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營商環境的組態路徑研究

摘 要：以長三角城市群為樣本，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探討政府服務、法治環境、經濟發展、創業創新、城市文明、生活品質六個營商環境要素組態對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驅動路徑。研究發現長三角區域存在四類優化營商環境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模式，包括政府-市場-社會多元邏輯下的創業創新與城市文明驅動型、政府-社會邏輯下的城市文明驅動型、市場-政府邏輯下的創新驅動型、社會邏輯下的城市文明與生活品質驅動型。

關鍵詞：營商環境；長三角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組態效應

中圖分類號：F202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1 — ００91 — ０4

收稿日期：２０23 — 01 — ０４

一、引言

高質量發展是應對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矛盾的關鍵抓手。作為多要素集成系統，營商環境與高質量發展緊密關聯，對微觀經濟活力和創新創業能力具有重要影響。長三角城市群作為國內開放程度、經濟活躍度和創新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探索該地區優化營商環境助推高質量發展的組態路徑具有典型意義。

二、研究框架

營商環境涉及到市場主體在經濟活動中各種體制機制因素和條件，龐雜繁復且與國情實際緊密聯系，政府、市場與社會各層面因素都是營商環境這個有機復合體的組成。因此，在中國語境下研究營商環境問題，離不開“政府-市場-社會”互動的邏輯基礎。探究復雜多元因素聯動匹配產生不同營商環境組合進而影響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邏輯進路，“制度組態”視角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途徑（杜運周等，2020）?；凇罢?市場-社會”框架，以長三角城市群為實踐案例樣本，引入定性比較分析QCA，對優化營商環境引致的城市高質量發展作組態分析研究，探索不同類屬制度（環境）因素對營商環境的聯動效應、與高質量發展的互動關系，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1.政府。政府是市場經濟的主要參與者，是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谡韭毮?，本文將政府服務和法治環境兩個二級條件視為政府層面歸屬的環境因素。其一，政府服務包含政務服務效率以及公共服務水平。政務服務效率是地方政府行政服務水平和地方政府交易水平的主要體現，直接影響了企業經營投資等決策行為（李志軍，2021）。公共服務主要體現在水電氣供應水平、醫療衛生條件和公共基礎設施等方面，會影響到企業的生產運營能力和效率以及投資決策與創新活力（張三保、曹銳，2019），因其政府主導以及公共產品或類公共產品屬性，本文也將公共服務劃歸到政府服務中。其二，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改善地區法治營商環境是政府推動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途徑（趙海怡，2019）。法治環境主要體現在市場監管執法、知識產權保護等法律制度以及司法環境等方面。

2.市場。市場是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是企業經營所處的直接環境，也是影響企業創新的重要外部力量，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市場開放水平、投資風險狀況等（李志軍，2021）。本文將經濟發展和創業創新作為衡量市場環境的二級指標。其一，經濟發展指標選取了市場環境和金融服務兩個維度。市場環境綜合指標考量一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金融服務則反映該地區金融發展狀況、開放程度以及發展活力。其二，創業創新指代市場中的創新環境。創新是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而企業良好的創新績效取決于創新環境的改善。影響創新環境的主要因素包括資金支持、人才資源、基礎設施、創業水平等（王郁蓉、師萍，2015），其中人力資源是創新的核心資源。本文以涵蓋創新投入和成果產出的創新績效以及人力資源作為直接衡量創業創新水平的三級指標。

3.社會。決定人才認同感、歸屬感的城市環境、營商環境乃至生活方式，內核都滲透著城市文化；因此，相較于政府與市場，社會人文對商業主體行為的影響有著“潤物細無聲”的作用，更多的是從生活層面和精神層面對營商環境產生影響，包括企業家精神培育、生活幸福感獲得感、人文關懷水平等等，好的社會環境對優化營商環境有著基礎性的土壤培育作用，因此也有學者和地方政府將社會環境納入營商環境的考量范疇。本文將城市文明和生活品質選定為社會環境的二級條件。其一，城市文明程度以社會和諧指數和文化休閑為標尺，衡量地方人文基礎環境。其二，城市生活品質則以城市功能優化和人居環境兩個三級指標來決定，旨在考察城市居住品質、人文特質以及生態環境。將文化與生態納入城市生活維度是基于人文底蘊、環境質量與大眾生活的緊密關聯度以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諸多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地方案例也證明了優質的生態環境對企業投資、人才引進等起到了很好的吸引作用。

綜上，本文在政府、市場、社會交織互動的邏輯上，分析政府服務、法治環境、經濟發展、創業創新、城市文明和生活品質六個環境條件要素對城市營商環境的整體性影響。根據組態視角，從溯因邏輯可以探究上述六個條件形成的不同營商環境組合所引致的城市發展水平，從而為優化營商環境助推高質量發展提供更為具象理解和顆粒度分析。

