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思中國經典對外傳播論述拓展漢語國際傳播路徑研究

■丁蕾

（湖南外國語職業學院，湖南 長沙 414000）

一、引言

目前有關漢語國際傳播本土原創理論研究的缺失具體表現為：對漢語國際傳播發展史研究不足；對揭示現有史料記載中關于國家安全、國際關系、對外傳播思想演變歷史軌跡、方式、經驗與生成邏輯的經典論述，并呈現其維護國家安全、提升國際中文教育傳播效能邏輯起點的相關探討不足；對為了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和多層次文明對話，擴大漢語文字影響力，將經典論述通過精準釋義，演變為世界級公共財產，提出實現國家形象從“他塑”到“自塑”轉變的理論依據貢獻不足。由此而引發的“史”“論”研究不平衡的現象，致使國內學界對漢語國際傳播的實踐探索和傳播規律缺乏全面認識，不利于在對外漢語專業人才培養過程中教授完整的本土化知識體系。

中文國際傳播能力是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和國家語言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1]。因此，要特別重視從歷史經驗中整合對當前情勢的應對之道。正如縱橫家學說創始人鬼谷子所言：“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p>

二、發展經緯：漢語國際傳播的歷史與論述

漢語言文字海外傳播過程與中國走向世界的歷史相呼應，是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之間互通、互鑒、互動的縮影。它既反映了語言傳播的一般規律，又包含著漢語言文字傳播的特殊規律[2]。韓曉明將漢語言文字海外傳播歷史分為發軔期、興盛期、持續期、衰落期、復興期。據史料分析，人類的文化傳播并不完全依賴語言，甚至先行于語言傳播，語言和文化互為載體。語言文字包含的文明發展成果越豐富，傳播價值就越高。本節沿用韓曉明的劃分方式，主要呈現漢語國際傳播在發軔期、興盛期、持續期這三個歷史階段的發展脈絡，時間跨度為商代至清代鴉片戰爭之前。同時，歸總、凝練各發展階段歷久彌珍的經典對外傳播論述。

首先，應厘清在這一研究時間段內，經典對外傳播論述得以孕育和發展的政治秩序體系，即存在于東亞、東南亞和中亞地區，以中國中原帝國為主要核心，被稱為“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屬內以制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的華夷秩序體系，又稱朝貢體系。該體系常與條約體系、殖民體系并稱，是當時世界上主要國際關系體系之一。作為當時的文明高地，中國所產生的大批經典論著成為彼時與此后很長一段時間，漢字文化圈地區學習漢語言文字與漢文化的重要教程。

（一）漢語國際傳播發軔期

1.發展脈絡

從商代至漢代，漢語言文字開始在亞洲地區傳播。商代末期的“箕子走朝鮮”是漢語言文字對外傳播的肇始。西周奠定了漢語言文字傳播“和平”核心基調。秦代歷史短暫，漢語言文字傳播主要體現在移民方面。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后，儒家大一統觀念逐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中國古代的外交管理制度就此定型，確立以諸卿系統的鴻臚、尚書系統的主客為外交主管機構。漢語言文字傳播沿循著商業和宗教兩條途徑，呈現區域性傳播特征，且以文字和書面語為主，朝鮮、越南、日本已構成漢字文化圈雛形。張騫出使西域之后，漢語言文字開辟了西向傳播通道，出現由單向輸出轉為交互傳播的景象。佛教的傳入對中國文化產生深遠影響，豐富了語言傳播的內容和途徑。

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諸子百家是中國歷史上思想和學術活躍璀璨的時代，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等流派“百家爭鳴”的皇皇圖景，所形成的經典思想對中國文化特性的形成具有本源性意義，對世界思想文化發展貢獻巨大，賦予漢語言文字獨特而深厚的內在品質，為漢語言文字的持久傳播提供了動能和保障。

2.經典論述

對外交往方面，中國文化總體呈現“禮”的規則、“信”的道德、“敬”的禮儀。西周強調“明王慎德”(《尚書·旅獒》)、“天子耀德不耀兵”(《國語·周語》)等思想，即以提高德行的方式實現“四夷咸賓”“天下歸服”。

