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論的綠色信貸促進共同富裕內在機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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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農戶持續穩定增收作為共同富裕的研究切入點，運用多案例扎根理論方法對綠色信貸促進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進行了研究，創新構建了綠色信貸促進農戶持續穩定增收的內在機理模型，得出了以下結論：（1）綠色信貸要促進農戶持續穩定增收，就需要制度環境、綠色產業發展、產業利益聯結、企業家、配套支持等五個核心范疇的有機結合，形成合力。（2）制度環境為綠色信貸的介入創造了合宜的外部條件。（3）綠色高值農業與農旅產業融合促進了農業產業鏈的延伸和價值鏈的提升，帶動農戶通過利益聯結機制分享產業發展紅利。（4）地方政府配套措施有利于增強綠色農業的市場競爭力，最終促進農戶持續穩定增收。

關鍵詞：扎根理論；綠色金融；共同富裕；內在機理

中圖分類號：F832?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7-0753（2023）08-0087-11

一、引言

共同富裕的本質是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能夠避免低效率均衡，促使經濟運行得更有效率、更具活力、更加健康。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力度的加大和城鄉融合程度的加深，資源要素在城鄉之間流動加快，城鄉公共服務趨向均等化，帶動了農民收入增加。盡管如此，農民與城市居民之間仍然存在較大的收入差距，這是我國貧富差距的突出表現之一。2022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9%。

做大“經濟蛋糕”是分好“經濟蛋糕”、促進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面對日益嚴峻的資源環境約束，堅持綠色低碳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做大“經濟蛋糕”、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其中，綠色信貸是我國綠色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綠色金融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笆奈濉奔拔磥砗荛L時期，綠色信貸將為經濟綠色低碳轉型和高質量發展提供資金支持，是促進綠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做大“經濟蛋糕”的過程中，有必要將“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助力實現共同富?！奔{入綠色信貸發展目標，以促使經濟更高效、更健康運行。那么，綠色信貸促進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是什么？本文對此進行了探討。

二、文獻綜述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學術界高度關注的內容，現有文獻主要從金融結構、金融抑制、金融功能論等角度闡述了金融發展如何促進經濟增長。然而，金融發展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也伴隨著收入不平等問題，那么金融發展能否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呢？早在1990年，Greenwood和Jovanovic就提出金融發展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近年來，國際清算銀行的研究人員重點關注貨幣政策、金融結構與收入不平等之間關系的研究，結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貨幣政策影響股票價格上漲，進而加劇收入不平等（Domanski等，2016）；其二，金融結構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關聯，但是基于金融發達經濟體的實證認為二者之間呈“U”型關系，而非倒“U”型（Brei等，2018）。

國內學者關于金融發展與共同富裕關系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主要涉及農村金融和普惠金融方面。姚耀軍（2005）和溫濤等（2005）先后提出了金融發展與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關系在中國不適用，以及中國農村金融發展造成農村資金流失和轉移至城市并加劇城鄉收入差距等結論。此后，葉志強等（2011）、王修華和邱兆祥（2011）、孫永強（2012）、余玲錚和魏下海（2012）、張宏彥等（2013）相繼通過實證研究得出類似結論，認為中國金融發展加劇了收入不平等，農村金融發展擴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胡德寶和蘇基溶（2015）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存在區域差異的觀點。黃燕輝（2018）運用實證分析方法指出普惠金融發展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劉金全和畢振豫（2019）研究認為，普惠金融發展既能直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也能間接通過經濟增長和貧困減緩兩個渠道使城鄉收入差距收小。李牧辰和封思賢（2023）研究提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整體上收斂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但是收斂效果存在明顯的門檻效應。

