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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知識圖譜的網絡媒體治理研究回顧與展望

2023-09-16 01:53于建華徐喜琳
關鍵詞:可視化分析

于建華 徐喜琳

摘要:選擇中國知網(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數據庫相關文獻,利用可視化文獻計量軟件CiteSpace,分析中外網絡媒體治理的整體情況、發展演進、研究主題等發現:從2014年開始網絡媒體治理受到中外學界廣泛關注,國內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熱點主題可歸納總結為數字社會治理研究、網絡輿情治理研究、媒體平臺治理研究、網絡空間治理研究4個方面;國外相關研究的熱點主題主要包含技術和安全研究、政治和管理研究、經濟和商業研究、生態和環境研究4個方面。目前網絡媒體治理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但國內在機構合作度與研究范疇等方面較國外均存在不足。未來,網絡媒體治理研究應在立足國情、借鑒國際有益經驗的基礎上,深化交流與合作、加強理論研究、豐富研究方法,助力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目標的實現。

關鍵詞:網絡媒體治理;可視化分析;數字社會;輿情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0;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2186/2023.04.011

文章編號:2096-9864(2023)04-0078-09

隨著互聯網與移動終端設備的迅猛發展,網絡媒體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已深入滲透到人類生產生活的整個運作系統當中,深刻影響著社會意識形態與輿論格局。網絡媒體又稱為互聯網媒體,是指借助網絡傳播平臺,通過計算機、手機等終端進行信息傳播的一種數字化、多媒體的傳播媒介[1]。近年來,網絡媒體的雙刃劍特性愈加凸顯,在為信息傳播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如謠言和不良信息泛濫、網絡輿論失范等,如何促進網絡媒體的健康有序發展成為必須回應的現實問題。國內外學者從不同學科與視角出發,對網絡媒體治理進行了探討。國外關于網絡媒體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不僅關注網絡媒體自身的發展、應用和效果等[2],同時從政府治理[3]、電子醫療[4]、環境保護[5]等角度展開了探討。國內研究一方面圍繞媒介技術本身探究了網絡媒體技術的發展情況[6]、網絡媒體平臺的自我監管[7],另一方面則聚焦如何提升網絡媒體輿情治理效能[8]、構建清朗網絡空間[9]等進行了研究。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中外網絡媒體也在不斷發生新的演變,當前對網絡媒體治理的研究綜述較少,多是基于實踐經驗對某一具體問題的現象描述與理論探索。鑒于此,本文擬以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和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數據庫中的相關文獻作為樣本,運用CiteSpace軟件進行計量分析,以期清晰把握中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學術脈絡,為后續研究提供有益借鑒和參考。

一、研究設計

1.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美國德雷塞爾大學陳超美教授開發的可視化文獻計量軟件CiteSpace 6.1.R3進行研究。CiteSpace是一個采用Java語言編寫的可視化應用軟件,該軟件根據共引分析理論,采用尋徑網絡算法對特定研究領域的文獻資料加以計算,并通過繪制可視化知識圖譜來展示該領域知識的主要發展路徑與關鍵知識拐點,實現對該領域內潛在發展驅動因素、前沿動向與趨勢的分析和探索[10]。本文選擇使用CiteSpace文獻分析軟件,能夠實現對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整體情況、熱點議題和演變趨勢的勾勒,并對中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異同點展開多維度的比較分析。

2.數據來源

本文采取限制權威期刊檢索方式,以確保所選取的文獻具有較高質量和較強代表性。中文文獻來自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將期刊來源選擇為北大核心與CSSCI,分別以“網絡媒體治理”“網絡媒體+治理”“互聯網媒體治理”“互聯網媒體+治理”“新媒體治理”“新媒體+治理”為主題詞進行高級檢索,發現國內最早發文年份為2005年。英文文獻來自WOS,以TS=(internet OR online media OR media OR network media)AND(treatment OR governance OR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OR control)為檢索條件,發現國外最早發文年份為2007年。因此,為了使研究更加全面并保證時間的一致性,本文將國內外文獻檢索時間均設置為2005—2022年,先按照上述主題詞重新進行檢索,分別得到中文文獻253篇、英文文獻223篇;再人工剔除文獻類型與本研究不符、信息不全等無效文獻后,最終得到215篇中文樣本文獻、218篇英文樣本文獻作為本研究的中英文數據來源。

