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碳達峰碳中和推動中國綠色發展的重大挑戰與路徑選擇

諸萍 江海平

摘要：以碳達峰碳中和推動我國綠色發展，既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莊嚴承諾。但在邁向“雙碳”目標的道路上，我國還面臨任務重且時間緊、能源利用不甚合理、綠色低碳技術體系有待健全等一系列重大挑戰。在路徑選擇上，碳減排是碳達峰、碳中和的主要路徑，既要在能源的生產端加快推進智慧多元的新型能源體系建設，也要在能源的消費端加快推進綠色低碳的循環利用體系建設；“碳移除”則是實現碳中和目標不可或缺的輔助路徑，需要在固態端建設氣候友好型負排放體系。以碳達峰碳中和推動我國綠色發展，將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既要堅定不移，又要積極穩妥推進。

關鍵詞：碳達峰；碳中和；綠色發展；碳減排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2186/2023.04.006

文章編號：2096-9864（2023）04-0043-07

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人類社會的發展必定要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進行謀劃［1］。也正因為此，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并將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作為我國綠色發展的重要舉措。以碳達峰碳中和推動我國綠色發展，既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莊嚴承諾。

從國際層面來看，以全球變暖為主要特征的氣候變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且各國所采取的行動還將直接決定全球溫升的未來走勢。2021年8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的第一工作組報告顯示，1850—1990年全球地表平均溫度已上升約1 ℃；同時該報告還對未來幾十年內全球升溫水平的可能性進行了新的估計，并指出除非立即、迅速和大規模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否則將升溫控制在1.5 ℃或甚至是2 ℃將無法實現［2］。為防范氣候風險、維護氣候安全，各國必須邁出決定性步伐，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中國“雙碳”目標的提出，充分展現了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履行國際責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

從國內層面來看，推動碳達峰碳中和，堅定了我國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的決心，也描繪了我國未來實現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的藍圖?！笆奈濉睍r期，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進入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推進綠色低碳發展，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低碳轉型勢在必行［3］。此外，碳達峰碳中和作為美麗中國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亦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從時間節點來看，“雙碳”目標同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兩個階段也是高度吻合的。因此，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不僅是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社會繁榮穩定的最根本措施，而且也將是現代化的標志和核心競爭力的體現。

一、以碳達峰碳中和推進我國綠色發展的重大挑戰

綠色發展雖已成為全球不可逆轉的趨勢，但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絕非易事。在邁向“雙碳”目標的道路上，我國將面臨一系列重大挑戰。

1.任務重且時間緊

從減排幅度來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之一，我國減排任務并不輕松。從全球各國二氧化碳的排放情況來看，202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居前五位的國家依次為中國、美國、印度、俄羅斯和日本，且這五大經濟體的碳排放量在全球占比將近六成（見表1）。其中，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達114.72億噸，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 30.9%。這表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國別集中度極高。因此，若能有效控制好這幾個排放大國的碳排放量，就極大有助于全球減排目標的實現。而這也意味著，我國的“雙碳”工作對全球碳排放量的控制至關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從歷史維度還是從人均維度進行審視，均是美國而非中國位居碳排放的榜首。雖然目前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國，但美國卻是歷史上最大的碳排放國，其累計排放量是中國的近兩倍。截至2021年底，美國已累計排放二氧化碳高達4219.06億噸，而中國僅為2493.52億噸，占全球歷史累計排放量的比重分別為24.8%和14.7%；雖然當前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較大，但美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卻近乎中國的兩倍。2021年，我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僅為8.05噸，而美國卻高達14.86噸。此外，還有研究發現，美國的人均歷史累計排放量是中國的十余倍［4］。

從發展階段來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我國同時還面臨著巨大的發展任務。我國目前仍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加快推進階段，經濟增長、能源消耗還存在一個剛性的需求，二氧化碳排放量仍處在持續上行階段。相較之下，歐美等發達國家在21世紀初已基本完成工業化，且經濟增長跟碳排放基本已實現“脫鉤”，即經濟發展不再依賴于碳排放，兩者之間實現關系阻斷。這一方面是由于產業結構調整、產業低碳化發展所推動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自工業革命開始，逐步出現調整和改變，經歷了上百年的演進過程，三次產業結構最終進入到了“三、二、一”格局，且服務業占比一般也維持在70%左右的較高水平；而我國的工業化起步較晚，雖然當前產業結構也已經形成“三、二、一”的雛形，但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僅為54.5%，遠低于65%的世界平均水平，三次產業對能源消費的依賴仍然較大。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不走傳統能源消耗之路”、能源使用綠色化所推動的，即用清潔能源來替換化石能源的消耗，以逐步降低高碳能源的比重。因此，對于我國而言，若要同步地推進碳減排與經濟發展這兩項“看似相?！钡娜蝿?，則必然要去推動兩者之間的“脫鉤”，而產業結構調整和能源結構優化又將成為“脫鉤”過程中兩條不可或缺的實現路徑。

