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

羅建志 李洋

摘要：本文以2010—2019年滬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為樣本，探究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的關系，并將董事會團隊特征納入考量范圍，探究不同董事會異質性情景下二者關系的差異性。實證結果顯示，董事網絡能夠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并且當董事會異質性較大時，這種促進作用更為明顯，細分董事會異質性后發現，相較于董事會的社會異質性，其職業異質性能夠更為明顯地提升董事網絡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促進作用。進一步地，本文立足于我國特殊的經濟背景，檢驗內部股權性質與外部市場化程度對以上效應的影響，研究發現在非國有企業及市場化程度越低的地區，董事會異質性對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關系的提升作用更為明顯。

關鍵詞：董事網絡；企業社會責任；董事會異質性

中圖分類號：F270?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7-0753（2023）04-0012-15

一、引言

2021年7月，鴻星爾克作為一家虧損高達2.2億元的公司，因捐款5 000萬元援助河南洪澇災區一度成為國民熱議、媒體追捧的“良心企業”，其銷售業績與社會聲譽直線攀升。一時之間，企業慈善捐贈、企業社會責任引發了廣泛討論和高度關注。對于企業而言，其最終目的是實現價值的最大化，而履行社會責任能夠幫助企業樹立公眾形象、營造良好口碑、提高品牌價值，為公司利益相關方帶來正外部性，同時為公司營造良好的外部競爭環境（高勇強等，2012），進而提升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性（Ma和Parish，2006；戴亦一等，2014）。對于政府而言，企業是助力技術進步、增進民生福祉、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力量（李小青等，2020），如何驅動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內生化，激發企業家精神，提高企業價值的可持續性，已然成為當前社會、監管部門和學界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目前，企業主要通過對外捐贈、組織員工參與慈善項目、建立慈善基金等方式來履行社會責任，然而無論通過何種方式，公司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做出社會責任履行這一決策必然是董事經過其個人、所任職公司以及其他外部相關方的成本收益分析做出的取舍（梁上坤等，2022），同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方式高度依賴于決策者的信息和社會網絡關系，因此董事網絡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中必然扮演著不可忽視的角色。董事由于同時在多家公司任職，能夠促進任職公司加速構建縱橫交織的社會網絡關系，而網絡系統中嵌入的豐富的社會資本，能夠為企業帶來資源、信息、聲譽上的競爭優勢（Burt和Burzynska，2017）。企業越靠近董事網絡的中心位置，越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緩解資源依賴性、提升社會聲望，而且有利于增強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主動性及披露履行情況的積極性（李小青等，2020）。然而，現有研究很少關注到董事網絡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正面影響，本文嘗試在這一領域進行有益拓展。此外，社會責任履行理應納入企業長期規劃，不能被個人意志所掌控，需要進行集體決策，而董事會作為企業的主要決策者，其團隊特征必然會影響到董事網絡對社會責任履行的作用效果。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一方面將董事的社會屬性和董事會的團隊特征納入考量范圍，嘗試打開董事網絡與董事會團隊相互配合、協同治理的“黑箱”；另一方面，豐富了現有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相關文獻，為董事網絡社會資本實質性驅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提供了一定的經驗證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企業在創造價值的同時，除了對股東、債權人和員工承擔法律責任外，還需要對諸如政府、社區、環境等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張雪和韋鴻，2021）?，F有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研究，主要從媒體關注（肖紅軍等，2022）、風險投資（賈西猛等，2022）等企業外部視角出發進行探討，而從企業內部進行分析的文獻相對較少，梁上坤等（2022）發現董事網絡聯結會抑制公司對外捐贈，而李小青等（2020）證明了在民營企業中，董事網絡能夠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此外，張勝榮（2016）探究了管理者特征對農業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影響。梳理文獻發現，鮮有研究將董事的社會屬性和董事會的團隊特征同步納入考量，而董事會的團隊特征必然會影響到董事網絡作用的發揮。因此，本文將在前人基礎上，嘗試在這一方面做出有益的拓展。

