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政治·民族：抗戰時期作家的鄉土書寫路徑與精神圖像

盧 月 風

（廣東海洋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廣東 湛江 524000）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與現代歷史進程具有同構性，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抵御異族侵略的民族戰爭成為文學書寫新的增長點，使“民族再造”話語不斷豐富著鄉土文學畫卷。對于現代作家而言，他們與中國農村社會及農民那種滲入血液的深刻聯系，是其鄉土書寫的主要誘因，并形成了“個體化”、“政治化”、濃郁的“土地情結與民族意識”等主體精神走向，可以說鄉土記錄著他們在民族救亡語境下的心路歷程、價值取向、審美趣味，不同的故鄉記憶匯成了多元的鄉土景象，成為審視民族文化變遷與現代文學中“鄉土”衍變的契機。

一、整合“鄉土”與“啟蒙”的個體化敘事立場

關于“啟蒙”，既有康德主張的“用理性之光驅逐人類愚昧”［1］，亦有盧梭皈依自然，回到生命原始狀態體現原始個性的面影?？箲饡r期的不少作家都經歷過“五四”啟蒙運動洗禮，信奉以“人”的個性解放與獨立為中心的現代理性精神，并意識到幾千年封建陋習的頑固性，毫不留情地批判社會污穢，而鄉土書寫是作家表達其精神訴求的主要載體之一，基于此形成了一種整合“鄉土”與“啟蒙”的個體性敘事立場。李大釗認為精神自由是一切解放的基礎，瞿秋白曾指出：“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思想不破，則于帝國主義侵略無法抗拒。所以不去盡帝國主義的一切勢力，東方民族之文化的發展永無伸張之日?！保?］可見，我們在抵御外敵侵略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傳統宗法封建思想的落后性，像蕭紅、沙汀、王西彥等作家繼承魯迅衣缽，并豐富、深化著以批判“吃人”的封建家族制度及其倫理關系為價值導向的鄉土啟蒙傳統，作品中彌漫著他們對故鄉愛與憤摻雜一體的復雜情感，而沈從文、師陀等作家則注意到了鄉土人性的純真與善良，構成了禮贊自然人性的啟蒙敘事維度。因而，我們應辯證地審視作家的鄉土啟蒙意識，任何單方面闡釋都會遮蔽啟蒙思想本身的豐富內涵。

盡管民族戰爭改變了中國文學的發展軌跡，階級、集體、大眾等革命話語占據社會主流，但作家在為抗戰吶喊的同時沒有完全遺忘以“個體”為中心的西方現代性認識機制，這一主體精神的形成與其童年鄉土生活經驗以及西方的個性解放、個體自由思想不無關聯。如蕭紅童年時期所生活的封建大家庭留給她最多的是冷漠與疏遠，使其性格中埋下了叛逆與嘩變的種子，并對自由、獨立、尊嚴充滿向往，為了擺脫包辦婚姻的糾纏獨自離開故鄉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創作伊始，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故鄉的閉塞與落后。像《呼蘭河傳》序中那句“我家是荒涼的”，不僅指向外在環境的荒涼，還有民眾麻木不覺悟的生存狀態而導致的精神世界之荒蕪，也是她鄉土書寫的形象化表述。王西彥在沉寂的故鄉度過了童年，熟悉鄉民所信奉的宿命論哲學觀，而自己嬸嫂姊妹們的悲苦命運遭際更是加速了他個體啟蒙意識的萌芽?！柏毨?、黑暗、愚昧織成一張巨大的羅網，使得終生慘遭奴役的農民們喘息期間，不僅無法自拔，還要以精神上的蒙受毒害來自欺自慰。怎樣撕破這張羅網，喚醒被壓迫者，號召他們采取行動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就成為一個從事寫作的人的天良?！保?］王西彥正是以一個接受現代文化洗禮的知識者的視角審視殘留著蠻風陋俗的鄉土與鄉民愚弱的靈魂，企圖開啟民智，重新確立人的價值?？箲饡r期，國統區黑暗的統治秩序使人們性格中的新舊痼疾一覽無余地暴露出來，農村大后方更是滋生民眾“惡之花”的溫床。王西彥用誠摯之筆回憶著那片悲涼土地上卑微、弱小者的生活，勾勒出浙東農村的面貌，貫穿其中的思想內核依舊是反叛“奴隸道德”。其實，王西彥的主體精神有著魯迅式的憂患，還有沈從文式的鄉下人趣味，不管哪一種傾向都映射出他對個體生命的尊重與苦難靈魂的關懷，個性意識超越社會意識。沙汀在童年時像魯迅一樣目睹了家庭從殷實到衰敗的變故，看見了世人真面目，巴蜀地區封閉的地域環境助長了這里的江湖義氣與強權崇拜，成年后他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當回眸故鄉時既懷念那里的風俗與風景，又對川西北農村沉悶的氣氛與民眾的精神狀態充滿憂慮，而抗日戰爭是一場民族自身的改造運動，因戰爭引起的政治變革必然會帶來民族文化心理的調整與重建，其間離不開民眾個體意識的提高與性格完善。如《淘金記》《丁跛公》揭示“封建統治階級”可笑又可悲的性格缺憾在戰爭刺激下的復現，《在祠堂里》《獸道》戳穿張著嘴巴的“看客”們陰暗心理背后的文化劣根，形成以暴露諷刺為主追求個體解放的主體精神。