從時間節點來看，作為一個言出必行且對人類前途命運高度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實現“雙碳”目標時間緊迫。截至2021年，全球能源相關二氧化碳達峰的國家已有64個，其中，歐美早在2010年前就已實現了碳達峰。1949—2021年中、歐、美、日四大經濟體的二氧化碳排放情況見圖1。由圖1可知，歐盟在20世紀80年代便已達峰，美國也在2007年達峰，日本達峰的時間是2013年，但中國目前尚未達峰。這也導致各國實現碳中和的時間長短明顯有別。鑒于發達國家提出碳中和的時間節點多為2050年，故從碳達峰到碳中和，歐盟約有70年的窗口期，美、日約40年；而我國計劃從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窗口期僅為30年左右，明顯短于歐美日等。由此不難發現，我國實現“雙碳”目標任務更重、時間更緊、難度更大，這無疑將是對我國經濟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的一場大考。

2.能源利用不甚合理

能源消費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而煤炭又是最主要的碳排放源?，F有研究顯示，在產生相同熱量的情況下，燃燒煤炭、石油和天然氣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比值為1GA6FA0.76GA6FA0.56［5］。因此，一國的能源消費結構將直接影響其碳排放強度。目前，我國的能源結構仍處于煤炭時代，而全球已處在油氣時代，甚至部分國家已向可再生能源時代邁進。盡管近十多年來我國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盡可能地控制、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結構中的比重，且該比重也已經由2005年的72.4%降至2020年的56.6%，但我國能源結構高碳化特征依然明顯，而富煤貧油少氣的基本國情也決定了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很難改變。這就使得我國單位能源消耗所釋放的二氧化碳量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前者是后者的1.17倍），更顯著高于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平均水平，但與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則基本持平（見表2）。

除能源結構帶來的高排放外，能源利用過程中還存在典型的高能耗現象。由表2可知，2020年中國每萬美元GDP的能源消耗量為3.38噸標準煤，而同年世界平均水平僅為2.25噸，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0倍；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分別是美國、德國、法國、英國、日本的2.36倍、3.10倍、2.95倍、3.88倍和2.94倍，均遠高于1.5的世界平均倍差；與主要發展中國家相比，則明顯低于俄羅斯和印度的能源消耗強度，但高于印度尼西亞，且上述主要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消耗強度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由此可見，能源利用效率整體偏低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中國也不例外。

同時也不難發現，我國能源利用不甚合理，不僅存在于前端的能源生產環節，表現出典型的高碳化特征，而且也在后端的能源消費環節，存在明顯的高能耗問題，所以，在碳排放強度上存在一種“乘數效應”。如此，在同等情況下，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碳排放量自然偏多。因此，對于我國而言，若要實現減排，就必須同時從降碳、節能兩端齊發力。換言之，既要穩步降低高碳能源的消耗占比，又要著力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從而有效控制和減少碳排放量。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這兩項指標都與發展中國家大體相當，這也從側面印證了碳排放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基本規律。

