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級、博物志與個體化
——論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多重經驗

宋 敏

(山東大學 文學院, 山東 濟南 250100)

“惟楚有才,于斯為盛”。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薪火相傳,不僅誕生了沈從文這樣具有標志性的少數民族文學大家,還涌現了一批勢頭強勁的中青年作家,如蔡測海、孫健忠、石太瑞、馬笑泉、向啟軍等,他們以富有地域性和民族特色的視角關注本土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遷,記錄和保存地方民族記憶,豐富和凸顯個人色彩,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績。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有內在邏輯和機理,對其關注不應該簡單地停留在重點作家個案研究,還應該從宏觀層面給予更多的探討,尤其是“湘西作家群”的出現,作為一種現象級的文學樣貌,在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生態中具有重要的影響力。除了對作家作品藝術特色的深入把握之外,對其發展路徑和多種經驗的總結,則更有利于發現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內在機理,進一步促進文學創作的繁榮。

一、 文學現象與“湘西作家群”的異軍突起

湖南地處中國中部,三面環山,一面傍水,自然條件并不十分優渥。而湘西更是處于湖南的邊緣地帶,遠離政治、經濟中心,并不引人注目。但就是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中,“湘西作家群”異軍突起,從沈從文到黃永玉、孫健忠、彭學明、王躍文、向啟軍、彭圖湘、肖仁福、田耳等,一代代湘西文人用手中的筆接續書寫著湘西這塊古老神秘的土地,為大眾呈現了一幅獨特的文學湘西圖景,讓更多人得以認識和了解湘西。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苗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作家居多,這使得他們的書寫內容、呈現方式及情感態度等具有了風格迥異的特點。

首先,湘西山高水深的自然地理環境對湘西人的性格和精神產生顯著影響,生活于其間的湘西人民逐漸形成驍勇善戰、豪氣彪悍的性格特點。正如錢穆先生所言,“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于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盵1]湘西的地域特色衍生出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民族精神,這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則體現為作家們對湘西民風的書寫和對民族精神的表達。土家族作家張心平通過小說創作真實生動地刻畫出了湘西人民的生存狀態,《雪地上的腳印》通過民間醫生田大云命途坎坷但卻始終崇德向善的故事贊頌了生命的堅韌,《水塔與夕陽》中的退休老干部歷經種種磨難但從未對生活喪失希望,《鄉魂》中田海寶面對自然災禍的沖擊和外出掙錢的誘惑仍然選擇堅守建設家鄉的初心,張心平通過這些作品凸顯了土家族人民堅毅執著、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劉蕭的《筸軍之城》淋漓盡致地書寫了湘西人民的剛猛與決絕,筸軍們前赴后繼、奮勇殺敵,以視死如歸的勇氣和旺盛的生命力演繹著“不戰則死,不死則戰”的堅定信念,彰顯著湘西文化雄奇彪悍的精神特征。向啟軍的散文大都體現著濃郁的湘西風情,他對民族風情的展現并不是通過描寫奇風異俗和奇山異水來實現的,而是以描寫凡人小事的方式展現苗族獨特的文化內涵和心理特質,如《石頭寨》對苗族男人粗爽豪放精神的贊美,《二佬和他的簫》對憨厚淳樸的梁慶的描繪等。在他的筆下,人們即使身處艱苦的生存環境亦能保持純真質樸、堅韌耐勞、豪爽尚義的珍貴品質?！扒О倌陙?湘西少數民族被迫遷徙、流亡,在抵御外侮、抗爭自然的斗爭中,湘西人形成了執拗、堅強和不畏強暴的品質”[2],這在文學作品中得到生動的體現并逐漸演變為一種現象式書寫,成為作家們深入民族生活內核、剖析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以及思考民族命運和文化精神的一把鑰匙?！跋嫖髯骷胰骸痹谙嫖鞯乩憝h境的長期渲染中也形成了對湘西的獨特認知,并形成對于故鄉和民族深沉熾熱的情感,正如孫健忠自述的那樣,“我的每一篇作品,都離不開我的故鄉和我的民族了?！盵3]

