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實證研究回顧與展望

摘? 要：隨著國際中文教育界對糾錯反饋研究的關注，有關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的實證研究已成為糾錯反饋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通過中國知網和可視化分析方法，從發文趨勢、研究內容、理論應用和研究方法四個方面，對2000—2021年發表的相關論文進行回顧和分析，旨在揭示20年來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實證研究的整體發展趨勢，并在這一基礎上，對今后的研究提出展望。

關鍵詞：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實證研究；可視化分析

糾錯反饋（Corrective Feedback）是二語習得研究領域中備受關注的主題之一，而教師口頭糾錯反饋研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外出現了大量該方面的實證研究，內容涉及反饋的類型與使用情況[1]、反饋對二語習得的作用[2]、影響反饋效果的因素[3]等。近些年來，國內有關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的實證研究也在不斷增加，從觀察漢語課堂糾錯反饋使用的描述性研究[4]、[5]，到針對某些語法結構（如量詞、“把”字句）習得的實驗性研究[6]、[7]，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這種背景下，本文通過中國知網（CNKI）和信息可視化方法，從發文趨勢、研究內容、理論應用和研究方法四個方面，對國內20年來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實證研究進行回顧和分析，并在這一基礎上，展望今后國際中文教育在糾錯反饋方面的研究方向。

一、數據來源與工具

本文以中國知網數據庫為文獻來源，首先是以“糾錯反饋”為主題詞進行檢索，下載并查閱檢索相關文獻；接著是確定關鍵詞，進行關鍵詞再檢索；然后核對所有檢索論文的綜述與參考文獻部分，對有所遺漏的文獻進行補充。我們還對每篇論文的題目、摘要和主要內容進行閱讀，刪除不相關論文，最終獲得時間跨度為2000年1月至2021年12月的133篇有效文獻。

本文主要運用CiteSpace（5.8R3版）軟件，統計關鍵詞頻率和中介中心性值，并生成關鍵詞共現圖譜，綜合相關數據、知識圖譜和具體內容，對所選的133篇文獻進行計量化分析。

二、數據分析與討論

在數據分析中，相關文獻的歷年發文情況、主要研究內容、理論應用和研究方法以及各自的變化趨勢，是了解該領域研究現狀的重要因素。下面，我們就基于檢索的結果，從這四個方面對國內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實證研究進行分析。

（一）發文趨勢

通過文獻的發文量，可以大致了解一個研究領域的發展速度和基本趨勢。在相關數據的基礎上，我們繪制了2000—2021年國內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實證研究發文量趨勢圖。具體如圖1所示：

從整體上看，口頭糾錯反饋實證研究呈波動式上升的發展趨勢，其峰值出現在2019年，為24篇；2020年次之，為19篇。近五年（2017—2021）的發文量占發文總數的59.4%?？梢?，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研究受到越來越多國內學者的關注。進一步統計發現，國內發表相關研究論文在3篇以上的CSSCI期刊共有3種，分別為《漢語學習》（5篇）、《世界漢語教學》（4篇）、《華文教學與研究》（4篇），說明相關研究成果也受到學界的重視。

總的來說，20年來國內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實證研究得到了較快地發展，并具有較好的發展潛力。為了使研究的發展趨勢更加明晰，也為了下面論述的方便，我們依據發文狀況將該項研究劃分為三個階段。其中，2000—2010年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研究成果較少，年均發文量不超過2篇，尚處于起步階段；2011—2015年為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研究成果顯著上升；2016—2021年為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研究成果繼續穩步增加，發展態勢良好。

（二）研究內容

從研究內容維度來看，關鍵詞是對一篇文獻核心內容的提煉，通過分析關鍵詞在各個階段出現的頻次，可以確定口頭糾錯反饋實證研究所關注的熱點及其變化情況；而通過關鍵詞共現分析，則可以了解研究熱點之間的對應關系，進而歸納出主要的研究方向。