現在看來，抗戰時期作家對鄉土啟蒙個體化敘事的堅守的確與童年經歷相關，多數作家出生于農村，成年后寓居都市，他們感受到鄉土社會特有的生活習慣與思維方式的落后性，試圖用理性精神批判禁錮民眾思想的專制與蒙昧主義。當然這一主體精神的形成也離不開西方啟蒙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透著思想解放氣息的作品成為蕭紅、丁玲等作家的人生指南，使西方的平等、獨立、自由的價值觀念慢慢在心靈扎根，不斷固化著其鄉土啟蒙的個體化敘事路徑。蕭紅雖加入“左聯”卻并沒有受到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嚴格束縛，依然恪守文藝對國民精神的指引。小說《生死場》把“國民性批判置于戰爭的典型環境之中，避開對戰爭的正面描繪而選擇特殊境遇下的人生形式和生存方式被淋漓盡致地展示，從而使其獲得‘眾生相’的形而上意義”［4］。言外之意就是關注個體的生命存在與個性解放。同樣丁玲也把人格獨立與精神自由視為一生的價值訴求，“五四”時期她因《莎菲女士的日記》震驚整個文壇，于是“莎菲女士”成為人們解讀丁玲時繞不開的參照。大革命失敗的打擊使她的“思想非?；靵y,有著極端的反叛情緒,盲目的傾向于社會革命,但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又疏遠了革命的隊伍,走入孤獨的憤感、掙扎和痛苦”［5］。顯然，丁玲的主體精神一度搖擺于現代啟蒙意識與政治話語之間，希望革命，但又躊躇?？箲饡r期曾到前線參加文藝宣傳活動，對真正的革命工作保持著難以掩飾的激情，到達延安后更是主動接受工農兵思想改造，但很快發現“新社會”的內部矛盾，“革命”與“人的真正解放”之間的分離，根深蒂固的啟蒙精神又使她感到在歌頌光明之外暴露黑暗之必要，像《我在霞村的時候》《淚眼模糊的信念》等小說恰好闡釋了她的啟蒙主義立場，不滿農村封建陋習對女性“貞節”的畸形道德束縛?？梢哉f，抗戰時期丁玲的主體精神主要指向“個性自由”“個體本位”，而“革命意識”與“政治生活”難以遮蔽其內心豐富的“精神生活”，鄉土啟蒙的個體化敘事也一直是她的聚焦點。同樣“七月派”作家路翎抗戰時期的主體精神以尼采釋放人的個性與自由的生命哲學為基點，形成了以主體姿態審視一切價值的個體化啟蒙敘事策略，以大后方農村現狀為描寫對象，從錯綜復雜的生活中展示人生諸相貌。在《饑餓的郭素娥》《蝸牛在荊棘上》《羅大斗的一生》等小說中可以看到路翎在社會救亡語境下，通過揭示民眾腐朽的精神世界和劣跡斑斑的鄉場文化解剖農民的嗜奴心理，尤其注重表現人物在外部環境擠壓下扭曲的性格、復雜的心理活動，服膺于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個性主義與個體解放觀念?？傊?，無論是蕭紅還是沙汀，抑或是王西彥、路翎等作家的主體精神建構都代表著抗戰時期鄉土書寫的一種路徑，把反封建的國民性批判話語融入鄉土敘事肌理，意圖改變鄉民思想的迂腐與奴從，實現“人底完成”，改造人的深層價值秩序，掃除社會現代化的障礙，呈現出“社會剖析”之上“國民性剖析”的意義。

