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凸顯的問題及改進策略

蒙芳英 張瑞

[摘 要]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不僅是法治教育的鮮活素材，也是檢驗法治教育成效的一面“鏡子”。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的發生，凸顯了我國高校法治教育存在的問題：教師隊伍結構失衡、法治教育知識化、權利義務一致性教育實效低、高校法治教育與其他學科的滲透力度弱、教育評價機制缺位。各高校應站在更高的理論視角思考當下法治教育的本質與不足，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法治教育，這主要包括：優化法治教師隊伍結構、加強權利義務一致性教育、注重法治實踐開辟第二課堂、以“點”帶“面”構建全課程育人格局、構建由“靜態”轉向“動態”的教育評價機制。

[關鍵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高校；法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 G640 ? ? ? ? ?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8-2549（2023） 01-0033-03

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的疫情，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秩序提出嚴峻挑戰，在國家“全面提高依法防控、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政策指引下，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堅決擁護法治，自覺遵守一系列疫情防控要求，奪取了疫情防控阻擊戰的初步勝利?？墒且咔楫斍?，也有少部分大學生無視疫情防控要求，擅自離校返校、隱瞞或謊報健康信息，無視學校封閉管理的要求。更有甚者參與哄抬物價、在社交媒體上傳謠造謠。此類情況在事實上觸犯了法律法規，給疫情防控工作帶來不利影響。

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凸顯的問題

教育部等有關部門于2016年6月聯合印發《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將高等教育階段法治教育目標確定為：基本具備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維護自身權利、積極履行法定義務的能力，樹立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信念。[1] 高校在與社會有關部門的協同努力下，開展廣泛深入的大學生法治教育工作，顯著地提高了青年學生的法治素養，極大地增強了青年學生的守法意識和用法能力。但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發生后，也有少部分大學生無視疫情防控要求，因此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環境下，高校進一步做好法治工作，提高大學生法治素養刻不容緩。

（一）法治教育教師隊伍結構失衡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我國高校法治教育的學科屬性沒有清晰的定位，先后將其歸于思想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疇，[2]當前比較普遍的看法是法治教育屬于思想政治教育范疇。學科定位的模糊導致承擔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師專業背景參差不齊，相關調查顯示，高校通常選聘出身于思想政治專業的教師從事法治教育工作，甚至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高校政治輔導員也承擔了一部分法治教育內容的工作。高校通常是聘用法學專業教師承擔法學專業教育任務，但是一般不會安排法學專業教師為大學生講授“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這門公共必修課程。承擔法治教育工作的教師法治素養高低不齊，因而導致學生學到的法治知識有限。

（二）高校法治教育知識化

高校法治教育注重法治知識教育，忽視大學生法治能力與法治信仰教育。[3]個別大學生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持悲觀態度，權利義務認知有偏差 ，自覺守法能力較低。[4]受傳統教育模式影響，高校教師傾向運用“灌輸式”教育方法，學生只是被動聽老師講課，課堂上很少開展探究式辨析，課堂無法為學生創建真實的法治情境，導致課堂育人效果不佳。教師對法律知識講授照本宣科，案例占教學內容比例較小，案例不能呼應當前法治社會的熱點與訴求，與社會法治實踐和學生實際經驗脫節，難以激發學生學習法治內容的興趣。學生法治教育實踐較少，一方面學生很難從生活實踐中體會到所學法律知識的嚴肅性與功能，也無法聯系自身實際，正確理解生活中的法治實踐，更無法實現自我法治教育。另一方面，法治能力低，缺乏對法律的敬畏精神，無法正確運用法治知識化解矛盾糾紛，甚至會在無意識中違反法律。

（三）權利義務一致性教育實效低

馬克思曾說“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5]某人權利的確立或實現，并非其一人所能，還凝聚著他人的義務和心血；而某人的義務同樣也是他人權利確立或實現的條件。傳統應試教育往往具有重知識輕實踐的弊端，導致大學生往往僅掌握權利義務一致性的基本內涵，但無法將其內化為權利義務一致性的理念。在社會法治實踐過程中，經常出現認知的偏差與矛盾，往往積極呼吁權利的實現，而忽視義務的履行，這一現象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防控過程中層出不窮。個別大學生在抖音、微博等社交平臺上演了五花八門的“維權大片”肆意傳播，也有個別大學生拒絕在公共場所戴口罩，堅持維護不戴口罩的“權利”，反抗封校管理，主張捍衛人身自由權利等，給疫情防控帶來不良影響。種種現象表明一方面是大學生法治意識增強，注重維護自身基本權利，但另一方面是公民義務履行意識薄弱。

