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醫學化研究脈絡
——兼論中國本土醫學化研究圖景

趙婷婷，郝新鴻

1.新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歷史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6

“醫學化”（medicalization）是指由于醫學科學在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支持下形成一種巨大力量，且不斷向社會、日常生活領域進行滲透和擴張，使那些原不屬于醫學范疇的問題被納入了醫學的管轄范圍，并被賦予了醫學解釋和解決方案，其中也包括道德上不可接受或社會所不期望的個體偏離行為的被動醫學處置。醫學化作為“20 世紀下半葉西方社會最為深遠的社會轉型后果之一”［1］，在全球化背景下，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也逐漸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和反思。西方學術界關于醫學化的研究成果豐碩，但一直缺乏一種全球視野。如康拉德（Peter Conrad）這樣的重量級學者雖然提出了醫學化會擴散至全球范圍，但其所秉持的還是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思路，即將西方醫學化研究經驗等同于當代全人類的經驗。如果完全照搬套用這種西方醫學化論述來研究中國本土醫學化，可能出現巨大偏頗。鑒于此，秉承醫學化是特定社會與文化背景下的產物與建構，為應對和引導醫學化在我國的快速發展，亟須從西方醫學化研究的精髓出發，立足于中國現實，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從而進行醫學化的中國本土研究及思考。

一、醫學化在西方的研究脈絡

歐美的醫療商業化程度與醫藥支出水平最高，而處方藥廣告規范程度卻較低［2］，因此，醫學化現象最先在這些歐美國家出現和發展，西方學者也最先注意到這一現象并將其納入學術研究的視野，在經過了數十年間不同階段的建構后，積淀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

（一）萌芽期：對醫學知識擴張及專家統治的指認

在醫學化研究的初始階段，醫生及醫學專業的權威是醫學化的主要動力，社會學家們主要對醫療知識擴張與專家統治進行指認，關注點集中在精神病學領域。

1951 年，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病人角色理論［3］，認為疾病是一種社會性的約定和制度化的角色類型，病人在患病期間的社會角色就是“病人角色”，應享有一定的權利和優先權，包括無須履行某些社會義務和責任，且為了恢復健康，可以主動尋求專業技術支持。在此情境下，醫生控制著病人角色門檻，擔負著將病人角色合法化的義務。這種將社會關系引入健康與疾病問題，通過醫學對病人角色存在的建構以及確認病人角色合法性的手段，開啟了探討醫學社會功能的新路徑。因而，帕森斯被視為最早將醫學概念化為一種社會控制機制的學者，他奠定的理論基調使西方學界繼續深入研究醫學化議題成為可能。

隨著醫學化研究的推進，20 世紀60 年代，醫學專家“診斷”出的精神疾病成為西方學者關注的焦點。然而，托馬斯·薩茲（Thomas Szasz）指出，精神疾病不是一種疾病，精神病學為我們貼上的標簽是既非精神的亦非疾病的，用來矯正的措施也不是治療，而是使不安定的人平靜、順從的努力［4］。當然，這并不是說他否認精神疾病所指涉的行為存在或表現出這些行為者的存在，也不否認病患所承受的痛苦或對家人帶來的困擾，他僅是以一種不同于那些將“精神疾病”視為疾病者所使用的方式來分類“精神疾病”［5］。在薩茲看來，“精神疾病”是用來將經濟、道德、個人、政治和社會問題加以醫學化的一種語義學策略，目的在于掩蓋社會不可接受的行為，若某人被貼上精神疾病的標簽，則會被排除在社會規范體系之外，這進一步會為社會控制的醫學化，特別是精神疾病的強制治療和犯罪開脫提供辯護［5］。因此，他認為醫學倫理學家和醫學哲學家應該反對專家對界定精神、心理疾病的壟斷，或是反對專家否定疾病的科學觀念，而以一種獨立于身體病理學之外的方式來界定疾病，將診斷作為法律政治工具來控制無辜者或為犯罪開脫。但是，當時的主流醫學倫理學家與醫學哲學家卻選擇了前者，由此出現了多種對疾病定義的界定，特別是精神疾?。?］。鑒于疾病定義范圍的不斷擴大以及醫生對他們作為專業人士權力的爭論，1970 年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提出“專業宰制”命題，公開質疑專業知識是否正在成為特權和權力的面具［6］。

