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詩歌隱喻詩學的系統探討與體系建構*
——評葉瓊瓊的《隱喻與中國現代詩歌研究》

劉雨晴

(武漢理工大學 法學與人文社會學院,武漢 430070)

在詩歌漫長的發展歷史中,隱喻對詩歌的變革和發展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葉瓊瓊的專著《隱喻與中國現代詩歌研究》連通語言學和詩學,從詞匯隱喻、結構隱喻、意象隱喻三個角度切入,論述了隱喻在中國現代詩歌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型過程中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探究了隱喻與中國現代詩歌形式建構的關系,并試圖建構中國新詩隱喻詩學理論體系。該著深化和拓展了新詩隱喻詩學研究,與《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詩歌》(王澤龍著)、《節奏與中國現代詩歌》(王雪松著)、《虛詞與中國現代詩歌》(錢韌韌著)、《人稱代詞與中國現代詩歌》(倪貝貝著)、《科學與中國現代詩歌》(金新利著)、《民間話語與中國現代詩歌》(劉繼林著)、《革命話語與中國新詩》(魏天真、魏天無著))等著作一起成為近年來新詩形式本體研究領域的突出成果之一。

一、 開闊的學術視野與獨到的概念闡釋

《隱喻與中國現代詩歌研究》一書把“隱喻”置于源遠流長的東西方隱喻研究史中進行研究,爬梳了東西方漫長的隱喻研究歷史和代表性的隱喻研究成果,深入各類關于隱喻研究的學術作品進行分析。在西方隱喻研究史中,亞里士多德從詞匯層面開創性地提出了隱喻的“比較和替換論”,雖具有天然的狹隘性,但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布萊克進一步發揮了瑞恰慈“隱喻中‘主旨’與‘載體’常因不對等產生‘張力’”[1]的觀點提出了“互動論”;萊考夫和約翰遜提出的“概念論”擺脫了修辭學的束縛,使得隱喻邁入了認知科學領域;?？履岚５摹案拍詈铣烧摗眲t更強調隱喻的獨創性、認知性以及交際雙方的互動性。上述學者們關于隱喻的系列研究成果,將隱喻研究由詞語層面逐漸推進到思維和認知層面,由修辭論上升到本體論,由微觀上升到宏觀層面,推動了西方學術界的“隱喻轉向”熱潮,讓隱喻研究走向綜合、多元和跨學科。該著還梳理了中國隱喻研究史,指出我國本土隱喻研究滲透于古典美學、詩學、倫理哲學等多個領域,具有“比”“興”等獨特范疇與意蘊,形成了政治隱喻與審美隱喻兩大傳統。先秦草創期著重從哲學認知層面研究隱喻,實踐“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原則,奠定了后世中國隱喻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發展方向;早期儒家開創詩歌“諷譬”“刺美”“微言大義”的政治隱喻修辭傳統;兩漢魏晉時期政治修辭功能被淡化,審美修辭功能被強化,出現“風骨、氣韻”說,唐宋明清時期將之發展為“性靈說”“神韻說”“境界說”等。從20世紀初到80年代,中國現代詩歌隱喻研究既關注本土資源,從比興、隱、象等角度研討隱喻問題,又通過與西方隱喻研究的比較、互證,推動中國詩歌隱喻研究向現代轉型,代表人物有朱光潛、聞一多、陳望道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著重用西方隱喻理論整合本土隱喻藝術資源,并企圖在西方隱喻研究范式和中國傳統隱喻研究之間找到一條融通之路[2]。90年代以來學者耿占春、季廣茂、張沛、陳慶勛等從語言學、詩學、哲學、文學等多維角度評述西方隱喻理論,論述詩歌隱喻特征,對隱喻下了頗有見地的定義。這幾位學者的研究關注點雖有差別,但是都推進了詩歌隱喻研究從認識論到本體論的深化。隱喻研究的深入也推動了人們對隱喻與詩歌關系認識的深化。

