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機制：研究框架與展望

葉江峰　顧夢如

【摘要】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機制是近年來學界和業界關注的重要議題。本文針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 首先對數字化轉型的概念內涵以及其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理論依據進行系統評述； 其次， 歸納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直接影響， 如促進作用、 抑制作用、 曲線效應， 以及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關系的情景因素和中介變量； 最后， 提出未來研究方向， 包括數字化轉型行為的演變規律及對企業績效的動態影響機制、 數字技術和商業模式變革對于提升企業績效的效果誰更顯著、 數字化轉型對于價值鏈活動各個環節的作用機制、 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中介影響機制、 中國情境下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作用研究等。

【關鍵詞】數字化轉型；理論依據；直接影響；間接影響；企業績效

【中圖分類號】 F270.7；F272.5?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3）13-0153-8

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制造企業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途徑， 它通過數字信息技術改善主要業務， 以增強用戶體驗、 簡化操作流程或創設新的商業模式， 從而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因此， 數字化轉型現已成為學者們研究的重要領域。例如， 2016年以來， 以數字化轉型為選題，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獲批51個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獲批31個項目， 且獲批項目數量逐年增加。也有部分學者圍繞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文獻評述， 但其著重討論數字化轉型的概念內涵、 測量維度、 過程機制、 路徑模式、 前因變量以及情境變量等（池毛毛等，2022； Gregory，2019；Warner和W?ger，2019）， 并沒有對“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企業績效”這一主題的近期研究進行系統性評述。事實上， 數字化轉型能夠幫助企業學習和引用新技術， 調整和完善組織架構， 并適應變幻莫測的外部環境， 進而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在數字化轉型研究領域中， 有相當一部分文獻圍繞“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企業績效”這一主題展開論述， 特別是近5年國內外涌現出大量的研究成果?；诖?， 本文將系統梳理這一研究領域的中英文核心文獻， 并對其內在邏輯進行剖析和歸納， 提出現有研究的局限以及未來研究方向。

一、 文獻收集及關鍵詞統計

本文以“digitalization”“digital transformation”“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為檢索詞匯， 在Web of Science檢索2012 ～ 2022年刊登的SSCI論文； 以“數字化轉型”“智能化轉型”“數字創新”“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數據驅動”為檢索詞匯， 在中國知網檢索2012 ～ 2022年刊登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認定的管理類重要期刊（包括22種A類期刊、 8種B類期刊以及《經濟管理》和《外國經濟與管理》）上的文章。進一步對文獻進行篩選， 保留“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領域的論文， 獲得中英文文獻共計97篇， 其中英文文獻51篇， 中文文獻46篇。本研究涉及的“企業績效”包括企業財務、 運營、 創新、 新產品開發績效等， 是廣義的企業績效。

由圖1可以看出， 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績效這一領域的文獻主要分布在2019 ～ 2022年， 其中英文文獻發文量最多的是2021年（18篇）， 中文文獻發文量最多的是2022年（21篇）。從發表期刊來看， 英文期刊中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發文6篇，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發文5篇， Technov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各發文4篇， Research Policy發文3篇，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Long Range Planning、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各發文2篇， MIS Quarterly、 Journal of Business & Industrial Marketing、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Technology in Society、 Production Planning & Control、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各發文1篇。中文期刊中《科學學研究》《經濟管理》《外國經濟與管理》和《研究與發展管理》各發文6篇， 《管理世界》《南開管理評論》和《中國軟科學》各發文3篇， 《科研管理》發文2篇， 《中國工業經濟》《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運籌與管理》《管理學報》《中國管理科學》《管理工程學報》等各發文1篇。