1.關鍵詞頻率分析

我們依據上文的階段劃分，通過CiteSpace軟件，對各階段相關論文的關鍵詞進行詞頻統計。為了提高準確性，我們將相似的關鍵詞進行合并，如“反饋方式”“糾誤方式”“糾正方式”等都歸入“糾錯策略”，而與研究主題密切相關的“糾錯反饋”“對外漢語”“教師反饋”等皆不納入關鍵詞統計范圍。最終，提取出各階段頻數前10的關鍵詞。具體如表1所示：

結合表1和相關論文來看，第一階段的研究主要圍繞糾錯策略和偏誤類型展開，如祖曉梅探討了漢語課堂糾錯策略的使用和偏誤類型之間的關系[5]，張歡考察了不同的糾錯策略對學習者理解回應的影響[4]等。鄭家平[8]、陸熙雯[9]則比較關注重述反饋，對重述的注意度、有效性展開相關探索。到了第二階段，研究內容得到新的擴充，仲清[10]、王迪[11]、曹賢文與牟蕾[12]、祖曉梅與馬嘉儷[13]等，分別從課堂焦慮、教師技能發展、漢語習得和師生的認知與態度等角度，對糾錯反饋進行多方位的探討與闡述。第三階段的研究在秉承前一階段多元化特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和細化，如吳思娜、于海婷調查了德國學習者對糾錯反饋的接受度[14]，鮑蕊等比較了不同水平的學習者對反饋有效性的影響[15]，王琤、吳勇毅則對“把”字句的習得與反饋策略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驗研究[7]。同時，這一階段的研究還加強了與實際教學的結合，如祖曉梅、鄧葵基于實證研究成果和二語習得理論，提出了系統性的教學建議[16]，提升了研究的實踐指導意義。

2.關鍵詞共現分析

我們將文獻數據導入CiteSpace軟件，時間設置為“2000—2021”，節點類型選擇“keywords”，出現頻次設置為“3”，生成了國內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具體如圖2所示：

在圖2中，節點的大小代表關鍵詞出現的頻次，之間的連線表現共現的強度。此外，一些節點帶有多層光圈，如“糾錯策略”“理解回應”“學習者”，代表這些關鍵詞具有較高的中介中心性。中介中心性越高，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也就越大。由此可見，“糾錯策略”是整個研究的重點和核心，大多數研究都圍繞著它來展開。

為了進一步了解研究的主要方向，我們借助CiteSpace中的Compute Node Centrality功能，對關鍵詞進行中介中心性統計，共得到16個中介中心性大于0的關鍵詞。具體如表2所示：

綜合圖2、表2和相關文獻，以及對關鍵詞的梳理，我們從現有研究中總結出四個研究方向：

第一，糾錯反饋的使用及有效性研究。在收集到的133篇文獻中，有97篇（72.9%）觀察和描寫了不同水平與課型的漢語課堂糾錯反饋的使用情況。其中，反饋類型基本沿用Lyster & Ranta的六分法：明確糾正、重述、元語言線索、重復、誘導、澄清請求[1]。后四種又被統稱為“提示（prompt）”。祖曉梅觀察了6位漢語教師的12節課，發現漢語教師對語言錯誤比較敏感，尤其是對語法錯誤。重述是使用最多的反饋策略，語音和語法錯誤的反饋都以重述為主，詞匯錯誤的反饋則以提示為主[5]。洪蕓則進一步發現，初級班重述的使用率最高，中、高級班各種反饋策略的使用比較平均[17]。樊澤媛[18]、魏晶[19]、宋歌[20]等研究者，還對不同語言環境、不同教育層次、不同教學媒介下糾錯反饋的使用特點進行了描寫，但總體情況基本一致。此外，反饋策略與漢語習得的關系也引起了眾多學者的注意。比如，曹賢文、牟蕾研究發現，誘導對學習者漢語習得的效果比重述更持久[12]。王琤、吳勇毅也發現，提示反饋對“把”字句的促學效果顯著優于重述反饋[7]。鮑蕊等則指出，明確糾正對低水平學習者更有效，而高水平的學習者更受益于重述[15]。這些研究都證明了糾錯反饋對漢語習得具有積極作用，但何種反饋更有效則尚無定論。實際上，反饋的有效性受到很多內在或外在因素的干擾，而厘清這些因素則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加以比較與證明。

