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的有效與細讀的精當

陸立偉

一

徐威是一個年輕的“90后”作家，也是一個評論家，已在《人民文學》《詩刊》《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等刊物發表小說、詩歌和評論數十萬字。他近期出版的學術著作《群像與個體——“90后文學”論稿》（下文簡稱《群像與個體》）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23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稱得上是第一部關于“90后”文學的專論。

自“90后”創作進入公眾視野以來，相關研究方興未艾。何言宏在《Z世代文學的興起》中將“互聯網普及后的一代”即“Z世代”的創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這一群體寫作主題和情感狀態的梳理，表達了對其“主體情狀和精神品性”的擔憂。徐妍的《“90后”寫作：以回歸純文學傳統的方式低調出發》則觀察到了部分“90后”作家開始向“純文學傳統”回歸的新趨勢?；艨∶鞯摹兑环萏峋V：關于90后詩歌或同代人寫作》、謝尚發的《一代人的“文學出場”——創作談里的“90后”作家及其文學觀念》、唐詩人的《后虛無主義寫作——論“90后”的青春敘事》等都表達了對這一代際的關注。2017年以來，當時還在讀博士的徐威作為《作品》的專欄作家，以“‘90后文學觀察”為題撰寫了多篇系列評論，引起了學界關注。

作為“90后文學”研究的集中性成果，《群像與個體》兼具宏觀與微觀的視野，既容納了關于“代際”等宏闊命題的敏銳思考，也包括了關于“90后”文學生產與發展的細致探究，同時不乏對文本的具體闡釋。這種多元輻射力與徐威一直保持的“在場”狀態相關，他通過創作、訪談、沙龍研討等活動始終處在文學生產的現場，這是他的優勢。這種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能力讓徐威的研究不僅成為“同時代人的批評”，更是作家自我歷史化的鮮明體現。

二

《群像與個體》最引人注目的是鮮明的“方法意識”。從目前來看，關于“XX后”的評述不再新鮮，但方法的有效性依然是一個問題。故而，徐威開宗明義地表明了以下觀點：以代際研究為方法，從宏觀上把握創作的群體性，觀照作家與社會/時代之間的關聯。以往的研究通常對“90后”想當然地貼上“叛逆”“敏感”等標簽，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很難在學理層面上展開論述。徐威的研究路徑帶有鮮明的代際性和媒介性，他充分利用新媒體，通過微信在“90后”作家中發放不記名問卷，設置了33道單選/多選題，包含如“‘90后作家眼中的‘90后群體代際特征”“‘90后作家作品發表平臺”“‘90后作家受教育情況”“‘90后作家眼中的‘90后創作”等題目，突顯了信息時代、網絡空間、城市化、消費社會、高等教育等關鍵詞，希冀從中透視并概括“90后”作家的典型特征。

這種統計方法看似笨拙，卻將代際問題進行了細化，開辟了微觀闡釋的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代際指認的浮泛和不足。我們可以將這種鉤沉代際特征的方法稱為“代際共相”研究。事實上，以問卷展開調查在當代文學中有過著名的先例，就是1998年朱文向作家們發放問卷，經過統計分析之后發表了《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卷》，這一舉動在文壇引起了軒然大波。張春梅在《中國后現代語境下的文學敘事》中認為這種“在現有文化秩序中尋找裂縫的先鋒姿態”彰顯了這一代人的“差異性”。但不可否認，極端化等弊病也削弱了“問卷”的豐富性與多種可能性。與“斷裂問卷”相比，徐威的問題設置更加中立，也更為周到，可作為了解“90后”作家的重要參照。例如，在關于影響“90后”作家的寫作資源的統計里，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影響力排名第一，而其他文學資源的影響指數同樣不低。這提醒研究者在考察“90后”時，其思路應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乃至中國古典文學以及世界文學的多重視域內展開。

徐威的方法論還體現在對“90后”文學的“發生學”認知上。他引入了布爾迪厄的“場域”概念，吸納了布氏在《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與結構》中將“文學場”視為一個“力量場”，以及“這個場對所有進入其中的人發揮作用”的觀點，由此建構起了具有社會學意義的研究路徑。如他自己所說：“探究‘90后文學的發生，從本質上說，就是探究‘90后作家及其作品如何進入當下‘文學場，并與‘文學場內不同位置占據者發生復雜關系的一項工作?！彼ㄟ^不同代際的對比，抓取出了當下的“文學場”及“90后”作家的入“場”方式的特點，闡明了“90后”是如何在多種文學力量的交織并置中發展起來的。例如在“‘90后文學的新氣象”這一部分中，徐威指出，在2017年前后，不少文學刊物對“90后”作品表現出了“集體性的歡迎姿態”，相關的文學批評和研究也熱情高漲，在一些“分量頗重的獎項評選”中，他們“逐漸嶄露頭角”。由此，徐威認為“90后”作家的入“場”方式盡管因為傳媒的更新和自主意識的增強而有特別之處，但他們的“入場許可證”仍是由文學刊物等“場內關鍵位置占據者與強大力量持有者”所頒發的。