道家學說創始人老子認為，在對外傳播國家意志時，應具備善于守拙、道法自然、以柔克剛的思想，崇尚“無為”，以爭取一個對自己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他有持反對戰爭的和平主義思想，提倡“遵道修德”。堅持大小國平等，推崇“居上謙下，以下安上”。老子以柔克剛的思想，是借“懷柔”“守柔”手段，達到陽剛、強大，體現正題反作特點，將“有為”和“無為”統一起來。

孔孟學說認為，國家之間的交往應遵循“仁”“義”“禮”“和”“信”等道德原則，以維持安全穩定。忠信是孔子對外交流哲學的基本原則之一，論證和平與認同之間的辯證關系，即“和而不同”。孟子繼承發揚了孔子的基本思想，包括“仁”的指導原則、中庸的外交哲學、和平的核心理念等。他指出在國際體系中，“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發展孔子關于“義利”的思想?？鬃又鲝堉亓x輕利、義利對立，孟子指出仁義高于利益，國家按照利益行事終將滅亡，按照仁義行事則可平步天下，霸權是毀壞禮義秩序的罪魁禍首。墨家學說創始人墨子“兼愛交利”思想，也是對孔子義利觀的發展和超越。墨子貴義尚利，義利并舉，認為在對外傳播中應做到“兼相愛，交相利”。

法家學派創始人管仲是多邊外交的倡導者與踐行者，認為對外文化傳播的基礎在于國家富強以及客觀地緣環境和主管政策，合乎周禮秩序的外交原則是增強國家實力的因素，即軟實力。提出“四鄰之國親我”“遠者以禮，近者以體”等富有謀略色彩的“合交”策略，能使“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主張對不同國家采取不同的伐交方式，或“釣之以愛”，或“致之以利”，或“結之以信”，或“示之以武”，這樣才能使“大國之君事如臣仆，小國諸侯歡如父母”；重視恩威并施，強調“仁”“義”“禮”“忠信廉恥”等原則在持續進行對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孫子兵法》作為國際上著名的兵學典范，體現孫子卓爾不群的軍事戰略與外交思想。孫子認為，高明的戰略家應力爭在伐謀、伐交的層面解決問題，盡量避免伐兵、攻城，實現“以全勝敵，兵不頓而利可全”戰略目標。對外文化交流策略方面，應以“知”為前提，《軍爭篇》和《九地篇》中強調，“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知彼知己”以及“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遵循瓦解敵人聯盟和鞏固自己陣線為目標的總原則。

鬼谷子提出，對外交流戰略謀劃的關鍵在于觀察他國思維習慣，理性決策，從而預測事物的發展方向，達到思想傳播的目的，即“觀陰陽之開闔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具體路徑是，首先，分析事物發展規律，“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其次，善于聽取各方面尤其是反面意見；再次，計算各方綜合實力對比，“量天下之權”，否則就會“量權不審，不少強弱輕重之稱”。

歷經浮沉，儒學在兩漢時代逐漸演化為以經典為依據的道德教育，即“王霸道雜之”的統治思想，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其運作方式兼具禮樂與法度?！坝H”“誠”“仁”“義”“和”“惠”等儒家理念順勢成為影響此后數千年對外傳播走向的主要思想和理論基礎，具備多方共贏、積極進取、敢于探索、充滿關愛、追求積極人生價值等特質。

（二）漢語國際傳播興盛期

1.發展脈絡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是中國文化凝練突出個性和豐富內涵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的漢語言文字海外傳播大部分仍然集中在上層社會，并以書面語使用居多，形成世界文化史和語言傳播史上的獨有景觀。一是“漢字文化圈”形成，即朝鮮、日本、越南與中國共構一個單以漢字為基礎，而不以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為基礎的文化共同體；二是“語文分傳”的現象，即漢字可以不借助語音而單獨以形表意并暢通交際，使得文字脫離語音單獨傳播成為可能。