另外， 本文整理了97篇文獻的關鍵詞（包括46篇中文文獻的139個關鍵詞和51篇英文文獻的163個關鍵詞）， 對一些性質相類似的詞匯進行歸類合并， 如： 將“企業轉型升級”“產業升級”“數字轉型”等歸類為“數字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將不同類型的創新， 如“數字創新”“創新驅動”“創新管理”歸類為“創新（innovation）”； 將與價值相關的關鍵詞， 如“價值創造”“價值共創”“價值重塑”“價值鏈分析”等歸類為“價值創造（value creation）”； 將與數字化轉型評價相關的關鍵詞歸類為“評價（evaluate）”； 將“綜述”“文獻研究”“文本分析”等關鍵詞歸類為“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等。同時， 還將共現頻數小于2且與實際內容不符的關鍵詞剔除。最終得到28個中文關鍵詞、 31個英文關鍵詞， 然后分別繪制中英文關鍵詞的共詞網絡圖， 如圖1、 圖2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 就研究的熱點和主題而言， 國內外研究差異不大， 但國外研究的成熟度稍高于國內研究。

以97篇中英文核心文獻為基礎， 下文將系統整理數字化轉型的概念內涵、 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理論依據， 深入剖析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直接影響機制， 全面總結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績效的情境因素與中介變量， 最后建構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績效的整體研究框架， 并歸納本文的研究結論以及提出這一領域未來的研究方向。本文有助于捋清“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績效”這一領域現有研究的內在關聯邏輯， 為學者們的后續探究提供可行的方向和借鑒。

二、 數字化轉型的概念內涵與相關理論依據

（一）數字化轉型的概念內涵

數字化轉型的概念最早在2000年被Patel和Mccarthy等學者引入， 但直到2014年之后才受到從業者和學者的廣泛關注。對于此概念， 學者們從不同層面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如： Warner和W?ger（2019）認為數字化轉型是指企業使用數字技術來更新或取代原有的商業模式、 協作方式以及流程的持續戰略更新過程； Gregory（2019）認為數字化轉型是指企業通過數字技術的組合運用， 觸發企業研發設計、 生產制造和組織方式等環節的改變， 從而改變企業的價值創造方式； Gong和Ribiere（2020）提出數字化轉型是指企業創新地使用數字技術杠桿關鍵資源和能力， 旨在從根本上重塑企業和其利益相關者的價值主張； 肖旭和戚聿東（2019）、 肖靜華（2020）認為數字化轉型是指企業將新一代數字技術融入傳統業務并對其進行改造和升級， 進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管理水平； 曾德麟等（2021）認為數字化轉型是利用數字化技術、 數字產品和數字平臺的基礎設施， 在個人、 組織、 產業等多個層面引發變革的過程。

可見， 數字化轉型是指企業為了應對快速變化的數字環境， 利用數字技術對企業愿景、 戰略、 流程和能力等進行重塑的過程， 其包含如下四個方面的特征： ①以數字環境為變革起點。數字化轉型的起點大多是基于數字情境下外部競爭激烈程度的增加而做出的戰略反應。②以數字技術為物質依托。數字化轉型借助數字技術的連通性和嵌入性打破傳統的組織邊界進行創新。③以動態演進為變革路徑。從技術駕馭到流程再造、 從組織變革到文化創新、 從數字能力建設到人才批量培養， 數字化轉型的成功需要動態演進。④以價值創造為目標導向。數字化轉型強調業務流程的優化、 運營效率的提高和新商業模式的創建， 其本質都是以價值創造為目的。

（二）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理論依據

通過梳理已有文獻發現， 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理論依據主要包含動態能力理論、 戰略柔性理論、 社會網絡理論、 意義建構理論、 資源編排理論等， 具體的理論解釋如表1所示。

三、 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直接影響機制

關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直接影響， 現有文獻存在三種觀點， 即正向影響、 負向影響、 曲線效應， 相關文獻歸納如表2所示。

（一）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機制

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鼓勵創新等來提升企業績效。

首先， 數字化轉型有助于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數字技術的連通性和嵌入性促進了行業信息的共享， 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問題， 降低了信息檢索、 議簽、 交易監管以及轉換后的成本。同時， 數字技術與業務環節的緊密融合可以降低資源匹配和渠道運營成本， 可使企業以較低的成本滿足客戶的差異化需求。

其次， 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在運營管理方面， 經過數字化轉型升級后的智能管理系統和決策支持系統， 可以有效地幫助企業提高運營管理和決策水平， 進而促使決策和業務流程高效化。在資源配置方面， 數字化轉型帶來了實時的市場信息， 企業可以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合理配置生產要素， 統籌制定生產計劃、 釋放產能， 從而加快庫存周轉速度。李廉水等（2020）通過實證研究發現， 數字化轉型促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在研發期間內增長了8.2%。

