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公共福祉本位的團結合作與互利共贏之道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實踐邏輯與價值智慧

袁祖社,鄭 波

(陜西師范大學 哲學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人類文明史的發展歷程表明,特定歷史時期的價值觀的形成、確立,與人類的制度選擇、生存與生活實踐方略等密切相關。近代以來,全球范圍內,隨著技術理性、資本邏輯以及財富最大化導向的市場經濟、社會現代化實踐的不斷深入,人類在享受著“增長”“發展”和“進步”等所帶來的普遍繁榮和所謂“幸福生活”的同時,也承受著日益明顯、深刻的與自然—生態、社會共同體以及人際關系之間普遍疏離的代價。這其中,尤其是民族國家基于區域化的生存和發展利益所展開的曠日持久的沖突,迫使國際社會審慎思考使得人類的當前處境成為可能的背后的價值觀念之合理性問題。

作為對“世界怎么了? 人類向何處去?”以及“我們怎么辦”這一緊迫而艱深的“時代之問”的睿智、深刻的回應,中國政府、中國社會始終站在全人類共同利益和公共性福祉至上的立場,以構建一個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的形象,明確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主張以及全人類命運共同價值的新主張,彰顯了一個正在和平崛起的負責任的大國之胸襟、氣度、智慧以及遠見卓識。

一、啟蒙現代性觀念主導下的西方近代以來社會精神生活價值癥候:價值選擇的自發性及其實質

從學理意義上講,所謂價值選擇的自發性,是指在特定歷史時代的主體進行價值選擇時,并非以理性與經過審慎設計、周密論證和籌劃的合理性實踐方案等作為價值選擇的依據,而是以情感、欲望、當下需求等非理性因素作為價值選擇的根據。這就是處于當今西方主導下的全球化中的國際社會所面臨價值選擇時表現出的傾向,也是西方社會在國際交往中表現出來的價值。顯然,價值選擇的自發狀態就其深刻根源而言,在于啟蒙以來現代性觀念支配下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資本邏輯以及技術理性等的合謀,以及對于財富最大化與個人享樂欲望最大限度滿足的體現,其所造成的,是一種病態、畸形與扭曲的非健全集體人格?，F代西方社會的價值選擇,從其經濟生活領域到政治領域甚而日常生活領域,正在走向全面的自發性,所表現出的就是一種失去理性的價值選擇和價值實踐狀態。列奧·施特勞斯指出:“這種墮落的自由主義宣揚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開心而不受管教,卻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高貴、出類拔萃、德性完美?！雹賉德]列奧·施特勞斯:《自然權力與歷史》,彭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年版,第67 頁。滿足自己的情感、欲望,本能已經成為了價值選擇和相應的價值實踐的唯一目的。

這種價值選擇自發性的狀態是如何產生的呢? 當對主體性的關注失去理性的考量時,對主體的關注便成了對主體情感、欲望、本能的強調,在價值選擇時便會以主體情感、欲望、本能自發地做出選擇。西方社會對主體性的關照從啟蒙運動時期便根植于西方價值觀。這一時期主體性與理性為伴。馬克斯·韋伯指出,早在宗教改革時期新教徒便宣稱:“人的職業生活應該是一種始終如一的禁欲美德的鍛煉,是經由良心的態度來證明自己的恩寵狀態,而此種良心的態度表現于職業工作里的關注周到與方法講求,神所要求的,并非勞動本身,而是理性的職業勞動”②[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林南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103 頁。。此時,人既關注自身的主體性又堅守著理性?？档聦⒚勺龀鋈缦碌亩x:“何謂啟蒙? 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③曾曉平:《康德的啟蒙思想》,《哲學研究》,2001 年第5 期。。這里首先強調的是理性的運用,其次強調運用理性的主體“我”,在康德哲學中主體性與理性不可分離,康德提出“我們應該運用自己的理性”就強調了理性運用的主體性。

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人們開始懷疑理性所帶來的“成就”,這種懷疑由對技術理性的懷疑走向對價值判斷中理性的懷疑,艾耶爾認為:“絕對主義的倫理觀點認為價值陳述不是與普通的經驗命題一樣被觀察所制約的,它已被神秘的‘理智直觀’所制約?！雹躘英]艾耶爾:《語言真理與邏輯》,尹大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136 頁,第91 頁。他認為價值判斷過程中必然為理性所制約指導的狀態是一種絕對主義的觀點,對理性的盲目迷信實際上使得人的主體性缺失,他指出我們對道德原則認知的實然狀態是:“我們沒有論證到的和不能論證到的是這些道德原則的效準。我們只是按照我們自己的情感,稱贊或責備這些道德原則”⑤[英]艾耶爾:《語言真理與邏輯》,尹大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136 頁,第91 頁。。甚至基于理性所構成的道德、政治、技術體系開始由于崇拜理性的權威性而壓迫主體性的存在,對此,馬爾庫塞指出:“因一個不自由的社會所認可滿意的自由而造成的道德心喪失則有利于幸福意識這種意識促使人們接受這個社會的罪行。這是日漸衰落的自主性和理解力的標志”⑥[德]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年版,第55 頁。。馬爾庫塞指出主體性與理性逐漸離散,主體性逐漸不再與理性相伴。

