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奈保爾“旅行人格”的形成探析

趙 颯 颯

(西北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29)

1950年,剛滿18歲的奈保爾從出生地特立尼達島出發,抵達向往已久的牛津大學追尋文學夢,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遠行。在他看來,游山玩水,自由自在地寫書是他理想的工作狀態[1]257。有趣的是,當年的不經之談幾乎成了他半生的寫照。在牛津上學期間,奈保爾曾多次赴歐洲旅行。自1960年開始,他游歷了美洲、亞洲、非洲,并多次往返這些地區,完成了9部旅行寫作。這些旅行作品飽含著作家對人生的感悟和思考。伯納德·列文(Bernard Levin)認為奈保爾是“永恒的旅行者”(perpetual voyager)[2]97。有評論家也注意到,一邊旅行、一邊寫作幾乎是他大半生持續的狀態。然而,除了為寫作旅行,他是否也因其他原因而踏上旅程?探索奈保爾旅行的深層動力,才能全面揭示其執著旅行的根本原因,進而揭開作家人生與寫作的關系。

一、 “童年經驗”:奈保爾“旅行人格”的基礎

奈保爾作為第三代印度移民從小生活在加勒比地區的特立尼達島,但他很少對出生地表達喜愛之情。1960年,受到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邀請的奈保爾,獲得一筆政府的獎學金,這資助他創作了關于加勒比地區的非虛構作品[3]。然而他在作品中并沒有對出生地表示出同情,《中途航道》中處處可見他對當地無情的諷刺與批判,充滿他對出生地早已有之的偏見與惡劣態度。他不厭其煩地講述自己如何在小學四年級時就發誓要離開家鄉,而夢中回到家鄉竟讓他數次驚醒。1960年的返鄉之旅使他內心充滿恐懼,因他不確定自己能否安全返回英國。奈保爾為何對出生地如此排斥,并且渴望逃離的意愿一直非常強烈?在奈保爾看來,特立尼達只是世界地圖上的一個小點,一個“彈丸之地”,太“無足輕重”,沒有什么歷史價值,這里在他出生前幾十年里仍“屬于黑暗的中世紀”,他多次在作品中強調人們面臨失敗的威脅,逃離的需求[3]36。這里居住著不同的族群,但他們不會互相分享東西,家人在與其他族群打交道時會非常謹慎,跟他們刻意保持一定的距離[4]27-28,從小生活在被冷漠包圍的環境中,生性敏感的奈保爾雖然年幼,卻能夠感受周遭的壓抑氣氛,并在內心深處埋下惟有離開才有希望的念頭。后來,他的確逃離了,但小時候極度渴望離開卻未能如愿的煎熬成為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童年陰影帶來的傷害讓逃離成為獲取安全感的直接方式。

心理學家霍妮強調童年經驗的重要影響在于,它作為單一經驗可以建造人格結構,開啟人格發展歷程,甚或決定人格發展模式[5]141。這在奈保爾赴牛津上學期間就得到了驗證。當他情緒低落時,便會選擇去歐洲大陸旅行,有時甚至是不停旅行。奈保爾承認那是逃避的欲望造成的[1]208,他會為旅行不計后果地花掉自己僅有的生活費。這種強大的內驅力似乎說明,從牛津求學開始,旅行的欲望,或者說通過“逃離”獲取內心平靜的方式,已經在奈保爾身上愈演愈烈。

奈保爾從懂事起便意識到自己生存在兩個世界——家內世界和家外世界。家以外的世界以“黑暗”的形式存在,作為弱勢群體,他們排斥并隔絕外部事物,將這種方式看成對自我的保護[6]226-227。在家內世界,他七歲就脫離了外祖母的印度教家庭,從而喪失了印地語的生活環境。搬至印度教徒較少的西班牙港后,他的宗教意識更為淡薄。頻繁的遷徙使他失去了認同最為核心的因素——一個穩定的家、共同的語言與宗教信仰。奈保爾童年關鍵期對“家”認同的缺失,使他在以后的人生經歷中都無法彌補,導致他一生也難以認同世界的某一處地方。