第二，師生對反饋的態度與信念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漢語教師和學習者對糾錯反饋的態度并不一致。祖曉梅、馬嘉儷比較了67位漢語教師和194名漢語學習者對反饋的態度，研究發現，教師更喜歡采用間接和能夠引導學習者自我糾正的策略；而學習者更喜歡來自教師立即明確的糾錯，重視對語音和語法錯誤的糾錯，偏愛元語言線索[13]。同時，歐陽美琴還發現，教師的糾錯信念影響并決定了他們在課堂上的糾錯行為[21]。而孫寧寧[22]、吳思娜與孫倩[23]等則發現，學習者的個體差異，如語言水平、文化背景等，也會影響到他們對反饋的態度與接受度。因此，如何縮小師生態度上的差異、增強教師的糾錯信念和學習者的糾錯接受度，以提高課堂糾錯效率，都是很值得探究的問題。

第三，學習者理解回應與注意度研究。學習者對糾錯的感知和接收狀態，也是反饋研究的重要課題。洪蕓指出，在漢語課堂中，重述的理解回應率是最低的，重復和澄清請求的回應率最高[17]。祖曉梅、趙赫進一步指出，漢語課堂糾錯后的回應率和修正率都相對較高，其中的重要因素是以語言形式為中心的漢語課堂環境[24]。在注意度上，鄭家平認為，學習者對重述的注意度，受到語言水平、重述句子長度以及重述句子和初始話語之間的差異長度的制約，這主要是源于語言偏向性和記憶能力的差異[25]。在焦慮度上，仲清則發現，重述作為一種隱晦的反饋策略，在降低課堂焦慮度方面有著明顯的作用[10]。其中，理解回應常被當作衡量反饋有效性的重要標準。不過，Ellis等學者指出，理解回應很難完全顯示出學習者的知識狀態[26]。因此，本文將理解回應與注意度、焦慮度一起視為學習者接收教師反饋時的一種心理狀態。

第四，新熟手教師課堂糾錯行為研究。部分學者從教師技能發展的角度出發，對新熟手漢語教師課堂糾錯行為進行了比較研究。王迪指出，新手教師的糾錯率普遍低于熟手教師。在策略的選擇上，新手教師對誘導和元語言線索等策略的運用也稍顯不足，而熟手教師可以運用多種反饋策略，還會給予學習者更多自我糾錯的機會，也更注意糾錯后的再練習和學習者的情感[11]。王震華指出，對于同一種反饋策略，新熟手教師也有不同的使用特點，比如，熟手教師在使用重述時，更注意從重讀或回復話語長度等方面增強反饋的顯著性，比新手教師更能引起學習者的回應[27]。這一方向的研究對提高課堂糾錯效率有很好的參考價值。不過，對于如何提升新手漢語教師的糾錯技巧，目前還沒有一套有效的方案。

（三）理論應用

通過對這133篇研究文獻的分析，可以發現，國內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研究的理論依據在20年來并未發生太大的變化，主要是建立在認知互動理論的基礎上，包括互動假說（Interaction Hypothesis）、輸出假說（Output Hypothesis）和注意假說（Noticing Hypothesis）。此外，還有部分研究是以輸入假說（Input Hypothesis）、中介語理論（Interlanguage Theory）、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禮貌理論（Politeness Theory）、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 Theory）等為理論支持。我們對這8種主要理論假說在具體文獻中的應用情況進行了歸納、梳理，具體如表3所示：

（四）研究方法

通過整理和歸納，我們共發現了7種研究方法，分別為課堂觀察、問卷調查、訪談、實驗研究、語料庫分析、個案研究和行動研究。這些研究方法又可以大致分為兩大類：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其中，量化研究的材料以數字形式呈現，質化研究的材料以文字形式呈現。依據上文的階段劃分，我們對2000—2021年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實證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歸納、統計，具體如表4所示：

