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的社會功能與文化意義
——關于海原縣“東鄉人”吃平伙習俗的人類學觀察

楊文筆

（寧夏大學，寧夏 銀川 750021）

吃平伙是我國農村地區普遍存在并具有濃厚地域特色的一個傳統習俗， 指幾個人或多個人搭伙吃飯、平攤餐費的一種聚餐形式，是我國各民族共有的一種飲食習慣， 如山東省魯南鄉村有秋冬季節“打拼伙”的聚餐習慣[1]，南方客家人有稱為“打斗伍”“打斗四”和“打斗八”的“平伙宴”習俗[2]，山西晉北人有“打平伙”的群體習慣[3]，陜北人有秋冬農閑季節時“打平伙”習慣[4]，等等。 對于農村普遍存在的吃平伙習俗， 如只將其停留在表層對其操演過程的民族志書寫， 容易使吃平伙習俗陷入千人一面的文化同質化的境遇， 無足于洞悉吃平伙作為一種“地方知識”，其以多元類型存在于背后的文化意義。 對文化意義的探求實為一種人文范疇的解釋科學，作為一整套的象征符號體系，其背后的意義尋求實屬一個解釋學范疇。 在闡釋人類學理論視域中， 人類學對民族志的表述實為針對“文化科學”的反思與批評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研究范式，吃平伙作為一種群體操演的“公共符號”，其針對存在意義有著一定的文化解釋空間。 在西北山區，吃平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傳統習俗，是一種以共餐為載體、 實現人們社會關系的構建并表達社會理想規范的文化實踐。 本文以寧夏海原縣“東鄉人”吃平伙為個案，從人類學的視角觀照吃平伙習俗在特定時空存在的社會功能與文化意義。 需要說明的是，海原縣“東鄉人”是從19 世紀后期， 由甘肅省東鄉地區移民遷徙而來并定居于此，歷經一個多世紀，形成了今天分布于十多個村莊的居住格局，約有五千人，他們至今依然保持著對于“老家”的歷史記憶，傳承著東鄉地區普遍存在的吃平伙這一共餐傳統。

一、“想吃”的文化之謎：飲食結構中的羊肉

飲食習俗形成于特定的生態環境中， 人類飲食偏好其實為自覺適應生態環境的產物。 誠如有學者所說， 特定族群的偏食就可以理解為對某種食物的文化選擇和記憶， 并經由時間之媒養成習性（the food ways），形成了飲食上的身體經驗和慣力。[5]海原縣“東鄉人”吃平伙習俗歷史悠久，這是他們在老家時就已有的一個群體傳統， 他們的老家甘肅省東鄉地區普遍有吃平伙的習慣， 他們吃平伙是以羊為肉食對象而不是以其他牲畜， 這種肉食偏好是一種文化巧合， 還是一種基于生存環境的必然選擇？ 如果將羊肉作為他們“想吃”的肉食，那么這種“想吃”是否是以羊肉好吃為前提，抑或背后有何值得解讀的“文化之謎”？

羊在甘肅省東鄉地區群眾的飲食和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單從他們的飲食結構來說，這種偏愛羊肉的群體心理素質有其值得深描的“文化之謎”。 所謂“文化深描”是要求研究者回歸被研究對象所處語境， 以主位的視角解釋被研究對象如何從物被人為化編織成一個文化意義之網， 這一意義之網理所當然的又塑造著具有共同心理素質的人群。 文化意義的解釋不是一個單一視角的客觀規律性的呈現， 而是將文化作為一個整體性的符號系統多角度深層次地描述其自身特質。 文化的解釋不是“就事論事”的單向度自我呈現的視角， 要從與其有關聯的文化系統中尋找所存在的意義， 理解人類飲食志趣和偏好亦要有這樣的文化視角，有人類學家認為，文化習俗并不是飲食偏好與禁忌的萬能答案， 真正的答案要到生態史與文化史的結合中去尋找。[6]那些所謂的“想吃”或“不想吃”飲食偏好，并不取決于營養層面的“好吃”與“不好吃”，應從營養的、生態的和收支效益等綜合角度來解釋這些食物的“想吃”之謎。[7]