最后， 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企業開展創新活動。數字技術使企業與外部合作伙伴之間能夠完成分布式、 虛擬化、 大范圍的知識碰撞與交互， 促進互動方式的創新與企業間的戰略合作。此外， 在與外部合作過程中的資源互補也推動了企業創新活動效率的提高。肖旭和戚聿東（2019）認為數字化轉型能夠驅動產業效率提升、 重構產業組織競爭模式、 促進產業跨界融合、 賦能產業升級， 從而為產業發展注入新活力。

鑒于此， Chu等（2019）、 Abou-Foul等（2021）、 Yu等（2022）、 Peng和Tao（2022）、 何帆和劉紅霞（2019）、 肖旭和戚聿東（2019）、 李廉水等（2020）、 袁淳等（2021）提出并驗證了數字化轉型正向影響企業績效。

（二）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負向影響機制

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會消耗成本、 造成人機沖突、 產生盜版行為以及存在數據安全隱患， 從而降低企業績效。首先， 過度的數字化轉型會帶來企業設備、 學習、 研發以及管理等成本的增加。余江等（2017）認為， 伴隨數字化轉型， 企業會產生較高的學習成本， 進而造成數字優勢的發揮受阻。戚聿東和蔡呈偉（2020）也認為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會伴隨大量衍生管理成本的產生， 這將嚴重阻礙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驅動效果。其次， 數字化轉型中的某些數字算法不會關注人際關系協調和情感因素， 致使生產與管理之間容易產生沖突， 從而降低企業績效。Haug等（2023）認為， 數字技術會促使生產系統與管理系統發生剛性沖突， 從而降低企業績效。最后， 鑒于數字技術的開放獲取， 其他組織單位可以以零成本或低成本復制和傳播相關信息， 這會嚴重威脅企業已構建的競爭優勢。此外， 企業內部數據與信息也會產生安全風險和被黑客攻擊的可能（Gregory，2019）。鑒于此， Mina 等（2022）、 余江等（2017）、 戚聿東和蔡呈偉（2020）等學者提出并驗證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具有負向影響。

（三）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曲線效應

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會顯著提升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 且在成本、 利潤以及創新等方面取得明顯優勢； 但當數字技術的種類與范圍應用過多時， 企業能力和資源基礎難以與過度的數字化要求相匹配， 企業績效會逐漸被削弱（余菲菲和王麗婷，2022）。大量的數字化裝備會造成資源閑置， 加大治理難度和提高治理成本， 從而使數字化轉型的邊際收益遞減； 而且， 過度的數字技術應用帶來的大量信息會分散企業有限的精力， 并且當數字平臺已經能滿足區域主體需求時， 過度的數字化轉型并不能使邊際收益增加?？梢?， 數字化轉型對于企業創新績效具有雙重作用。因此， Guo和Xu（2021）、 周青等（2020）、 劉淑春等（2021）、 余菲菲和王麗婷（2022）以及武常岐等（2022）學者提出并驗證了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

四、 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間接影響機制

企業數字化轉型總是嵌入在一定內外部情境之中， 不同的情境會帶來不同的績效水平。此外， 數字化轉型還需要依賴一定的路徑和中介才能為企業績效帶來創新效應。因此， 學者們探究了影響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關系的情境變量（調節變量）和中介變量。

（一）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的調節變量

1. 環境動態性的調節作用。環境動態性是指外部環境的變化程度和不可預測程度， 環境動態性會影響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作用。較高的環境動態性會導致企業的外部環境波動較大， 企業原有的核心競爭優勢難以符合市場多元化的產品需求。此時， 高環境動態性驅使企業通過建立數字技術管理能力對內外部資源進行整合和配置， 實現資源選擇范圍的擴增和供需的高效連接， 進而促進企業之間持續交互融合、 促使新機遇持續產生、 催生價值創造和傳遞的新途徑， 最終提升企業績效?；诖?， 盧艷秋等（2021）和張秀娥等（2023）學者驗證了環境動態性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

