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遠古之文化》重要價值再認識

魏興濤 宋倩

仰韶村遺址的發現發掘與《中華遠古之文化》的發表

1914—1924年，瑞典籍學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受聘為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顧問，主要負責尋找鐵礦和煤礦，并著重于新生代地質學的研究，后來興趣逐漸轉移到古生物學和考古學方面。1918年安特生在河南省的一些地點考察，曾到澠池縣一帶調查古生物化石。1920年秋他又派采集員劉長山來河南進一步收集哺乳動物化石，同時搜尋石器及相關線索，此次采集、收購到600余件石器大多為磨制石器且主要來自澠池縣仰韶村附近。安特生見到運回的石器后，初步判斷仰韶村一帶很可能存在遠古人類生活遺跡。1921年4月安特生一行來到澠池，前往仰韶村進行詳細調查，其確信這里為一處重要的中國遠古時代文化遺址。為了進一步搞清遺址內涵和文化特征，認為極有必要進行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1921年秋在中國地質調查所領導的支持下，經農商部呈報北洋政府國務院的發掘申請獲得批文后，安特生帶領其在地質調查所的劉長山、陳德廣、白萬玉、姚某等五位中國助手，新聘技師袁復禮，以及加拿大人類學家步達生（Davidson Black）和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Otto Zdansky），對仰韶村遺址進行了正式發掘。10月27日開始，至12月1日，歷時35天。發掘所獲資料經過仔細整理研究，1922年1月安特生將其主要成果即《中華遠古之文化》主體部分在北京中外學者聯誼會（文友會）上演講，同年9月考古報告英文稿撰寫完成。1923年1月袁復禮在首刊的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1號）上發表《記新發現的石器時代文化》，簡略介紹本次發掘工作的發現和收獲，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史上的第一篇中文考古簡報。1923年10月安特生在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主辦的《地質匯報》第五號第一冊上正式發表《中華遠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并發行摘印本，報告仰韶村遺址發掘和研究成果。

安特生1902年畢業于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獲博士學位，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1906—1914年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1914年開始受聘為中國政府農商部礦政顧問，任職于中國近代成立最早、規模最大、最具國際聲譽的國立科研機構中國地質調查所（新中國建立后改組為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即現在的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前身之一），1920—1924年又兼任中國地質調查所地質礦產陳列館（中國地質博物館前身）館長。他1921年領導發掘了仰韶村遺址，1923年編著、發表《中華遠古之文化》，拉開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序幕，被譽為“仰韶文化之父”。1923—1924年他前往甘肅、青海地區進行考古調查，成果于1925年出版，即《甘肅考古記》（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1924年聘任期滿后他返回瑞典，1926—1939年任瑞典遠東古物館館長，直至退休。懷著對中國的深厚感情，他于1926、1937年再回中國訪問，與有關學者進行學術交流。1934年，他把在中國從事考古活動的經歷寫成《黃土的兒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后于1943、1947年又分別出版《中國史前史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e）、《河南史前遺址》（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等專著。

袁復禮（1893.12.31—1987.5.22），河北徐水人，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1921年入職為中國地質調查所技師，既是仰韶村遺址發掘的主要成員，承擔發掘、現場記錄、地形調查、測繪遺址圖、英語翻譯、協調處理發掘中遇到的糾紛等工作，又幫助安特生整理發掘資料，并于1923年1月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上刊發仰韶村遺址考古發掘簡報，尤其用中文節譯《中華遠古之文化》主要內容，實際上應是《中華遠古之文化》的第二作者。

《中華遠古之文化》的主要內容

《中華遠古之文化》由安特生撰寫英文，主要內容經袁復禮中文翻譯，分為英、中文兩部分。英文部分原文共68頁，另附圖版17張。其中正文分六個章節，章節無標題，計42頁。正文后為17張圖版的文字說明，計26頁。中文部分對六個章節正文內容歸納命名了標題，正文27頁，其后18頁為文后圖版的文字說明，共計45頁。中文為繁體字豎排?！吨腥A遠古之文化》是一部英文、中文或謂中英文雙語的考古發掘研究報告。

