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中的女性參與研究
——基于皖北S縣村嫂理事會的運作實踐

杜春林 程莉祺

河海大學，江蘇 南京 211100

一、問題的提出

在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過程中，每一位婦女都有人生出彩和夢想成真的機會[1]。黨的二十大報告第三次寫入“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彰顯了一以貫之的政治主張和價值追求，為實現女性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權利、平等參與經濟社會發展、平等享有改革發展成果提供保證。一定程度上，女性的地位體現著一個國家的文明與進步程度。然而，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對女性參與生產和社區管理工作往往缺乏重視[2]。相較于男性而言，受傳統思想影響，女性群體對參與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意愿較低，也缺乏參與機會與空間。不過，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女性參與鄉村治理的主體意識和能力不斷增強。在男性勞動力大量外流的地區，女性成為家庭及鄉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鄉風文明建設、基層矛盾化解、環境綜合治理等領域具有顯著的性別優勢，擅長解決矛盾和協調關系，從而促進鄉村社會穩定發展。因此，鄉村治理中的女性參與備受學術界關注，目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主要基于兩種代表性視角。

一是制度性參與視角。為維護農村女性在鄉村治理中的地位，發揮其參與鄉村治理的作用，國家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規定村委會中應當有女性成員，村民代表會議中女性應占三分之一以上[3]。有學者提出，在鄉村治理中，婦聯組織既為女性發展提供來自國家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也鼓勵女性服務于國家和社會發展[4]。農村女性已從“局內的局外人”的“她者生存”狀態，向“作為主體的局內人”的“主體存在”的生活方式轉變[5]。不僅如此，基層婦聯組織通過建立婦女小組創新工作模式，助力女性增權[6]。二是非制度性參與視角。女性參與鄉村治理的優勢突出表現為親和力與協調能力較強、忍耐力與責任感較高、善于共情及采用剛柔相濟的方式，與部分傳統思想中將女性的這一感性特征視為缺陷不同，其在處理公共事務中具有重要作用[7]。在鄉村治理中，通過女性自發形成的民間組織，讓村民愿意積極聊村事、熱心提建議，可以提升村民對村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創新柔性治理方法，推進鄉村有效治理[8]。女性通過情治整合情感資源，可以促進政府與民眾的相互理解、信任和認同，有助于在國家與民眾之間建立起良性互動關系[9]。

女性如何形成有組織、有目標的基層自治組織參與鄉村治理？如何發揮基層社會組織優勢？女性參與鄉村治理在實踐層面具有哪些創新之處？2021 年12 月以來，筆者及研究團隊兩次赴S 縣對村嫂理事會的運行情況展開調查和訪談。S縣村嫂理事會實踐獲得了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以及人民網等媒體的廣泛關注，《中國婦女報》曾以大篇幅報道推廣“村嫂”參與鄉村治理的S 縣實踐經驗，使之成為全國學習借鑒的標桿[10]?；谝延醒芯砍晒罢{研結果，本文嘗試對上述問題展開回應，探討治理現代化轉型背景下女性如何參與鄉村治理。

二、村嫂理事會的生發機制

農村留守婦女是鄉村治理實踐和推動鄉村振興的中堅力量。女性與情感勞動具有天然的連接性，其所具備的共情、細心、暖心、耐心、熱心等因素發揮著柔性治理作用，有助于提升社區滿意度、歸屬感、凝聚力與參與度，以情感互動為主要方式的柔性治理更適合模糊性的社區場景，更利于建設有溫度的社區共同體[11]。農村留守婦女參與鄉村治理實踐的靈活性、非制度化和共情化等特征，為創新鄉村治理提供了實踐參考。本文以皖北S縣村嫂理事會為例，圍繞村嫂理事會參與鄉村治理的來源、運作和應用問題展開，依據遞進式研究思路建構“生發機制—運作實踐—實踐效果”的邏輯框架，對村嫂理事會的生發機制、運行邏輯及其治理成效進行剖析。