3.綠色低碳技術體系有待健全

支持碳達峰碳中和的技術一般被稱為氣候友好型技術或綠色低碳技術，其并不是單一技術，而是由一系列技術組成的系統性技術體系。當前，我國綠色低碳技術體系的發展仍然面臨不少突出問題。首先，綠色低碳技術的創新能力相對不足。盡管近年來我國綠色低碳技術快速發展，尤其是關鍵清潔能源技術展現出較大優勢，但整體研究水平與發達國家仍有明顯差距，其中，約有10%的技術方向處于國際領先地位，35%的處于并跑狀態，55%的處于跟跑狀態，總體技術差距約15年［6］。另有研究顯示，當前全球綠色低碳技術的專利申請主要集中在歐美與日韓等國或地區［7］。鑒于前沿技術很難從發達國家引進或引進質量不高，部分關鍵核心技術有被發達國家“卡脖子”的風險。其次，綠色低碳技術的整體轉化水平不高?？稍偕茉?、儲能、氫能、碳捕集利用封存等有關技術推廣應用的規模，都還有待于進一步突破。以CCUS示范項目為例，截至2020年，我國已建成36個CCUS示范項目，但目前的示范規模大多是十萬噸級，與美國、加拿大等擁有多個大規模的多種技術組合的全流程工業化示范項目經驗的國家差距明顯［3］。此外，由于我國的技術交易市場發育尚不完善，特別是缺乏專門針對綠色低碳技術的交易平臺，已有的綠色低碳技術也較難找到適宜的應用市場進行推廣［8］。再次，綠色低碳技術體系的構建思路還不明確。一方面，伴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加速推進，綠色低碳技術的范疇迅速擴大，但新要求下對何為“綠色低碳技術”，目前學界還沒有統一的認識和明確的界定；另一方面，在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階段，統籌現有綠色低碳技術有效減排與未來技術創新發展的思路需要完善，綠色低碳技術體系的創新路徑也有待明確［9］。

二、以碳達峰碳中和推進中國綠色發展的路徑選擇

1.碳達峰的基本路徑與行動邏輯

碳達峰指經濟體內生產生活活動因消費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而產生的二氧化碳總量在一定時期內（通常以年為單位）達到峰值，之后進入平臺期并可能在一定范圍內波動，然后平穩下降的過程［10］。通常而言，要盡早實現碳達峰的目標，一國有兩條基本路徑可供選擇：其一，一國放任二氧化碳排放高速增長以盡快達到高峰值，也就是所謂的“沖峰”模式；其二，一國逐步控制碳排放增量以努力達到一個相對較低的峰值，也就是所謂的“削峰”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兩種路徑都能走向碳達峰，但后期可能會帶來截然不同的影響。相較于“沖峰”模式，“削峰”模式會在前期對能源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轉型等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從長遠來看，卻能有效規避高碳鎖定、路徑依賴、產能過剩等問題，有助于形成一個更加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生態”系統。加之，碳達峰是碳中和的基礎和前提［11］，其路徑選擇也將直接關系碳中和目標的實現。由于我國面臨著比工業化國家時間更緊、幅度更大的減排任務，故越早以“削峰”模式實現二氧化碳達峰，越能為實現碳中和目標留出更多時間和空間［12］。反之，碳達峰的時間越晚、峰值越高，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挑戰和壓力也越大。因此，我國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的目標，并不是要“沖峰”發展、快速攀高峰，而是要“削峰”發展、壓低峰位，以便于更好地走向碳中和。

既已明確采取“削峰”模式的達峰路徑，碳達峰的關鍵自然也落在了碳減排上。這就需要從能源生產和能源消費的兩端共同發力，畢竟碳排放本身就是經濟體內大量消耗化石能源的各類生產性和生活性活動所帶來的。具體而言，生產端要注重化石能源逐步退出和新能源有序發展的“消長節奏”，加快推進智慧多元的新型能源體系建設：一方面，在碳達峰階段的十年里，作為碳排放主要來源的煤炭仍將是我國能源消耗的主力，因此，發展高效的化石能源利用技術、促進其清潔利用是降低碳排放的一個關鍵點；另一方面，推進新能源產業發展是推動能源結構轉型的關鍵，未來十年將是新能源技術發展的重要階段，因此，需要重點推動以風、光為代表的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同時還要加快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13］。消費端則要兼顧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雙重轉型，加快推進綠色低碳的循環利用體系建設：從生產方式轉型來看，推進工業減排、綠色交通、綠色建筑、可持續農業等將是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從生活方式轉型來看，需要引導居民和消費者轉向合理膳食、優化居住、綠色消費、低碳出行等。

2.碳中和的基本路徑與行動邏輯

碳中和是指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多種途徑抵消經濟體在一定時期內（通常以年為單位）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即人為移除量與人為排放量之間相互抵消，從而實現“凈零排放”［10］。從其基本定義不難發現，實現碳中和的路徑可基本劃分為碳減排和碳移除兩大類。國內不少學者都有類似觀點［14-15］。