（四）高校法治教育對其他學科的滲透力度弱

《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明確指出，要在各專業課程中系統進行法治教育，[6]培養具有法治意識的新時代大學生。與中小學相比，高校學科專業性強，學科間交流與融合難度大，高校法治教育滲透到學科教學中的力度弱，沒有形成系統化的高校法治教育格局，大部分高校主要是由“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公共選修課承擔高校法治教育功能，然而這門課程也有一些力不從心，首先是涉及法律基礎知識的內容較少，其次是學時的設置不多，有限的內容與學時無法有效發揮課程育人功能。由于高校課程性質的局限性，一般也少有其他非法治教育課程充分挖掘法治教育元素的情形。大部分高校實施法治教育主要依靠“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等課程的“顯性教育”作用，忽視非法治教育課程中法治教育元素的“隱性教育”作用。法治教育似乎僅僅是法治教育課程專門的任務，其他非法治教育課程對此很少關心，法治教育課程在整個課程育人體系中猶如一座孤島，缺少非法治教育課程的配合與協助，難以形成有效的法治教育整合力。

（五）高校法制教育評估機制缺位

教育評價調節控制著整個教育過程，使之朝著既定教育目標前進，并實現最終教育目標。[7]全方位的教育評估，也能對法制教育現狀及育人效果進行科學診斷，將存在的問題以科學數據從不同角度進行反饋，引起反思，從而提高教育評估質量，進而改進和完善高校法治教育?；诜ㄖ斡说睦砟?，我國政府長期重視高校的法治教育，出臺一系列與高校法制教育相關的規章制度或指導意見，明確高校法治教育的目標和具體內容。各高校也呼應政府的號召，積極開設“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等法治教育課程?，F在盡管官方文件將大學生“法律素質”作為高校法治教育效果評估的一級國家標準，“法律知識、法律意識和法律能力”作為二級國家標準，但是缺乏可操作性的更具體化的評價標準。對于學生的法治教育評價實際上沿用應試教育的評價模式，囿于“分數至上”的成績桎梏，不利于提高大學生法治素養。

二、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的改進策略

（一）優化法治教師隊伍結構，提高教師法治素養

高校應當組建專業化的法治教育教師團隊，聘用具備扎實法律知識且經驗豐富的教師授課。加大教學經費投入力度，開展定期研修培訓，組織教師參加各類法制教育學術交流活動，關注社會最新法治動態。加強高校與政法部門的交流，促進人才互通。制定科學選聘標準，建立政法部門與高校的互聘機制，選聘符合條件的法律專家以“兼職”或“掛職”的形式到高校任教，承擔法治教育任務；同時高?？梢怨膭顑炐憬處煹秸ú块T參與真實法律實務工作，增加法治實踐經驗，實現理論落地，成長為高素質法治教師。高校應建立“幫扶”制度，由法學專業教師團隊組織開展培訓活動，鼓勵非法學專業教師積極參與并自覺承擔法治教育任務，從而整體提高教師隊伍的法治素養。

（二）注重法治實踐，開辟第二課堂

高校法治教育不僅要發揮課堂主陣地作用，講解“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等基礎法律知識，還應積極開展法治實踐，引導學生在法治實踐中將知識內化成理念，踐行法治行為。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積極創設法治情境，鼓勵學生扮演角色，身臨其境地參與法治情境中，了解法律運行規范程序，領悟法律實施的正義性，進一步增強學生對法律制度的認識。積極開展法治研學活動，帶領學生參觀檢察院、仲裁委員會等場所，讓學生領悟法律的嚴肅性，深刻認識違法的危害性，引導學生自覺遵紀守法，學會以合理合法的方式保護自己的權利。學校管理應采用民主方式，鼓勵學生自行組織制定班級規章，讓學生親自體驗設立規章制度的全過程，形成“我”立法“我”守法的法治理念，堅定擁護代表廣大人民意志的社會主義法治。各高校應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疫情防控工作，通過線上線下渠道參加法治教育宣傳活動，深入領悟疫情防控的嚴肅性和重要性，為抗疫最終勝利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活用“抗疫”實踐經驗，加強權利義務一致性教育