（一）S縣村嫂理事會概述

S縣作為典型的勞務輸出大縣，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農村空心化問題日益突出，由此也衍生出村莊人居環境綜合整治、鄉風文明建設、安全隱患排查以及基層矛盾化解等方面的治理問題。因此，S 縣縣委、縣政府、縣婦聯等相關單位多次深入調研，發現鄉村“三留守”群體中，30～50 歲的女性中不乏具有初中以上學歷且熱心村莊事務者，她們的民主意識、自主意識、維權意識、參與意識較強，但缺乏參與村莊事務的平臺。S縣經過反復討論和多方求證，作出了盤活女性這一鄉村治理資源的決定，利用她們人熟、地熟、事熟的優勢，彌補鄉村治理資源不足，以打通服務群眾的“最后一米”，暢通村莊治理微循環。為此，S 縣結合當地實際創新農村女性工作方式，于2020 年6 月開始推動村嫂理事會組織工作，從試點探索再到完善提升、全縣推廣，先后在全縣設立了村嫂理事會379個，形成了一支以418名黨員干部為骨干、4 322名女性為成員的工作隊伍。

村嫂理事會從成立到運行，逐步建立了合理的組織結構，明確了組織宗旨與職責，規范了組織章程與制度，制度化與規范化水平不斷提升。村嫂理事會主要依托政策法規宣傳員、村居環境監督員、鄉風文明引領員、矛盾糾紛調解員、村居治理信息員和扶弱濟困服務員發揮作用。村嫂理事會會員實行劃片包干，通過網格化管理有效補充了基層社會治理力量。通過發揮“村嫂”親情、鄉情、鄰情等優勢，村嫂理事會在政策宣傳、村莊環境衛生整治、移風易俗、家庭關愛、安全隱患排查和社會監督等領域發揮積極作用。S 縣村嫂理事會成立至今，成功調解矛盾糾紛上千件，上報消除各類隱患問題五千多個，成功引導紅事緩辦、新事新辦、白事簡辦數千件次，扶弱濟困案例更是不計其數。

在社會建設和公共服務中，僅靠政府主導遠遠不夠，還需要社會公眾參與，正如賀雪峰、仝志輝指出，村莊秩序的生成具有行政嵌入和村莊內生的二元性[12]。外嵌為內生創造環境，內生是外嵌的現實需要，這也決定了女性參與鄉村治理需要政府、社會、鄉村組織等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動。S縣村嫂理事會的生發機制是國家治理的政策嵌入和鄉村治理的需求內生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將國家剛性政策與鄉村治理實際密切相連的柔性化組織。

（二）行政嵌入：國家治理的政策嵌入

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婦女事業發展，注重依法保障婦女權益，形成了以《憲法》為基礎，以《婦女權益保障法》為主體，包括100 多部單行法律法規在內的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自上而下的政策嵌入是國家實現社會治理的有效途徑，對于發揮女性在鄉村治理中的先天優勢具有重要作用。在現實層面，婦女的組織與動員往往需要外部推動[13]，基于國家高度重視女性事業以及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政策導向和時代背景，女性逐漸成為新興鄉村治理主體，這有助于激發基層治理活力并實現治理成效。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政府部門充分認識到發展婦女事業、做好婦女工作的重大意義，頒發了一系列關于婦女事業、鄉村振興和基層治理的政策法規。2020年初，S縣在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同全國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和十九屆四中、五中全會精神的基礎上，通過深度調研和反復論證，認識到女性在鄉村治理中的優勢及重要作用：一方面，女性治理優勢主要體現在女性的關懷倫理和傳統的勞動性別分工等方面。女性的關懷倫理使其在鄉村治理中，更善于調解家庭矛盾、鄰里糾紛等。另一方面，女性參與有助于推動家庭家教家風在鄉村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將建設好家庭、實施好家教、弘揚好家風納入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以及基層社會治理評價考核內容，有助于將家庭文明建設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基層社會治理的治理效能，實現婦女發展與社會治理進步的雙贏?；谵r村女性群體規模龐大但組織化程度偏低、存在感不強這一縣域實際情況，S縣成立了三級村嫂理事會，為農村女性參與鄉村事務提供平臺，發揮農村女性在推動社會建設、解決社會問題、加強社會保障以及促進社會公平等方面的作用，符合自上而下高度重視婦女事業發展的政策邏輯。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夯實基層社會治理基礎，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實現鄉村治理能力提升和鄉村振興的有效途徑。相較于自治和法治，德治更多地表現為柔性治理，是實現“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的有效輔助。正如S縣婦聯主席KLL介紹，天價彩禮、薄養厚葬、亂扔亂放等不良風俗和陳規陋習難以通過相關法律規章和村民自覺糾正，在村嫂理事會的作用下，村規民約運行得更順暢，S縣呈現出移風易俗和社會治理的良好局面。在當前鄉村治理體系中，自治和法治依托于相應規章制度逐步推進，而德治作為村嫂理事會的主要治理手段在自上而下政策嵌入背景下也被基層政府高度重視，尤其是在現代文明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的鄉村文化體系受到沖擊[14]。開展德治工作可以幫助鄉村形成符合發展訴求的道德約束體系，借助文化感召使行動者進行自我約束，進而為自治和法治工作的開展創造便利條件，有助于自治和法治思維潛移默化地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和鄉村治理過程，為鄉村建設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三）村莊內生：鄉村治理的需求內生