人是生活在特定自然環境中的物種， 除了在自然中獲取維系生命延續的基本生存資料外，總是以特定環境為衣食父母， 創造自己特有的文化形式。 如人類學家埃德蒙·弗思所說的，任何一種環境在一定程度上總要迫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接受一種物質生活方式。[8]東鄉地區是西北河湟地區的構成部分， 在生態形貌上屬于黃土高原自然地理環境。 西北河湟地區位于中國農耕與游牧兩大經濟區的過渡地帶， 學界對游牧與農耕經濟文化區的劃分是以我國400 毫米降水等量線或胡煥庸線（璦琿——騰沖線）為依據，也以長城為生態分界線， 長城以內是農業發達人口眾多的農耕文化區，長城以外是人口較少居民稀疏的游牧文化區[9]，在這一分界線的兩邊是農牧交錯地帶， 是將兩大經濟文化區銜接起來的“過渡地帶”，“過渡地帶”在拉鐵摩爾邊疆學的視野中就是防御和隔絕游牧群體的帝國邊界[10]，在歷史上“過渡地帶”其發揮的邊界阻隔功能向來有限， 更多的是在空間上起到了銜接內地與邊疆的橋梁紐帶作用，因此，不能從邊疆與內地二元對立的視角來理解“過渡地帶”。本文是將“過渡地帶”放置于經濟文化類型的視域來理解， 其鮮明特點在于經濟文化類型上帶有農耕與游牧二元特征。 西北河湟地區實為具備這一特征的“過渡地帶”，向南延伸就是農耕區，向西則為高原游牧區， 在以農耕為主構成的生計方式之外， 游牧生活在這里以畜牧業為符號表征普遍存在。 尤其是黃土高原的土壤具備從事農耕的條件，畜牧養殖也有著一定的發展空間。如甘肅省東鄉地區自然環境惡劣， 畜牧業在這里卻有著悠久的歷史。據當地的考古可知，新石器時代這里就已有養殖業，并以養殖業為主，農牧業并存。 直至13 世紀，東鄉地區以畜牧業為主的經濟類型向以農業為主的類型轉化。 在甘肅省東鄉地區的畜牧業結構中，馬、牛、羊、驢、騾子等成為主要畜養種類，當地人家畜養殖多以牛羊為主，其中以養羊最為普遍。這不僅符合當地的生態環境，更具有一定的營養學和經濟學價值。王明珂認為，在西北河湟地區羊成為人們主要的肉食來源，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羊不與人類爭資源，同時牧羊突破了環境高度的限制，以利用河谷上方的高地水草，養羊是西北河湟地區人們適應生態環境的結果。[11]

羊是一種耐寒耐旱的物種， 是一種適合于生長在高原或干旱地區的物種。從營養學方面來看，羊肉含有高脂肪， 其可以給在高原高寒地區人們提供基本的熱量需求；從生態學方面來看，羊是一種體型小，可以自如生活在高原環境的動物，容易養生且繁殖能力強，尤其是食草和飲水量小，即可在家圈養，又可在野外放牧，更適應在干旱環境中生活。牛是大牲畜，在高原干旱地區大量養牛是不現實，羊的優勢更為明顯；從經濟方面來看，羊的附加值更多，除了吃肉，羊毛可以用于多途，羊糞是高效農家肥，可以說全身都是寶。 如，被褥大多用羊毛織成的褐子為里面，內實以羊毛，還有衣、褲也用褐子縫制等。從功能方面來看，?？梢杂脕砀?，其次才是用以食肉，也就是說對于普通農民來說， 一頭牛對于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大價的固定資產。羊是小牲畜，其飼養和食用在經濟學意義上代價相對較小， 羊的首要功能更多體現在其所提供的肉食上。此外，養羊可以積糞肥田或作為高原人家的燃料，積存羊毛織褐子做自己穿的衣服、襪子、鞋子、被褥，可以用羊毛縫制冬天御寒的衣物，用羊皮縫制皮襖，養羊也可以滿足日?；閱始奕?、節日生活的需求等。 于是羊成了生活在這一區域人們“想吃”的肉食對象，在他們的飲食結構中，羊肉占有重要的比重。