（一）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

1.董事網絡有利于增強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能力和意愿

董事網絡可以定義為董事因同時任職于多家公司而形成的社會網絡關系（謝德仁和陳運森，2012），目前學術界大都通過網絡位置對董事的社會屬性進行研究，董事網絡的存在能夠為企業帶來一定的信息、資源優勢，公司董事在網絡中的位置反映著企業獲取資源、信息等能力的高低，越靠近中心位置，董事網絡所具有的信息優勢和資源優勢越強（Jiang等，2018）。董事網絡作為一種非正式性的制度安排，對其成員的社會責任履行具有一定的約束作用。通常情況下，處在董事網絡中的企業會受到更多的關注，承擔更大的壓力，且董事網絡對外部壓力還具有一定的“放大效應”，即如果其中某個企業在社會責任履行方面出現問題，其他企業也會受到相應牽連（孫維章等，2021）。因此，處于同一董事網絡中的企業在彼此的監督之下往往會更加積極地履行社會責任（李小青等，2020）。董事網絡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其價值表現為鑲嵌在社會網絡中由聲譽、信息、知識和戰略資源所構成的社會資本（謝德仁和陳運森，2012），董事網絡的存在能夠幫助企業獲取更多的異質性信息，并拓寬融資渠道，緩解資源約束，使其更容易獲取風險投資或者銀行貸款，進而提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能力（馮麗艷等，2016）。此外，處于網絡中的董事往往具有較高的聲譽資本，董事網絡位置越居中，其鑲嵌于網絡中的聲譽資本越豐富，與此相對的是，出現相關輿論或者受到監管部門懲罰時的損害就會越大，所付出的代價也就越高（周雪峰等，2021），因此，處于網絡中心位置的董事更愿意促進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進而獲得良好的社會聲譽，增進企業與政府間的親密程度。當存在董事網絡關系時，董事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就越強，并且越靠近網絡中心位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意愿也越強烈。

2.董事網絡有利于提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質量和效率

企業進行決策的效率及決策的實施質量離不開外部信息資源的支持，社會網絡理論認為，企業相互間的互動及合作產生的信息顯著影響著企業的行為（Mazzola等，2016）。處在董事網絡中的企業具有信息互通、資源共享的優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各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李洋等，2019），且相比于其他渠道的信息更加豐富、可靠；同時，由于模仿效應的存在，各企業能夠通過獲取的相關信息，模仿學習彼此間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先進做法及相關的社會責任管理經驗（謝德仁和陳運森，2012），進一步提高履行社會責任的質量。此外，董事網絡位置越居中，越能夠建立更多有效的聯結關系，在幫助企業獲取關鍵信息的同時，大大降低企業的信息甄別成本，提升企業對于行業發展、政策變更的敏感度，進而更加準確地預測行業變化并及時做出應對措施，制定有效的社會責任履行管理制度，提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效率（張兆國等，2018）。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H1。

H1：董事網絡能夠促進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即董事的網絡位置越居中，企業越傾向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二）董事網絡、董事會異質性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

董事會作為企業的核心決策者，其團隊特征必然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及實施成效產生深遠影響。因此，董事網絡要充分發揮其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作用，有賴于董事會團隊成員的密切配合與協同治理。董事網絡所獲取的知識、信息、技術等，須經董事會才能轉換為企業實質可用的資源，而董事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人口統計學特征會形成不同的認知模式，這些認知模式會決定其對信息、技術等資源的處理過濾能力（Carpenter等，2004），因此，董事會異質性的存在，會導致其對知識、信息、技術等資源的接受度與利用度產生一定差異，進而對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的關系產生不同的影響（李維安等，2014）。本文參考以往研究（李維安等，2014；Anderson，2011），將董事會異質性進一步分為職業異質性和社會異質性，其中職業異質性包括教育程度異質性、職業背景異質性和任期異質性，社會異質性包括年齡異質性和性別異質性。

