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改數轉”引領制造業價值轉型：驅動機制與實現路徑

趙麗錦 戴建平 榮華旭

【摘要】“智改數轉”是數字經濟時代推動制造業產業集群能級提升和價值鏈攀升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制造業價值轉型蓬勃發展之勢為契機， 通過對“智改數轉”價值內涵的界定， 將制造業價值轉型歸納為由價值交易主導型向價值孿生主導型再向價值共創主導型轉變的過程， 而驅動兩次價值轉型過程的機制分別是連接機制和賦新機制， 通過逐步實現資源約束突破和能力躍升來推動制造業價值轉型的落地?；诖?， 為進一步推動“十四五”時期“智改數轉”引領制造業價值轉型實踐， 可以從資源與能力的耦合視角采取加大政策供給、 堅持創新驅動、 強化企業本位和落實人才核心等四條實現路徑。

【關鍵詞】智改數轉；數字經濟；價值轉型；驅動機制；實現路徑

【中圖分類號】 F424；F270?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3）09-0154-7

一、 引言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的決議》明確指出， 未來需要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優勢， 激活數據要素潛能， 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 通過關鍵數字技術的創新運用， 推動制造業優化升級和產業數字化轉型， 提升產業鏈數字化水平， 打造智能制造新模式。著力以數字化、 智能化打造高端制造業產業集群， 以技術賦能提升制造業產業發展模式， 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的邁進?；趯ι鲜鰢揖V要的承接， 兼顧江蘇省經濟產業結構戰略發展的現實需求， 江蘇省圍繞其“十四五”規劃中對制造業發展目標的定位， 于2021年12月30日印發了《江蘇省制造業智能化改造和數字化轉型三年行動計劃（2022-2024年）》， 提出： 經過三年努力， 通過制造業“智改數轉”戰略工程的引領， 著力提升江蘇省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和綜合實力， 目標是率先建成全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示范區。

正是基于國家和部分地區在“智改數轉”這一領域的探索實踐， 本文著力從“智改數轉”價值內涵的界定開始， 通過對相關實踐材料和學術文獻的分析與提煉， 提出從數字戰略認知視角分析政策制定者和企業管理層對制造業“智改數轉”的價值認同度問題， 在此基礎上， 討論推動制造業企業實施“智改數轉”的內在動力和驅動機制， 設計契合制造業價值轉型的實現路徑， 以期為“十四五”時期高端制造業現代產業集群建設提供一定參考。

二、 文獻綜述

（一）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價值轉型

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驅動下， 數字科技迎來了蓬勃發展期， 數字技術的應用徹底顛覆了傳統制造業的價值創造模式， 推動著企業數字化轉型和價值實現能力的躍遷（Vial，2019；張媛等，2022）。在此背景下， 現有圍繞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數字技術應用和價值轉型模式塑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價值轉型內容、 價值轉型機制和價值轉型路徑三個方面。一是關于價值轉型內容。孫新波等（2021）、 Ardley等（2020）、 吳瑤等（2017）分別基于商品與服務的本質屬性、 對客戶需求的感知與引導以及產品市場價值實現方式的升級等不同視角， 研究得出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伴隨著企業的價值邏輯由價值交易走向價值共創的過程， 即從專注于向客戶銷售商品完成價值傳遞走向與客戶互動實現價值共生的過程。二是關于價值轉型機制。魏江等（2021）、 肖靜華等（2021）、 陳威如和王節祥（2021）分別研究了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企業資源基礎、 動態能力、 核心優勢和組織稟賦等方面的塑造是如何影響企業價值轉型過程的， 他們認為企業主要是借助于數字技術實現了組織與戰略生態的躍遷， 進而深刻影響著價值實現模式的轉型。三是關于價值轉型路徑。Tran和Vu（2021）、 吳瑤等（2017）、 李樹文等（2022）認為， 應基于價值共創邏輯構建一個從拓展消費者體驗到建立全方位服務的生態伙伴關系商業網絡， 并圍繞服務至上和價值共創這兩個理念打造價值生態共同體。

