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齋四六叢談》輯錄考述與成書意義探賾

陳 果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西安 710119）

駢文批評發展至宋代，逐漸完成由六朝隋唐一般文章之學向專門性文體批評的轉變。以徽宗宣和四年（1122 年）問世的王铚《四六話》為權輿，其后《四六談麈》《容齋四六叢談》《云莊四六余話》等四六批評著述相繼出現，擴充了宋代文學批評的內容，同時也奠定了宋代四六批評的特殊地位。清人周中孚《鄭堂札記》云：“專論四六之書，自宋王铚《四六話》二卷、謝伋《四六談麈》一卷、洪邁《四六叢談》一卷外，絕不經見?！盵1]此論雖失之絕對，但無疑從側面凸顯出了三部著述之于宋代四六批評的價值。然縱覽學界已有成果，對宋代四六批評著述的研究往往厝意于《四六話》與《四六談麈》二書①，對于“別為一卷”[2]的《容齋四六叢談》（以下簡稱《叢談》）多只在涉及宋代四六批評著述的敘錄中做概括性描述②，洪邁四六文創作思想的評述亦罕見其篇③，總體而言缺少對該書的深度探究，如掇者輯錄所遵循的原則，該書所體現的四六批評指向，該書作為單輯本四六話的成書意義等具體問題都尚存詳加考述的空間。本文聚焦于此，意在對《叢談》由《容齋隨筆》輯出的一系列問題進行具體考察，深化二者聯系的同時，希冀略引學者對《叢談》這一單輯本宋四六批評著述更多關注。

一、《容齋四六叢談》的輯錄準則與條目補佚

《容齋四六叢談》是摘洪邁《容齋隨筆》中論四六之條目輯錄而成，以學海類編本為底本進行梳理，《叢談》總計從《容齋隨筆》輯出條目29 則，其中續筆6 則，三筆10 則，四筆9 則，五筆4 則。筆者不避煩瑣，將29 則條目概況茲列如下（表1），一來清晰完整地呈現輯錄情況，二則由此羅列便于總結其中共性：

表1 《容齋四六叢談》輯錄《容齋隨筆》條目一覽表

將以上29 則輯錄之文與洪邁所撰原文內容進行逐一比對，《叢談》所輯《容齋隨筆》各條目，無論題目還是正文內容均屬對原文的照錄，在此過程中沒有進行任何對文本的增改、刪節或自撰評語。對原典文獻的條目進行擇選是輯錄的基礎步驟，由《叢談》對《容齋隨筆》輯錄條目的具體內容總結其所具有的共性特點，主要表現在輯錄的文體、輯錄的內容以及輯錄駢語的質量三個方面，分而述之。

第一，輯錄文體以文章之中所列駢句為主導。對偶作為語言修辭方式一般多見于文章、詩歌、對聯三種體式，這三種體式在《容齋隨筆》中均有出現?！度蔟S四六叢談》名曰“四六”，所謂“四六”并非宋代駢文全以四六句式為圭臬，蓋因前襲唐代如柳宗元“駢四儷六、錦心繡口”、李商隱《樊南四六》之稱，莫道才指出“宋人習慣稱駢文為‘四六’，這是因為宋人已經接受了四六作為駢文的典型句式，從而作為駢文的代表的這種觀念”[3]，這一點從所輯條目中例句不只于四字六字，所呈現出的句式多樣性即可輔證?！秴舱劇匪嬕晕恼轮兴旭壘錇橹鲗?，即如“四六名對”條、“黃文江賦”條這樣單論文章之駢語，抑或如“詩文當句對”條、“一百五日”條這樣詩與文偶句兼有的條目則可輯入，而單論詩中對偶或一聯佳對而與文無關的條目，則棄之不輯：如隨筆卷十三“東坡羅浮詩”條所舉之例為銘文，全篇四字對仗，然洪邁謂之“仿其體為銘詩曰”[4]174，掇者未輯；續筆卷五“杜詩用字”條，所抄錄的杜詩多為對仗之句，然未涉文，未輯；四筆卷七“西太一宮六言”條，純講六言詩中對偶精切者，亦未輯（轉而見于《容齋詩話》收錄）；四筆卷十四“潘游洪沈”條，講宋代席座之間的對聯趣事，未輯；四筆卷十五“經句全文對”條，洪邁巧對下聯之事，亦未輯。此外猶可注意的是賦這種文體，對賦與駢文的關系歷來存議頗多④，《叢談》掇者對賦體輯入的取舍依然以是否屬于駢句作為依據，如“黃文江賦”條言“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為題，寓悲傷之旨”[4]713，所舉黃滔的律賦作品數十聯，因為都是兩兩相對的工對句故“皆研確有精致”[4]714，轉看同樣論及賦的五筆卷七“唐賦造語相似”條，以杜牧《阿房宮賦》、楊敬之《華山賦》為例說明“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4]906，因其引文雖似對仗實則盡是鋪陳排比之句而未輯，這既遵循了專認駢句的原則，同時也顯現出掇者對賦中之駢偶與賦中之鋪陳有意識的區別。