其次,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繁榮得益于一支由不同民族的老中青作家組成的作家隊伍,作家隊伍結構合理,人才濟濟,使得群體效應得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據《湖南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小傳》中列出的《湖南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名錄》來看,湖南當代少數民族作家479人,入傳作者378人,其中湘西多達198人,由土家、苗、瑤、侗、白、滿、回、維吾爾等多個民族構成,這為豐富多樣的民族風情的呈現提供了現實可能性[4]。湖南少數民族作家們依托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以自己民族的思維方式創作出了大量體現民族文化、歷史和精神的優秀作品,成功建構起一個具有民族特色的少數民族文學體系。這支作家隊伍中有一批創作成績突出的老作家,他們扮演著“帶頭人”的角色。作家兼畫家黃永玉以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批判精神、藝術家的純粹氣質及鮮明的湘西本土個性,表達著對特殊年代的記憶、對文化藝術的虔誠和對當下社會的犀利審視;孫健忠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開始發表作品,尤其新時期以來,創作了《甜甜的刺莓》《水碾》等具有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特點的作品,以及《舍巴日》《猖鬼》等具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的佳作;蔡測海憑借豐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創作力寫就小說、散文、雜文等共計1 000余萬字,其多部作品獲得全國性獎項。他們以突出的文學成績引領著中青年作家的創作實踐。同時,作家隊伍中還有一批創作勢頭強盛并取得一定成績的中年骨干。龍寧英的報告文學作品《逐夢——湘西扶貧紀事》獲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劉蕭的長篇小說《筸軍之城》書寫了一段有溫度有深度的湘西歷史,受到諸多評論家的關注和討論,并入圍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田耳憑借《一個人張燈結彩》獲得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成為史上最年輕的“魯迅文學獎”得主……此外,一批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也不容忽視,80后女作家黃菲18歲時創作的小說《他們叫我小妖精》一經出版就轟動文壇,《小手河》更是被評價為“80后最具名著氣質的作品”;黃摩崖的長篇歷史文化散文《頭顱中國》獲得“沈從文文學獎”一等獎;彭湖《撞車》《大幕》《五顏六色的黑》等小說相繼在《花城》《芙蓉》《湖南文學》等雜志發表。作家是文學作品的生產者和創作者,不同民族不同代際的作家隊伍的建立為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持續發展和繁榮提供了重要保證。

最后,沈從文作為湘西的代表作家,“開創了湖南鄉土文學中的沈從文傳統,對后世作家產生持久、深刻的影響?！盵5]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不少作家的作品與沈從文具有直接關系,是經由沈從文而生發出來的。黃永玉的散文《太陽下的風景》以描寫沈從文為主,他在文中深切回味了自己與沈從文之間的深厚情誼,同時又呈現出故鄉的風土人情與發展變遷。其散文集《這些憂郁的碎屑》講述的主要是沈從文立身處世的點滴,也映現出沈從文曲折的人生經歷。沈從文研究專家凌宇在出版《從邊城走向世界》《沈從文傳》等學術著作之外,還在新世紀以來開始從事古典詩詞創作和散文創作,代表性作品有《鶯啼序——沈從文先生暨夫人張兆和女士墓地感懷》《沁園春·里耶組詞》《鳳凰賦》《涉江樓記》等。其詩詞創作題材多取自湘西,精神上亦貫以多年來沈從文“湘西世界”的思想情感,體現出鮮明的人文主義立場。顏家文為紀念沈從文逝世30周年,創作了17萬字的散文集《我見到的沈從文》,他從大量歷史事實出發展開講述,塑造出一個更為鮮活和立體的沈從文形象。此外,孫健忠還與蕭琦合作將沈從文的《蕭蕭》改編成電影劇本,并發表于《芙蓉》雜志1985年第5期。通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沈從文對“湘西作家群”的創作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沈從文的文學實踐對后世湘西文人的影響更體現在文學觀念的傳承和創作風格的相似上,主要表現為對湘西人生命活力的展現和對人性美的謳歌。沈從文曾提到:“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盵6]在沈從文筆下,湘西并不是偏遠落后的一隅,而是一個充滿人性美與人情美的浪漫之鄉,他所書寫的湘西世界讓廣大讀者認識了另一個湘西,更影響了一代湘西作家的思考和寫作,對理想人性的追尋成為他們共同的寫作目標。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寧靜、美好,仿佛世外桃源,其中許多人物在貧苦生活中依然保持頑強的生命力,且普遍都具有原始淳樸、率真自然的人性美及強悍堅韌的生命活力。當代湘西作家同樣致力于對湘西人民生命力和人性美的謳歌。土家族作家彭圖湘的小小說《船老板》就在描繪采風團與船老板交往細節的過程中,簡潔而明了地表現出湘西人民善良淳樸的美好品質。苗族作家肖仁福的中短篇小說集《簫聲曼》描述的是湘西南土地上的凡人瑣事,無論是《簫聲曼》中的小媳婦和香客,還是《夫妻鎮》中的船老板和玉姑,抑或是《楊柳岸》中的九公和柳娘,作者并未對他們之間的感情進行價值層面的判斷,而是著意渲染一種健康、美好的情意,還有《黃月亮》中大膽潑辣的女子及《酒與棋》中恣意狂放的老啞,都頗具率性自然的人性美,這與沈從文對湘西人的塑造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沈從文這位現代文學大師對文學與現實的理解為作家們提供了可供參考的寫作范式,文學力量由此日益積聚壯大,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也沿著沈從文這位拓荒者開拓的道路穩步前進。

