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共創何以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
——基于社區支持農業的案例研究

肖湘雄 冶林扣

湘潭大學，湖南 湘潭 411105

一、問題的提出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建構過程中，盡管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推動了農業進步，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也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農產品質量安全仍然是人們關注的重中之重。黨的二十大報告特別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是實現高質量發展[1]，高質量發展必然包含農業的高質量發展，尤其是農產品的高質量發展。農產品的高質量發展是現代化進程的應有之義和必然要求，可以通過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得以實現。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是當市場機制無法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時，政府通過適度的行政干預預防和控制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以及其他外部力量通過自身行為影響和維護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過程。長久以來，我國堅持實施由政府主導、負責并組織的地方分級管理體制[2]，但這種體制并未有效解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政府管理陷入缺位狀態[3]。加之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時有發生，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已是燃眉之急[4]。

在此背景下，社區支持農業逐漸在我國發育起來，成為破解上述困境的全新探索。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簡稱CSA）是由具有共同意識和共同利益的消費者組成“社區”，與生產者共同建立經濟伙伴關系、共同承擔農產品種植風險的一種農業經營模式[5]。作為替代性食物網絡的一員，社區支持農業常與“本地”“嵌入性”“質量”等概念相關聯[6]，是一種有效控制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供銷手段。2022 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應支持農業服務公司、家庭農場等各類主體大力發展單環節、多環節、全程生產托管服務和農業社會化服務[7]。因此，通過社區支持農業探討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問題，對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與此同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并不是唯效率而論，而是更多地關注價值的共同創造。價值共創雖然發軔于商業場域，但逐漸成為治理結構及其功能的核心邏輯。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效能的實現離不開價值共創邏輯的驅動。從傳統農業到社區支持農業，從生產者單方面的價值創造過程到多方參與者通過互動與合作實現價值共創過程，可以清晰窺見價值共創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影響。特別是當下社會多元化發展，使得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更加依賴于價值共創。本文核心問題是，作為商業運作的一種手段，價值共創何以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解答這一問題需要梳理價值共創與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各自運作邏輯，更需對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內在機理進行深入實證研究。因此，本文基于社區支持農業，分析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邏輯過程，以期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借鑒。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一）文獻綜述

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本質是通過有效結構安排對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進行把控和糾偏。對既有文獻進行梳理發現，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研究主要圍繞分析問題成因、提出解決對策這一主線展開，但研究方向和研究重心各有不同。從生產者的組織形式來看，學者對小農戶和農民合作社進行了分析，認為可以通過建立農產品質量安全自治體系、促進生產者規范經營、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和鼓勵高質量生產行為等措施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水平[8-12]。從治理方式來看，學者主要對宏觀層面的政府規制和微觀層面的網格化治理進行了研究，主張要兼顧政府規制與柔性監管、利用網格化監管與服務優勢來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13-16]。還有學者基于不同理論，如激勵不相容、博弈論、公司治理理論和協同政府理論，認為要創新激勵和約束機制、組合運用補貼機制和質量鑒別機制、構建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協同治理路徑[17-20]。另外，研究也擴展到供應鏈、土壤污染等微觀領域，并關注計算機技術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影響。

價值共創是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中主體的理性訴求與行為動力，是指不同主體在互動過程中的聯合行動[21]。從研究主導邏輯來看，價值共創可概括為以下兩類主導邏輯：一是Prahalad 和Ramaswamy 提出的以顧客體驗為核心的顧客主導邏輯，這類邏輯認為價值共創的實現方式是企業和顧客之間的互動[22]。二是由Vargo 和Lusch 提出的以服務為核心的服務主導邏輯，這類邏輯認為所有的價值創造過程都是在進行資源的整合和服務的交換[23]。從維度劃分來看，學者將價值共創劃分為不同維度，如王鈺將價值共創劃分為價值準備、價值互動和價值呈現三個維度[24]；Prahalad 和Ramaswamy將價值共創劃分為對話、獲取、透明度和風險評估四個維度[25]；劉德文等在構建價值共創機理與演進模型時則將價值共創劃分為價值需求、創造行為、創造結果三個維度[26]。