始于隋代的科舉制度作為被多國效仿的人才選拔制度，需要完善的儒家教育體系作為支撐，儒學發揮了維持和鞏固漢語國際傳播的重要作用。唐朝中央官學以國子監統領的“六學一館”為主干，對來華留學生群體從教育引導與選拔人才兩個方面開展語言文字教育與文化服務工作。留學生不僅對唐朝的政治制度、朝章典儀、音韻句法、科學技術等方面進行系統學習，而且對唐朝的世俗風情也有了深入認知。唐代漢語國際傳播具備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強大的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使得漢語言文字傳播得到了政界、學界、商界、宗教界的全方位支撐；二是在海外尤其是周邊國家的政府往來、政令發布、經貿交往、教育教學、文學創作、佛經翻譯、口語交際等各領域，漢語言文字作為國際交往中的高階語言，發揮了國際通用語言的功能，中外往來的國書很多是以漢字寫就；三是經過長期深度傳播，漢語言文字已與一些國家的社會生活和語言生態密切結合。比如，朝鮮、越南、日本等均有用漢字記錄的歷史，其國史已難以與漢字剝離，日語的片假名、平假名，越南的喃字等文字的創制深受漢字影響。

2.經典論述

唐代逐漸形成一系列價值理念，主要包含“尚公”“貴和”“思辨”“重禮”四個層面的內容?！吧泄弊非笳w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共同發展，秉持開放包容的理念來推進傳播中華文化與吸納異質文化的整體發展；“貴和”主張和諧發展，是中國“和”文化在傳播領域的延伸與拓展，強調增強本國文化軟實力與尊重域外文化多樣性的和諧統一；“思辨”基于“和而不同”的辯證思維，強調異質文化的互學互鑒是豐富世界多元文化譜系、推進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思想前提；“重禮”重視對外傳播中華文化的禮儀秩序規范之美，塑造中國的文化大國形象[3]。

在政權交替頻繁的十六國，《晉書》有載，王猛臨終前向苻堅提出“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的外交理念，因未被接受最終導致前秦的覆滅。唐朝統治者吸取前朝因外交失策而導致帝國崩塌的經驗教訓，秉持“為政以德”執政理念，推崇“和合善治”外交思想，積極將“禮儀之邦”文化大國形象傳播出去。首先，堅持“王者無外，以德睦鄰”的文化傳播立場、“愛之如一，遠近如一”的文化傳播原則、“誠信為本，重道尚義”的文化傳播原則，君王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天下觀。李世民首次提出自己的治國理念是“視四海如一家”（《資治通鑒》），他反對前朝遠交近攻的霸權擴張，提出新的長城觀，提倡重新整合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努力實現“不安者我必令安，不樂者我必令樂”（《冊府元龜》）的外交局面。特別設定“羈縻州”與“參天可汗道”，并在路途上設置多處驛站，為周邊國家與地區的人文交流提供諸多便利。李隆基繼承王道政治，認為王道政治強調以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作為橋梁，才最終形成周邊國家和地區“禺禺然向風而慕化”（《全唐文》）的友好外交愿景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他繼續推進文化共同體的構建，秉持平等包容、相互尊重的態度去了解和汲取異質文明精華。在處理多元文明交鋒交融的過程中，最終實現“九夷重譯，相望于道”（《舊唐書》）的大同盛世。

（三）漢語國際傳播持續期

1.發展脈絡

宋元明清（鴉片戰爭之前）時期，中國國力仍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漢語國際傳播整體上延續平穩傳播態勢。經過盛唐時期對中國的長期仿效學習，漢語言文字在朝鮮、越南、日本的使用領域、方法與途徑已經充分本土化，在其國內形成了完備的以儒家思想為本的治理體系和漢語言人才培養、選拔體系，民族自主意識和語言自覺意識的發展，使得這些國家對漢語言文字的輸入需求不再旺盛，進入消化吸收階段。官方交往減少而民間交往頻增，商貿交往和宗教交流頻密，因而漢語言文字的傳播也較多地遵循這樣兩條途徑。改變以往單純從中國引進儒家典籍作為教材的做法，開始編寫本土化的漢語教材。元末明初的《老乞大》《樸通事》就是當時在朝鮮流行的漢語教材，其內容大量反映了外國人在中國的營商生活。

明末傳教士對漢語言文字的學習和研究，開啟了漢語西傳的序幕，不同于“漢字文化圈”國家的輸入性傳播，屬東西方語言文化的平等交流。傳教行為的背后是西方國家企圖了解東方，進而實現殖民擴張、攫取經濟利益的目的。早期西方傳教士、外交官對漢語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初步創制羅馬字母拼音體系、編寫雙語辭書、撰寫漢語語法著作。據《漢語研究小史》統計，1575—1800 年出現過的漢語辭書就有65 種，流傳至今的有50 種。19 世紀，西方加劇對亞洲的殖民擴張和經濟掠奪，刺激了漢語言文字使用和研究的需求，歐洲人的漢語辭書、語法著作和教材達到了相當龐大的數量，“漢學”開始出現并興起。