從碳減排的視角來看，要盡可能控制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使得碳排放接近零，而這也正是碳達峰階段“削峰”發展的行動邏輯；從碳移除的視角來看，則要大力發展生態碳匯和推廣應用碳移除技術，用以實現碳排放的“抵消”，這也是碳中和階段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這是因為盡管生產端的智慧多元新型能源體系建設和消費端的綠色低碳循環利用體系建設將會大幅度地降低我國的碳排放總量，但由于全社會經濟系統近零排放能否實現受關鍵技術突破、技術經濟性等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16］，加之即使大規模應用可再生能源仍會有部分化石能源消費是無法替代的［17-18］，這凸顯了固碳端對碳排放進行移除并抵消的重要性。因此，在2060年難以實現完全近零排放的情境下［19-20］，建設基于自然生態系統和工業負排放技術的氣候友好型負排放體系，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關鍵抓手和重要保障［13，21-22］。

盡管于碳中和目標而言，這兩條基本路徑缺一不可，但兩者依然存在主次之分。其中，碳減排是推動實現碳中和的主要路徑，而碳移除則為輔助路徑。這是因為從短中期來看，負排放體系所能發揮的作用較為有限。據統計，當前我國森林碳匯估計為11億噸二氧化碳［23］，而同期我國已運行的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S/CCUS）示范項目的總減排規模也僅為每年十幾萬噸二氧化碳［24］，兩者相加也僅占二氧化碳年排放總量的大約11%。據預測，2060年左右我國經過努力，屆時通過碳匯和碳移除等地球工程技術可能實現負排放15億噸左右［6］。但這同當前我國的碳排放總量相比，仍是“杯水車薪”。換言之，如果不通過大幅降低碳排放量，而僅靠植樹造林和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是無法實現碳中和目標的。因此，碳減排不僅是碳達峰的主要路徑，也是碳中和的主要路徑。

三、結語

以碳達峰碳中和推進我國綠色發展，需要推動能源體系、產業體系、科技體系等全方位的深層次的系統性變革，既要堅定不移，又要積極穩妥推進。

首先，應深入推動能源變革。能源結構調整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首要任務。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應推動全方位、全鏈條、全生命周期的能源革命，堅持“先立后破”原則，逐步形成“需求合理化、開發綠色化、供應多元化、調配智能化、利用高效化”的新型能源體系：既要在保障供應的前提下努力控制化石能源總量，穩妥統籌減煤節奏，積極推進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完善煤炭企業退出機制；又要實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動，努力使用非化石能源以滿足新增能源需求、替代存量化石能源消費量，尤其是要加快推進風能、太陽能發電大規模開放和高質量發展，并因地制宜發展生物質能、地熱能等多種新能源；還要加快規劃建設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能源體系，合理配置儲能系統，大力提升電力系統綜合調節能力，同時不斷提高消費端電氣化水平，實現能源管理安全穩定、智能高效。

其次，應深度調整產業體系。產業結構調整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應同步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既要將堅決遏制“兩高”項目盲目發展作為當前之急和重中之重，采取強有力措施，對高耗能高排放項目實行清單化管理、分類別處置、常態化監管；又要切實推動產業結構由高碳向低碳、由低端向高端轉型升級，大力推進傳統產業節能改造，加快發展綠色低碳新興產業，建立健全資源循環利用體系；還要有序推動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等重點行業，以及能源、工業、城鄉建設、交通運輸等重點領域開展碳達峰專項行動，重點抓好企業用能方式轉變、節能設備推廣應用、廢舊資源回收利用等工作。

再次，應加快推進綠色低碳科技革命。技術體系變革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實際上，不論是能源變革還是產業變革，都需要技術進步的驅動和加持。因此，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還應加快推動綠色低碳技術實現重大突破，抓緊部署低碳、零碳、負碳等重大關鍵技術研究，充分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引領作用：既要不斷深化院地合作，加速集聚“雙碳”領域科創資源，推動實現“技術控碳”；又要充分利用數字技術賦能“雙碳”工作，通過多能源數據視角對能源使用情況與發展趨勢進行量化分析，推動實現“數治控碳”；還要建立健全“政產學研用”五位一體協同創新發展模式，推動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資金鏈和政策鏈深度融合，提高綠色低碳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推動實現“協同控碳”。

最后，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努力，僅靠中國和其他現有承諾國家的碳中和行動難以確?！栋屠鑵f定》目標的實現。唯有推動全球開展更為廣泛深入的國際合作，方可共同應對全球氣候危機，推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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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毛麗娜 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