（二）形成期：對社會控制及制造醫源病的反思

20 世紀70 年代，隨著醫學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除醫生外，社會運動和利益團體，以及各種組織活動或跨專業活動也成為醫學化背后重要的推動力量。在多方力量的介入下，醫源性疾病的數量日漸增多，醫學社會控制隨之進一步擴大，從而使醫學社會學界對醫學化關注的焦點從精神病學擴大到了整個醫學領域。

歐文·左拉（Irving Zola）從宏觀角度對社會醫學化作了清晰描述，他指出“醫學潛力與社會需求一拍即合的直接后果就是社會的醫學化，醫學化作為一種社會進程的主要表征，已經成為繼宗教和法律之后一種主要的社會控制機制，即越來越多的人類境遇被現代醫學貼上了‘健康’或‘疾病’的標簽，人類日常生活中更多方面被醫學化”，醫學不僅直接處置身體上的疾病，而且以健康之名，干預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為習慣［7］。伊萬·伊里奇（Ivan Illich）也對醫學肆意干預及管控日常生活進行了批判，他認為“生活的醫學化”和“社會醫源病”是“超工業化社會”的產物，指出醫療體制的工業化和官僚化，使醫療機構通過醫療實踐產生的副作用對健康構成了重大威脅［8］。伊里奇這一激進的主張肇始了學界之后對健康和疾病界限的批判性考察，醫學界所承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也逐漸成為人們討論和質疑的指向點。

如果說左拉和伊里奇在醫學化的宏觀趨勢判斷方面別具慧眼，那么康拉德則在醫學化研究的經驗具象層面作出了巨大貢獻，他以美國多動癥（ADHD）診療范疇從兒童到成人的擴展歷程為核心案例，夯實了醫學化研究的實證經驗基礎。而且基于對各類越軌行為醫學化經驗的總結，他發現每當某種偏離行為成為醫學社會控制監管仲裁的對象時，就會出現一種全新的病原學解釋，即在特定情境下，即使醫生無意主動涉足，有關問題仍可能被醫學化的原因在于它們都是社會、政治同盟下的產物而非醫學科技進步的成果，如酗酒問題、“沖動性購物”及病理性賭博等偏離行為問題的醫學化過程都展現了相似的社會運作邏輯。

由此，康拉德開始重視醫學權限擴張和發展的社會基礎及社會內涵，并認為考察醫學化的重點不在于被看作是疾病的某種問題，就事實而言是否為醫學問題，而在于它是被社會需要而被界定為醫學問題，醫學化的關鍵在于定義問題，即以醫學詞匯來定義，用醫學術語來描述，采用醫學架構來理解，用醫學手段來介入［9］。因而，他曾多次在具體問題的層面上總結醫學化的概念，起先將醫學化定義為把某種行為狀態界定為醫學問題或疾病問題，并授權或許可醫學界提供某種方式的治療［10］，后又進一步凝練為非醫學問題被界定成醫學意義上的疾病問題或障礙問題，且對其加以治療的過程，并認為醫學化的產生是概念層面、組織層面和醫患互動層面三個維度共同起作用的結果［11］。

（三）發展期：對醫療商業化與利益競逐的回應

20世紀80年代后，伴隨經濟和科技的飛速發展及各項衛生政策的出臺，醫療的產業化、商業化趨勢愈加明顯，醫療機構、學術界、政府及健康相關企業間的利益競逐也愈演愈烈，醫學化成為特定的科技與社會模式的醫療秩序化過程。這一時期，衛生保健政策和制度發生了轉變，美國政府出臺了各種促進醫學化發展的政策，如在制藥產業，醫生固然還是諸多藥品的把關者，但藥廠已成為醫學化的主要參與者。自從1997 年《食品藥物現代化法案》與后續的法令通過后，之前限制藥廠的推銷活動在產品說明、贊助醫學活動以及在醫學雜志上刊登廣告的狀況發生改變。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進行法規修訂，助長了廣告投放［9］。