綜合以上兩方面研究可以發現，盡管價值共創和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兩個領域研究都較為豐富，但學者并未對價值共創和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之間的交互性和共演性給予關注，也鮮有學者深入探討價值共創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影響邏輯。價值共創是一個整合資源、實現各方價值的動態過程，主張將各方價值訴求和共同利益訴諸于前期的價值需求和準備、中期價值獲取和互動以及后期價值呈現和共享過程中。從過程視角來看，價值共創遵循“識別—創造—釋放”的價值邏輯，其內涵可以從價值識別、價值創造和價值釋放三個維度漸次展開。遷移到農業治理中，這三個維度為理解價值共創何以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提供了啟發性思考?；诖?，本文綜合價值共創的主導邏輯和維度劃分，將價值共創看作多方主體互動以創造消費者體驗的過程，從價值識別、價值創造和價值釋放這三個維度探討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內在邏輯。

（二）研究框架

根據上述文獻分析，本文以價值共創為研究起點，從價值識別、價值創造和價值釋放三個維度分析價值共創何以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首先，揭示價值識別通過需求對接和服務搭建積淀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的原因。其次，呈現價值創造通過異質資源整合和多元主體互動形成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的過程。再次，解釋價值釋放通過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和生態價值釋放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的內在機理。最后，構建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理論模型，全面回答價值共創何以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這一核心問題。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單案例研究進行實證分析，同時結合扎根理論，探索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內在邏輯和基本過程。具體原因如下：首先，本文核心問題屬于過程類問題，通過對單個案例的分析，有助于發現內在邏輯與聯系并進行歸納和總結。其次，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運用扎根理論識別原始資料中的核心構念、凝練核心邏輯，有助于構建理論模型、增加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再次，就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來說，探討價值共創對其影響這一過程具有異質性，需要從不同于以往研究切入點進行解構、分析和解釋，更適合重點對某一具體案例的分析。

（二）案例選擇

案例研究遵循理論抽樣原則，要求所選案例要能夠回答研究的核心問題、構建理論模型。綜合考慮，選擇小毛驢市民農園為案例樣本。小毛驢市民農園是北京市海淀區農林委員會和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共同建立的一個產學研基地項目，整體采用生產者和消費者共擔風險、共享利益的社區支持農業模式，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樣本案例基本情況

選擇小毛驢市民農園為研究對象具體原因如下：首先，小毛驢市民農園符合本文的特殊情境。小毛驢市民農園遵循價值共創邏輯展開，其本質是具有公益性、社會性的農業企業，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和生態價值兼而有之，能夠展現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邏輯過程。其次，小毛驢市民農園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借鑒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社區支持農業模式，是中國第一個將社區支持農業納入農場運作的典型CSA 業務農園。通過種植有機農產品、租賃土地、生態旅游、招募實習生等形式，小毛驢市民農園有效帶動了社區支持農業在國內的傳播和發展，促進了全國范圍內的CSA 運動，目前已經形成一個包含多領域的綜合性農業發展平臺①詳見小毛驢市民農園網站(www.littledonkeyfarm.com)。。最后，小毛驢市民農園可以兼顧案例資料的可得性。小毛驢市民農園擁有特色雜志、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等內容發布平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北京電視臺、日本國家電視臺等眾多媒體都對其進行過報道，獲取資料相對便捷。

（三）資料收集

本文數據分為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收集情況見表2。一手資料來源于對小毛驢市民農園的半結構化訪談。在準備訪談之前，依據研究的核心問題擬定訪談提綱，并選定合適的訪談時間和訪談對象。訪談時間為2022年6月16日、2022年7月23日（總時長約12小時）。訪談對象包括農園的主要管理人員、農民、配送人員、勞動份額社區委員會和份額會員共18 人。訪談內容包括小毛驢市民農園發展歷程、主營業務、服務管理工作、活動經驗、實習生計劃、日常種植和耕作等。二手資料來源于小毛驢市民農園的官網、微信公眾號、媒體報道、期刊網等，收集時間為2022 年3 月17日至6月3日，主要包括：（1）小毛驢市民農園微信公眾號發布的文章（20篇）；（2）各類媒體的報道（25篇）；（3）中國知網收錄的研究論文（17篇）。

