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古學研究的角度來說,儀式行為的展示性及其為參與者或觀看者帶來的視覺體驗是最值得關注的。這些行為在考古學上的表征,既包括宏觀層面諸如地理景觀的構建、遺跡的設計和修筑(場景設置)等,也有諸如遺物形態、尺寸甚至顏色等微觀層面的內容。
—李默然
基于區域考古學文化的演進探討華夏文明的興起,一方面要以中原為視角,梳理中原地區從新石器時期中晚期以來到商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體系及其傳統的演變,主要關注本區域的文化內部發展的階段性;另一方面,還要超出中原視角,梳理中原與外部其他地區文化的交流和激蕩,關注中原文化的擴張和輻射力,明了中原文化與外部其他區域文化的強弱轉換態勢。
—牛世山
古代城市是考古學所研究的遺跡遺物中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內涵最復雜、面臨形勢最嚴峻的遺址類型。這就要求我們帶著宏大的眼光和視野不斷探索和總結能夠指導實際工作與綜合研究的工作方法和理論。例如如何通過中國古代都城探討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進程?中國古代城市空間的構成要素如何通過考古學發掘與研究進行歸納和總結?不注意理論與方法,僅僅把注意力局限于一些具體的遺跡現象,城址考古很容易陷入瑣碎,迷失方向。
—朱巖石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都邑、都城是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載體,是中國古代禮制的重要體現。與世界其他文明以金屬器、文字、城市為文明起源的主要標志有所不同,考古發現的禮器、禮制建筑遺址等反映社會禮儀的物化載體,可以作為中華文明起源更為獨特的認定標準。
—劉慶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