第二，輯錄的內容范圍只涉唐宋，且類別駁雜。作為宋代文話性質批評著述的代表，《叢談》與王铚《四六話》、謝伋《四六談麈》在涉及的評論范圍上既一脈相承，又同中存異。相同之處在于都注重現實性，即對近世及當朝四六創作的關注，將評論的重點都放在唐宋范圍?！秴舱劇穼Α度蔟S隨筆》中洪邁涉及先秦的駢絲儷句不輯，對“麗句與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韻俱發”[5]的漢魏六朝駢語亦不輯，如隨筆卷七“李習之論文”條，李翱有“古之人能極于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4]88的見解，然所舉偶對皆六經之文，故未輯。不同之處在于相比于《四六話》和《四六談麈》顯現的偏宋略唐傾向，《叢談》所輯掌故在唐宋之間相對較為均衡，可作以小計（見表2）：

表2 《四六話》 《四六談麈》 《容齋四六叢談》條目所涉唐宋范圍對比表

由表可見，《叢談》所收涉及唐人創作條目總計15 條，占總條目數比例過半。而從輯錄容量來看，雖然條目總數并不算多，但同樣在文壇掌故方面類別博雜，既包括單純詩文現象、自家四六創作的敘述，也包括社會政治軼事、歷史文化逸聞，誠如阮元所言：“凡宋人說部中之言四六者，若《玉壺清話》《容齋隨筆》《能改齋漫錄》《文章叢說》之類，莫不廣搜博采?！盵6]這一方面有賴于洪邁“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7]的主觀因素，另一方面也與由唐入宋“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箋書、祝疏，無所不用”[4]517的客觀環境密切相關。

第三，從輯錄駢語的質量上看，必有摘句，句必精工?！秴舱劇匪嬛畻l目，在以唐宋為范疇的基礎上還必須要有摘句，對《容齋隨筆》中只陳述事件或現象而無摘句的條目棄之不輯。如隨筆卷十“唐書判”條指出，“既以書為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為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啟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敕語、堂判猶存”[4]129，將此現象說得明了，但洪邁未予一例，掇者未輯；四筆卷五“王勃文章”條提及初唐“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4]688，后有杜甫、韓愈之評，但未列四杰作品，亦未輯。從“量”上來看，摘句部分既有單篇長文或多人多作共摘輯入，也不乏數條僅僅只摘一句的條目。再看摘句之“質”，必為上下齊整的工對，所摘例句也偶見洪邁綴以點評如“工致者”（四六名對）、“皆絕工者”（天生對偶）、“殊為不工”（唐世辟察佐有詞）之語。

以《容齋隨筆》為特定輯錄對象，意味著文獻來源的整體容量已被限定，因此只要按照既定的輯錄標準便可將其中的四六批評條目進行完整輯錄。那么，《叢談》對《容齋隨筆》的裒輯是完整的嗎？筆者通覽《容齋隨筆》全部74 卷共計1220 則條目，認為如果仍然按照前文所述輯錄特點與原則，《容齋隨筆》中至少有以下數則可以視為《叢談》掇者輯錄過程中的“漏網之魚”，茲列條目如下（見表3）：

表3 《容齋四六叢談》未輯《容齋隨筆》所涉部分四六條目概況表

表3 七則條目容齋五筆皆有出自，文體俱為唐宋應制公文或草作之章，涉及內容豐富，所列駢句亦可稱精工，符合前文所述的三項共性條件，按照輯錄原則應當納入在冊，掇者出于怎樣的考慮未輯已不得知，但就實際情況而言，《容齋隨筆》所載關于四六的條目中至少尚存五分之一《叢談》并未輯入。值得一提的是，此處補佚單以《叢談》掇者的輯錄原則為依據，倘若不拘泥于此項限制，則前文所論數則“未輯”條目亦可詳加斟酌收入，若如此則《容齋隨筆》所載關于四六批評的條目數量或將更多。