在新自由主義的潮流下，健康相關產業與醫療單位、政府及學術界的復合體進一步推動了醫學化進程。學術界提升技術和創新能力，醫療專業增加疾病的種類，藥企、醫療器材商作為利益支撐，政府則為增強經濟競爭力扶持企業或提出支持健康產業的政策，促進知識經濟與新核心科技的發展，并引導更多廠商從中獲益。醫療愈傾向于集團化與企業化，在醫療服務的集團整合化與績效競爭趨勢下，醫療服務與市場競爭加劇，壓縮專業自主執業空間，醫生也趨向成為醫療企業家，且醫療專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12］。在生物技術產業、藥廠、高科技儀器主導的影響下，醫療更受到研究、產業與技術發展的引導。此外，市場在供需之間具有實質的物質力量，能促使這個復合體不斷運作。

隨之在醫學知識與醫療組織中凸顯出潛伏在日益醫學化之下的三個重要力量——生物科技、消費者與醫療保險制度下的管理式照護［9］。新興的生物醫學知識和技術持續向人類生命和生活進軍，除越軌行為外，人體的某些自然生理過程和功能狀態，如生死、飲食、睡眠、外貌等也被醫學化了。2003 年，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以克拉克（Adele E. Clarke）為核心的學術團隊受到?？律餀嗔碚摰膯l，開辟了一條融合生物資本、技術及生物政治經濟學的整體性研究進路，即生物醫學化，更好地支撐了醫學化研究的綜合性特征［1］。而亞伯拉罕（John Abraham）則針對在社會文化方面醫藥消費的獨有特征提出了藥物化的概念，即身體、心理、行為或社會的狀況被醫生、患者用藥物治療或認為需要藥物干預的過程［13］。隨著遺傳學的深入研究，生物科技推動基因檢測會創造一個“有可能發病”的新醫學化狀態，從而模糊了健康、治療與增強之間及遺傳與環境之間的界限，將醫學監控與醫學凝視超越對個人健康或身體的醫療行為，擴張至國家、非政府組織和健康相關產業。

此外，在變動的美國醫療體系里，醫療保險公司已經主導美國的健康照護，就某種程度上而言，管理式照護將醫療商業化是誘因也是約制，此時的選擇權則掌握在患者（消費者）手中，由消費者選擇保險方案，在醫療市場里購買醫療服務。尤其近年來在消費主義文化和健康主義的影響下，無論是出于醫療權威下的被迫還是健康觀念轉變下的自愿，抑或是為了減輕某種“病恥感”（stigma），大眾最終接受并推動了原本不被醫療專業介入的個人或社會問題演變成了醫學問題，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該由醫學專業介入的人類境況，醫學化也從醫學單向度的擴張轉變為在多元行動者的互動下醫學與消費者的雙向建構，從客觀實在的社會現象上升為人們思考和行動的范式，進而演變成了一種帶有默契的集體行動。

二、從西方研究到中國經驗：醫學化研究的局限

自醫學化現象被納入學術研究，經歷了從對醫學知識擴張及專家統治的指認，到對醫學化成為社會控制機制及制造醫源病的反思，再到對醫療商業化與利益競逐的回應三個階段，西方學界已基本形成了能解釋本地醫療、政治和社會體制架構的較為成熟的醫學化研究成果。無論是宏觀層面的概念界定還是微觀層面的經驗案例，西方醫學化研究都取得了較大進展，已能基本把握西方醫學化的特征。

醫學化研究的首要議題是關于醫學權力的擴張。醫學專業最早被指認為醫學化的推動者和受益者，認為醫學擴大了疾病類屬，使道德、社會價值甚至生活或生命形態的差異，都被化約為客觀病理事實［9］。醫學知識擴張了對疾病或不健康的定義，包括致病風險轉化為疾病、社交問題、個性問題，以及原本無關疾病的美容整形與為健康增值的養生產品和預防性藥品等，并將充滿爭議與諸多不確定性的生理、心理、精神乃至生活形態，甚至是潛在基因相關問題或狀態，如衰老、脫發、社交恐懼及道德問題等，均試圖化約為客觀中立的疾病與健康議題［6］。醫學的治療范圍由疾病擴展到生活形態，除了成為個人生命生活健康認同的基礎，也成為行動者面對社會認同、解決特殊困難的策略和手段［14］。如特殊人群為去除污名，患者團體與消費者團體協同推動對疾病的認定，尤其近年來醫療美容整形的興起，人們愈傾向于采用醫療手段來滿足個人形象認同，并以此為借口逃避生活中所遇到的困境。