路易斯認為“隱喻是詩歌的生命原則,是詩人的主要文本和榮耀?！盵3]中國詩歌由古典形態走向現代的過程中離不開隱喻的根本性作用,深入研究詩歌中的隱喻有利于豐富詩歌理論,加速詩歌的現代化進程?！峨[喻與中國現代詩歌研究》從隱喻視角切入現代詩歌演變歷史,不僅可以深入洞察詩人的詩歌創作理念和風格,而且可以觸達“隱喻詩學”演變融合的關鍵節點。

概念的厘清是展開研究的前提。在隱喻研究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隱喻的定義眾說紛紜,諸多定義都具有“局部真理”的特征。葉瓊瓊綜合東西方研究成果,辨析、總結代表性文獻,抽絲剝繭,結合詩歌特質,從認知、思維等角度對隱喻進行創造性定義:“隱喻是在不同的事物、思想、感情之間發現、創造聯系,并在這個建立聯系的過程中認識世界,激發情感,創造新的意義,開拓新的審美空間,創造新的言說方式和抒情方式的過程,是一種心理活動、精神活動與言語活動?！盵4]6這一定義是作者通過對中國現代詩歌詩形、詩思、詩質的隱喻特性分析,從本體藝術形式的角度系統地總結了現代漢語詩歌隱喻形態、特征與功能等。這一定義具有四大特點:其一,它從思維和認知的層面出發考察了隱喻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現代詩歌特別注重把看似不相關、沒有可比性的事物聯系在一起,激發情感,引發聯想,創造意義,并投射創作者的主觀意識。這種強隱喻帶有鮮明的個人情感、性格和思維特色,具有文學創作中的獨創性和新穎性。其二,它強調了隱喻在詩歌中的建構作用。隱喻作為一種思維過程,可以將零散的材料通過創作主體的意愿和情感投射,融合成為一個新的有機整體。其三,它強調了隱喻作為一種新的言說方式,可以創造詞語之間新的聯系、新的詞匯組合方式和新的言說方式,甚至可以影響抒情風格和審美風尚,對詩歌的詞匯、意象、結構等方面具有強大的革新能力。其四,就隱喻的存在方式而言,它是多樣且靈活的,不受限于特定的語法形式,能夠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如詞語、意象、句子和篇章結構[4]7。該定義對于現代隱喻的特點、功能和機制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闡述,展現了現代隱喻的多樣性和創造性。

總的來說,該著通過梳理中西隱喻研究史,比較現代漢語詩歌隱喻與中國古代詩歌隱喻、外國詩歌隱喻的聯系與區別,勾勒中國現代詩歌如何融合東西方詩歌隱喻藝術,從古典隱喻走向現代隱喻的軌跡,在隱喻詩學理論與創作規律的總結中,進一步建構、完善現代隱喻詩學,為中國現代詩學的理論創建探尋新的方法與路徑,由此為現代詩歌隱喻研究走向歷史新高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二、 “體系化”“立體化”的隱喻研究

《隱喻與中國現代詩歌研究》打通語言學、詩學與傳播學等領域,多角度切入隱喻分析,深入透視隱喻的本體性特征,使中國現代詩歌隱喻研究由個體走向整體,由局部走向全面,為考察中國當代詩歌發展與實踐提供了多元視角的參考。作者從意象、詞匯和結構三個角度切入并展開深入分析,為中國現代詩歌的隱喻研究提供了較新的思路。

