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與癌因性疲乏的關系：心理彈性的中介作用

馮秀娟，朱晟睿，崔子悅，方 姣，鄭文凱*

（1.西安交通大學城市學院護理系，陜西 西安 710018；2.馬來西亞理科大學健康學院，吉蘭丹 100062；3.內蒙古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107 *通信作者：鄭文凱，E-mail：Wenkai_Zheng1003@163.com）

乳腺癌是指發生在乳腺腺上皮組織的惡性腫瘤，其發病率居女性惡性腫瘤首位，且近年來呈逐漸上升趨勢［1-2］。既往研究顯示，至少77.0%的乳腺癌患者會經歷癌因性疲乏［3-8］。癌因性疲乏是一種與癌癥或者癌癥治療有關的軀體、情感和認知上的疲乏感，這種疲乏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療，會嚴重影響個體對抗癌癥的信心，使患者的身心健康受到極大威脅［9］。希望水平作為一種積極的心理品質，是指個體在逆境中戰勝困難的信心，在正常人群或癌癥患者中，希望水平較高的個體往往表現出較少的軀體和心理癥狀［10-12］?；颊叩南Ｍ綍绊懰麄儗χ委煼绞降倪x擇，高希望水平的患者會更積極地配合治療，從而表現出更低的疲乏感［13-16］。目前，關于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與癌因性疲乏關系的研究較少。心理彈性是可以幫助個體在逆境時實現良好適應的恢復能力，也是一種積極的心理品質，既往研究顯示，高希望水平的個體在面對疾病時往往表現出更積極的態度，心理彈性更強［17］。研究顯示，心理彈性與癌因性疲乏呈負相關，但也有研究指出，心理彈性與癌因性疲乏中的認知疲乏維度無關［18-20］。以往研究大多從單一的希望水平或心理彈性出發，探討其與癌因性疲乏的關系，較少將三者結合起來。因此，本研究以乳腺癌患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心理彈性在希望水平與癌因性疲乏之間的中介作用，為尋找乳腺癌患者癌因性疲乏的干預靶點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于2022 年3 月-10 月，選取在陜西省三家三級甲等醫院的婦科、腫瘤科、化療科和放射科住院的乳腺癌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病理診斷為乳腺癌；②年齡≥18 歲；③知情同意，自愿參與本研究。排除標準：①存在認知及言語功能障礙，無法獨立完成問卷；②診斷為其他腫瘤，轉移到乳腺者；③合并心、腦、腎等嚴重軀體疾病者。符合納入標準且不符合排除標準共368 人。共發放問卷368份，回收有效問卷324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8.04%。

1.2 評定工具

采用一般資料調查表收集乳腺癌患者的基本資料，包括年齡、婚姻狀況、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采用醫院病歷系統收集乳腺癌患者的診斷病程、疾病分期和治療方式信息。

采用癌因性疲乏量表（Cancer Fatigue Scale，CFS）［21］評定乳腺癌患者在過去幾周的疲乏狀況。該量表共15 個條目，包括軀體疲乏、情感疲乏和認知疲乏3個維度。每個條目采用1（無疲乏）～5（嚴重疲乏狀態）分5 級評分，總評分范圍0～60 分，總評分越高表明個體的癌因性疲乏程度越高。CFS總評分＞18分為存在癌因性疲乏癥狀［9］。本研究中，該量表及各維度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887、0.923、0.861和0.907。

采用成人希望水平特質量表（Adult Dispositional Hope Scale，ADHS）［22］評定乳腺癌患者的希望水平。該量表共12 個條目，包括目標選擇、路徑思維和動力思維三個分維度。每個條目采用1（絕對錯誤）～4分（絕對正確）4 級評分，其中目標選擇為干擾項，不記分?？傇u分范圍8～32 分，總評分越高，表明個體希望水平越高，戰勝困難的信心越強。本研究中，該量表及其各維度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957、0.963、0.961和0.934。

采用心理彈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0）［23］評定乳腺癌患者心理彈性的水平。該量表共10 個條目，采用0（從不）～4 分（總是）5 級評分法，量表總評分為各條目評分之和，總評分越高，表明心理彈性水平越高，恢復能力越好。本研究中，該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915。

