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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研究

2023-09-11 02:53楊雯嘉姚正海
中國商論 2023年17期
關鍵詞:綜合評價數字經濟主成分分析

楊雯嘉 姚正海

摘 要:隨著數字經濟的不斷發展,為進一步衡量我國各省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本文構建包括信息設施建設、技術創新、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四個一級指標,電話普及率、第三產業生產總額、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等17個二級指標的數字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以2019年全國31個省市的發展數據為基礎,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各個指標的綜合得分系數。依據實證結果,本文對未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在信息設施建設、技術創新、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方面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詞: 數字經濟;主成分分析;數字基礎;數字產業;省域范圍;綜合評價

本文索引:楊雯嘉,姚正海.<變量 2>[J].中國商論,2023(17):-046.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3)09(a)--04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互聯網大數據技術的不斷運用,推動了數字經濟這一新的社會經濟形式的迅猛發展。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了集中力量發展數字經濟社會的必要性。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狀況的總體對比下,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在全球名列前茅。中國信通院的研究報告表明,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總產值超過45萬億元,較2020年名義增長16.2%。同年,我國數字產業化投資達到8萬億元,較2020年名義增長11.9%,占數字經濟的比重達到18%,是GDP總量的7.3%。數字經濟如今處在高速發展的時期,但是新型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會帶來一些問題。在數字經濟基礎建設過程中,企業大量建設數據中心,容易造成重復建設,這是對資源的浪費。

目前,國內外部分專家和機構已經對數字經濟概念做出了定義,從與數字經濟有關發展的方面對數字經濟的發展過程與運用情況展開了探討,也從不同方面對數字發展過程做出了評估,但鮮有專家從量化方面探討數字經濟對城市發展中的重要影響因子,故本文就此方面進行了探討。

1.2 文獻綜述

我國在“十四五”發展規劃中對數字經濟發展闡述了明確的前進方向,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數字經濟是一種在互聯網技術、大數據算法不斷發展后,不斷取代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的新經濟形態,但截至目前,數字經濟的概念尚未取得完全統一。

1.2.1 數字經濟內涵

2021年數字經濟白皮書中,中國信息通訊研究院在不斷深入研究數據價值和數據內涵等數字經濟發展方向的基礎上,總結概括了數字經濟具有的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價值化和數字化治理的“四化”內涵。沈奎(2021)在“四化”內涵的基礎上加入數字基礎設施,更新拓展為“四化一基礎”。咼小明等(2022)通過對已有文獻進行研究認為,數字經濟的內涵可以分為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本身和產業數字化過程三個部分。佟家棟和張千(2022)認為數字經濟呈現數據化、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共享化和普惠化等特征。

1.2.2 數字經濟評價體系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數字經濟發展評價方法的研究和評價體系的構建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劉海榮(2021)構建了包含投入、環境、融合、效益等指標的天津市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王娟娟和佘干軍(2021)選擇數字基礎、數字產業和數字環境作為指標,將我國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劃分成三個階梯。顧志蘭(2021)選擇信息基礎設施、創新競爭能力、產業融合發展和經濟增長作為構建數字經濟評價體系的指標,測算我國數字經濟綜合得分,并分析其發展現狀。

目前,國內學者從各種角度對數字經濟的概念進行了詳細研究,同時對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進行了較為廣泛的實證研究。學者對某個地區的詳細研究數量較多,然而從整體角度對我國省市數字經濟發展的體系建設和影響因素的探究較少。因此,本文通過研究已有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參考學者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理論研究,從宏觀角度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提供了參考。

2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構建

2.1 評價體系指標構建

我國學者選擇不同的指標建立指標體系來衡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樊自甫和吳云(2021)在研究城市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時,使用科技創新、社會發展、信息基礎設施和經濟增長四個一級變量建立發展評價體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選取四個決策層指標和17個指標層指標,構建關于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如表1所示。

2.2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19年相關指標變量的數據作為樣本數據,對其數據進行相關檢驗。根據前人相關研究,本文一共獲得17個指標的樣本數據,使用的數據全部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數據處理使用Microsoft Excel 2016和SPSS 27.0統計軟件。

3 實證研究

3.1 實證過程

考慮到統計資料的完整性與普遍性,本文采用國泰安匯總的2019年我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7項二級指標作為原始數據。首先,本文對所選取的數據進行KMO和Bartlett球度度檢驗,得知原數據KMO值為0.774,大于0.7,Bartlett球形度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1117.980,sig值為0,表明拒絕單位相關原假設,數據能夠進行主成分分析。其次,本文對我國各省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數據加以運算,得到相關數據結果如表2所示。

根據主成分提取準則,對表2結果分析可知,前3個主成分累計方差貢獻率超過86.7%,說明形成的三個主成分能夠對原指標體系中的基礎指標進行足夠的說明。另外,計算3個主成分的初始因子載荷值,得到初始因子載荷矩陣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中,歸屬于技術創新的5個指標計算得到的載荷值相比其他二級指標較高。此外,郵政業務總量和第三產業生產總額的載荷值均超過了0.9。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率在第二主成分中所展現的載荷值最高,其次是光纜線路長度和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以失業率和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代表的生活水平指標在第三主成分上展現出較高的載荷。對成分矩陣進行轉換,得到各個指標在主成分線性組合中的系數,結果如表4所示。

