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視域下國家治理理念的價值訴求

游朋軒 路曉鋒

［摘 要］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治理理念具有鮮明的實踐取向。在理論邏輯上表現為：以從事實踐活動的人作為邏輯起點；以實踐活動不斷突破社會關系對人的束縛，作為通向完善的國家治理的邏輯環節；以真正自由自覺的實踐活動，作為實現國家治理目標的邏輯旨歸。在歷史邏輯上表現為：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奠定了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歷史基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成果，創造了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歷史條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描繪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前景。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國家治理理念實踐取向的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的有機統一，才能不斷創造美好生活。

［關鍵詞］國家治理理念；實踐視域；理論邏輯；歷史邏輯

［中圖分類號］B1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0292（2023）03-0001-06

［收稿日期］2023-02-26

［基金項目］2021年度河北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疫情防控背景下國家治理理念的價值訴求”（SQ2021139）

［作者簡介］游朋軒，河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哲學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哲學；路曉鋒，河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發展史。

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治理的理念始終包含著人們對美好生活不懈的價值追求。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長的新時代背景下，作為人類價值追求和生活理想在“中國域”的表現形態，如何把握國家治理的理念，不斷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從而實現人民美好生活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而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論蘊含和現實路徑，學界也從不同學科、不同層面、不同角度進行闡釋，但不論我們從何種角度探討國家治理及其現代化，實際上我們都須預設一個關于“國家治理理念”的衡量標準和價值尺度，它如同一個參照物，這樣我們才能以此為據對國家治理和社會生活的各種安排和現象進行分析，才能對何為治理現代化、何為美好生活做出評判和把握。就此而論，如果我們要從整體上把握國家治理理念，對其衡量標準和價值尺度的理解、探究和把握就不可或缺，如果我們將這種價值尺度置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視域中，探究治理理念的實踐取向，其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的發展脈絡就能夠清晰地顯現出來。這樣看來，國家治理理念不僅包括關于理想社會的構建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指向，更涵蓋我們在理論上須予以關切和回應的現實性問題，因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得以實現的根據就存在于我們當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過程中。

一、人類對于國家治理理念的探究歷程

在實踐哲學的層面上把握國家治理理念及其價值指向——美好生活，并不是在實證層面上對國家治理和人類社會生活中相關的治理方式、體系和各項具體制度的考量和思索，而是要探究人類生活自身目的或目標的道德正當性和人類生活的完善意義，這顯然離不開人們對于何為完善的國家治理理念的探究和追問。這種作為衡量標準和價值尺度的基本理念，依托于各種各樣的制度和各式的治理體系來傳達、維系著被人們所認同和接受的一定價值規范和要求，同時也能夠讓人們對國家治理是否完善、現實的社會生活是否屬于“美好生活”做出分析和評價。實際上，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人們對探尋完善的治理理念進行過不同方式的嘗試、把握和實踐，但只有在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理論視域中，人們對于完善的治理理念以及美好生活價值標準的把握和探究才達到了絕對性和相對性、歷史性和現實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

（一）對國家治理理念的絕對性把握

在西方古代政治哲學中，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哲人曾努力尋求普遍、絕對、永恒的標準來統攝城邦生活，并以此作為城邦治理的價值評判依據。在柏拉圖看來，城邦要實現“善治”所要依循的價值標準和依據不可能來自于現實的生活世界本身，它不是對于現實經驗的歸納或總結，而只能來自理性思維本身。這種將現實生活納入理想的方式屬于對治理理念的絕對性把握，正是這種絕對性把握方式能夠保證和保持對于城邦治理判定的價值依據的形上性、終極性和絕對性的特質，從而使人們能夠有效地克服現實生活中的紛擾雜亂對理想中城邦生活的遮蔽和侵擾。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正是通過理性思維來建構一種只存在于理念世界中的完全善治的城邦樣板，以此作為評判城邦治理是否完善、城邦生活理想與否的根本依據，以便使人們能夠對現實的城邦治理做出評判。在他看來，這種對于城邦生活價值依據的絕對性、普遍性的把握，首先是為了探求城邦真正意義上的美好生活，展示城邦在其內在原則得到充分實現后的樣子，而非期望實際的城邦治理能夠達到這種絕對、極致的美好，只有通過這種強烈的比對，城邦治理中的現實狀況也才能夠被深刻理解。實際上，正是現實城邦治理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缺陷才促使柏拉圖以理念世界優于現實世界的方式從政治生活的根本目標以及完善意義上探求完美的城邦生活，而沒有僅僅停留在探討現實的城邦治理和城邦生活的正當性這個層面。他通過對城邦治理的反思為人類描繪出了一幅美好政治生活的理想藍圖，以此向世人說明什么是完善的城邦治理方式，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城邦生活，城邦治理的目的與意義何在。這種純粹的政治理想或者說是最完美的政治生活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正在于那種在超越性意義上對于人類政治生活和文明進步的精神支撐與引導作用。