他曾先后在特立尼達、英國、印度嘗試尋找身份認同,但在哪里都找不到歸屬感后,就注定他以后在全世界也找不到家。難以認同世界上的任何一處地方是他一直以來的困惑,真正的家似乎總在別處,他總是試圖踏上旅程尋找。奈保爾童年的缺失與對家的渴望,讓他長大后不斷在全世界尋找家。他也將自己對家的追尋與失望寫進作品中?！蹲杂蓢取分械膹N師桑托什,《河灣》中的薩林姆,《半生》與《魔種》中的威利,他們共同的困惑皆是,當車到站、船靠岸,其他人都清楚自己的去向,他們卻不知何去何從,沒有目的地,哪里都沒有歸屬感,哪里都不能久留。認同的缺失、沒有歸屬感的痛苦讓作家更喜歡待在移動的空間。奈保爾曾坦言,在第一次離家的飛機上,他對將要到達的城市感到恐懼,他說這并非城市的問題,而是他不能想象抵達的那個時刻[7]108。在飛機上獲得的短暫安全感,他在船上也能體驗到[7]155。因為在移動的空間,他能暫且不去思考“家”的問題,不用去面對抵達后的現實。為了一直保持這種狀態,他曾說要進行全世界的漂流,并且會一直漂流,直到累了、錢花光了。他的確這樣做了,為了旅行開銷,他甚至不惜賣掉在英國的房子[2]54。由此可見,踏上旅程是奈保爾釋懷無歸屬感最有效的行動。

心理學關于童年經驗對人格發展的影響,在奈保爾身上得到了充分驗證。童年想要逃離和對家強烈的渴望意識深深植根于奈保爾的意識中,一生都在通過“逃離”獲取安全感,通過旅行慰藉無歸屬感,均說明特殊的童年經驗奠定奈保爾“旅行人格”的基礎。

二、 “需要”:“旅行人格”的驅動力

1960年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政府資助的加勒比旅行,開啟了奈保爾旅行寫作的序幕。從此,他不斷選擇新地方旅行,寫出了一系列旅行作品。布魯斯·金(Bruce King)認為旅行并報道世界的旅行寫作讓奈保爾找到了賺錢的好方法[8]3。對于這一點,保羅·索魯說明了原因,因為很少有作家可以僅僅去一個陌生國家一年就能寫下一部小說并獲得深刻的認識,但一年的旅行卻可以使作家寫出一部旅行作品[9]92。旅行寫作不僅讓奈保爾經濟上受益,“多年艱苦跋涉走完非洲、印度、南美洲、近東與遠東,進行觀察與采訪”[2]147的材料,亦用到他的小說和其他體裁的創作中。此外,旅行寫作拓展了奈保爾的職業道路,摘掉了他“西印度作家”的帽子。有學者認為,正是旅行者與旅行地之間那種不斷變化的、暫時性的、流動性的關系,使他可以隨時保持對不同空間文化的高度敏感,從而維持了創作活力[10]120。奈保爾在采訪時也贊同,正是旅行讓他比帝國時期的作家看到多一半或四分之三的世界[2]157。因此正如楊中舉指出的,旅行是他創作的源泉和靈感的催化劑,沒有旅行就沒有奈保爾[11]88。為了寫作,作家旅行的腳步一直未曾停下。

馬斯洛認為人不斷被需要所激發, 從生理、安全、愛和歸屬、尊重到自我實現層級遞進, 當一種需要得到滿足后, 通常會失去動機的力量而為另一種需要所替換[5]239。 對奈保爾來說,旅行首先是滿足生存的寫作, 除此之外,其他需要也促使他不斷踏上新的旅程。