關于綠色金融與經濟增長，已有研究表明綠色金融與經濟增長關聯密切。王遙等（2016）提出，綠色金融能夠動員儲蓄形成綠色投資，支持企業綠色創新，從而優化我國宏觀經濟發展，提高微觀經濟效率。文書洋等（2021）基于跨國面板數據研究認為，綠色金融的成本分攤和風險分擔功能能夠促進經濟長期增長。史代敏和施曉燕（2022）指出綠色金融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明顯，前提是綠色金融發展水平高于門限值。

綜上可知，金融發展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做大“經濟蛋糕”，但是金融發展也可能加劇收入不平等，不利于實現共同富裕。綠色信貸作為我國綠色金融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經濟效率，但是綠色金融與共同富裕的關系如何，這方面的研究還較為欠缺。因此，本文將對其進行探討。扎根理論作為一種成熟的質性研究方法，被國內外學者廣泛應用于不同的研究領域，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但是還沒有出現有關綠色信貸促進共同富裕內在機理的研究。本文以農戶持續穩定增收為切入點，基于多案例扎根理論方法探討綠色信貸促進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這也是本文的創新點。

三、研究設計

張家界市地處湖南西北部，經濟總量、人均收入等經濟指標在湖南省排位靠后，是典型的經濟欠發達地區。與我國許多經濟欠發達地區類似，張家界市生態環境保護較好，生態資源豐富，這為當地發展綠色產業奠定了較好的基礎。近年來，張家界市綠色貸款規模逐年增長，綠色貸款占各項貸款的比重不斷提高，綠色信貸資產質量較高?；诖?，本文選取張家界地區綠色信貸投放中的典型案例，探討綠色信貸促進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這一研究對于我國其他經濟欠發達地區具有參考意義。

（一）案例選擇

扎根理論最早由格拉斯和斯特勞斯于1967年提出，其最大的特點在于從原始資料、典型案例、經驗事實中歸納出新的概念和思想。扎根理論研究一般包括以下三個主要步驟：開放式編碼、關聯式編碼和選擇式編碼。三個步驟可以交叉進行，最終建立理論模型。該研究方法注重訪談案例的質量而非數量，即注重案例的典型性，因此訪談對象的選擇一般是非隨機性的（陳向明，1999；孫曉娥，2011）。借鑒國內扎根理論研究案例的選取經驗（蘇郁鋒等，2017；彭澎和劉丹，2019；李娟和聶勇，2021），本文基于以下三條標準從張家界綠色信貸案例中選取典型開展實地訪談：一是優先選擇符合張家界市資源稟賦特點的綠色信貸案例，同時兼顧其他領域綠色信貸案例，包括生態環境產業、綠色有機農業、清潔能源、節能環保等產業；二是兼顧不同信貸規模的案例；三是兼顧轄內各個區縣的案例。

（二）資料獲取與訪談設計

本文的案例資料絕大部分來自2022年實地訪談調查獲取的第一手材料（包括訪談筆記、錄音、合同），個別案例資料來源于公開發表的資料及銀行提供的書面報告。本文訪談的對象主要是農戶、企業家，并以對銀行信貸人員的訪談作為印證補充。其中，農戶選取了與綠色信貸項目關聯密切的農村居民，企業家為綠色信貸所支持的企業主或者高管，銀行信貸人員則選取具有較為豐富從業經驗的高管或者信貸管理人員。為避免形成“先入為主”的概念或觀點，首先對農戶進行走訪，了解農戶是否在綠色信貸項目的帶動下收入得到了增加，家庭經濟狀況得到了改善；然后對綠色信貸項目的借款企業、貸款銀行進行實地訪談。

（三）基于農戶增收視角的調查案例篩選

本文綠色信貸案例密切結合了地方經濟特點，兼顧了區縣分布、行業分布、貸款金額差異，具有典型性（詳見表1）。從實施效果來看，8個綠色信貸項目都能夠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從農戶的增收效果看，其中2個貸款項目沒有帶動當地農戶就業或增收，原因是項目崗位對專業技術知識的要求較高，普通農戶達不到上崗條件。經過篩選，本文基于6個帶動農戶增收效果明顯的綠色信貸項目開展扎根理論研究，包括4個綠色農業貸款項目、2個旅游相關產業貸款項目。在這6個帶動農戶增收效果明顯的項目中，本文實地訪談6個農戶、4家企業、4家銀行，并收集整理了2份有關武陵源世界自然遺產保護及武陵源鄉村振興的書面報告資料。

