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共同富裕內涵特征及現代轉化

吳昊天

(中山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廣州 510275)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雹倭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團結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 頁。中國式現代化追求共同富裕目標既是中國共產黨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求的初心踐行,也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內蘊的共同富裕理想的時代弘揚。共同富裕理想深蘊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思想史上源遠流長。關于三代時期的典故中就有堯在做了部落首領后,依然和民眾一起共同生活的蘊涵共富追求的傳說。先秦時期雖然百家爭鳴,但以儒法道為代表的諸子哲人,大都主張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并從各自的理論邏輯和社會歷史觀視角闡釋了共同富裕理念,為后世的社會治理、社會理想和社會價值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也為當代共同富裕理論提供了重要的傳統文化資源。

一、中國傳統文化共同富裕的基本內涵

幾千年中華文明歷史,人們期盼和追求著共同富裕的美好社會,并把這種理想追求內嵌于不同時期的社會治理、社會理想和社會價值的建構中,形成了內容豐富、思想深刻的共同富裕理想。

首先,共同富裕是重要的治國理念。國泰民安、政通人和是中國歷代社會治理的目標。實現這一理想目標的根本要義是以民為本,民國共富。

民本思想在中國文化中源遠流長,早在西周時期,就有了“天惟時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警世衷告?！渡袝分忻鞔_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鬃永^承發揚了古老的民本思想,以“愛民、順民、親民”為立足點,從不同角度作出闡釋?？鬃诱J為,“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圣治章》),治理國家必須以仁愛愛人為取向,堅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禮記·大學》)“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的原則。管子強調“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管子·權修》),認為要治理好國家,必須“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管子·霸言》)。孟子認為,國家治理目標,應該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強調:“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哀公》),百姓不是為君而生,君主卻為民而立,廣大民眾既能支撐政權也能顛覆統治。一個政權怎樣才能獲得民眾的普遍支持呢? 只有實行德政,實現民與國共富,讓人民隨著國家的發展普遍過上富足的生活,這才是根本之道。

如何才能達到社會共富? 一是國家應該節約用度,力戒鋪張浪費。殷商初年,大臣伊尹就對剛繼位的太甲提出告誡:“慎乃儉德,惟懷永固”(《商書·太甲上》),認為儉約節用是維護江山王業的重要手段。周公在《毋逸》中也警示周成王:治國必須“杜驕奢,絕淫侈”,才能長治久安?！渡袝分袑ｉT論述了節儉的重要性,強調治國理政必須“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尚書·大禹謨》)。節儉也是儒學“溫良恭儉讓”五大美德之一,“儉節則昌,淫佚則亡?！避髯诱J為應滿足人的自然欲望,“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但必須節制人的欲望,“節用以禮”,按照制度法令行事,避免奢靡和浪費。只有奉行節約原則,尤其社會上層直至君王都克勤克儉,才具有實現社會共富制度和道德的基礎。二是輕徭薄賦,藏富于民?？鬃右髧?、君主應該實施“斂從其薄”(《左傳·哀公十一年》)的賦稅政策,認為足國要先足民,讓百姓富足,藏富于民。孟子和荀子都論述過輕稅薄賦對實現百姓共富的重要意義,孟子提出,“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孟子·盡心上》)薄賦是人民富足的重要施政之策。荀子在《富國》中說明:“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荀子·富國》)西漢初年,王朝切實貫徹“十五稅一”的“輕徭薄賦”政策,開創了民心安定、經濟繁榮的“文景之治”。在其后的歷史發展進程中,“輕徭薄賦”都為歷代思想家和有為君臣所推崇。三是鼓勵生產和貿易,推崇勞動致富。勤勞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早在春秋時期《左傳》中,就已有“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的告諭;孔子在《論語》等典籍中強調“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即國家的各種派遣不能耽誤農時,以保障農業生產為前提。孟子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強調農林牧副漁等各生產領域都要按時節進行勞作。荀子特別強調按照“天時”進行勞動生產的重要性,反復說明“無奪民時”“守時力民”“緩不后時”(《荀子·富國》)的意義,認為只有順時從事生產活動才能更好地發揮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提高效率,致富民眾。四是遵循均平扶弱的損益之道。均平思想是先秦諸子的共識,各派思想家都有闡述。管子認為“貧富不齊”是一個國家“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的根源,君王治世的理想境界應該是“高安在乎同利”(《管子·版法》)。齊國著名政治家晏子提出,治國欲達社會安寧,必須“權有無,均貧富”“取財于富有者,以調劑貧乏者”(《晏子春秋·問上第三》)?？鬃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強調理想的社會應該是“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認為均平是實現社會共富和安定的重要舉措。