奈保爾曾說:“世界上的每個人在某個時間都曾被剝奪過一些什么”[6]225,而他被剝奪了關于出生地的歷史,童年生活背景的缺失一直困擾奈保爾,他曾說在沒有日期、沒有重大外部事件提供歷史標記的情況下,自己很難在頭腦中把握一個國家的歷史[6]112。成為作家后,加勒比的旅行讓他對“曾經是其一部分的殖民地環境有了更多了解”[6]233。他也曾說,“我從我的過去而來,我就得寫我所來之地的歷史——寫被忘棄的人民。我必須寫印度”[12]124。雖然在西方作家筆下,不乏對印度的描述,如吉卜林《基姆》中的印度、E.M.福斯特《印度之行》中的印度,杰哈布瓦拉《印度之戀》中的印度,但奈保爾仍認為沒有人能告訴他,祖父母生活過的印度是什么樣的。后來,他不僅去了印度,并且26年間多次往返,對母國的了解補充了作家缺失的族群記憶與民族歷史,旅行讓他與自己的過去世界銜接起來。后來他還考察了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區域,無論去大英博物館查找史料,了解特立尼達的歷史,還是去印度考察祖父母曾經生活的地方,抑或去非洲、南美洲、亞洲探尋特立尼達島上其他族群的歷史背景,皆是為填補自己缺失的歷史記憶。

奈保爾的旅行表面看來是為了滿足個人生活和私欲, 但關注奈保爾旅行的目的地就能發現, 他的旅行亦是作家尋求歷史和階級認同的方式。 可以發現, 奈保爾旅行的大部分區域都屬于后殖民國家, 而且這些國家皆是與他出生地密切相關的國家和地區。 特立尼達在奈保爾小時候有15萬印度移民,他們幾乎都是以契約勞工身份來到這里的農民, 作為被殖民者, 他們生活凄慘,居無定所。 或許是耳濡目染了太多印度移民的貧窮, 奈保爾對處在相同地位之其他族群的生存狀況也報以同情。他說:“我本身是一個殖民地居民, 我在和自己成長環境相似的新世界種植園殖民地旅行”, “觀看被掠奪的土地上那些半遺棄社區, 這就像是從遠處察看自己社區的形象”[6]18。 奈保爾成為作家后,非常關注貧窮的階級, 他的寫作主題集中在“土地、土著居民、新世界、殖民地、歷史”[6]230上。 他曾說:“因為我自己的背景,我總是對來自下層的這些運動懷有最大的同情。在這方面我沒有忘記自己的農民出身,……我們沒有發言權?！? 盡管我受了教育,成了作家, 以及其他的一切——那些人卻是我的根”[12]117。 正是這種感情讓他行走于后殖民世界, 讓他關注當地的窮人, 因而從旅行并寫作這一層面來講, 體現了作家對自身歷史和階級認同的需要。

從了解自己缺失的歷史到階級認同的需要,奈保爾無數次踏上旅途。他對旅行的需要,也從最初的生存、個人歸屬感逐級遞升到群體歸屬感。

三、 “焦慮”:“旅行人格”的催化劑

弗洛伊德強調焦慮是一種被感覺到的、不愉快的感情狀態, 它伴隨著一種警告人們預防迫近危險的生理感覺[5]29。 羅洛·梅指出,“焦慮是因為某種價值受到威脅所引發的不安, 而這個價值則被個人視為是他存在的根本?！盵13]186克爾凱郭爾提出焦慮是人在期待與壓抑、希望與失望的“含混性”中產生的復雜情緒, 人在其中被掌控, 沉溺于胡思亂想,放任自己的消極情緒, 處于“動彈不得的狀態”[14]179。人類普遍存在對疾病、脆弱及死亡的正常焦慮, 也有“個人無法適切因應主觀而非客觀威脅時發生的”[13]194神經性焦慮,前者有益解決問題, 后者導致對問題的防衛和逃避。 而奈保爾多數時候陷于神經性焦慮中。