四、編碼與模型構建

（一）多案例開放式編碼

開放式編碼要求在對原始資料進行整理的基礎上提煉出初始概念并形成初始范疇。經過整理，本文對5個農戶（已去掉1個信息相似度高的農戶案例）、4家企業以及“世界遺產保護貸款”案例進行開放式編碼，共10個案例。限于篇幅，本文僅提取原始資料中的關鍵信息。在開放式編碼過程中，本文提取了30條原始信息碎片并定義現象，最后精煉出19個初始概念和13個初始范疇（詳見表2）。

當調查資料中不再出現新的、重要的概念時，則可以認為達到理論飽和，不需要繼續進行訪談或調查。在本文多案例開放式編碼過程中，編號靠后的案例不斷出現重復的初始范疇，即在6—10號案例中，農民就業、企業家精神、農村土地政策、農旅產業融合等范疇重復出現，說明案例基本達到理論飽和狀態，即通過了理論飽和度檢驗，可以進行下一個步驟。

（二）關聯式編碼

關聯式編碼是指在初始范疇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煉出更高層次的核心范疇，整合各個初始范疇之間的關系，形成扎根理論模型的雛形。在借鑒其他研究成果中關聯式編碼方法的基礎上，本文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維度對13個初始范疇進行了整合，提煉出5個核心范疇：制度環境（宏觀）、綠色產業發展（中觀）、產業利益聯結（中觀）、企業家（微觀）、配套支持（微觀）。本文對核心范疇與初始范疇之間的關系內涵進行了解釋，詳見表3。

（三）選擇式編碼

選擇式編碼是指將核心范疇、初始范疇聯系起來，形成一個能夠反映研究主題內在機理的模型。在關聯式編碼的基礎上，本文建立了一個有關綠色信貸促進農戶持續穩定增收的機理模型（見圖1）。在宏觀層面，農村土地政策和自然遺產保護立法共同構成了綠色信貸發揮收入分配效應的制度環境。在中觀層面，綠色高值農業和農旅產業融合發展并形成產業利益聯結機制，帶動農民加入產業鏈發展。在微觀層面，企業家識別市場機會，將要素資源組織起來生產市場需要的綠色健康農產品，形成農業產業化模式，為農戶加入產業鏈提供契機。地方政府出于特定發展目標，通過財政補貼、政府采購、政策性融資擔保、政策性農業保險等方式扶持特色產業發展，建設區域公共品牌，形成了較為全面的配套支持措施。最終，在各范疇的綜合作用下，綠色信貸得以發揮收入分配效應，促進農戶持續穩定增收。接下來，本文將對各核心范疇予以闡釋。

五、模型闡釋

1. 制度環境

土地是農民獲得經濟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因此關于土地產權的界定與流轉、土地的用途等制度規定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農民、企業家的經濟決策，例如種植作物種類與種植規模等。在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背景下，農民得以合法流轉閑置的農地，擴大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提升經濟收益，企業家也能夠將農村土地資源利用起來發展規?；N植，形成農業產業化發展模式，從而為綠色信貸提供產業載體，最終帶動農戶加入農業產業鏈并分享產業發展紅利。