（二）數字戰略認知框架與企業價值轉型過程

20世紀80年代認知學派將戰略認知理論引入企業管理實踐， 認為企業的經營管理過程應該是基于對企業內外部環境的感知與解讀， 在戰略診斷、 戰略規劃與決策中融入更多認知結構因素， 進而形成戰略行動決策的邏輯過程。進入數字經濟時代， 劉洋等（2020）、 魏江等（2021）、 肖靜華等（2021）認為， 隨著數字化開放型社區、 多邊網絡平臺和集群化生態系統等新組織的發展， 以數字資源為代表的產業邊界約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呈現出高速流動與可復制、 可編輯的動態特征。由此形成的戰略決策過程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革新， 逐步演化為開放式戰略框架下基于持續更新外部情境認知， 不斷進行自我迭代與升級的動態認知與決策過程（陳冬梅等，2020）。而在這一戰略認知決策機制的演化過程中， 數字技術徹底改變了企業組織底層的根本性商業邏輯， 所建構的新的底層商業邏輯被稱為“數字戰略認知框架”（陳春花和廖建文，2018）。數字戰略認知框架理論認為， 在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 主要是通過突破產業邊界、 資源約束和優勢能力等幾個維度來推動企業的價值創新與轉型（梅亮等，2021）， 通過嵌入數字技術改造流程與數據驅動模式來實現效率提升（Ciriello 等，2018）， 通過重組數字資源探測和獲取機會并創造新價值的能力，實現對海量數字資源的聚合（劉洋等， 2021）。在數字化轉型情境下， 企業的價值轉型過程不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 而是一個基于連接與賦新的迭代機制所構建的動態戰略認知決策過程。

綜上所述， 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也是重塑企業價值實現模式的過程， 在重塑的過程中關于價值轉型內容、 機制與路徑的研究依然聚焦于數字化行動層面， 對于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驅動價值轉型的核心動力、 不同轉型階段的驅動機制以及從靜態向動態的轉變演化邏輯等仍缺乏足夠的研究。為此， 本文引入數字戰略認知框架理論， 通過在動態感知環境、 突破資源約束和迭代優勢能力等維度解析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價值轉型邏輯結構， 進而提出價值轉型實施路徑。

三、 “智改數轉”的價值內涵與制造業價值轉型界定

“智改數轉”， 顧名思義即智能化改造和數字化轉型。制造業企業的“智改數轉”是以“機器換人、 數據換腦”為出發點， 以數字化技術創新為驅動， 促進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先進制造業融合發展， 全面提升制造業企業在設計、 生產、 管理和服務等各環節的數字化程度和智能化水平。對部分地區制定的“智改數轉”行動計劃進行分析后發現， “智改數轉”在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以及制造業科技含量、 價值增量上能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制訂的相關“智改數轉”具體實施方案中也完整地體現了“市場主導、 技術創新和系統集成”等價值內涵， 目標在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要素的決定性作用， 發揮政府的引導和服務作用， 積極培育自主創新能力， 支持企業、 高校、 科研院所加強協同創新， 帶動產業技術創新、 管理創新和業態創新， 在統籌考慮區域及產業基礎的情況下， 有序推進系統集成建設， 匯聚優勢資源， 構筑梯次優勢產業的培育模式， 促進企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制造業價值轉型是在當前數字經濟蓬勃發展， 新商業模式、 新業務生態持續創新的背景下， 企業經營戰略由以產品銷售為典型的價值交易向以服務提供者與客戶持續互動為典型的價值共創的轉變。其中， 價值交易是指企業將自身創造的價值單向提供給客戶的行動（吳瑤等，2017）。在工業經濟時代， 企業主要遵循以產品性價比為典型的產品主導邏輯， 通過產品優化與升級來滿足客戶現有需求， 銷售完成意味著價值傳遞結束， 直接表現為以產品銷售為主的價值交易。而在數字經濟時代， 企業則需升級轉換至以提供全套服務解決方案為典型的服務主導邏輯， 通過智能制造提升產品質量， 輔以智慧服務強化產品價值的延續， 落地智能制造與智慧服務的雙輪驅動價值模式。領先型企業和創新型“燈塔企業”則進一步通過打造智能生態體系來挖掘客戶的潛在需求， 進而形成以生態伙伴關系為主的價值共創戰略發展模式。與價值交易模式不同， 價值共創模式認為企業的最終目的是在為（潛在）客戶解決（未來）問題， 產品僅是一種價值分配形式， 企業可以通過產品之外的方式（如增值服務等）為客戶傳遞價值， 塑造產品形象。在價值創造模式下， 客戶不只是價值需求者或價值接受者， 更是價值創造的參與者（李樹文等，2022）。