“湘西作家群”是文學湘軍的重要力量,也是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一個標志性結果?！跋嫖髯骷胰骸敝阅軇撛炝钊瞬毮康奈膶W佳績,在湖南文學版圖甚至是中國文學版圖上占有一席之地,這除了與沈從文所樹立的文學標桿的指引與激勵密不可分以外,還有來自于獨特地域文化的滋養。而來自不同民族不同代際的作家隊伍的建立,使得湖南少數民族文學得以在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煥發生機,并且在代際間影響下實現持續性書寫而漸成態勢。

二、 博物志書寫與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世界的建構

文學書寫中的“博物”傳統古已有之,從《詩經》對動植物的描寫,到沈括《夢溪筆談》中對文學藝術、天文歷法、軍事、法律等內容的闡發,無不展現出“物象”的豐富、知識的廣博及隱現于其中的個體經驗和情感的表達。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也呈現出一種“博物志”式的書寫狀態,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風物書寫及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書寫大大豐富了文學文本的內容,增強文學性之余還提高了其知識性。從更廣闊的層面上來看,作家們懷著一名知識分子的現實責任感,用手中的筆及時記錄了時代社會的發展變遷,記錄了一個民族的動態歷史,在此意義上,“博物”書寫不僅發揮著文化敘事的功能,還具有歷史敘事的意義。而貫穿于書寫始終的作家情感亦是“博物志”式書寫的另一側面。

湖南作為土家、苗、侗、瑤、白、回、壯、維吾爾等多個民族世居的地區,不僅民族多、少數民族人口多,而且民族文化和民間資源豐富,作家們正是依托地域特色和民族資源展開了不同維度的“博物”書寫。

其一,作家通過對自然風物的書寫建構起一個真實可感、具體生動的文學世界。陳茂智的創作具有典型的地域特點和濃厚的瑤族特色,他的作品大都以古樸的湘南瑤山為故事背景,“大瑤河”“香草溪”“風城”是他作品中特有的文學地理符號。侯自佳的散文集《沅水神韻》中對沅水兩岸優美的山光水色的描寫,李康學《走玩大湘西》中對湘西八山七水六洞十三城的呈現,顏家文《清香的樅菌》《桐花》《尖尖山今昔》《張家界之霧》等詩歌對植物物象和自然風光的描繪,曹淑仙的《張家界之神奇的東大門》中對“八景遺韻”“寺廟碑塔”“竹灘夜響”“羊谷蒸云”等地域性自然景觀的展示,都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進入作家們建構的文學世界的窗口。這些自然風物書寫不是為烘托人物、渲染氣氛而設置的背景,而是融入了作家的主體意志和情感,承擔著一定的敘事功能,傳達出作家們對生命的尊重和對故鄉的熱愛。