2.經典論述

這一時期，國家制度、政治思想、主流文化、教育體系仍以儒家精神為核心。宋朝統治者延續唐朝統治者的處交理念，強調通過語言文字將中國“和合善治”“齊之以禮”“信義為本”的國家形象傳播出去，體現大國的道義與擔當，也增強了中華文化的影響力與中國價值的感召力。即使是熱衷于武力征服的元朝，忽必烈也將“親仁善鄰，國之美事”作為外交追求的重要目標。

明代朱元璋以恢復華夏正統為已任，確立明朝外交政策的基調，即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銳意通四夷”，這是對以往華夏王朝“懷柔遠人”之道的承繼和對蒙元統治者窮兵黷武的海外用兵政策的否定。其基本格調是“德威兼濟”“萬方來朝”，更多地繼承了以往漢唐王朝的對外思想和政策。朱棣提出“華夷一家”的觀念，將其在現實中具體化、可視化，使得明代朝貢體制具有理論依據。例如，賜予朝鮮與日本國王以冕服，賜予琉球、安南等地藩王以皮弁冠服，將所有的臣屬藩王都定位在家族秩序之中。明朝糾正了一些不符合中國外交傳統的做法，恢復“厚往薄來”“道義外交”等交往原則。

明朝設立的四夷館，是中國對外傳播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專職管理翻譯的機構和部門。明朝還是秦漢以來元首外交最成功的時代，此前沒有一個朝代像明朝那樣有大批外國元首來訪。陳誠五使西域、鄭和七下西洋，更是明朝對外傳播極具開拓性的典型例證。然而，鄭和下西洋的初衷是“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體現當時海權意識極度缺乏的地緣戰略思想，到手的制海權拱手讓與他人，原本輝煌的航海文明基因遭到陸權文化的粗暴摧殘而中途夭折，使得漢語國際傳播不可能突破海洋屏障而具有更深遠的世界影響，也成為近代以來“落后挨打”，以及中華文明險遭斷裂的一個主要根源。

三、困境突圍：構建語言國際傳播本土范式

中根千枝（1994）認為，社會科學是在西歐發展起來的學術，引進它是很自然的，但是把這些理論運用到歷史和民族與西歐的情況顯著不同的其他社會時，很自然地會出現二者不能充分符合的問題。解決該問題的思路關鍵在于對西方相關學說的闡釋、檢驗和評估，以“本土化”（indigenization）視角充分考慮其文化限定性，以及在本土運用時所應適配的文化和歷史語境，必須關注和借鑒本土學術傳統和當代實踐中產生的觀念與知識、范疇與術語[4]。將中國經典對外傳播論述與既有西方理論比較、融合并進行系統理論構建，對拓展當代漢語國際傳播路徑有重大意義。

（一）拉斯韋爾模式

拉斯韋爾“5W”模式比較全面、準確地概述了語言傳播活動的整個過程，即傳播主體、內容、受眾、方式和效果。我們克服該模式“傳播者中心論”弊端，以全面概括和總結漢語國際傳播的歷史與當代的理論成果、實踐經驗，即明確傳播主體，培育在中華文化傳播專業度、自覺性方面呈現出高水平的傳播者，提升傳播公信力；創新傳播內容，建構內涵豐富且極具感召力、易引發世界共鳴的傳播內容，加強傳播暢通性；拓展傳播渠道，融合形式多樣、通道順暢、技巧多元的傳播途徑，增強文化載體的輻射力；觀照傳播客體，貼近受眾習慣與訴求，提升傳播精準度，通過價值觀傳遞消解地源文化區隔；建立傳播效果評估反饋機制，增強文化傳播的滲透力與認同度，體現共同利益訴求。