1.3 評定方法

參與調查的人員均接受研究背景、研究設計、量表內容、填寫要求及評定標準等方面的一致性培訓。調查人員利用每周乳腺癌知識宣講會結束后的時間，在會議室進行量表評定，統一指導語，患者匿名填寫問卷，填寫時間約10 min。問卷填寫完畢后統一回收，剔除存在漏填、錯填和所有作答選項一致的問卷。

1.4 統計方法

采用SPSS 22.0 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n（%）］表示，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 檢驗，多組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并進行事后檢驗。運用Pearson相關分析考查ADHS評分、CD-RISC-10評分和CFS評分的相關性；采用AMOS 22.0 構建結構方程模型，探討希望水平、心理彈性和癌因性疲乏三者間的關系。為降低單維度變量直接作為模型變量造成的估計偏差，采用隨機法將心理彈性打包成具有2 個因子的潛變量，命名為：心理彈性1 和心理彈性2。檢驗水準α=0.05。

2 結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對三個量表所有變量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5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一個主成分可解釋總變異的27.37%，小于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不同特征的乳腺癌患者CFS評分比較

324 例乳腺癌患者年齡（47.33±2.17）歲，其中，≤60 歲275 例（84.88%），＞60 歲49 例（15.1%）。乳腺癌患者CFS 總評分為4～56 分［（31.24±7.36）分］，檢出278例（88.58%）存在癌因性疲乏。乳腺癌患者CFS軀體疲乏、情感疲乏和認知疲乏維度評分分別為（16.23±3.27）分、（9.72±2.63）分、（5.29±1.18）分，條目均分分別為（2.32±0.47）分、（2.43±0.66）分、（1.32±0.30）分。

年齡＞60 歲的乳腺癌患者CFS 總評分高于年齡≤60 歲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4.141，P＜0.01）；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乳腺癌患者CFS 總評分高于受教育程度為高中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疾病分期處于轉移期的乳腺癌患者CFS 總評分高于非轉移期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3.124，P＜0.05）；僅輔助治療的乳腺癌患者CFS總評分高于無治療方式和其他治療方式的乳腺癌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不同特征的乳腺癌患者CFS評分比較（±s，分）Table 1 Comparison of CFS scores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表1 不同特征的乳腺癌患者CFS評分比較（±s，分）Table 1 Comparison of CFS scores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注：CFS，癌因性疲乏量表

組 別年齡P LSD t/F 4.141＜0.010婚姻狀況0.394 0.708居住地2.961 0.054受教育程度3.635＜0.050①＞②家庭經濟狀況2.142 0.120診斷病程1.714 0.165疾病分期3.124＜0.050治療方式≤60歲（n=275）＞60歲（n=49）已婚（n=262）離異或喪偶（n=62）農村（n=112）鄉鎮（n=115）城市（n=97）①初中及以下（n=153）②高中（n=67）③大專及以上（n=104）入不敷出（n=116）收支平衡（n=140）收支結余（n=68）X≤6個月（n=172）6個月＜X≤12個月（n=72）＞12個月（n=80）轉移期（n=166）非轉移期（n=158）①無治療方式（n=30）②僅手術治療（n=153）③僅輔助治療（n=32）④手術和輔助治療（n=109）CFS總評分31.33±8.17 35.00±7.31 33.32±9.33 32.63±8.83 34.41±8.73 29.25±9.60 32.71±9.60 34.62±9.66 31.63±7.34 31.04±9.32 34.86±9.44 32.08±8.61 32.82±10.09 33.59±8.53 33.90±8.22 35.87±10.74 35.09±8.66 32.02±8.83 28.59±6.87 32.16±8.92 39.78±7.70 34.04±9.63 7.420＜0.010①＜②＜③①＜④

2.3 相關分析

乳腺癌患者ADHS和CD-RISC-10總評分分別為（21.70±5.04）分和（24.55±8.49）分。ADHS總評分與CFS 總評分及各維度評分均呈負相關（r=-0.750，-0.738，-0.653，-0.680，P均＜0.01），與CD-RISC-10總評分呈正相關（r=0.901，P＜0.01）。CD-RISC-10總評分與CFS 總評分及各維度評分均呈負相關（r=-0.809，-0.802，-0.697，-0.733，P均＜0.01）。見表2。