四、 “智改數轉”促進制造業價值轉型的目標導向

面對數字創新技術的快速涌現， 數字經濟發展持續深入， 制造業企業積極擁抱數字技術賦能商業模式和盈利模式的轉變已為大勢所趨， 以“智改數轉”手段賦能制造業價值轉型路線呈現為由價值交易主導型向價值孿生主導型再向價值共創主導型轉變（見圖1）。每一次價值轉型的發生， 均會對數字技術創新工具、 企業戰略認知框架和制造業行業的價值鏈攀升程度帶來跳躍性變化， 從產品市場競爭發展到產品和服務協同的比較優勢競爭則是完成了價值轉型的第一次連接迭代式躍升， 而從產品和服務協同的比較優勢競爭發展到生態鏈、 價值鏈共生的生態網絡競爭， 則是進行了一次伴隨數字技術和商業模式新動能的賦新迭代式躍升。

對于上述兩次價值轉型過程中所體現的連接迭代式躍升與賦新迭代式躍升， 其在不同的價值主導階段所追求的經濟目標和經營主導邏輯均存在顯著的差異， 進而在此異質性階段實施“智改數轉”的目標和形式也均有實質性不同（見表1）。

在價值交易主導階段， 目標在于通過產品市場的競爭實現市場份額的領先和規模效應優勢， 從而實現利潤最大化， 而此階段的“智改數轉”屬于較低層次， 可以歸納為企業信息化、 數字化改造過程， “智改數轉”的目標也是系統的完善和流程效率的提升。當企業不滿足現狀， 或囿于發展瓶頸的束縛需要進行改變之時， 則會向著價值孿生主導型階段躍升。這個階段主要在于突破資源和技術的限制， 但并未完全改變原有的商業模式， 只是在產品市場價值實現的基礎上， 開始主動增強服務創造價值的經營理念， “智改數轉”賦能的是產品品質與智慧價值的多元盈利模式， 數字化轉型的目標則是建立智能制造與現代服務雙輪驅動的數字化經營體系， 表現在數字化轉型邏輯上則是依托于資源稟賦集聚創造價值的連接迭代式躍升邏輯。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持續深入， 在充分吸收國內外領先企業優秀成果經驗的基礎上， 部分創新型企業會更加注重從靜態資源到動態能力的轉變， 以資源能力打破資源優勢， 實現從具有數字資源優勢到具有數字資源能力的轉型， 跨越式實現向價值共創主導階段的轉變（李樹文等，2022）。此階段的企業“智改數轉”目標則是重新定義資源、 能力和優勢， 拓展產業邊界， 構建價值鏈網絡， 努力攀升價值鏈， 形成產業鏈和生態鏈核心競爭能力優勢， 而匹配此階段的“智改數轉”形式則是對標世界智能制造領先水平， 全力打造工業互聯網平臺， 努力建設成為全周期、 全產業鏈綜合集成服務商， 躋身行業生態圈內的產業鏈“鏈主”。

五、 “智改數轉”引領制造業價值轉型過程： 基于數字戰略認知框架的解析

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新時期， 基于科技賦能的產業新舊動能轉換與數字化轉型升級是產業面向未來發展趨勢的必然選擇?；跀底纸洕寗赢a業鏈重構和利用數字科技打造未來數字化產業生態的內在邏輯， 通過梳理研究文獻和歸納總結調研資料， 本文認為“十四五”時期“智改數轉”引領制造業價值轉型的主要驅動機制在于對數字戰略認知的理解。面對技術瞬息萬變的數智時代， 企業戰略診斷與戰略決策過程應基于對價值轉型階段的清晰認識， 從轉型階段的基本特征出發， 結合對轉型目標的前瞻性勾畫， 依托于企業資源稟賦和技術創新能力的水平選擇合適的數字化轉型策略。

