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李維 胡穎

摘要：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22個國家人均GDP與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面板數據構建動態面板模型，實證檢驗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具體考察了東道國基礎設施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中國對外承包工程能夠直接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且東道國基礎設施在中國對外承包工程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中發揮了中介作用；不同類別的基礎設施發揮的中介作用存在差異，通信基礎設施發揮的中介作用最強，其次是能源基礎設施，滯后兩期的交通基礎設施也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異質性分析表明基礎設施對低、中低收入水平國家和與中國鄰近國家所發揮的中介作用更強。

關鍵詞：“一帶一路”；對外承包工程；經濟增長；基礎設施；中介效應

中圖分類號：F752.7?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7-0753（2023）04-0027-11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推進，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模式正朝著多元化、高端化發展，其質量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國家間承包工程跨界合作已取得了顯著成效。特別是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對外承包工程業務時，更加注重可持續發展，在向東道國提供大規模、高質量承包工程項目的同時，高度重視履行自身社會責任，注重資源充分利用以及生態環境保護，并積極探索建設經濟、社會以及環境等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設施項目，為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當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發展較為滯后，其對基礎設施合作仍然存在著巨大需求。由于基礎設施對沿線國家經濟復蘇具有的巨大推動效應，后疫情時代沿線各國開展國際基礎設施項目合作的意愿將顯得更為強烈，也更加迫切。這也間接促使中國在沿線國家對外承包工程項目數量呈持續增長的趨勢。

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通過持續與沿線國家開展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合作，推動了沿線國家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礎設施不斷改善，并帶動了自身先進生產設備、高水平建設技術和優質金融服務等資源要素“走出去”，為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發展帶來了發展機遇。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的持續與穩定開展，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價值與社會效益，同時也為中國積極參與、推動經濟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支持。那么，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是否切實促進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增長？基礎設施建設在其中起到了何種作用？本文將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現有文獻主要探討了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大多數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會顯著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鄭磊和汪旭暉，2015；Silajdzic和Mehic，2016；喬敏健，2019；Rakhmatullayeva等，2020），主要通過技術溢出渠道產生影響（Lin 和Kwan，2017；絲路基金青年課題組等，2022），但會受制于東道國經濟風險（余官勝，2017）、政府治理水平（孫穗和朱順和，2021）等因素而存在顯著的異質性特征。部分學者研究了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非洲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例如，楊江（2016）提出中國對外承包工程企業與非洲國家深入開展經濟合作，對東道國基礎設施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具有顯著推動作用。陳默等（2021）、李者聰（2021）的研究發現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一帶一路”沿線非洲地區國家經濟增長具有直接促進作用，并會通過空間溢出效應拉動周邊國家經濟增長。此外，也有學者從其他視角進行了深入研究，并認為跨國并購（張乃丹，2017）、境外合作區建設（劉晨和葛順奇，2019）、生產要素國際流動（方慧等，2020）、國際金融合作（申韜和周吳越，2021）等因素對東道國經濟增長具有推動作用。

綜觀已有研究，鮮有學者深入探討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沿線國家經濟增長的具體影響，對東道國基礎設施建設在其中起到的機制作用的探討也有所欠缺。與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具有以下兩點創新：一是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檢驗了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對外承包工程這一重要的“走出去”方式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二是驗證了基礎設施建設在中國對外承包工程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中存在的中介作用。本文研究對進一步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作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程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中國對外承包工程與東道國經濟增長

長期以來，中國對外承包工程項目重點關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這些項目集聚了先進技術與高質量人力資本，并通過溢出效應加速技術、知識的傳播與擴散，提升沿線國家生產能力、優化產業結構與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而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增長（李者聰，2021；楊麗晨，2021）。同時，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現代經濟的持續發展離不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實現一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大量開展對外承包工程業務的過程中，能夠通過引導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產業聚集、聚集優勢資源，加速沿線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結構升級（Xie 等，2017）。產業結構升級一方面有助于加強東道國行業內部以及行業之間的技術合作，從而間接帶動該國其他產業的發展，發掘國家經濟新增長點；另一方面可以有效促進沿線國家上下游行業的發展，從而提高下游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推動國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此外，中國與沿線國家對外承包工程合作項目的高質量發展，能夠帶來充足的資本與勞動力，這有助于提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企業各部門生產率，降低產品成本，提高經濟效益，促進企業發展，進而推動國家經濟增長（徐俊和李金葉，2020）。據此，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設。