二、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整體情況分析

1.總體發文量自2014年起增長趨勢明顯

對發文量進行統計整理,可直觀體現出一個研究領域的整體趨勢和研究熱度,2005—2022年中英文樣本文獻發文量見圖1。整體來看,2014年以前國內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年均發文量較低,數量均在10篇以內;從2014年開始,國內外網絡媒體治理的論文發表量增長趨勢明顯。

2014年成為發文量增長的重要節點,主要原因是2014年全球網絡媒體發展進入新一輪變革。在這一年里,國內網絡媒體發展取得重要進展,如傳統媒體紛紛開設官方網站,爭奪互聯網入口;門戶網站發力移動互聯,加速向移動互聯網轉型;網絡視頻行業成為資本寵兒;等等。同年,國外網絡媒體實施“移動優先”戰略,移動客戶端的開發和運營成為各大網絡媒體競爭的新焦點,各種手機報、社交網站、移動視頻等也成為其爭奪的新陣地。媒介技術的進步與媒介治理的發展密不可分,網絡媒體的迅速發展使網絡媒體治理研究面臨新的現實問題和挑戰。目前,網絡媒體治理研究正在迎來新一輪的發展機遇。

2.網絡媒體治理引發中外學者高度關注

關鍵研究者對研究領域發展起著重要的引領與促進作用。中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領域的主要發文作者與發文量見表1。由表1可知,中文發文量最多的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的黃楚新(4篇),排名第二的是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的王丹(3篇),排名第三的有中國人民大學的匡文波、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的唐緒軍等。英文發文量最多的作者為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S.Burch和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的H.Schroeder,均為3篇。國內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發文者大多是高校新聞傳播學科的知名學者,具有深厚的研究積累和強大的學術影響,同時對網絡媒體治理研究極其重視。但是,國內在這一領域內還沒有形成專業的學術共同體,跨機構合作仍需加強。

三、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熱點主題分析

1.關鍵詞共現分析

從關鍵詞共現分析能夠窺探周期內研究中高頻關鍵詞的出現情況與相關關系,反映出當下研究熱點[11]。運用CiteSpace軟件分別繪制國內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見圖2和圖3)。由圖2、圖3可知,中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都表現出對媒介技術的關切與重視,但存在明顯不同的關注焦點。

國內研究領域的熱點關鍵詞為網絡治理、網絡輿情、新媒體、自媒體、社交媒體等,中心性依次為0.58、0.32、0.31、0.20、0.20。其中,“網絡治理”一詞處于知識圖譜的核心位置,是本領域研究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和交叉點。此外,新媒體、網絡輿情、自媒體等也具有較高頻次與中心性,是推動這一領域發展的主要因素,這說明國內研究不僅關注制度、技術和管理等方面,還關注網絡輿情、自媒體等,試圖從不同視角探討網絡媒體治理相關主題。國外研究領域的熱點關鍵詞為governance、network、social media、climate change等,中心性依次為0.59、0.58、0.34、0.15。其中,“governance”一詞位于圖譜中心位置,

國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關鍵詞關聯性更強,不僅關注社交媒體、網絡等媒介技術的應用性問題,還顯現出對網絡媒體幫助解決氣候變化、經營管理等社會現實問題的關切與探索。

2.關鍵詞聚類分析

關鍵詞聚類能夠對關鍵詞之間的關聯性進行統計分析,從而反映出當前的研究重點和熱點問題。采用CiteSpace對

國內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高頻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生成聚類圖譜(見圖4、圖5)。其中,國內網絡治理研究關鍵詞聚類的Q值為0.674,S值為0.906 6;國外網絡治理研究關鍵詞聚類的Q值為0.575 3,S值為0.845 8,這說明國內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關鍵詞聚類團結構顯著,結果信度較高。

(1)國內分析

國內研究共形成9個聚類,分別為#0 社會治理、#1網絡輿情、#2大數據、#3自媒體、#4媒體融合、#5網絡媒體、#6網絡、#7媒體治理、#9智能傳播。為使主體更加突出,在此基礎上,本文結合文獻閱讀法對各關鍵詞聚類團的內容與標簽詞進行歸納總結,發現國內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學術熱點主要集中在以下4個方面。