從可供借鑒的漢語國際傳播歷史經驗來看，唐朝時期周密完備的傳播體系值得分析。以國家主導、民間參與作為傳播主體協同發力，解決“誰來傳播”問題；以傳播內容的豐富凝練解決“傳播什么”問題，對文化精華進行總結提煉和價值轉化，形成以中華茶文化、絲文化及瓷文化等為代表的文化品牌體系，以漢字、詩詞、儒學、科技為代表的文化符號體系；以傳播手段的守正創新解決“如何傳播”問題，政治驅動是先行官，經貿互通是主渠道，教育服務是主平臺。注重在國際教育、對外貿易與跨國人口遷移等渠道發力，沿著四通八達的交通要道，璀璨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得以造福絲路沿線國家和人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得以提升；從整體傳播效果來看，當時的長安幾乎成為世界上的留學教育中心。留學生歸國時常攜帶大量書籍及科技工具，具有“中國故事海外講述者”的身份優勢，回國后作為意見領袖積極投身本國改革浪潮，實現中華文化傳播客體向主體的角色轉化。譬如，日本大化改新中的兩位重量級人物，中大兄皇子和大臣中臣鐮足，都是唐朝留學生南淵請安的學生。

（二）文化鏡像

“文化鏡像”理論研究中國作為異國形象于他國所呈現的實際狀態，即中國形象“他塑”研究，可以更好地研究傳播客體對于主體的最終認知情況。在文化鏡像中存在多個“自我”和“他者”，即中國作為傳播主體塑造的“自我”形象與其他國家、民族作為傳播客體眼中的中國“他者”形象。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文化在漢語國際傳播過程中總體塑造了秉持“和合”價值的道義大國的“自我”形象，作為“他者”，在交往國眼中所呈現出的中國形象，是愿與世界文明休戚與共、共赴天下大同之境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形態。

中國形象在國際社會的衍變，映射出世界格局范圍內國與國關系，以及權力與話語的整體變動態勢。中國形象作為西方現代文明體系之外的“他者”鏡像，被置于西方國家主導的思想框架和話語格局中進行糅雜著知識和想象、期待和需要的評斷，必然存在著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方面的較量、意識形態的分歧與沖突、文化差異導致的思維定勢與刻板成見。由此構成西方認知投射出的虛實交融的“他者”空間，不同客體所塑造的中國“他者”形象大相徑庭，但相互參照、彼此引證，已具有內在一致性與延續性。薩義德（1999）評價到，歐洲殖民者在表述殖民地國家和東方文化時，一直用一整套傲慢的語言來影響和控制被表述對象，其所謂“東方”不過是“在西方人居高臨下的巡視中被創造出的產物”。周寧（2004）批判到，變化的是中國形象的特征，不變的是構筑中國形象的、存在于西方現代性內在邏輯中的、具有歷史連續性活力的話語構成原則。目前西方中心主義在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多樣性浪潮的沖擊下有所削弱，實現中國形象從“他塑”到“自塑”依然是個需要解決的難題，屬“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范疇。

在文化鏡像觀照中研判中國形象“自塑”的內涵，應該考察漢語國際傳播的歷史事實、主要特質、價值元素與世界意義。在“講好中國故事”的當代實踐中，無論是通聯四海、縱貫古今的“一帶一路”，造福人類、惠及世界的科技創新，繁榮興盛、商旅不絕的貿易往來，還是中國自古便有的和衷共濟、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觀點，價值共享、互利共贏的追求，這些豐富生動的文化交往景觀，都是在漢語國際傳播中講述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助推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鮮活題材。體現在國際中文教學中，對以上內容的話語分析可以通過漢語教科書中“自我”與“他者”的再現和重構，辨析每個世界體系的價值觀和基本規則是如何在漢語教科書話語實踐中被制定和協商的，新的地緣文化是如何在話語實踐的過程中磋商和建構的[5]。

四、核心動能：走向全球倫理

推進漢語國際傳播從本土范式走向全球倫理，在對拉斯韋爾模式、“文化鏡像”理論充分理解的情況下，將視角轉向我國歷代漢語國際傳播的思想資源與歷史經驗，積極推進經典對外傳播論述的價值轉化，達成具備“本土契合性”和“全球倫理價值”的學術范式。