從鄉村治理內在情境來看，鄉村治理主體的缺失以及公眾參與不足，不僅使政策執行出現“最后一米”難題，還導致公眾需求表達通道不暢以及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與公眾需求之間出現脫節現象[15]。就S縣而言，大規模的勞務輸出、村民需求表達缺失以及鄉村治理松散化成為探索鄉村治理轉型的內生動力。

首先，勞務輸出大縣的空心化。勞務輸出是S縣的支柱產業，但也不可避免地導致鄉村人口結構失衡，村莊空心化現象日益加劇，鄉村治理主體缺失。S 縣《2021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該縣戶籍人口近180 萬人，超過1/3 的勞動力常年外出務工，且多為青壯年男性，兒童、老人及婦女留守鄉村。在這支龐大的留守隊伍里潛伏著隱患，兒童正處于人生發展的關鍵時期，需要足夠的關愛和正確的引導；老人因家庭勞動力流出被迫成為農業生產的重要力量；婦女除肩負照顧孩子和贍養老人的重擔外，還需要承擔耕種等農務。村嫂理事會的成立不僅有助于釋放農村婦女壓力、提高其存在感、價值感和獲得感，還有效補充了基層社會治理力量，填補了村委會行政化管理手段下無法深層次、柔和式觸及的服務盲點，且能將外生“硬制度”轉化為內生“軟治理”。筆者在S 縣的村莊調研中觀察到有大批農房閑置，這些閑置農房的主人主要是搬遷到城里居住的農戶和常年在外務工、經商且基本不回村居住的農戶。該村GP 村村主任表示，該村近4/5 的青壯年男性外出務工，剩下兒童、老人及婦女留守鄉村。

其次，村民話語權缺失。主體意識及表達能力欠缺、“代言人”以及對話平臺缺位等因素導致村民話語權缺失。從S縣治理現狀來看，未成年人和老人在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缺乏參與能力，尤其是其對國家各項惠民政策所知甚少，很難真實客觀地表達自身利益訴求。而有效的鄉村治理以各利益方平等協商、互惠互利為基礎，這要求村民有充足的話語權?？陀^上，在S縣大量青壯年男性勞動力外出務工背景下，農村留守女性成為鄉村治理重要力量；主觀上，不少留守女性對社會舞臺充滿熱情且具備一定能力，愿意主動參與鄉村治理，以期實現自我價值。村嫂理事會源于村民，其利益訴求與村民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村民利益，這也為村嫂理事會工作開展奠定了基礎。村嫂理事會作為非正式治理組織，是村委會治村的一種補充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暢通了自下而上的公眾話語表達渠道。