2. 研發投入的調節作用。研發投入的增加可以提升企業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從而強化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作用效果。研發投入能為企業當前知識庫帶來更多有價值的外部信息， 而知識多元化有助于數字化生產運營過程中的信息執行“搜索—選擇”問題解決循環。同時， 研發投入的增加還能夠提高企業的吸收能力， 而吸收能力能夠幫助企業把握市場和技術的變動趨勢以使新產品開發迎合市場需求， 從而更好地實施“搜索—選擇”這一問題解決循環， 提高企業信息處理的能力。此外， Gomez等（2017）認為信息技術與研發投入之間會產生交互作用， 信息技術對研發投入和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具有互補作用?；诖?， Chen等（2016）、 陳金亮等（2021）、 Grimpe和Sofka（2009）等學者驗證了研發投入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

3. 組織變革敏捷性的調節作用。引進數字技術會帶來巨大的轉換成本、 管理困難和競爭壓力， 缺乏足夠靈活性的企業將難以平衡數字技術變革帶來的各種矛盾和利益沖突， 進而對企業績效產生抑制作用。組織變革的敏捷性是將新戰略付諸實施以推動數字化轉型、 提高績效的前提條件。一方面， 變革的敏捷性能夠使企業將產品和服務開發的決策權下放， 以快速匹配市場需求， 更好地為客戶提供長期價值。另一方面， 更敏銳的環境感知和更開放的變革態度也有利于提高管理者及員工的探索與創新積極性， 正向影響新價值主張的創造和傳播?；诖?， 池仁勇等（2022）提出并驗證了組織變革敏捷性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的正向調節效應。

4. 技術嵌入適應性的調節作用。組織的信息技術系統、 應用組合和一般基礎設施只有與數字技術帶來的變化相匹配， 才能將數字化轉型嵌入到企業中， 實現價值創造。擁有技術嵌入適應性的企業可以將數字技術與制造流程和系統高水平融合， 提高設備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容錯能力， 進而提升企業創新生產能力和效益。Sedera等（2016）認為技術嵌入適應性越高， 組織越容易達成預設的經營目標?；诖?， 池仁勇等（2022）提出并驗證了技術嵌入適應性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

5. 企業家精神的調節作用。在企業家精神創新動力的驅動下， 企業積極運用數字技術持續深化與供應鏈體系中其他組織的合作， 努力戰勝數字化供應鏈集成執行過程中的困難和挑戰并提高企業間的合作效率， 從而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此外， 企業家精神能夠使企業的風險承擔意識逐漸增強， 從而加快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由外部知識向內部知識轉化的速度， 進而實現企業績效的增加。Westerman（2014）認為領導力對于推動數字化轉型來說至關重要， 數字化進程需要領導力的推動。李琦等（2021）和陳一華等（2021）基于實證研究證實了企業家精神對數字化轉型和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起到正向調節作用。

6. 組織結構復雜性的調節作用。復雜的組織結構會增強組織之間的依賴， 削弱企業的反應和應變能力， 并且損害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信息處理能力， 從而降低企業績效。企業設置較多的機構單元會增強組織之間的依賴關系， 導致企業管理等級和決策流程增加， 致使管理決策延遲， 從而降低企業對環境的應變能力。同時， 復雜的組織結構還會削弱企業內部的協調性， 協調能力下降會損害企業的信息處理能力， 不利于數字化轉型中企業績效的獲取。Wiengarten等（2017）也提出組織結構復雜性會使組織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加， 導致決策者難以做出信息決斷， 從而降低轉型過程中企業績效的提升效果。陳金亮等（2021）發現組織結構復雜性對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起到負向調節作用。

7. 其他變量的調節作用。學者們還從其他視角切入探討了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的情景變量。易靖韜和曹若楠（2022）提出二元學習的相對平衡正向調節了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的關系， 二元學習的綜合平衡對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的關系起到負向調節作用。隨著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加深， 二元學習的競爭效應會導致二元學習綜合平衡較高的企業在配置資源時產生損耗； 而二元學習相對平衡較高的企業由于單一的資源配置機制和與環境更適配的契合度， 其資源利用效率更高。傅穎等（2021）認為組織惰性對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起到調節作用。具體來說， 程序惰性中的數據共享和資源惰性中的國有入股比例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的關系， 企業隸屬集團起到負向調節作用。Mina等（2022）以280家芬蘭中小企業為樣本進行研究， 結果表明智能技術正向調節了數字化轉型和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楊水利等（2022）發現市場化程度對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起負向調節作用。