其二,將民間風俗和神巫傳說融入到文學創作之中,以“地方性知識”展現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土家族詩人顏家文的詩集《湘西短笛》主要表現土家族人民的生活狀態,如表現土家人特征的《鄉情》介紹了 “鐮刀肉”“包谷燒”等待客的傳統佳肴,展示了土家族人“除夕把家歸”的傳統觀念和“探親又相會”的傳統友誼。黃光耀將眼光向歷史深處延伸,在其長篇小說《土司王朝》中聚焦巫儺文化這一最能體現土家族文化和土家族人精神的代表,細致地描寫了“賀生”“哭嫁”“點天燈”“擺手舞”“嬰兒葬禮”等獨特的民族風俗。田瑛則在小說集《生還》中以湘西大地為靈感源泉,將故事發生背景設定在原始、隱秘的湘西世界之中,細致描寫了儺舞、勾魂和趕尸等頗具神秘色彩的土家族歷史風俗,構建起一個豐富多元的小說王國。對民族風俗的呈示背后,實際上是作家們對自身民族身份的主體性確認。湖南當地的神巫傳說滋養了眾多作家的文學創作,同時也為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澳切┗钤谒麄冏焐系墓适潞蛡髡f,令我傾倒的《擺手歌》和《哭嫁歌》,更是我藝術學習的必修課,從中吸取了豐富的養料?！盵7]孫健忠的《死街》《猖鬼》、于懷岸的《巫師簡史》都是神巫文化浸潤之下的產物?！八囆g性表現的千姿百態的實質是源于人們對世事方式概念理解的千姿百態,事實上,它們是契合的?！盵8]無論是對自然風物、民間風俗還是神話傳說的書寫,實質上都是作家對現實生活親身觀察和體驗,對民族文化真切感受和吸收后的結果。

其三,“博物志”式書寫還體現在少數民族作家細致記錄民族的現實與歷史,反映時代社會的發展變遷,以文字書寫的形式留存一段民族記憶和社會記憶。蔡測海的《家園萬歲》是一部“湘西民族的百年史詩”,小說通過講述三川半地區的歷史發展流變,將個人活動與歷史事件結合起來,大氣磅礴地展現了三川半從清朝到民國時期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近三百年間的發展變遷,勾畫了湘西人民所遭受的民族苦難和復雜的社會現實,寄托了作者深厚的民族情懷及其對湘西民族命運的思考。孫健忠的尋根小說代表作《舍巴日》則追溯了從原始社會到現代文明的土家族所歷經的漫長歷史進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文化交流的逐漸增加,民族性日益衰減,作家們深刻感受到現代文明對鄉土社會的沖擊,他們不再拘泥于對民族歷史文化的描繪,而是以更為寬廣的視野和更警醒的目光觀照現代文明并進行現代性反思。陳茂智的《姐姐的園》著眼現代社會的深刻變革,描寫了城市現代化和農民打工潮背景之下女孩豆芽經歷外出打工的艱辛和苦痛后,重返農村最終收獲心靈棲息之地的故事;梁書正的《唯有悲傷無人認領》和《遍地繁花》兩部詩集關注到城鎮化進程中進城務工農民沒有被移居地的文化所接納而始終作為邊緣人存在的文化“失根”現象;陶青林的中篇小說《蛇相縛》以“蛇相縛”隱喻男女之情,通過少年黑炭的視角展現了鄉村留守婦女和外出打工男性的另一面生活,揭示了市場經濟對鄉村傳統倫理道德的顛覆和瓦解,深入剖析了現代人的現實境遇和精神困境;蔡測海的《“古里”——“鼓里”》以城里人云山醫生來到鼓里鎮發生的故事為線索,聚焦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的博弈,表現出現代文明的偽善和現代文明對傳統文明的扼殺。湖南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們一方面意識到現代文明給鄉土社會帶來的積極變化和發展進步,另一方面又認識到現代社會變革對農村傳統秩序的瓦解、對鄉土生存方式的沖擊以及對人的精神圖景的戕害,表現出知識分子關懷現實的人文精神以及頗具現代性的反思精神。