根據表4中的系數值可得到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情況的主成分系數得分的計算表達式:

F1=0.046A1+0.071A2+0.086A3+0.082A4+0.086A5+0.059A6+0.085B1+0.088B2+0.088B3+0.089B4+0.082B5+0.077C1+0.086C2+0.077C3-0.008C4-0.023D1+0.046D2

F2=-0.276A1+0.165A2+0.016A3+0.133A4+0.007A5+0.210A6+0.055B1+0.042B2+0.020B3+0.050B4-0.001B5-0.159C1+0.013C2-0.149C3+0.243C4+0.104D1-0.261D2

F3=0.121A1+0.283A2-0.079A3+0.081A4-0.057A5+0.306A6-0.212B1-0.156B2-0.139B3-0.063B4-0.277B5+0.084C1+0.229C2+0.094C3-0.094C4+0.638D1+0.312D2

最后,得到綜合得分評價公式:

F=64.237F1+16.392F2+6.162F3

3.2 實證結果分析

為了便于研究各個指標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程度,將主成分系數進行歸一化計算處理,得到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量的4個一級指標及17個二級指標對應的權重W,如表5所示。

按照權重數值的大小對前文選擇的相關指標的影響程度進行排序。一級指標中,首先是信息設施建設,其次是技術創新,再次是經濟發展,最后是生活水平。信息設施建設和技術創新兩個指標權重之和占到總指標的75%以上,說明這兩個指標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中占主要作用,共同表現數字經濟的發展情況。雖然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權重的數值低于0.25,即四個指標的平均權重,但考慮選取的二級指標相較信息設施建設和技術創新較少,因此依舊將其列為不可缺少的指標。

在二級指標中,17個指標的平均權重為0.0588,高于平均權重的指標有11個,由高到低分別是電信業務總量、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光纜線路長度、第三產業生產總額、R&D項目數、R&D人員折合全時當量、R&D經費內部支出、研發機構數、郵政業務總量、快遞業務總量和有效發明專利數。在17個二級指標中,權重最大的是信息基礎設施中的電信業務總量,表明電信基礎業務建設水平越高,該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二級指標權重中,與之較為接近的是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說明居民接入互聯網的數量對評價該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程度起著較為重要的作用。此外,光纜線路長度、第三產業生產總額和R&D項目數的權重極為接近,表明光纜線路的長度、第三產業產量的多少及R&D項目的數量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程度較為接近。另外,歸屬于社會發展這個一級指標的失業率指標在該指標體系中權重最小,說明地區失業率的增高和降低對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在所有指標中是最輕微的。

4 結語

本文通過對國內已有的文獻進行分析,借鑒相關學者對衡量我國各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體系建設指標,最終綜合采用17個相關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根據本文運算得到的綜合得分系數,提出以下幾點發展建議。

第一,信息設施既是社會發展的基石與前提,又可以為我國數字經濟形態發展積累力量、提供新動能。因此,必須提高網絡普及率、增加光纖專線長度和覆蓋面,為地區的數字經濟與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同時,逐步普及網絡寬帶接入,為數字經濟發展培養更多的潛力市場。

第二,科學技術創新能力水平一直是影響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各地方政府必須提升本區域的科學技術創新管理水平,鼓勵企業加大科研經費投入量,不斷完善高技術人才培養的評價標準,為數字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完善的理論基礎框架和更為先進的技術應用。

第三,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第三產業比重的擴大與數字經濟的不斷繁榮息息相關。因此,政府應加速經濟結構轉變,改革傳統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進一步提高產業附加值,推動數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積極促進電商平臺發展,完善物流供應鏈,提高基于互聯網的經營服務比重,為數字經濟的增長提供動力。

第四,我國居民生活水平是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隱形環境保障因素。因此,調動更多從業人員參與軟件信息產業等數字經濟行業,并適量增加地方財政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支出預算,以提高區域的經濟社會開放與協作水準,進而提升各區域的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環境,以推動本區域的數字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

綜上所述,隨著當前中國信息技術發展的不斷深入,全國各省市在數字發展的基礎建設和側重點上各有不同,未來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地區應抓重點、找主要矛盾,結合自身基本發展狀況和優勢項目,進行合理規劃后找準時機發展。例如,一些現代制造業生產研究工作重點省要加速實施機器換人的步伐,強化物聯網、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等數字信息技術在工業產品制造過程和生產運營管理環節中的有效運用。

參考文獻

沈奎.關于數字經濟發展的幾個理論問題[J].南方經濟,2021(10): 1-3.

咼小明,鄭鍥,黃森.中國省域數字經濟內涵及水平測度研究[J].科技和產業,2022,22(6):1-5.

佟家棟,張千.數字經濟內涵及其對未來經濟發展的超常貢獻[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3):19-33.

劉海榮.天津市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環渤海經濟瞭望,2021(4):165-167.

王娟娟,佘干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與區域比較[J].中國流通經濟,2021,35(8):3-17.

顧志蘭.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定量評估[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中旬刊),2021(3):44-45.

樊自甫,吳云.城市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影響因素研究[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3(5):10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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