其次,共同富裕是一種社會理想。實現共同富裕是古代中國普遍的社會愿望,也是從哲學理念到施政方略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共同追求的理想狀態。

中國古人關于“天地之道”的探究對中國古代樸素的共同富裕社會理想觀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影響。在關于天地萬物的思索中,中國先民們認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禮記·孔子閑居》),即天地最大的美德是既孕育生命又無私地維持生命的延續。人類作為宇宙天地自然所生之物,應該效法自然,學習天地日月的無私養民優良品格,公平惠及,萬類不遺。在社會生活中推而論之,就應該“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周易·益》),也就是要求社會治理要取多益寡,公平施與,減損于上、增益于下,這種道義必然能大放光芒;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了“損有余而補不足”“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的哲思,強調均貧富是順天應人的自然之勢。

共同富裕也是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追求的治理社會的理想狀態?？鬃釉凇抖Y記·祭法》中借傳說提出“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以說明實現社會共富的正當性。在《禮記·禮運》中更是構建了“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天下為公”、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理想;管子提出,治國的要義是“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強調富以養民是治國的首要任務;漢初名臣賈誼認為,管理者應該“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新書·大政上》),管理者的社會治理功績評判標準是民眾生活的富裕和快樂。這些論述深刻表達了中國歷史上的仁人志士對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的追求和路徑設計。

共同富裕還是幾千年來中國普通民眾的重要訴求。中國人民對共同富裕的企盼和追求貫通古今,生動反映周朝時期生活的《詩經》唱出了“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民富理想,用碩鼠之喻痛斥妨礙民眾富足的剝削者?！肮餐辉！蓖侵袊糯鐣r民起來反抗暴政、助推社會變革的召喚旗幟,“等貴賤、均貧富”是歷次農民起義的基本訴求、旗幟口號和綱領目標。秦末陳勝、吳廣起義高呼“茍富貴,無相忘”的口號;東漢黃巾起義提出“致太平”的樸素均貧富訴求;唐末黃巢起義高舉“補天均平”大旗;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則明確提出“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的“均貧富”口號和目標;南宋鐘相、楊幺起義在繼承王小波、李順起義“均貧富”的基礎上加入權利平等要求,要求“等貴賤、均貧富”;明末李自成起義打出“均田免糧”旗號;晚清洪秀全太平天國起義制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冀圖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太平社會;近代社會由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繼承“均貧富”的古代理想,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經濟方針,等等,是兩千多年中國古代社會廣大民眾之共同富裕理想在不同時代的反映。

再次,共同富裕是一種基本社會價值。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實現共同富裕對構建和諧安寧的社會、激發人們的道德情感具有重要的意義。