這種對于城邦治理理念的絕對性把握方式，雖然致力于使人依托與終極性本源的內在溝通從而獲得本真的美好生活，但在現實世界中人們卻無法把這個理想空間中的模型完全現實化，或者說使其完全“在場化”。因為，這種源自理想視域的治理標準并不具有實際、具體的操作或行動意義，它的目的是為了建構完善的道德理想和追求，它的指引作用和意義完全代替了其實際操作性，這決定了它的特點是終極目標優于現實的手段。

由于這種對治理理念的把握方式為人類生活所提供的理想性終極關懷在本質上仍然屬于純粹的思辨，缺乏了現實生活的支撐和實踐活動的根基，這種終極性的標準往往易于變成虛幻的空想。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人們開始將具有終極價值的美好理想作為一種人類歷史發展的阻礙而排除在外。因為盡管對于理想完美社會的設計和追求往往源于人們意在推動社會進步的良善動機，但將這種終極理想付諸實施的行動卻往往使人們將理想性傾向直接與極權主義、專制主義聯系甚至等同起來。當然，出現這種問題的關鍵在于人們對待理想的態度和處理方式，這也是造成治理理念異化的重要原因，正是人們急于將終極性價值的美好理想付諸實現，試圖憑借有限的手段來把握絕對的無限的做法，使這種理想失去了它在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內在合理性，從而在國家治理的發展過程中給人們帶來問題。而如果將這種具有終極價值性的社會理想直接作為社會發展和前進的特定目標或者政治建構的直接圖景，直接作用于現實的政治生活，往往就會導致問題甚至是產生災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治理理念的這種形上把握方式開始遭到強烈的排斥，人們開始對國家治理理念的把握和踐行進行另外一種嘗試。

（二）對國家治理理念的相對性把握

近代以來，隨著人類理性的張揚以及科學的發展進步，傳統社會價值體系逐漸解體，傳統的價值觀和價值判斷在此過程中面臨極大的挑戰。在此過程中一同消解的還包括人們對國家治理理念的普遍、純粹和絕對的形上追求，人們開始轉而重視現實生活的經驗累積和發現，并逐漸將二者分離開來。也就是說，人們越來越傾向于從實用的角度和以現實的經驗作為治理理念判斷依據的探究和把握，當然人們并不認為這是對真正理想和完美社會生活的放棄，而只是將這種追求置于經驗性的實證和自然科學的視域中，換言之科學手段和理性工具成為這個階段人們評判治理體系和治理過程的標準，在他們看來傳統的形上追求本身就是不真實的因而應當予以拋棄。這樣的情況使如以前那般追求普遍性、絕對性的治理價值標準的方式不復存在，人們開始逐漸相信，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中并不存在普遍適用的價值評判標準，在多元背景下的社會生活中尋求普遍的、永恒的、絕對的價值依據，注定是徒勞無益的。這樣，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域，甚至在同一民族國家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上，人們對何為完善的國家治理的觀念便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差異。

盡管人類的生活不可能再如柏拉圖建構理想國那般完全按照完美的理想來進行建構和實施規劃，但是人們是否就應該將完全超越現實的具有終極性價值和關懷的理想完全放棄？近代以來人們在過分依靠技術手段和工具理性的同時也消解了傳統的至高價值，放棄了具有終極價值關懷的至高理想。通過經驗總結或者依靠技術理性在可達致的范疇中預設一個理想，進而在這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確立社會生活的標準和原則，盡管這樣的理想不再如傳統社會的抽象或思辨的理想那樣完全游離于人的現實生活之外，但是實際上，這種國家治理理想的設定往往不可能跳出當時的現實生活可預料的范疇，作為追尋目標的理想其實是與現實生活具有“同一性”本質的。盡管這種當下的社會理想往往具有歷史進步性，但同時由于受當時的社會環境所限它往往也會帶有某種意識形態性，它本身可以從本源上還原為歷史發展經驗中的特定階段。如果人們在國家治理和政治生活中以這種暫時性的理想目標作為終極性的追求，意欲停留在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之中，就會將手段和措施當成最終理想，以暫時性的預設目標取代具有終極價值的最高理想作為社會合歷史目的性的必然發展，從而遮蔽甚至消解了終極理想自身的絕對性和至上性，將人們囿于在片面的、不斷自我循環的邏輯之中，甚至會陷入到虛無主義之中。所以哈貝馬斯才將工具理性的過分發達和僭越看作是西方社會問題產生的根結所在。而海德格爾也據此認為，現代的社會成為只關注“存在者”而遮蔽或遺忘“存在”的社會，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人們對于價值評判依據的相對性把握。隨著整個社會依靠著工具理性和科學技術從而不斷向前發展，人們越發認為已經沒有必要再構設出一個完全超越現實的完美社會，而是完全滿足于立足于現實的存在去計劃和構設社會的發展和那種可以把握的美好未來，人們對于社會生活所采取的這種構設方式在鮑曼看來恰如園丁對于花園的設計和改造，這正是以工具理性和技術手段層面的方法和手段來規劃和設計人類的共同生活。