最后，村民間關系的原子化。在鄉村場域中，原子化主要是指個人之間聯系的弱化、個人與公共世界的疏離。由于鄉村治理主體能力缺失和話語表達能力有限，村民逐漸對鄉村公共事務喪失參與熱情，村民之間關系也逐漸向原子化方向發展，導致村民與村委會之間越來越疏遠，村莊內部治理能力低下，以至于外部介入資源匱乏、集體意識與公共精神衰落。不僅如此，由于人口外流和老齡化，村莊除老年協會之外，缺少其他活躍的社會組織，無法實現社會的再組織化[16]。原子化村莊迫切需要在內部形成新型社會組織，而女性與村民關系密切，逐漸成為構建與維持村莊親緣關系的重要主體。作為鄉村治理的內生動力，村嫂理事會有助于克服當前村民之間關系的原子化問題，并有組織地以一種柔性力量參與村莊治理，逐漸發展成為聯系村莊治理主體間的紐帶。GP 村村嫂理事會會長認為，自己當選的原因是跟村民比較熟悉，“碰到的（村民）都能聊幾句，和什么年紀的人都聊得來”。

三、村嫂理事會參與鄉村治理的運作實踐

村民自治制度作為鄉村治理的正式制度不是鄉村治理實踐的全部，其不僅為鄉村治理的非正式制度運行留有足夠空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依賴非正式制度的邏輯[17]。S縣村嫂理事會通過自身角色定位實現了村莊治理資源的整合聯動，形成組織建設的規范運作、職能明確的實踐范疇，以情動人地融入熟人社會。

（一）規范運作：村嫂理事會的組織建設

一是各級政府指導，村嫂理事會對村“兩委”的輔助作用凸顯。村嫂理事會的職能定位是堅持黨組織領導、婦女聯合會指導、依照民政注冊程序登記備案的基層社會組織，是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聯系服務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在縣級層面，S縣成立村嫂理事會工作領導小組，其成員包括財政局、宣傳部、民政局、農業農村局、婦聯等14 家單位的負責人和各鄉鎮黨委書記。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村嫂理事會的運行依托于各級政府部門和組織，而村嫂理事會政策法規宣傳員、村居環境監督員、鄉風文明引領員、矛盾糾紛調解員、村居治理信息員和扶弱濟困服務員的“六員”職責設置也與主要部門的職能密切相連。通過組織建設明確了縣鄉村三級村嫂理事會組織架構、人員選配辦法和準則、學習培訓制度。在村級層面，村嫂理事會積極協助村“兩委”圍繞鄉村振興總目標，修訂、完善村規民約，廣泛搭建自治平臺，鼓勵“自下而上”的參與，促進家庭和睦、鄰里團結、老有所養、幼有所教、貧有所依、難有所助。

二是出臺規章制度，推動運行的規范化和制度化。村嫂理事會運行離不開制度規范和政策引導，S 縣村嫂理事會按照民政注冊程序取得社會團體法人登記證書，定性為非營利性基層社會組織，通過制定《村嫂理事會章程》實現定人、定崗和定責，構建起規范治理格局。在后備人才隊伍培育和建設方面，建立健全《村嫂日常管理制度》和《村嫂理事會工作調度評議辦法》等，成員通過個人自薦、群眾推薦、村級黨組織推薦、村民代表大會推選等方式產生，并召開成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會長、副會長、理事，縣級每年表彰100 個村嫂理事會、100 名優秀會長、500 名典型，給予物質和精神獎勵。此外，通過民主選舉將部分優秀“村嫂”納入村“兩委”隊伍或后備隊伍行列。

（二）職能明確：村嫂理事會的實踐范疇

依照《村嫂理事會章程》明確的“六員”職責范圍，S 縣村嫂理事會圍繞鄉村振興戰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囊髤⑴c鄉村治理（見圖1）。