H1：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經濟增長具有直接促進作用。

（二）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東道國基礎設施與經濟增長

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整體基礎設施發展水平不平衡，國家間差距較為明顯，互聯互通水平較低，并存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不足以及運營效率低下等問題，未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發展建設將依舊是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的優先領域和重點方向?！耙粠б宦贰苯ㄔO的持續推進給中國與沿線國家開展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作帶來了巨大發展機遇，中國承包工程企業憑借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豐富經驗，可以為沿線國家提供服務性價比高、質量優良的產品，并可通過與沿線各國加強產能合作，實現優勢互補，互利互惠，進一步提高國家間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平。此外，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大多為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電力工程、通信網絡、能源設備、房屋建筑、石油化工以及工業建設等一系列領域，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通、能源、通信等重要基礎設施的建設和互聯互通水平的提高具有直接促進作用（曾劍宇等，2017；李雪亞和路紅艷，2022），而完善的基礎設施對一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其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A設施水平會直接影響生產過程，能夠通過降低生產投入成本與時間成本、擴大企業生產可能性邊界、創造有價值的投資機會等方式促進國家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增加國民產出，進而促進經濟增長（Kodongo和Ojah，2016；Udah和Basse，2017）。具體而言，不同類型的基礎設施會通過不同方式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如交通基礎設施的持續改善，有助于完善國家物流運輸體系、改善國家營商環境、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與貿易效率，進而直接降低運輸成本與貿易成本，促進國家貿易增長與經濟發展。通信基礎設施的迅速發展，能夠實現信息與要素的快速流通，改善信息不對稱，并加速國家間電子商務發展與跨區經貿合作，進而推動國家經濟增長。能源基礎設施改善能夠保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用能需求，如企業可以通過增加照明時間，進而延長用工時長，增加工業產出（胡建梅和單磊，2022），有效推動國家經濟增長。據此，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

H2：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會通過改善東道國基礎設施的中介效應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本文構建面板數據模型與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檢驗，考慮到經濟增長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通過使用廣義矩估計（GMM）回歸以解決模型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和弱工具變量問題，增強回歸估計結果的有效性（曹俊勇和張樂柱，2023）。為檢驗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構建如下動態面板模型：

pgdpi，t = α1 + φl.pgdpi，t + β11fcpi，t + γ1controli，t +?? ? ? ? ? ? ? ?μi + υt + εi，t? ? ? ? ? ? ? ? ? ? ? ? ? ? ? ? ? ? ? ?（1）

為了進一步檢驗中國對外承包工程能否通過完善東道國基礎設施進而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本文在模型（1）的基礎上借鑒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洪俊杰和詹遷羽（2021）建立中介效應檢驗的方法構建模型（2）和模型（3）：

frai，t = α2 + β21fcpi，t + γ2controli，t + μi + υt + εi，t（2）

pgdpi，t = α3 + φl.pgdpi，t + β31fcpi，t + ηfrai，t +?? ? ? ? ? ? ? γ3controli，t + μi + υt + εi，t? ? ? ? ? ? ? ? ? ? ? ? ? ? ? ? ? ? （3）

模型中，下標i表示國家，t表示年份；pgdp表示東道國經濟增長；l.pgdp表示經濟增長的一階滯后項；fcp表示中國對東道國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control表示本文所選取的所有控制變量。fra表示東道國整體基礎設施水平，為檢驗不同類別基礎設施所發揮的中介效應差異，分別引入東道國交通基礎設施（leti）、通信基礎設施（lein）與能源基礎設施（lcin）。υt表示國家固定效應，μi代表時間固定效應，εi，t表示誤差項。

中介效應具體檢驗程序為：首先，對模型（1）進行回歸，檢驗未引入中介變量東道國基礎設施水平的情況下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根據回歸系數β11的顯著性進行判斷，若其顯著，則表明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經濟增長具有直接促進作用；其次，對模型（2）進行回歸，通過回歸系數β21的顯著性判斷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基礎設施水平是否具有影響；最后，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東道國基礎設施水平構建模型（3）進行回歸，檢驗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經濟增長具有的直接效應（β31）與通過基礎設施傳導的中介效應（η）。在回歸系數β11顯著的情況下，如果回歸系數β21、η均顯著，且回歸系數β31不顯著，表明東道國基礎設施水平起到了完全中介效應；如果回歸系數β21、η均顯著，且系數β31也顯著，則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應，中介效應值的計算公式為f=β21η/（β21η+β31）；若回歸系數β21、η至少有一個不顯著，則不存在中介效應。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東道國經濟增長水平