第一次離家到英國讓他飽嘗了孤單的痛苦。 童年閉塞的生活環境、敏感的性格與婆羅門種姓的各種禁忌, 讓他不能很好地適應牛津的新環境。 長期的孤寂使他深陷焦慮, 他曾經看過心理醫生[1]229, 也隨身攜帶抗“焦慮”的藥片[15]178。 他在抑郁最嚴重的時候曾有過自殺的念頭。 他自知問題出在孤獨與情感交流的匱乏上, 而即便在理智上能將問題分析透徹,他的意識卻完全不被理智支配, 只能讓他處于“動彈不得”的焦慮中。 這種復雜含混的情緒, 久而久之上升為一種神經性焦慮。 在牛津的多數時間里, 他都浸泡在自己無法自拔的焦慮中。 除了孤寂, 心理醫生總結他的焦慮是對牛津乃至自己失望的心理作祟, 他“把自己當失敗者”, 并且“不愿承認這種畏懼感”, 最終這種感覺“演變為難以言說的恐懼情緒”[1]229。 因為他是帶著家人的期望、自己的驕傲來到英國的, 尤其在牛津有些名氣后,害怕失敗的恐懼心理讓他失去了平常心, 并在重壓下越來越焦慮。 此外,來自家庭和生活的壓力也平添了他的焦慮。 父親去世后,奈保爾作為家中長子要貼補遠在特立尼達的母親以及年幼的弟弟、妹妹的生活費用。 然而他的寫作事業那時剛起步,沒有穩定收入, 作品也不被認可, 諸多不順讓他在堅持還是放棄寫作上多次徘徊。 為了在文豪林立的英國贏得一席之位, 奈保爾寫作之初的煎熬與焦慮或許只有自己清楚。 令人慨嘆的是,這樣的焦慮并沒有因為他后來的成功而減少, 像許多作家一樣, 奈保爾也曾多次表達那種想要放棄寫作卻欲罷不能的折磨, 因為他的寫作生涯在延續, 寫作的焦慮也在時刻伴隨他。

獨處異國的不易、害怕失敗的作祟心理、家人的需要,寫作之初的困難、寫作事業發展的艱辛,讓作家長期處于多重焦慮中,這既是外界賦予他的,也是奈保爾自身性格導致的。無論什么原因帶來的焦慮,終需排遣的渠道。奈保爾說他嘗試多種方式后,逐漸發現旅行是緩解“焦慮”的唯一方法[1]195。這正是他有意無意依賴旅行,甚至“迷信”旅行的原因。

除了現實生活和寫作帶來的焦慮,對于奈保爾而言, 深層的焦慮還來自他對存在的哲學思考。 眾所周知, 西方存在主義哲學在上世紀席卷整個歐洲, 奈保爾深受影響, 加之其自幼受印度教熏陶, 這些構成了他人生哲學的核心。 有學者通過研究其作, 發現除了歐洲哲學作品的印記, 他身上還存在印度思想家和哲學流派的影子[16]196。 無論西方的“虛無”與“荒誕”, 還是印度的“梵”與“摩耶”, 均影響奈保爾對人生的思考。作為移民, 奈保爾自身的文化傳統已經丟失, 他周遭的移民環境已被破壞, 他生活的世界已經破碎。 面對這種困局時, 更容易觸發他對人生虛無的思考——他是誰? 他從哪里來? 要向何處去? 對于存在的思考必然成為他人生的重中之重。 這個時候,奈保爾已經“超越了世俗意義上的無家無根的凄惶, 而是在哲學層次思考到更加本質的人生論問題: 一個移民,生活在別人的國家, 究竟何為?”[16]125這些思考也反映在奈保爾的作品中。在《半生》中, 威利輾轉多地,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還沒有出于某個明確原因要離開時, 卻在心里做好了離開的打算。 作家筆下多是不斷遷徙, 卻依舊找不到歸宿感的人物。 這實際上也是作家自己的想法, 內心強烈的虛無感使他到達一處, 就急于尋找下一處, 最終導致他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都感受不到存在的意義。 奈保爾對人生虛無的認識是造成他漂泊無定所的根本原因。