圖1 S縣村嫂理事會的鄉村治理實踐范疇

一方面，村嫂理事會是鄉村治理的參謀助手。村嫂理事會身處熟人社會中，“村嫂”們發揮自身柔性優勢，尤其在調解矛盾糾紛、引領鄉風文明、扶弱濟困、動員村民參與等方面，提高了鄉村治理效率。在推動鄉村產業發展方面，GP村村嫂理事會積極參與謀劃。調研發現，QC合作社種植的泰國美艷辣椒發展前景較好，在廣泛宣傳產業調整基礎上，聯合鎮農經站引入優質合作社種植項目，特邀合作社社長講解品質辣椒種植知識，引導“村嫂”帶頭進行產業富民，推動全鎮開展產業調整。村嫂理事會還聚焦訂單農業，聯系種植大戶，約定QC 合作社為種植農戶低價提供種苗、免費提供管理技術，并簽訂收購合同，為種植農戶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村嫂理事會充當了“雙重代理人”角色。村嫂理事會作為村民利益和政策宣傳的“代理人”，逐漸成為基層政府和村民之間的溝通橋梁，以鄉音俚語方式宣傳黨的政策，同時創建村民反映問題、參與黨務村務的制度化渠道，使政府與村民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關系。村嫂理事會以服務群眾為組織宗旨，不斷回應村民訴求并向上爭取資源，從而獲得村民的支持。在監督村居環境方面，作為政策的重要宣傳主體，ST鄉各村村嫂理事會積極開展“助力美麗鄉村，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實踐行動，通過整合村莊宣傳資源，組建“美麗鄉村巾幗突擊隊”，到村莊道路沿線、村民家中開展宣傳、志愿服務和監督勸導。ST 村村民WJG 表示，通過“村嫂”的廣泛宣傳，將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政策信息傳達給每個家庭，讓大家充分知曉、理解和參與農村人居環境整治。

（三）以情動人：村嫂理事會融入熟人社會

新時代背景下，鄉村組織在平等友好的基礎上進行內部調解是化解鄉村糾紛的重要手段[18]。鄉村場域村民之間的矛盾糾紛時常發生，“村嫂”們能夠拉近矛盾雙方距離、柔化關系、調解糾紛、化解隔閡。ZW 村村民MCJ 于2020 年承包P 鎮ZW 村農戶土地并建設大棚轉租給村民SC 種植蔬菜，MCJ收到租金后遲遲未給付農戶相應的土地承包金，從而導致農戶不滿和投訴。經過ZW 村村嫂理事會的CQ多次上門溝通調解，并聯合村委會協商，最終雙方達成調解意見，由目前承租方SC直接支付農戶承包金，重新簽訂協議，并現場支付2021 年全年租金。村嫂理事會的協調溝通既保證了群眾應得利益，也化解了經營者困境，更遏制了矛盾升級。ZW 村書記明確指出，隨著村嫂理事會的設立和調解矛盾糾紛行動的開展，婆媳公開吵架基本沒有了，鄰里之間和睦了，村里呈現出一派其樂融融的景象。在社情民意反映方面，“村嫂”們作為本自然村的居民，對周邊鄰居的情況最了解，是天然的網格信息員，日常生活中能夠及時發現各類問題。在動員村民參與方面，以環境保護為例，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與自然有著天然的聯系，更適合考慮和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17]，這與經驗研究認為女性在環境運動中非?；钴S一致[19]。近年來各級政府部門高度重視農村人居環境整治，S縣“村嫂”動員村民積極參與全村環境整治，對戶內戶外、院內院外、村內村外環境衛生進行監督。在ZF 村環境衛生整治工作中，村嫂理事會深入村民生活領域，合理運用熟人社會中村民的“面子”心理，將村民動員起來改造生活環境。村民慢慢養成了自覺打掃屋前屋后的習慣，村莊環境明顯改善。ZF 村書記表示，由于村莊范圍較大，村干部人手嚴重不足，無法有效推動人居環境整治，多虧了“村嫂”帶動大家，讓村居環境變得更好，村容村貌煥然一新。

四、村嫂理事會的實踐效果

村嫂理事會作為一種以女性為主體推動鄉村治理的新型組織形式，其實踐效果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搭建女性作用發揮的政治參與平臺