國家經濟增長水平的衡量指標較多，本文采用世界銀行數據庫公布的各國2014—2020年人均GDP的對數作為東道國經濟增長水平（pgdp）的衡量指標，這是因為人均GDP對一個國家宏觀經濟運行狀況與經濟增長情況的反映更加直觀（Galiani 等，2017）。并采用東道國GDP總量的對數（gdp）與工業增加值的對數（dus）來驗證其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2.解釋變量：中國對外承包工程

對外承包工程的計量指標主要分為金額和項目兩大類，目前多數學者使用中國對外承包工程金額作為模型的代理變量。其中，金額分為營業額與合同額，而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能夠更好地反映對外承包工程的實際完成情況，因此本文在模型基準回歸通過采用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的對數表示中國對外承包工程（fcp），并分別使用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的對數（contract）、項目數的對數（number）進行穩健性檢驗（尹美群等，2019）。

3.中介變量：東道國基礎設施水平

由于基礎設施質量能夠較好地反映一國基礎設施的發展現狀（徐俊和李金葉，2020），本文選取基礎設施質量的對數作為東道國整體基礎設施水平（fra）的衡量指標。同時為了考察不同類別基礎設施所起到的中介效應是否存在差異，選取以下三個分類型的基礎設施中介變量：東道國交通基礎設施水平（leti），參考以往學者指標的選取依據，使用東道國公路、鐵路、港口與航空基礎設施質量簡單算術平均數的對數表示東道國交通基礎設施水平；東道國通信基礎設施水平 （lein），利用通信基礎質量指標的對數進行衡量，因東道國每百人移動電話用戶數、每百人固定電話用戶數、每百萬人安全互聯網服務器數量三個通信基礎設施質量指標的取值范圍、單位存在差異，故本文采用熵值法綜合測算東道國通信基礎設施水平；東道國能源基礎設施水平（lcin），采用電力供應質量的對數進行衡量。

4.控制變量

根據已有相關文獻研究，本文選取以下控制變量：勞動力總人口（labor），用東道國勞動力總人口數取對數衡量，以控制東道國勞動力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曹獻雨和睢黨臣，2021）；城市化水平（urban），用東道國城鎮化率衡量（龍春濤和宋香榮，2022）；貿易水平（trade），用東道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對數表示（尹華等，2022；Ogundari 和Awokuse，2018）；援助效率（faid），采用東道國已收到的凈官方發展援助的對數表示（馮凱等，2022）。

鑒于“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數據存在嚴重缺失的情況，本文采用“一帶一路”沿線22個國家2014—2020年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相關數據從世界銀行數據庫、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以及《全球競爭力報告》整理得出。

本文使用的所有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模型回歸結果

本文對模型（1）分別使用OLS、固定效應、一步差分廣義矩估計（One-step Difference-GMM）以及一步系統廣義矩估計（One-Step System-GMM）進行回歸，由于系統GMM比差分GMM估計的偏差更小、效率改進更強，后續均采用系統GMM進行回歸估計。為增強檢驗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在進行模型回歸時控制了國家固定效應以及年份固定效應，各方式的回歸結果見表2。

由表2回歸結果可以發現，中國對外承包工程（fcp）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值，且至少通過了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即說明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提高了東道國的人均GDP總量，驗證了本文假設1。從系統GMM估計結果來看，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每增加1%，將使東道國人均GDP增加0.064%。而東道國經濟增長的滯后項（l.gdp）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在時間維度上，東道國經濟增長具有路徑依賴特征，呈現“滾雪球”效應。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勞動力總人口（labor）的回歸系數為正值，但不顯著。其原因可能是勞動力人口的增加，會為東道國提供充足的勞動力，并可以有效促進勞動分工提高工作效率，進而有利于國家經濟增長，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其勞動力人口增加會導致人力資源問題，即非熟練勞動力的大量過剩與熟練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同時也可能引發國家出現資源不足、教育負擔加重、勞動力素質較低等問題，這會影響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貿易水平 （trade）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進出口貿易的增加會刺激一國國內消費，創造消費需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國內資源配置不足，促使該國國內資源能夠更多地用于國內專業化發展，進而提高國內資源利用率以及社會勞動生產效率，促進國家經濟增長。同時，援助效率（faid）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他國對外援助的增加，會為東道國帶來豐富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與金融資本等，從而進一步改善東道國基礎設施水平，提高其自主發展能力，進而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城市化水平（urban）的回歸系數為負值，其可能的原因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城市的就業崗位增長速度無法滿足新增城市人口就業需求，造成相對人口過剩并導致城市貧困人口增加，加劇國家貧困問題。此外，城市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交通擁堵、住房緊張、水電資源供應不足、社會治安變差、環境污染等問題，進而增加政府維持治安、處理廢棄物等的財政支出負擔，可能會不利于東道國經濟穩定發展。