（三）在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視域中探究和把握國家治理理念

馬克思對于傳統社會生活觀念的超越以及其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能夠為我們在把握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我們有必要首先澄清其實踐哲學的理論框架和思維方式。馬克思正是從理想性與現實性相融合、科學認知與價值判斷相融合的視野中來建構其實踐哲學的，他把對完善的國家治理與美好生活的把握和逐步實現置于以物質生產為基礎的人的總體性實踐活動之中，使人的實踐活動成為哲學反思的堅實的本體性依托，也使實踐活動本身與理論反思和研究形成良性的互動，使理論研究的根基牢牢地坐落于人的現實生活世界而非純粹思維的彼岸世界。這樣，人們對于評定國家治理好與壞的依據和標準不再是抽象而是具體的，而實踐活動也不會失去理論的理想性指向而淪為工具或經驗層面的操作手段。以人的實踐活動為本體來把握國家治理理念，一方面使人們在追求善治的過程中能夠牢牢把握住現實的基礎從而能夠克服空想主義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能夠使人們把對自身命運的終極關懷和理想追求寓于自身所從事的“實踐本體”之中從而使其避免成為一個盲目的現實行動主義者。正是在實踐的視域中，人們對于國家治理理念的把握以及對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才能夠達到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的真正統一。

二、實踐視域下國家治理理念的理論邏輯

從事實踐活動的現實的人，是審視和評判國家治理完善程度的邏輯起點。人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也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實現美好生活的踐行者和參與者。因此，無論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內涵的把握，還是對其價值取向的理解，始終無法離開人這個主體。作為主體的人，正是通過自身的實踐活動來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程度，也正是通過實踐活動——勞動來創造和趨近美好生活的，“必須牢固樹立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觀念，讓全體人民進一步煥發勞動熱情、釋放創造潛能，通過勞動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保?］（P46）在馬克思看來，一方面，以勞動為基本形式的實踐活動，成為人的本質的現實存在形態和根本實現方式。正是由于人的感性的、現實的活動即勞動，人才能夠成之為人，“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活動本身對人說來不過是滿足他的需要即維持肉體生存需要的手段。而生產活動本來就是類生活。這是產生生命的生活。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保?］（P96）也就是說，勞動作為實踐活動的基本形式，應當是一種“自由的自覺的活動”，是人類的“類特性”，造就了人類的“類生活”。另一方面，人的實踐活動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或者說，實踐作為人的本質存在并不意味著人們從始至終都能夠把“自由自覺”作為實踐活動的目的。例如，私有制條件下的勞動就會異化為追求利益的手段、人壓迫人的工具，而不是自由的自覺的實踐活動，不是以自身為目的的活動，“異化勞動把自我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保?］（P97）由于人的本質寓存于實踐活動中，人的本質的實現過程，也就是實踐活動的歷史發展過程。這就要求我們應該在實踐活動及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呈現形態中，去尋求國家治理體系不斷完善的邏輯條件。

在實踐中不斷突破社會關系對人的束縛，是使得國家治理能夠不斷完善的邏輯環節。首先，人只有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才能從事勞動，從事以物質生產活動為基本形式的實踐活動。而實踐，尤其是作為實踐基本形式的物質生產活動，不只是滿足人生存需求和需要的活動，更是人的存在方式和體現人的本質的活動方式。而人的本質，正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理解實踐，不能脫離一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條件。正如馬克思所說，“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就像許多個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保?］（P734）就實踐活動是一種“自由的自覺的活動”而言，社會關系和條件就影響和制約著這種自由自覺活動的展開和達成。其次，一定歷史時期的實踐活動，表現著那個時期相應的人與人交往關系和社會條件下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人的實踐活動，是以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為條件的，總是在具體的、實際的社會條件和關系中進行的。實踐活動的方式，也就反映出當時社會條件下人們的生活方式，“這種生產方式不應當只從它是個體肉體保存的再生產這方面來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保?］（P67）因此，要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需要改變實踐活動的方式；而要改變實踐活動的方式，需要實現社會關系的變革。最后，通過社會關系的變革，推動實踐活動的發展，實現更加完善的國家治理方式，通向美好生活。個體的人，只有通過社會關系的不斷變革，尋求適合于實踐活動展開的社會關系，不斷克服和超越個體實踐的有限性，才能使實踐活動不斷趨近于“自由的自覺的活動”，才能使國家治理體系不斷完善，使人類生活不斷趨近于美好生活。

