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抗日根據地黨風廉政建設研究

張玫 鄭金彪

摘要：作為中共中央中原局、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的所在地，淮南抗日根據地在創建之初，由于有關制度和監督、制約機制的不健全，缺乏有文化有思想政治覺悟的干部，以及敵對勢力和舊勢力對干部的拉攏和收買，出現了貪污浪費、腐化墮落的現象和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宗派主義作風。為了整治這些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淮南抗日根據地注意建立健全有關制度與監督和制約機制，積極推進干部教育，切實開展各項反腐倡廉工作?；茨峡谷崭鶕氐狞h風廉政建設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啟示：一是廉政制度建設、廉政教育建設和反腐敗行動應一體開展；二是黨的領導是做好黨風廉政建設的根本保證；三是常抓不懈和及時檢查是黨風廉政建設取得實效的根本舉措。

關鍵詞：淮南抗日根據地；黨風建設；廉政建設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2186/2023.04.010

文章編號：2096-9864（2023）04-0068-10

全國性抗戰時期，敵后抗日根據地既是中國共產黨與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頑固勢力進行艱苦戰斗的前沿陣地，也是中國共產黨實現局部執政的標志和勇于自我革命、深入踐行黨風廉政建設主張的光輝舞臺，為中國共產黨實現全國執政和搞好自身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茨峡谷崭鶕厥侵袊伯a黨創建的重要敵后抗日根據地之一，1939年12月至1940年10月期間為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1943年1月至1945年2月期間為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所在地?；茨峡谷崭鶕卦趧摻ㄖ笞躺艘欢ǔ潭鹊母瘮‖F象和不良作風，我們黨對此并沒有視而不見或聽之任之，而是從制度、教育和行動等方面采取有力舉措加以整治?；茨峡谷崭鶕氐狞h風廉政建設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勇于自我革命的具體表現，對其歷史背景、有關舉措和經驗啟示進行探究和總結，有一定現實意義。

一、淮南抗日根據地開展黨風廉政建設的歷史背景

淮南抗日根據地由皖東抗日根據地發展而來，以津浦鐵路為界，分為路西和路東兩塊抗日根據地，其中路東抗日根據地有部分區域位于江蘇。經過新四軍第四支隊和第五支隊的艱苦奮戰，1940年1月，皖東抗日根據地初步形成，并成立皖東軍政委員會和受其領導的津浦路西省委、津浦路東省委（1941年5月改為路西區、路東區黨委）。隨著縣級抗日民主政權的逐步建立，1940年4月，路西、路東抗日根據地分別成立定鳳滁三縣聯防辦事處（同年8月改為路西聯防辦事處）和路東聯防辦事處（1942年1月改為淮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并相應成立聯防司令部。皖南事變發生后，新四軍第四支隊和第五支隊分別改編為第四旅和第五旅，并與由江北游擊縱隊改編的第六旅一起整編為新四軍第二師。1943年2月，撤銷皖東軍政委員會，成立淮南區黨委，路西區、路東區黨委也改為路西、路東地委；同時，撤銷路西聯防辦事處和淮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成立新的淮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下轄路西、路東分區專員公署，并相應成立軍分區。

全國性抗戰時期，我們黨在淮南抗日根據地不僅要與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頑固勢力進行艱苦斗爭，而且要與內部出現的貪污浪費現象與腐化墮落現象現象和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宗派主義作風進行堅決斗爭。

1.貪污浪費現象

1943年5月，淮南區黨委書記譚震林在新浦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淮南黨內浪費和貪污的現象，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這次會議不僅指出，對路西抗日根據地貪污浪費問題的揭露“只能說是百分之零點幾，路西這種浪費貪污的材料是相當多的”，而且揭發了“二師鋤奸部極大的浪費現象”［1］28-29。此后不久，路西地委副書記黃巖在路西地委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指出，“路西黨內過去和現在存在著嚴重的不良現象”［2］239，縣以上的機關干部存在嚴重的浪費現象和個別的貪污分子，區以下的干部存在嚴重打埋伏或貪污現象，比如某保長貪污小麥19擔；某鄉長打埋伏小麥50擔；某區借口游擊環境，有數萬元支出沒有根據；有些地方的鄉級干部不貪污營私者很少很少；還有些領導干部不按照規定亂批亂報，敷衍了事；有些單位要么沒有預算，要么“嚴重超預算”［2］242。