（二）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的中介變量

基于“行為”對“績效”的影響機制， 學者們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引入了相應的中介變量， 其研究路徑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 基于“數字化轉型—動態能力—企業績效”的研究邏輯。該邏輯認為數字化轉型會使企業陷入復雜和不確定的環境之中， 給舊有組織慣例帶來沖擊， 因此企業需要動態能力來予以協調（劉洋等，2020； Gregory，2019）。數字化轉型需要企業發揮創新能力以打破組織慣性， 激勵組織積極開發新產品、 開辟新市場； 需要企業發揮吸收能力以識別、 吸收和應用有效益的外部信息， 幫助企業吸收與整合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海量信息、 知識資源； 需要企業發揮適應能力以快速識別和抓住機會， 促使企業重構和整合資源， 適應變化的外部環境。此外， 動態能力能夠引發企業思考如何在超競爭環境下獲取競爭優勢， 實現從目標導向向行為導向的轉變， 幫助企業在動蕩的環境中合理配置資源， 從而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鑒于此， 張吉昌和龍靜（2022）、 池毛毛等（2020）、 Warner和W?ger（2019）等學者提出并驗證了動態能力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間的中介作用。

2. 基于“數字化轉型—雙元創新能力—企業績效”的研究邏輯。該邏輯認為當企業陷入數字化轉型困境時， 需要進行數字化賦能以實現其雙元創新能力的提升。數字化賦能后形成的研發利用能力可以促進企業對現有能力和技術范式進行提煉與拓展， 幫助員工有效利用現有資源組織研發活動， 提高研發效率。由于路徑依賴致使企業開展數字創新活動的過程受阻， 數字化賦能所形成的研發探索能力有助于企業減少路徑依賴并重構組織結構， 促進企業在破壞性創新方面取得突破性成就， 使企業在動蕩的外部環境中獲取競爭優勢并搶占市場份額， 從而提升企業績效。鑒于此， 池毛毛等（2020）、 Chen等（2010）提出并驗證了雙元創新能力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間的中介作用。

3. 基于“數字化轉型—成本粘性—企業績效”的研究邏輯。該邏輯認為數字化轉型所帶來的成本與業務量之間存在非對稱性， 尤其資源冗余和資源錯配所帶來的高成本粘性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 因此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作用關鍵在于降低傳統制造業的成本粘性。一方面， 從代理成本角度來看， 傳統制造企業借助先進的數字化管理模式， 可以削弱因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代理風險， 緩解高成本粘性對企業績效的負面沖擊； 另一方面， 從調整成本角度來看， 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傳統制造企業與移動互聯網、 數字技術的跨界融合， 減少調整成本對企業研發活動的制約， 進而降低成本粘性對企業績效的負向影響。鑒于此， 李婉紅和王帆（2023）提出并驗證了成本粘性在智能化轉型與企業績效間發揮中介效應。

五、 總結

（一）研究結論

本文對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現狀進行了歸納， 得到以下結論： ①數字化轉型具有以數字環境為變革起點、 以數字技術為物質依托、 以動態演進為變革路徑、 以價值創造為目標導向四個方面的特征。②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績效的理論依據主要包括動態能力理論、 戰略柔性理論、 社會網絡理論、 意義建構理論和資源編排理論等。③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具有正向、 負向和倒U型的影響效應。④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的影響機制中， 環境動態性、 研發投入、 組織結構復雜性、 組織變革敏捷性、 技術嵌入適應性以及企業家精神等因素發揮了調節作用， 動態能力、 雙元創新能力和成本粘性發揮了中介作用。據此構建出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關系研究的整合框架， 如圖4所示。