在西方啟蒙思想多層次全方位的影響下，抗戰時期作家鄉土敘事的個體化啟蒙精神也呈現出多元形態，除了對人性弱點與封建文化塵垢批判的面影，還有盧梭“返歸自然”思想左右下以肯定原始人性為中心的啟蒙路向。沈從文、孫犁、師陀等作家關注的正是刀光劍影戰爭“背面”的另一種現實，建立起禮贊自然人性與原始生命的個體化啟蒙主體精神，在他們眼中故鄉已不是簡單的地理概念，更不是反叛的對象，而是童年的情感慰藉，寄托著濃郁的思鄉情懷。沈從文自詡作家應該是人性的治療者，并把“人性”作為一桿考量文本價值的標尺，因對理想的自然人性反復吟頌而被冠以“抒情詩人”“水墨畫家”的稱號?？箲饡r期的沈從文堅持創作不能淪為“政治附庸”，以此捍衛文學的本體性，關注現代時空下的鄉村生命范式，《長河》盡管在剖析現代文明侵襲下的湘西世界，但也能看到其對國民性正面建構的啟蒙思路，不忘以溫暖的筆觸書寫鄉土人生，以原始淳樸的人性之美抵御現實的丑陋，引起向上的力量，追求生命與自然共生，渾然的人生藝術，這是沈從文主體精神的形象化闡釋，從審美角度思考理想人格。孫犁的藝術個性與沈從文有幾分相似，他給自己定下“離政治遠一點 、不寫近于神的英雄，也不寫污筆墨的惡人的創作原則”［6］。實際上，孫犁曾從事抗日宣傳、報社編輯、通訊記者等工作，但其審美旨趣并沒有被當時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所同化，依舊依戀自然，崇尚人情、人性之美，大有“身處人海之中，心想山林之美”的境界，發現戰爭環境中鄉土人性的真善美。孫犁說“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時候，我就感到文藝這個東西，應該是為人生的，應該使生活美好、進步、幸福的”［7］。少年時期讀過的《紅樓夢》在他的記憶中是一部發揚人性之美的人道主義作品。所以他一生都沒有停止過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即使在生活最不安定的年月，書桌和案頭總會放一些畫，還會收集自己喜歡作家的照片和畫像，平素的生活喜好為他文學趣味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帶著這種審美感受去創作，作品自然會吸收人生變革中向上的雨露，并與戰爭中那些象征美的極致的農村婦女形象相呼應，她們不僅有著姣好的外貌還具有善良賢惠的美德，如《荷花淀》《蘆花蕩》等小說中理想的鄉土女性形象，象征著孫犁所恪守的回歸自然人性的啟蒙思想，一定程度上既保留了自己的藝術個性又沒有過于疏遠時代潮流，使民族戰爭的革命話語中多了幾分柔情，對自然人性、人道主義、人的主體性等話語的理解與沈從文有相通性。

有關回歸自然生命狀態的啟蒙精神，盧梭曾表明這是：“生活在絕對孤立的、人們之間彼此沒有任何聯系的‘自然狀態’中的‘自然人’，沒有‘我的’、‘你的’這種私有觀念，沒有受到‘文明社會’的不良習俗的影響，他們是自主的個體，只聽從良心的指導和支配?！保?］抗戰時期師陀的思想主張較為真實地再現了這種理念，通過肯定人的理性與自然的共生性，使人通過模仿自然，重構理想人性。為此，師陀聲稱“在文學上反對遵從任何流派，一個人如果從事文學工作，他的任務不在能否增長一種流派或方法，而是利用各種方法完成自己，達成寫作目的”［9］?；蛟S正是這種不受任何流派束縛的心態，使師陀在自然與人性之間構筑其“果園城”世界，追尋人的個體價值方面擁有更多自由。他在散文集《黃花苔》序言中提到了命名“黃花苔”的緣由，“我是從鄉下來的人，而黃花苔乃暗暗的開，暗暗的敗，然后又暗暗的腐爛，不為世人聞問的花”［10］，這又何嘗不是師陀為人為文風格的寫照，不追求轟轟烈烈，只求真實記錄自己對生活、人生、人性的感悟?？箲饡r期師陀獨居孤島上海，惡劣的生存環境，心靈的漂泊，孤獨無依的生活，萌生了強烈的“鄉愁”，其鄉土敘事也隨之導向對自然人性的挖掘，傳遞出一種以肯定人性正值的個體化啟蒙敘事立場。其實，中國現代作家的啟蒙主義精神建構總是以“立國”的宏大敘事為緣起，尤其在民族救亡歷史語境中，戰爭中民族戰斗力始終粘附著國民思想不長進的根性，這種民族痼疾會助長日軍的侵略勢頭，因此不能忽視包膿裹血的封建守舊思想對民眾自由意志與個性的摧折，正如老舍所說，抗戰仿佛是一場大掃除，趕走敵人的同時也應掃除自己的垃圾。而蕭紅、丁玲、沈從文、師陀等作家的主體精神無不把國民性、人的本能欲望、自然人性等內容視為基礎，不同的是他們對理想人性構筑路向的思考，共同豐富著整合“鄉土”與“啟蒙”的個體化敘事內容。

二、作家主體精神集體化與話語立場政治化的交融

抗戰需要的是集體力量的參與，而不是啟蒙思想家眼中單純的個體覺醒，“文協”的成立、“民族形式論爭”、延安整風與文藝座談會等文學活動的開展形成了戰時文化規范，使作家主體精神也從個體認同轉向追求社會認同的集體化道路，堅守政治化話語立場。學者加藤節說：“對現代人而言，非政治的存在領域已經變成了一種烏托邦，即‘哪里也找不到的地方’，這是我們生活的時代特征?！保?1］抗戰時期最大的政治是民族救亡與社會解放，革命與民族戰爭等話語以其強大的輻射力使作家逐漸形成以政治為中心的主體精神。羅蘭 ·巴特指出：“政治化寫作是以社會分析和政治價值判斷作為寫作前提，以政治意識形態語言支配一切文學語言的寫作方式。在這里語言的假托既是一種威脅又是一種頌揚，正是權勢或斗爭產生出那些最純粹的寫作類型?！保?2］顯然，抗戰時期作家主體精神政治化與當時無產階級革命文化、集體主義精神等主流政治文化息息相關。像茅盾、艾蕪、吳組緗、柳青等作家紛紛以“鄉土”參與社會生活，關注歷史命運，對侵略者的無恥與統治者的荒唐行徑充滿憤懣，同時揭示出農民覺醒與反抗的必然性，迎合政治革命的現實需要，以此洞悉政治文化的深層意蘊。