這不但在認識論與文化意義上使社會大眾臣服于醫學的治理，更因為醫療與政治、法律、經濟等制度的聯系，助長了醫學權力擴張。一方面，醫學化將原本非醫療問題歸屬為醫療問題，增強了醫學的專業權威和話語權，使醫學逐步演變為管理社會存在的體制，或借醫學科技的發展，醫療體制和藥商、媒體的復合體系，以健康和公共衛生的名義牟取利益［8］。另一方面，醫學化將社會問題冠之以疾病之名，只從個體生理層面入手，試圖以醫療意識形態消弭對潛在社會問題的批判，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

不僅如此，在醫療逐漸趨向集團化和企業化的過程中，國家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薩茲的治療型國家理論［5］中，犀利地指出二戰后美國的社會控制系統逐漸依賴某種政治化醫療的原則，醫學與國家在醫療服務即公共衛生方面進行政治和利益結盟，通過疾病及醫學專家來合法化和界定疾病及治療的權威，模糊疾病與非疾病之間的界限以及國家以群體健康之名對個體自由可能產生的威脅。這些都揭示了美國作為治療型國家與醫療產業復合體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健康”作為資本積累場域的發展趨勢，使醫學逐漸脫嵌于社會控制的范圍。

但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生產牽涉特定時空的因緣際會，是在特定的文化、社會價值觀、政治經濟制度和由此造成的立場和環境中產生的，并非抽象或普遍存在，而是存在于由各種異質性因素所構成的體制脈絡中，與真實世界相嵌合［15］，既產生于“地方”又不限于“地方”，具有雜合性和異質性的動態互動過程與跨國過程中的流通和交流。數百年來西方國家在武力、政治、經濟與文化擴張過程中，使實證科學知識以其普遍性認識論與技術能力，潛藏自身知識脈絡的單一建構、線性擴散與同質化世界的問題，從而抹殺了其他知識的正當性，創造了全球性的同質、普遍知識空間，無視東西方之間的科學交流。與此相符合的是，醫學化產生于以科學世界觀占主導地位，崇尚智性文化的現代西方工業社會，在醫學化研究中，康拉德、左拉、弗雷德森等研究者均立足于西歐北美，尤其是美國社會的案例經驗，卻將本地的醫學化經驗等同于當代全人類的經驗，完全沒有討論本地與國際的互動，使西方醫學化存在著全稱性和普遍性的研究局限。然而，對于21 世紀的全球社會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醫學化早已滲入非西方工業化社會，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對醫學化并無先天免疫功能，但由于中國與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程度、文化環境和制度背景的不同，醫學化的程度不同，西方的醫學化論述并不完全符合與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16］。

與西方發達國家醫學化研究論述的情境不同，目前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村簡單現代化和城市高度現代化的社會形態并存，相對于西方的高度醫學化，中國社會的醫學化處于初、中度兼具的混合狀態。盡管當前在一定時間、范圍和程度上難以消解醫學向社會生活領域的持續侵襲，但社會主義社會在本質上是對醫學化中醫學權力宰制、醫學產業化、健康商品化等醫學異化現象的消解。而且，基于中國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市場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因而醫學化實踐過程中的醫生、藥商除了謀求物質財富外，也有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作貢獻的一面，并不完全由市場體制和資本邏輯所主導，如某植發醫療機構在將脫發進行醫療干預的同時，也為貧困地區頭部瘢痕傷者提供免費治療。此外，中國文化以“和”為貴，崇尚和諧，蘊含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17］，這也就意味著雖然對現代社會文明而言，科學技術理性是其生成和發展的內在動力，但不同于西方在科學技術上的無限追求，對“物”的用力，中國社會發展的制度和文化前提使醫學在權力擴張的過程中也注意與社會關系的協調。