1.董事會職業異質性對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關系的影響

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性工程，不僅需要強大的財務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支持，還需要企業擁有與之對應的管理能力、知識和經驗等（梁上坤等，2022；李小青等，2020）。因此，在履行社會責任過程中，董事會團隊的個人特征也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在教育程度異質性方面，董事所接受的教育給予其認知并塑造其世界觀，不同的教育程度使他們接受不同的知識，形成了不同的觀點以及履行職責的方式，進而能夠提升董事會對于環境變化的應對能力（Barkema和Shvyrkov，2007）。在職業背景異質性方面，董事擁有不同的職業背景，意味著他們擁有不同的經驗、技能以及觀點，因此能夠給企業提供更為廣泛的解決難題的方法（Anderson等，2011）。在任期異質性方面，董事的任期越長，一般而言其擁有的社會資本就會越豐富，企業聲譽受損后對自身的影響程度也越大，因而會更加重視企業團隊氛圍、企業文化、政府關系以及企業社會形象等（焦健等，2017），同時對于行業信息的獲取和處理更加迅速，更能夠預測行業的變化趨勢；而董事的任期較短時，為了鞏固其地位，會更加迫切地創造業績，更加重視與企業發展有關的信息、資源等，同時，對于所獲取的信息、資源等的利用效率會更高（李維安等，2014）。因此，董事會職業異質性越高，對于董事所帶來的信息、資源等優勢的利用度和接受度會越大，并且所獲取信息、資源的重疊性會越低，董事會團隊檢索、整合、評價信息資源價值的效率會越高（Bernile等，2018），進而提升董事會決策效率和質量，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并提升企業經營績效，有力提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能力，使得董事網絡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的正向促進作用更為明顯。

2.董事會社會異質性對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關系的影響

目前董事會社會異質性的研究結果呈現兩極分化的現象。部分學者認為，董事會成員年齡、性別的多元化會導致董事們在交流上的困難，降低董事會的決策效率和質量，不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而另一種觀點認為，董事會年齡異質性會提升企業績效及會計信息質量，并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董事的閱歷、社會資本均會增加。一般情況下，年齡較大的董事在董事網絡中往往更靠近中心位置，而年齡越大，規避風險的傾向就越強，越不愿意承擔未履行社會責任所帶來的風險；而年齡較小的董事的存在，能夠提升團隊的活力，提升決策效率，增強團隊干勁（李維安等，2014）。女性董事往往更加細心謹慎，能夠對企業規避風險提供有價值的信息（Adams等，2010），女性董事參與經營決策，還能增加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Faccio等，2016；Burt，2019）。本文認為，董事會的社會異質性越高，獲取、處理、整合信息的能力越強，并且討論越積極，對于董事網絡中傳播的信息資源反饋更加迅捷、完善，社會責任的長期履行機制也更加嚴謹、周密。不同年齡、性別的組合，還能夠擯除消極的成見、不信任和情感沖突，改善董事網絡關系，提升企業與政府、上下游企業間的親密度（張根明和鄧宸殊，2020），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融資約束、獲取政治關聯、提升企業績效，進而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H2。

H2：在董事會異質性較大的情景下，董事網絡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考慮到2008年發生大規模金融危機，導致2008年與2009年上市公司的數據存在較大的偏差，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受疫情影響眾多企業停工停產，數據出現大幅波動，本文選取2010—2019年滬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作為初始樣本，并按照以下步驟進行篩選：（1）剔除ST公司；（2）剔除金融、保險行業的樣本；（3）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由于董事網絡數據需要手工收集，本文剔除了未形成董事網絡關系且部分董事信息缺失的公司。另外，為了控制極端值的影響，對所有的變量進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處理，最終獲得12 417個數據樣本。以上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WIND數據庫、上市公司年報以及和訊網。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

參照馮麗艷等（2016）、李小青等（2020）的做法，采用和訊網公布的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指數評分（CSR）來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進行評價。