實際上,無論是對各種自然物象、風俗傳說的呈現還是對民族歷史、社會現實的關注,其背后都灌注著作家們濃厚的個體情感。作家們“在文學創作中始終以民族元素凝聚民族情感,構筑民族文學賴以延續的生命機制——共同情感塑造,進而使得民族文學幾乎都是史詩化民俗紀實、百科全書式民情囊括?！盵9]“博物志”書寫從表層而言是在展示多種多樣的民族風物、風俗民情,從更深層次而言則可以視為少數民族作家們獨特的民族情感的表達。民族作家往往傾向于通過書寫自己民族的故事,寄托自身與生俱來的民族情感,同時在書寫中獲得民族身份歸屬感和認同感。陳茂智的《歸隱者》通過主人公程似錦在香草溪的遭遇展示了香草溪人們的淳樸和善良,寄寓了作者對以香草溪為代表的瑤族理想家園的贊揚和向往。在這里,香草溪“象征著一種感悟人生的境界,一處超越城市污濁、回歸人性的美好凈土?！盵10]王愛的筆下大多是對童年美好時光的懷念以及對湘西的深深眷戀,面臨童年時代美好事物的逐漸消失與新時代快節奏生活和外來文明對家鄉的沖擊,王愛產生強烈的創作欲望,《湘西花兒》《1993年的兔子》《炊煙,山寨的心靈版圖》都是立足于童年寨子里的物象創作的散文。王愛將其童年時代的美好物象書寫出來,一方面是通過創作抒發表達欲念,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書寫抵抗遺忘。于她而言,懷舊所代表的是在現代化發展沖擊鄉土世界之下的精神尋找。同樣,熊幽的散文集《巖上光陰》中,無論是鄉俗民風描寫還是人物刻畫,無論是史料的鉤沉還是現實的抒發,總是彌漫著一種歡樂、溫暖的氣氛,充盈著作者對故土的摯愛之情。實際上,她對故土的深厚情感對她的思考和寫作產生了較大影響,她的文字始終充盈著歡樂和溫暖,一方面傳達出作者對其家鄉和民族真摯的熱愛之情,另一方面也代表著作者對其民族中堅強而樂觀、積極而向上的精神內核的由衷認同和贊揚。文學作品中對自然風物、民俗風情、民族歷史和社會現實的“博物”書寫背后,寄托著作家們濃厚的民族情感,作家將個體的主觀情感融入到對客觀意象和事物的廣泛描繪之中,才得以創作出內容飽滿性和情感豐富性兼具的佳作。

“博物志”書寫一方面使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得以在文學作品中被生動還原,為讀者提供一個進入湖南少數民族文學世界的機會,對民俗和神巫傳說等質素的呈現使廣大讀者進一步加深對民族文化的認識和理解。另一方面,它還為作家提供了一個表達自身情感的契機,從日?？梢娍筛械娘L物習俗到宏大的社會歷史敘事,都讓作家在對民族性物象的細致描繪和對民族與社會的密切關注之中引發敘述的力量,展現出其對于民族與時代的體悟和思考。正如有學者所論,湖南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并“不刻意避開攜裹著民俗、民間、地域等色彩的民族身份,也不沉浸在自我對民族傳統的想象中,而是將普遍性的問題融合進自己熟悉的地域、民族文化材料中,從而獲得一種獨具魅力的呈現方式”[11],從這個意義上講,其普遍性的獲得正是文學地方經驗提供的新路徑。

三、 個體化寫作與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美學追求

如果說前文所述的現象級文學樣貌和“博物志”式書寫是一種群體寫作策略,那么眾多作家在此基礎之上對個人特點的彰顯體現的則是一種個體化寫作。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以現象書寫凝聚作家群體的磅礴偉力,以博物書寫建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世界,而其豐富性和層次性最終是憑靠作家主體的個體化表達來實現的。個體化寫作“使得少數民族文學閱讀正在從一種單一的、簡單的、可預控的閱讀過程向多方游走”[12]。這里的個體化書寫,既包括個人生命體驗的表達,又是作家獨特創作理念的體現,更指涉一種對文學深度的開掘和對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問題的關注,以此促進文學“與社會產生積極互動,并最終成為現代社會結構的一部分而存在?！盵13]