另外，在醫學化的態度和應對方面，西方醫學化的評論者一向只關注醫學化將日常生活的多面向轉為病態，而窄化了原先被認為可接受的范圍，忽略了醫學化的觀點對醫療保健事業中以患者為中心模式的推動和對社會問題的反映，多數醫學化研究者常從批判的立場入手，聚焦于將醫學化作為一種支配力量，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大大擴展其凝視和控制范圍，強調過度醫學化的問題或其后果。鑒于醫學化發展現狀，康拉德提出，無論醫學化背后的動力引擎是醫生職業團體、大型制藥公司、保險公司、生物技術產業還是消費者組織，如何喚醒公眾和社會有意識地遏制醫學化肆意蔓延的勢頭是當務之急。中國學者受西方醫學化批判論調影響，盡管一些學者對醫學化也持批判性的態度，卻具有辯證性色彩，他們進行批判的并非醫學化本身，而是其應用過程。隨著現代醫學的飛速發展和擴張，將醫學滲透到社會乃至生活情境，用以預防疾病、維護健康是有益的，但若用醫學對人類身體和生活過度控制，以“發明”疾病謀取利益就背離了醫學維護和促進人類健康的宗旨，由此所引發的健康恐慌則更有悖于醫學的人道主義初衷。但不論是醫學化這一趨勢的促成因素，還是醫學化過程中多元行動者的應對，批判者都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人的需求，醫學化的產生及發展并不是單純的醫學權威下的被迫消費和資本運行下的市場推動，而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人的需求的推動，但不可避免的是人們錯誤的健康認知觀念。對此，國內有學者提出“整體健康觀”，即整合健康概念，將醫學社會化轉化為健康社會化，社會醫學化轉化為社會健康化［18］，并以此為基礎，在中國特色的“舉國體制”下推行“大衛生”“大健康”理念，實現“健康中國”的美好愿景。

三、中國本土醫學化圖景

醫學化作為特定政治經濟背景下的產物，西方已形成了較成熟的醫學化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局限，特別是其西方中心主義的研究模式，忽略了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國尚處于醫學化建構的初期，但業已具有醫學化研究的本土特征。此外，由于中國歷史悠久，有著博大精深的中醫學文化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制度原則，西方醫學化擴張至中國的過程中，受本土文化抑制和價值的引導。

（一）醫學化研究的本土特征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公眾對健康服務的需求也與日俱增，以致人民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都顯現出了社會醫學化現象，國內對社會醫學化的研究也逐步從概念性的解讀和辨析延伸至對社會控制和身體政治分析等深層次的學理性討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1.某種生命過程及現象的醫學化

如生物醫學在介入孕產行為的文化權威過程中，將優生優育與“國民性”話語結合在一起，從醫療闡釋角度出發建立孕產行為與國家建設的新型關系，孕產經驗被專業人士用新的醫學知識或醫學模型進行解釋，孕婦被界定為需要生物醫學干預的對象，當育齡女性逐漸接受關于孕產的全新知識及醫療體系時，孕產行為的醫學化便應運而生，而與孕產行為相關的如“接生婆”“吉祥姥姥”等民間知識體系則被徹底邊緣化，孕產行為從最初的自然生理過程發展到由國家干預、科學主義和市場驅動等多種社會力量共同交互作用下的醫學過程。除孕產醫學化，還有諸如絕經、經前期綜合征等身體經驗的醫學化，以及反思是否應該完全由醫學來決定人何時死亡、以何種形式死亡甚至是否死亡的死亡醫學化。

2. 特定人群的生活狀態中對醫學與健康追求的變化與體現

從社會變遷的視角分析我國特定人群的生活狀態中對醫學與健康追求的變化與體現。如鄒濤等［19］認為利用醫學手段優化老年生活，是提高老年生活質量的必要選擇，可以使老年生活獲得醫學專業性、系統性的指導和管理；劉仲翔［20］認為在生活環境和政策環境醫學化的影響下，對健康的追求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亦開始逐步成為農民的思想觀念。