袁復禮對六個章節中文標題定名為（以下均引自重印版安特生著、袁復禮節譯：《中華遠古之文化》，文物出版社，2011年，中文為簡體字橫排）：“緒言”“中國器形之源流”“古代文化之遺址”“石器遺址之年代”“仰韶文化與中國人種之關系”“仰韶文化與古代外國文化之關系”。

在“緒言”中，安特生介紹他“在中國北方諸省調查地質上之第三紀第四紀地層”，兼及“遠古人跡之研究”，“今所發見最多、散布頗廣者，似當屬之新石器時代之末期”。他認為對遺址的調查采掘，地質學與考古學實際研究往往互相為用?！瓣P于方法者，如判別古代器物之新舊，文化發達之次第，為考古學之要事，皆不得不借助于地質學之測繪地形鑒定地層諸方法”。

“中國器形之源流”部分，考證中國古代長方刀、錛、戈三類器物的源流與發展，認為“中國金屬器物數種，如铚鐮、錛、戈等，或為近今物，或為銅器時代或鐵器初期時物。然重要之點在其形所自出之石器遠祖，皆可于中國北部土中得之，足為近今與遠古文化連接之實證”。

指出中國存在石器時代?！吧w吾人已發現規模宏大之遺址，所極力搜尋，從未得一金屬器。而所得者為石，為骨，為鹿角，為豬牙，為貝殼所制諸器，計百余種。布散于黃河流域河南一帶，有史以來即為中國人種發祥之地者也。所遺石器表明當時石器工業發達完善……此皆事實證明無可疑者”。

“古代文化之遺址”部分主要介紹對沙鍋屯洞穴和仰韶村遺址的發現和發掘過程及獲得的遺跡遺物信息。

（1）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安特生1921年在東北奉天一帶調查煤礦時發現。洞穴中古代器物甚多，且有人類骨骸。書中簡要交代了沙鍋屯洞穴周圍的地質環境和地貌，所出史前石器、骨器、陶器，尤其發現較多石瑗、貝瑗及“紅地黑花之陶器殘片”，認為“土壤中所得器物皆具‘新石器時代形態”。對比奉天與河南陶器，相同點較多，認為“奉天洞穴之文化當與河南大致同時”。

（2）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遺址。1920年采集員劉長山由仰韶村帶回石器數百件后，安特生預料此村附近當有石器時代遺址。1921年4月前往調查，在仰韶村南約二里處發現深溝，由溝北道旁見溝壁第三世紀紅土之上的灰土層內富含陶片，并發現遺址面積廣闊，遺物甚多，破碎陶器最為豐富，其中多有磨光彩陶?！笆悄昵锛境收堉袊疁试S復至澠池縣仰韶村采掘，蒙農商總次長及地質調查所所長極力贊許，河南省長官及澠池縣知事亦均盡力襄助”。

對仰韶村遺址范圍、周邊環境、地形地貌、水文等進行了考察。遺址甚廣，南北960米，東西480米，平均厚約3米。遺址及附近溝壑地形，均經袁復禮詳細測量，并按1：4000比例、5米等高線繪制地圖。得出“可知在石器古人時代其地當為一大村落無疑矣”的結論。除有臨時試探發掘外，采掘地點17個。觀察到“灰土層每作袋狀，包于紅土層上部，形如長筒，而上下直徑不一。計其直徑一·九至二·八公尺（按：米），深〇·五至一·五公尺。此種袋形層中，未曾發現骨骸，故不能指為墳墓。又中皆實以此址各處尋常所見之灰土，而所藏陶器及他器物又復極為破碎。推究其成因，在未經灰土淹沒之前，形狀頗似地穴?；蚣垂艜r石器時代人民所居之地穴”。認為其與歐洲曾發現的儲藏之用的窖穴遺跡相近，“歐洲古址尚有他種可與此仰韶穴室相比，即所謂窖穴者”。歐洲“發現之窖穴，曾經學者研究，皆以為地下收藏器物之所。據佛雷爾氏所述似兼作儲藏及住室二者之用”。因“吾人對于袋形層尚未得一充分了解”，“希望將來”“再為詳查”。