意象隱喻方面,作者研究了徐志摩詩歌的“水”意象,“動物”意象,戴望舒詩歌中的“夜”意象,穆旦詩歌中的“春”意象、宗教意象和艾青詩歌中的“太陽”意象等。意象是詩歌的靈魂與核心單位,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意象,一個詩人的詩作中常常反復出現最能體現詩人個性與情感的同一個或同一類意象?，F代詩歌區別于傳統詩歌的一個標志就是采用了不同的意象體系,而同一個意象中的隱喻內涵是流動的,變化的。穆旦早期的“春”充滿古典韻味,青春期的“春”充滿現代矛盾與沖突,晚年的“春”是蘊含著哲理和智慧的凄涼幻滅;徐志摩詩中動物意象的內涵則呈現出這樣的變化軌跡:從自在的生命情態到人性的暴虐和低賤,再到理想破碎的失意;戴望舒詩中的“夜”隱喻內涵則經歷了從古典沉思之夜到抑郁吞噬之夜再到溫柔情欲之夜的流變;艾青詩中的“太陽”意象在20世紀30年代蘊含了對西方文明的復雜情感,到20世紀30-40年代充滿強烈的愛國情感,20世紀70年代后則呈現“人本”傾向。中國傳統詩歌中的隱喻意象經過詩人們的“祛魅”和“賦魅”后,得到富含詩人個人特質和時代經驗的全新內涵,完成了對中國現代詩歌意象隱喻體系的更新,使得中國現代詩歌源于傳統,又超越傳統,借鑒西方,又區別于西方,展現了全新的時代特色與現代中國特色。

詞匯隱喻方面,作者重點分析了穆旦詩歌中的新生和身體詞匯、戴望舒詩歌中的“青”以及聞一多詩歌中的“紅”與“黑”。穆旦詩歌的詞匯隱喻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個人特質,充滿現代生活氣息。其新生詞匯隱喻大量采用“非傳統詩意的新生詞匯創造詩意”,具有“喜新厭舊”的特色;穆旦用身體詞匯隱喻呈現外界對個體的擠壓,表現靈魂的復雜矛盾和痛苦分裂,強調對人感性生命力的關注;戴望舒筆下“青”具有三重內涵:一是悲喜交織、苦樂相融、患得患失的愛情體驗;二是對永恒精神家園的向往與追求,但求之不得的悵惘與蒼涼;三是對祖國和民族光明前途的樂觀肯定與由衷贊美。聞一多詩中的“紅”一是表現了對生命和人間真情的熱愛與珍視,二是對祖國深深的熱愛、眷戀之情與奉獻精神;聞一多詩中的“黑”一是描繪了黑暗社會現狀的“家國之愁”,二是體現了詩人在與社會黑暗現狀斗爭中產生的孤獨意識。詩人筆下核心意象的多重內涵既是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傳承,又是對西方理論的本土化創新,塑造了現代人的心靈構形和情感結構,推出新的感受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賦予中國新詩以“現代”詩質,也完成了現代漢語詞匯的更新。

結構隱喻方面,作者重點分析了李金發詩歌的意識流結構、郭沫若詩歌神話原型結構以及穆旦詩歌的戲劇性結構、平行結構、拼貼式結構和原型結構四類結構。作者指出穆旦可謂中國現代派詩人中重新發現并充分運用隱喻的杰出代表,他的隱喻思維與隱喻結構呈現出與傳統詩歌語言迥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審美趣味,在本質上實現了中國新詩的現代性轉換。結構隱喻是李金發詩歌融匯中西傳統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其詩歌異軍突起、別具一格的原因之一,它為中國新詩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郭沫若神話原型結構具有辯證發展、矛盾斗爭和時代特點,是其極具想象力和豪邁灑脫個性特質與宏大神話傳說結合的成果,體現了其中國現代詩歌創作先行者的地位。聞一多的主題隱喻結構、雙層隱喻結構和圖象式隱喻結構則體現了現代隱喻的靈活性、開闊性和包容性,他將面對文化沖突、理想與現實、守成與創新矛盾所產生的復雜情愫,隱藏在其精心設計的隱喻結構中,在吸收傳統詩歌“均齊”的美感特點,借鑒西方詩歌的排列方式和用韻特點的基礎上,聞一多打造出20世紀極具個人辨識度的詩歌。