表2 數據收集情況

（四）資料分析與編碼

為降低理解偏差，遵循典型歸納邏輯，分別邀請兩組分析人員（每組兩人，由一名專家和一名博士組成）對案例資料進行分析與編碼。在開放式編碼階段，依據編碼原則，從原始資料中尋找典型證據，共得到78 條初始概念。對這類概念進行整理歸納，最終凝練出20 條初始概念，分別對應20個副范疇，見表3。在主軸編碼階段，以從屬關系劃分上述20個副范疇，得到需求對接、服務搭建、異質資源整合、多元主體互動、經濟價值釋放、社會價值釋放和生態價值釋放7個主范疇，見表4。在選擇性編碼階段，對價值共創、7 個主范疇和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之間關系進行分析，構建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實質理論模型，見圖1。

表4 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主軸編碼

續表4

圖1 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理論模型

（五）信效度保證

在數據資料收集過程中，數據資料的多來源渠道是解釋研究問題的重要保障。因此，為保證數據來源的多樣性，通過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結合方式收集案例資料。在一手資料收集中，調研員在一周內整理所有資料，對訪談稿進行檢查和修正，保證資料的質量。在二手資料收集中，對沖突資料反復論證，以確保案例資料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數據收集完成后，調研員將一手資料與二手資料整合、校對，排除錯誤信息，并整理發給小毛驢團隊管理人員復核。在數據資料編碼過程中，兩組人員分別對案例資料進行獨立編碼，保證編碼的客觀性。編碼結束后，兩組人員共同核對編碼結果，對存在爭議的編碼重新分析，直到達成一致。

四、研究結果分析

在中國式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嵌于農業治理這一框架之中。農業治理在本質上是國家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即國家如何通過分配財政資源，扶持商品糧生產基地，進而調動糧食主產區農民種糧積極性的問題[27]。隨著治理體系的推進，治理能力逐漸表現為國家的社會控制能力和國家對代理人的監控能力兩個維度②國內關于國家基礎性權力的研究始于黃冬婭，該作者在《財政供給與國家政權建設》《國家基礎權力研究述評:基于財政分析的視角》等論文中進行了系統論述，本文在這里直接援引，特此說明。。就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而言，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側重表現為對農業治理主體、內容與環境的協調能力和激勵能力。通過對案例資料分析發現，價值共創在不同維度上通過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的積淀、形成和提升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

（一）價值識別積淀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

價值識別是價值共創發揮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是提出價值主張并形成價值創造的意愿。正如服務主導邏輯指出，個體無法單獨創造和交付價值，只能提出價值主張，并提供服務作為實現價值的輸入[28]。編碼結果顯示，價值識別通過需求對接和服務搭建來積淀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并且這種能力主要表現為對社區支持農業主體需求和服務的協調能力。

1.需求對接。需求對接是價值識別的內在要求，是價值創造發揮作用的第一個前提條件。通過需求對接，小毛驢市民農園既滿足了消費者需求，又滿足了自身需求。首先，消費者表達了對高質量有機農產品的需求。這是因為社會多元化發展使消費者對農產品需求不斷迭代并呈現多樣化，食品安全意識和環保意識也驅動他們不斷表達自己的價值主張。其次，小毛驢市民農園對消費者需求進行了識別，鎖定了目標消費者。農園簽訂協議、承諾提供高質量有機農產品，以獲得穩定的消費者群體。最后，小毛驢市民農園將二者需求進行匹配，在透明化環境中生產新鮮健康的農產品，滿足消費者和自身需求，最終積淀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偟膩碚f，需求對接是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積淀的基礎，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的積淀是對生產者與消費者需求對接的回應。

2.服務搭建。服務搭建是價值識別的外在條件，是價值創造發揮作用的第二個前提條件。服務主導邏輯指出，一切經濟交換均建立在服務基礎上[23]，多方主體共同參與的服務過程是價值創造的關鍵環節[24]。服務搭建是需求對接的延伸，為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提供了一條良性循環的現實路徑。首先，小毛驢市民農園采用勞動份額定制服務，消費者可以采取自主勞動、托管勞動和私人定制家庭菜園三類服務來獲得農產品。其次，消費者可以通過耕種、施肥、澆水、除草、采摘等活動體驗農耕生活，學習農業種植知識。再次，小毛驢市民農園重視鄉土文化傳播，通過慶祝農耕節日、感受農耕特色傳播鄉土文化，如每年四月的開鋤節、五月的立夏粥、十月的豐收節等。三種服務方式的搭建不僅實現了農業與服務業連接，還提升了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