描述所采器物特征，“石斧極多，形式大小不一，無孔”，“更有石鑿，及如鑿刀之石斧如近世之錛者”，“據石器之大者觀之，如耨，如鋤，可知在該石器時代亦已有農業矣。更有石或泥燒制之圓錠，作紡織上合線底墜之用，紡織材料當出于植物，可知當時亦已有種植矣。又如陶器上之印文，有繩印或布印者，其繩印顯系苧麻所編之繩，亦可見其時已種苧麻。長方石刀碎片甚多，中有一完整者，只具一孔，為區域內所特見者。少數石杵，作磨搗之用”。還介紹扁平石環、石瑗、石鏃，少數精小縫紉之骨針，以及骨錐、鹿角斧（應為鋤）等。

將仰韶村遺址所出陶器暫分兩類，一類為“粗陶器，灰色上有印紋或刻紋。多系手制，工亦粗糙。但亦有經‘陶人之磨輪推圓者，薄而小，手工精細。手制之陶器，其制法多先由布或麻繩作模形，外敷以泥，然后燒之，故各器每有此印紋”。另一類“較前者精致，色多紅，因燒時火力強氧化所致。其上每有黑色或間有白色花樣者，面皆磋磨光平”。

“石器遺址之年代”部分，安特生認為該遺址“最重要之問題乃其年代”?！皬倪z址全部而論，似當為新石器時代之末期”，“可以約略推定仰韶時代”，“屬于石器及金屬器時代之過渡期”，“取本地之名而名之為仰韶文化時代。此時代之遺跡，河南他處亦有發現”。

“仰韶文化與中國人種之關系”部分，判定仰韶文化為“遠古之中華文化”?！白匝錾仄魑镄螤钣^之，則全似為漢族遺跡。推想此址歷史，當系一生聚已繁之村落，農業亦已甚發展者。所有獸骨盡屬豕類，亦有以豬骨作刀環玦者。察其種屬要當屬家畜之豬，而非野豕。今之漢族固仍以豬肉為食品大宗”。安特生寫到在仰韶村遺址采得陶尊，“與周代銅尊亦極相似”?！坝瓤白⒁庹邽橐环N三足器，足部為空袋式，每于仰韶灰土層發見之”，“與古物陳列所之周鬲足相近似……惟河南所得之瓦鬲，全部較高而細，并具一耳，余均與銅鬲逼似……更顯系為周鬲像形文字”。他提出兩種可能，“一，如以鬲足可表明時代為周，則仰韶石器當為周時雜處夷狄之遺跡。二，即仰韶石器為周代以前漢族之器物，其形狀至周時仍沿襲不變……如謂周時器形脫胎于石器，自更無不可”?！叭挥鄠€人意見，則以為仰韶文化之人種當為現代漢族之遠祖，或與漢族極近之一民族。換言之，據已發現之各器觀之，余以為仰韶遺址，實為未有文字記載以前漢族文化所遺留也”。

“仰韶文化與古代外國文化之關系”部分，安特生將仰韶文化制作精美的磨光彩陶器與意大利西西利島啟龍尼亞，東歐格雷西亞、脫里波留（現多譯作特里波列），中亞安諾（又譯作亞諾）等地彩陶對比，認為“器工花紋，皆有極似之點”，“河南與西方安諾、脫里波留及西西里曾有交通”，器物可能同出一源。就此問題向國外其他考古學家征詢，并羅列了英國郝伯森氏和德國施密特博士的答復觀點。安特生認可施密特的謹慎態度。仰韶村彩陶與安諾等近東和歐洲彩陶近似。而仰韶村陶器的年代“當在去今四五千年前之間，是即遠在巴比倫之后”，故提出中國彩陶可能是由西方傳入的假想，當然“欲完全解決此問題，為日尚遠”，認為要“繼續研究，方能定論”。