二、均等分配規則：社會理想的現實表達

海原縣“東鄉人”吃平伙沒有固定的時間，不依附于任何節日或儀式，也不具有周期性的特點，任何時間只要有機會都可以吃平伙， 這取決于人們的自由意志，一般冬季農閑時吃平伙相對頻繁。吃平伙不需要借助節慶或儀式等契機， 吃的行為只需大家的間愿，便可立即付諸行動。有時一個月能吃一次，最多是一周都能吃幾次。他們雖然世居山區，世代務農，經濟不濟，但不論富裕與貧賤，人們對吃平伙抱有的熱情始終不減。 從某種程度來說，吃平伙似乎成了一種集體共享的樂趣，一種情感釋放的文化實踐。人們在吃平伙的過程中，消費的是物質和經濟，收獲的是群體共享中的“集體情感”。他們在吃平伙的過程中更多追求的是聚餐帶來的精神愉悅， 他們對于經濟上的付出總是抱有著豁達樂觀的人生態度。

“東鄉人”吃平伙一般多以六人為單位，可能是從對羊肉分配均等的角度來考慮。 食物在儀式中充當重要的角色， 也成為儀式開展不可或缺的條件。在儀式舉行的環節中，如何來制作和分配食物卻有一套禮俗來決定， 這種人為建構的禮俗使儀式秩序化更增添了濃厚的人文特性。 當然在人們儀式之外的共餐行為中， 也都因人而異地建構出了多樣性的食俗儀禮， 成為共餐行為秩序化和合理化的內在邏輯， 吃平伙行為的發生也必然有其規則而和諧存在， 一都要事先有人來倡議和組織。從有了這一想法開始，整個過程伴隨著特定的規則而完成， 約定俗成的規則使整個吃平伙行為看似隨意卻秩序井然。吃平伙前人們先要議價，因為每只羊的價格各有不同， 通過議價來確定每個人的平均花銷。 他們吃平伙時一般都喜歡選擇小羊羔， 這樣他們六個人來平攤費用， 每人五六十元。 具體吃法是羊羔被宰后，再用快刀砍成腱子，他們一般將羊羔肉砍成小塊裝在碗里蒸熟后食用。 即使吃平伙用的是一只大羊，他們一般采用這種吃法。 對于熟肉的分配，人們嚴格遵照均等的原則，這是心照不宣的內在規則，是吃平伙行為發生的禮治秩序。

這一規則是吃平伙行為作為一種民俗存在的價值維度， 飲食在社會層面蘊含了人類關于如何實現公平分配的樸素表達。 他們一旦將羊羔宰了之后，將羊羔肉分成六份，采取各個部位相互搭配的方法，力求每份在量上是均等的。當然這種分配難以做到真正意義上的絕對公平， 為了避免人為因素在主觀層面制造的不公正， 他們借助了民間社會樂于使用的“抓鬮”來進行分配?！白ヴb”在中國自古有之，有“探鬮”和“拈鬮”等別稱，在《辭源》和一些地方文獻都有記述?！白ヴb”是一種遇到難絕斷之事，以標有記號的紙團中抽取其一，以做決定的行為?！白ヴb”游戲在古代社會被普遍應用，是一種群體決策的手段， 不管是上層社會重大事宜的抉擇，還是鄉土社會中各種資源的分配，“抓鬮”的結果被人們無條件所接受， 是古人創造的一種樸素的社會資源分配方式。 這種分配方式借助一種個人主觀能力不可操控的運氣， 將分配中存在的結果歸結為個人不可掌握的“天命”，以個人的運氣為表征，抓上那份就屬于自己，不論好壞都需認命不得抱怨， 避免了人為因素操控可能導致的不公平，以及可能會產生的矛盾，可以在杜絕人為因素操控的基礎上， 讓每個人對分配結果的公正性達成共識。 在具體“抓鬮”時，用六個小紙條，一個紙條寫數字1，兩個紙條寫數字2，兩個紙條寫數字3，另外一個紙條寫數字4，其中每個數字各代表羊身體的一個部位。 其中數字1 代表的是羊羔后背， 兩個數字2 代表的是羊身體上的兩個后腱，兩個數字3 代表的是羊身體上的兩個前腱，數字4 代表的是羊羔脖子。 有了這樣一種羊肉分配的方式，以確保大家對于分配的結果確信無疑。從田野調查資料來看， 大家對此分配都是無條件的接受?！白ヴb”儀式完畢，他們按照規則將羊肉分成六份，盛在盤子里擺在桌子上，在大家的親眼見證后，由主家婦女去烹飪。羊頭、羊蹄、羊腱等雜碎等不再分配，歸東家所有，抵消油鹽醬醋等調料的費用。待羊肉做熟后，按照每個人的份子端上來放在桌子上，他們吃肉時喜歡以鹽和大蒜等為佐料，這樣吃羊肉，可以減少膻味，清香可口，增長食欲。吃平伙時人們圍在桌前，談古論今，談笑風生，其樂融融。 吃完平伙后，大家不會立即離開，有時還會開展一些娛樂活動。 一般東家要將費用在大家面前作以交代， 如每個人分攤多少錢， 也可折成糧食，羊皮大多是留給東家作為勞動補償。