東北淪陷拉開了抗日戰爭的序幕，隨之救亡、革命、戰爭、群體、民族等集合性話語不斷涌現在作家的鄉土實踐中，也是他們的主要思想觀念。茅盾以革命家與作家的雙重身份步入文壇，并立下“大丈夫當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向，把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世界視為自己的社會理想。他認為文學要表現的人生是與社會發展進程同步的“大人生”，而非拘泥于狹小自我空間的感情宣泄，文學應是表現時代、解釋時代，甚至是推動時代的武器。而抗戰時期作家應以社會解放與政治革命為使命，為關照人生的參照。茅盾矚目于時代風浪中巨變的鄉土環境與中國政治革命的關聯，正如他所言，“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歷了動亂中國的最復雜的人生一幕”后開始創作的，且要求“主題至上，一切服從主題”［13］，于是“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幾乎是茅盾繞不開的鄉土書寫主旨，其作品中農民的命運遭際也極具普遍性。如茅盾在其散文中有寫到當鄉下人被問“日本飛機天天來轟炸，不怕么？”的時候，他們的回答是：“怕么，要怕的話，就不能做鄉下人了！”［14］簡短的對話背后是農民性格中英勇的一面?！栋讞疃Y贊》用西北高原偉岸、挺拔的白楊樹象征樸質的北方農民，象征戰爭中堅強不屈的精神氣質?！讹L景談》謳歌抗日根據地農民崇高的革命精神。如果說魯迅的鄉土書寫首開了文學反映社會事件的先河，那么茅盾則認為鄉土文學在揭示社會政治內容時應該更為開闊、宏大，符合政治革命的要求，并以作家真實的生命體驗，先進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為基礎，表現變動的鄉土，貼近血與火的現實人生，體現文學為民族解放戰爭服務的創作目的。

實際上，茅盾不僅是“政治化”鄉土書寫的積極實踐者，還影響了吳組緗、艾蕪等作家的主體精神建構。吳組緗在清華大學求學期間曾認真研讀經典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著作，抗戰時期是活躍在戰爭最前線的革命者，還積極參與文藝界組織的抗日宣傳活動，深化了其政治傾向性與集體意識，而最直接的影響是從茅盾的《子夜》中獲得靈感，開始從社會科學、階級斗爭、民族革命等視角觀察時代變遷中的農村。吳組緗在創作時極力“避免革命浪漫式的題材，而揀選了他最熟悉的鄉里中的鄉紳和農民，來作為小說中的人物”［15］?？箲饡r期其《山洪》是憑借作者對戰爭的激情與故鄉的追憶而作，被認為是描寫民眾民族意識覺醒的愛國小說。艾蕪被稱為“農民型”作家與“中國的高爾基”，20世紀30 年代初結束南行漂泊來到當時的文學中心上海，加入“左聯”，并以自己熟悉的鄉土題材積極干預社會現實，追求“有意義的文藝”?？箲饡r期艾蕪指出:“無論哪一階級的作家,都愿意在文字這方面,鼓勵國人以共赴國難的?！保?6］以文字的力量鼓舞國民的抗敵信心，《咆哮的許家屯》《黃昏》《逃難中》《鋤頭》等小說都以農民抗日為背景，迎合了時代要求，對凝聚民眾的抗戰力量具有極大的鼓舞作用。