（一）語言規劃與文化安全

語言文字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構成，包含國際中文教育在內的中華優秀語言文化的傳承與傳播是語言文字治理的有機構成；各種語言的國際教育與不同文明的互學互鑒是人類歷史的主流，也是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6]。語言規劃一直以來都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是語言文字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規劃推進了國家內部語言文字的統一和標準化，對語言文字對外傳播是有利的。以英語為代表的一些強勢語言的國際傳播，與15 世紀末期之后的殖民擴張與軍事武力相伴而生，依靠政府力量主導推進，服務于國家利益，是一種高效的剛性傳播。時至今日，強勢語言的全球分布格局仍是武力征服的結果。也就是所謂的“語言素來是帝國之伴侶，并將永遠成為帝國之伙伴”，導致不發達國家在制定語言規劃時套用殖民地模式，忽視本土語言文化的獨特性，更嚴重的后果是語言趨同、分化甚至絕跡。據統計，從16世紀到20 世紀，由于戰爭、流行病、殖民政權、同化政策等，導致全世界約10 000 種語言中有3 000 多種消失。

從17 世紀開始，法國就高度重視法語國際傳播，將維持法語的國際影響力地位視為推廣目標，努力與英語的擴張趨勢抗衡。強力保障法語在國際教育、文化交流、學術研討、高級別活動與會議，以及國際、區域性組織中的作用。設立法語學會（Academie Francaise），動態監測法語的國際地位，定期從法語中清除外來語，以維護法語的語言文字安全。

語言國際傳播與文化認同、國家認同之間具有象征性聯系，語言的國際傳播必然伴隨著對該語言所承載的文化及意識形態的推廣，這就是“語言主義”（Linguicism）。羅伯特·菲力普森指出，英語和其他語言之間結構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是英美國家的“語言帝國主義”（Linguistic Imperialism）的表現?！罢Z言帝國主義”使得強勢語言國家依靠政治、經濟優勢，將在弱勢語言國家的物質與非物質資源方面所獲得的不平等權力合法化，并延伸至國家安全、意識形態、語言結構和文化實踐中?！鞍桓耵斨行挠^”（Anglocentricity）就是其中代表，指用盎格魯文化的標準評判其他文化。20 世紀后期，在世界各地興起的語言民族主義（Linguistie Nationalism）運動，體現弱勢語言國家對語言文字安全和文化認同的訴求。

（二）語言規劃的歷史參鑒

漢語的語言規劃因語言的政治功用而被作為政權建設的基本組成部分。從秦朝開始，中國歷朝歷代都實施了一些語言規劃政策，使漢語言文字不斷規范化。秦始皇的“書同文”實現了漢字的標準化，漢代的隸書上承秦朝小篆，下啟唐朝楷體，確立了漢字的方塊形制，是漢語言文字的重大變革，不斷筑牢對外傳播的根基。

以唐朝的語言規劃機制為參鑒，在國家機器內部全面貫徹語言文字對外傳播理念，講求組織有序、高效運轉，協調配合、賞罰分明。具體來看，在中央決策機制層面，基本形成以御前決策為基本核心、宰相決策為重要參考、百官大會決策為有力輔助的積極而審慎的三級決策體制。凡涉及國家文化安全的對外傳播事宜，須提交中央決策機制討論裁決。在專職外交機構層面，形成以諸卿系統的鴻臚寺與尚書系統的主客司為主要責任機構的外交機構，同時還有包括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九寺及五監等在內的中央下轄機構。協助制定國家文化傳播戰略、執行語言文化傳播事務等多項職能。此外，地方執行系統的語言文字對外傳播通常依托于辦理外交關涉及管理邊境互市等具體事務開展。

（三）語言規劃的“本土追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與發展是新時代推動漢語國際傳播的前提和保障。中國與世界的利益融合加深，多元文化交鋒交融加劇，漢語國際傳播面臨的挑戰更加突出、使命更加艱巨，必須將安全發展意識貫穿于漢語國際傳播全過程，確保在戰略與戰術層面提高維護文化安全的主動性與精準性。