“東鄉人”一般很少使用成年羊來吃平伙，如果要吃的是一只大羊，先是請專人宰殺，煮熟后將肉放涼，在肉湯里下面條吃，再做“筏子”，即將羊的心、肝、肺洗凈剁碎，拌上切好的蔥花、蒜、姜、花椒、香油、味精，再撒上少許的面粉攪勻，按人數分成若干份裝到小碗里，放在鍋里蒸熟。開吃時東家會在每個人碗里舀上一小碗滾燙的肉湯， 美味可口，滋補營養，老少皆宜。還有一種制作方法，是將羊的心、肝、肺、脖子等部分剁碎，拌以幾種調料，裝入羊腸蒸制而成， 因蒸熟后形似羊皮筏子因而得名“筏子”，這種制作方法并不普遍。就在東家忙著烹飪的時候，吃平伙的人陸續趕到東家。東家提前會自備好茶葉，泡好茶水，他們邊喝茶聊天，邊等待吃平伙。在做“筏子”的同時，女人們將煮熟的肉平均分成幾份，每人一份。 一般情況下，分割時會多出一份羊肉，叫“鍋頭份”，這份肉歸屬廚房勞作的婦女，抵作她們勞動的酬勞，而羊羔因為體型小肉少是沒有“鍋頭份”的。

吃平伙的整個過程貫穿著一個關于“公平”和“公正”的樸素觀念，這里的平均或均等其實就是吃平伙的核心規則。 所謂“吃”的行為營造出了一種近于儀式中的“閾限”場景或狀態，他們不管是親族，還是親戚朋友，抑或是陌生人，人際互動時必須恪守公平原則或群體約定。 公平不僅是存在于他們觀念的一種社會理想， 更是現實中最大限度地展演在社會生活中， 尤其是在以經濟利益為紐帶而編織的人際關系中， 利益分配的公正與否決定著人際關系是否和諧， 公平是社會中人際互動最為本質的社會倫理， 形塑著人們最為普世的價值觀或道德觀。這既是一種社會常識，也是一種人們內心深處的價值準則， 考驗著人們能否克服人類內心普遍隱藏的私欲， 以超越人性中的普遍缺陷，追求高于現實的理想社會秩序。人們在吃平伙過程中將社會理想寄予實踐， 并通過約定俗成的規則將其在相對意義的層面得以展演， 用他們的話說“親兄弟明算賬”，這一點其實很重要。人際關系具有較強的世俗性特征， 利益是人際關系隱性的維系紐帶， 利益的表達要符合群體或個人的訴求，這就要在利益分配中體現出公平性，即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 人際關系的和諧在脫離了公平與公正的原則是很難達成的，自私自利、見利忘義是人際關系和諧最為直接的因素， 群體中的每個個體的利益都能得到平等的保障， 這就需要一定的維持公正的社會契約或社會機制， 吃平伙無一例外地將這一人際關系維系原則充分展演出來。 參加吃平伙的人，不論身份、地位、職業等，都嚴格遵守平均分配的原則， 這也是公平思想在實現生活中的體現。 當然這種平均的原則只是一種相對意義的遵守， 所謂的平均或公平其實只是大致上均等，絕對意義上的均等是不存在的。正是對這種均等觀念的遵守， 讓整個吃平伙的過程充滿著平靜與和諧的氣氛，這種均等觀念的現實展演，實則為群體對社會理想規范的群體追求。