抗戰時期在特殊地緣政治文化影響下，使“五四”以來形成的以西方現代文化為支撐的新文學傳統有所松動，國家生死存亡的現實催生出作家的民族意識與愛國情懷，他們開始主動向戰爭、政治、集體等話語靠攏，豐富著“政治化”鄉土敘事的內容，在鄉土敘事中有共同的政治傾向和審美追求，成為時代思想的傳遞者。茅盾曾毫不隱諱地指出：“如果一位青年作家尚懷抱著沒落的布爾喬亞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那他就不能認識動亂時代的偉大性，就不能從周圍動亂人生中抉取偉大時代意義的題材， 結果就使作品內容空虛，情感脆弱，意識迷亂?！保?7］這種倡導文學社會與政治意義的價值取向對王魯彥、蹇先艾等堅守鄉土啟蒙精神的作家思想轉變有深遠影響。王魯彥曾指出“抗戰，抗戰，這呼聲已經布滿在整個中國，壯烈的勇士們已經在各方面涌到了華北和華南，兩個月來，炮聲已經震動天地了。事實給我們證明了沒有一個人不愿意用自己的血肉去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由”［18］。這預示著抗戰的“鄉土”成為新的敘事對象。在其《憤怒的鄉村》中，他寫到走向戰場的農民把自己的憤怒情緒編進歌曲“中國男兒是英豪，不怕你日本鬼子逞兇暴，大家齊心協力來抵抗，為把帝國主義來趕掉，死也好，活也好，只有做奴隸最不好”［19］。這種飽蘸血淚的語言強化了王魯彥的鄉土“政治化”寫作路徑。蹇先艾抗戰爆發后親眼目睹了戰爭的殘酷與民眾的生存苦難，他筆下的鄉土同樣被濃厚的陰霾所籠罩，故鄉貴州沒有了早期的寧靜，空氣中彌漫著硝煙的味道?！赌僚Ｈ恕贰渡n蠅紙》《生路》《鄉村一婦人》等小說不再是簡單勾勒宗法制下鄉土的野蠻落后與現代文明的錯位，而以愛國知識分子的眼光審視民族戰爭中蕓蕓眾生求生的艱辛，控訴日軍暴行與呼喚大后方農民的救亡意識并行，把時代性、革命性、社會性融入鄉土現實，增強文本深度，又靠攏了“政治化”寫作模式。當然，除此之外，還有王統照、羅烽等作家同樣是站在時代的高度看待抗戰，以愛國主義的情感來進行抗戰鄉土書寫，關注軍民關系、戰爭意志、以及日軍戰俘處理等問題。學者楊義指出“作為一個作家，羅烽是傾向于理性的，他理性地建構著獨特的和強烈的情節結構，在期間蕩漾著峻急的政治性審美判斷”［20］。這樣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因在羅烽的《呼蘭河邊》《第七個坑》《荒村》等鄉土小說中無不以政治理性為結構文本的話語中心。

抗戰時期作家主體精神中的“政治”元素不斷被強化應在毛澤東的《講話》發表之后，馬烽說：“我從來沒有忘記黨對我的培養,人民對我的哺育。如果沒有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自己也就不會走上革命文學道路?！保?1］加之抗日游擊隊的生活經歷與多年的群眾工作加深了馬烽對農村面貌與農民感情世界的了解，開始創作時又吻合了戰時的政治訴求，留下了《張初元的故事》《追隊》等以貧雇農出身農民走向戰場，并成長為抗日戰士的鄉土小說。有關政治對作家價值觀的影響，陳曉明從“激進現代化”的視角指出是毛澤東的《講話》“確立了革命文學的方向和性質，特別是呼吁作家改變立場，改造世界觀。從此以后，作家的立場從小資產階級立場，向革命立場轉變，并逐步完成世界觀的改造”［22］。像周立波、歐陽山等作家同樣是接受了“文藝為工農兵”的思想改造后，開始從現實的鄉土生活汲取創作資源，樹立起為時代而創作的志向。當然政治意識較為強烈的應是趙樹理，他自稱是農民中的圣人，知識分子中的傻瓜，還確立了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的價值立場，因此無產階級革命思想與政治價值觀是其鄉土敘事的主要理論支撐。如抗戰戲曲《打倒漢奸》講述山區農民懲處漢奸的故事?！多拰m圖》通過改編農民起義運動的傳統歷史劇，為抗戰服務?！丁爸伟曹姟彼巡橛洝贰墩障唷贰抖谷~菜》等小說主要揭露日寇偽軍的殘忍，農民的不幸遭遇。趙樹理抗戰時期的鄉土文學一方面契合了文學“政治化”書寫的時代意志，另一方面又努力探求語言大眾化，并借鑒傳統民族形式的結構，使“五四”時期未完成的“文學大眾化”有了新的發展，更能突顯鄉土“政治化”的特征。一名域外記者曾把趙樹理視為毛澤東、朱德一樣有影響力的人物。博得這樣赫然的地位是因趙樹理主體精神與時代訴求高度一致的結果，而其小說能夠全面反映農村變革，成為山西抗戰文學的豐碑，引領著解放區鄉土政治化敘事潮流。

呂西安·戈德曼認為：“藝術作品的結構與作家所屬的社會集團的精神結構具有‘同構’關系，越是偉大的作品，這種同構關系越是嚴格和突出?！保?3］如果我們理解了這種同構性也就意味著認同了文學作品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關聯，不難理解趙樹理的鄉土小說當時不斷被經典化的緣由，而被歷史建構起來的經典對特定時期的文學創作總有一定感召力，因而在趙樹理之后，許多解放區作家的鄉土書寫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如西戎的《我掉了隊后》《過節》《二爹》等小說主要描寫了根據地農民的民族意識覺醒與抗爭。李束在抗戰時期加入山西抗日先鋒隊，并以革命戰士身份步入文壇，他的鄉土書寫一直堅持民族化、大眾化方向，并以幽默、群眾化的語言著稱，不愧“人民作家”的稱號。學者亞馬說：“邊區的文藝工作，是由一群藝術水平很低的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中鍛煉了自己，在鄉下和群眾一塊斗爭、工作、生活，和農民群眾交了朋友，并從他們那里得到了滋養，而又懂得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以后，才逐漸產生了他們的藝術作品?！保?4］可以說是抗日根據地有利的政治環境與作家切身的生活體驗使他們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富有特色，推進了鄉土“政治化”書寫的發展。

