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數字化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機制研究

李井林 楊洪杰

摘要：伴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和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持續推進，企業數字化能否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引發了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本文基于中國滬深A 股上市公司2011－2020 年的數據考察了企業數字化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效應及其內在作用機制。研究表明：（1）企業數字化對企業可持續發展存在顯著促進效應，該研究結論在考慮一系列穩健性和內生性檢驗后仍然成立。（2）作用機制分析表明，企業數字化主要通過增強內部控制質量、提升社會責任表現、緩解融資約束程度以及加強綠色技術創新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本研究為數字化時代驅動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也為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經驗啟示。

關鍵詞：數字化；可持續發展；內部控制；企業社會責任；融資約束；綠色技術創新

中圖分類號：F27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626X（2023）04-0056-14

一、引言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與低迷的市場發展趨勢等外部環境下，企業如何維持生存和促進可持續發展始終是理論界和實務界熱議的話題。數字經濟是一種具有綠色、創新以及可持續特征的高質量經濟范式，據工信部數據顯示，2012－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從11萬億元增長到超45萬億元，數字經濟占我國GDP的比重由21.6%提升至39.8%，年均增速高達15.9%，顯著高于同期GDP的平均增速。2022年8月17日，工信部、財政部聯合發布《關于開展財政支持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表示要推動企業數字化建設，進而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因此，隨著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的持續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否賦能企業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話題。

既有研究充分注意到了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與價值性，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驅動因素研究主要從企業內部與企業外部兩個視角展開。從企業內部視角來看，一方面，企業內部存在的委托代理問題會影響企業可持續發展，而企業通過加強內部控制，提高內部控制質量，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進而規范企業行為，促進自身可持續發展[1～2]；另一方面，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不斷加強創新，而企業通過增加創新投入，有助于提高創新能力，增強核心競爭力，推動自身可持續發展[3～4]。從企業外部視角來看，一方面，根據資源依賴理論，企業可持續發展需要得到資金支持，而企業可以通過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增強企業與外部投資者之間的信息透明度，獲得投資者信任，從而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程度，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5]；另一方面，根據利益相關方理論，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構建牢固的利益相關者關系網絡，而企業通過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樹立自身良好形象，有助于維系與外部利益相關者的關系，進而保障自身可持續發展?？梢?，對企業可持續發展驅動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內部控制、企業創新、社會責任和融資約束等方面，關于企業數字化能否賦能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研究還較為薄弱[6～7]。事實上，從企業數字化的經濟效應來看，企業可以利用數字技術手段改善企業內外部發展環境，從而驅動企業可持續發展。從企業內部發展環境來看，企業運用數字技術，可以推動企業組織結構扁平化、控制活動智能化、風險評估高效化、信息溝通精準化、內部監督標準化，進而提升企業內部控制質量[8]；此外，通過利用數字技術，可以快速獲取綠色創新知識，提高自身綠色創新能力，并通過綠色知識共享，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9]。從企業外部發展環境來看，企業通過構建數字信息網絡，可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對內抑制機會主義，對外加強與利益相關者交流，改善自身社會責任表現[10]；同時，企業通過數字化建設，可以有效獲取外部投資者資金支持，進而緩解自身融資約束程度[11]。綜上來看，企業數字化帶來的經濟效應可以優化企業可持續發展需要的驅動要素。因此，基于企業數字化的經濟效應挖掘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內在作用機制顯得尤為必要。