2.解釋變量

參照Larcker等（2013）、陳運森（2015）、Chuluun等（2017）、陳運森和鄭登津（2017）、李洋等（2019）的研究，選取公司為單位的程度中心度均值（Degree）和結構洞均值（CI）兩個指標對董事網絡進行度量。公司中董事所處的網絡位置決定著公司整體的網絡位置，因此可通過公司中董事所處的網絡位置計算出公司層面的網絡位置。具體地，程度中心度的計算公式為：Degreei = ，i為單個董事，j為除i外的其他董事，Xij表示聯結關系，如果董事i和董事j至少在同一個公司的董事會中任職，則Xij取1，否則取0，由于不同年份上市公司的董事數量不同，用董事的總人數g減1消除規模的差異，Degree的值越大，表示董事在整個網絡關系中的位置越重要。結構洞的計算公式為：Cij =（Pij + ∑? qPiqPjq）2（q≠i，j），其中Pij表示董事i和董事j的直接聯結關系，∑? qPiqPjq表示董事i和董事j的關系中，通過q這一路徑的間接聯結關系，Cij的最大值為1，根據現有文獻的做法，令CI=1-Cij，計算董事的結構洞豐富程度，CI值越大，董事所占據的結構洞越豐富。上述計算結果為所有董事個體層面的程度中心度和結構洞，與Larcker等（2013）、陳運森（2015）、Chuluun等（2017）、陳運森和鄭登津（2017）、李洋等（2019）等學者的做法一致，本文選取各個上市公司的年度董事網絡程度中心度和結構洞的均值作為公司層面的網絡位置衡量指標。

3.調節變量

本文參照Anderson等（2011）、李維安等（2014）、焦健等（2017）的做法，將董事會異質性（BH）分為職業異質性（PH）和社會異質性（SH）①，并分別分析三者的調節作用。

4.控制變量

參考張兆國等（2018）、李小青等（2020）、晏艷陽和馮澤宇（2021）、曹斯蔚（2022）等學者的做法并結合研究問題，本文選取公司規模（Size）、公司成長性（Growth）、財務杠桿（Leverage）、股權性質（State）、股權制衡度（Zidex）、董事會規模（Board）、獨立董事比例（Indep）作為控制變量，此外，模型中還控制了行業（Industry）和年度（Year）固定效應。

（三）研究模型

為了驗證H1，本文構建主效應模型（1），BN表示董事網絡位置，包括以公司為單位的程度中心度均值（Degree）和結構洞均值（CI），CSR代表企業社會責任，Control表示一組控制變量，并控制行業和年份固定效應，ε為隨機誤差項。

CSR = β0 + β1 × BN + β2 × Control + ∑Industry +? ? ? ? ? ?∑Year + ε? ? ? ? ? ? ? ? ? ? ? ? ? ? ? ? ? ? ? ? ? ? ?（1）

為了驗證H2，本文構建調節效應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董事會異質性（BH），包括董事會職業異質性（PH）、董事會社會異質性（SH）、董事會綜合異質性（CH），以及董事會異質性與董事網絡的交互項。

CSR = β0 + β1 × BN + β2 × BH + β3 × BN? × BH +??? ? ? ? ? ?β4 × Control + ∑Industry + ∑Year + ε? （2）

四、實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梢钥闯?，CSR的均值為26.083，遠低于和訊網公布的及格線60分（滿分100分），且最大值為74.103，最小值為-2.820，標準差高達14.792，這表明目前我國主板A股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還處于較低水平，并呈現出參差不齊的狀態。Degree與CI的最大值分別為24.092與0.898，遠高于各自的最小值5.000和0.074，說明雖然在我國資本市場中普遍存在董事聯結現象，但不同上市公司的董事網絡具有很大的差異。PH、SH、CH的均值分別為6.160、5.181和11.340，都略微大于各自的中位數6.000、5.000和11.000，樣本數據均呈現一定程度的右偏分布特征，體現了大多數A股上市公司的董事會職業異質性、社會異質性與綜合異質性都低于均值，亟需積極引入并合理搭配具有不同異質性的成員加入董事會團隊。各控制變量的數據分布基本處于合理范圍，沒有出現明顯的極端值。