2.腐化墮落現象

曾長期擔任皖東軍政委員會書記的鄭位三在1943年3月寫給淮南區黨委的信中指出，淮南抗日根據地黨內有些干部為了享樂或改善個人生活，把經營合作社和商業作為賺錢手段，沒有原則地做生意賺錢，違背政府法令從事違禁品的出口與進口，并妨礙抗日商人的利益，

與抗日商人爭利，

這種以享樂或改善個人生活為目的的賺錢行為損害了部隊、群眾的利益，“使黨的干部成為地主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2］216-217。 同年5月，淮南區黨委書記譚震林在新浦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某聯防司令部的個別領導干部在生活上可以說是標準的腐化分子，假如拿舊軍閥生活來比，他是舊軍閥生活中最壞的一個，因為其“腐化生活是公開的，這種腐化生活不僅表現在吃、穿和用上面，而且表現在他對女同志的關系上，都是非常不正確的”［2］25。

3.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宗派主義作風

路東抗日根據地建立之初，在鄉、保等基層政權的工作中就產生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幾乎侵蝕了全部的行政部門，革命的任務常以不正當手段來完成，如擴軍中的強迫、命令、收買與保甲的攤派等”［3］89。路西抗日根據地部分干部則對工作不盡責任，只講享受，只講舒服，在生活上攀比，企圖個人穿得漂亮、吃得漂亮、住得漂亮，躲避或害怕艱苦困難的生活，還“以功臣自居，向組織上要求特殊待遇”［2］240。在皖東抗日根據地建立后，某聯防司令部的個別領導干部在工作上采取十足的官僚主義，完全脫離部隊，不僅與戰士和下面干部是分離的，對下面的實際情形根本不了解，而且根本就沒有到過下面去，即使偶爾到下面去也是為了敲竹杠、刮地皮。同時，從個人利益出發，利用小恩小惠拉攏干部，打擊正派干部，并且不尊重、不服從甚至仇視和反對上級黨組織的領導，其所領導的下級部門也“向縣委、縣政府鬧獨立”［1］23-24。

二、淮南抗日根據地黨風廉政建設的有關制度和教育舉措

淮南抗日根據地出現的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與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當時的路線政策相背離，對其抗戰工作和執政基礎也造成了負面影響。鑒于此，淮南抗日根據地積極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從制度和教育兩方面采取有力舉措加以切實整治。

1.建立健全有關制度，加強對干部權力的約束

鑒于有關制度不健全是導致腐敗的重要原因，淮南抗日根據地建立健全有關制度以加強對干部權力的約束。其一，建立健全財政監管制度。防止財政上的貪污浪費是路東聯防辦事處建立健全財政監管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路東聯防辦事處成立后，統一財政收支，確立預算決算制度，建立由稅務局、糧食局、貨物檢查處、總金庫、會計局、審計局等機構組成的收入、支出、保管和審核四大系統，其中由總金庫與各縣分金庫組成的保管系統是財政監管的中心環節，因為一切經費收入都必須上繳金庫，一切經費支出都要經過支付系統開具預算書送財經委審核批準，收到支付命令，才能到金庫領款。支用以后需按月造報計算書送審計機關審查才準核銷，這樣既可以使經費支出有計劃性，使負責者能合理地去支配財政，避免浪費與舞弊，也可以“使整個地區的財政收支有個統籌統支，便于支配與檢查，又可杜絕貪污”［2］191。由于之前財政監管制度不健全導致糧食浪費很多和稅檢工作亦未能杜絕貪污之風，路西聯防辦事處不僅實行統籌統支，建立并落實金庫制度和預算決算制度，而且建立午收和保管制度，征收公糧由辦事處統一核秤，以免出現大斗進小斗出等問題，并設立糧食站，派專員負責保管糧食，一切糧食的保管和支付手續不再經過保長，“各部門支取糧食均由糧食站統一負責”［3］202-203。