從表4可以看出，在第一階段，口頭糾錯反饋實證的研究內容以糾錯策略和偏誤類型為主，大多采用課堂觀察方法，對漢語課堂糾錯反饋的使用情況進行描寫，并對描寫結果進行量化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該階段還出現了3例實驗研究，說明國內學者從一開始便重視通過實驗的手段，對糾錯反饋的注意度與有效性展開探索。在第二階段，研究方法呈現多樣化，以訪談為主的質化研究數量增多，對反饋過程中教師和學習者內在心理的描述與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量化研究的不足。此外，還出現了語料庫分析、個案研究和行動研究這三種新的研究方法，豐富了糾錯反饋研究的維度。在第三階段，雖然課堂觀察、問卷調查和訪談仍然是主要的研究手段，但實驗研究、語料庫分析和個案研究的使用次數明顯增多。同時，部分研究開始運用測試（包括前測、即時測、延時后測）和統計的方法（t檢驗、卡方檢驗）進行數據的收集和分析，研究手段愈來愈趨向多元化。

總體而言，20年來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研究在方法上變得愈發多樣，研究工具和統計手段也不斷增多。其中，課堂觀察、問卷調查和訪談是最為常用的研究方法。課堂觀察主要用來了解糾錯反饋的使用情況和分布特征，問卷調查主要用來分析師生對糾錯反饋的認知與態度，而訪談則是用來獲知教師或學習者對糾錯反饋的一些比較深入和具體的看法。實驗研究是除了以上三種方法之外使用最多的研究手段，通過實驗組和對照組相關變量的設計，我們可以在實驗室環境下測量不同的反饋策略對語言形式習得的效果，也可以在課堂實驗中檢測對糾錯效果產生影響的相關因素。不過，實驗研究對研究者投入的時間、精力和研究素養往往有著較高的要求，因此，其整體發展較為緩慢。

再看其他幾種研究方法。在行動研究方面，陳氏美德在前期調查的基礎上，針對糾錯反饋的四個要素（糾錯方法、糾錯焦點、糾錯時機和糾錯態度）進行了教學設計，并在實驗教學中進行觀察、調查、分析和反思，為提高課堂糾錯效率提供了新的方案[33]。在個案研究方面，它不同于課堂觀察需要對整個班級的學生進行描寫和分析，而是集中在一、兩名個體進行動態的跟蹤研究，如吳門吉、羅蘭對兩位韓國學生進行的為期六周的跟蹤調查，對比分析了重述和澄清請求對兩位學習者口語準確性、流利性發展的影響[34]。在語料庫分析方面，近些年來，研究者開始有意識地在糾錯反饋研究中運用語料庫技術，但由于缺乏現成的語料資源，大多數研究者都是自行收集語料建立一個小型的語料庫，如王琤、吳勇毅便建立了一個46.5萬余字的漢語二語課堂口語小型語料庫進行相關方面的研究[35]。語料庫技術的應用，可以幫助我們對糾錯反饋的類型和使用特點進行更系統、更全面的描寫。

三、研究展望

基于上文的回顧與分析，結合已有研究的主要特點，并參考國內外語界和國外學術界的最新研究動態，我們對今后國際中文教育界在糾錯反饋方面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議與展望：