《中華遠古之文化》的重要意義

《中華遠古之文化》的主體是仰韶村遺址發掘（實為第一次發掘，此后1950年、1980—1981年、2020—2021年又進行了第二、三、四次發掘）的收獲和研究成果報告。通過重讀《中華遠古之文化》及查閱相關材料，我們再次認識到它的重要價值意義：

第一，仰韶村遺址的發掘得到了中國政府正式批準，安特生帶領當時中國最早科研機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五名中國助手與同事袁復禮，以及步達生、師丹斯基兩位外籍學者，是有計劃、有充分準備的一項系統性科學工作。盡管主持者安特生是瑞典籍學者，但其身份為中國政府雇員，是地質調查所的成員，他持有農商部“護照”要求地方當局接洽支持。師丹斯基等人當時也受聘于地質調查所。本次發掘和仰韶文化的發現是中國自己科學研究機構的工作（陳星燦：《中國現代考古學為何從1921年的仰韶村發掘算起》，《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叢書》序言，文物出版社，2021年）。發掘工作實屬政府行為并具團體考古發掘性質。

第二，田野考古學的主要方法之一地層學借鑒并來源于地質地層學，安特生原來就是著名地質學家，發掘主要人員袁復禮為留學歸國的地質學者，其他成員也多為地質工作者，因此發掘中充分運用地質地層學原理，將地層學引入中國考古學，科學屬性顯著。發掘的動因是旨在搞清楚這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內涵和文化特征，這次工作較成功地初步揭示了遺址的史前文化面貌，是中國第一次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正式考古發掘。

第三，采用開探溝的方法發掘，這至今仍是考古發掘的主要方法。袁復禮詳細測繪了仰韶村一帶地形及遺址范圍圖、局部地貌平剖面圖，其精準程度于今仍具有參考價值。發掘中自上而下按順序編層，記錄出土遺物的數量、種類和特征。發掘所用手鏟、毛刷、皮尺、卷尺等現在依然是考古發掘中的必用工具。

第四，按石、骨、陶等質地介紹出土器物，將陶器分為粗陶器等兩類，挑選標本描述、繪圖、拍照，將類型學運用于中國考古研究。安特生等人發掘期間還在澠池調查了幾處史前遺址，并開展小規模試掘。其研究工作包括考古調查發掘、整理資料、比較分析、編撰報告、論述認識、發表研究成果，基本涵蓋今天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的全過程。

第五，工作目標明確，即為了探索中國史前文化。經過發掘和研究系統提出“仰韶文化”，以及“仰韶文化時代”“仰韶時代”的概念，不僅確立了中國第一個史前文化—仰韶文化，還對此文化尤其是彩陶的分布范圍、來源等特別關注，引入了國際考古學術語，始創運用考古手段從實物資料方面發現、命名、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由首次發現且經過研究具有典型特征的小遺址命名考古學文化成為慣例。

第六，從1921年10—12月發掘，1922年1月安特生演講公布主要成果，9月完成報告撰稿，到1923年1月袁復禮刊發簡報，同年10月正式發表發掘研究報告，開創發掘后盡快整理出版考古報告的良好傳統。安特生將仰韶村及其后在甘肅、青海的發掘明確自稱為“考古工作”，并就仰韶村遺址出土器物、所屬文化及淵源征詢英、德等國考古學家的意見，修正自己的認識，其本人也開始被公認為考古學家。

第七，仰韶村遺址發掘與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震驚了當時的中國知識階層，并引起國外學者關注，成為20世紀初葉中國科學界的一項重要成就。其示范效應，旋即激發學術界將目光和精力投向廣闊田野，開辟了通過出土古代實物研究中國歷史的新方法、新思路與新的學術類別，對中國現代考古學技術、方法和理論體系的建立給予了啟發。