二、洪邁的駢文觀與《容齋四六叢談》的文體理論內涵

對一部內容龐雜的著作爬梳剔抉進行專項性輯錄，有助于通過這些輯成之后的文字管窺原典作者的思想認識。倘若評議作為輯錄本的《叢談》是否涵蓋了輯錄原典所涉及的相關思想，需先從《容齋隨筆》所體現的洪邁的四六觀入手進行梳理和總結，方可比較并抉示《叢談》所具有的四六批評內涵。

洪邁自身就是四六創作的好手，“吾家四六”條多載其四六創作，《鶴林玉露》引楊東山語云：“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盵8]《容齋隨筆》中與四六相關的內容多涉文人掌故敘述與文本摘句，而出于洪邁自己的四六理論主張與創作批評實則略為有限。若加以提要，核心當為“四六名對”條所論，“四六駢儷，于文章家為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為得體”[4]517，其論落腳于“得體”一詞。經歷唐宋兩次古文運動的打擊之后，許多文體回歸古文，面對貫行古道的古文寫作與日常應用文寫作之間的矛盾，駢文不得不退守于實用性較強的制誥表啟、青詞致語等文體，以“宋四六”為特定指稱，于六朝、唐代駢文之后自成一格。同時，其應用場域也基本被限定在朝堂規典、百官往來交際的范圍內，這樣特定的使用場合所承載的是對禮儀的要求，因此四六行文強調在具體的語境中進行恰如其分的文辭表達。推而廣之，宋代的四六創作以應用文體為主要，那么如何在官宦場域內進行“得體”的創作，如何在創作過程中達到文辭的“精切”即為宋代四六文寫作要義之一，洪邁這里所述“得體”主要體現于修辭、情采、文體三個層面。

第一，在修辭方面洪邁著眼四六中尤為重要的對偶和用典兩種形式特征。從對偶角度而言，洪邁細分出了“天生對偶”與“當句對”兩種特殊的對偶類型，其中“天生對偶”以舉例方式進行了說明，而“當句對”則推源溯流指出“唐人詩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于《楚辭》‘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棹蘭枻’‘斫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4]250，簡單勾勒出此種類型的發展脈絡。

相比之下，洪邁在對用典這一修辭方式的評價上著墨更多，他認為無論事典抑或語典，在使用上一定要遵循兩條準則。一是要講求出處，如“用人文字之失”條云“士人為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茍失之不考，則必詒論議”[4]496，即在使用語典時需對原典的使用環境與表達意義進行具體考察，為此洪邁不僅在“黃庭換鵝”條中對李太白詩所化用的王羲之的軼事進行了考證，且在“吾家自六”條中對自家駢文創作中的語典也多標明其融匯前人詩文而化用的出處。二是追求用事精切，洪邁對所引摘句加以點評的數量相較于摘句本身數量而言實際只算零星，如在“四六名對”條所舉引文28 例中，其余26 例均未做個評，唯對所舉范仲淹啟文“志在逃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其后加之“用范雎、范蠡，皆當家故事”[4]517，李德裕辭表“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才七人”之后綴以“其用事精確如此”[4]519，分別作以簡評，兩則評價都與用典直接相關。放眼《容齋隨筆》中洪邁涉及四六條目的摘句點評，約半數都是以“用事”為議題，佐證諸如：“貞元朝士”條中評價汪藻《宣州謝上士表》“汪在宣和間為館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4]801，其后分別舉例就“隨事引用”與“似為未穩貼也”的情況進行對比；又如“擒鬼章祝文”條評價蘇軾《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中例舉之句“謂武帝、憲宗亦經營于初，而績效在于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4]933，對于后世刻本中刪去該句直言“豈不可惜”；再如“用柰花事”條關于“竇叔向所用柰花事”，他也認為“是時正從徽廟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4]697?？梢钥吹?，洪邁所論用事精確與否主要是依據典故所指與眼下涉及人物所處時空環境的契合度來判定，以此評價良窳的。