其一,數字社會治理研究。此類研究包含電子治理、公共管理、電子政務、政府公信力、信息社會等主題詞。當前,加快數字經濟建設、推動人工智能發展已成為全球共識。在此形勢下,中國對網絡媒體的發展進行了戰略性規劃,同時也對“數字中國”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12]。學者們多從管理學視角出發,將媒介治理與政府管理、政務服務相結合,剖析網絡媒體治理與政治參與類型、政務服務體系和政社關系建構之間的內在耦合邏輯,并試圖通過探尋某種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使媒介發展與社會治理之間達到一種平衡、和諧的狀態[13-14]。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網絡媒體治理應在政府主導下通過全媒體傳播矩陣的合力,形成“社交網絡中心化模式”,為媒體治理、數字社會創新提供更為高效的新型政治傳播機制和條件,從而更好實現國家現代化建設[15]。但國內研究更多傾向于從政府主體角度進行相關研究,強調政府在媒介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從社會組織、傳媒機構和受眾等主體角度展開的研究仍顯不足。

其二,網絡輿情治理研究。此類研究包含輿情治理、輿情傳播、輿情生態、輿論危機等主題詞。媒介技術迭代更新助長了網絡輿情的形成與發展,新媒體的介入又為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活躍平臺。而網絡輿情的持續發酵極可能會誘發群體性輿情事件,甚至升級為負面社會問題。在此背景下,網絡輿情治理成為學者們爭相研究的熱點話題。學者們圍繞網絡輿情的傳播模式、傳播特點、演變機制等進行了相關研究[16-17],也有學者針對現存網絡輿情治理模式的困境與誤區提出了相應完善措施[18]。研究者普遍認為,網絡輿情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從完善網絡立法體系,提高多元治理主體協同性與行為規范性等方面入手[19]。整體來看,目前有關網絡輿情治理的研究多是規范性分析,從理論上反映輿情的性質與傳播規律,實證研究相對較少,且研究多處于概念、模型層面,缺乏切實可行的研究方案和具體的技術操作實踐。

其三,媒體平臺治理研究。此類研究包含大數據、網絡自媒體、媒體融合、青少年、文化等主題詞,主要包括兩大主題:一是以媒介本身為主體進行的研究,包括從整體上對網絡媒體發展現狀、治理困境和治理策略進行概括[20-21],以及針對某一類新興網絡媒體,如自媒體、短視頻平臺、縣級融媒體、政務新媒體等進行的具體研究[22-23],強調新媒介技術對于實現網絡媒體平臺優勢、完善平臺治理的作用與影響。二是對新媒介技術給社會生活、青年教育、文化發展帶來的影響進行剖析[24-25],強調青年健康成長、文化有序傳承對治國理政、民族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文關懷特征。然而,現有研究尚缺乏全局性、整體性思維,各研究成果間的關聯程度不大,且研究大多以理論解釋和概括性描述為主,缺乏對實踐效果的定量評估和量化分析。

其四,網絡空間治理研究。此類研究包含網絡反腐、網絡內容治理、多元共治、算法素養、治理策略等主題詞。在社會化媒體時代,虛假新聞、網絡謠言、網絡侵權、網絡媚俗化等亂象時有發生。隨著網絡媒體的普及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網絡空間的安全問題已經從虛擬領域擴展到了現實世界,并對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的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戰,治理網絡亂象、凈化網絡空間成為一項重要的時代課題。對此,國內學者圍繞不同網絡亂象形成的原因、造成的不良影響和可行的治理手段等展開了相應研究[26-28]。其中,網絡謠言治理研究較為熱門,研究成果數量相對較多。

綜合國內相關研究情況,可發現目前研究已取得一定進展,對一些基本問題也已初步達成共識,但仍然存在跨學科合作研究不足、研究成果不夠豐富、系統性研究相對缺乏等問題。

(2)國外分析

國外研究共形成#0 environmental justice、#1 social media、#2 climate change、#3 social network、#4 information、#5 ceo cuccession announcements、#6 economic benefits、#7 global health partnerships、#8 auditing、#9 strength of ties、#10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11個聚類主題。從聚類主題分布可以看出,與國內研究相比,國外相關研究明顯更加注重實用性??傮w來看,可將國外研究主題歸納為以下4個方面。