風景名勝區旅游產業得以發展的基石是其獨特的自然遺產。以立法的方式對風景名勝區自然遺產保護事項進行界定，能夠使自然遺產的獨特性得以有效保存，從而吸引游客前來參觀，帶動旅游產業的興旺發展。生態環境保護與旅游產業之間的協調發展，能夠為從業者提供就業崗位和經濟來源，帶動當地農戶發展特色農業產業并增收，其中也包括綠色茶葉等綠色產業。銀行機構通過創新綠色信貸產品，為風景名勝區自然遺產保護工作提供資金支持，推動風景名勝區的環境質量改善、基礎設施提質升級，如工商銀行基于景區門票收費權的未來預期收益，創新推出“世界遺產保護貸款”，為武陵源世界自然遺產保護工作提供了期限長達20年的綠色信貸支持?？偟膩碚f，制度環境能夠為綠色信貸支持綠色產業發展創造合宜的外部條件。好的制度環境有利于激發企業家精神，促進綠色產業發展，從而為綠色信貸提供載體。

2. 綠色產業發展與產業利益聯結

綠色產業能夠為綠色信貸資金提供載體，進而通過利益聯結機制帶動農戶增收致富?，F實中，經濟價值低的普通農產品對于農民增收的效果有限，而經濟價值高的綠色農產品能激勵農民精耕細作、加大投入。隨著溫飽問題解決及收入水平提高，消費者對綠色健康農產品的需求增長。有遠見的企業家能夠順應我國綠色健康消費升級的需求，根據當地資源稟賦特點發展綠色高值農業，帶動農戶種植綠色高值農產品，從而實現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近年來，在陜西、四川、廣西、湖南、安徽等中西部地區，綠色高值農產品發展較快，帶動當地農民增收明顯。在生態資源稟賦突出的地區，綠色農業與生態旅游融合發展具有天然的優勢。農旅產業融合能夠促進綠色農業產業鏈的延伸和價值鏈的提升，為農業企業的發展壯大創造條件，從而實現生態價值向經濟價值的轉化。

單個農民難以抵御市場風險，因此在龍頭企業帶動下發展農業生產是農民的理性選擇。通過締結合約，農民以約定的價格將農產品銷售給龍頭企業，獲得經濟收入，避免了因市場風險而帶來的經濟損失，從而實現財富穩定增長。具備創業精神的農民甚至能夠發展規?；r業，實現快速致富。就業則為農民提供了穩定的工資性收入，改善了農民經濟狀況，為農民子女教育支出提供支持，從而促進農民子女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為農戶家庭邁向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基礎。

3. 企業家

企業家是綠色信貸發揮收入分配效應的微觀基礎。在企業家的帶動下，分散的農戶、土地、資金等要素得以被組織起來，發展規?；G色農業，綠色農業單位成本得以降低，分工協作加強，應對市場不確定性風險的能力提高，從而帶動農戶穩定增收。除了具備企業家精神，企業家還應具備社會責任感，處理好企業與環境的關系，走環境友好型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同時履行對員工的責任，不以榨取員工剩余價值為營利手段，帶動員工共同創造財富，分享發展紅利。綠色信貸能夠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低成本資金支持，通過企業家的帶動促進共同富裕。

4. 配套支持

農業不僅面臨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等較多不確定性因素，還存在資金約束。因此，激發農民的積極性，保障農業健康發展，壯大農業產業，還需要來自政府的配套支持。地方政府配套支持措施發揮著二次分配的作用，其運用補貼、采購、政策性擔保和政策性農業保險等手段引導資源合理配置，促進綠色信貸資金流向綠色農業等環節，最終推動綠色農業發展，帶動農戶穩定增收。建立政策性擔保體系能夠支持企業獲得綠色信貸資金并發展生產，且政策性擔保公司擔保費率較低，有利于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在財政補貼支持下，政策性農業保險能夠降低企業、農戶的投保成本以及因自然災害導致的沉沒成本，有利于增強企業、農戶的抗風險能力。