三、空間的人文再造：流動的平伙圈與空間特征

在調查中發現， 基于對吃平伙習俗的群體實踐，展現了群體間人際關系建構的一種文化形式，也在文化存在形式的流變中形塑著時空層面的人文特質。 他們在吃平伙時始終存在一個兼有穩定性和流動性二元特征的“平伙圈”，其以地緣關系或親緣關系為紐帶而結成， 這是他們基于吃平伙結成的社會關系網絡。從地緣角度來說，他們吃平伙的地緣半徑是以鄉鎮和村莊為核心， 是以熟人關系為紐帶而建立的一個平伙圈， 吃平伙的主體基本上是當地人， 其中以同村和鄰近村莊的人為主體；從親緣角度來說，由于通婚使他們與周邊村莊的村民建立親戚關系， 在以婚姻和人情互惠為基本形式的社會關系建構形式之外， 吃平伙也成為他們強化親戚關系和重構社會關系網絡的一種方式。筆者在樹臺鄉T 村及其鄰近的L、Y、D 村調查時， 這些村莊中的村民間都有著一定的姻親關系， 其中L、Y、D、T 村莊就存在著吃平伙的事實，其“吃”的群體是以親戚關系構建的熟人社會。 當然他們吃平伙始終是隨機的， 尤其在同村人或鄰村人這種彼此相對熟悉的情況下， 無親戚關系但也吃平伙的現象較為常見， 甚至與外來的陌生人都可以一起吃平伙。其實對于他們來說，任何人只要想都可以吃平伙， 但是后者并不能維系成為一個較為穩定的平伙圈， 這只是一種臨時的群體搭伙吃肉的方式， 卻與前者在共餐中的文化訴求大為不同。

與此同時， 這一群體在吃平伙中存在著明顯的空間特征， 即他們的吃平伙習俗存在著一個文化特質由強至弱的差序特征， 即表現為較為顯明的地域空間， 如樹臺鄉D 村和L 村， 吃平伙在T村是一種常態現象， 海原縣吃平伙的氛圍較弱的村莊是指樹臺鄉的S、D、B、G 和Y 等村莊。海原縣樹臺鄉人的吃平伙已形成了這樣一個內部差序特性明顯的平伙空間特征，以T 村為中心向外推廣，其次是L 村，再就是B、G、T、Y、S 和D 等村莊，有的村莊吃平伙習俗就很少見到了。他們既然都來自甘肅省東鄉地區，為什么會在空間置換中，吃平伙習俗會呈現出這樣一個差序的空間特征呢？

在人類歷史中， 一種文化特質的保存是受其所處空間類型等客觀原因的影響。一般來說，一個空間處于交通要道，群體流動頻繁，與外界接觸便利，這里的文化易受外界影響，導致原有文化特質發生變遷。 與此相反，一個遠離交通要道、交通閉塞，與外界聯系和往來不多的地方，這里的文化容易保持其原初特性。 關于人類學中文化變遷的兩個因素，一個是外來文化的傳播，另一個是文化自身的傳統發明。 由于外界文化傳播所致的文化變遷， 這一點也體現在吃平伙習俗空間文化特質的差異性。 T 村位于海原鄉西南部，四面環山，地勢高低不平，村莊至今無硬化路，交通不便，信息化滯后，空間閉塞，近于半隔絕狀態，村民傳統文化保持得相對較好；L、S 和D 等村莊，交通條件相對較好， 有省道經過L 村， 他們與當地老戶相互雜居，彼此往來密切，在方言、行為方式、生活習慣等方面相互影響，他們原有文化易于發生涵化，吃平伙在這里也較為常見（如L 村），但頻度總體要低于T 村，反而他們經常有人去T 村吃平伙。還要考慮到吃平伙中也存在著一定的經濟因素， 大家搭伙吃肉中也有通過群體合作來彌補經濟上的不足，對于普遍經濟貧窮的T 村人來說，一只羊對于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固定資產， 一個家庭吃一只羊是一筆不小的消費性支出。 而采取幾個人合起來宰一只羊，既減少了個人或家庭的經濟支出，又在共餐中拓展并強化了他們的人際關系。