其一,技術和安全研究,主要研究網絡媒體的技術和安全問題,包括如何保障網絡媒體的信息安全、防止網絡犯罪等。網絡媒體在使用過程中所產生的信息記錄往往涉及用戶個人隱私、組織利益乃至國家機密,因此,做好信息安全的保護十分重要。一些學者通過研究相關文獻,以綜述的方式對現有網絡媒體安全實踐進行了總結與分析,如K.Soma等

[29]

為了更深入了解信息時代影響傳播可持續性的方式,對信息治理相關文獻進行了系統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與信息治理領域相關的研究議題;S.I.Tamrin等[30]考察了社交軟件應用與信息系統安全之間的關系,并對2010—2015年的相關文獻進行了研究;也有學者通過提出假設、設計概念模型等方式對網絡安全治理中的制度規范、道德倫理、技術革新等問題進行了探索[31-32]?,F有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對后續的網絡媒體技術與安全研究提供了有益啟示,但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提出概念性的假設,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可行性尚待驗證。

其二,政治和管理研究,重點研究網絡媒體治理對政府治理產生的作用和影響。網絡媒體的高度普及為公眾提供了政治參與、政治表達的便利渠道,而公眾意見的表達能夠對政府的決策和行為產生影響,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給政府治理帶來了諸多機遇和挑戰。學者們從公眾角度出發,考察了媒介化政治對網絡政治參與者的政治態度、民主參與和參與者相互之間信任感知網絡的影響程度[33]。例如,W.W.Zhang等[34]調查了2012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不同類型社交網絡的使用對選民態度和行為的多重影響,包括政治參與、政治利益、選擇性曝光、選擇性回避和黨派關系等;M.P.R.Bolivar等[35]從政府角度出發,對地方政府在提供電子公共服務時采用的治理模式進行了評估。但國外學者對此領域的研究多采用單一的電子實證調查法,這種調查方法搜集到的信息并不具備全面性和完整性,且信息的準確性和有效性也無法保證,因此可能會導致最終的調查結果與結論存在偏差。

其三,經濟和商業研究,重點研究網絡媒體治理與企業發展之間的關系。作為決策輔助工具的網絡媒體目前正在現代商業世界掀起波瀾,這使得國外企業網絡媒體從業者和研究人員更加熱衷于探究通過合理應用網絡媒體實現提高企業組織績效目的的有效手段。一些學者運用實證分析驗證了規范管理下的網絡媒體與企業運作之間的關系。例如,B.Abedin[36]對澳大利亞20個組織進行采訪,證明了社交網站治理是中小企業在有效實施Facebook客戶關系管理方面最具影響力的因素;J.Paniagua等[37]則通過結構方程模型(SEM)分析了社交媒體對董事會規模與營業額的中介和調節關系。也有學者從作用機制角度出發,研究了網絡媒體幫助提升企業工作效能的運行機理,如V.Fernandez\|Perez等[38]研究了社交網絡幫助首席執行官從外部來源獲得信息的機制。這些研究大多只集中于某一方面,并且研究結論往往僅限于它所涉及的實證框架,對其他經驗框架的分析還相對匱乏。