此外，在農產品市場上，“優質農產品”與“劣質農產品”處于混同均衡狀態，消費者難以有效甄別農產品的優劣。建設區域農產品公共品牌能夠將某個行政或地理區域農產品內在的資源稟賦特征外化，向消費者清晰傳遞當地優質農產品的信號，降低消費者的產品信息搜尋成本和產業經營者的交易成本，從而推動農產品市場由混同均衡向分離均衡演進，使原本被置于“公共領域”的農產品價值向區域公共品牌使用者轉移。由此，優質農產品的產業經營者獲得市場競爭力，龍頭企業和農戶得以分享品牌帶來的紅利。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農戶持續穩定增收效果作為共同富裕的研究切入點，運用扎根理論方法創新構建了綠色信貸促進農戶持續穩定增收的內在機理模型，得出了以下結論。（1）綠色信貸促進農戶持續穩定增收的核心范疇是制度環境（宏觀）、綠色產業發展（中觀）、產業利益聯結（中觀）、企業家（微觀）、配套支持（微觀）。綠色信貸發揮收入分配效應需要上述五個核心范疇的有機結合，形成合力。（2）制度環境為綠色信貸的介入創造了合宜的外部條件。在制度環境下，企業家將資源要素組織起來生產市場需要的綠色農產品，發展綠色高值農業，以農業產業化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獲得規模經濟效益，從而帶動農戶加入產業鏈并增收。（3）綠色高值農業、農旅產業融合能夠促進農業產業鏈的延伸和價值鏈的提升，帶動農戶通過農產品銷售、就業等利益聯結機制分享產業發展紅利。（4）政府可以通過財政補貼、政府采購、區域公共品牌、政策性融資擔保和政策性農業保險等配套措施提升綠色農業產業的市場競爭力，破解綠色農業產業資金瓶頸，最終促進農戶持續穩定增收。

（二）政策建議

1.加大綠色信貸供給力度

央行層面應加大綠色信貸政策執行情況的考核力度，督導銀行機構完善綠色貸款激勵約束機制，創新綠色貸款產品，增加綠色信貸投放。地方政府層面應創新探索將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的實現路徑，為綠色信貸發揮收入分配效應提供更多的產業載體和配套支持。同時，地方政府要完善綠色信貸投放的風險分擔機制，加快建立綠色信貸風險補償基金，進一步激發銀行機構投放綠色貸款的積極性。

2.進一步釋放農業領域制度紅利

農業政策切忌“一刀切”，對于落后地區的農業發展要因地制宜，鼓勵落后地區發展綠色高值農業，促進農旅產業融合，為農戶增收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此外，應盡快制定完善農業領域的碳匯交易機制頂層設計，為農業領域碳匯價值向經濟價值轉化提供政策支持，進一步拓寬農戶的增收渠道。

3.為企業家營造更加良好的社會環境

在法治方面，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尊重契約精神，打造依法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的法治環境。在優化營商環境方面，進一步破除競爭性領域的準入限制，允許民營企業更廣泛地參與競爭性市場；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簡政放權、優化服務，降低企業家交易費用。在企業融資方面，建議完善融資結構，鼓勵風險資本發展，引導風險資本支持企業家創新行為。

注釋：

① 熱帶雨林認證工作由熱帶雨林聯盟負責開展。熱帶雨林聯盟（RA）成立于1987年，總部在美國紐約，是非營利性國際非政府環境保護組織。獲得熱帶雨林認證表示該產品較少污染環境，保障農業工作者權益和收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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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艷妮）

An Inherent Mechanism Study of Green Credit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An Investigation Case from Zhangjiajie

Wei Jun

（Zhangjiajie Branch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income increase of farmers as the entry point for study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uses the multi-cas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o study 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green credit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an inherent mechanism model of green credit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income increase of farmer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1）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income increase of farmers， green credit need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five core categories， namel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reen industry development， industrial interest linkage， entrepreneurs，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to form a synergy. （2）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s created favorable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green credit. （3） The integration of green high-valu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promotes the extens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value chains， driving farmers to sha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vidends through the 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 （4）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re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green agriculture， and ultimately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income increase of farmers.

Keywords： Grounded theory; Green finance; Common prosperity; Inherent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