表2 乳腺癌患者ADHS、CD-RISC-10與CFS評分的相關性（r）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scores of ADHS，CD-RISC-10 and CF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2.4 中介作用

以癌因性疲乏為因變量，希望水平為自變量，心理彈性為中介變量構建中介模型。見圖1。該結構方程模型擬合良好：χ2/df=1.663，P＜0.05，RMSEA=0.057，GFI=0.965，CFI=0.995，TLI=0.992，NFI=0.988。

圖1 乳腺癌患者心理彈性在希望水平與癌因性疲乏間的中介效應模型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resilience between hope level and cancer-related fatigue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希望水平可直接正向預測心理彈性（β=0.941，P＜0.01）和癌因性疲乏（β=-0.149，P＜0.05）；心理彈性可直接負向預測癌因性疲乏（β=-0.718，P＜0.01）；心理彈性在希望水平與癌因性疲乏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希望水平對癌因性疲乏的總效應為-0.825，其中直接效應值=-0.149，間接效應值=-0.676，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81.90%。見表3。

表3 結構方程模型中各項效應分解Table 3 Effect decomposition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 討 論

本研究中，乳腺癌患者CFS 總評分為（31.24±7.36）分，高于王巖等［24］對乳腺癌患者的研究結果（21.96±9.72）分。這可能與兩個研究中患者的治療方式不同有關，在王巖等的研究中，75.61%的患者都在接受化療，接受手術治療的比例相對較少，而本研究中未接受治療和僅手術治療的患者占比為56.5%。在CFS 的三個維度中，情感疲乏條目均分高于軀體疲乏和認知疲乏條目均分，與王巖等［24］的研究結果一致，這可能與兩個研究中的調查對象多為已婚有關，除了對抗疾病外，還要照顧家庭和子女，故情感疲乏最明顯。年齡大、受教育程度低、疾病處于轉移期的乳腺癌患者CFS 評分更高，可能是因為年齡大、處于轉移期的乳腺癌患者病情更重，恢復較慢，故出現更多的身心癥狀；受教育程度低的乳腺癌患者獲取疾病信息的渠道相對有限，對病情的發展及預后有更多未知感，產生更多的擔憂，癌因性疲乏更重。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ADHS 總評分與CFS 總評分及各維度評分均呈負相關。希望水平作為一種積極的心理品質，使個體有信心實現目標，與精神信仰互相關聯、互相依存，在癌癥的治療中發揮積極作用。以往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樣本測出癌因性疲乏與希望水平的相關關系存在差異，但大多呈現出負相關的規律變化［25］。此外，乳腺癌患者CD-RISC-10 評分與CFS 總評分及各維度評分均呈負相關，即心理彈性水平較高的乳腺癌患者癌因性疲乏程度更低，這可能是因為高心理彈性水平有助于增強患者在逆境中的心理恢復能力，幫助患者保持情緒穩定，有利于身體和心理的恢復，癌因性疲乏程度較低。ADHS 評分與CD-RISC-10評分呈正相關，希望水平與心理彈性都屬于積極的心理品質，希望水平越高的個體在面對疾病時往往表現出更積極的態度，心理彈性也更高。

希望水平可以直接預測乳腺癌患者的癌因性疲乏，也可以通過心理彈性間接預測癌因性疲乏。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越高，心理彈性水平越高，癌因性疲乏程度越低。這可能是因為高希望水平的個體面對癌癥時，其路徑思維與動力思維水平較高，對疾病的預期結果較好，從而激發自身的防御機制，表現出更高的心理彈性［26］，對治療的結果預期更好，更容易接受乳腺癌的副反應，從而表現出較少的癌因性疲乏。

本研究局限性：①本研究屬于橫斷面研究，無法推論因果關系；②未探討在控制人口學變量下中介模型成立的情況，使得研究結果推廣受制；③僅通過問卷調查乳腺癌患者的希望水平、心理彈性和癌因性疲乏，未能對具體病情等影響因素進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