根據數字戰略認知理論， 在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 數字戰略認知框架包含了跨界、 連接和賦新三個維度， 且不同維度間的組合代表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不同適用情境。其中： 跨界是指企業借助數字技術突破產業邊界， 實現全新的價值組合； 連接是指企業借助數字技術突破自身資源局限， 實現資源鏈接和整合； 賦新是指企業不再局限于在過去既定行業中成為翹楚， 而是在數字技術賦能下為價值主張賦予新意義（李樹文等，2022）。在“智改數轉”賦能制造業價值轉型的過程中， 資源約束、 優勢束縛和能力邊界是企業進行價值轉型的癥結所在， 如何突破稟賦的限制， 如何實現能力邊界的延伸， 通過互補性資源的替代和創新性能力的提升重塑價值轉型體系是關鍵?？朔底只D型主導邏輯的路徑依賴， 充分認識轉型發展的內在機理與發展規律， 才能有助于企業價值鏈的提升與發展（張璐等，2021）。在制造業企業從價值交易主導型向價值共創主導型轉變的過程中， 連接機制（突破資源約束）和賦新機制（實現能力躍升）則是面對數字技術創新、 商業模式涌現和價值鏈攀升情境下的重要戰略轉型機制選擇。與此同時， 借助于數字時代的前景驅動力量和數字技術的賦能， 制造業價值轉型的過程也將圍繞“智能制造—智能制造與智慧服務雙輪驅動—全景式綜合服務商—生態共同體”四個場景， 以漸進式與跨越式的發展軌跡實現多重通道的戰略性躍升， 具體作用機制和實現路徑框架見圖2。

六、 “智改數轉”引領制造業價值轉型的驅動機制： 連接與賦新迭代過程

在以數字戰略認知理論進行制造業價值轉型過程分析的基礎上， 圍繞部分領先型制造業企業價值轉型實踐進行分析， 進一步得出， 在數智化賦能背景下， 制造業企業的價值轉型離不開兩個重要驅動機制， 分別為連接機制（突破資源約束）和賦新機制（實現能力躍升）， 具體見圖3。

（一）價值交易主導型向價值孿生主導型的連接迭代轉型過程

在制造業價值轉型的第一個階段， 企業試圖通過數字化技術突破資源邊界約束。提升產品經營邏輯發展層級， 向客戶價值邏輯轉變， 在此過程中， 實質上對客戶的需求層次并未提升， 仍然是以滿足客戶的現有需求為核心戰略目標， 企業的求變行為主要歸因于政策、 市場、 技術和消費模式等外部綜合因素的變化， 利用數字化轉型的新動能可以更好地感知外部環境， 提前把握市場動態， 未雨綢繆。

第一階段的價值轉型作用機制主要是連接機制， 其具體過程可以概括為： 以需求洞察為目的的前瞻性認知， 以市場響應為目的的適應性重構和以轉型實踐落地所需資源管理為目的的創造性搜尋（李樹文等，2022）。如當前國內大中型城市正積極推行工業云平臺建設， 鼓勵制造業企業“上云”行動， 全力通過構筑區域一體化的工業互聯網服務平臺來匯聚信息、 捕捉需求變化， 在更全面、 更有效率的層次上幫助企業識別政策的導向、 市場形勢變換和技術創新的升級迭代， 形成前瞻性認知。而以國內“燈塔企業”為代表的制造企業則通過引入創新技術， 調整生產線作業流程， 打造自動化生產系統， 調適柔性組織架構， 積極應對數字化時代智能制造新生產模式， 適應性重構制造業生產體系， 提升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更重要的在于價值轉型的最后階段， 突破資源約束是實現轉型的關鍵， 政府機構大力推進“智改數轉”行動計劃， 搭建資源通道是對制造業企業價值轉型的最有效支持。如長三角地區通過省級搭臺、 市級聯動等方式構建了工業云平臺引入計劃， “智改數轉”診斷服務商采購計劃和金融、 稅務、 技術等資源配套支持方案， 盡最大努力調動資源支持制造業的價值轉型行動。同時， 部分先進制造業企業也在積極地對標國內外優秀企業實踐， 從技術的引入與創新、 商業模式的培育和數字化資源的配置等方面奮起直追， 實現了在部分領域的追趕和有限領域的超越， 在技術領先性和產品及服務的高端性上均得到了較高的市場認可。