個體化寫作表現為作家個體生活工作體驗的表達,很多作家立足自身工作經歷開展創作,使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呈現出鮮明的行業性特點。不同于醫療寫作、金融寫作、地質寫作等需要較強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行業寫作,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寫作的行業性突出地表現為機關寫作或者說體制寫作。不少作家都具有機關工作經驗,并且他們的創作與其自身工作經歷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系。阿滿有著豐富的體制工作經驗,她的小說大多來自于她所熟悉的生活,部隊女兵、機關女干部是她筆下常出現的人物形象。她的作品如小說集《雙花祭》等呈現出與一般的女性小說不同的個人特點,她更關注的是體制內女性的生存狀態,同時又對機關文化進行深切反思。肖仁福在機關工作數年,他把官場作為觀察生活、感悟生命、關注現實的一個切入點,創作出《官運》《位置》《官帽》《局長紅人》等官場小說。吳國恩在家鄉縣委宣傳部做過新聞專干,后升任文化局副局長等職,他的《宣傳部長》《文化局長》等小說只從題目就可以看出與其個人經歷的相關性。劉少一作為一名基層警察,不斷挖掘自身在場經驗,寫出了《派出所長》《搞錢的路》《凌晨脫逃》等公安題材的中篇小說,將一個個警察故事寫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覃章顯也是一位警察作家,他的《世紀末謎案》《黑俠》《金牌神探》等作品都是刑偵題材,多年的工作經驗是他最大的素材來源。熊幽創作出《湘西的鳳凰與麻雀》這樣一本集合湘西各色人物特寫、專訪的人物筆記,與其在長期從事新聞工作中鍛煉出來的采寫能力是分不開的。親身經歷使得作家們在行業題材書寫上具有天然的優勢,作家們結合自身工作經歷和個人體驗,以熟練精準的語言傳達著他們對生活和人的生存境遇的理性思考,雖然題材內容范圍較為狹窄,但并未削弱文學的表現力度,反而因貼近生活、貼近實際的優勢更易創作出有溫度、接地氣的佳作。

行業性寫作之外,作家個人的獨特經歷也進一步凸顯了文學的個人性,在個人性的呈現過程中,作家個體的獨特生命體驗和感悟也得到燭照?！皩⑸w驗運用于文學創作是個體生命的一種獨特的審美心理過程,也是文學家獨特的文學創作的建構過程?！盵14]白族作家賀興桐以創作影視劇為主,他創作的影視劇多以賀龍元帥為主人公,因為他幼時在賀龍身邊長大,對賀龍元帥有天然的熟悉和親近之感,電影劇本《洪湖浪》講述的就是賀龍元帥在十年動亂期間遭遇迫害的故事。土家族作家向未在經歷顛沛流離的生活后選擇皈依佛門,他的文字極富禪意和機趣,他的詩集如《路過人間》《神鳥的暗示》《回頭者是誰》《木棉袈裟》等都表達了他對紅塵世事的感悟和對生活和人生的深刻思考。苗族作家賀曉彤于20世紀90年代初下海經商,她帶領著一群選秀出身的女孩成立了一家禮儀公司,做得風生水起。在此過程之中,賀曉彤在個人生活的切實體驗中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寫就了長篇小說《美女如云》。土家族作家覃兒健的長篇小說《申訴》是其在自己蒙冤入獄的坎坷經歷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該小說講述了一位領導干部因堅守原則底線而得罪上級,陷入牢獄之災后踏上漫漫申訴之路的故事。對這些作家而言,其經歷并不典型,可以說是獨特的“這一個”,而這種獨特的經歷使他們的文字也呈現出與眾不同的題材、風格。