第八，注重運用多學科知識認識仰韶村遺址和史前遺存，開創以地形地貌的分析解釋考古學文化的環境考古學傳統；重視人骨、動物骨骼的鑒定和植物痕跡、陶土的分析，開創動植物考古、陶器分析等方面多學科研究的合作傳統；考證一些器物的源流與發展，開創以民俗學遺物印證史前文化的人類學傳統等，是考古學探究中國文化來源的開山代表之作。

第九，得到史學界、考古學界的高度評價。一些中國考古學史的論者，提出將1926年山西夏縣西陰遺址發掘和1928年開始的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發掘尤其是后者作為中國考古學的開端，而西陰與殷墟遺址發掘的主持者、中國考古界早期重要代表人物李濟，稱仰韶村遺址的發掘，“通過各種專業性和通俗性的報導，發掘成果得到廣泛傳播”，指出“這一劃時代的科學成果，標志著田野考古在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的中國的開始”（李濟：《安陽》，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李濟所謂專業性的報道，應主要是指《中華遠古之文化》的發表。

陳星燦先生曾充分肯定安特生對中國考古學做出的重要貢獻，認為他是中國史前考古學和現代田野考古學的開拓者，只是“由于時代認知及考古材料的有限性”，在書中提出彩陶西來的錯誤假說，“安特生是一個真正的”并且有“正直的高尚人格的學者”（陳星燦：《安特生與中國史前考古學的早期研究—為紀念仰韶文化發現七十周年而作》，《華夏考古》1991年第4期、1992年第1期）。

第十，除了將仰韶村遺址史前遺存命名為仰韶文化，還最早指出仰韶文化人種當為現代漢族的遠祖或與漢族極近之一民族，明確判定仰韶文化的性質為“中華遠古之文化”，強調仰韶文化的土著性和民族特點，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論調，實證了我國存在發達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對中國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和文化史等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

當然，由于材料和時代的局限性，書中也有一些不太妥帖甚至錯誤之處。首先，由于安特生采用的是當時國際通行的水平層位發掘法，因此未能區分出不同文化層及各遺跡間的早晚關系，將龍山文化遺物混淆到仰韶文化之中。這涉及黃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問題，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年代關系問題，要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三門峽廟底溝遺址的發掘（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里橋》，科學出版社，1959年）和對洛陽王灣遺址發掘資料深入研究（嚴文明：《從王灣看仰韶村》，《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本文后標明完成于1963年2月）后才最終解決。其次，書中遺跡及器物的描述過于簡略，如注意到“袋形窟穴”，卻未能按單位采集和敘述發掘情況，對發掘出土的遺物，雖談及質地、種類并注意到其功用，但缺乏對器物的具體信息，諸如數量、規格大小、形制特征等的系統描述。再者，當時國內豐富的史前遺址尚未被發現和發掘，囿于認知的局限，安特生在探討仰韶村遺址文化源流時將其與歐洲及西亞地區發現的史前彩陶文化對照，提出了錯誤的“中國彩陶西來說”，等等。

綜上所述，仰韶村遺址的發掘，所獲資料經詳細整理研究，發表了考古發掘研究報告，系統提出、確立中國第一支考古學文化，從此揭開了考古學探索中國史前文化、中華早期文明的精彩序幕。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李伯謙、王巍、陳星燦、李新偉等也都認為這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此后，涌現出一批批優秀考古工作者和史前文化研究者，出版了大量考古報告和研究論著論文，使得100年后的今天，仰韶文化研究成就卓著、碩果累累。安特生書中的內容和觀點盡管存在一些缺陷，但瑕不掩瑜，其貢獻遠大于不足。當我們發掘、研究、弘揚仰韶文化，便不能不想起承載仰韶村遺址第一次發掘成果的、在考古學史上擁有重要地位的、影響極為深遠的《中華遠古之文化》。

（作者魏興濤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宋倩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