奈保爾思考不到人生的意義,但在這“荒誕”的世界,他總要建構自己存在的方式與“意義”。誠如馬克斯·韋伯所言:“人是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17]5。雖然無根人行走在世間,奈保爾的“意義”之鏈已經被切斷,但他仍需要存在的方式與意義。幸運的是,作家通過旅行又重新為自己編織起了“意義”之網。最初為生計的旅行,讓作家發現這是一種絕佳的生存方式,走遍全世界、閱人無數、經歷豐富,有助他理解和慰藉自己的人生。作家關于人生的思考也反映在他的旅行作品中。旅行與寫作在這一層面不再是作家生存的需要,而是一個人立于世間的精神寄托。借助旅行,奈保爾抓住了維系精神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實現了他之所以為人的哲學上的“存在”。有學者看透了奈保爾的人生,認為他只有在途中才是真實的[16]133,旅行才是他人生的真諦。

四、 結 語

旅行相伴奈保爾的大半生。最初的旅行渴望來自童年的特殊經歷,后來出于生存的需要,為寫作準備材料,為填補童年的“黑暗”,為尋求相同的階級認同,為尋找人之為人的存在感,奈保爾多次踏上旅程,往返于第三世界各國之間。與此同時,旅行亦是作家緩解精神焦慮的一劑良藥,幾次印度之行后,奈保爾認為他身為印度裔的焦慮消解了,他與祖先之間的黑暗也驅散了[18]546。當伯納德·列文說他沒有落地生根,奈保爾反駁道:“我認為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承認自己來自單一、封閉的族群世界。我們很小,就像不斷分裂的細胞,難道不是嗎?許多發生的事情會造就我們,毫無疑問,我們也能生活在所有造就我們的事件中?！盵2]98旅行讓他對自己的移民身份釋然,讓他用更為廣闊和發展的視角思考身份的建構,他的人生由此更加從容,格局也更加開闊。他將寫作與對人生的思考同旅行緊密聯系在一起,有評論家認為奈保爾的旅行寫作“不獨是他選擇的寫作行為,更是他對世界的認知方式:走遍世界、觀察生活、認識人生、尋找家園?！盵16]51通過旅行,奈保爾似乎找到了與周圍一切和諧的方式。從最初對旅行的需要,到旅行成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旅途成了他最熟悉與踏實的歸宿?！奥眯小钡纳罘绞饺谌胱骷疑畹狞c點滴滴。奈保爾在英國居住多年卻多次搬家,他會因寫作進行不下去而搬到另一處地方,居住地點的“旅行”有助他找尋激發他的寫作靈感,這甚至成為他寫作成功的神秘技巧與“迷信”;在文學形式上,他“旅行”遍了小說、旅行寫作、歷史文集、新聞報道與日記等虛構與非虛構體裁;作為作家,他也總是渴望到達一個新領域,不斷認識自我和了解世界。

總而言之,無論是作為“外顯行為”的旅行,還是“內隱思維”的“旅行”,均體現奈保爾人格特質的神經質,這與旅行的變動性內涵相一致。杰斯·費斯特(Jess Feist)曾描述人格(personality)是“相對持久的特質和獨特的特征模式,它使人的行為既有一致性又有獨特性?！盵5]3不得不說旅行正是成年的奈保爾身上相對持久并具有一致性的獨特特征。一般人的旅行多以歸家結束,或者說旅行只是歸家的補充,但是奈保爾的大半生卻恰恰相反。童年的逃離,成年后因生存、尋家、焦慮、民族認同與虛無感而進行的旅行和寫作,都體現了他強烈渴望安全感的心理特征。因此“不穩定性”與“渴望安全”正是奈保爾“旅行人格”的基本內涵。旅行既是他“不穩定性”的呈現方式,也是他獲取安全感的主要途徑。一生偶然與必然的選擇注定他獨特旅行式的人生。文如其人,旅行的思維貫穿了他的人生與作品?；蛟S可以借用《河灣》中水葫蘆的意象來形容他的“旅行人格”——不愿扎根,懸空漂浮,游走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