周初名臣姜太公提出:“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六韜·文韜·文師》),能否讓天下百姓共同享有利益,是人民是否擁護統治、江山得失的基礎;孔子認為,執政者必須“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力戒貧富不均,社會才能和諧有序。同時,中國傳統主流文化大都認為,生活富裕是促使人們追求崇高、激發人們道德情感的基礎。傳統文化往往把追求公共福利、幫助他人實現某種利益稱之為“義”,把私人利益稱之為“利”,在此意義上,今天所謂的共同富裕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傳統文化中的“義”,表現為追求利他行為或實現公共利益,如此,義利合一,都是道德范疇?！傲x利之辯”曾是中國傳統文化長期爭論的主要問題。儒學認為,如果一種行為既能夠帶來公共利益也能夠實現行為者自身的利益目標,那是君子之道?？鬃佑醒?“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所以,孔子并不是否定謀利,而是強調公利優先,強調謀利的道德遵循,亦即君子、國家治理者應該以實現公共利益、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為目標,而不能只著眼當下的個人私利,簡言之,在天下為公、共同富裕的前提下,謀利才是值得肯定和鼓勵的。孟子提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滕文公上》),這里的恒心主要是指人所常有的善良本心。在孟子看來,要維持這種善良本心,必須具備衣食無憂的物質生活基礎。漢儒董仲舒、王符都闡釋過類似的思想,董仲舒提出“先飲食而后教誨,謂治人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王符說:“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潛夫論·務本》),都是說明,讓人民過上富足的物質生活對于教化人民、培養人民的道德情感的重要意義。法家更是強調物質、利益對人的精神具有基礎性作用。管子有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禮節榮辱的道德情感都依賴于倉稟和衣食的豐足;商鞅強調,“德生于力”(《商君書·靳令》),“先實公倉,收余以食親,為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商君書·農戰》),“力”可以解釋為物力或財力,意指社會道德文明或個人道德高尚是在一定的物質條件基礎上生發的,譬如忠君愛國的優良品德必須有賴于發展農業生產而使民眾物質生活富足,滿足民眾的物質利益要求。對此,恩格斯有過簡單而深刻的說明:“道德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雹佟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471 頁。普遍的社會貧窮難以形成普遍的高尚道德情感。

二、中國傳統文化關于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國傳統文化關于共同富裕的探討,不僅形成了豐富的思想內涵,而且凝聚著深邃的智慧品質,蘊涵物質和精神、人與自然、民富與國富等和諧統一特征。

首先,共同富裕是物質和精神協調有序。在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各派思想家中,除了程朱理學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把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幾乎對立起來以外,其他各派各家都認同物質富裕和精神豐富是內在統一的。這種統一既是國家、社會整體層面的實現目標,也是家庭、個人個體層面的理想追求。

孔子在闡述治國理念時,總是強調治國者必須把社會物質生活和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統一起來。在與門生冉有的對話中,孔子提出了“庶之,富之,教之”的成人之序(《論語·子路》)?？鬃诱J為,追求富裕的物質生活,既是人性之本然,也直接關系人生的質量與尊嚴,是天然合理的。但是,人之為人,其本質在于人具有仁義等精神品質,人的富足的物質生活只是成為仁義君子的手段,因此,人始終要特別注重仁義道德的學習和踐履,不斷豐富道德精神生活,以義制利,向以仁義為核心的君子理想人格看齊,在道德精神層面活出人的情趣與尊嚴,活出君子的品性與德行來,這是人生的根本意義與價值所在。反之,若只貪圖物質享受,就會違離于仁義的人生本義,喪失人生的根本意義與價值,就“不足以為士”(《論語·憲問》),不能成為君子。如果每個人都能按照仁義之要求去追求富足的物質生活,那整個社會就會成為大道流行的大同世界。墨子也認為,一個有德的仁人,不僅道德品質高尚,而且也必然通過行事給民眾帶來實際的利益,“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兼愛》),達至義利合一。荀子提出:“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荀子·大略》),義利即物質和精神是人的兩種品性,缺一不可。舍義縱利,人將與禽獸無異;舍利求義,則違人之本性,義也無法實現。因此,必須既盡可能滿足人民的物質利益要求,更要重視人民的道德教育,實現兩者的共同發展。管子認為,趨利避害是人之天性,同時人類具備通過教化而知禮行義的可能性,但只有滿足民眾的物質利益才能教化民眾,使之成為有德之人。孟子“仁政”之要義,必須在物質上保證人民有其田地,即“制民之產”,同時在精神上對人民進行“倫理教化”,才能建成“人和”的社會,成就“仁者愛人”的君子人格。大儒李覯提出:“人非利不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盱江集》卷二九《原事》),認為物質和精神在人的成長過程中是相互作用的。南宋時期具有重要影響的永嘉學派以“道在物中”為哲學基礎,在繼承先秦時期管子、孟子等人的思想基礎上,進一步闡發了“衣食足,則知榮辱”“民富國強,眾安道泰”的觀點,論述了物質富裕與精神豐富、道德提升的統一關系。