四、飲食的“和合”功能：習俗的文化表達

飲食不僅是人類文化的一種重要存在形式，而且在不同場景中承載著一定的社會功能， 從這個角度來說，飲食也是一種文化表達?！啊浴旧砭褪且环N行為，它可以超越行為本身的意義，可以與其他社會行為交替、并置、互文（context），并使其他社會行為的意義得以凸顯。今天，食物符號和語碼已經更為廣泛地表現在許多社會行為中，并帶有文化主題的意義，諸如社會活動、工作、運動、績效、休閑、慶典，即所有這些情景無不可以通過食物進行表達”[12]。 吃平伙作為一種群體習俗，為何會頻繁地出現并成為文化常態， 對其原因的思考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吃平伙習俗的文化意義。有人將吃平伙理解為一種基于經濟因素的群體文化行為， 認為這是居于窮山惡水中的農民經濟貧困時的一種集體互助行為。 在海原縣“東鄉人”群體中，過去生活困難，吃平伙是改善生活的最主要的方式。因為家境貧窮，一個家庭宰殺一只羊代價較大。于是幾個好友聚在一起，幾個人合起來宰一只羊。這種理解也不無道理，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角度來說， 人們的行為受制于經濟基礎表現出其共同特征， 如經濟能力好可以一家就宰一只羊， 經濟能力不好的可以幾家合起來宰一只。 這樣一種群體互動行為彌補了經濟上的不足又可以達到群體間的互動。 這種解釋并不是絕對的唯一原因。 吃平伙最為頻繁的村莊恰恰是那些經濟貧困的村莊如D 村， 村莊飼養的羊僅為了滿足他們的食肉需要， 在吃平伙過程中他們并沒有更多的考慮到經濟因素。 從頻繁地吃肉與家境狀況來看，經濟并不是主要原因，過去他們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并不只是單一考慮經濟因素。

任何一種習俗和文化形式的發生， 都不是無緣無故的，其產生總是有一定的人為目的，即文化的產生因其功能的具備而發揮了一定的現實價值，這是其之所以產生并存在的根本原因。吃平伙的產生也有其現實功能的考慮， 文化具有滿足人的生存基本需要的功能， 還具有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社會功能。 有人從顯形和隱形兩個功能來理解，認為吃平伙的顯形功能有以下三點：一是減少個體負擔，并能改善生活；二是作為膳食習俗的吃平伙具有最基礎的作用，即促進信息傳播，調節人際關系； 三是吃平伙自始至終都發揮著信息傳播的功能。 其能提供娛樂、豐富精神生活的功能。 其隱形功能體現在吃平伙已經成為文化承載主體的象征和符號， 對吃平伙的認同是他們群體情感的一種表達方式。[13]這是基于經濟、人際、精神生活和群體文化符號構建等多角度， 從功能的視角來理解吃平伙習俗的文化意義。 當然僅從這幾個角度來理解， 并不能揭示吃平伙習俗背后全部的文化意義。有學者指出，平伙宴是普遍流存于客家地區民間的一種頗具特色的飲食習俗， 平伙宴席間不分長幼尊卑，同時舉箸，一起分享，其樂融融，體現了客家人彼此之間的公平、友善、和睦、純樸、和諧的關系。 客家人不但靠此補充營養、調劑生活，這也是一種特殊的社交方式，借此來聯絡感情，加強團結。[14]可以看出，吃平伙就是通過人為設定一種群體規則，通過以均等為原則的經濟消費方式，能達成一種社會團結的目的， 以實現亞文化群體間的一種情感互訴和彼此相親。 在現代法理社會人際關系更多帶有“契約”特征，但在傳統社會的秩序建立與和諧是以非正式制度為紐帶的， 它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約定俗成的一些習慣和風尚，帶有更多傳統社會濃厚人情味的特質。 吃平伙就是一種人際關系的構建、 協調與強化方式，“吃”與“不吃”既是兩種不同的態度，更是兩種不同社會關系類型的呈現，吃平伙就意味著一種群體行為，既是個體對群體約定俗成的“社會事實”的服贗，也是人們在自我設定的社會規則中協和自我關系，化解世俗矛盾及群體糾紛，達成彼此相親，和合共生，“在所有社會， 無論其是簡單的還是復雜的， 分享食物都是產生和維持社會化人際關系的基本形式”[15]。