（二）回歸分析

主效應與調節效應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模型（1）檢驗董事網絡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影響，兩組回歸中Degree、CI的系數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董事靠近網絡中心位置或者占據結構洞位置時，能夠提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意愿和質效，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呈正相關關系，假設H1得到支持。

模型（2）檢驗董事會異質性在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的調節效應，在分別加入董事會的職業異質性、社會異質性與綜合異質性之后，六組回歸中部分Degree、CI系數的顯著性有所下降，但仍至少在10%的水平下顯著，假設H1進一步被驗證。交互項DegreeCH、CICH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董事會綜合異質性對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關系具有正向的調節作用，假設H2也得到支持。進一步細分職業異質性與社會異質性可以發現，DegreePH、CIPH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DegreeSH、CISH的系數都不顯著，這說明董事會異質性的調節效應主要是來自職業異質性，社會異質性并未產生明顯的影響效果。相較于董事會的社會異質性，職業異質性能夠顯著提升董事網絡位置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促進作用。因此在下文的進一步研究中，將采用職業異質性作為董事會異質性的代理變量。

（三）穩健性檢驗

1.工具變量法

一般情況下，傾向于履行社會責任的公司往往擁有較好的企業形象以及社會聲譽，更容易吸引網絡中心度高、結構洞數量豐富的優質董事加盟（李小青等，2020）。為了排除董事網絡位置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可能存在的雙向因果關系，并減少核心變量手工收集造成的測量誤差以及遺漏變量產生的結果偏誤，本文采用“除本公司外的董事網絡程度中心度行業均值”（Degree_ind）、“除本公司外的董事網絡結構洞行業均值”（CI_ind）作為工具變量（梁上坤等，2018；姚立杰等，2020；周雪峰等，2021），運用兩階段工具變量法（2SLS）對主效應模型（1）進行重新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梢钥闯?，兩個工具變量的Anderson canon. corr. LM統計量的P值都為0.00，拒絕了“工具變量不可識別”的原假設；Cragg-Donald Wald F統計量分別為238.33、26.97（大于Stock-Yogo檢驗10%水平上的臨界值16.38），拒絕了“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在第一階段，Degree_ind與Degree、CI_ind與CI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符合工具變量選取原則；在第二階段，工具化后的董事網絡位置擬合值Ins_Degree、Ins_CI與CSR至少在5%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與原回歸結果基本一致，說明本文的結論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2.傾向得分匹配

行業經驗豐富和社會資本雄厚的董事可能更傾向于在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公司中任職，因此董事網絡位置或許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樣本自選擇屬性（周雪峰等，2021）。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SM）處理“選擇性”偏差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將樣本數據按照Degree和CI的中位數分別進行分組，高于中位數的為處理組，其余為控制組，并選取本文的控制變量——公司規模（Size）、公司成長性（Growth）、財務杠桿（Leverage）、股權性質（State）、股權制衡度（Zidex）、董事會規模（Board）、獨立董事比例（Indep）——作為協變量，運用最近鄰匹配法進行樣本配對。在匹配以后所有變量的標準偏差絕對值均在5%以下，且t統計量都不顯著，說明匹配變量在處理組和對照組之間并不存在系統差異②。利用4 437個程度中心度匹配樣本和4 037個結構洞匹配樣本對主效應模型（1）、調節效應模型（2）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結果顯示，匹配后的回歸結果均與原結論基本一致，說明在排除樣本自選擇偏差后，本文的結論仍然成立。