同時，淮南抗日根據地建立健全財政監管機構，完善財政監管體制。早在1940年7月，路東聯防辦事處便成立了財政監管機構——財政經濟委員會，所監管的機構包括稅務局、糧食局、貨物檢查處、經濟建設局、總金庫、會計局、審計局等［2］243-244。到了1942年1月，路東聯防辦事處改為淮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財政經濟委員會被撤銷，成立財政處，負責糧食、貨檢、審核和會計等工作，另設有審計處和淮南銀行，其中總金庫隸屬于淮南銀行［4］419-420。路西聯防辦事處則成立了財政經濟處和貨物檢查總局。為了加強各縣委對財政經濟工作的領導和監管，1943年7月，淮南區黨委不僅要求各縣行政部門的黨團要定期檢查和討論財糧科的工作，吸收財糧科科長列席黨團會議，聽取他們的工作意見，而且要求各縣委下面增設財政經濟委員會，由各縣的貨檢處處長、貿易局主任、財糧科科長、金庫主任和組織部干事5人組成，每月開會1次，開會時縣委書記必須參加，以便于縣委掌握財經政策、檢查督促各財經部門的有關工作［2］250-251。

其二，實行供給制和津貼制。為了實行節流和杜絕中飽私囊，用最少的錢辦最多的事，路東聯防辦事處一方面實行供給制，規定公務人員所需的伙食、制服、毛毯由公家平均供給；另一方面廢除薪金制而實行津貼制，規定縣長每月津貼6元、區長每月津貼5元、鄉長每月津貼4元［3］72。路西抗日根據地也實行供給制和津貼制，“每人每天三錢油、四錢鹽、五分錢菜金，每月發一斤肉錢津貼，棉衣兩至三年一套”［3］353。新四軍二師則在1944年7月按照新四軍的供給制度并結合淮南抗日根據地的實際情況制定了新的供給制度草案，該草案明確了新四軍二師有關人員的伙食費、馬干費、辦公費、擦槍費、津貼費、負傷費、保健費、撫恤金、殘廢金、年老優待金、服裝供給、物質待遇，以及各級工人待遇、婦女和小孩養育待遇、二師各級有關組織或單位的雜支費，并對退伍人員的待遇、與黨外各界人士交往的饋贈、臨時費請領的審批權限等進行了具體的規定［2］392。

其三，制定有關法律法規。貫徹反腐倡廉原則的法律法規無疑是約束干部權力、整治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的利器。1941年2月，根據黨中央和中原局的有關政策與《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并結合路東抗日根據地的具體情況，路東聯防辦事處制定了《抗戰時期施政綱領》。這是華中各個抗日根據地的第一部憲法性法律文件，該文件明確規定在政治上厲行廉潔政治，肅清貪污，并調整各級行政機構，使其合乎抗日民主的要求；在財政上“厲行有效之開源節流辦法，建立廉潔之財政系統，嚴格執行預算決算之審計制度”［3］112-113。路西聯防辦事處雖然沒有制定憲法性法律文件，但在1942年5月給路西聯防參議會作的工作報告中明確把“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禁止任何人假公濟私、敲詐勒索，破壞抗日民主政府法令之行為”［3］198作為其施政方針。針對有些干部招待客飯頻繁且耗費頗多，淮南抗日根據地有些機關專門制定招待客飯的法規，以防止有些干部浪費或無故損耗公款。例如，路西抗日根據地第二稅檢局發現各分局、分所客飯頻多，耗費公款，違反上級節約之原則，于是在1942年12月規定稅務局派人到各分局、所工作必須有局長或主任的介紹信，分局派人必須有分局主任或會計的介紹信，分所到分局報銷，只留一餐。解款時，距十五里以下者，不留客飯；十五里以上者，可留一餐；干部之家屬、朋友，除在敵友區者，一概不招待；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招待，則必須經過分局主任批準后方可招待。如違背以上規定擅自招待，“概不準報銷”［5］62。