村嫂理事會為女性參與鄉村治理提供平臺和機會，與此同時，有助于積極發揮黨員的示范帶頭和導向作用。黨群關系優勢在于，相對于熟人社會關系的自發性，它具有更強的政治性，一方面它嵌入熟人社會中，另一方面又具有引領熟人社會關系的政治能動性。通過黨建引領可以調動黨員的積極性，黨員行為借助熟人社會中血緣、地緣、朋友等關系逐漸影響普通群眾。例如在2021年春節疫情防控期間，村嫂理事會中400多名黨員在疫情防控中奮斗在一線，S縣“村嫂”按照網格化管理方式，對所包保農戶開展全方位摸排，配合鎮村干部做好在外務工人員信息摸排登記，倡導就地過年；做好各級防疫政策宣傳，對在外務工必須返鄉的，提前向所在村居報備，落實疫情防控措施和健康管理要求。在“村嫂”宣傳動員下，春節期間S縣返鄉過年的務工人員較往年減少2/3，大大減輕了疫情防控壓力。在村嫂理事會這個公共空間里，女性的人生價值得到實現，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并發展出一種有效機制，以低成本提供農村公共服務。

（二）提高女性參與基層治理的服務效能

在大量勞務輸出背景下，留守老人和兒童的心靈關懷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焦點，“村嫂”們弘揚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積極履行服務職能。針對高齡老人、殘疾人等特殊群體，開展一對一精準幫扶，定期上門幫助打掃，打造整潔衛生的環境，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針對留守兒童，組織進行課外閱讀輔導，同時為留守兒童做心理輔導，陪伴留守兒童健康成長。在調研中了解到，愛心暑托班的孩子們在村嫂的呵護下，感受到學習的樂趣，“阿姨們組織趣味問答和閱讀比賽我很喜歡參加，這個暑假我覺得很有意義、收獲滿滿”。作為B鎮家喻戶曉的“村嫂”WY，無私地照顧五保老人CJX，不僅打理其日常生活起居，逢年過節還將老人接到家中團聚，使老人感到溫馨和快樂?！按迳眰円詫嶋H行動踐行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打通了服務群眾的“最后一米”。

（三）提升女性參與鄉村治理現代化能力

村嫂理事會作為婦女公共空間對于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在鄉村治理進程中，構建多方利益協調機制、多重資源整合機制以及多元主體聯動機制是提升鄉村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徑。村嫂理事會憑借自身優勢，通過移風易俗行動推進鄉村文化振興。移風易俗并非易事，特別是與公眾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風俗移易行動更加考驗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引領鄉風文明方面，村嫂理事會依靠其靈活性和民間性等特征，以一種柔性治理方式發揮著重要作用。D 鎮SH 村民LPH、GLL 原定于2021 年底迎娶兒媳，按照當地習俗，結婚需要請藝術團演出慶祝，并且大宴賓客?！按迳盚MM 作為鄉風文明引領員，為落實疫情防控政策和推行勤儉節約的新鄉風，多次上門勸說，向他們耐心解釋疫情防控政策，傳遞勤儉節約理念，最終使他們接受婚事簡辦。不僅如此，村嫂理事會還與紅白理事會協同宣傳、引領和監督新鄉風建設，逐步改變薄養厚葬、彩禮過重、鋪張浪費等不良習俗，形成喪事簡辦、喜事新辦、雜事不辦的新風尚。

五、結論與討論

村嫂理事會作為新生事物，針對當前鄉村振興戰略持續推進過程中的難點和熱點，挖掘新時代農村女性潛能，持續發揮女性柔性優勢，著力引導女性積極參與鄉村振興，是鄉村柔性治理的積極探索和成功實踐，為勞務輸出地鄉村治理提供經驗參考。S縣以創新實踐村嫂理事會工作為切口有效推動了鄉村善治的轉變，解決基層治理的“最后一米”難題?；赟 縣村嫂理事會案例研究發現：其一，女性柔性治理的形成與政策方針以及鄉村需求密切相連。在基層行政僵化以及基層自治乏力的背景下，暢通自下而上利益表達和訴求渠道顯得尤為重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具有明顯剛性特征，而勞務輸出大縣的空心化、村民話語表達權缺失以及村民間關系的原子化客觀上決定了村嫂理事會柔性治理的地位和作用。村嫂理事會作為民意訴求的凝聚地和利益表達的代言者，符合當下鄉村社會對內在動力的需求。其二，女性柔性治理的運作實踐是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機結合的過程。女性通過發揮正式制度外部引導規制和非正式制度內部自我約束的功能，實現鄉村治理中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動有機結合。通過女性把黨和政府的政策傳達到社會基層，改善人居環境，輔助村居治理，提升鄉風文明，調解糾紛和化解隔閡。其三，女性柔性治理實現了鄉村治理路徑創新。作為新興的村莊自治力量，女性憑借自身優勢，搭建政治參與平臺、提高基層治理效能和鄉村治理能力?；诖?，關于留守婦女如何被組織起來，村嫂理事會的優勢以及S 縣村嫂理事會對鄉村治理中女性參與的借鑒意義都值得進一步討論。