3.替換核心變量

（1）替換被解釋變量。參照李小青等（2020）的做法，根據和訊網的社會責任指數評分，將20分以下作為第一等級、20—40分作為第二等級、40—60分作為第三等級、60—80分作為第四等級、80—100分作為第五等級，本文分別將五個等級賦值為1—5，獲得離散變量（CSR_L）替代原有的連續變量。（2）替換解釋變量。根據李敏娜和王鐵男（2014）、Blanco-Alcantara等（2019）的研究，網絡位置居中的董事，往往掌握著網絡中最大的話語權以及社會資源的支配權，因此本文用程度中心度的最大值（Degree_max）和結構洞的最大值（CI_max）替代其均值。對主效應模型（1）、調節效應模型（2）重新回歸的結果如表6、表7所示，研究結果同樣穩健。

五、進一步研究

（一）內部股權性質的影響

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具有先天的產權制度優勢，與政府間已經建立了比較良好的關系，能夠幫助企業獲得部分關鍵性資源，與之相對應的，國有企業也肩負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重目標，除實現自身的盈利目標外，還需履行部分社會責任，比如擴大就業、穩定物價、改善社會福利等（黃速建和余菁，2006）。因此，國有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意愿和水平受到董事會團隊特征的影響程度相對較小，從而弱化了董事會異質性在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之間的調節效應。而對于非國有企業而言，他們可能希望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優化政企關系，從而更加積極地在促進地方就業、加大慈善捐贈等方面履行自身的社會責任。因此，在非國有企業情境下，企業自身履行社會責任的意愿更為強烈，董事自身對于社會責任履行的重視程度更高，董事會異質性對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之間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因而本文認為，相較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中董事會異質性對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關系的正向調節作用更強。

（二）外部市場化程度的影響

企業的經營決策行為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所處市場環境的制約，而我國長期存在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現象，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具有較大的差距（許志勇等，2020）。相對來說，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其司法保障體系、資源配置通道、政府財政透明度等外部治理機制的建設也就越完善（李慧云和劉鏑，2016）。董事網絡主要依靠董事擁有的社會資本為企業帶來關鍵信息、稀缺資源等方面的競爭優勢，而董事會異質性有助于規避墨守成規，激發更有價值的創新觀點和多元化的認知視角，為董事治理能力的發揮提供更充分的戰略支持，進一步放大董事網絡嵌入的信息資源優勢，從而有效提升企業經營業績水平，為履行社會責任提供一定保障。當企業所處環境的市場化程度較低時，董事網絡作為外部正式制度缺失的補充機制發揮了顯著的替代功效，董事會異質性帶來的前沿知識技能與豐富行業經驗也能為社會責任履行帶來全面的抉擇思路，更加明顯地促進了董事網絡位置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正面影響。因此本文認為，企業所處地區市場化程度越低，董事會異質性對董事網絡位置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關系的正向調節作用越強。

（三）回歸結果分析

為了證實內部股權性質和外部市場化程度可能存在的差異化影響，本文在模型（2）的基礎上引入兩個現實情境變量（SV），包括股權性質（State）和市場化程度（Mindex），構建雙重調節效應模型（3）。其中，使用職業異質性（PH）作為董事會異質性的代理變量；股權性質（State）為虛擬變量，國有企業賦值為0，非國有企業賦值為1；市場化程度（Mindex）則參考姚立杰等（2020）等的做法，采用《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一書中31個?。ㄗ灾螀^、直轄市）的市場化總指數來度量。如果BN×PH的回歸系數β6顯著為正，則預期BN×PH×State的回歸系數β7也顯著為正，BN×PH×Mindex的回歸系數β7顯著為負，即在非國有企業中，以及市場化程度越低的地區，董事會職業異質性進一步增強了董事網絡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正向影響。

CSR = β0 + β1 × BN + β2 × PH + β3 × SV? + β4? ×?? ? ? ? ? ?BN × SV + β5? × PH × SV + β6? × BN × PH +? ? ? ? ? ? β7? × BN × PH? × SV + βi × Control +?? ? ? ? ? ?∑Industry + ∑Year + ε? ? ? ? ? ? ? ? ? ? ? ? （3）