對個人工作經驗或者生命體驗的書寫只是個人性的表層呈現,作家獨特的創作理念才是更深層次、更能體現個人特色的要素,這也是一個作家區別于其他作家更為根本的東西。建立個人風格的文學訴求促使作家們勇于突破已有的文學傳統,積極探索,從而構筑起頗具個人性的文學世界。同樣是書寫湘西,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充滿詩性的優美恬淡,自然環境風景如畫,生活于其中的人物浪漫純真。而孫健忠秉持創新的寫作思維進行文學創作,其筆下的湘西從前期的“寫實”轉向后期的“魔幻”,他通過陌生化手法勾勒出“一個魔幻的、斑駁的、傾斜的世界,使其小說的創作境界進入了一個新的范圍”[15],《舍巴日》《死街》《猖鬼》等都是孫健忠將民族傳統與魔幻現實主義相融合創作出的佳作。與沈從文、孫健忠不同,蔡測?！皵⑹鲋硪环N意義的湘西——徘徊與躁動的湘西、惶惑與迷失的湘西”[16],《遠處的伐木聲》描寫的就是城鄉改革開放所引起的少數民族地區物質生活和精神面貌的變化。田瑛則通過《龍脈》《大太陽》等作品著力于書寫具有文化精神意義的湘西世界,而水運憲《烏龍山剿匪記》中呈現的則是一種“傳奇”湘西。不同的湘西書寫背后代表的是作家各自的文學追求,承載著作家各自鮮明的個人風格。

個體化寫作是文學回歸自身的一種表現,它“打開了一種新的審美方向,即向著人的自身掘進的方向”[17]。文學就是人學,作為反映現實、關注人生的一種方式,文學必然要揭示出人在不同境遇之中呈現出的復雜人性,抵達人的精神和靈魂深處,以文學的方式對各種社會弊病開出“藥方”。湖南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們深諳形成個人風格的前提就是將創作落到實處,而這離不開對“人”的問題的關注,因此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向人性深處開掘。孫健忠往往通過表現特定時代環境之下人性的復雜與多面,來呈現社會轉型時期人的生存際遇和精神狀態?！短鹛鸬拇梯分?孫健忠通過塑造善良正直、嫉惡如仇的農村女干部畢蘭大嬸和鉆營取巧、醉心權力的青年向塔山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現出人面對困境仍能無私奉獻的人性光輝和人在欲望面前的自私扭曲。蔡測海的一些作品如《在時間的深井里》《留賊》則致力于描寫人性的善與美,描寫人們在艱難困苦的境地仍能常懷一顆包容善意之心的可貴,極富詩意色彩。此外,田耳在《金剛四拿》《一個人張燈結彩》中以充滿市民精神的敘述話語描摹出底層人民的現實生活圖景,小說字里行間都充溢著人性的溫情,同時又不失直面現實困頓的冷峻,折射出深切的人文關懷和豐厚的人性深度;黃菲的《小手河》以魔幻現實主義手法講述了荒誕中不乏溫情的底層生活,通過對冉年年、匹四、唐掌、六腰等幾位身份性格各異的主人公的描寫,以極致的方式呈現出底層的生存邏輯和生命真相;陶青林的中篇小說《如影隨形》通過講述少女紅娟到城里做保姆而屢受刁難的故事揭開了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往事,復仇與懺悔、人性的幽微與隱忍都在往事的揭曉中一一浮現。作家們從不同視角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對復雜多面的人性的關注和對社會現實的關心,呈現出作家對人類生存境遇的終極關懷,透視社會人生的同時,也為廣大讀者提供了一面認識自己的鏡子。

個體化書寫的背后是作家對獨特生命體驗的客觀呈現,對個人創作風格的有意追求及對文學本真的執著探尋。無論是寫作的行業性還是寫作題材的個人獨特性,作家的親身經歷和生活體驗給予了他們珍貴的創作素材,使他們創作出各具特色的作品。而作家對已有寫作傳統的自覺突破和對個人風格的有意識追求則豐富了湖南少數民族文學的文學譜系并使之漸成規模。加上作家對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問題的關注,使文學真正成為“人學”,以精神燭照的方式參與到現實社會和社會發展的進程之中,從整體上增加了湖南少數民族文學的厚度。

四、 結 語

總之,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可謂是一首現象級呈現、博物志書寫與個體化風格相互輝映的交響曲。這不僅僅是對過去發展經驗的總結,更是未來文學發展的趨向。正是因為沿著這樣的發展路徑,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才能在當前全球發展一體化的趨勢下、在文學發展逐漸趨同的形勢中保持自己的發展節奏,并且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梢灶A見,堅持這種正確的發展路徑,湖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一定會取得更為豐碩的成果,成為我國少數民族文學中一道靚麗的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