2.建立健全監督與制約機制，加強對干部權力的監控

干部權力的廉潔運行離不開有力的監督與制約機制。為了有效監控干部權力，防止有些干部以權謀私，淮南抗日根據地從多個方面建立健全監督與制約機制。

首先，建立健全民主選舉制、集體領導制和例會制?；茨峡谷崭鶕亟⒅?，縣以下基層政權沒有進行民主化改造，所以導致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滋生。之后，淮南抗日根據地開展鄉選運動，對基層政權進行民主化改造，從而使各級政府都建立在民主選舉的基礎上，各級政府的首長和行政委員會均由民主選舉產生，其中保長三個月改選一次，區長、鄉長半年改選一次，縣長一年改選一次，可以連選連任，“干得不好老百姓也可以罷免他，這么一來做官的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敢壓迫民眾，不敢貪污了”［3］85。同時，各級政府都建立了集體領導制，設有民主選舉產生的行政委員會，縣長、區長、鄉長只是行政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一切施政方針與工作計劃都經委員會討論通過，縣長、區長、鄉長要少數服從多數，這樣既可以集思廣益，又可以防止獨斷專行之弊。各級黨組織、群眾團體同樣建立了集體領導制。各級黨委和各級黨團、群眾團體的委員會不僅負責一切重要問題的解決，如工作任務的提出和布置、工作的檢查和總結、干部的調動、指示下級工作等都須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并以委員會或整個機關的名義發號施令，以避免工作中的迷失方向和獨斷專行，而且逐步建立起例會制，以討論工作任務的提出和布置，檢查工作，總結經驗，提拔、培養和教育干部等。此外，各級政府也建立了例會制［3］120-121。

其次，建立健全各級民意機關監督機制。鑒于沒有民意機關監督的首長制度，容易產生“命令強迫作風”和“腐化貪污”［6］的現象，淮南抗日根據地在形成之初便積極組織成立各級民意機關，并設有駐會委員會；經過鄉選運動后，各鄉成立人民代表會，路西抗日根據地還制定了《津浦路西鄉選暫行條例》以健全鄉人民代表會監督機制。各級參議會和鄉人民代表會均為該級行政區域的最高權力機關，不僅由其選舉該級政府的行政委員會和行政首長，而且有權罷免政府官員，有權制定、修改或撤銷政府法令，有權決定施政方針，并督促政府執行其決議等，從而可以監控各級政府干部的權力［3］86。作為鄉的最高權力機關，鄉人民代表會具有選舉和罷免鄉行政委員會委員、討論和決定本鄉一切工作計劃和興革事宜、督促和檢查鄉行政委員會工作、討論和執行上級政府布置的工作任務以及發布的指示和命令等諸多職權［3］207-208。鄉人民代表會監督鄉政府的有關工作，可以有效防止鄉政府干部滋生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作風。

再次，建立健全社會監督機制?；茨峡谷崭鶕刈⒅亟⒁孕侣剤罂腿嗣袢罕姙楸O督主體的社會監督機制，積極發揮新聞報刊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報刊是淮南抗日根據地民眾的言論機關，是集體宣傳和組織活動的陣地。因此，淮南抗日根據地創辦了不少新聞報刊，主要有《新民主報》、《路西行政》、《新路東》（1944年4月改為《淮南日報》）、《路東大眾》、《路東通訊》、《路東黨刊》（1943年4月與《建軍月刊》合并改為《淮南黨刊》）等。這些新聞報刊在一定程度上都成為了輿論監督的陣地，不僅對淮南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報告、會議內容、方針政策等進行了報道，而且對淮南抗日根據地所存在的工作問題、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等進行了揭示。比如，作為津浦路東省委的機關刊物，《路東黨刊》在1941年第4期報道了路東抗日根據地在征收救國公糧、敵后關稅制度、財經工作干部對其工作的認識和態度等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作為淮南區黨委的機關刊物，《淮南黨刊》在1943年8月揭示了路東地方武裝存在黨政軍關系和軍民關系不密切，太平享樂觀點相當嚴重，貪污腐化、吃喝嫖賭等墮落現象亦甚普遍，“亂打資敵、亂沒收、亂打人”等諸多問題［7］。人民群眾是極為重要的社會監督力量，淮南抗日根據地不僅把人民群眾作為新政權的基石，而且組織人民群眾“督促政府每一個成員”［3］206，并通過制定有關法律來保障人民群眾監督干部、檢舉干部的權利。路東聯防辦事處制定的《抗戰時期施政綱領》明確規定，人民群眾有言論、出版、集會、通信的自由，并建立便利人民群眾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檢舉告發任何工作人員罪行之自由”［3］111-112?！督蚱致肺鞅Ｕ先藱嘭敊鄺l例》也規定人民群眾享有平等的民主權利，有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除司法機關和公安機關執行公務外，其他一切機關、團體均不能逮捕、審問、處罰人民群眾，“人民利益如受損害時，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務人員非法行為之權”［3］209-210。