如果茅盾、吳組緗、艾蕪、王統照等作家在創作中主動實現文學與社會歷史需求的同步，應該說是對“政治化”傾向的自覺追求，那么王魯彥、蹇先艾則是在戰亂年代因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規約而逐漸從關注鄉土人生個體性到集體性轉變，實現鄉土敘事與戰爭、政治之間的合謀。趙樹理、馬烽、西戎等解放區作家依仗得天獨厚的出身優勢與政治意識形態的熏染而迅速崛起，對農村與農民的熟稔使他們紛紛把鄉土視為革命戰爭功利思想的實踐對象。簡言之，抗戰時期鄉土作家彰顯集體意識的“政治化”寫作為政治型文學史建構提供了范例與史料支撐，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根深蒂固的“群”文化，既迎合了時代訴求，又是喚起民眾集體使命感的武器。像歐陽山的《三水兩農夫》《戰果》，姚雪垠《差半車麥秸》《牛全德與紅蘿卜》，于逢、易鞏的《伙伴們》，陳瘦竹的《春雷》等小說中都塑造了走向戰場穿上軍裝的農民形象，他們是抬起頭，覺醒了的阿Q，是阿脫拉斯型農民英雄的象征，更是民族救亡的中流砥柱，并構成了鄉土“政治化”的敘事要素。

學者謝昭新曾說：“只有革命能賦予作家以創造的活動,只有時代能賦予作家以有趣的材料。若拋棄革命,不顧時代是不會創造出好的東西來的?！保?5］誠然，是革命戰爭的特殊語境賦予作家的“政治化”書寫以價值，我們從作品中總能觸摸到歷史的真相，感受到戰爭的殘酷以及農民在革命意識覺醒后強大的爆發力。作家把自己置于“時代沖擊圈”的中心，或投身實際革命或以筆為武器戳穿侵略者、壓迫者的丑惡嘴臉，表達對剝削者的憤恨、對苦難深重民眾的憐憫之情，使鄉土敘事同當時的社會政治達到空前統一。這一主體精神走向雖然是客觀歷史語境規訓與自我情感依附的結果，但過于注重從社會政治層面審視鄉土變遷，有意隱藏個體性的生活經歷和情感體驗而使作品缺乏歷史縱深感，未觸及農民生存困境的本質問題，從而影響了其審美價值，直到新時期之后才被“去政治化”所代替。

三、土地情結與民族意識的雙重變奏

土地情結是中華民族心理結構的重要因素，費孝通說：“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保?6］這種源遠流長的農業文明為鄉土文學的創作繁榮奠定了基礎，也使作家心理打上了深厚的印記與難以釋懷的鄉情。蹇先艾以鄉下人的視角打量熟悉的故鄉風物，流露出喜愛的情愫。沈從文時常感慨自己雖已遠離故鄉，但始終都還是個鄉下人。其實，土地是游子內心深處無法割裂的鄉戀，是精神家園的表征，而當日軍的鐵蹄摧毀了他們的家園，這種魂牽夢縈的“土地情結”就與民族意識相交融，共同形塑著其主體精神走向。

一般而言，“土地”既指故鄉也可以引申到更大范圍的國土，有著家國同構的指稱意識，而“情結”是一種深藏心底復雜矛盾的感情糾葛，實際上，俄文中的“鄉土”與“祖國”是沿用同一詞語，中國作家筆下的“土地”“鄉土”等話語同樣包蘊著民族國家的內涵?？梢哉f是民族災難的降臨、喪失家園的危機感使作家心中的土地情結常常與民族意識相交融，以鄉土書寫來表達對故鄉的眷戀與對侵略者的仇恨之情，他們筆下的江河、草原、土地意象背后潛藏著民族國家的旨意，凸顯黍離之悲的情感?？v觀抗戰時期的鄉土文學，依據故鄉山川河流命名的不在少數，如《呼蘭河傳》《萬寶山》《科爾沁旗草原》《松花江上》等，恰好折射出作家對故鄉自然風物難以磨滅的印記，也是他們內心深處土地情結的直觀表達。