利奧塔從認識論的角度表述了這一趨勢:“現在社會主體之所以還不是科學知識的主體是因為受到神甫和暴君的阻礙,科學權應該被奪回來?！雹遊法]利奧塔:《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車槿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年版,第127 頁。利奧塔指明的“神甫和暴君”實質上代指的就是啟蒙所帶來的理性權威思想,理性的威權使得人的主體性受到壓縮?？梢哉f,理性對主體性的擠壓使得西方社會出現了反對啟蒙理性的思潮,人們希望將人的主體性重新解放出來,霍克海默與阿多諾認為:“啟蒙對待萬物就像獨裁者對人”⑧[德]霍克海默:《啟蒙辯證法》,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06 年版,第214 頁。,他們強調理性威權的壓迫已經使得人喪失了主體性。主體性反思絕對理性權威的進程中,主體性確實被重新關注了,然而,對主體性的關注卻又過度了。哈貝馬斯認為:“主體性只是一個片面性的原則,這條原則盡管絕對能夠塑造出自由的主體和進行反思,并削弱迄今為止宗教所發揮的絕對的一體化力量,但他并不能利用理性來復興宗教的一體化力量”①[德]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曹衛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47 頁。。對主體性的過度關注,使得人們在進行價值選擇時忽略理性的考量,只是以自身的需求、欲望、本能作為了價值選擇的根據。麥金太爾在《After virtue》中也認為現代人的道德實踐存在的重要危機便是社會生活中的道德判斷的運用是純主觀的和情感性的,個人的道德立場、道德原則和道德價值的選擇,是一種沒有客觀依據的主觀選擇,他指出:“這種生活方式的范式是沉溺于個人激情之中的羅曼蒂克情人?！雹赱美]麥金太爾:《德性之后》,龔群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193 頁,第209 頁。

當今西方社會人們在價值選擇方面,更加強調主體性(實質上是狹隘的主觀性),而不強調理性,這使得在價值選擇時表現出一種只強調當下主體情感、欲望的狀態,這就是價值選擇的自發性,正如麥金太爾所說:“在現實世界中他們除把現實世界看作是與個人意志相沖突的地方外,看不到任何其它東西,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態度和偏好,在這種人看來,社會完全是個人滿足自身欲望的競技場,現實不過是個人追求享受中的一系列機會”③[美]麥金太爾:《德性之后》,龔群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193 頁,第209 頁。。價值選擇的自發性實際上已經成為社會問題,對此,托克維爾早有預言:“我們的時代一直有利己主義者,利己主義來自一種盲目的本能,利己主義是對自己的一種偏激的和過分的愛,它使人們只關心自己和愛自己甚于一切?！雹躘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南海出版社,2008 年版,第70 頁。同時,價值選擇的自發性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由于選擇的非理性,人們只關注自身的感受而逐漸解構權威秩序帶來的合法性,哈耶克認為:“我們對原則的輕視所產生的唯一后果,可能就是我們企圖忽視的事件的邏輯反而控制了我們?，F在的問題不是我們是否需要原則的指導,而恰恰是是否還存在著一套在需要時我們能夠遵循的、可以廣泛應用的原則?！雹輀英]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鄧正來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43 頁。人們追求自己的內心所欲,而絲毫不考慮外在的規則、科學與道德。價值選擇的自發性事實上也變成了政治問題,政治學家赫爾德在談西方政治制度時指出:“這個原則應該被視為現代民主思想所有傳統的必要前提,因為它是政治設計的核心原則,這種政治設計專注于個人自由選擇”⑥[英]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陳崎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年版,第72 頁。,對個人自由的強調通過選票政治,事實上變為了對選民情感的縱容。由于西方社會的代議制選舉制度,針對選民情緒的刻意縱容會促進政客們的支持率提升。對此,英國政治學家保羅·塔格特做了揭示:“政治家們退出選舉,又加入選舉,這一切都是為了讓選民們相信正是當權者的失敗促使他們加入政治,讓選民們在情感上更能認同他們?！雹遊英]保羅·塔格特:《民粹主義》,袁明旭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7 頁。利用選民的個體情感為自己謀選票已然成為西方政治的常態。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 頁。。單一主體的價值選擇現象,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綜合來看,價值選擇的自發性正在并已經成為一個影響西方社會政治、國際關系的重要價值問題。