（一）擴展研究范圍，豐富研究內容

總的來說，糾錯反饋的研究范圍可以從四個方面進行擴展。第一，今后的研究可以嘗試從書面反饋、同伴反饋和延時反饋（反饋時機）等角度，對糾錯反饋的運行機制進行多方面探索。國內現有的漢語二語糾錯反饋研究，大多以教師口頭即時反饋為主，較少涉及其他的反饋形式①。而在外語界和國際上的糾錯反饋研究中，書面反饋、同伴反饋和延時反饋都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Bitchener & Knoch[36]，李少鋒、Rod Ellis與束定芳[37]等。今后的研究還可以關注計算機輔助語言教學（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簡稱“CALL”）環境下的自動糾錯反饋（automated corrective feedback），探究它對課堂教學和學習者語言學習的具體作用。如Loewen & Erlam對比了CALL環境下重述和元語言線索的促學作用，結果顯示，兩種反饋的效果都不顯著[38]。即便是教師口頭反饋，也可以從副語言和非語言的角度對反饋進行多模態的探索，Nakatsukasa便探究了添加手勢語所強調的重述反饋（gesture-enhanced recasts）對學習者英語過去時習得的影響[39]。第二，今后的研究可以嘗試關注不同年齡階段、不同教育層次和不同母語背景的群體，如小學生、初中生、華裔學生群體等。國內已有研究涉及的對象主要以高校留學生群體和成年學習者為主，較少涉及基礎教育和未成年的漢語學習者，分布比較單一。反觀國際研究，其早期就是從基礎教育群體和雙語人群起步的。比如，Lyster & Ranta最初的觀察對象便是加拿大蒙特利爾6個法語沉浸課堂（4個四年級和2個六年級課堂）中的雙語兒童[1]。第三，今后也可以對反饋話語進行本體研究，深入探究哪些話語更能引起學習者的回應。Patyayeva所提出的“動機對話（Motivational dialogue）”的社會互動模式[40]，即對二語課堂糾錯反饋策略的應用提供了新的視角。第四，今后的研究還可以嘗試對以下問題展開進一步探索，比如：反饋策略與漢語特殊句式習得（“被”字句、“比”字句、“是”字句、存現句等）之間的關系，反饋效果與學習者個體差異（年齡、國別、動機、態度、工作記憶等）之間的關系，不同的反饋中介（教師、同伴、計算機）與二語習得之間的關系，教師的糾錯信念與課堂實踐之間的關系，學習者的糾錯態度與接受度之間的關系等。

（二）加強理論應用，改進研究設計

現有研究多從認知互動理論的視角出發，探討糾錯反饋的使用和有效性，但關于何種反饋策略更為有效、這些策略又該如何應用到實際教學中，卻一直沒有得到很好地解釋。Ellis指出，在社會文化理論的框架下，糾錯反饋應該隨著環境以及學習者個體的變化而變化，沒有哪種反饋策略優于其他，只要能夠幫助學習者共建最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ZPD”），反饋就是成功的[41]。雖然已有學者從社會文化理論視域下探討漢語二語教學中糾錯反饋的具體使用，但還較為少見，討論得也不夠充分。今后的研究可以加強對社會文化理論的應用，比如嘗試與動態評估（dynamic assessment）相結合，圍繞學習者的ZPD，不再孤立地比較哪種單一的反饋策略更有效，而是設計循序漸進的、能夠有效推動學習者語言能力逐步發展的組合型糾錯策略，將教學、測評、反饋等有機地結合起來，探究語言教學與習得的新途徑。Poehner所提出的15級調節類型量表，從隱性反饋逐步過渡到顯性反饋[42]，可以為今后開展相關研究提供參考框架。除了社會文化理論外，今后的研究還可以與動態復雜系統理論（Dynamic Complex System Theory）等二語習得新近的理論成果相結合，將語言的學習視為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其中蘊含著進步、倒退、再進步、又倒退的復雜性，關注糾錯反饋對學習者語言能力發展過程的影響。