3. 從醫學社會學視角對某些精神健康問題的社會病理學分析

如程瑜等［21］在跨文化視角下通過對親人離世者悲傷情緒的社會意涵分析，并結合中國國情，在社會文化內涵中探索疾病和苦痛的解決之道。田旭升等［22］探討了我國傳統社會規范、醫學觀念及社會心理支持與家庭關懷對抑郁癥患者心理的影響。張蕾［23］關注城市弱勢群體的精神健康，認為城市弱勢群體一旦遇到突發事件，引發精神疾病的概率將大大增加，進而會影響他們的生活質量。林光祺等［24］從角色偏離角度對“精英癥”進行了分析，認為其實質是精英人群對超負荷社會壓力消極回應的結果，并提出了矯正的社會控制手段。

4. 越軌行為的醫學化研究與實踐，以“網絡成癮”為代表

網癮的醫學化實踐是互聯網行業飛速發展和電子產品廣泛普及的產物，網民中尤其青少年更易沉溺于網絡世界，這成為無數家庭的困擾。對于網絡成癮，陶然等［25］認為，網絡成癮是個體反復過度使用網絡導致的一種精神行為障礙。尋知元等［26］則認為將網絡成癮歸為精神疾病的科學依據不足，容易引起誤解和誤導，可稱其為“網絡不健康使用”。韓俊紅［27］認為盡管網癮醫學化的專業合法性遠未達成共識，但就社會層面而言，它已經成為一種外在于個體和社會的涂爾干意義上的社會事實，并反過來作用于個體和社會的社會建構產物。這是因為網癮醫學化的背后隱藏著施加在青少年身上的雙重社會控制，一方面，受國內“家長制”家庭模式的影響，在網癮醫學化的建構過程中，網癮青少年的家長發揮著主動作用，而青少年不過是這一過程的被動接受者。一些家長以自身既有的認知和想法形成一種事實確認，把網絡使用的弊端持續放大，將上網和學習成績下降、熬夜、人際交往障礙等聯系在一起，認為青少年就該被管制，并以家長的權力壟斷和爭奪著規則制定權。另一方面，社會媒體起著催化劑的作用，當家庭層面的控制失敗后，家長們就會尋找另一種權威系統即醫學對其進行干預。時至今日，對于網絡成癮的理論研究和醫學干預雖仍存爭議，但中國在網癮醫學化干預的力度和規模方面儼然居于首位。當然，這并不代表其他國家不存在網絡成癮的醫學化問題。

通過總結國內醫學化研究現狀可以得知，中國的醫學化除了有市場資本邏輯推動外，更呈現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向互動過程，即國家和民族層面對國民健康身份的構建，和在現代觀念意識下個人在自主性增強下的行動。而且也從一些方面凸顯出了人本意識，由于我國人口眾多，部分地區已提前邁入老齡化社會，醫療保健服務在日常生活中占據著日益重要的位置，從醫學干預和健康管理方面進行積極老齡化對老人生活有一定的改善和照拂，同時，現代社會壓力加大，對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人來說，身體的健康成為個人的責任和生活的本錢。除此之外，還有人民的憂患意識和對風險的關注及預防?？偟膩碚f，中國醫學化的進程從側面反映著中國社會轉型及變遷的特征和趨勢。

（二）中國本土制度與文化的調適

在醫學化討論中，往往預設的是現代生物醫學擴張的醫學化，因此，生物醫學預設的實證身體觀和本體論觀點，逐漸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實。然而，在對醫學化進行中國本土研究時，本地歷史悠久的中醫藥傳統與社會生活緊密結合，也混雜在本地生物醫學大幅擴張的過程中，形成不同于以生物醫學為單一主流的社會醫學化樣貌，即中醫背景下的醫學化與現代醫學背景下的醫學化相交織。由于現代生物醫學無法理解中醫這種“另類”醫學，難以對如“天人合一”及對應四時五味的藏象學說等中醫藥學理論冠之以科學之名，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中醫藥的發展，促使其不得不走向了現代化的道路。在今天，現代醫學和傳統醫學之間存在著部分的交流和轉譯，但在轉譯過程中，中醫藥發展面臨的最大瓶頸是知識碎片化和思維西化，中醫醫學化實質上是中醫西化的表征，其在治療和養生層面將中醫“治未病”“養生固本”的治療和養生理念片面理解，造成各種藥膏貼、藥膳、藥丸等中醫產品消費量持續上漲。