二、價值選擇自發性的深刻病癥與危害——基于實踐的共同體信念的人類理性團結與合作共贏立場的審視

肇始于18 世紀的西方啟蒙現代性理論和實踐,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技術理性的普遍性社會運用,財富最大化導向的資本邏輯,以及被片面理解的自由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的盛行。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擴展,使得歷史由“地域歷史”逐漸邁向“全球歷史”,開啟了人類全球化的新時代。但是西方文化價值觀所主導的社會現代化和全球化,其所追求和實現的,只是先發現代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不僅如此,這一最大化的獲得,是建立在對自然—生態的肆無忌憚的破壞、對別的民族國家的侵略、殖民、掠奪的基礎之上。其結果,人類的生存、生活并沒有因財富的增加而變得更加平等,相反,國際社會的不平等和貧困不斷加深。

立足人類合理形態和全球正義信念的新全球化的實踐作觀照,不難發現,價值選擇自發性存在著明顯的唯主體立場的理智缺陷,習近平總書記有關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觀,基于全人類公共利益和共同福祉的立場,慎思明辨地探究人類理性所追尋的美好世界愿景未被實現的原因,答案指向了對合理化生存信念與優良制度理性路徑的求索,指向了西方近代以來的狹隘的、扭曲的價值實踐所導致的全人類所面臨的困境。對此,法國政治學者多米尼克·莫伊西總結道:“在全球化的時代,要想理解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的復雜性,情感因素不可或缺。情感被放大,它既反映著全球化,又對全球化作出反應”①[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緣政治學》,姚蕓竹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年版,第51 頁。。

(一)價值選擇自發性:抵制人類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實踐

價值選擇自發性阻礙著人類和平的實現?，F代民族國家面臨著一種與全球和平相背離的困境,即當自身的利益與其他國家主體產生分歧時,和平已然地成為一種“軟弱”的標志。在西方政治現狀中,西方中心主義演化出向往和平但拒絕關照他國合理利益的矛盾,這也是西方國家參與國際社會時的內在矛盾,其本質就是進行價值選擇時僅以主體利益為依據,拒斥兼顧他國合理利益,不能以理性的思維認知國際關系將會直接引發對立,和平的期望在這種對立中變為了泡影。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一書中提出“人類靈魂的分裂是社會表面呈現的任何分裂的基礎”,西方社會的價值選擇自發性導致的最為嚴重的分裂,是國際社會的分裂。

全球化趨勢下人類社會本應通力合作、追求和平,但事實上國際社會面臨具體的問題卻總是表現出分裂并展現出對抗。一個重要的現實原因,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只以滿足本國利益作為一切價值選擇的目的,這種盲目地將自身利益放大的行為是無理性、情緒性的短視行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努力建設一個遠離恐懼、普遍安全的世界?？v觀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盡管千百年來人類一直期盼永久和平,但戰爭從未遠離,人類始終面臨著戰火的威脅”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355 頁。。人類苦苦追求和平,但啟蒙現代性所帶來的價值選擇自發性成為人類走向和平的精神困境。

價值選擇自發性阻礙著人類的發展。發展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持續的基本手段,發展是一種權利,發展權應該被全世界人民共同享有。西方現代化過程中充分享有了發展權,但以西方社會為主構建的全球化體系下,發展被等同于增長和物質財富的機械累積,被建構為可量化的數值,變成一種狹隘的發展主義?，F代文明引導下的資本邏輯通過貿易數據、工業生產統計等方式,將人類的發展描繪為對他者的掠奪、剝削,剝奪了后發展國家的發展權利,更有甚者,將后發展國家的合理發展行動污名化。顯然,支持這些行動背后的價值邏輯傾向,就是自發性與絕對自我性傾向,即盲目地強調自身的利益,而忽視其他國家正常的發展訴求。近代啟蒙以來,先發現代化的西方社會主導的全球化的外在現實,就是優勢、利益的單方面積累和不平等事實的產生與蔓延。近代以來理性主義的膨脹,使得人類堅信自己在自然意義上擁有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法國啟蒙學家馬奎斯·孔多塞對此曾做出如下評價:“依據推理并依據事實,自然界對于人類能力的完善化并沒有標志出任何限度,人類的完美性實際上乃是無限的;而且這種完美性的進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為轉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們投入在其中的這個地球的壽命而外,就沒有別的限度?！雹踇法]馬奎斯·孔多塞:《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何兆武、何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年版,第7 頁。理性樂觀和進步主義的信念帶來了人與自然界關系的緊張、沖突,帶來了因資源占有不均所導致的世界范圍內的發展不均衡和貧富兩極分化,帶來了民族國家之間永遠難以停歇的利益追逐。啟蒙三百多年以來,西方社會現代化所構建的話語中,發展被描繪成零和博弈,其概念建構的本質傾向就是基于價值選擇過程中的自發性,對他者異于自身屬性的過分放大塑造了這種被迫害的猜想,從而使得人類社會發展的權利未在實踐意義上被普遍維護。