（二）價值孿生主導型向價值共創主導型的賦新迭代轉型過程

在企業實現價值邏輯由產品價值向服務價值轉型后， 部分制造業企業為了進一步實現價值升級和能力躍升， 將價值轉型的目光瞄向了打造產業鏈、 價值鏈生態群， 構筑價值鏈網絡共生生態。有學者在對調研的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案例企業進行分析時發現， 部分制造業企業基于連接迭代中積累的數字資源優勢以及形成的技術路徑依賴， 重新將價值轉型的行動聚焦于突破優勢選擇， 從滿足客戶現有需求轉向挖掘客戶潛在需求， 通過構建創新型數字生態、 延伸數字產業鏈來突破優勢選擇和實現價值共創。這一階段的制造業價值轉型過程主要體現在： 立足于對企業內外部資源的有效使用， 以增強對數字能力的吸收和轉化為主要目標， 將數字賦能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轉型企業從積累的數字資源出發， 圍繞著數字資源能力聚合、 數字產業鏈衍射和數字生態共生三個方面來實現“智改數轉”的價值轉型賦能。由于數字資源具有自生性和可供性兩個特征， 使得數字資源的配置過程異常復雜， 這就要求企業具備聚合數字資源的能力， 主要表現在對人才的引入和培育以及技術的創新開發和推廣上， 例如部分制造業企業構建了由博士、 碩士組成的開發團隊， 通過自建博士后流動站或與領域內尖端科研院所合作等方式， 不斷強化自身的技術研發和成果輸出能力， 其所溢出的人才能助力其他企業轉型， 形成企業品牌資源。

而要從滿足客戶現有需求轉向識別客戶潛在需求、 從服務主導邏輯轉向價值共創主導邏輯， 則需進一步運用資源能力在橫向與縱向上延伸產業鏈， 鞏固數字資源， 構建更堅實的數字基礎設施。比如， 國內領先的“云平臺”供應商們通過布局數字化運營平臺、 構筑數字化人才管理和培訓中心、 開發數字化資源管理體系以及配置智能化產品交付和客戶解決方案系統等方式， 最大限度地對企業資源、 能力、 數據等進行內容挑選、 分析、 歸類， 最終形成服務于企業數字化發展的資源能力。在賦新迭代中， 資源能力聚合構建了數字共生需要的資源能力， 數字產業鏈衍射搭建了數字共生需要的基礎設施， 而數字生態共生則在數字設施基礎上通過構建生態系統與尋求生態伙伴進而實現企業與客戶間價值共創。在此方面， 制造業“云平臺”集成企業已然處在“智改數轉”的領先行列， 通過成熟的工業云平臺和“走出廠門”服務體系， 幫助千余家制造業企業實現“上云”， 實現了數百家企業的智能化診斷和數字化改造， 聯結了數量龐大的產業鏈、 供應鏈關聯群體， 形成了穩定、 可靠的產業鏈集群網絡， 在創新技術運用和產業生態共生共建等方面進行了集聚型價值創造。