為了考察企業數字化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具體影響以及內在作用機制，以中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展開研究。本文邊際貢獻主要在于：在理論層面，一方面，從企業數字化視角豐富了企業可持續發展驅動因素的研究，進一步從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企業社會責任表現、企業融資約束程度以及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四個方面構建了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傳導機制；另一方面，進一步從企業可持續發展視角豐富了企業數字化經濟后果的研究。在實踐層面，為企業如何在可持續發展理念下實現數字化轉型與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經驗啟示，也為政府在新發展階段與新發展理念下制定合理的數字化建設政策體系以促進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經驗證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企業數字化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促進效應體現在企業利用數字化智能技術，深度介入運營管理和業務流程，推動研發、生產、銷售服務全流程數字化，進而緩解內外部信息不對稱程度，推動企業創新，從而為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產生治理效應、信息效應和創新效應[12]。從治理效應來看，一方面，企業利用數字信息技術，構建內部信息交流網絡，增強內部信息的流通度和共享度，使得內部信息更加透明化，緩解內部治理信息不對稱程度，有效抑制企業所有者與管理層之間的代理問題，減少代理成本，進而使得內部治理優化，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3，12]；另一方面，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建立并優化與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交流網，降低兩者信息不對稱程度，強化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監督，保障企業可持續發展。從信息效應來看，企業通過數字賦能市場分析，拓寬獲取市場信息渠道的深度與廣度，準確抓取外部市場中的關鍵信息和有利資源，進而預見市場發展信息，搶先占領市場，獲得市場競爭優勢，從而增強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13]。從創新效應來看，一方面，企業利用大數據技術，精準匹配客戶需求，加強與客戶溝通，提高市場感知力，及時獲取客戶關于產品的反饋信息，進而調整產品創新策略，獲得差異化的競爭優勢，提高市場競爭力，從而增強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3，12]；另一方面，在約束資源條件下，企業利用數字技術，通過數據分析創新環節，優化創新路徑，高效配置創新資源，提高創新效率，降低創新風險[14]，穩步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水平，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基礎和動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企業數字化促進了企業可持續發展。