（二）現有研究局限和未來研究展望

基于上文的總結分析， 本文從研究方法、 理論基礎、 影響機制、 數字化轉型后效四個角度出發， 進一步探討并提出企業數字化轉型領域未來的研究方向。

1. 數字化轉型行為的演變規律及對企業績效的動態影響機制有待進一步發掘?，F有文獻大多基于橫截面數據研究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大多樣本文獻選擇對同期影響機制因素和企業數字化轉型行為進行衡量， 而忽視了外界環境變化和數字化轉型的演變過程對企業績效的動態影響。實際上， 影響機制因素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往往具有滯后性， 因此， 企業數字化轉型戰略選擇及其對企業績效的作用效果與長期動態的發展階段有關。未來研究應加強面板數據的收集與采用， 或者考慮動態跟蹤的研究方法， 對典型樣本進行持續深入的追蹤， 以便更清晰地了解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因素的積累性效果及其對企業績效的作用機理。

2. 數字化轉型中的數字技術和商業模式變革對于提升企業績效的作用效果誰更顯著還有待進一步驗證。一方面， 擁有強大信息技術能力的企業能夠準確、 快速地識別技術機會和技術資源并對其加以利用， 然后通過產品創新和流程創新降低運營成本、 提高交付效率， 從而促進企業利潤的提高。另一方面， 商業模式的數字化能夠讓客戶通過自我服務和提供數據源的方式融入企業價值創造過程， 對新價值主張的創造和傳播產生積極影響。然而， 現有研究僅基于數字技術或商業模式變革單個視角探討其對企業績效的作用效果， 是數字技術對企業績效的作用效果更顯著還是商業模式變革的作用效果更顯著？是數字技術應用與商業模式創新二者同時進行的效果更顯著， 還是兩個策略之間存在最佳的平衡點？未來有待學者們進一步基于實證研究比較二者的區別與聯系。

3. 數字化轉型對于研發、 生產、 營銷、 倉儲等價值鏈活動各個環節的作用機制有待進一步探索?，F有研究大多探討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經營績效、 財務績效以及新產品開發績效等績效結果方面的影響機制， 而忽視了數字化轉型對于生產經營鏈上的其他環節是否同樣具有優勢， 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企業的要素配置效率， 以及是否存在相應的情景變量和中介機制等。事實上， 對于企業經營活動來說， 價值鏈上的任何環節都十分重要。未來研究可基于價值生產視角、 供求關系視角以及價值鏈活動視角等探尋數字化轉型對各環節的影響， 比如： 數字化轉型如何通過大數據、 互聯網、 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應用， 對設計、 生產和銷售等環節進行改造從而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數字技術遷移到其他環節是否存在邊界條件？在怎樣的情景條件和中介變量下會使得上述效果更加顯著？

4. 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中介影響機制有待進一步挖掘。解析數字化轉型中企業如何有效地通過中介變量帶來價值創造的神秘黑箱機制， 有利于明晰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企業績效這一因果關系鏈， 從而為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提供可借鑒的實踐指導。但是， 現有研究大多基于動態能力以及雙元創新能力視角， 探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中介效應。實際上， 數字化轉型作為企業應對環境變化而采取的一種信息系統戰略， 能夠有效幫助企業更新和發展技能， 從而在動蕩的環境中保持持續性競爭優勢。轉型過程中引進的數字技術不僅能為企業帶來豐富的信息資源， 還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組織結構、 工作流程和商業模式等內部創新條件， 以及合作網絡、 交易結構等外部環境， 從而促進企業績效的提高。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可能有多重路徑， 未來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找出鏈接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的中介變量， 深化二者之間影響機理的研究。

5.? 中國情境下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作用研究尚待進一步發掘?，F有關于數字化轉型領域的研究多側重于頂層設計和研究現狀描述， 或者多基于國外文化背景展開， 很少基于制度和體制以及深入行業或企業內部剖析我國企業的轉型模式。趙立龍等（2017）的研究表明， 在中國國情和市場體系下， 有關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演進的研究十分缺乏。因此， 未來的研究可以探索中國情境下數字化轉型的特點， 以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比如： 我國的制度、 市場和文化不斷發生變化， 數字技術如何影響個體、 企業和生態系統層面的創新創業活動？隨著創業情境的變化， 數字技術是怎樣轉化對創業活動的影響的？在數字經濟時代， 該如何順應當下的趨勢并最大化利用現有數字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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