使實踐活動成為人的真正自由自覺的活動，是使國家治理理念不斷現實化的邏輯旨歸。馬克思從人的類特性中把握人的存在，看到人的存在的自由性、自覺性，“人是類的存在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自身的類以及其他物種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且因為——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種說法——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保?］（P95）馬克思依托于“類的存在物”把握人的存在方式，論證了人的存在的自覺性、自由性的特征。這種自覺、自由的本質，區別于黑格爾對于“絕對理念”的邏輯環節的展開和復歸，而是人的實踐活動的結果。在這種活動中，作為主體的人將獲得全面的發展。只有當人的實踐活動真正成為一種“自由的自覺的活動的時候，人才能達到其本質。正是將人的本質寓存于人的實踐活動之中，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把握才能夠具有堅實的基礎。以此來看，我們不斷完善、推進、實踐國家治理理念是一個漸進的歷史發展過程，是人在終極性價值指向的關照下，通過其實踐活動不斷克服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關系對自身的限制，從而提升和改善自身本質的存在方式，最終使實踐活動以自身為目的，成為自由的自覺的活動，從而達到“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狀態的過程。

三、實踐視域下國家治理理念的歷史邏輯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國家治理”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和發展也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過程，而是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現實條件下歷史地展開的實踐過程。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把握國家治理理念何以可能的理論邏輯，還要揭示治理理念何以實現的歷史邏輯。黨的十九大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明確了新時代的根本任務和奮斗目標。只有依托于實踐活動的呈現方式和表現形態，才能揭示當前歷史階段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所具有的辯證意義。

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奠定了我們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基點。馬克思基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批判，為我們描繪了“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美好生活。但是從根本上來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推進以及美好生活的實現是以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為前提的。也就是說，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一步實現首先須具有充裕的生產力基礎和物質條件。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來說，我們首先須要彌補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所欠缺的生產力基礎，充分調動推進生產力發展的一切積極因素。沒有經歷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就無法具備現實的路徑和實現的條件。從這個層面上說，當前歷史階段的生產力水平，是探討國家治理現代化何以實現的根本著眼點。我們不能滿足于對治理結構和治理過程的理論分析，離開了生產力的充分發展談論國家治理體系，那會使其陷入烏托邦和空想。恩格斯就曾指出，如果沒有生產方式的堅實基礎而直接訴諸道義和價值指向是無用的。［5］（P156）我們也不能把國家治理定義為過于理想化的東西，認為它在現實的實踐中根本無法實現。因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已經為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創造了充分而堅實的歷史條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成果，創造了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條件。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不斷完善，不僅證明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進行市場化改革的歷史必然性，而且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創造了積極的歷史條件和現實基礎。市場經濟，不僅是被歷史證明的一種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而且也對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沒有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就不可能使人的勞動成為自由自覺的勞動，就不可能使人的實踐活動最終以自身為目的，就不可能“產生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全面發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系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關系，也是服從于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種生產才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的普遍異化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6］（P108-109）。換言之，個人發展正是“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這個前提基礎之上的，沒有這個前提條件，勞動不可能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也就不可能產生出治理現代化得以產生并賴以存在的基礎和條件。當然，市場經濟成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但這并不意味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直接導向完善的國家治理和美好生活。如果人們缺乏對市場經濟的制約，片面夸大市場經濟的功能，甚至將經濟利益的實現看成是實踐活動的全部，實踐的豐富內涵就被物欲所遮蔽。因此，單憑市場經濟本身的邏輯，只看重或凸顯實踐活動生存層面的意義，就會使人們無法處理好歷史發展的短期所得與價值指向之間的關系，也無法處理好社會生活的現在與未來之間的關系。如果我們沒有厘清實踐活動不同層面的豐富內涵，沒有把握住治理理念實踐取向的真實意義，就有可能在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偏離“美好生活”的軌跡。而在新時代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則從根本上保證了通向美好生活的正確方向。