三、研究方法與數據構建

（一）研究方法

本文運用以集合論為基礎的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CA，在組態視角分析的基礎上分析優化營商環境與高質量發展背后的多元復雜作用機制。QCA分析能夠探索因果依賴以及不同組合構成下的多重并發因果關系（陶克濤等，2021），有助于我們從整體性上了解諸多營商環境因素對城市發展的作用機制，也能更加深入地分析不同稟賦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差異化驅動路徑。

（二）數據構建

1.數據收集

文章所涉數據主要來源于EPS全球統計數據/分析平臺、《2020·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各省市統計局網站、統計年鑒、城市統計公報等平臺資源，收集2019-2020年長三角城市群26市的相關數據。

（1）結果變量

城市高質量發展指數源自EPS全球統計數據/分析平臺中的長江經濟帶大數據平臺，分值越高，高質量發展水平越高。

（2）條件變量

政府條件。政府服務的測量是依據李志軍（2021）《2020·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中所使用的政務環境指數（50%）和公共服務指數（50%）通過加權計算得出，以此衡量政府提供政務服務和公共服務的效率與水平。法治環境的測量主要依據《2020·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中的法治環境指數（90%）決定，同時輔以市場監管（10%）加權計算得出，以此衡量地方司法環境、社會治安以及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環境。市場監管的測量以知識產權綜合發展指數為評判標準，數據來源為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狀況評價報告》，因其缺少市級層面指數，因此加權比例僅賦一成。

市場條件。經濟發展的測量按照市場環境（60%）和金融服務（40%）通過加權計算得出，以此衡量地方經濟發展狀況和金融現代化水平，數據來源為《2020·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中所使用的市場環境指數和金融服務指數。創業創新的測量按照創新績效（50%）和人力資源（50%）加權計算得出，數據以《2020·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所使用的創新環境和人力資源指數為依據，以創新投入和成果產出衡量地方創新績效，以人力資源儲備和勞動力成本衡量地方人才環境。

社會條件。城市文明程度的測量通過社會和諧指數（60%）和文化休閑（40%）加權計算得出，社會和諧指數來源為長江經濟帶大數據平臺中的包容性發展指數，文化休閑則以城市擁有的博物館和公園數量為考量，數據來自EPS DATA中的中國城市數據網、長江經濟帶大數據平臺。生活品質的測量則通過城市功能優化（50%）和人居環境（50%）加權計算得出，兩個指標數據都來自長江經濟帶大數據平臺中的包容性發展分指數，分別為功能優化和環境友好。

2.測量與校準

運用直接校準法，本文將所獲數據轉化為0-1之間的集合隸屬分數。政府服務、法治環境、經濟發展、創業創新、文明程度和城市生活6個要素的交叉點、完全隸屬、完全不隸屬的校準標準分別為0.5、0.95、0.05。數據校準結果如表1所示。

四、數據分析與實證結果

（一）單個條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組態分析之前首先對單個條件變量進行必要性檢驗，目的在于檢測單個營商環境條件是否構成結果（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判斷標準為必要性分析結果的一致性大于0.9。表2為通過fsQCA3.0軟件分析的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性條件檢驗結果，所有條件的一致性都小于0.9，所以不存在影響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

（二）條件組態的充分性分析

在運用fsQCA3.0軟件進行真值表運算時，本文將組態分析的頻數閾值設定為1，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8，PRI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7，在反事實分析時假設單個營商環境條件“存在或缺席”均可導致城市高質量發展，最終得出表3所示的城市高質量發展組態分析結論。

表3展示了4個營商環境影響城市高質量發展的組態分析結果，顯示存在4種組態路徑。無論是單個組態一致性還是總體一致性水平都在0.9以上，高于最低標準0.75，其中總體解的一致性為0.923，總體解的覆蓋度為0.821。根據4個組態結果，本文歸納總結了4條營商環境助推城市高質量發展的組態驅動路徑：政府-市場-社會多元邏輯下的創業創新與城市文明驅動型、政府-社會邏輯下的城市文明驅動型、市場-政府邏輯下的創新驅動型、社會邏輯下的城市文明與生活品質驅動型。