（二）價值創造形成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

價值創造是價值識別的結果，也是價值釋放的前提。價值共創的價值通過各方互動和資源交換來創造，是消費者在“使用價值”的基礎上感知和決定的[23]。因為任何一方都無法控制完成共同目標的全部資源，只有通過主體互動和資源整合才有可能獲取并創造共同享有的價值[29]。根據資料編碼可知，價值創造通過異質資源整合和多元主體互動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包括對社區支持農業資源和主體的協調能力。

1.異質資源整合。在合作行動中，一切行動都需要得到相應資源的支持，這是確定無疑的[30]。行動主體把擁有的資源投入價值創造、完成價值感知與獲取的過程即為資源整合?；诜盏闹鲗н壿嬚J為，在價值共創系統中，資源整合是實現價值創造的重要前提。原因在于，消費者參與改變了資源的單向利用邏輯，企業難以完全獲取和支配消費者的個人資源，只能通過資源交互實現價值共創[31]。

小毛驢市民農園將傳統依托供應鏈交易的線性資源轉換為多主體資源，以新的資源編排方式整合各類資源互補、共享的應用場景，強化了異質資源的依存度。具體來說，小毛驢市民農園整合了以下三類異質資源：一是基礎性農業資源。小毛驢市民農園以發展生態農業為理念，借鑒明尼蘇達州社區支持農業模式，將閑置土地資源利用起來，并充分整合農業信息資源和涉農信息資源，提高基礎性農業資源的利用率。二是技術資源。小毛驢市民農園按照國際有機標準，使用自然農業技術③自然農業技術是指一種與自然秩序相和諧的農業技術，由日本的福岡正信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提出，強調人類從事農業不應以征服手段改造自然，而要遵循自然格局和自然過程。種植農產品，實現了生態種養的良性循環和有機生產。同時，小毛驢市民農園推動技術研發，提高了農園在不確定性環境中的競爭力。三是智力資源。小毛驢市民農園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建立，接受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和“三農”問題研究專家溫鐵軍教授指導，同時一些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也為小毛驢市民農園發展提供了建議。小毛驢市民農園將以上三類資源進行整合，從整體上提升了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治理效能。

2.多元主體互動。價值創造核心在于互動，主體間互動不僅是實現價值共創的基本方式，而且是價值創造和價值提取的場所[25]。在農業發展過程中，價值創造不再局限于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二元關系，而是呈現一種與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相似的多元化態勢，這種態勢體現了價值創造的主體屬性，有助于構建良性、參與化的多元治理格局。

小毛驢市民農園主體互動對象主要包括四類：一是管理人員。管理人員主要是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團隊，負責農園的日常管理、運行和經營。二是農民。農民一般來自小毛驢市民農園所在地周圍，與農園簽訂雇傭合同，負責農產品的主要種植工作。三是份額會員。份額會員是與小毛驢市民農園簽訂合同并支付份額費用的消費者，主要包括自主勞動份額會員和托管勞動份額會員。四是勞動份額社區委員會和鄉村生活市集等本地社區社團。小毛驢市民農園將市民組織起來，通過市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參與農園經營，形成了獨特的本地社區社團。

以上四類主體涵括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主體指向，主體互動層次具體又可以劃分為淺層次互動和深層次互動。淺層次互動為主體的經濟活動提供渠道，表現為主體之間基本關系的建立。小毛驢市民農園采取份額制，并通過微信群、公眾號等形式與消費者溝通交流，及時了解消費者對于農產品的質量滿意度，滿足消費者期望和訴求，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深層次互動表現為各主體從松散耦合關系到緊密耦合關系的強化，以形成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長效機制。小毛驢市民農園鼓勵消費者積極參與農耕特色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價值體驗與價值感知。同時，農園在活動過程中有意識地傳達有機種植、種養結合的核心理念，促使消費者達成長期合作意向。這兩個層次的互動對農產品質量安全具有決定性作用，只有在多元主體相互耦合的互動格局中，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才得以形成。