第二，對四六文章情采關系問題的涉及是《容齋隨筆》較之于《四六話》與《四六談麈》的延展。王、謝二人所論常囿于對偶之工、用典之妙等形式與技法問題上，“亦但較勝負于一聯一字之間”[2]1783，洪邁則開宗明義提出“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的要求。自六朝以后駢文因遺有形式重于內容之弊而常受詬病，洪邁認為在追求文采的同時更應以情感的表達為根本，避免辭藻的堆砌空洞。在《容齋隨筆》間雜的評點中，洪邁也常常體現這一思想，如“龍筋鳳髓判”條批評張鷟《百判純》而夸贊白居易《甲乙判》的原因就在于“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徘體，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聊可味”[4]364，而《甲乙判》則“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4]365，“徽宗薦嚴疏文”條言及洪皓的功德疏使“北人讀之亦墜淚，爭相傳誦”[4]515，“李元亮詩啟”條李元亮的啟文使蔡薿“摘讀嗟激”[4]454，而“長慶表章”條則提供了一個反面教材，批評白居易為元稹代作的謝表“其文過飾非如此”[4]929，以上通過或正或反的雙面評價，都能體現洪邁對四六創作語言上達到深情動人藝術效果的推崇。

第三，對不同四六文體形式的標舉。作為融入士人階層的一種身份認同，具備各種四六文體的寫作能力是維系階層內部關系的重要紐帶，更是宋代士人賴以登途的必備前提。北宋后期科舉考試罷詩賦而改習王安石新經義，同時又另立宏詞科，《文獻通考》有載：“紹圣元年，罷制科。自朝廷罷詩賦、廢明經，詞章記誦之學俱絕，至是而制科又罷，無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乃置宏詞，以繼賢良之科?！盵9]雖然科舉的考試形式有所革新，但朝堂之上應制之文以四六為體的客觀需要依然存在。洪邁言“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箋書、祝疏，無所不用”[4]517，粗略統計《容齋隨筆》全編以四六文作以摘句舉例的文體至少有二十余種，茲列如詔、冊文、赦文、奏、疏、章、表、書、啟、頌、告詞、檄、露布、序、樂語、致語、上梁文、祝文、碑文、箴言等。此外，洪邁還特別關注唐宋以來的幾種特殊文體形式并加以說明，如前文所提“唐書判”條“既以書為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為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4]129，指出判文寫作的必要性及其在官場的應用范圍?！疤剖辣馘甲粲性~”條云：“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盵4]620對于牒語的文體形式進行了簡析。洪邁所舉以上諸多文體，既體現四六文在宋代文壇應用場域之廣，也通過各種文體的摘句為士人在社會交際過程中如何達到文學創作語言的“得體”提供了范本。

《容齋隨筆》的漫談性質決定了其批評思想的散落，即使所載與四六內容有關，也并非條條都能直觀體現文體批評，但所謂披沙淘金、往往見寶，可以看到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能夠顯現其關于四六創作思想的主體性、關鍵性論述?！秴舱劇穼τ谶@些犖犖大端盡數收入，而前文所列未輯錄的補佚條目未見此類獨立性質的創見，都以敘事連帶摘句作為主要形式，并無礙于后人對于洪邁四六觀的整體把握，因此《叢談》能夠較為集中且清晰地反映出洪邁文學觀中關于四六創作的文體理論認識。

《四庫全書總目》評《叢談》“所論較王铚《四六話》、謝伋《四六談麈》特為精核。蓋邁初習詞科，晚更內制，于駢偶之文用力獨深，故不同于剿說也”[2]1797，曾棗莊先生對此略有異議：“說洪邁于四六‘用力獨深’，所選諸洪特別是自己的佳句‘特為精核’是可以的；如果說所累‘特為精核’就不符合實際，因為全書多為摘句，‘所論’極少?！盵10]倘若重審四庫之言，“特為精核”見于《叢談》與王、謝二書并提之時，其后才論及洪邁本人，故此應指《叢談》所輯“精核”而非洪邁。如果從這一層面來講四庫館臣之言或可說通，《叢談》輯錄《容齋隨筆》所論四六把握住了其屬詞比事，以警策精切為工的內核。值得一提的是，如前所言《叢談》在輯錄的文本上屬于原文照錄，但在輯錄的順序上較《容齋隨筆》原載之次第略有變化，最明顯的調整之一就是將《容齋三筆》卷八中“四六名對”“吾家四六”兩條置于開篇，即將洪邁所論四六的核心論點特提于前。謝無量在《駢文指南》中論及宋代四六言曰：“顧宋世獨有譏評四六之書，如《四六談麈》《四六話》之類，有一二警句切對，即膾炙人口。茲錄洪容齋所記一條于此?！盵11]不列謝、王二書之例而獨舉《容齋隨筆》“四六名對”一條，也正是抓住了此條之于把握洪邁駢文觀的重要作用。