其次,共同富裕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共同富裕涉及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身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命題。在中國傳統文化關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愛萬物”“敬畏生命”“制天命而用之”“以禮制欲”“取用有節”等思想觀念中,不僅深刻地反映了中國古代先哲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智慧思考,而且浸潤著中華民族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基礎上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富足幸福生活的理想追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歷來強調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雹佟读暯秸勚螄碚?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530 頁?！兑捉洝贰墩撜Z》《老子》《墨子》《孟子》《荀子》和《齊民要術》等中國古代經書典籍都在論述“天人合一”思想,強調說明人類要遵循自然規律,按照與自然法則相適宜的方式行事,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構建人類幸福的生活?！吨芤住诽岢觥疤斓厝撕稀钡挠^點,認為“有天地,然后萬物生焉”,“有萬物然后有男女”(《周易·序卦》),世間萬物都源于天地,因此,人與自然是同脈相連的有機統一整體,人與自然必須和合共生。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即“道生萬物”命題,道作為自然法則或規律,也是人的行為準則,人應該敬畏自然,人的主觀活動必須尊重自然規律?？鬃诱f:“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天雖然不言語,無聲息,但作為自然的天,總是春夏秋冬四時交替輪回,其萬事萬物依其自身規律生滅變化。孟子也說:“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離婁下》)天雖高星雖遠,但如果把握了星辰的運行規律,那么千年之內的節氣都可以推算出來。荀子更有名言:“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有其恒常的運行規律,不因為人的主觀行為而改變。因此,人類必須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規律,按照自然規律辦事,使“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天論》),讓自然萬物共生共榮,才能夠實現人的生活目的。

中國傳統文化認為要尊重和敬畏自然,而且要“仁愛”自然,“取用有節”地合理利用自然,讓所有人都能夠共享美麗自然帶來的幸福。中國古代先賢智慧性地認識到,富裕幸福的美好生活離不開青山綠水,離不開對自然生態的依賴?？鬃诱f“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陶淵明心念“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意掛“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如何才能保持美好自然生態呢? 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一是“仁愛”自然,敬畏生命,二是“取用有節”地合理利用自然。

敬畏生命,泛愛萬物,是道家的重要思想。老子在《道德經》中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強調“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告誡人們要善待萬物,滋養其生長,既要承擔對自然萬物肩負的責任,又不能隨意主宰萬物的生命,這樣才能夠“若可托天下”。莊子進一步發揚老子敬畏生命、“衣養萬物”的思想,認為天地一體,“物無貴賤”(《莊子·秋水》),必須“泛愛萬物”(《莊子·天下》)。儒學從仁出發,闡釋了與道家相似的泛愛萬物的思想?？鬃釉凇墩撜Z》中提出“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告誡人們要對動物心存仁愛,不可濫捕濫殺,否則萬物就難以和諧共存。孟子提出人的本質是“仁”,“仁民愛物”?！叭拭瘛笔菍θ说耐槿蕫?“愛物”則是愛護人之外的動物植物等。宋明理學繼續先秦時期的“萬物一體”思想,主張泛愛自然萬物。張載提出“民胞物與”(《張載·西銘》),意思是民為同胞,物為同類,因而要愛人和一切物類。程顥強調“仁”的內涵乃是天地萬物為一體平等相愛。