（二）穩健性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

本文將被解釋變量分別替換成東道國GDP總量的對數（gdp）與工業增加值的對數（dus）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3第（1）和第（2）列所示?？芍袊鴮ν獬邪こ痰墓烙嬒禂等匀伙@著為正，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經濟增長仍然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證明基準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2.替換解釋變量

將解釋變量分別替換成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的對數（contract）以及項目數的對數（number）分別進行回歸，結果如表3第（3）與第（4）列所示。由檢驗結果可知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以及項目數的增加對東道國經濟增長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與本文基準模型回歸結果具有一致性。

（三）中介效應檢驗

基準回歸模型（1）的回歸結果表明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會顯著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中介效應檢驗的第一步已經完成。第二步將檢驗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基礎設施以及不同類別基礎設施的影響，表4列（1）—（4）分別列示了將東道國整體基礎設施水平（fra）、交通基礎設施（leti）、通信基礎設施（lein）與能源基礎設施（lcin）作為中介變量的回歸結果。第（1）列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回歸系數值為0.021，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中國對外承包工程能夠顯著提高東道國的整體基礎設施水平。從不同類別的基礎設施回歸結果來看：在第（2）列對東道國交通基礎設施的影響中，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回歸系數為正，但系數值較小且不顯著；在第（3）列對東道國通信基礎設施的影響中，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回歸系數值為0.543；在第（4）列對東道國能源基礎設施的影響中，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

最后通過對模型（3）進行回歸檢驗得出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和東道國基礎設施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從表5回歸結果可以得出，第（1）列東道國整體基礎設施水平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整體基礎設施水平具有中介效應。在不同類別基礎設施的回歸結果中，第（3）列、第（4）列通信基礎設施以及能源基礎設施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通信基礎設施以及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顯著促進了東道國經濟增長。

在模型（1）的回歸結果中，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系數為0.064，而在引入東道國整體基礎設施水平以后，該回歸系數減小為0.029，說明東道國基礎設施對中國對外承包工程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部分中介效應，是中國對外承包工程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機制，驗證了本文假設2。同時，在不同類別基礎設施中介效應檢驗結果中，除了交通基礎設施的回歸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以外，通信基礎設施和能源基礎設施的回歸系數均顯著且為正值，且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回歸系數與模型（1）相比均有所減小，表明東道國通信基礎設施以及能源基礎設施具有部分中介效應。

從中介效應值來看（見表6），東道國整體基礎設施的中介效應值為38.73%，通信基礎設施的中介效應值為61.07%，能源基礎設施的中介效應值為46.38%。其中，通信基礎設施的中介效應值最大，其在中國對外承包工程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中具有較強的中介作用。究其原因，在當前數字經濟迅速發展的背景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信基礎設施水平的提高能夠極大地改善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實現信息快速流通，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市場主體應對產業鏈、供應鏈變化的敏捷性，從而增強其在面臨經濟不確定性時的彈性，并進一步加速國家間電子商務的發展與跨區經貿合作，有效支撐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推進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從而推動國家經濟快速發展。而能源基礎設施作為集電力、燃氣等于一身的重要基礎設施，起到了滿足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用能需求的支撐作用，同時也是各關鍵基礎設施發展的堅實底座，能夠為其他基礎設施提供穩定可靠、持續發展的能源供應，促進企業發展，進而推動國家經濟增長。

然而，交通基礎設施作為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重要領域之一，其中介效應并不顯著，可能原因是交通基礎設施從建設到運營使用以及發揮作用往往需要較長的周期，其對經濟產生的影響存在一個滯后期。本文參考胡建梅和單磊（2022）的方法，將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滯后兩期（dl.fcp），對交通基礎設施是否具有中介效應重新進行檢驗，結果見表7?？芍骰貧w系數均顯著且為正值，即滯后兩期后的交通基礎設施在中國對外承包工程與東道國經濟增長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經計算中介效應值為45.76%。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通過與沿線國家大量開展承包工程促進其交通基礎設施的持續優化，對沿線國家進出口貿易穩步增長、就業崗位持續增多、人民生活質量提升起到了重要的引領與帶動作用，有助于推動其經濟快速發展。