培養學生正確的“中國特色”權利和義務觀念，是高校法治教育的重要課題。[8]課堂教學中，教師應將社會熱點法治案例與學生生活實際相結合，重點闡述權利和義務的基本概念，權利和義務的辯證邏輯關系，詳細講述學生依法享有權利和依法履行義務等基本法律知識。在學校常規管理工作中，以權利和義務為切入點，以“利益沖突”不斷追問學生學校是否有權這樣管理，學生是否有義務配合等。學校也是一個“法治社會”，管理過程中要不斷平衡各種權利義務關系，要謹慎使用學校權力資源，尊重與保護學生的理性訴求與合法權利。長此以往，學生能夠意識到權利與義務的對立統一關系不可分割，權利的實現是義務履行的前提，義務履行是權利實現的保障，在潛移默化中培養社會主義法治觀念，在各種社會活動中正確對待和妥善處理與他人的關系，發揚團結、互助、友愛精神，共盡社會義務，共享社會權利。疫情當前，各大高校應積極開展疫情防控相關法律法規宣傳教育工作，在常規法治教育內容中增加疫情防控實踐中典型案例或設計專項教育，引導和幫助學生解讀法律原則及法定權利義務，重點關注公民權利的保護與公民義務的履行，突出權利義務一致性的內涵與實踐，啟發學生正確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四）以“點”帶“面”，構建全課程法治育人格局

思想政治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前提，把法治教育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疇是學術界的普遍共識。[9]在“課程思政”與“三全育人”理念引領下，全課程育人成為共識。高校法治教育應發揮“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等法治教育課程的引領作用，在“課程思政”這一理念引導下，各學科開展“課程思政”過程中，遵循教育整體性原則，將法治教育滲透到相關學科教學中，深入挖掘非法治教育課程的法治教育元素，完善學科“課程思政”建設，實現以“點”帶“面”，構建全課程法治育人格局。將法治教育元素融入其他非法治教育課程的課堂教學中，并不是簡單地把法治課程的相關內容植入學科課程中，教師需要從各學科課程內容中發掘、提煉法治教育元素，以此形成具有“法治特色”的教學設計。只有將法治教育元素融入其他非法治課程的教學中，才能實現全課程法治育人的構想。

（五）由“靜態”轉向“動態”，構建高效的教育評價機制

國家應整合專家資源，組建包括管理專家、學科專家等高素質教育人才在內的課題組，開展廣泛深入的實地考察評估，共同研究制定科學的具體化的法治教育評價標準，真正發揮以“評”促“改”的作用。評價標準應動態化，不斷適應法治社會對人才的新要求，構建高效的教育評價機制。大學生法治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促進大學生“知情意行”的正向變化。[10]傳統法治教育評價強調對學生“靜態”法治基本知識的考查，忽視對“動態”法治能力的評價。教育評價應尊重學生發展規律，尊重學生發展的差異性、不平衡性，將發展性評價與終結性評價有機結合，模擬豐富的智能情境，對法治思維、法治信仰等多項法治能力素質進行持續而全面的評價。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評價應充分適應互聯網，考核主體要利用網絡后臺數據對大學生法治教育成效進行跟蹤評估，形成可視化的數據分析與科學診斷，對不符合預定教育目標的學生進行精準輔導，從而提高法治教育質量。

參考文獻：

[1]教育部.關于印發《依法治教實施綱要（2016-2020年）》的通知[EB/OL].[2016-01-11].

http：//www.moe.edu.cn/srcsite/A02/s5913/s5933/201605/t20160510_242813.html.

[2]張家宇.大學生法治教育向何處去[J].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3（5）：30-35.

[3]賀佐成．大學法治教育的問題與建議[J].行政與法，2004（10）：56-58．

[4]張宏宇，包國祥.法治精神與大學生法治教育問題初探[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4（6）：50-54.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關于印發《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的通知（教高[2020]3號）[EB/OL].（2020-06-01）[202]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7]靳玉樂，李森．現代教育學［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8]陳大文，周揚洋.學校法治教育的性質與目標[J].思想政治課教學，2016（7）：4-7.

[9]石雁.法治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滲透[J].思想教育研究，2013（2）：86-89．

[10]楊洪澤.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2013.

（責任編輯：王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