3.積極推進干部教育，培養有文化有思想政治覺悟的干部

鑒于缺乏有文化有思想政治覺悟的干部是淮南抗日根據地出現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的重要原因，淮南抗日根據地積極通過不同途徑推進干部教育，以培養有文化有思想政治覺悟的干部。其中，召開會議既是淮南抗日根據地傳達上級指示和決議、布置和檢查有關工作、交流和總結工作經驗的重要方式，也是其對干部進行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徑。1941年3月，津浦路東省委書記劉順元在津浦路東省委擴大會議上不僅分析了皖南事變發生后國內政治局勢、階級斗爭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抗戰形勢，明確了路東抗日根據地的主要任務，而且要求路東抗日根據地黨政軍都必須增強工作的組織性，在傳達和布置工作任務時上級領導機關不可采取官僚主義的態度，分任務時不應簡單地下命令，檢查工作時盡可能到下邊去檢查，“既須克服官僚主義，又須嚴防事務主義”［3］122-123。1944年3月，新四軍副軍長兼二師師長張云逸在新四軍二師供給會議上用具體的數據指出，有些部隊人員在思想上對貪污浪費的實質和嚴重性缺乏正確的認識，因此號召所有的部隊人員“不但要反對貪污，而且決不該浪費，要與那種任意浪費的惡劣現象作斗爭”［2］343-344?；茨峡谷崭鶕馗鬣l政府主要通過定期的會議制度來教育和培訓村干部［8］397。

為了專門、系統、成規模地培養有文化有思想政治覺悟的干部，淮南抗日根據地還創辦了各類干部學校和干部培訓班。1940年10月，路東聯防辦事處創辦淮南聯中，后與路西聯中合并，設有中學班、師范班、政治班和預備班。1945年春，淮南區黨委改淮南聯中為淮南公學，淮南聯中和淮南公學學員所學內容既有語文、數學、地理等文化知識，也有《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思想理論著作，每學期還請校長、副校長講愛國主義、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同時，還開展軍事訓練、勞動鍛煉，組織學生實行民主自治和參加社會活動［9］561。1941年春天，津浦路東省委創辦了淮南行政學院，學員中大部分是各縣的青年知識分子，少部分是路西聯中的學生，所學內容包括《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新民主主義論》等，教育學員要形成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和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在工作中要深入群眾、當群眾的勤務員、接受群眾的監督［9］550-551。截止到1941年1月，路東聯防辦事處創辦了3期行政干部培訓班和地方武裝干部培訓班，學員分別有200多人和300多人；同時，還創辦了會計培訓班、財政人員培訓班和師資培訓班，多采取讀現行抗戰書報與最先進理論書的形式［3］76。到1942年2月，路東地區創辦了黨訓班、軍訓班、行政干訓班、農訓班、青訓班、文教班等多個干部培訓班，共有學員4621人［3］176。此外，淮南抗日根據地還創辦了抗大第八分校、二師衛生學校、半塔軍政干部子弟學校等干部學校。從這些干部學校和干部培訓班學習的內容可以看出，干部學校和干部培訓班的開辦不僅可以有效提高淮南抗日根據地黨政軍干部的業務水平、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覺悟，而且培養了一批有文化有思想政治覺悟的干部。

淮南抗日根據地創辦的新聞報刊既是輿論監督的陣地，也是向各級干部宣傳黨的思想理論和方針政策、淮南抗日根據地的有關決議和黨風廉政主張的重要平臺，特別是路東、路西和淮南區的黨政機關報，可以對各級干部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比如，創刊于1942年5月1日的《路西行政》，是路西聯防辦事處的機關刊物，在創刊號上發表的《加強財政觀念》一文指出，路西地區的有些干部不僅對于財政經濟的重要性認識不夠，認為財經工作是骯臟的事，而且對于物力資源不加愛護，虛靡浪費，因而教育路西地區的干部要高度重視財政經濟工作，“提高財經觀念，健全財經制度”［5］51-52。

三、淮南抗日根據地黨風廉政建設的具體行動

面對出現的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淮南抗日根據地不僅加強制度建設和推進干部教育，而且嚴格查處和懲治有關腐敗人員，切實開展生產運動、節約運動、民主作風建設和整風運動，從而有效地治理了各種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