但中醫藥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土壤，其蘊含的哲學智慧、價值觀念、思維范式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在中醫藥“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中，應以傳統中醫藥文化作為中醫學傳承的載體。近年來，文化自信帶動了“傳統”的復興和回歸，人們開始更多地從文化角度挖掘中醫藥的價值內涵，發現它的文化價值遠遠大于醫療價值，尤其是其所展現的“天人合一”整體醫療觀、“辨證論治”治療理念和“德”醫療人文精神，對醫學化進程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因而在面對醫學化時應選擇中醫藥文化精髓部分去應對，而不是被動地被規訓。此外，我國“以人民為中心”的制度原則也對醫學化進行著調適。

1.傳統中醫學文化具備抑制醫學化的內在屬性

中醫學本征是以本體論預設的氣化身體觀和陰陽五行的認識論為根基的關系哲學，而醫學化總是與原子論和實體主義為基礎的現代醫學聯系在一起，將醫學實踐置于現代醫學的科技理性模式和規范中。受西醫機械論思維和還原論方法的影響，醫學化在實踐邏輯上具有簡化和還原的二元論色彩，一方面將個體疾病簡單歸因于生理病理因素，運用醫療技術進行診斷和治療，向人體細胞乃至基因領域邁進，而忽視疾病產生的社會及文化原因；另一方面則將復雜的社會問題還原為自然現象，簡化成人體生理、心理問題，只針對個體層面的身心機能障礙展開直接干預，復雜社會問題的結構性成因則被懸置，似乎只要治好了人體疾病，社會問題也會隨之消解。然而，中醫文化以古代哲學為基礎，超越了自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三重維度的統一關系中，構建了人與自然、形體與精神意識和諧統一的天人互動模式，體現了自然、生命、社會之道的內在統一?！疤烊撕弦弧弊鳛槿伺c自然和諧的哲學和生命整體性思維，認為人乃天地之物，人體的生理及病理變化無不受到四時氣候、地理環境等自然因素的影響，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融合，而非將人與自然對立，一味地征服、控制、駕馭自然。

因而，與醫學化將疾病定義客觀化以治療更多的“人的病”不同，中醫是以“病的人”為主，從天人相應和人的情志出發，以分辨陰陽、辨證論治作為中醫診治疾病的總綱，注重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中去認識和把握健康與疾病，依循陰陽變化之道對人體的調理和辨證論治使有機整體恢復“陰陽和合”“陰平陽秘”，從而從根本上恢復健康。所謂辨證，是指不僅要系統地辨別機體的癥狀和體征，更要把握疾病的屬性及特征，針對發病的起因、時間、地區、機體反應及疾病發展的不同階段而采取不同的治療方式，將整體觀念與個體差異貫穿診病治療全過程。

無論是診斷抑或治療，作為醫療主體的醫生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中醫學以人為本，“人”“仁”思想是中國傳統醫德的核心內容，認為人的生命是世間最寶貴的，救死扶傷是醫者的本分，醫者不僅要有精湛的醫術，也要有對生命的仁愛守護之德，醫以德為本，醫德是行醫的根本。如孫思邈所言，“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誠然，現代醫學也具有相應的醫德標準與規范，但由于現代醫學的理性邏輯思維、實證實驗研究方法和原子主義理論框架，現代醫學在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必然會將人體細化成孤立的器官、組織等物質實體，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科技發展的影響，走向以工具理性為主導，技術為主體的治療與研究趨勢，使醫學目的與手段發生轉換，從而忽視醫學的人文價值理性。因此，面對當今醫學在技術主義、醫療商業化過程中個別醫生醫德的迷失，或可將中醫學的醫療文化、醫德規范厚植于心，以此雙重約束來應對。

2.國家制度原則具備引導醫學化的價值導向

“人民性”是我國國家制度和政策最鮮明的底色和一以貫之的價值追求，是我國現代化的方向。中國共產黨始終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堅持群眾路線，形成了一套“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制度和政策體系。這種“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制度原則，堅持了人民性的本質要求，從根本上否定著所謂權勢集團和利益團體特別權益的合法性，強調了國家的“公共性”，這對我國現實醫學化進行著調適，也有助于引導我國醫學化的未來發展方向，協調醫學與社會的關系。

