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實物”和“歷史文獻”的關系是相得益彰

對從事歷史時期考古的學者而言，必須面對“考古學資料”和“歷史文獻資料”的關系問題?？傮w而論，考古學和文獻史學都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夏鼐先生將兩者比喻為歷史科學的“雙輪”。這一學術原理可用于歷史時期的任何一個時代，即缺失任何一方，我們都觀察不到相對完整的人類歷史及其文化。因為即使是近現代歷史，也要通過人類物質資料去研究。細言之，我們還可以做些延伸：

其一，“考古實物”和“歷史文獻”作為觀察、研究、揭示歷史與文化的兩類不同形態與內涵的資料，它們分別擁有自己的方法論、話語體系、學術功能和學術地位，彼此不可取代。但是，它們也都有自己的資料盲點和無法到達的時間和空間。比如，歷史文獻資料往往關注的是社會上層，特別是帝王將相，而疏于對下層社會史事的記述，而考古學發現的資料恰恰主要是勞動人民的創造成果；歷史文獻可能會記述城市特別是都城的內容，卻疏于對鄉村形態及其文化內涵的載錄，鄉村聚落考古和農業考古正可展現其長；而且，即使是城市的文獻資料，也無法呈現具體的空間規劃、建設材料和技術、建筑物或構筑物的尺度與形態、具體的物質生活與消費方式等內容，而這些正是考古學的重要工作目標。

其二，“考古實物”和“歷史文獻”就其觀察、研究、揭示歷史與文化的真相而言，可以也應該互相補充、互相深化、互相提升，以實現更高質量的學術目標。但是，在彼此結合的過程中，必須尊重各自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獨立性，否則容易出現“硬解”“錯配”等問題，反而損害了各自的科學性。以多年前發現的曹操墓為例，考古學家與一些歷史學家之間就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認識，或予肯定，或予否定，以致于社會上一般人對之是非難辨。再比如，南京大學鼓樓校區早年發現過一座東晉大墓，被考古學家認定為東晉早期某位皇帝的陵墓，通過墓葬發現地點、墓室建筑形制、隨葬品及其組合，我們可以觀察到東晉初年建康都城帝陵的陵區選擇、陵墓規制及其制度來源、隨葬品類型及其產地與文化象征意義、時代特征等。但我們還是要通過《后漢書》《三國志》《晉書》等歷史文獻了解東漢晚期、東晉初年帝王的時代背景及相關人物的各種政治活動、家庭生活、本人個性及生卒時間等，只有把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兩者結合，才可以大致對陵墓主人做出判斷。而且，特別要說明的是，不管是曹操墓還是東晉某帝陵，其考古出土的物質遺存都不能視之為他們個人的“文化”，而是一種時代的“文化”，因為無論是墓葬本身還是隨葬品，都不是墓主人自己創造的實物，而是那一時代的民眾所創造并為墓主人所占有的一種制度文化性建構。這正是考古學對歷史文獻做出的重要補充或者互證。事實上，人類社會中不同時間、空間及其生發的事物之間存在著多層且復雜的關聯性，即使是考古實物與文獻記載之間看上去沒有什么直接關系，但是只要深入研究，仍然可以找到它們之間或少或多地存在著的能夠互相解釋、深化、互補的關系，而這些正是學者們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和方向。

其三，歷史時期考古中經常會在遺址、墓葬、窖藏、烽燧、水井、灰坑等各種遺跡中出土帶有文字的遺物，如甲骨文、金文、簡牘、墓志、地券、磚銘、題刻、紙質文書等，從而形成“考古實物”與“歷史文獻”共生的現象，而且它們往往還會與傳世史料存在聯系，由此帶來十分重要的考古發現，這不僅能夠更為準確地認知實物資料，還會形成專門性的學術領域，如甲骨學、金文學、簡牘學、敦煌學、吐魯番學、墓志學等，這在考古史上不乏其例。

其四，“考古實物”和“歷史文獻”都可以實現“公眾化”，形成公共考古、公共史學等，但如果兩者結合，則可以使各自的解釋更加周全與生動。同時，它們還能一起創造出人類的另一個現代化成就—“博物館”和“文化遺產”體系，也創造出人類歷史和文化的新景象。實踐表現，在博物館或文化遺產的陳列、闡釋和價值的挖掘中，雖然“考古實物”會扮演主角，但離開“歷史文獻”的助力，許多關于實物涉及的歷史背景、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表述也是無法完成的。

總之，在歷史時期考古中，“考古實物”和“歷史文獻”的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相得益彰的關系，因為它們既是歷史運動的一體化產物，又是歷史場景的多樣性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