首先，在鄉村治理中，留守婦女與村委會、其他村級組織相比的優勢至少包括三個層面：一是從村莊角度來看，留守婦女是實現有限人力資源合理開發的可行路徑，統籌人力資源開發利用，有助于推進鄉村振興[20]。在熟人社會中運作，留守婦女依托特有的血緣、地緣關系，實現以情動人的柔性治理。以血緣和地緣為社會結構主導的中國農村，正是得益于人情與“面子”的社會控制功能，使村莊社區性規范和價值得以維持和再生產，在弱國家控制的情形下實現了村莊的自我控制和自主治理[21]。二是從留守婦女角度來看，留守婦女的組織化有助于她們實現自我價值，強化其角色認同。在傳統社會，女性更多的活動限于家庭內部，難以得到社會認可，而村嫂理事會將留守婦女合理組織起來，有利于發揮組織化力量，提高女性社會價值及認可度。走出家庭從事非農勞動，有利于女性獲得家庭之外的發展資源，從而改善家庭生活和提升個人地位[22]。三是從村民角度來看，如何有效服務于這一群體，不僅需要依靠家庭支持，在勞動力大量外流的環境下，更需要來自村莊內部的力量，而留守婦女的組織化作為鄉村治理的內生需求，其組織化的運作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村民認識國家、認同政府和落實政策的重要媒介，代表鄉村治理的基層力量。因此，留守婦女的組織化一方面為女性參與鄉村治理提供了良好平臺與渠道，另一方面為留守老人和兒童提供溫情式關懷和服務。留守婦女作為村民利益和政策宣傳的“代理人”，成為基層政府和村民之間的橋梁，以鄉音俚語方式宣傳黨的政策，同時創建了村民反映問題、參與黨務村務的制度化渠道。

其次，留守婦女為何能有效發揮作用。其一，長期以來，國家和村民處于缺乏有效連接的狀態，留守婦女的組織化彌補了這一角色空白，形成了鄉村治理結構的中間層級與緩沖地帶。這一組織與農民之間有較好的文化和情感聯系，因此，通過留守婦女使得村干部與農民之間的交往更加密切，政府與農民之間增進了理解。其二，留守婦女作為國家與村民之間的“泄壓閥”，對村民反映訴求和國家政策普及作用顯著。留守婦女作為上傳下達的“代表人”，一方面群眾信任她們，而且反映訴求的渠道方便；另一方面，作為利益相關者，留守婦女也會積極向村委會反映群眾訴求。其三，女性溝通、共情等柔性行為方式適應了鄉村治理的現實需求，做到了鄉村治理的以人為本。

最后，村嫂理事會這一地方性實踐對于勞動力輸出地的女性參與鄉村治理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其一，政府主導是調動鄉村治理資源的重要方式，強調政府在推動女性參與鄉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社會資源配置不斷細化并向鄉村傾斜是治理共同體建設的要求之一，女性參與鄉村治理拓寬了資源下沉渠道，且能做到資源的精準配給。其二，鄉村治理資源的再組織化是擺脫當前鄉村治理困境的重要途徑，通過政府主導、婦聯推動，將各類留守婦女有機整合，并培育為鄉村治理的中堅力量，突破當前鄉村治理困境?；鶎由鐣M織能做到“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發展”，留守婦女的組織化既發揮了鄉村治理作用，又在鄉村場域實現可持續發展。其三，村莊事務的有效治理不僅需要依托自上而下的制度嵌入，更需要內生的鄉規民約發揮作用。規章制度發揮剛性約束作用，而鄉規民約具有緩和矛盾、柔化政策執行的工具作用。因此，在熟人社會中，女性作為推動鄉規民約運行的重要力量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