在與人民健康密切相關的醫療衛生事業中，我國政府發揮著積極作用。雖然醫藥市場以及背后廣大的投資機構，是醫學化擴張的主要推手，但不同于西方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我國在利用市場機制配置醫療資源提高效率的同時，也注重政府的宏觀調控。在醫療體制層面，我國堅持以公有制醫院為主體，多種所有制機構并存發展，以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健康需求作為醫療衛生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這種制度優勢下，我國能盡量合理規制醫療市場化和私有化的限度，協調醫學與社會關系健康向善發展，使醫學服務于民，造福于民，以實現健康中國的戰略目標，也希冀為全人類的健康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在醫療保障層面，建立一個符合中國國情、與全民醫療需求相適應、把醫療服務與經費管理相結合的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是政府的責任與功能定位。在醫療改革層面，鑒于市場化方向的必要改革使整體的醫療服務質量仍然不能滿足人們需要，甚至出現了將醫療服務等同于商品，使其使用價值和價值背離的現象，故而我國醫療改革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標準，是改革醫療服務生產方式，盡可能地實現“去商品化”，并激勵醫務人員以維護人民健康為目標。

（三）中國本土醫學化的建構

盡管我國目前并沒有達到高度社會醫學化程度，但確實已顯現出醫學化發展的態勢。無論是將醫學化作為社會控制手段抑或社會發展的趨勢，對其進行中國本土研究都有助于理解和認識我國正在經歷的全面深入的社會變遷。此外，由于醫療保健服務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龐大的社會需求很有可能成為醫學化的強大推手。因此，基于西方醫學化理論建構的中國本土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國內社會醫學化的進程，做到未雨綢繆。

醫學化由西方傳入中國至今，作為舶來品的醫學化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中不斷取得了新的理解和新的境界，已展示出中國醫學化研究與演進機制的獨特性，并對西方醫學化研究不斷進行著調適和修正。首先，增加了醫學化的本土經驗理解，而且在醫學化呈現醫療專業發明知識、擴張疾病類屬，與社會資本磨合中創造疾病的批判論調上，增加了醫學專業本身的發展與人們日益增長的健康需求之間的關系內容。其次，辯證地看待醫學化。除認識到醫學化的弊端外，亦正視其帶來的正面效應，如發現之前未發現的疾病、對特殊人群的關注、滿足人們提升生活水平的需要等。最后，重視醫療專業、社會文化、政府體制的關聯。受政府政策制度和社會文化的影響，醫學化可能呈現出適用于本土民眾與醫療現實的知識架構和實踐處境，避免了對西方醫學化研究經驗的不自覺套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國內的醫學化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它的發展趨勢尚需引導。知識面應當更為充分地研究國外經驗，結合本地因素，避免片面引用；政策面應盡量控制醫療私有化和商業化；組織面應完善醫療體制，防止過度醫學化的發生。此外，也有學者認為由于目前醫療商業化、產業化，加上醫療保險的介入，醫療高度科技化、網絡化，民眾自主醫療權益意識提升，醫患沖突、醫療訴訟增加等，使醫療專業在實際決策、專業自主性，甚至社會影響力上都受到影響，從而出現社會及生活的“去醫學化”趨勢。

醫學化不單純是醫學知識、科技或專業的地方性擴張，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更應該以國際性、整體性的視野去審視醫學化，關注醫學化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之間的流動和研究，強調追溯特定政治經濟背景及社會體制層面的意義，以此來進行社會醫學化“西方/中國”“普遍/在地”的對話和理解，厘清西方醫學化與中國醫學化研究的關聯和區別，并以此為基礎積極參與全球對話，發出本土聲音。同時，伴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的中西醫融合醫學之路也在加速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立足中國實際，以時代為觀照，解決中國問題，洋為中用、古為今用，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和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28］。如果說“全球本土化”鋪設了中國醫學化研究的來路，“在地全球化”則重構著中國醫學化研究的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