三、單輯本四六話與《容齋四六叢談》的成書意義

作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形式，文話在宋代的興起標志著中國文章學的成立。狹義而言，此時的“文話”主要以論古文為主，王铚在《四六話》序言中便有“其詩話、文話、賦話各別見云”[12]的表述，說明在時人的認識里文話與四六話有著不同文體之別，目前所見最早以古文為中心的文話當屬陳骙的《文則》，就時間而言其問世也在《四六話》以后。但就“文”的廣義來看，文話的實質是話“文”，四六話則可以視作文話的一個旁支。奚彤云《中國古代駢文批評史稿》將宋元四六話分為三類⑥：以《四六話》《四六談麈》為代表形式相對隨意的個人札記型評述；以《辭學指南》《文筌·四六附說》為代表有統一主旨貫穿其中的片段論述組合；再有以《云莊四六余話》《容齋四六叢談》為代表對筆記小說中的四六批評條目加以結集。這樣的劃分是合理有據的，倘若我們把第三類進一步細分，則可又見小類：即以《云莊四六余話》為代表結集眾書合編一冊，可稱為“匯編本”；以《容齋四六叢談》為代表將單獨某一部著作作為特定對象進行摘編，權且可稱為“單輯本”。由上可見《叢談》在宋代文話中所處的定位即是單輯本的四六文話，那么這種單輯本文話的成書較之于其他文話有何特殊之處呢？筆者認為，《叢談》作為單輯本文話的代表，其成書意義彰顯于以下三個方面，分而論之。

第一，從輯錄文本來看，《叢談》具有更為可靠的文獻?？眱r值

資料匯編式文話往往都由輯者博覽諸家、廣泛搜羅而成，正所謂“百家之雜編別集，盡得遺珠；七閣之秘笈奇書，更吹藜火”[13]，這樣的匯編過程不僅可以使已經散佚的文獻材料得以保存流傳，同時諸多不同版本的匯編又對同一出處的原典文獻具有?？币饬x。作為單輯本的《叢談》與其他匯編本相比在收錄的文本內容上存在著不同，這一點可以從具有同源性質的不同輯錄體著述角度進行考察。古代駢文批評從《容齋隨筆》中輯錄條目的非獨《叢談》一家。宋代當朝而言，阮元《揅經室外集》對楊囦道《云莊四六余話》評價甚高，認為其“持論精審，固習駢體者之所必資也”[6]1857，楊著所輯條目出處來源以《叢談》為最多，總計16 條，可以分為原文照錄與部分刪改兩類：

輯錄方式輯錄篇目⑦原文照錄貞元朝士，表章用兩臣字，劉夢得謝上表，用人文字之失，徽宗薦嚴疏文，唐世辟察佐有詞，忠宣公謝表，用柰花事，黃文江賦，天生對偶部分刪改龍筋鳳髓判，李元亮詩啟，吾家四六（分為五則），四六名對（分為兩則），君臣事跡屏風，詩文當句對

及至清代，南昌人彭元瑞“博覽群籍，凡有關于宋人駢體者，遍加捃采……片辭只句，菟括無遺”[14]，取169 種文獻爬羅剔抉，摭出829 條輯為《宋四六話》12 卷，其中有13 條輯自《容齋隨筆》，亦可分為原文照錄與部分刪節兩類⑧：

輯錄方式輯錄篇目原文照錄吾家四六，用柰花事，表章用兩臣字對，劉夢得謝上表，四六名對，經句全文對部分刪節李文正兩罷相，文書誤一字，用人文字之失，忠宣公謝表，先公詩詞，擒鬼章祝文，一百五日

可以看到，無論是《云莊四六余話》抑或《宋四六話》都在輯錄過程中對《容齋隨筆》部分原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刪節甚至是改動，如此做法或許與楊、彭二人廣羅眾書過程中考慮到條目篇幅、輯錄體例等因素不無關系，但其結果也就使得文本或多或少與原典文獻存在偏差?！秴舱劇分灰浴度蔟S隨筆》一書作為專門的輯錄對象，較之二者不僅輯出條目數量更多，而且各條文本內容完整，保留了所輯條目的原始面貌。無須諱言，《容齋隨筆》原書在后世的完整保存一定程度影響到《叢談》如今的文獻價值，但反向視之，若原書殘佚，在文獻?？币饬x上《叢談》則必然會成為更為可靠的參照。