“取節有用”地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是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實現共同富裕的又一重要思想。司馬光編輯的《資治通鑒》在總結中國歷史的治理經驗時提出了“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理念,強調必須根據自然萬物的繁生規律有限度和有節制地使用,才能常保富足。這種理念,早在先秦時期諸子中就多有闡釋。管子提出對待自然萬物,應該堅持“以時禁發”原則,認為“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強調“圣人之處國者,必于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管子·度地》),認為在利用自然時要遵循固定時限,要順應自然、融入自然,保護自然,才能實現國家長遠的富庶強大和全體人民生活水平。荀子提出保護自然資源是“圣王之制”,要求向自然采伐要做到“不夭其生,不絕其長”(《荀子·王制》),說明只有草木榮華滋碩時才能適當砍伐,黿鼉、魚鱉、鰍鱔在繁殖時節,不能捕殺;斬伐養長不失其時,百姓才有余材而富足;如果違逆自然規律,攫取無度,那么將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孟子建議君王在“以民為本”治理國家時,要做到“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民眾的生活用品才能豐裕充實。在《禮記·月令》中,專門闡釋了國家治理必須按照時令對保護自然資源做出了詳細嚴格的規定。這些論述深刻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追求共同富裕中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智慧。

再次,共同富裕是國富與民富的統一。中國傳統文化普遍主張,共同富裕不僅是民眾個體的普遍富裕,而且必須是國富與民富的統一,認為民富是國富的基礎,國富是民富的保障,富國須先富民。早在《周禮》中就提到“以富邦國,以養萬民”(《周禮·天官冢宰·小宰》),富國的目的是讓民眾過上富足的生活。管子主張“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國》),認為富以養民是治國的首要任務?？鬃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簡單明了地闡釋了國以民為本、富國先富民的道理:老百姓豐足了,國家沒有不豐足的;老百姓貧窮,國家如何能豐足呢? 荀子在《富國》中提出:“下富則上富”“下貧則上貧”,強調“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余。節用以禮,裕民以政”,社會治理必須讓普通百姓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國家才能真正富裕起來。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提出:“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臨川先生集·與馬運判書》)認為要使國家富起來,必須先讓廣大民眾富起來,使天下皆富。明清時代,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學者,繼續強調“欲富國必先富民”的思想。明初大儒方孝孺提出:“能養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國而國自富矣?！?《遜志齋集·送陳達莊序》)即是說如果能夠讓百姓富起來,不用去考慮國家如何富裕,國家會自然富起來;丘浚也提出:“善于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民財既理,則人君之用度無不足者?！?《大學衍義補·理財之道下》)善于治國者,是先想辦法如何讓民眾富起來,民眾普遍富起來了,國家沒有不富的。