中國在延續了2 000 多年的封建集權制度下，始終未走出“不言”“慎言”等保守的傳統語言工具觀，長期缺乏語言國際傳播意識，在近代全球語言競爭中處于劣勢。包括唐朝在內的歷代王朝缺乏明確的語言文字海外傳播規劃，傳播方式主要以周邊國家主動學習為主，總體上屬于無規劃傳播，具備以下特點。區域性傳播而非全球性傳播，和平傳播而非武力傳播，單向輸出型傳播而非雙向互動型傳播，以漢字和漢語書面語為主的傳播。古代漢語言文字海外傳播的成就輝煌，也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但從傳播效果來看，它與國家發展需求沒有實現密切對接，也沒有為中國的發展帶來明顯的反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逐漸認識到語言作為一種生產力，在全球范圍內的使用和傳播與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國家發展是相互促進的關系。以對外漢語教學事業的發展為契機，20 世紀90 年代以來，漢語言文字全球性傳播的態勢已經形成。由于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漢語國際傳播注定不會走以英語為代表的西方語言全球傳播的道路，而是采取有規劃的和平傳播方式，屬歷史性的新嘗試。但因缺乏海外國家的協同和呼應，漢語“走出去”的力量比較單薄。相較之下，英語的傳播主體英、美、加、澳、新等國形成傳播合力，尋求語言傳播聯盟的共同利益。有鑒于此，應格外重視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的規劃和發展，積極通聯海外華人華僑群體和華語社區，拓展海外華文教育資源，形成聯動海內外的協同傳播新格局。為盡量避免客觀存在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的顯性紛爭，國際中文教育傳播還應回歸到教育與人文交流的路線上來[7]。

從方法論角度看，拓展漢語國際傳播路徑主張從以下兩個方面著力。一是從歷史蹤跡和經典論述中進行思想開掘。對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進程中積淀、演化而成的價值理念、思想精華與精神風貌進行承續發展。例如，中國在對外交往中倡導的求同存異、強同悅異與聚同化異的思維方式，體現出突破西方傳統話語非此即彼、二元互斥思維慣式的包容性品質。在世界多元文化對話中探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解讀視角，擴展其世界意義，構建基于共同價值觀念的文化傳播優勢，為構建更具本土性特征的理論體系提供全新視角。二是在持續進行本土追問的理論體系構建過程中實現話語提升和理論創新。習近平提出語言功能“鑰匙論”、語言傳播“全球通”新方位、語言傳播“五觀說”新闡釋[8]等關于語言傳播的重要論述，指導漢語國際傳播以更加密切的國家交往、人文交流，積極吸納現有西方理論的有益成果，在對經典論述的繼承與發展中，實現漢語國際傳播原創理論的“當代轉向”和“世界轉向”，是對長期以來占據語言文字國際傳播主體地位的西方傳統話語定勢的理論超越。在融通古今、中外思想資源基礎上，探索兼具“中國特色”與“國際視野”的理論成果，進而提升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思想引領力[9]。

從實踐論角度看，拓展漢語國際傳播路徑應更加重視以下實踐探索。一是在頂層設計中，將通過元首外交推動漢語課程進入各國國民教育體系作為重要決策。二是重點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的國際中文教育建設和交流合作項目，著力發展“中文+基礎教育、中文+職業教育”。三是推進官方與民間、國內與海外、線上課堂與線下課堂等傳播渠道的多元化，形成全方位、立體化傳播格局。四是運用拉斯韋爾模式、“文化鏡像”理論加強傳播效果評估，以指導實踐創新與路徑突破，圍繞以孔子學院、孔子課堂為標識的海外國際中文教育機構的推廣成果，全球漢語文化教育機構用人申請、業務數據以及海外漢語言文字社區建設情況等要素進行現狀研究，適時調整實施手段。既要“造船出?！?，也要“借船出?！?，不可偏廢。

五、結語

中國悠久的歷史、璀璨的文化和極具獨特性的社會轉型經驗，使本土經驗資料不僅成為檢驗既有西方理論解釋力的有力樣本，而且成為構建原創理論體系的學術源泉。復雜的中國社會及其文化形態、多樣性的生活方式與價值選擇，不可簡單挪用西方學術范式來闡釋。漢語國際傳播從學理角度看，是近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產物；從歷史軌跡看，卻跨越了數千年的時空。期間所蘊含的卷帙浩繁的智庫資源，需要結合現代知識生產方式加以轉換。

拓展漢語國際傳播路徑、加強漢語國際傳播學術研究呼吁應具備“本土化”視角。以本土經驗修正西方相關理論適用局限，解釋本土現實、解決本土問題。為改變中西學術話語淵源、價值指向與知識生產機制的不平衡狀態，基于漢語言文字研究與國際中文教育研究的漢語國際傳播本土化學術范式構建逐漸成為一種集體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