股權性質和市場化程度雙重調節效應的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梢钥闯?，在加入兩個現實情境變量SV之后，Degree、CI和BNPH的系數依舊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假設H1、H2再次得到驗證。此時需要重點觀測交互項BNBHSV的回歸系數。其中，Degree×PH×State、CI×PH×State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在非國有企業中董事會職業異質性進一步增強了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的正相關性。Degree×PH×Mindex、CI×PH×Mindex的回歸系數至少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當企業所處地區市場化程度較低時，董事會職業異質性對于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的正向關系有著更好的調節效果。

六、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研究發現，董事網絡能夠正向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并且在董事會異質性較大時，這種影響作用更為明顯；細分董事會異質性后發現，這種影響作用的差異主要是由董事會職業異質性引起的。在非國有企業以及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董事會異質性對董事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關系的正向調節作用更明顯。

（二）政策建議

對于企業而言，應盡可能選聘處于網絡中心位置的董事，同時關注董事會成員的異質性，充分利用其社會資本，并結合公司屬性以及所在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制定合理的社會責任履行制度，樹立良好的社會聲譽，同時盡可能地發揮履行社會責任帶來的正外部性，提高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對于政府部門而言，一方面，應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盡可能提高地區商業環境透明度，完善相關的經營管理制度，同時均衡提升各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為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應進一步完善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管理舉措以及與之配套的披露機制，引導國有企業積極發揮社會責任履行的先鋒模范作用，設計非國有企業持續完善社會責任履行的長效激勵機制，在提升廣大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質量的同時切實保障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

注釋：

① 在社會異質性方面，年齡異質性（Age）（年齡為獲取數據時的董事年齡）以年齡變異系數衡量。年齡變異系數 =董事會年齡標準差/年齡均值，將董事會年齡變異系數按照四分位賦值為1、2、3、4，最終得分即代表董事會年齡異質性，數字大小則代表異質性大小。同理，根據公式：性別變異系數 = 女性董事人數/董事會人數，年齡變異系數、任期變異系數亦如此。任期變異系數=董事會任期標準差/任期均值，計算出變異系數后根據四分位賦值得到性別異質性（Gender）和任期異質性（Tenure）。教育程度異質性（Education）為董事受教育的程度，受教育程度不同，所獲得的知識和認識事物的認知深度有很大的差異。本文將博士學歷賦值為4，碩士學歷賦值為3，本科學歷賦值為2，大專及以下學歷賦值為1，如果董事的學歷數據缺失，則默認為本科。然后計算每個董事教育程度的赫芬達爾指數，公式為：教育程度變異系數=1- [ ∑4i=1（ Pi? ? ? ?—? ?n? ）2 ]，其中，Pi代表四類學歷中某一類的人數，n代表董事會的總人數，再將計算得到的變異系數按照四分位賦值，最終的分數即為董事會教育程度異質性。本文將職業分為9類，生產為1、研發為2、設計為3、人力資源為4、管理為5、市場為6、金融為7、財務為8、法律為9，同理可計算董事會職業背景的赫芬達爾指數進而得到董事會職業背景異質性（Profession），此處不再贅述。

社會異質性（SH）=年齡異質性（Age）+性別異質性（Gender）

職業異質性（PH）=教育程度異質性（Education）+職業背景異質性（Background）+任期異質性（Tenure）

董事會異質性（BH）= 社會異質性（Social）+職業異質性（Profession）

② 由于篇幅限制，最近鄰匹配下平衡性檢驗結果未報告，留存備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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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唐詩柔/? 校對：張艷妮）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main boards from 2010 to 2019 as the sampl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of directors network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an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eam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under different board of directors' heterogeneity.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network can promo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and this promoting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whe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re more heterogeneous. After divid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t i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oc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ir occupational heterogeneity can more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network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based on China's unique economic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ternal equity and external marketization on the above effect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areas with lower marketization， the enhancing effect of board of directors' heterogene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of directors network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is more significant.

Keywords： Directors network;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oard of directors' heterogene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