現代隱喻打破傳統詩歌嚴謹的結構形式,打破同一文本中文體、語言、風格的統一性,給詩歌結構帶來了極大的自由性。得益于隱喻的互動性和自我革新機制,中國新詩結構創意迭出并保持蓬勃生命力,為中國現代詩歌的思維方式和聯系機制的更新提供了強大助力。正如葉瓊瓊所強調的,“現代隱喻新的詞匯體系、意象體系、思維方式及聯系機制給現代人提供了觀察和認知世界的新途徑和新角度,提供了新的理解和表達情感方式?！盵4]15

值得注意的是,葉瓊瓊對其研究對象非?？陀^慎重,對于穆旦詩歌中有關西方詩歌的創作技巧思維和中國傳統詩歌的融合實踐,其既看到了這種融合所帶來的穆旦隱喻意象的“驚人離奇、新鮮”與隱喻內涵的“驚人準確和豐富”[5],也指出穆旦在中西融合過程中也存在隔膜、生硬之處。這種不偏不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辯證考察方式,有效規避了對穆旦詩歌研究過分認同的遮蔽和片面。

三、 詩歌“隱喻”研究方法的創新

《隱喻與中國現代詩歌研究》的可取之處還在于其新穎、獨特的研究方法。

首先,該著采用具極啟發性和推廣性的認知語言學的語義分析法,對隱喻義進行“微雕”般的條分縷析,從中找到各種內涵不同的特質,為其內涵的傳統性和現代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正如書中所說,“核心意象是詩人思維與情感的結晶,是通向詩人復雜心靈世界的蹊徑,是解讀詩歌的可靠鑰匙”[4]3。葉瓊瓊深入穆旦詩歌中的核心隱喻“春”進行抽絲剝繭般的分析,厘清穆旦詩歌的詩意內核,指出穆旦詩歌中作為意象隱喻的“春”兼具繼承性、偏離性和創新性。葉瓊瓊通過對詩歌進行語義分析,找到了詩中所蘊含的古典文學血脈:如《我看》《一個老木匠》等詩中的“春”蘊含了天人合一的哲學觀、節序如流的時間觀,以及“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審美觀。穆旦《春》(1942)則意味著他對“性”意識進行了極具現代意味的改寫[6]。詩中“春”意象中的情欲不甘于封建倫理道德和其他一切阻礙生命力噴發因素的束縛,噴薄而出。這股情欲飽含著強大的破壞力和創造力,這是接受了西方外來文化(尤其是現代主義思想)和時代思潮之后的質的蛻變。與傳統隱喻義相比較,穆旦的“春”想落天外,它是“綠色火焰”,“美麗的欲望”,也是“泥土做成的鳥的歌”“在痛苦中等待重新組合的光影聲色”,還是“寒冷的石城”。這一系列具有緊張性、對抗性,以及不穩定性的喻體,源于穆旦基于現代隱喻獨特的思維方式對傳統隱喻的繼承、偏離和創新。所以,穆旦的春既是“肉欲”的又是“精神”的,既是個體的又是時代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獨特的又是普遍的。穆旦用隱喻思維創造出經典之春,永恒之春[6]。

其次是采用了數據統計法,對詩歌中隱喻的各種藝術表現進行分析統計,使論文的評論建立在科學統計的基礎上,避免過于主觀的闡釋,評論觀點更令人信服。在對戴望舒的“夜”隱喻意象進行研究時,葉瓊瓊使用數據統計法對其近百首詩歌進行分析統計,找出蘊含時間意象的47首詩歌,通過將“夜”意象與詩歌中運用了165次的時間意象進行對比,發覺詩人使用“夜”意象70次,占比42%,其中使用直接意象27次,間接意象29次。從縱向維度來看,在1926—1937年間,戴望舒創作詩歌中共有22首使用了“夜”意象。作者對《殘花的淚》《憂郁》《凝淚出門》《流浪人的夜歌》《致螢火》《三頂禮》《夜是》《燈》和《不寐》等詩歌進行細致的詞匯和語句分析后,總結了戴望舒詩歌中“夜”的四重意蘊:一是沉思、憂愁的“夜”,保留著古典意蘊;二是絕望抑郁的吞噬之夜;三是沉靜溫柔的“夜”,是詩人心靈的庇護所;四是暗含男女情欲的“夜”。從古典的沉思之夜到抑郁的吞噬之夜,從庇護心靈的溫柔之夜到暗含情欲的曖昧之夜,戴望舒將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性格情感熔鑄到對“夜”這一隱喻意象的創造之中,打造出具有強烈個人特色的戴氏詩學意象體系。由此,作者水到渠成地指出:“戴望舒詩歌中獨特經典的‘夜’意象,豐富了中國新詩的時間意象體系,推動了新詩的現代化發展?！盵4]128