日軍瘋狂的侵略行徑使無數作家喪失家園而被迫“離鄉”，如果堅持鄉土啟蒙論的作家對土地的懷想是一種“精神返鄉”，那么對于抗戰時期漂泊無依的作家來講，他們“對故鄉的回憶已不僅僅是一種心靈獲得暫時安慰的手段，而是一種獲取力量的途徑。在因離開了故土而產生的 ‘寂寞’之感中，反而會升騰起一種悲壯意識，因為他們更能體味‘故鄉’‘家國’‘土地’的真諦”［27］。因流亡產生的鄉愁是其共同的心理指向，鄉土“不是詩意的，而是充滿了泥土芳香的，聯系著農業生產，飽含著農民的血汗”［28］， “土地屬于地主抑或農民”的問題讓位于“土地屬于中國人抑或屬于日本人”［29］的問題。碧野《燈籠哨》中受日軍逼迫離開故土的老漢，時刻都想著重回家鄉，即使依然做佃農都愿意?！侗狈降脑啊访鑼戅r民群體為了奪回被占的土地自發組織起來以原始的農具為武器同侵略者作斗爭。司馬文森的報告文學《江的水流》講述廣東農民為了捍衛自己的土地，勇敢沖進日本軍營等。農民為“土地”而加入革命戰爭是他們從“家”到“國”的思想覺醒，折射出作家主體精神中“土地情結”與“民族意識”的水乳交融。端木蕻良說：“在人類的歷史上，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傳給我的是生命的固執。對土地的熱情在生活上的表現是做人的姿態，在文章里就是科爾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大時代?！保?0］因此《大地的?！分邪系囊簧鞍蜒汗喔鹊绞臣Z里去,再從食糧里咀嚼出血液來。把生命種植到食糧里去,再從食糧里耕種出生命來”［31］。老人對土地的眷戀寄托著作者對土地深沉的愛與濃烈的懷鄉情結。正如楊義所說，在《大地的?！分小白骷規е鴮ν恋氐纳钋械捏w驗和眷戀，撲向時代和民族的最緊迫的主題的審美結晶”［32］。梁山丁還聲稱他活著仿佛是專門為了寫出土地的歷史而來的，曾不止一次地指明自己是東北人，深深地熱愛這片黑土地?！昂⒆觽?，你們何時都不能忘了土地的根，莊稼長在土中，沒有土，長不成籽粒，人也是一時一刻離不開土地的，就是死，也得埋在土里，所以，人無論生死，全離不開土，土是人的根本”［33］，這是李輝英祖父經常對他的教導，不斷深化著他對土地與民族國家的情感體驗，也奠定了鄉土書寫的審美基礎。雷妍在《良田》中闡明了自己的文學觀：“農村的生活是可愛的，有土地，就有他們的幸福，有土地就有大眾的糧食，良田就是萬有之源泉，又怎能怪我偏愛它呢。我深深地愛著他們，默默之中感到無邊的安慰與歡喜?！保?4］如果土地之于農民主要是衣食之源與生命之本，那么對于作家更多的是一種精神慰藉與文化身份認同的根本，穩定的民族心理結構的象征。在白朗眼中，“故鄉，它是具有著誘人的魔力的，它牽制著每一顆流亡者的心，每一個脫離它懷抱的兒女，誰不在關懷著它？誰不在向往著它”［35］？自然，故鄉與土地似乎是他們意識深處難以抹去的意象與情結。因此抗戰時期作家面對慘遭蹂躪的故鄉，精神深處的戀鄉意識會比以往更強烈，對故鄉愛的告白中也蘊積著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識。

弗洛伊德認為，人在生活陷入困境，面臨災難時極易產生回歸母體尋求保護的欲望。對于失去安定居所、無家可歸的作家來說，他們的精神港灣就是生于斯長于斯的那片土地，對故土的依戀之情時刻縈繞心間，并積淀為一種割舍不斷的“集體無意識”。而“鄉土”與“國土”，“保家”與“衛國”的命運共同體決定了作家心中的“土地情結”總與“民族意識”匯融。熊錫元認為民族意識表現在：“第一，它是人民對于自己歸屬于某個民族共同體的意識;第二，在與不同民族交往的關系中，人們對本民族生存、發展、權利、榮辱、得失、利害等等的認識、關切和維護?！保?6］抗戰時期的民族意識在長期生活于日偽統治下的淪陷區作家潛意識中表現得較為明顯，但拘于特殊的歷史語境，他們只能采用暗喻、曲筆的方式控訴侵略者的罪行，維護本民族人民的生存權利。梁山丁為了反對日軍主張的“移植文學”而提出“鄉土文藝”。應該說，“鄉土文藝”的口號在當時是一種有效抵御異族文化侵蝕的途徑，楊義曾說：“假如知道光復前的臺灣進步文學史是鄉土文學的話，就不難理解梁山丁所提倡的鄉土文藝，同樣是包含有濃郁的民族回歸意識和反抗異族憂憤情感的?！保?7］在華北淪陷區生活的關永吉也提倡過“鄉土文學”，以此來寄予民族憂患意識與家國倫理情懷。顯然，這里的“鄉土”已經從故鄉引申到了國家、民族的層面，被注入了“集體”“政治”內涵，像舒群、駱賓基都是以抗戰戰士的身份開始鄉土書寫，他們帶著家園淪喪的創傷與民族救亡的激情徜徉在革命的洪流中，形成了“土地情結”與民族憂患意識相互交織的藝術個性。