企業數字化可以增強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而內控控制質量的提升可以進一步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數字化建設可以幫助企業更新內部管理思想和內部控制方法，加強內部信息流通速率，提高信息溝通質量，并增強內部控制運行的透明度，加強內部監督，進而增強企業內部控制質量[15]。當企業提升內部控制質量后，可以降低自身經營風險，提升投資效率，增強融資能力，提高自身可持續發展能力。首先，企業數字化可以通過優化內部控制要素來增強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在信息溝通方面，企業數字化可以改變內部信息層級式的傳遞結構，構建網絡化的信息傳遞系統，幫助企業員工精準定位自己所需信息，提升信息溝通的效率；此外，企業員工利用數據技術，對企業信息進行檢索和分析，進而提升企業的數據處理分析能力[16]；在風險評估方面，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實時獲取內部控制信息數據，對數據進行分析評估，為進行風險評估和經營決策提供技術和數據支持[17]；在內部監督方面，由于企業數字化使得內部信息數據網絡化和共享化，內部控制信息溝通更為透明，企業可以更好地監督企業員工活動，加強內部控制監督[15]。其次，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可以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財政部會同相關部門于2008年所發布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明確指出內部控制的目標之一便是促進可持續發展，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意味著企業可以更好地追求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對于企業經營活動而言，增強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企業可以完善內部控制系統，減少內部控制漏洞，制約管理層和控股股東的自利行為，減少代理問題，降低代理成本，進而規范運營行為，降低經營風險，從而增強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2]；對于企業投資活動而言，企業通過提高內部控制質量來優化投資流程，規范投資行為，提高投資效率，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18]；對于企業融資活動而言，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提高的信息可以帶來市場的正向反應，樹立企業良好形象，吸引更多潛在投資者的關注，為企業發展提供更多的資源支持，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19]。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企業數字化通過增強內部控制質量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由于數字技術具有開放性與共享性的特征，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快速抓取生產服務過程中利益相關者的訴求，拉近與利益相關者的距離，提高溝通效率，減少溝通成本，增強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力。企業通過履行社會責任，為踐行可持續發展理念提供信息披露基礎和資源基礎。首先，企業數字化通過提高企業履責信息披露的數量和質量，優化企業履責資源配置，從而賦能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活動，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在信息披露方面，企業在其運營管理和用戶服務等環節嵌入數字技術，可以建立并優化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交流體系，快速獲取和分析利益相關者的訴求，進而降低雙向溝通成本，縮小兩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水平，使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10]；此外，由于數字技術的應用，利益相關者也可以獲取企業相關數據，實時分析和監督企業經營行為，規范企業經營行為，這也使得企業在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上更加充分，社會責任表現更加突出[10]。在資源配置方面，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可以增強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透明程度，降低投資者逆向選擇的風險，同時企業通過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來建立良好形象，可以吸引更多外部投資，為企業開展社會責任活動注入資源[20]；另外，數字化技術的使用也會幫助企業合理配置履責資源，優化履責行為，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21]。其次，企業通過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提升商業信用，維系利益相關者關系網，并進一步向外傳遞企業良好聲譽，進而構建與維持企業可持續競爭優勢。一方面，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滿足利益相關方的利益與訴求，獲取利益相關者信任，減少雙方之間的摩擦，降低交易成本，實現兩者之間的良性循環，進而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22]；另一方面，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樹立企業良好形象，提升企業聲譽，為企業市場競爭建立優勢，企業可持續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3：企業數字化通過提升社會責任表現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企業將數字技術賦能其財務、研發和生產等經營管理流程，推動經營管理流程透明化和共享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使得企業內部信息分享更充分，并向外傳遞企業經營良好的信息，加強與外部的雙向溝通，樹立企業形象，進而改善融資環境，降低融資成本，緩解融資約束。企業通過緩解融資約束，可以獲得更多資金保障，進一步擴大生產經營活動，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資金支持。企業通過數字化建設，可以從信息效應、監督效應和聲譽效應三個渠道來緩解融資約束。從信息效應來看，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可以獲取、處理和傳遞結構化、標準化信息，積極與外部投資者溝通，進而降低投資者的投資風險預期，減少企業融資的風險補償要求，緩解企業融資約束[23]；從監督效應來看，企業數字化使得企業信息進一步透明化和共享化，有助于增強對管理層及其他員工的監督力度，約束各方機會主義行為，降低代理成本，進而緩解企業融資約束[24]；從聲譽效應來看，企業利用數字技術不斷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競爭力，增強盈利能力，向外傳遞企業良好運行的信號，進而吸引更多投資者投資，緩解企業融資約束[24]。另外，企業可持續發展需要資金保障，企業融資約束越少，建立的資金蓄水池就越大，從而保障企業持續開展研發活動與投資活動，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從企業研發來看，企業可以引進研發人員，學習研發技術，開展研發活動，保障研發活動持續進行，有利于企業提高生產力水平，進而增強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25]；從企業投資來看，企業在面對優質投資機會時可以減少資金需求問題，增強投資能力，保證投資活動順利進行，為自身可持續發展提供發展動力[26]。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4：企業數字化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綠色技術創新始終是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提升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的重要因素[27]。企業數字化通過知識共享、資源配置和監督治理三個方面提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在知識共享方面，企業通過搭建內部與外部數字網絡，整合企業內部綠色技術創新知識，實現內部綠色技術創新知識流通共享。同時，企業通過與外部信息網絡積極交流，吸收外部綠色技術創新知識，為自身綠色技術創新進行知識儲備[9]。在資源配置方面，企業數字化可以精準監測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流程，減少創新過程中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優化綠色資源配置。同時，企業數字化加強了企業內部組織結構之間、企業與外部利益相關方之間的溝通協作，從而推動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活動[28]。在監督治理方面，企業通過數字化建設提升內部信息透明度，減少管理層在綠色創新方面的投機行為，降低內部監督成本和代理成本，激勵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29]。另外，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可以為可持續發展帶來資源支持與聲譽支持。從資源支持來看，企業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可以提供差異化產品和服務，提高市場競爭能力，進而使企業獲得更多關鍵資源，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資源支持[30]。從聲譽支持來看，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可以向外傳遞企業承擔綠色發展責任的信號[31]，樹立綠色形象，提高自身聲譽，為企業提高可持續發展水平帶來聲譽支持[13]。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H5：企業數字化通過加強綠色技術創新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樣本為中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數據，企業數字化變量、企業可持續發展變量以及控制變量中的公司財務特征與治理特征變量均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研究樣本不包括金融和保險行業樣本公司、曾被ST或PT的樣本公司、資不抵債的樣本公司以及相關變量觀測值存在較多缺失值的樣本公司，最終得到3380家上市公司共計14522個公司年度樣本觀測值。