價值選擇自發性阻礙人類公平、正義的實現。公平、正義是構建全球規則的基本原則之一,現代國際規則是二戰后西方社會著手構建的,西方社會在現存的國際規則中占據優勢地位,其實現自身優勢的方法是多樣的,但核心原則是有意忽視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先發與后發、發展現狀的先進與落后、殖民時代的剝削與被剝削,只將形而上學形式的公平、正義作為國際規則。這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直接證據就是民族解放運動過去了近六十年,許多被殖民過的亞非拉區域依然發展緩慢,從非洲到東南亞,后發展國家在國際規則中處于劣勢的現狀預言著其未來處境的艱難,國際規則公平、正義的缺位可見一斑。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曾告誡:“公正最為完全,因為它是交往行為上的總體的德性。它是完全的,因為具有公正德性的人不僅能對他自身運用其德性,而且還能對鄰人運用其德性。許多人能夠對自己運用其德性,但是對鄰人的行為卻沒有德性?！雹賉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版,第130 頁。在西方主導下建立的國際規則在多大程度上回應了這種告誡呢? 即使是這樣,畢竟是建立了國際規則,但是這種運行良好的規則卻又由于時代的發展無法繼續向西方社會提供足量不合理利益而在當下遭到西方社會的背離。價值多元時代下對公平概念的闡釋應該以實踐為基礎,應以是否能實現全人類對美好生活的愿景作為衡量手段,但二戰后全球秩序實踐的八十年歷史指明,人類對公平的追求未在西方文明指引下得到實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價值深處,價值選擇時的自發性在邏輯意義上便會反對理性地推動建構一種有損主體利益的公平機制,人類公平的實現基于未能理性思維的唯主體論無法在實踐意義上被踐行。

價值選擇自發性阻礙著人類正義的實現。從形式上看,價值選擇的自發性無法對人類對正義概念的實踐產生影響,但將正義的概念闡釋為主體的正義或全人類的正義將帶來實踐意義上的巨大差別。二戰后,人類正義的實踐現實表明,基于啟蒙現代性主導下的西方式行動方式無法帶來真正的正義——正義被曲解,正義被污蔑。正義在實踐過程中意味著權利與義務的平等,也意味著享有利益權利的平等,羅爾斯在《正義論》里提出:“正義的第一個原則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第二個原則認為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例如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結果能給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會成員帶來補償利益,它們就是正義的”②[美]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版,第293 頁。。權利與利益的平等共享這一訴求會受到權利與利益占有者的抵制,但這種抵制本身就是不正義的?？剂恐T如抵制正義此類問題的主體在什么意義上放棄了理性的思辨而追求自發性,值得我們思考,因為產生不正義行為的主體的行動決然不是愚蠢盲目的,行動與言論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滿足其虛假正義需求與實際獲益的制度是苦心達成的,在這一層面上,我們無法說這些行動的主體是失去理性的。但是在另一層面上,也就是站在人類文明發展與前進的方向這一層面上考量,這些行動是盲目、無理性、出于原始本能而自發行為的。這說明西方現代文明的指導原則只能靜止地解決概念意義上的正義,但其基于唯主體論的價值選擇的自發性卻導致人類正義無法得到真正實現。

價值選擇自發性阻礙國際政治民主實踐。在啟蒙現代性引導下的西方政治中,民主是核心概念之一,但是這并不表示民主充分地在西方政治文明中得以實現。法蘭克福學派指出,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有著內在性的本質矛盾,哈貝馬斯在2008 年的訪談中對此解釋道:“資本主義同民主之間總是存在緊張,因為市場和政治有相反的運行規則?！雹邸秾Φ聡軐W家和社會學家于爾根·哈貝馬斯的訪談——〈破產之后〉》,德國《時代周報》2008 年11 月6 日。民主政治實現的內在邏輯是承認主體性意義的同時也認同異于自身的存在者的意義,失去對非主體意義的認同,民主就難以實現,價值選擇的自發性使得秉持著這種價值選擇邏輯的人對其他主體的認同難以實現,因而,價值選擇自發性在邏輯意義上成為阻礙人類民主實現的精神價值原因。從人類對國際政治民主的實踐現實來看,現代國際規則的建構主體在這個規則中享有著近乎絕對的主場優勢,僅從地理空間意義上講,大量的國際機構都選址于西方國家,盧梭認為:“在一切真正的民主制之下! 行政職位并非一種便宜,而是一種負擔,人們無法公平地把它加給這個人,而不加給另一個人?！雹賉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版,第103 頁。但盧梭的這種美好的愿景顯然沒有在當代國際政治中得到踐行,在西方現代文明影響下構建的國際規則中,西方社會利用自身的優勢,將外交工具、軍事工具演變為脅迫違背其意志的相關國家的手段,民主實踐在西方社會本能性地搶占利益的過程中被叫停、被阻礙。