（1）政府-市場-社會多元邏輯下的創業創新與城市文明驅動型。組態1呈現了政府-市場-社會多元營商環境組合助推了城市的高質量發展。核心條件創業創新、文明程度同時輔以政府服務、法治環境和經濟發展三個邊緣條件，產生了城市高質量發展。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967，原始覆蓋度為0.703，唯一覆蓋度為0.018，該路徑可解釋約70.3%的案例，約1.8%案例僅能被這條路徑所解釋。這類城市政府、市場、社會三方面發展均衡，營商環境優勢明顯，市場發育成熟，創新環境優良，政府服務高效，城市文明程度和生活品質高，是最為主流的優化營商環境助推高質量發展模式，典型代表性城市包括上海市、杭州市、寧波市、蘇州市、南京市、嘉興市、紹興市等。

（2）政府-社會邏輯下的城市文明驅動型。組態2由政府和社會兩個層面因素引致了城市高質量發展。即使在缺失經濟發展和生活品質邊緣條件的情況下，城市高質量發展由核心條件城市文明以及政府服務和法治環境兩個邊緣條件建構而成。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957，原始覆蓋度為0.307，唯一覆蓋度為0.005，該路徑可解釋約30.7%的案例，約0.5%案例僅能被這條路徑所解釋。這類城市政府服務和法治環境較好，城市文明程度高，補足了相較于一線城市而言經濟發展和城市生活品質的短板，由政府主導的文明社會形成的營商環境助推了高質量發展，典型代表城市包括臺州市、金華市等。

（3）市場-政府邏輯下的創新驅動型。組態3顯示了市場和政府兩個層面因素助推城市高質量發展。核心條件創業創新輔以經濟發展和政府服務兩個邊緣條件組態而成的營商環境在高質量發展中發揮了主導作用。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932，原始覆蓋度為0.268，唯一覆蓋度為0.006，該路徑可解釋約26.8%的案例，約0.6%案例僅能被這條路徑所解釋。這類城市創業創新氛圍濃厚，經濟發展與政府服務相輔相成，但城市生活品質以及文明程度并不突出，市場和政府在營商環境打造中發揮了主體作用，典型代表城市例如常州市。

（4）社會邏輯下的城市文明與生活品質驅動型。組態4展示了由社會層面因素打造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驅動路徑。核心條件城市文明輔以邊緣條件生活品質，形成了另一種營商環境組態。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908，原始覆蓋度為0.253，唯一覆蓋度為0.014，該路徑可解釋約25.3%的案例，約1.4%案例僅能被這條路徑所解釋。這類城市政府與市場層面的影響因素發育相較于一線城市仍有差距，但因其文明程度高、生活品質較好、生態優勢突出，走出了一條“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引致的營商環境優化城市高質量發展之路，典型代表城市例如湖州市。

五、研究結論

本文以長三角26個城市群為樣本，運用fsQCA方法進行條件組態分析，探究不同營商環境因素對城市高質量發展的聯動影響及驅動路徑。研究結論如下：

（1）從總體上看，政府服務、法治環境、經濟發展、創業創新、城市文明、生活品質都不能單獨作為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說明單個營商環境要素并不促成城市高質量發展。城市高質量發展存在4類驅動路徑，具體可歸納為政府-市場-社會多元邏輯下的創業創新與城市文明驅動型、政府-社會邏輯下的城市文明驅動型、市場-政府邏輯下的創業創新驅動型、社會邏輯下的城市文明與生活品質驅動型。（2）城市高質量發展需要多要素的協同作用，政府、市場、社會多元均衡驅動是優化營商環境助推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主流模式，但在資源稟賦不平衡城市，依舊可以立足自身優勢，通過強化政府職能、促進創業創新、打造城市生態文明等不同路徑驅動城市發展。（3）縱觀4條驅動路徑，創業創新和文明程度兩個要素如果存在，始終是核心條件，說明在城市高質量發展中市場創新環境和社會文明氛圍兩大營商環境要素的重要地位。

〔參 考 文 獻〕

［1］杜運周，劉秋辰，程建青.什么樣的營商環境生態產生城市高創業活躍度？——基于制度組態的分析［J］.管理世界，2020（09）.

［2］李志軍.2020·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21.

［3］“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研究”課題組.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的理論邏輯、比較分析及對策建議［J］.管理世界，2021（05）.

［4］杜運周，賈良定.組態視角與定性比較分析（QCA）：管理學研究的一條新道路［J］.管理世界，2017（06）.

［5］陶克濤，張術丹，趙云輝.什么決定了政府公共衛生治理績效？——基于QCA方法的聯動效應研究［J］.管理世界，2021（05）.

〔責任編輯：孫玉婷〕

基金項目：2022年度浙江省黨校系統社會科學聯合會規劃課題“優化營商環境的組態路徑分析——以長三角城市群為樣本”（ND22110）。

作者簡介：闕立峻（1983—），女，浙江麗水人，碩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管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