七、 “智改數轉”引領制造業價值轉型的實現路徑： 資源與能力的耦合

在數字技術蓬勃發展的新時代， 數字經濟已然成為當下乃至未來一段時間內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當下， 制造業面向“十四五”戰略發展新時期， 充分把握并利用數字科技進行“智改數轉”以實現價值轉型是當務之急。實際上， 通過上文對制造業價值轉型作用機制的分析， 可知“智改數轉”賦能制造業價值轉型的行動邏輯在于， 針對不同的轉型階段， 數字化改造和智能化轉型分別解決的是制造業企業所面對的資源約束突破和能力水平躍升問題（董曉松等，2021）， 轉型階段不同， 轉型過程的賦能要素需求則有明顯差異?；诖?， 本文在對部分典型制造業企業通過“智改數轉”實現價值轉型的實施效果進行整理的基礎上， 提出通過“智改數轉”賦能制造業價值轉型的實現路徑在于充分發揮資源和能力的耦合作用（見圖4）。在資源要素方面， 主要包括政府提供支持性政策供給， 政府與企業合力加強人才的引入與培育、 做大市場規模， 占有產品與服務市場需求； 在能力要素方面， 主要涉及企業商業模式的迭代、 技術能力的提升與技術創新和企業組織韌性建設。

（一）加強政策供給， 提供金融、 財稅、 獎補與服務等全方位護航

當下仍有很大一部分制造業企業無法下定決心開展“智改數轉”， 根源在于對數字化轉型的趨勢不篤定或對數字化轉型的收益持有疑慮。鑒于此， 政府需從政策引導與政策激勵兩個供給端著手， 通過出臺系列專項政策來引領與支持企業“智改數據”， 在頂層設計層面幫助制造業企業管理者認識到“智改數轉”推動價值轉型的意義所在， 使其著眼于長遠收益。比如提供金融專項支持、 財稅減免抵退、 區域型人才吸引和其他資源性支持政策等， 為企業“智改數轉”提供資源。政府也可借助于政策激勵措施提升轉型企業的認同感和積極性， 在具體行動上， 可以對典型企業價值轉型成果進行宣傳和獎勵， 并對實施“智改數轉”的企業進行政策性資金獎補， 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數字化建設期利潤滑坡風險。此外， 政府還可以通過出臺針對性的扶持政策幫助企業降低轉型阻力， 妥善化解企業轉型過程風險， 如為應對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引致的企業員工需求的調整而帶來的員工失業等風險， 建立完善的員工安置和補償機制， 健全失業保險、 社會救助與就業的聯動體系， 通過靈活就業的工資保險制度等措施妥善化解結構性失業風險。

（二）堅持創新驅動， 增強科技支撐和創新價值全周期覆蓋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數字經濟本身就是創新的產物， 在推動制造業“智改數轉”的過程中更要依靠創新去驅動產業發展模式、 企業經營方式的轉型升級。制造業價值轉型是面向客戶潛在需求的挖掘性價值尋找和價值實現過程， 在“智改數轉”的賦能過程中， 需要充分認識到數字技術在效率提升、 動能促進方面的優勢， 要利用“大智移云物區”等新技術對傳統制造業進行全方位、 全角度、 全鏈條的改造，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 疊加、 倍增作用。尤其是在當前國內外環境競爭激烈、 國內制造業突破性發展受阻的背景下， 要實現制造強省、 智造引領， 構筑經濟高質量發展模式， 必須努力提升制造業產品和服務的技術水平， 提升面向未來的市場競爭能力， 通過構建完善的數字科技創新生態體系集聚全球創新資源， 突破關鍵核心技術， 補齊工業標準和技術短板， 深化數字技術與先進制造業的融合創新， 以創新驅動“智改數轉”賦能制造業價值轉型是必然之策， 讓創新科技的支撐力覆蓋制造業價值轉型過程。

（三）強化企業本位， 推動主體自驅與環境賦能全鏈條協同

企業是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也是數字化轉型的主戰場。數字化轉型的成功案例表明， “智改數轉”成功的關鍵在于充分發揮各類企業主體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鼓勵企業大膽嘗試， 形成數字化轉型的自驅力， 在思想上卸下包袱， 著力破解“不愿轉、 不敢轉、 不會轉”難題?；诖?， 政府及相關社會組織可以因業施策、 分類指導、 試點推廣， 降低企業數字化轉型門檻和成本， 同時注重發揮龍頭企業特別是鏈主企業或“燈塔企業”的引領支撐作用， 讓產業集群中的上下游企業普遍享受“智改數轉”帶來的發展紅利。在推動制造業價值轉型的過程中， 必須始終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 把“智改數轉”的行動主體始終放在微觀企業主體身上， 支持企業不斷地更新迭代技術、 調整商業模式、 優化組織架構和人才結構， 通過戰略、 組織、 業務、 流程等方面的適應性調整以匹配價值轉型的目標實現訴求。將企業自驅形成的轉型之力與外部政策、 市場匯聚的環境影響因素有效結合起來， 形成戰略目標一致性下的協同。