價值選擇自發性阻礙全人類自由的實現。西方自由主義語境之下,人類自由將在從經濟到政治的自由體系中得到實現,這些體系建立在充分關注個人、踐行主體理性、強調個人利益的原則方式上,自由主義的實踐卻又證明了自由主義只能帶來主體利益的滿足,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事實上,馬克思對這種強調主體利益的資本邏輯下的自由早有先見,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將人的自由實現方式由政治的解放轉向了人自身的解放,馬克思提出:“徹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烏托邦式的夢想,相反,局部的純政治的革命,毫不觸犯大廈支柱的革命,才是烏托邦式的夢想?！雹凇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北京:中央編譯局,2012 年版,第12 頁,第55 頁。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又將人的自由作為人存在的基本狀態,強調自由對于人的重要性,他認為:“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因為人把自身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北京:中央編譯局,2012 年版,第12 頁,第55 頁。。同時馬克思也給出了通過改變生產方式來消除異化從而實現人的自由的方法,馬克思所認同的自由不是原子式地實現某個特定主體的自由,而是普遍地實現全人類的自由。但是由于資本制度存在的實然狀態,制度的邏輯天然地拒斥集體的自由,個人價值本質的自發性無論是從概念邏輯上還是實踐中都更加強調自身主體的利益、追求自我的自由實現而不關照集體利益,全人類的自由已實然地為西方社會價值精神的內在傾向——自發性——所阻礙。

政治學者奧爾森提出:“如果某一集團中的成員有共同的利益或者目標,那么就可以合乎邏輯地推出,只要那一集團中的個人是理性的,他們就會采取行動以實現那一目標”④[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郁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 年版,第18 頁。。但是當今人類面臨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由于西方社會在國際交往中基于各種非理性的利益考量,進而對人類合作以及共同、一致行動的整體目標產生了懷疑,具體表現就是,西方社會對于提出任何一種符合全人類利益訴求的新規則的行動都抱有敵意,他們認為新的規則必然會損害其既有利益,因此千方百計加以阻撓。這一短視的做法明顯違背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人類走向團結、合作、共享基礎上的共同發展的潮流勢不可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個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舊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時期的集團對抗不復存在,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再也無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雹荨读暯秸勚螄碚?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271 頁。這種為了自身利益,忽視人類合作、發展潮流的價值選擇,充分地體現了其價值選擇的自發性。當代國際社會面臨著諸多迫切需要全人類團結的事件,全人類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被內在于西方社會精神中的價值自發性所阻礙,人類理性呼吁國際社會走出自我立場、打破人類精神壁壘,走向合作。

(二)價值選擇自發性:逆全球化行動的價值癥結

內在于西方社會的價值選擇的自發性傾向,不僅僅在實踐中對全人類實現美好生活產生阻力,同時影響全球經濟、政治安全,理性缺位狀態下,對自身利益的盲目追求也實然地阻礙了西方文明的進步與發展。在全球經濟方面,全球合作帶來了利益分配的變化,托馬斯·皮凱蒂指出:“歐美這兩個區域在工業革命期間的全球產出比重是其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2～3 倍,這是由于他們的人均產出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2～3 倍。所有跡象表明,這個人均產出分化的階段結束了,隨之進入了一個趨同的時期?！雹轠法]托馬斯·皮凱蒂:《21 世紀資本論》,巴曙松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版,第294 頁。趨同意味著,全球市場由開始時的分配極度不公平逐漸走向了分配相對公平,這是全球市場的功勞,但顯然,公平的全球市場會使得歐美西方國家的利益不斷減小,盡管歐美仍然主導著世界經濟并享受著全球化的利益,正如吉登斯在《民族國家與暴力》中說的那樣:“美國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它在世界經濟中如此不成比例地據有強硬的立場?！雹賉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年版,第311 頁。因而這種減小是公平的,但是即使這樣西方社會也不愿意尊重這種變化。