（二）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企業可持續發展（SDR）。根據企業可持續增長率計算公式，即凈資產收益率×收益留存率/（1-凈資產收益率×收益留存率），并除以100予以測度。

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Digital）。借鑒吳非等（2021）的做法[32]，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年報中人工智能技術、云計算技術、區塊鏈技術、大數據技術、數字技術應用的細分指標等數字化特征詞在報告中出現的頻次作為企業數字化強度的度量指標。在穩健性檢驗中，本文進一步以上市公司財務報告附注所披露的無形資產明細項中如軟件、網絡、客戶端、管理系統、智能平臺等與數字經濟技術相關的無形資產總額加1的自然對數作為企業數字化的替代變量。

中介變量：內部控制質量（IC），采用迪博內部控制指數除以100予以測度。社會責任表現（CSR），采用和訊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評級得分除以100予以測度。融資約束（KZ），借鑒Kaplan和Zingales（1997）的思想[33]，構建KZ指數予以測度。綠色技術創新（GI），借鑒齊紹洲等（2018）以及李青原和肖澤華（2020）的做法[34～35]，主要以綠色專利申請總量加1的自然對數作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的測度指標。

控制變量：根據以往文獻的做法[36]，主要控制如下與企業財務特征與治理特征相關的變量，包括企業規模、現金流水平、財務杠桿、企業成長性、企業年齡、股權集中度、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率、管理層激勵、兩職合一等。此外，本文還控制了行業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相關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三）模型設定

為檢驗企業數字化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效應及其作用機制，本文設定如下模型：

其中，Cont rol 為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ε為模型的殘差項，i 為企業，t 為時間。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列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2可以看出，主要變量的觀測值在樣本企業中均存在較大的差異。具體而言，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Digital）的平均值為2.084，最大值為6.176，標準差為1.146，說明本研究中樣本企業的數字化強度具有較大的差異；被解釋變量企業可持續發展（SDR）的平均值為0.047，標準差為0.168，且中位數為0.051，說明樣本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性。中介變量中，內部控制質量（IC）的平均值為6.394，最大值為9.777，標準差為1.263，說明樣本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具有較大差異；社會責任表現（CSR）的平均值為0.228，最大值為0.900，標準差為0.140，說明樣本企業的社會責任績效表現具有較大的差異；融資約束（KZ）的平均值為0.800，最大值為6.581，標準差為2.234，說明樣本企業所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具有較大的差異；綠色技術創新（GI）的平均值為0.452，最大值為7.085，標準差為0.883，說明樣本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績效具有較大的差異。此外，各控制變量的觀測值在樣本企業間也存在著較大差異。進一步地，本文研究模型（1）～（3）中各變量方差膨脹因子（VIF）的平均值均小于2，在各模型中VIF的最大值為2.39，遠小于經驗值10，因此各模型回歸均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基準回歸分析

表3報告了基于模型（1）考察企業數字化影響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回歸結果，列（1）～（2）的回歸結果顯示，無論在模型中是否考慮控制變量的影響，企業數字化均能顯著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由此H1得到支持。該檢驗結果說明企業運用數字化技術手段可以為企業可持續發展賦能。

（三）中介機制檢驗

1. 企業數字化→增強內部控制質量→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企業數字化通過優化內部控制要素增強了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而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提升通過降低經營風險、提升投資效率以及融資支持效應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诖?，本文檢驗了企業數字化是否通過增強企業內部控制質量進而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根據溫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37]，表4中列（1）～（3）報告了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在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關系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梢园l現，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對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起到中介作用，由此H2得到驗證。為確保本文中介效應檢驗的有效性，本文進一步基于Bootstrap法檢驗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在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中介效應在95%水平下的置信區間內（不包含0）顯著為正①，仍然支持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在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的研究結論。