（三）優化研究方法，擴充研究手段

總的來說，糾錯反饋的研究方法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優化。第一，今后的研究可以設計各種多重組合實證實驗（包括實驗室實驗和課堂實驗），控制好對照組和實驗組，對上文提到的各種對應關系進行探索和回答，為具體環境下糾錯反饋的使用提供更多的實證依據。除了實驗驗證外，還可以采用元分析法（meta-analysis）對之前的實證研究進行綜合分析。如Li對1988—2007年的33項糾錯反饋實證研究進行元分析，研究發現，在短期內，顯性反饋比隱性反饋的效果更好（0.693＞0.542）；但從長時間來看，后者的效應則更為持久[43]。第二，今后的研究可以充分運用語料庫技術，建立一個大體量的糾錯反饋數據庫，統計分析不同地區與國家漢語課堂以及母語與非母語者之間交流中的反饋類型、各類反饋的使用頻率及其作用[44]，解決國內現有課堂觀察類研究普遍存在著的樣本量不足的問題，獲得相對準確和系統的漢語課堂糾錯反饋使用情況。第三，今后的研究還可以加強語言測試和統計方法的應用?，F有的多數研究仍以理解回應作為反饋有效性的標準，對學習者糾錯后語言知識的掌握情況了解不足。增加語言測試（前測、即時測、后測和跟蹤測試）和對測試結果進行數據統計（t檢驗、卡方檢驗、回歸分析和聚類分析），可以更為準確地了解糾錯效果和各影響因子之間的關系。除了量化分析之外，對反饋有效性的測量還可以結合質化的描寫，如運用訪談、個案研究和微變化研究等方法，使二者互為補充。王穎、劉振前從準確性、流利性、復雜性三個方面，對40名學生二語能力的發展進行描述，除此之外，還對部分學生進行訪談，從量化與質化雙重維度，綜合分析教師反饋對學習者語言水平的影響[45]。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中國知網數據庫和可視化軟件CiteSpace，對2000—2021年國內漢語教師口頭糾錯反饋實證研究進行了梳理和分析?？梢钥闯?，近20年來，這項研究從無到有，由淺入深，得到了較快地發展，研究視角多元化，研究內容也越發豐富，涵蓋了糾錯策略的使用、反饋的注意度與理解回應、反饋對漢語習得的作用、影響反饋有效性的相關因素等方面，并涉及師生對反饋的認知和新熟手教師糾錯行為對比等。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手段和工具也變得愈發多樣，由單一的量化分析發展到量化與質化相結合。在這一基礎上，我們結合已有研究的主要特點，參考國內外語界和國外學術界的最新研究動態，從研究內容、理論應用和研究方法三個維度，展望今后國際中文教育界糾錯反饋研究的方向與趨勢，希望能為廣大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借鑒。

參考文獻：

[1]Lyster，R. & Ranta，L.Corrective feedback and learner uptake：Negotiation of form in communicative classrooms[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997，（1）.

[2]Long，M.，Inagaki，S. & Ortega，L.The role of implicit negative feedback in SLA：Models and recasts in Japanese and Spanish[J].Modern Language Journal，1998，（3）.

[3]Ammar，A. & Spada，N.One size fits all？：Recast， prompts， and L2 learning[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006，（4）.

[4]張歡.對外漢語課堂教師糾正性反饋研究[D].北京：北京語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5]祖曉梅.漢語課堂更正性反饋的調查與分析[J].漢語學習，2008，（1）.

[6]鮑蕊，呂欣.重鑄和明確糾正反饋與漢語量詞習得關系研究[A].《漢語國際教育研究》編委會.漢語國際教育研究[C].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

[7]王琤，吳勇毅.漢語二語課堂糾錯反饋機制研究[J].語言文字應用，2021，（2）.

[8]鄭家平.漢語學習者對重述反饋注意度的研究[D].北京： 北京語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9]陸熙雯.對外漢語課堂互動中的糾正性反饋對習得的影響[D].北京：北京語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10]仲清.對外漢語即時糾誤反饋與學生課堂焦慮度研究[J].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

[11]王迪.對外漢語新手教師與專家教師課堂教學行為比較研究[D].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12]曹賢文，牟蕾.重鑄和誘導反饋條件下的語言修正與形式學習的關系研究[J].世界漢語教學，2013，（1）.

[13]祖曉梅，馬嘉儷.漢語教師和學習者對課堂糾錯反饋信念和態度的比較[J].漢語學習，2015，（4）.

[14]吳思娜，于海婷.德國學生課堂糾錯行為的個體差異研究[J].海外華文教育，2018，（4）.

[15]鮑蕊，趙建軍，曾小燕.隱性反饋和顯性反饋對不同水平學習者漢語習得影響研究[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2019，（6）.

[16]祖曉梅，鄧葵.基于二語習得理論和實證研究的課堂糾錯反饋原則[J].世界漢語教學，2019，（1）.

[17]洪蕓.糾錯反饋與理解回應的實證研究[J].漢語學習， 2013，（6）.

[18]樊澤媛.泰國初級漢語課堂糾正性反饋的實證研究[D].廣州：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19]魏晶.新西蘭小學漢語課堂教師反饋語的調查研究[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20]宋歌.線上Module課堂中的糾正性反饋研究[D].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

[21]歐陽美琴.漢語教師課堂糾錯信念及其與糾錯行為的關系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22]孫寧寧.關于留學生對教師教學反饋態度的調查研究[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 2010，（4）.

