸家”的情緒動員下,一次又一次刷爆網絡話題量,喚起了華夏兒女的民族文化認同。

從感受者到傳播者再到弘揚者,文物IP作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其攜帶的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經由媒介賦能,讓鐫刻著中華文明烙印的文物瑰寶真正從“活起來”到“火起來”。文物IP在表達中形成的情緒動員力量,不僅能更好地激發以文物為主題的優秀傳統文化轉化活力,而且能進一步賦能國家文物的保護與傳播。

三、審美之“物”——視聽藝術影像

歷史是一種生命、一種經驗,同時也是一種想象。想象則包含著審美。文物的相對永恒性,為文物作為中華傳統文化IP參與到審美藝術的生成、共享與接受中奠定了基礎。一部分文物本身就具備一定的審美價值,是前人根據特定的時代特征、生產勞作方式、對世界的認知進行的有意識、有目的且合乎藝術規律的藝術創造,其審美價值來自在歷史語境中材料與功能匹配之后產生的和諧之美。一部分文物本身不具備審美價值,但它源自華夏先民的自然興發,飽含“自然的人化”的智慧,依然可以成為影像書寫的文化IP,經由現代影像媒介改造,成為當代與歷史共情的藝術媒介。視聽影像結合文物的歷史性與情感性對其進行角色與故事的開發,在融合文物外在形象與內在情感意象的基礎上,呈現了從科普性到故事性,從歷史性到當代性的敘事轉向。

(一)從“以物普史”到“緣物抒情”:文物IP的故事性轉向

文物與文物學、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藝術學等學科息息相關,有著較強的科普價值。在早期的文博類影像作品中,文物影像遵循著歷史時間的邏輯,注重從考古的角度,客觀而嚴肅地介紹文物的源流、價值、嬗變、保護等內容,借助文物實現對中華文明的展示、闡釋與想象。在影像風格上主要以文物形象展示、文物歷史背景介紹、文博知識普及、文物歷史專家采訪為核心內容。自2013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以來,講好文物里的中國故事成為“讓文物活起來”的主要創新路徑。文物與故事的關系,歸根結底是“物我”的關系,文物將過去時空的“人”與當下時空的“人”進行情感聯結,獲得生命的延續,成為構建“中國敘事”、講述“中國故事”的媒介。

一是從歷史維度對文物關聯的事件的回顧?！肮史矊贇v史事件,都是一種具有持久性的事件?！盵8]5歷史關聯著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空,敘事影響力持續不斷。文物是歷史的載體,因此也是連接三個時空的媒介?！掇o?！吩诮忉尯沃^文物時,曾將與重大歷史事件關聯、與革命運動和重要人物關聯、與具有紀念意義和歷史價值的事物關聯作為構成文物的必要條件,盡管這種解釋略顯狹隘,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很多文物因與重要歷史事件關聯而具備了故事性與儀式性,從而更有文化價值。對這一類文物IP的提煉,讓文物的影像表達超越嚴肅性、科普性,成為融入了國家記憶與民族情感的生動故事講述者。

二是從當下維度對與文物關聯的人的故事的挖掘。這一類影像作品的敘事方式與當下文物的保護與傳播使命相一致。如《我在故宮修文物》(2016)以當下的“我”為敘事主體,以“修”這一動作作為敘事動機,涉及文物的保護與修復,在展現文物修復過程的同時,也展現了作為文物修復者的“我”的故事。在紀錄片《不只考古·我與三星堆》(2022)中,“考古”的過程,關乎當下我國的考古技術,關乎當下我國文物保護與傳播的重要原則與理念,也關乎考古人的日常。從國之重器到日常生活器物,文物背后的故事在歷史與當下的互動中,進一步成為構建中國話語體系和中國敘事體系的傳統文化IP。

(二)從“探物揭秘”到“借物傳道”:文物IP的當代性轉向

文物由于它的歷史屬性,無論在物質材料、功能與審美,還是時間與空間上,與當下形成了較大的審美距離,這種審美距離首先觸發的是當今人們對歷史文物的獵奇心理。因此,“探物揭秘”則成為很多文博類影像創作的主要方向。文博紀錄片《考古中國》(2004)這樣介紹影片:“那些令人稱奇的文物用各種方式為您揭開了一個個千百年來困擾著世人的歷史秘密”;紀錄片《三星堆:消失與復活》(2004)通過三星堆文明的起源、祭祀禮儀、服飾與符號的特點等提出猜想,為三星堆文明神秘面紗的揭開奠定了影像表達的基礎;紀錄片《清宮秘檔》(2004)則將首次公開故宮中的千萬件大內秘檔,以彌足珍貴的歷史記錄還原歷史人物和歷史時間,揭開歷史謎團作為最大看點?！疤轿锝颐亍笨梢哉f是文物影像化展現在大眾面前最早也是最常見的敘事方式。一方面是為了迎合大眾審美趣味制造懸念、博得眼球;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文物的考古、挖掘、保護、研究等受到地理氣候條件、科技水平與認知水平的局限,有一個循序漸進、逐漸揭開歷史真相的過程。同時也是對文物考古工作者工匠精神的弘揚以及考古技術進步的展示。