趙園說：“誰不了解土地在中華民族歷史中的意義,誰就無法了解這個民族;而誰若對中國知識分子與土地的聯系一無所知,他就永遠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的知識分子?！保?8］事實上，“土地情結”代表著一種健康的生命形態，可以說是鄉土作家共通的情感趨向，但不同的生命體驗決定了“土地情結”的多元面貌。如果秉承鄉土啟蒙精神作家筆下的是“傷感的故鄉風”，那么對于承受著喪失土地之痛的作家來說，雖然他們對那片熟悉的土地上殘留的封建陋習感到憂慮，但更傾向于表達土地對于生命的意義，從土地上孕育的強勁生命力找尋民族新生的希望。同時，我們從“女媧捏土造人”的神話中也隱約能感受到土地是一種無法割舍的內在生命，而對生命的具體表現可以是靜態的形而上層面思考，也可以是充滿野性的、桀驁不馴的動態再現?？箲饡r期作家更多選擇把動態剛烈的生命視為聯結“土地”與“民族”的堅實載體，并以鄉土文學中強悍、粗獷的生命形象塑造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愫。白朗指出：“靈魂里充滿著難以化解的土地情結，要想根治這纏綿依舊的病痛，除非祖國的旗幟重飄在東北的萬里晴空?！保?9］因而無數作家把家園復歸的希望、濃厚的民族意識訴諸充滿生命活力的英雄形象塑造，切齒的民族仇恨更是激發了對希臘神話中安泰式人物的呼喚。如白朗筆下的陸雄、張老財、賈德，端木蕻良筆下的大山、鐵嶺、艾老爹、煤黑子、雙尾蝎等，馬加筆下的大五、二卡，舒群筆下的馬車夫、農村姑娘，羅烽筆下的耿大，駱賓基筆下的高占峰等。這些農民群像身上的“剛性”在抗日民族災難面前被發揮的酣暢淋漓，或許他們在戰場上與日軍拼殺的動因是家園被摧毀、生命受到威脅的苦痛，但對“回歸土地”的渴求背后是作者民族意識與政治使命的寫照。因此楊義認為：“小說從歷史和文化的深處勾勒了中國人民在強敵入侵面前倔強不馴、粗獷強悍的原始生命?！保?0］這些雄強獷悍的生命群體正是作者表達民族意識主體精神的載體?！白哉袨猷l土文學”作家的戈壁，他的鄉土小說也在發掘鄉民性格中不服輸、頑強的求生意識。以“沉郁而熱情”著稱的袁犀同樣把“民族意識”作為鄉土書寫的主導思想，試圖挖掘農民身上樂觀、團結的力量，使民族的生命力內涵具體化?？傊?，是戰爭強化了作家的生命意識，他們通過塑造雄壯有力、堅韌不拔而富有韌勁的生命形態，肯定這種火山爆發般的不可遏抑的反抗斗爭精神，以此來形象化地再現那融入靈魂的土地情結與家國意識。

抗戰時期作家有感于民族國家危難的歷史訴求，在具體的鄉土敘事中往往把農民獷悍、勇武的精神氣概與富有生命力的物象視為表達“土地情結”與“民族意識”的“中間物”，比如東北地區廣闊的黑土地、茂草、高粱等意象正是力量與希望的象征，體現了作者深厚的民族情感，在這里鄉土的“土”已不是簡單的陪襯與背景，而是生命的源泉與精神的依傍。像馬驪《太平愿》、李輝英《松花江上》、陳瘦竹《春雷》、青苗《馬泊頭》、劉白羽《槍》等小說，無不在講述農民對土地的貪戀，當他們意識到“敵人趕不走，莊稼種不成”的現實后，英勇地抵御侵略，在這充斥著“熱與力”的文字與粗野豪放的文風中有作者對故土割舍不斷的感情，對土地的摯愛使他們的思想打上了濃厚的土地情結，連同有感于民族國家危難的歷史訴求所激發出的“民族意識”，共同構成了抗戰時期鄉土文學的主流敘事模式，也是中華民族抵御外來侵略的精神武器。

羅伯特·A.達爾說：“在一個政治化的時代,無論一個人是否喜歡,實際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種政治體系之外?！保?1］其實抗戰動蕩的社會語境是不允許“超然”的作家存在，知識分子經受的更是身心的雙重考驗。文學創作時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立場與價值觀，并在個人與集體、家庭與民族、革命暴力與人性等多元維度中徘徊?？梢哉f鄉土文學是抗戰文學的主體部分，作家無論是堅持“為民請命”式的鄉土書寫，還是避免跟隨“抗戰文藝須反映戰斗現實”的呼號而遵從文藝本身，抑或是關注戰爭帶給心靈的悸動與人性的扭曲等，我們總能從中感受到戰爭、鄉土、啟蒙、民族等話語之間的復雜關系，并形成了個體化啟蒙的價值追求、“政治化”傾向、土地情結與民族意識三種不同的敘事路徑與精神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