（四）異質性分析

1.基于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異質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考察“一帶一路”沿線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中，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其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東道國基礎設施中介效應是否存在異質性，本文根據世界銀行所提出的劃分標準，將樣本國家分別劃分為高、中高收入與低、中低收入國家兩組進行分組回歸，主要回歸系數結果如表8第（1）與第（2）列所示?？芍噍^于高、中高收入國家而言，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低、中低收入國家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更強，且基礎設施中介效應值達到了66.57%。原因可能是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數國家為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水平整體較低，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為落后，尚未形成完善的基礎設施網絡，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持續大規模開展將會幫助其基礎設施得到明顯改善，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更強的促進作用。而高、中高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基礎設施建設也較為完善，且產業結構層次較高，故在一定程度上會放緩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其經濟增長的影響進程，因而促進作用較小。

2. 基于與中國陸地是否接壤的異質性檢驗

地理距離對國家間貿易發展、經濟合作、文化交流具有重要影響，為檢驗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是否會因地理距離的影響而具有異質性特征，本文以東道國與中國陸地是否接壤作為劃分標準，將樣本國家劃分為鄰近與非鄰近國家進行分組回歸，結果如表8第（3）與第（4）列所示?？芍袊鴮ν獬邪こ虒@兩類國家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值，但非鄰近國家的回歸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鄰近國家經濟增長帶來了顯著促進效應，但對非鄰近國家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同時，鄰近國家基礎設施中介效應值達到了52.98%。究其原因：一方面，鄰近國家與中國地理距離較短，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資的不確定性和成本也會隨之降低，因此更傾向于與鄰近國家開展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合作；另一方面，地理距離較近的國家通常在政治關系、經貿聯系和互動等方面更加密切，進而有利于降低開展對外承包工程的交易和溝通成本，使得中國承包工程項目在鄰近國家開展的可能性更高。由此，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為持續推動鄰近國家進出口貿易增長、深化產能合作、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以及基礎設施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機遇，對其經濟增長產生了更為顯著的促進作用。

五、結論與對策建議

本文采用2014—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22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建立動態面板模型，實證檢驗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并探究了東道國基礎設施的中介效應。得到如下結論：（1）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一結論通過了穩健性檢驗。（2）東道國基礎設施在中國對外承包工程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為38.73%，通過進一步區分基礎設施類別，發現不同類別的基礎設施發揮了不同程度的中介作用，通信基礎設施以及能源基礎設施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分別達到了61.07%和46.38%，滯后兩期的交通基礎設施也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為45.76%。（3）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東道國基礎設施中介效應具有異質性特征，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低、中低收入水平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大于對高、中高收入國家的影響，對與中國鄰近國家的促進效應大于對非鄰近國家的影響；東道國基礎設施對低、中低收入水平國家的中介作用大于高、中高收入國家，對與中國鄰近國家產生了顯著的中介作用，但對非鄰近國家未產生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就如何在“一帶一路”倡議持續推動下通過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加強與沿線國家開展產能合作，促進經濟增長，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是改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在目前國際國內雙循環背景下，中國應統籌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積極與沿線國家開展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作，幫助沿線國家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發展。

一是中國應積極拓展對外承包工程的業務領域，擴大對外承包工程的業務范圍，積極開拓國際合作新空間。在支持企業鞏固發展傳統市場的同時，積極參與發達國家基建，逐步提升國際承包工程市場份額，加速拓展新領域合作，加強規則標準的軟聯通，提高國家和區域間合作水平，為企業開展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合作創造有利條件，培育更多新的增長點。二是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大多為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在擴大對外承包工程規模的同時，應為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先進的生產設備、生產技術與經營理念，助力沿線國家走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通過推動對外承包工程與對外投資貿易融合發展，探討并購海外優質建筑企業，帶動國內先進裝備技術標準和服務出口，并大力支持延伸產業鏈，鼓勵設計咨詢機構“走出去”，促進投建營協同發展，持續推動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三是要重視沿線國家不同類別的基礎設施建設。東道國交通、通信以及能源等基礎設施能夠在對外承包工程促進沿線國家經濟增長中發揮顯著的促進效應，因此在今后的對外承包工程中，應增加基礎設施領域的業務分配，重點關注沿線國家交通、通信、能源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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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唐詩柔/? 校對：張艷妮）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dynamic panel model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per capita GDP in 22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14 to 2020 and China's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empirically testing the impact of China's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st countries and specifically examin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host country infrastructure. The study shows that China's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can directly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st countrie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in host countries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China's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promoting host country economic growth.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frastructure， with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having the strongest mediating effect， followed by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lagge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lso playing some mediating effec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infrastructure plays a stronger mediating rol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with China.

Keywords： Belt and Road;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Economic growth; Infrastructure; Mediating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