依托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不斷完善，我們才能夠描繪出如何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如何實現美好生活的歷史前景。在馬克思那里，實踐活動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僅僅具有生存意義，更具有生命意義。生存意義，是自然人為了維持生存和各種需求而進行的活動。生命意義，則意味著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以及人的全面發展，同時包含著對未來歷史的終極關懷和價值指向的意義。從現實角度看，在我們的國家治理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人的全面發展首先和人民的利益和訴求直接聯系起來。在發揮市場經濟作用，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問題上，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道路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具有制度上的優勢和保障。這樣，雖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人的活動盡管也要經歷一個歷史發展的階段才能最終成為自由自覺的活動，但人們的活動絕不會囿于這個階段，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保障下我們始終把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和全面發展作為實踐活動的價值指向，我們在滿足實踐活動生存意義要求的同時也始終堅持對其生命意義的把握。

為了實現美好生活，我們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創造充分的物質條件和其他社會條件。我們繼續全面推進深化改革，推進完善市場化的進程，同時繼續發揮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控作用，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我們還要進一步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斷地改善社會分配的相關機制，增進公民的財產性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的群體，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機制，進一步提升社會公共服務的覆蓋率和水平，從而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與資本主義不同，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和基本目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從而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因而社會主義國家必然要堅持公有制經濟在社會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和在經濟基礎中的主體地位。這種經濟基礎在發展中完全有可能消除社會成員之間相互沖突的對抗性利益關系，這就為社會成員在實質性的平等關系方面奠定深刻的物質基礎。

此外，我們仍將繼續推進完善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制度建設和條件保障。如，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就構建起了全方位的民事權利保護體系。這正是我們依托憲法和法律，推進落實相關機制以進一步保障公民平等享有的個人權利和各項政治權利，推進落實公民在文化教育、醫療等方面平等享有的社會權利的具體舉措。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通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只有依托于人的實踐活動及其在不同社會歷史條件下展開的不同樣態，我們才能完整地把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體系架構，通過理論邏輯的分析和歷史邏輯的檢驗，才能進一步看到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問題。當然，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治理理念邏輯和歷史邏輯的有機統一；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使我們時刻保持理論上的清醒，避免“歷史終結”的陷阱。

在實踐的視域中，我們對于國家治理的推進和完善成為一個歷史的過程、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依托于實踐活動，我們在把握國家治理理念的過程中就不會再把衡量和把握美好的標準放在幸福的“彼岸”，意圖在純粹理念的世界中找到永恒但抽象的標準。也不會像西方自由主義那樣，把具體的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目標或歷史進程中的某一階段作為社會或歷史發展的終極限度。從這個層面上來看，資本主義社會絕不是人類社會的最終形態。特別是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面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種種表現，已經引起了曾經的“歷史終結”論者的深刻反思。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我們要立足當前的實際情況，提高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為我們實現理想的治理理念創造各種基礎條件和制度框架，如果對于現實的社會情況缺乏科學地把握和分析，僅僅從抽象的道德層面構筑美好生活或引領治理活動，直接將其現實化，就會使目的成為手段，這樣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不僅不能實現，反而會成為人們自陷其中的囹圄。另一方面，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在集中精力發展社會經濟、推動生產力進步的同時，我們仍須始終保有對于國家發展和社會現實的批判和反思意識，使其寓于至高的價值指向和關切中，這種價值關切是對完整意義上的人的總體性關切，具有超越性和批判性，也會對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起到形上的價值層面的引導作用，我們不能直接將它“降維”為一個社會發展的既定目標，我們也不可能通過現實的實踐活動將其直接現實化。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和價值引導，在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指引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葆有道德和價值層面的形上之維的超越性和批判性，始終使其對人們現實的社會生活起到一種道德和價值層面的引導和制衡的作用。

依托于人的實踐活動，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使我們對于國家治理理念的把握成為可能，也才使人在基于現實社會生活和社會條件的基礎之上對于價值層面的關懷和指向的追求成為可能，從而使價值的指向性和歷史的現實性之間一直保持著張力和一定的距離。也只有使人的社會生活始終能夠保持著這樣一種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平衡，和諧治理才是可行的，美好生活才是可能的。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統領作用，引導人們將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中國夢的實現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機結合起來，如果缺失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缺乏良好的道德和價值規范，我們同樣無法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偟膩碚f，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來說，只有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形上之維的價值指向處于理想與現實的平衡之中，才能自始至終使社會發展保持活力，才能在向未來美好生活的發展進程中展開無限可能的空間。

［參 考 文 獻］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責任編輯 薄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