1.嚴格查處和懲治有關腐敗人員

在路東聯防辦事處成立之初，對于發現的貪污腐敗案件，路東聯防辦事處“都及時給以懲處，有的執行了槍決”［3］72。1941年9月至1942年5月，路西聯防參議會部分參議員是不明大義貪污腐化的動搖分子，有背叛民主政權的無恥行為，因此受到政府法律上的制裁，如林增壽被判處極刑［3］198。1942年3月和4月，路西抗日根據地第一稅檢局召開了以反貪污為中心的首次干部會議，決定抽查稅務分局、稅務所的賬款收報和票證情況，從而查出征收員武某某的貪污行為［5］53-54。在開展整風運動之后，淮南抗日根據地進一步加大了懲治腐敗人員的力度，強調對于犯有貪污浪費行為或者無視有關財政監管制度的任何一個干部不能有任何的仁慈，都“要給以嚴格的紀律制裁”［8］193。1943年9月，路東抗日根據地六合縣移居鄉鄉長貪污受賄淮南幣120元，在經過淮南區行政公署批準和公審大會公審后對其執行槍決［10］。1944年3月，新四軍副軍長張云逸在新四軍二師供給會議上指出，凡是貪污浪費與教育不改者，必須立即處置，“管錢的人犯貪污浪費違反政策，應該執行嚴格的紀律”［2］348-349。

2.開展生產運動和節約運動

為了發展經濟、改善群眾生活，培養干部熱愛勞動、艱苦奮斗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以及糾正干部中存在的“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思想與貪污行為”［2］224，淮南抗日根據地創建之初便發起了群眾的生產運動，以鼓勵和發動群眾參加農業生產，而淮南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干部則是無償參加群眾的農業生產活動，幫助群眾割稻子、割麥子等［2］184。為了減輕群眾的負擔、進一步培養部隊人員的勞動精神、艱苦奮斗精神和提高部隊人員的思想政治覺悟，淮南抗日根據地還發起了部隊的生產運動。新四軍二師政治部主任蕭望東在1944年8月總結部隊的生產運動時指出，三年來的生產運動不僅教育了干部和戰士，使其部分懂得生產知識，增強階級意識，而且使那種出身于小資產階級的人和那種脫離生產很久的基層指戰員體驗到“勞動創造世界”“工農是世界主人”“群眾的生產知識是豐富的”等真理［2］417-418。這說明部隊的生產運動有效改造了部隊人員的思想政治意識，幫助其構筑了拒腐防變的思想政治防線。

在開展生產運動的同時，淮南抗日根據地還積極開展節約運動。1940年8月，新四軍第四支隊、津浦路西省委在為粉碎日偽“掃蕩”的動員大綱中明確要求黨政軍工作人員，要開展節約競賽，發動廣泛熱烈的節約運動，做到不浪費一片紙、一根火柴，一件東西當兩件用，并把“厲行節約運動”作為宣傳口號的內容之一［11］。由于1943年路東抗日根據地災荒嚴重，路東分區專員公署和軍分區號召政府機關和部隊節約糧食和資金以救災［2］245。部隊開展的生產運動雖然減輕了群眾的負擔，使部隊克服了經濟困難，改善了部隊人員的生活，強化了部隊人員的勞動觀念，實際地加強了部隊的階級教育，糾正了過去做生意賺錢圖利與違反政府法令的現象，但是也存在對上級打埋伏、生產產品分配不當導致生產產品嚴重浪費的情況［2］331-332?；茨峡谷崭鶕剀妳^政治部在1944年2月決定在不妨礙整訓作戰的前提下，把開源與節流統一起來，不僅明確了每個部隊人員的生產任務，如每人全年的菜蔬完全自給、每人全年自給草鞋兩雙等，而且規定了具體的節約任務，主要包括棉衣棉背心穿兩年、百分之百收齊冬衣、不損壞一床被毯、子彈袋和干糧袋用兩期、發動全體指戰員愛惜公物、適當號召戒煙運動、切實節省民力、盡量發動全體指戰員自運糧草等［2］333-334，并在同年5月制定了生產節約、公私兼顧的實施計劃，對超額完成生產任務和節約公款公物的人員進行獎勵。