其四,生態和環境研究,該研究涉及生物學、醫學、環境學、農學等多個學科,重點研究規范管理下的網絡媒體對于生物科學、醫療服務、環境治理等領域發展的推動作用。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對網絡媒體的治理有助于更好理解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有助于制定未來的環保治理模式。在該研究領域,有關環境治理方面的研究較為熱門,國外學者重點考察了電子監測在空氣、水資源質量管理和氣候變化監測等方面的應用[39-40]。有關醫療衛生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一定重視,學者們多熱衷于通過研究高效的網絡媒體治理模式來增強醫療網絡媒體矩陣的協同作用,從而達到升級病情電子監測系統、搭建新型智慧醫療服務平臺、創新醫院管理模式的目的[41-42]。此外,一些學者在生物科學、漁業管理、農業種植等方面也進行了相應探索[43-44]。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為后續探尋媒介與人類生存之間的平衡狀態提供了多元的研究角度,具有一定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總體來看,國內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它們都聚焦于網絡媒介技術發展、網絡媒體應用實踐等問題。但由于國別背景不同,中外研究也呈現出各自獨特的研究趨向。與國外研究相比,我國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緊密圍繞人的發展、社會意識形態構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展開,因此尤為重視網絡媒體基礎設施建設和網絡信息安全、網絡空間治理等方面的主題,研究并不局限于評價網絡媒體治理在實踐中的操作性、應用性,而是更加注重網絡媒體治理和人的發展、社會發展之間相互協同、和諧共生的問題。但同時也應看到,國內研究整體上以描述性、解釋性為主,且質化研究較多,量化研究相對薄弱,現象類解釋、觀點類綜述等非實證研究方法始終占主導地位,需要進一步提高研究方法的創新性。

四、結論與展望

1.結論

本文通過中國知網和WOS數據庫,借助CiteSpace軟件對國內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相關文獻進行計量分析,分別從整體情況、發展演進、研究主題等方面得到中外之間在該研究領域的差異。

在整體情況方面,近年來網絡媒體治理相關研究開始受到關注,中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總體發文量自2014年起增長趨勢明顯,且國內發文量的增速要高于國外。我國的科研機構和學者數量較多,但分布相對松散,學科交叉與融合程度不足;而國外研究機構則表現出較強的關聯性,相互間的合作交流更加緊密。

在發展演進方面,國內外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發展過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國內網絡媒體治理研究在起步時間上雖然略早于國外,但在理論構建、技術應用等方面有所欠缺,致使研究發展存在明顯的滯后性和跟隨性。

在熱點主題方面,國內外學界以不同的研究視角貢獻了多元的研究主題:國內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熱點主題可歸納總結為數字社會治理、網絡輿情治理、媒體平臺治理、網絡空間治理4個方面;國外相關研究熱點主題主要包含技術和安全研究、政治和管理研究、經濟和商業研究、生態和環境研究4個方面。與國外相比,國內研究各主題之間的聯系較為松散,共現頻次不高。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國內研究多集中于邏輯思辨,而國外研究除傳統思辨法外更注重對多種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研究的科學性。

2.展望

近20年來,網絡媒體治理研究迅速發展,成為一個極具學術價值和發展前景的熱門領域。未來網絡媒體治理研究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其一,加強交流合作,建立網絡媒體治理研究學術對話平臺。目前我國新聞傳播領域對網絡媒體治理的研究存在較多單兵作戰現象,研究機構間的協作還比較松散,個體獨立研究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而網絡媒體治理本身就是一個綜合性前沿學科,應加強跨學科交叉研究以彌補新聞傳播學科相關理論與方法的缺失。未來,政府應鼓勵各高校、研究所、技術型企業等網絡媒體治理研究主體積極開展跨機構合作交流,建立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的網絡媒體治理學術對話平臺,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出一套網絡媒體治理學術交流的合作與研究體系,引導國內學者積極參與國際交流,鼓勵中外學者交流互鑒。

其二,加強理論研究,構建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特色理論框架。網絡媒體治理是一個具有較強學理性的理論議題,但從知識圖譜分析結果來看,我國對于網絡媒體治理的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擴展和深入。目前學界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網絡媒體治理理論體系,且研究多止步于實踐層面,理論上的深入研究還不多見。未來應加強有關理論方面的研究,構建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應在立足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創新,以中國實際為依據,基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智慧,吸納西方先進理論和治理經驗,探索與我國快速發展相適應的網絡媒體治理模式,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網絡媒體治理體系。

其三,豐富研究方法,拓寬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學術認知邊界。已有研究多以定性研究為主,主要采用經驗分析、邏輯推演和價值判斷等,缺乏必要的定量研究方法。未來應充分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進一步拓寬網絡媒體治理研究的學術認知邊界。例如,可通過具體案例研究展現我國在網絡輿情治理、虛假新聞治理等方面取得的進步;或是綜合運用定性、定量、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實證研究方法,分析當前存在的一些網絡亂象對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建設造成的潛在不利影響,并給出具體可行的改進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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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毛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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