（三）價值釋放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

價值釋放是價值創造的必然結果，能夠實現價值訴求的多重奏，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價值訴求也在實現過程中成為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直接驅動力，促使治理架構的均衡。資料顯示，價值釋放具體分為經濟價值釋放、社會價值釋放和生態價值釋放。因此，在這一過程中，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主要表現為對社區支持農業這一模式的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生態環境的激勵能力。

1.經濟價值釋放。經濟價值釋放是社區支持農業經濟屬性的直接體現，激勵了高質量農產品的生產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內在矛盾。傳統農業中，農業契約天然的不可驗證性、質量信息的不對稱性、供銷差價過大、議價能力弱等原因嚴重掣肘了經濟價值的釋放。但小毛驢市民農園識別并聚焦于顆粒度更細的利益點，賦予了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以直接動力。鼎盛時期，小毛驢市民農園產值是常規農業產值的五倍，經濟效益十分顯著[32]。具體來說，小毛驢市民農園經濟價值主要來源于以下三種收入。

一是份額收入。份額收入具體包括自主勞動收入、托管勞動收入和私人定制家庭菜園收入。自主勞動收入是農園出租地塊給會員的費用，托管勞動收入是農園幫助會員打理的費用，私人定制家庭菜園收入是農園種植并配送的費用。如30平方米的菜地面積，自主勞動收費2 500元，托管勞動收費4 200元，60平方米的私人定制家庭菜園收費15 600元。二是配送收入。小毛驢市民農園主張“食在當地”的理念，提供配送到家、到固定取菜點自取或到農園自取三類服務，規避了以往農產品供應鏈的中間環節，有效延伸了農產品的獲益空間。如“菜籃子”套餐中，每周配送一次，一次配送4千克，配送25次的費用是4 650元。三是活動收入?；顒邮杖胧切∶H市民農園在舉辦活動時收取的費用（如農耕生活體驗活動、農業科普活動、親子教育活動、團隊拓展活動等），是農園創造的價值增長點。2013 年以前，份額收入大于活動收入，但2013 年以后農園活動收入遠超過份額收入，如2015年組織活動所帶來的單位土地經濟收入達到83.4元/m2，而勞動份額的單位土地經濟收入只有32.85元/m2。

2.社會價值釋放。社會價值釋放是社區支持農業社會屬性的體現，有效增加了農產品附加價值。小毛驢市民農園秉承社會企業的核心理念，通過農耕教育、人才培養、文化傳承等多方面活動實現社會價值。在農耕教育方面，小毛驢市民農園與幼兒園、大中小學校、親子教育機構等合作，積極舉辦“田間學?！薄坝H子社區”“小動物樂園”等自然教育主題活動。在人才培養方面，其利用自身資源稟賦，通過“CSA生態農業實習生項目”培養新農人，促進了社區支持農業在各地孵化相應的模式（如浙江梅和魚、福建故土農園、廣東沃土工坊等），較好推動了社區支持農業在中國的發展。在文化傳承方面，小毛驢市民農園脫嵌于農業規?；?、集約化的主流邏輯，與我國傳統小農經濟接軌，成為傳統農業文化附著的載體。其倡導弘揚優秀農耕文化，尤其近年來，更是將重心轉移到城鄉農耕社區的建設，讓參與其中的消費者感受到農耕時代的韻味，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進農業生態建設。

3.生態價值釋放。生態價值釋放是實現生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重塑了農產品的自然邏輯和生態系統。小毛驢市民農園以生態健康為根本宗旨，堅持發展生態農業，完善生態價值補償機制。在生活理念方面，小毛驢市民農園倡導“食在當季，食在當地”的原則，傳播綠色環保意識和生態發展理念，培養了消費者綠色、健康、低碳的生活理念。在生產種植方面，其以生態種植為核心，通過自然農業技術發展綠色農業，并倡導消費者共同建設農業生態環境，促進農業可持續生產。在生態旅游方面，小毛驢市民農園塑造了生態旅游模式?；ヂ摼W時代，顧客體驗被提升，體驗越好，產品對于消費者的價值越高[33]。小毛驢市民農園通過拓寬居民生態旅游的選擇范圍、發展農園的休閑功能，為消費者提供良好的生態旅游體驗。