自發性導致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不僅僅表現在經濟問題上,更表現為政治問題。齊格蒙特·鮑曼描述了這種行為:“通過大量輸出剩余人口,把本國的社會問題轉移到另一個國家”②[英]齊格蒙特鮑曼:《工作、消費、新窮人》,仇子明、李蘭譯,長春:吉林出版社,2010 年版,第59 頁。。從全球氣候危機到難民問題,國際問題逐漸變成了西方社會解決國內問題的政治工具,崇高的理想向往也變成了在原始沖動驅使下追求現實政治利益的掩護。對此,國際政治學家羅伯特·吉爾認為:“在一個充滿了國家間競爭的世界上,相對獲益比相互獲益更為重要?！雹踇美]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楊宇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43 頁。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基歐漢提出:“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政府間沖突的機會隨著國家行動范圍的擴大而增加。世界經濟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險,很大程度上源于國家間的不合作?！雹躘美]基歐漢:《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蘇長和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61 頁。西方社會的價值自發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對抗分裂的重要原因,事實上,逆全球化行為對西方社會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已經并正在產生更大的危害。

著眼后全球化時代人類生存的總體性,國際社會只有實現充分的對話、合作,全人類才能夠普遍獲益,包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先發現代化國家。在和平穩定的全球市場中,西方社會攫取利益的能力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對此,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指出:“在西方國家中,個體公司在國內產值中的比重已從20 世紀50 年代的30%～40%下降到80 年代的約10%,但這些公司在國際市場上的產值卻在不斷提升”⑤[法]托馬斯·皮凱蒂:《21 世紀資本論》,巴曙松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版,第294 頁。。冷戰時期,美國維持著數量龐大的核武器存在,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核武器的使用不能更多地拘泥于人道主義的原則,而應該更多考慮國家的長遠利益?！雹尥踔俅?夏立平:《美國核力量與核戰略》,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37 頁。冷戰后,通過合作、對話,美國大量削減核武器,這為美國節約了大量的軍費?？梢哉f,西方社會在全球化中獲取了最大的利益,但是,當今西方社會卻通過一次次行動遠離對話與合作,盲目追求本國當下利益,這產生了嚴重的后果,其直接表現便是逆全球化與全球急需合作的事項被貽誤,如全人類的對抗疫情行動、全球氣候問題等。

價值選擇自發性的重要表現,就是基于狹隘的地域、集團以及民族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偏執,失去理性地強調自我生存的正當性以及自我利益的本位化,客觀上產生抵抗合作、拒絕理解其他主體合理意見的現象,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后果。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對這種局勢,人類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人們為了爭權奪利惡性競爭甚至兵戎相見,這很可能帶來災難性危機。另一種是,人們順應時代發展潮流,齊心協力應對挑戰,開展全球性協作”⑦《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356 頁,第271 頁。。這表明,人類急需在擯棄狹隘性偏見的基礎上,尋求并達成最深入的對話和廣泛的深度合作,共同塑造、實現一個值得國際社會共同期待的正義的全球秩序和美好世界愿景。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及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理論和實踐:基于美好世界的實踐智慧與價值共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多極化進一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崛起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既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帶來了需要認真對待的新威脅新挑戰?！雹唷读暯秸勚螄碚?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356 頁,第271 頁。西方社會價值自發的外在表現就是對抗、自私,這使得國際社會長期面臨“和平赤字”“發展赤字”以及“治理赤字”。站人類共同利益和公共性福祉至上的立場,其有效的解決之道,就是基于“地球一家”“人類一體”的存在整體性、歷史總體性等,尋求全人類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價值共識,確立并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及全人類共同價值: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自覺與實踐智慧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自覺?；趦r值判斷唯主體論的價值選擇自發性,從其概念構成的邏輯角度看,由于其將自我與他者的關系的核心由他者或兩者關系轉移至自我,這使得對他者的關注缺失、兩者關系的關注缺位。在經過啟蒙時代數百年后的今天,在啟蒙先賢所倡導的主體理性概念中,由于健全理性處于缺失狀態,人們的價值選擇越來越嚴重地受到資本邏輯、技術理性、市場經濟價值的影響,價值選擇展現出強調自發性的狀態。

面對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中國政府、中國社會、中國知識界在自身創造性的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創造的實踐中,給予了明確的回答——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基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之“自由人聯合體”的理想,是關于人類普遍性意義的公共價值的理性自覺與體認。對其涵義,習近平總書記做出了準確闡明:“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雹佟读暯秸勚螄碚?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355 頁,第356 頁,第355 頁,第355 頁。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本質上區別于啟蒙現代性主導下建立的國際關系和國家價值規則,是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在深刻認識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深入研究當今國際政治現狀的基礎上,以國際社會團結合作以及全人類共同的利益為目的所自覺提出的具有原創性意義的新思想。在全球利益紛爭的當下,只有擯棄相互間的利益沖突,避免狹隘的民族國家利益本位的自我、盲目的價值判斷,深入認識、清晰判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訴求,方能自覺地以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作為思想的重要關注點。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提出,以后全球化時代人類生存、發展和制度性治理的復雜實踐為目的,同時在這種實踐中并通過這種實踐得以豐富、發展、深化和拓展。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的實踐智慧,這一構想以切實實現建設一個山清水秀、清潔美麗的世界為現實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愿景是實現人類祈愿的美好世界。這一面向人類美好未來愿景的理念是在實踐中提出的,符合全人類對世界應然狀態期許的全部特性。