[23]吳思娜，孫倩.亞洲學生課堂糾正性反饋研究[A].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人文叢刊（第十一輯）[C].北京：學苑出版社，2017.

[24]祖曉梅，趙赫.漢語課堂糾錯反饋與回應和修正的模式[J].南開語言學刊，2016，（2）.

[25]鄭家平.漢語學習者重述反饋注意度研究[J].漢語學習，2015，（6）.

[26]Ellis，R.，Basturkmen，H. & Loewen，S.Learner uptake in communicative ESL lessons[J].Language Learning，2001，（2）.

[27]王震華.初級漢語課教師糾正性反饋對比考察[D].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28]賴海燕.初級對外漢語綜合課課堂更正性反饋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29]靳洪剛，章吟.“選擇性注意”與“差異效應”在漢語“得”字方式補語習得中的作用[J].世界漢語教學， 2009，（4）.

[30]李康.對外漢語課堂教師的糾錯性反饋及策略分析——以聊城大學國際交流學院為例[D].昆明：云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31]吳麗君，王靜.對外漢語教師課堂糾錯行為的禮貌分析[A].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人文叢刊（第五輯）[C].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32]開天，李柏令.從最近發展區理論看不同糾正性反饋方式對漢語習得的效果[J].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 2013，（9）.

[33]陳氏美德.漢語課堂教學中教師糾錯行為的行動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34]吳門吉，羅蘭.更正性反饋中的重鑄與澄清要求在口語互動中的效用——以漢語量詞為考察對象的個案研究[J].國際漢語學報，2012，（2）.

[35]王琤，吳勇毅.漢語二語學習者會話修正能力研究[J].華文教學與研究，2017，（4）.

[36]Bitchener，J. & Knoch，U.The value of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for migrant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J].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2008，（3）.

[37]李少鋒，Rod Ellis，束定芳.糾錯反饋時機對不同二語水平學習者的教學效果研究（英文）[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6，（1）.

[38]Loewen，S. & Erlam，R.Corrective feedback in the chatroom：An experimental study[J].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2006，（1）.

[39]Nakatsukasa，K.Gesture-enhanced recasts have limited effects：A case of the regular past tense[J].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2021，（4）.

[40]Patyayeva，C.Motivational dialogue as the core of the self-determination process[A].In Leontiev，D.A.（ed.）.Moti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self-regulation[C].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12.

[41]張凱，王同順.國外二語/外語交互活動中糾錯反饋十年研究綜述[J].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2）.

[42]Poehner，M.E.Beyond the test：L2 dynamic assessment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mediated learning[J].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7，（3）.

[43]Li，S.The effectiveness of corrective feedback in SLA：A meta-analysis[J].Language Learning，2010，（2）.

[44]靳洪剛.第二語言糾錯反饋研究成果與對外漢語今后研究方向[J].漢語國際傳播研究，2013.（1）.

[45]王穎，劉振前.教師反饋對英語寫作準確性、流利性、復雜性和總體質量作用的研究[J].外語教學，2012，（6）.

基金項目：上海師范大學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設一流研究生教育項目“漢語二語課堂寫作測評與反饋模式構建及有效性論證”（209—AC9103—22—368072002）

作者簡介：徐順錦，男，上海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博士研究生。

①由于部分文獻應用了多種理論，因此，表3中各個理論所對應的文獻數量總和大于133篇。

①由于大部分文獻都運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因此，表4中研究方法的使用頻次要高于文獻的總篇數。

①在中國知網上，截至2021年9月，在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糾錯反饋研究中，我們只檢索到4篇同伴反饋研究論文和11篇書面反饋研究論文，而延時反饋并未發現專題研究，只是在部分教師口頭即時反饋的研究中有所提及。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L2 teachers Oral Corrective Feedback in China

Xu Shunjin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scholars have shown more concern over the research on corrective feedback，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L2 teachers oral corrective feedback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embranchment and made some conspicuous achievements. Using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 and CiteSpace， this paper gives a summary review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from 2000 to 2021 on publication trend， research contents， application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to reveal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esearch in the past 20 year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Chinese L2 teachers；oral corrective feedback；empirical research；visual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