這種對文學代際進行“發生學”的細致梳理表明，徐威具有相當自覺的“觸摸現場”的意識，其研究也呈現出濃厚的介入感和鮮活感。

三

如果說徐威的方法論是其研究“架構”的話，那么，文本分析或者說文本細讀則構成了《群像與個體》一書飽滿的“肌質”。

對于代際文學而言，闡釋的關鍵在于既要抓住群體特征（“代性”），又要發掘個體特質（“個性”），徐威深以為然。比如在“現代體驗與個體存在”這一部分，他談到有相當一部分“90后”作家偏愛以“自我為中心”，擅長描繪“作為獨立個體的‘我在現代生活中的生存狀況，并在虛構中袒露‘我的孤獨、焦慮、恐懼、失落等現代體驗”，這可以視為一種代際共性。他繼而對作家的個性特征進行了深入論述，指出同樣是“孤獨”書寫，有的作家選擇了“逃離”，如李唐的小說《迷鹿》《巴別》描繪了“企圖在外出游蕩中將壓抑與焦慮遺忘”的主人公；有的作家則看到了“新的光亮”，如在文西的《一個陌生女人的打擾》里，處境艱難的主人公由陌生人的“牽引”而選擇“重新審視自我內心”。又如關于“現實主義”的問題，徐威認為“90后”并非“過度關心自我而對外在社會現實缺乏關注的一代”，恰恰相反，他們對于社會現實有著極為敏銳的感知，其現實書寫既有“純正的現實主義”，如張春瑩的《彎道超車》、鄭在歡的《點唱機》；又有“披上現代主義、科幻主義、神秘主義等面紗”的作品，如周燊的《月光監牢》。

徐威還充分動用作為作家的優勢，對同代作家的創作意圖予以了細察和分析。他發現“90后”作家熱衷于通過“營造出神秘的氛圍”來展現“命運的強大與無?！?，如周朝軍的《搶面燈》善于隱藏細節，文本中遍布“斷裂”；王蘇辛的《漫長的一天結束了》充滿了神秘的氣氛；在鬼魚的《臨江仙》里，人物之死使得小說在敘事主線中“合邏輯地延伸出多條支脈”。他認為這些書寫不是“故弄玄虛”，而是為了讓小說文本由“閉合”走向“開放”，展現了這代作家的抱負——“呈現多樣性文本”。通過群體/個體、共性/共性的交叉分析，徐威精準地勾勒出了“90后”的“文學肖像”與“精神肖像”。

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指出，評價一位作家應將其置于文學傳統脈絡中，在與前人的對照中來進行分析。盡管“90后”的創作新質不斷涌現，或如王占黑的《空響炮》《街道英雄》著眼于“社區”生活而非“社會”生活，三三的《補天》融合了“想象”等不確定性元素，但徐威依然堅信這代作家與中國/世界經典文學傳統之間保持著潛在而深刻的聯結。在闡釋路魆的《拯救我的叔叔衛無》《圓神》《林中的利馬》等文本時，他首先指出其中的末日景象如同“艾略特筆下的荒原”，接著感慨“這種寫作路數，令我不得不懷疑——在路魆走上文學創作的過程中，他應當深受當代作家殘雪的影響”。又如鬼魚的《臨江仙》中對蘭江別院的描寫，“盡管三三兩兩的烏鴉早已隨著搖搖欲墜的太陽消失殆盡，但蘭江別院周圍的樹叢依舊散布著濃郁的陰森之氣……”，這種“懸疑與恐怖之氣”讓徐威想到了愛倫·坡的《厄歇爾府的倒塌》，他認為這兩者對神秘氛圍的營造可謂異曲同工。再如徐曉《請你抱緊我》里對性的刻畫令徐威想到衛慧的《上海寶貝》，他機敏地意識到時代語境已經發生了重要變遷，這可能會讓《請你抱緊我》無法獲得與《上海寶貝》相似的關注。這種以廣闊視域在文學源流與發展中把握“90后文學”的方式，讓徐威的文學批評具有了厚重的歷史感。

方法的有效和細讀的精當是徐威的研究特色?；蛟S有人會認為研究“90后”為時尚早，但隨著這一群體的創作日益壯大，研究的必要性日益彰顯?！度合衽c個體》無疑為這一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