（四）落實人才核心， 將人才的選育用留和企業價值轉型全過程相銜接

“智改數轉”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對企業研發、 生產、 運輸、 營銷的全過程都是脫胎換骨的重塑， 要落實“智改數轉”行動計劃， 夯實數字化技能型人才的厚度是關鍵， 推動江蘇省制造業價值轉型過程更需要依靠創新型人才這一高端優質生產要素。針對人才的選育用留， 可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 各地應充分摸排本地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現狀， 通過對人才結構與人才需求的梳理加強對高校相關專業和學科的改革與動態調整， 圍繞本科教育和技能型職業教育強化對人才市場需求的融合， 采用諸如校企合作辦學、 工學交替等多樣化教育模式， 打造適應制造業數字化未來發展方向的新型人才培養體系。尤其是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 高等教育需要對新興專業和交叉學科進行提前布局， 強化學生在人工智能、 大數據、 機器算法等數字技術方面的訓練， 并擴大“大智移云物區”等方面的數字人才培養規模。其次， 鼓勵現有制造業人員參加數字技能職業培訓， 提升員工的數字化作業能力， 通過分層培養與崗位帶教構建員工的能力強化體系。最后， 創造良好的人才生存“土壤”， 不斷優化地區人才引進獎勵政策， 推薦城市發展靚麗名片， 推介地區優秀企業， 向國內制造業產業集群先行區、 東部發達地區乃至國內外的高端人才廣發“英雄帖”， 同時提供人才在落戶、 置業和未來深耕等方向的配套支持。

八、 結束語

隨著社會經濟全產業鏈的高度數字化轉型， 以工業互聯網、 機器人、 人工智能、 區塊鏈、 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正在不斷推動傳統制造業向智能制造與智慧服務雙輪驅動發展模式轉變。尤其是部分產業鏈龍頭企業正在進行持續的價值鏈攀升， 逐步向價值鏈生態網絡集群建設目標邁進， 推動了制造業商業發展模式和價值實現模式的深刻變革?；诖吮尘?， 本文從數字戰略認知框架視角出發， 揭示了制造業的“智改數轉”過程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 既要通過不斷的調整與外部環境的融合激發系統自身創新活力因子， 又要充分注重系統內部協調機制的構建， 以保障制造業內外各主體間的和諧共生關系及生態系統穩定性。而圍繞制造業“智改數轉”過程， 驅動制造業價值轉型的邏輯則是在連接機制與賦新機制的協同作用下， 逐步通過實現資源約束突破和能力躍升的方式來推動制造業實現由價值交易主導型向價值孿生主導型再向價值共創主導型的演變過程。

雖然本文在理論層面研究了“智改數轉”驅動制造業價值轉型的機制與路徑問題， 但關于制造業“智改數轉”的其他理論與實踐方面仍待進一步探索。未來， 針對制造業的“智改數轉”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 應充分結合國家和地方政策支持力度與戰略支撐著力點， 通過研究制造業內不同細分領域的優勢特征， 明確智能制造數字化轉型發展方向， 探索如何推動智能制造產業共性技術的集群式發展和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創新的共享； 圍繞智能制造生態圈發展邏輯， 重點研究完善制造業全產業鏈生態系統的架構體系與運行規則； 充分利用數字技術的賦能， 在發揮產業鏈、 價值鏈主體能力的基礎上， 構建具有健全功能、 和諧秩序與創新活力的“中國智造”智能生態集群。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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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2YJAZH012）；江蘇省社會科學應用研究精品工程項目（項目編號：22SYC-114）；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科技創新團隊項目“智能財務創新與應用研究”（項目編號：CCIT2021STIT020103）

【作者單位】1.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常州 213164；2.蘇州汾藍綠城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江蘇蘇州 215213。榮華旭為通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