2. 企業數字化→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企業數字化可以快速響應利益相關方的期望與訴求，從而為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獲得利益相關方的重要資源支持?；诖?，本文檢驗了企業數字化是否通過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進而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表4中列（1）、列（4）～（5）報告了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在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關系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梢园l現，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對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起到中介作用，由此H3得到驗證。為確保本文中介效應檢驗的有效性，本文進一步基于Bootstrap法檢驗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在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中介效應在95%水平下的置信區間內（不包含0）顯著為正①，仍然支持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在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的研究結論。

3. 企業數字化→緩解融資約束程度→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企業數字化所產生的信息效應、監督效應和聲譽效應有助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程度，從而為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財務資源支持?；诖?，本文檢驗了企業數字化是否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程度進而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表4中列（1）、列（6）～（7）報告了企業融資約束程度在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關系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梢园l現，企業融資約束對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起到中介作用，由此H4得到驗證。為確保本文中介效應檢驗的有效性，本文進一步基于Bootstrap法檢驗企業融資約束在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企業融資約束的中介效應在95%水平下的置信區間內（不包含0）顯著為負①，仍然支持企業融資約束在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的研究結論。

4. 企業數字化→加強綠色技術創新→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企業數字化所產生的知識共享效應、資源配置效應和監督治理效應有助于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從而為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資源支持與聲譽支持?；诖?，本文檢驗了企業數字化是否通過加強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進而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表4中列（1）、列（8）～（9）報告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在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關系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梢园l現，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起到中介作用，由此H5得到驗證。為確保本文中介效應檢驗的有效性，本文進一步基于Boot?strap法檢驗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在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在95%水平下的置信區間內（不包含0）顯著為正①，仍然支持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在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的研究結論。

（四）穩健性與內生性檢驗

1. 穩健性檢驗

替換企業數字化的度量方法。借鑒祁懷錦等（2020）的做法[38]，本文進一步以上市公司財務報告附注所披露的無形資產明細項中與數字經濟技術相關的無形資產總額加1的自然對數作為企業數字化的替代變量（Digital_IA），對模型（1）重新進行回歸估計，表5中列（1）的回歸結果顯示企業數字化變量的系數仍然顯著為正，說明企業數字化能顯著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替換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度量方法。借鑒劉中燕和周澤將（2019）的做法[39]，本文進一步以收益留存率與凈資產收益率的乘積作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替代變量（SDR1），對模型（1）重新進行回歸估計，表5中列（2）的回歸結果顯示企業數字化仍然能顯著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2. 內生性問題討論

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紤]到未觀測到企業個體特征可能導致的遺漏變量問題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同時控制時間固定效應與個體固定效應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重新進行回歸估計，表6中列（1）的回歸結果顯示企業數字化仍然能顯著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工具變量回歸。由于企業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可能存在互為因果關系，借鑒肖紅軍等（2021）構建數字化工具變量的做法[10]，本文采用按照年度-行業-省份分類的企業數字化水平的平均值作為工具變量，采用2SLS回歸方法對企業數字化對企業可持續發展影響的回歸結果予以重新估計。表6中列（2）表明工具變量與企業數字化水平存在顯著的相關性，且列（3）的排他性檢驗結果表明本文的工具變量選取合適，列（4）的回歸結果表明在工具變量法估計下，基于第二階段的估計結果表明企業數字化仍然對企業可持續發展存在顯著的促進效應。

五、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在數字經濟發展戰略與可持續發展理念下，企業如何通過數字化賦能自身可持續發展引發了理論界與實務界的廣泛關注。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考察了企業數字化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效應及其內在作用機制。研究發現：從影響效應來看，企業數字化能夠顯著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企業數字化帶來的治理效應、信息效應和創新效應能夠驅動企業可持續發展；從內在作用機制來看，企業數字化主要通過增強內部控制質量、提升社會責任表現、緩解融資約束程度以及加強綠色技術創新而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二）管理啟示