總之,不論是早期對文物的“探物揭秘”還是在歷史時空層面的反復糾纏,著重對文物攜帶的歷史信息進行挖掘、揭示和科普。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每一種文明都延續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更需要與時俱進、勇于創新”[9]103-104?！耙诰蛑腥A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把藝術創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融合起來,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激活中華文化生命力”[10]7。在傳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文物IP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更加強調文物對當下時代的闡釋力。相較于依托抽象文字符號廣泛傳承的中國哲學精神,以及詩詞歌賦乃至散文小說匯聚成的中華文脈,文物具有不可復制性甚至不可移動性。文物從歷史中來,承載著中華文化的優秀基因。文物IP的影像表達,除了從時間的角度闡釋文物本身的歷史價值,還考察如何通過歷史的文物闡釋當下的時代。因此,文物IP的影像表達背后,蘊藏的是一種當代史學精神與史學方法,體現的是一種當代審美追求,主要的使命是借“舊物”傳“新道”。

器與道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對范疇。器指的是有形的實體的物,即《易·系辭上》中所言“形而下者謂之器”;而道則是無形的規律、法則等,是形而上的思維產物。從老子最早提出的“道生萬物”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將“道”作為審美觀照的境界,認為“象”必須到達“道”、體現“道”才能真正進入“取之象外”的本體與生命的審美境界,[11]29再到近代以來譚嗣同從體用說的角度認為“故道,用也;器,體也”,“道”的含義隨時代而更迭,體現出一種與時代相匹配的流動性。具體表現為通過文物的地域屬性、歷史背景、形象特征、精神內涵等,在內容上結合當下社會熱點,在形式上融合當代審美習慣,在傳播方式上充分利用大眾媒介,在精神傳承上挖掘中國精神特質,實現文物從外在形象到內在精神的當代性轉化,使博物館中的文物從“活起來”到“火起來”再到“用起來”,喚醒歷史,啟示當下。如“5·18”國際博物館日上線的《文物戲精大會》中,文物通過擬人化處理可以進行“比心”“互懟”,能勁歌熱舞,秒變戲精的網紅,以幽默的視聽語言,消解文物承載的歷史的厚重感?！度嗣袢請蟆沸旅襟w創作的文物音樂會版《達拉崩吧》,結合“兩會”議題,將國寶文物變身熱議“兩會”的主角:長信宮燈舉燈祝福國家宇航事業取得新成就,三星堆青銅面具贊揚自己“老家”脫貧攻堅取得新成果,銅奔馬昂首闊步展現創新創業的奮斗精神……這些國寶級文物成為歷史與當下對話的介質,融入了對生態之夢、科技之夢、鄉村振興之夢以及冬奧之夢的美好祝愿。典型文物IP中蘊藏的中國精神與中國智慧,往往也會成為影像創作中以文物啟示當下的突破口。比如收藏在寶雞青銅器博物館中的西周文物何尊底部出現“宅茲中國”字樣,是“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在《國家寶藏》(2017)、《如果國寶會說話》(2018)、《中國考古大會》(2021)等文博類影像作品中被反復書寫,成為見證“從此有了中國”的珍貴國寶。盡管此“中國”并非現在的“中國”之意,但它從符號意義上佐證了西周的禮樂文明,也成為當下中國人對祖國情感的托寄之物。正如《如果國寶會說話》中這樣描述何尊,“中國,三千年前被鐫刻于方寸之間,深埋于地下;三千年后,埋藏它的泥土和這泥土連接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都被它命名,叫作中國”。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火種臺,就是以何尊為原型制作的,何尊從歷史中走來,登上世界矚目的盛會,成為能夠象征中華文明精神、向世界展示當代中國精神的文化標識。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向世界宣示,把能夠“跨越時空、作為文明傳承資源的文物,轉化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作為實現中國夢的重要路徑。從單向度的科學普及,到融入了中國人精神特質的故事講述,再到文物當代價值的深入挖掘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刻闡釋,文物IP的影像表達對于深化世界各國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并融入世界,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四、結語

從2021年《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的提出,到《關于進一步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的若干措施》的印發,再到2022年《“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的頒布,如何進一步挖掘文物的精神內涵,推進文物的保護、傳承與創新被反復提及。文物IP的挖掘是踐行這一舉措的有力方法。文物IP的影像表達,總體上遵循的是從“史”到“情”,由“情”促“思”的文化邏輯。具體表現為:依托文物IP帶來的文化資源、審美資源與經濟價值,以形象鮮明、內涵深刻、影響突出的系列文物IP為主要創意來源,推進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建設,集中打造一批中華文明精神重要標識;以文物IP的創意影像表達,促進文物的保護研究與文化闡釋傳播;尊重文物的世界屬性,以文物IP的視聽影像表達,講述能夠與世界共情,與人類共享的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