數據統計法的使用是現代研究的一大進步和必然趨勢。數據統計法有著量化、精確化的優點?！峨[喻與中國現代詩歌研究》采用此方法進行隱喻研究,能有效避免主觀定論以及模糊表達,使量化指標的表述精確而可信?！峨[喻與中國現代詩歌研究》的作者也充分考量到數據統計法耗時耗力的局限性,在切實分析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礎上,努力提高自身專業水平,嚴格貫徹窮盡性原則使數據統計法得到正確有效的使用。

最后是采用了縱橫分析比較法,從歷時性與共時性中建構起現代詩歌隱喻研究的體系,使之成為各種隱喻理論和實踐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共時性上,作者從現代詩歌隱喻的三大組成部分——意象隱喻、詞匯隱喻和結構隱喻等方面來探討中國現代詩歌的隱喻原理。在歷時性上,作者又著眼于中國現代詩歌歷史上代表性的隱喻詩學理論和創作實踐,對不同詩人的詩歌中代表性隱喻進行梳理總結。與此同時,作者還創造性地援引傳播學的符號理論和相關概念并使用語言學中數據分析法等方法,嘗試突破以往隱喻研究的局限,構建全方位、立體化的學術研究體系,找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新的學術增長點。

如在探討徐志摩詩歌中動物意象的兩大隱喻特征——單純信仰和自由性靈之源頭時,作者將縱橫分析法運用其中,總結出兩大原因:從縱向來看,江南文人延續了“魏晉風度”“江左風流”以來交游唱和、恣意灑脫的反叛氣質,宋代自由的社會環境和商品經濟所衍生的風流不羈的性情和開放多元的氛圍深刻影響了徐志摩的詩學理論和實踐;從橫向來看,徐志摩英美留學背景和海外留學經驗,使得他擁有開闊的視野,崇尚西方的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的人生信仰,希望為中國尋找一條光明的道路。通過縱橫分析法的運用,不難發現,在對詩歌隱喻藝術的探索中,徐志摩進一步認清了自我與世界的關系,在詩歌多聲部的旋律中,尋求現實與理想夾縫中的生活方向,由此完成了“徐志摩特色”的建構。

語義分析法、數據統計法以及縱橫分析法既讓《隱喻與中國現代詩歌研究》打通了語言學、詩學、傳播學等不同的學術范疇,又讓該著呈現出嚴謹、客觀、邏輯性強、踏實細密的文風,還讓該著的觀點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總的來說,從“隱喻”角度切入中國現代詩歌研究具有較強的學術遠見和創新意識,使得中國現代詩歌隱喻研究由分散走向系統,對現代隱喻詩學的系統性理論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隱喻的嬗變中,我們可以清楚洞悉詩歌思維、想象和感覺的現代化轉向,可以清晰勾勒出中國現代詩歌既植根傳統,同時又偏離傳統、創新傳統,從而實現了中國詩歌現代性蛻變的軌跡。葉瓊瓊的專著《隱喻與中國現代詩歌研究》與文初所述的七本專著共同搭建了一個“具有本土性的現代詩學概念話語體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