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建設一個遠離恐懼、普遍安全的世界,和平是人類文明平穩前進的前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應該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營造公平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共同消除引發戰爭的根源,共同解救被槍炮驅趕的民眾,共同保護被戰火燒灼的婦女兒童,讓和平的陽光普照大地,讓人人享有安寧祥和?！雹凇读暯秸勚螄碚?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355 頁,第356 頁,第355 頁,第355 頁。區別于西方普世價值之理念僅描繪社會愿景卻不愿意付諸實踐的空洞構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和理論,則直接為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指明了具體的方向,極具實踐指導性和前瞻性、引領性意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建設一個遠離貧困、公平正義、共同繁榮的美麗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強調“共建”,習近平總書記指明:“我們應該堅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推進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創造全人類共同發展的良好條件,共同推動世界各國發展繁榮,共同消除許多國家民眾依然面臨的貧窮落后,共同為全球的孩子們營造衣食無憂的生活,讓發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國,讓人人享有富足安康?！雹邸读暯秸勚螄碚?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355 頁,第356 頁,第355 頁,第355 頁。實現共建、遠離貧困、共同繁榮的世界,需要人類擯棄分歧,在共同一致的行動中朝向人類美好生活愿景共同努力,在這一進程中,理性、開放、共享的精神是實現最終愿景的基礎,在實踐中對這一目標的努力也證實著人類價值精神中自覺踐行理性的重要性。

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建設一個遠離封閉、開放包容的世界?，F代人處在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價值的對立沖突阻礙了人類精神生活的正常性交流和溝通,使得難以建立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應該堅持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樣的理念,讓人類創造的各種文明交相輝映,編織出斑斕絢麗的圖畫,共同消除現實生活中的文化壁壘,共同抵制妨礙人類心靈互動的觀念紕繆,共同打破阻礙人類交往的精神隔閡,讓各種文明和諧共存,讓人人享有文化滋養?！雹堋读暯秸勚螄碚?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355 頁,第356 頁,第355 頁,第355 頁。將建立開放包容的世界本身作為全人類一致的行動方向,倡導文化、價值多元,追求人類理性共識,走出唯主體論困境,才是實現之良法。

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建設一個山清水秀、清潔美麗的世界。局限于主體性困境中的現代文明將自身與自然的關系闡釋為主體化了的自然,自然界對于人類而言成為一種“異在”和必須克服、主宰的現實。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明:“我們應該堅持人與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對自然心存敬畏,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共同保護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園,共同醫治生態環境的累累傷痕,共同營造和諧宜居的人類家園,讓自然生態休養生息,讓人人都享有綠水青山?！雹佟读暯秸勚螄碚?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355 頁,第182 頁,第182 頁。人與自然的關系應為平等共處的關系,將自然視為生命,將平等概念踐行于人與自然的交互中,這是人與自然關系和諧的基礎,人類需要自覺地維護這一基礎,實現人與自然的持續良性共存才在實踐意義上存在實現的可能。

全人類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導向,然而西方社會價值深處的自發性使得這導向原則的實踐陷入困境,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對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價值原則自覺的實踐將實現全人類對美好世界的愿景、構建起人類命運共同體。

(二)全人類共同價值:人類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價值共識

美國政治學家奧爾森提出了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的困境:“即使一個大集團中的所有個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尋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為一個集團,他們采取行動,實現他們共同利益的和目標都能獲益。他們仍然不會自然的采取行動,以實現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雹赱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郁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 年版,第17 頁。罔顧全人類共同利益和普遍性福祉,只關切自身利益,并且不惜以犧牲、踐踏其他民族國家之基本的生存、發展權益為前提,求取、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本質上就是價值選擇自發性的典型體現。面對這種現象,傳統的解決辦法,是倡導基于某種超越歷史階段和人類現實情境的根本無法平衡人們個體需求的抽象價值規范,譬如康德就認為:責任就是由于尊重規律而產生的行為必要性③[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李秋零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8 頁。。教條式地提出價值規范是難以被全世界接受的,更難以被價值選擇具有自發性的西方社會所接受,人們拒絕一種外在于自身利益訴求的經驗式的說教,人們拒絕絕對主義式的價值理論,人們需要有理論指明價值追求的方向,需要符合全人類的價值理論,這種理論應該是一種內在的共識而不是外在的規則。