3.開展民主作風建設和整風運動

淮南抗日根據地的政權是抗日民主政權，防止官僚主義、建設民主的工作作風是其必然要求。為了杜絕官僚主義、建設好民主的工作作風，路東抗日根據地一方面廢除一切官僚作風和衙門手續，人民有事接洽，可以直接去見區長、鄉長，不需要通報或者遞門包，并廢除文牘主義和狀紙制度，有事需要辦理、打官司、告狀等寫封信來就可以，對于群眾的信件隨到隨辦，且縣長、區長必須經常下鄉為群眾解決問題或調解糾紛，不收半分訟費；另一方面切實培養干部為民服務的民主精神，使干部認識到各級干部是人民公仆，必須有民眾觀念，尊重民眾，態度和藹，辦事公道，愛護民眾，對于沒有民眾觀念、壓迫民眾的干部，一經發現，便一定給予懲處、糾正［3］88。路西抗日根據地則要求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要雷厲風行、敏捷迅速、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埋頭苦干，反對松懈麻痹、只說不做、華而不實，并要求有切實的計劃、深入的督促檢查，以杜絕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培養和踐行民主、實干的工作作風［4］426。

淮南抗日根據地從1942年8月就開始的整風運動，不僅宣傳了黨的整風政策和精神，而且提高了干部對主觀主義的危害的認識，使干部初步形成了調查研究、深入基層的工作作風。不過，這次整風運動只持續到年底，運動開展得不夠深入，沒有充分聯系淮南抗日根據地的實際情況，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宗派主義等不良作風仍然存在［8］269-270。到了1943年5月，華中局和淮南區黨委根據淮南抗日根據地的實際情況，召開新浦高級干部會議，開始了第二次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從貪污浪費、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宗派主義等突出的不良作風入手，從領導機關開始，自上而下地開展，通過學習《鄭政委關于淮南黨內不良傾向的信》《新浦會議總結》《反自由主義》《毛主席整頓三風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促使各級干部深刻認識整風的精神、要求和意義，推動各級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自我反省和自我檢討［8］285-286。比如，在新浦高級干部會議結束后，新四軍四旅召開黨代表大會，檢查了過去黨內存在著的享樂主義傾向；路東分區專員公署一方面召開地方武裝干部會議，另一方面派出巡視團直接幫助各縣整風，打擊了享樂主義的傾向和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思想。路西分區專員公署也召開了各級干部會議和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開展了反享樂主義傾向的運動?？勾蟮诎朔中＜葯z查了貪污浪費的行為，也揭發了隱藏在黨內五年多來的奸細分子。根據地領導干部方毅、李世農等則深入到農村調查研究，揭發了數年來在領導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現象［8］269-270。各級干部在這次整風運動中較為徹底地反省和檢討了自己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問題，在自我反省和檢討的材料中，貪污腐化、享樂主義等問題的材料占37%，思想動搖、思想上開小差、不安心工作的材料占55%［8］301。通過持續深入的整風運動，淮南抗日根據地較好地整治了其存在的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也明顯提高了各級干部的思想政治覺悟。

四、結語

淮南抗日根據地通過開展一系列黨風廉政建設活動，各種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得到明顯整治。當然，由于一些主客觀原因，淮南抗日根據地黨風廉政建設的有關舉措在落實上也并非沒有問題，但是淮南抗日根據地并沒有因噎廢食，而是及時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持續推進黨風廉政建設。1943年9月，淮南區黨委書記譚震林指出，新浦高級干部會議結束后淮南抗日根據地有些部門在整風運動上有了很好的成績，但還存在沒有深刻聯系實際、不能普遍對準享樂主義、官僚主義等傾向的問題，一些縣、財經機關、政權機關中整風學習尚未開始，因此要求各級黨委特別是各縣委按照新浦高級干部會議的精神切實推進整風運動，對各種不正確的傾向“立即予以糾正”［8］273?？傊?，淮南抗日根據地在黨風廉政建設上雖然面臨諸多困難和不利條件，但是仍然采取有力舉措持續整治各種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逐步凈化了淮南抗日根據地政權，使淮南抗日根據地進一步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支持，為鞏固淮南抗日根據地政權和搞好抗戰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一，廉政制度建設、廉政教育建設和反腐敗行動應一體開展。腐敗和不良作風的整治是一項系統性、艱巨性工程，必須從制度、教育、行動等多個方面采取有針對性的舉措才能遏制與防止腐敗和不良作風?；茨峡谷崭鶕卦趧摻ㄖ醣阌幸庾R對廉政制度建設、廉政教育建設和反腐敗行動一體開展。比如，路東聯防辦事處在成立之初不僅推動收支的統一，建立預算決算制度和金庫制度，制定懲治貪腐的有關法律，明確有關部門和部隊的經費開支數目，而且開辦行政干部、會計干部、財政干部培訓班，切實推進干部廉政教育和業務教育，同時本著節約的原則廢除薪金制而實行津貼制，對所發現的貪污行為及時嚴肅地懲處［3］72。整風運動開始后，淮南抗日根據地既健全財政監管體制、部隊供給制度和社會監督機制，又進一步開展干部教育，努力提高黨政軍各級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覺悟，還嚴格查處貪腐人員，大力開展整風運動、生產運動、節約運動等反腐倡廉行動?？梢哉f，淮南抗日根據地對廉政制度建設、廉政教育建設和反腐敗行動的一體開展，有效地整治了各種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