三、中國傳統文化共同富裕思想的時代轉化

2014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對于中國傳統文化,要“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①《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簡史》(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715 頁。。以此為指導,在新時代奮進共同富裕理想目標時,可以汲取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共同富裕論述的理論前提、價值目標、實現原則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合理成分,與時俱進、辯證取舍、推陳出新,“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②《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年版,第136 頁。,在繼承和發展中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首先,傳統文化中的共同富裕思想是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厚文化精神基礎。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基于民本社會歷史觀,強調“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堅持富民的治國之道;追求物質和精神都能夠普遍富裕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理想;倡行“重義兼利”倫理原則和“隆禮重法”制度保障,以達至全社會共富的國家治理目標。這些思想理念具有超越時空的普遍價值意義,既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社會主義的本質高度契合,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厚思想精神源頭和文化價值基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6 年11 月30日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中華文化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雹邸读暯秸勚螄碚?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352 頁。中國共產黨始終不忘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堅持人民至上政治立場,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堅持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革命和執政的重要目標,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并以此作為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這與中國傳統文化悠久的以民為本、追求“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天下為公”“民胞物與”等共同富裕理想一脈相承,是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蘊含的共同富裕社會理想的時代繼承和延續。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對傳統文化共同富裕理念的辯證揚棄。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包含了豐富的共富基因,但由于其產生的社會基礎是封建等級制度和小農經濟,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對此,必須給予積極的揚棄。例如,由于受皇權專制、土地私有和等級觀念的制度與思維所限定,傳統文化無論是“富民”主張,還是“均平”方略,都難以擺脫“專為君說法,而不為民說法”④梁啟超:《新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版,第188 頁。的價值立場,使得中國古代社會的貧富不均甚至人人溫飽的底線共富愿望在現實生活中都難以實現。同樣,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倡導以義制利,強調精神富裕、精神價值的重要性,但表現出強烈的“重義輕利”傾向,以至到程朱理學演變為“義利對立”“貴義賤利”的倫理價值觀。這種價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壓抑了民眾的經濟活力,“安貧樂道”“清心寡欲”時時在社會上流傳,致使中國古代社會致富的生產動力不足,無法為共同富裕提供足夠的物質基礎。再有,傳統文化中的共同富裕具有嚴重的平均主義色彩,缺乏競爭意識,尤其是極端的“殺富濟貧”“均貧富”理念和措施,最終導致貧窮的平均化,根本實現不了共同富裕。馬克思曾把“平均主義”批判為“粗陋的共產主義”,認為這種簡單粗暴的經濟平均主義違背社會公平正義,同時也是對人的本質屬性—勞動能力的扼殺,以及對人天然地享有占有自己勞動成果的權利的一種剝奪。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所提倡和建設的共同富裕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對傳統的共同富裕思想進行辯證揚棄,“擇善明用”。

最后,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是對傳統文化中的共同富裕理想的時代創新。2021 年3 月22 日至25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考察時提出:“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時代精神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雹佟吨袊伯a黨宣傳工作簡史》(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715 頁。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共同富裕思想,不能完全地直接照搬,必須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其內涵和形式進行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在共同富裕問題上,當代中國構建中國式現代化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至少可以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對傳統文化中的共同富裕的民本歷史價值觀的轉化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共同富裕的歷史觀基礎是民本思想,它是基于維護君主統治的治國理念,隱喻了君與民之間某種程度上的依存制衡關系,君主關心和滿足民眾的利益訴求,民眾擁護君主的統治而使國家安寧穩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當今中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是人民的國家,“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中國式現代化本質上是人民的現代化,今天的共同富裕是基于“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富裕。

二、對共同富裕內涵的轉化和發展。傳統文化的共同富裕思想是以農業為產業基礎的,其富裕內涵基本上是讓所有民眾能夠過上溫飽的生活,無論是孔子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理想,還是墨子的“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埋葬之”的“兼愛”理想,抑或是管子的“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喪禍”的治理理想,直到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太平天國理想,都是讓民眾的生老病死有所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不僅要讓全體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得到很好保障,而且讓全體人民享受到越來越好的教育、文化生活和醫療保障,不斷增加全體人民的公平正義感,實現人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三、在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和機制上的轉化和發展。傳統文化共同富裕的理想以封建王權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為制度基礎,以農業生產、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生產力和產業基礎,既缺乏共同富裕的人民性本質特征,也缺乏經濟發展的技術動力,還缺乏創造財富的競爭意識和創新意識,其共同富裕理念主要是在思考對存量財富的分配調節,從結果來看,更多地表現為從歷代思想家的主觀愿望出發而描繪的美好藍圖。當代中國式現代化追求的共同富裕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以公有制和按勞動分配為主體為制度基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經濟體制,既要防止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貧富兩極分化,又要反對平均主義,并通過不斷的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和市場競爭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社會整體財富不斷增長的、個體之間有差別性的共同富裕,它既是人民的主觀愿望,更是具體的社會建設系統工程,是全體人民通過現實實踐必將實現的社會發展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