在對西方價值學研究進行評價時,國內著名學者王玉樑先生提出了對我國價值哲學研究的希望:“價值哲學必將由自發進到自覺,正像人類正在逐步地從自發走向自覺一樣”④王玉樑:《21 世紀價值學哲學:從自發到自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7 頁。,強調價值自覺就是指在價值觀、價值哲學研究時,應引導國內價值問題的思考符合客觀規律,倡導理性的研究,從而在正確、合理的價值理念引導下形成正當的價值選擇與價值共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古往今來,過上幸福美好生活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夢想”⑤《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355 頁,第182 頁,第182 頁。,價值規范的選擇、制定一定會遭遇多樣化利益平衡的難題,但作為最大公約數的是人類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理性地認識人類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將促使人類在價值選擇時擺脫自發,走向一致和自覺。西方社會價值選擇自發性在國際交往領域的表現展現出對抗、自私,這使得國際社會急需合作的事業被無休止地干預。針對這一問題,核心的、關鍵的解決之道,就是尋求全人類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價值共識,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根據自身的革命與建設經驗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主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合作共贏、追求國際公平正義、追求國際關系民主化、追求持久和平、徹底打破國強必霸的邏輯,這五個方面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價值追求和精神實質”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355 頁,第182 頁,第182 頁。。從人類歷史現實著眼,由于近代以來民族國家持續、激烈的利益沖突,人類在價值觀問題上始終存在著價值絕對主義與價值相對主義的困惑。面對這種困境,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基于“全球一家”“人類一體”的歷史總體性、人類總體性以及現實的人類之公共福祉最大化意識,提出并明確主張將共同價值確定為人類對于美好生活的共識。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作為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建立在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客觀規律變化的正確總結的基礎之上的。和平、發展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目標,沒有和平、失去發展,人類社會就失去了建構文明的基礎。西方“普世價值”中,和平與發展不是一種追求的目的,而是一種手段,是實現生命權、自由權、追求幸福權的一種保障,這就為其行動中的非和平策略提供了價值支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將和平與發展作為一種價值追求,明確了人類社會存續、穩定和繁榮的基礎條件。公平、正義是國際交往的規范價值,對公平與正義的追求是各國均標榜的社會價值,但是將自由作為重要導向的資本主義世界卻普遍地將公平與正義作為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從而扭曲了全球正義。民主和自由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價值,是實現人類和平與發展、公平與正義的重要政治手段,在國際間追求交往的民主與自由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必要手段,這也是國際社會的共識。

當今世界是多元文明共存的時代,是文化多元、異質化價值觀激烈沖突的時代,全人類共同價值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對世界文明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客觀規律變化的正確總結的基礎上,針對當今世界價值多元對立、國際合作需求劇增的現實而提出的價值方案,是在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中國革命史的歷史實踐正確認識后產生的全人類價值共識,貫徹、體現在中國革命史、建設史、改革開放史,以及社會主義發展史的始終。建黨一百多年、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市場經濟、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四十多年,中國政府、中國社會、中國人民用革命與戰爭、改革與發展的創新性實踐探索,完美地詮釋了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全部內容。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秉持“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幸福,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宏圖偉略,充分認識到解決國際價值對立、利益沖突的方法,是以最有利于整個人類福祉最大化的宗旨,直面現實的生存利益沖突,在實踐意義上尋求根本性解決之道,逐步實現最普遍意義、最大限度的人類公平正義,謀求全人類和平發展的宏偉目標,而不是建立一種普世性質的抽象的價值規則。提出全人類共同價值,就是提出了世界各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共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愿同各國人民一道,秉持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推動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權治理,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創世界美好未來?！雹佟读暯秸勚螄碚?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182 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格局在變,發展格局在變,各個政黨都要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把握人類進步大勢、順應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發展同國家、民族、人類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雹凇读暯秸勚螄碚?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521 頁。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提出:“文明是包容廣泛的,即如果不涉及全面的文明,它們的任何構成單位都不能被充分理解?！雹踇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年版,第26 頁。西方社會在價值選擇過程中的自發性,本質上就是對其他文明的否定,狹隘的主體本位利益的關注,演變為理性缺位狀態下對自我、自身之本位利益的單一性追求。人類社會需要共同的價值去克服、化解這種價值選擇的自發性弊端?；谌祟惷\共同思想所倡導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不是關照哪個特殊主體的本位利益,而是關照全人類共同的利益,不同于西方社會囿于理論的完滿性與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合理性所提出的片面性的價值理論,而是更多的從規范理性意義、從實踐與現實的集體行動何以可能的角度著眼,是人類在文明演進的新的歷史階段,在擯棄分歧、重拾理性、加強合作的實踐中追求美好生活的最大的價值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