五、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價值共創為起點、以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為核心，圍繞價值共創何以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這一核心問題進行研究。研究發現：價值共創與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之間存在內在、必然的聯系，價值共創不僅滿足了治理主體的理性訴求，而且逐漸成為其行為動力。具體來說，得到以下結論。第一，價值識別通過需求對接和服務搭建積淀了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需求對接為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提供內在的柔性力量，服務搭建則能夠為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提供一條良性循環的現實路徑。第二，價值創造通過異質資源整合和多元主體互動形成了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異質資源整合構建了各類資源共存、互補與共享的應用場景；多元主體互動則體現價值創造的主體屬性，形成了構建良性化的治理格局。第三，價值釋放通過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和生態價值釋放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經濟價值釋放激勵高質量農產品的生產行為，社會價值釋放有效增加了農產品附加價值，生態價值釋放則重塑了農產品自然邏輯和生態系統。第四，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以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為依托，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過程同時也是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的發展過程。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其從積淀、形成到提升的動態演化過程闡釋了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基本邏輯。

（二）理論貢獻

較以往文獻，本研究對以下三方面有所推進。首先，增強了價值共創在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研究中應用的契合性和適用性。以往研究中，鮮少學者通過價值共創這一邏輯研究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本研究以價值共創為研究起點，充分擴展價值共創在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框架中的普適性意義。其次，豐富了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研究并拓寬其研究邊界。社區支持農業的核心理念和生產方式與我國當下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方向一致，分析與闡述社區支持農業中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邏輯過程，為新形勢下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提供了理論上的參考方向。最后，通過單案例研究構建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理論模型，擴展了價值共創與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關系研究。已有研究主要圍繞無公害水產品項目、安丘模式、中國乳制品企業、“麗水山耕”等案例展開，鮮有探討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實證研究。本研究以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為研究對象，回答了價值共創何以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這一問題。

（三）實踐含義

農產品質量安全是建設現代化農業、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指向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正義性，也指向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社區支持農業引進與本土化的意義在于通過其內在核心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在實踐過程中離不開價值共創這一核心邏輯。價值共創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能力進行了更迭和重塑，形成了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長效保障機制。價值共創所產生的治理效能，使其能夠在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中找到存續的必要性，但如何將價值共創寓于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中，是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應該考慮的問題。因此，可以從三方面入手思考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措施。

一是將價值共創理念嵌入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中。價值共創與當前的治理導向一致，是真正落實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內在前提。只有堅持價值共創，讓價值共創理念成為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中動態性、交互性指導理念，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才能發揮實效。二是鼓勵多元主體積極參與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多元治理主體不僅是純粹的價值提供者或接受者，更是價值創造的參與者。政府可以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但以生產者和消費者為主導的利益相關者更應該參與治理，才能促使價值共創機制發揮作用。三是將社區支持農業納入城鄉發展規劃體系。社區支持農業是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有效手段，將其納入城鄉發展規劃體系、獲取更多農業政策上的支持，有助于提升治理效能，推動鄉村振興?？傊?，在不斷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背景下，要探索后疫情時代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治理效能，價值共創不失為有效手段。價值共創與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結合有助于推進政府在治理中的角色轉變，也有助于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結合，形成市場和政府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的治理生態。

（四）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三方面局限：首先，選取的樣本案例盡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但CSA有不同的組織模式，本文得出的研究結論未必適用于其他模式，因此未來還有待在多個案例、多種CSA情境中提高研究結論的普適性。其次，本研究只關注價值共創中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有正向影響的因素，忽視了可能阻礙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因素，未來應該對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因素進行綜合研究。再次，本文結合單案例研究和扎根理論構建了價值共創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的理論模型，但模型還有待利用定量方法進行檢驗與修正，如Logistic 模型和結構方程模型，這將是本研究的下一步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