吃既是一種人生存的本能需要，而如何吃、怎么吃卻是一種化解矛盾、增進和諧、達成團結的人文類型，從這個角度來說，吃平伙習俗集中展現著中國幾千年以來的貴和尚中的“和合文化”，其以和合理念為人的生存法則， 在超越沖突和差異中實現融合與統一，“既承認差異， 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過互濟互補，達到統一、和諧”[16]。 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和合理念不僅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昂秃衔幕笔菍崿F和維持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的一種文化表達。誠如湯一介所指出的，中國哲學的和諧觀念包括“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人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等四個維度。[17]和合文化根植于中華文化土壤，幾千年來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觀念和行為方式。具體體現在吃平伙習俗中， 其以特定人數的共餐為形式，在頻繁的共餐行為中，食物客觀上是成為一種人際關系溝通的媒介， 將熟人關系因世俗矛盾和糾紛而呈現的感情裂隙， 在同席共餐的歡快氛圍中予以彌合， 或通過以親戚和朋友為主體的熟人間的不定期的共食行為， 彌補空間和人際互動不足造成的情感淡漠和疏遠， 或將陌生人以共餐為紐帶轉變為一種熟人關系，拓展人際關系，強化或構建他們的社會網絡或實現群體社會整合。將熟人和陌生人聚之一席， 不是什么外在的社會制度或規則， 而是共餐主體內心共同持有的“和合”觀念，這是群體共餐得以發生的隱形文化結構。

結 語

吃平伙既是海原縣“東鄉人”社會文化傳統的延續，也在新的空間中呈現著異質性的生存境況，更是在新空間中不同地域群體間交往交流交融的一個重要文化形式。 筆者基于對吃平伙習俗的文化個案描述， 揭示其在新空間的文化適應中形成的差序特性，并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對吃平伙習俗背后蘊含的意義進行文化解析， 本文中有以下幾點認識：其一，習俗作為群體文化的底層，吃平伙是具有多樣性地域傳統習俗的一個構成內容， 在傳統與現代間經歷著傳承與斷裂并存的事實；其二，吃平伙作為一個群體性的飲食行為，其以超越飲食自身的物質屬性而被賦予社會性的存在價值， 在實現中更是一種寄予象征意義的文化表達；其三，吃平伙的社會存在意義更在于其現實中具有的社會功能， 吃平伙是一種有助于化解矛盾、實現社會團結、增進彼此認同、溝通人際關系的人文類型， 是實現群體社會整合的一種構建方式，吃平伙的單位都是幾人組成的一個小群體，但吃總是在不同組成的多個小群體中進行， 通過“吃”與“共餐”的行為，可以使分散的個體在共有文化形式的共享中激發并強化作為一個整體一分子的群體意識。誠如有學者所說：“共食習俗，表面上只表為一種民俗， 深層次的意義價值則表現為人們最為基本、 基礎的功能性行為——飲食——來建立一個邊界范疇明確的倫理共同體”。[18]這也是吃平伙的本質所在， 決定了吃平伙作為一種傳統習俗，必然被不同地域的人群所共有和共享。這表明，吃平伙在我國各地呈現出不同的存在形式，習俗所承擔的社會功能和承載的文化意義是相同的。 當然其在不同地域空間和人群中所具有的意義是多樣的，這取決于人們理解的不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