其二，黨的領導是做好黨風廉政建設的根本保證。作為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敵后抗日根據地，淮南抗日根據地在創建之初便已意識到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舉措注意防范和治理腐敗、不良作風。不過，由于淮南抗日根據地在創建之初主要忙于對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頑固勢力的軍事斗爭，所以在黨風廉政建設上稍顯薄弱，沒有全面深入地開展。隨著淮南抗日根據地成立統一的黨委即淮南區黨委，淮南抗日根據地的黨風廉政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淮南區黨委的統一領導下，淮南抗日根據地深入開展生產運動、節約運動、整風運動和民主作風建設，從各級黨政機關到各級部隊都在切實揭示和整治自身所出現的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并對所發現的涉腐人員進行嚴厲懲處。這充分表明了黨的堅強領導是做好黨風廉政建設的根本保證。

其三，常抓不懈和及時檢查是黨風廉政建設取得實效的根本舉措。腐敗和不良作風是階級社會和國家政權產生以來難以根除的社會頑疾，稍不加以嚴格治理便會明顯滋長起來。即便進行了嚴格的治理，如果不把嚴格治理腐敗和不良作風作為一項常態化的工作，那么腐敗和不良作風就很容易死灰復燃。所以，對于腐敗和不良作風的嚴格治理必須常抓不懈，并及時檢查實際的落實情況?；茨峡谷崭鶕睾苤匾朁h風廉政建設，但是創建之初的軍事斗爭影響了其黨風廉政建設的推進，從而導致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較快滋長?；茨蠀^黨委成立之后，從制度、教育、行動等方面對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加強治理，并通過召開專門會議、派遣干部、組織巡視團和調研組等方式，來檢查黨風廉政建設的落實情況，解決檢查中所發現的問題。1945年7月，新四軍二師專門成立了調研組，對來安支隊的供給工作進行了調查，發現來安支隊的財務開支權、伙食開支權集中在少數幾個干部手里，而有關干部不認真對待新的供給制度，對制度的內容和要求不了解、不關心，亂發亂賣公物，變賣節余糧食，拿公款做生意，隨便批條子，集體貪污，虛報人數，搞假賬，涂改或焚燒賬目，浪費各種物資［12］83。因此，新四軍二師要求今后的供給工作要走群眾路線，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與制度教育、政策教育相結合，進一步健全供給機構和供給制度，加強對供給干部的教育和培訓，對于違反有關制度的人員一定要追根究底適當處理［12］87?；茨峡谷崭鶕卦邳h風廉政建設上的有關實踐，很好地說明了唯有常抓不懈和及時檢查，黨風廉政建設才能深入扎實地推進并取得實效。

參考文獻：

［1］

江蘇省財政廳，江蘇省檔案館財政經濟史編寫組.華中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2卷［M］.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

［2］ 安徽省財政廳，安徽省檔案館.安徽革命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第1輯［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3］ 《淮南抗日根據地》編審委員會.淮南抗日根據地［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4］ 中共安徽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安徽現代革命史資料長編：第3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5］ 安徽省人民政府稅務局，安徽省檔案館.安徽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上［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6］ 江蘇省財政廳，江蘇省檔案館財政經濟史編寫組.華中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1卷［M］.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119.

［7］ 馬洪武.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6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50.

［8］ 馬洪武.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7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9］ 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二師淮南分會.戰斗在淮南：新四軍第二師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回憶錄［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

［10］龔意農.淮南抗日根據地財經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107.

［11］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寫委員會編.新四軍文獻：1［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446.

［12］江蘇省財政廳，江蘇省檔案館財政經濟史編寫組.華中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4卷［M］.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

［責任編輯：毛麗娜 武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