第一，加快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從企業層面而言，一方面，企業需要意識到數字化建設是推動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要把數字化建設作為企業長期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另一方面，企業要積極吸收數字技術知識，引進數據處理人才，運用數據分析軟件，建立數據信息網，將數字技術嵌入企業日常生產經營和組織管理活動，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帶來的治理效應、信息效應和創新效應，實現數字技術賦能企業可持續發展。從政府層面而言，政府要意識到企業數字化建設對推動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作用，通過制度建設和政策扶持激勵企業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降低數字化轉型的技術壁壘，給予企業相應的技術支持，發揮重要企業和重要行業的領先帶頭作用，積極鼓勵企業之間開展關于數字化建設的交流與討論，進而以企業數字化建設帶動全行業數字經濟發展。

第二，增強內部控制質量，促進企業持續發展。從企業層面而言，企業應認識到內部控制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將數字技術賦能內部控制體系，結合企業內部發展階段和組織結構制度，獲取適合自身發展的數字化技術，構造制度系統、監督系統和預警及評價系統，搭建企業內部網絡化信息平臺。在制度系統建設上，企業要明確經濟活動流程制度，落實責任分工制度，學習數字內控知識，開展數字維護工作，完善內部控制制度體系；在監督系統建設上，企業要利用數字技術形成監控手段和限制手段，分段把控內部控制環節，加強對內部控制環節的監督；在預警及評價系統建設上，企業要用數字技術對內部控制活動進行分析處理，對存疑活動及時預警，對已有活動進行評價分析，不斷優化企業內部控制活動。企業通過以上手段，為企業開展經營活動、投資活動和融資活動打下良好的環境基礎，進而保障企業可持續發展。從政府層面而言，政府可以積極推動企業間互相學習借鑒內控制度建設經驗，發揮內控制度建設，完善企業的領頭羊作用，推動行業整體內部控制水平的提高。

第三，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從企業層面而言，一方面，企業需要樹立履責意識，積極響應利益相關方訴求，為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獲得利益相關方的重要資源支持；另一方面，企業需要利用數字技術搭建與利益相關者雙向互動網絡，形成社會責任服務平臺，提高履責能力，通過服務平臺抓取利益相關者的痛點問題來提升社會責任履行的效率，優化企業資源配置，并擴大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利益相關方邊界，提高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政府層面而言，政府也應合理引導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通過優化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宏觀政策框架，搭建數字化下企業社會治理體系平臺，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情況進行監管和評價，引導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對于表現突出的企業給予相應的榮譽和物質獎勵，發揮這些企業的帶頭作用，引領其他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用企業發展帶動整個行業履行社會責任水平的提高。

第四，改善融資環境，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企業維持自身可持續發展離不開資源支持。從企業層面而言，企業應結合自身發展態勢，積極推進數字化建設，挖掘數字技術帶來的信息優勢、監督優勢和聲譽優勢，提升自身商業信用和社會形象，進而維系與利益相關方的良好關系，積極與投資者進行溝通，改善企業融資環境，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資金保障。從政府層面而言，政府可以通過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擴寬企業融資渠道，為企業數字化建設提供融資優惠政策，為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融資環境支持。

第五，加強綠色技術創新，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企業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可以獲得差異性市場競爭優勢，樹立企業綠色形象，有助于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從企業層面而言，一方面，企業要認識到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樹立綠色創新意識，引進綠色技術創新人員，加大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發投入，保障企業開展綠色創新活動；另一方面，企業可以利用數字技術規劃和監督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流程，優化綠色創新資源投入，完善企業綠色資源配置，減少綠色資源無意義損耗。從政府層面而言，政府可以建設企業綠色創新治理框架，構建企業綠色行為數據中心，多方面收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據，利用數字技術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活動進行監管和評價，對于積極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企業提供制度支持，對于缺乏綠色技術創新動力和能力的企業加快政府治理賦能。用政府政策壓力傳導企業實施綠色技術創新，繼而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帶動行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高。

注釋：

① 考慮到篇幅所限，基于Bootstrap法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供讀者備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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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