第二，從輯錄方式來看，《叢談》以四六作為對象分別體現著者與掇者的文體批評意識

眾所共知，以某一文體為導向對《容齋隨筆》進行輯錄，除《容齋四六叢談》以外另有《容齋詩話》一部。筆者對于《四庫全書總目》言及《叢談》“疑與《容齋詩話》為一手所輯”持商榷態度⑨，二書的輯錄年代與掇者自始至終都是懸而未決的疑問。學者多言《叢談》為后世掇者摘洪邁《容齋隨筆》中論四六之言而成，如郭紹虞《宋詩話考》言：“此詩話（筆者按：《容齋詩話》）是后人于《容齋五筆》中輯其論詩之語，以別成一編者。別有《容齋四六叢談》一種，亦如此?！盵15]當今言及宋代四六批評的著述中對于《叢談》亦均以“后人”“后世”模糊處之，“后人”為何人確難稽考，筆者遍覽載有《叢談》古之文獻目錄，皆只署洪邁之名而不記其掇者⑩。

《叢談》對《容齋隨筆》的輯錄有數則摘自《容齋五筆》的條目，易知其輯錄時間最早應在《容齋隨筆》五部完整成書之后。宋元諸如《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等均未見有《叢談》書名。筆者目之所及《叢談》之名最早當見于明末清初王道明《笠澤堂書目》與曹溶《學海類編》?，可知其書最遲在晚明以前業已編成。對于其間四百年的時間跨度，結合古代駢文理論發展史歷時的角度來看，分別具有不同層面的意義：

若此書輯錄于南宋，則說明四六話在興起之初便已經具備了原創體、匯編本與單輯本等不同的成書形式。單輯本以一人著述為對象從中進行專項文體輯錄，首先可以直觀呈現專題內容以避翻檢之勞，更重要的是能夠由此體現著者與掇者雙重的批評思想與文體意識，此論在前兩章對掇者輯錄的考述過程以及對洪邁四六觀的分析中已做詳盡說明，茲不贅述。若輯錄于元至晚明以前則另引深思，詩歌作為歷代從未遠離文學創作中心的主流體裁，在詩話批評興起以后的任何時期像《容齋詩話》這樣對其進行單類文體輯錄都并不難理解，那么在屬于駢文創作以及批評相對宋、清兩朝而言處于低潮的元明時期，出現以駢文相關批評作為專門對象的輯錄，在散文復古與反復古的時流湮沒下依然還能進入到批評家視野，這一現象本身而言就已帶有其特殊意義并值得加以關注。

第三，從輯錄結果來看，《叢談》是由說部隨筆析出“別為一卷”的獨立文論專著

以一部說部性質的隨筆式著作作為原典，析出其中論及文學的部分進而形成文話，此類著述在文話的形成類型中占有一定數量，僅《歷代文話》收錄的以宋代說部作為原典文獻就有如《履齋示兒編·文說》《浩然齋雅談·評文》等多部。此類輯錄雖與《叢談》來源于同類著述但同中有別，因為其原典本身便已經具有關于不同文體評論的分類體例，析出的方式是由書中完整截取其中專論文學的章節，并未有“精挑細擇”的過程，也未獨立成冊命名，因而究其形成的性質而言并不屬于獨立著述，自然也難在目錄文獻中占有一席之地。

洪邁《容齋隨筆》涉及內容極廣，上自朝廷典章制度、經史諸子之言，下至山川風物、詩詞文翰、文人學士瑣事逸聞，無不記載，是考辨為主而雜采瑣事類筆記的代表作。明人李瀚為《容齋隨筆》作序充分肯定此書的價值，稱其“可勸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廣見聞，可以證訛謬，可以祛疑貳，其于世教未嘗無所裨補”[4]984，《四庫總目提要》更是給予“南宋說部，終當以此為首焉”[2]1020的評價。就容量而言，《容齋隨筆》要遠遠大于先前提到的其他隨筆類著述。就體例而言，《容齋隨筆》以時間為序，并無體例可循。因此，《容齋四六叢談》的成書是由說部性質的隨筆式著作經過掇者以四六條目為選錄對象，所形成的一部具有獨立書名的四六批評專著。

這樣的成書形式不僅在四六話中，在所有文話中亦是不多見的。自《叢談》成書之后，得以與《容齋隨筆》同時存在于古之目錄文獻記載之中。今人論及宋代四六批評著述，專列《容齋四六叢談》作以敘錄而不再以《容齋隨筆》泛談，不僅說明《叢談》的成書得到普遍認可，也凸顯出其作為單輯本四六文話在宋代四六批評中的地位。

四、結語

綰結而言，宋代四六批評作為整個古代文學批評中一個關注度相對不足的領域，其研究對象就專著層面主要著眼于《四六話》《四六談麈》這類由原創性批評著述，從而使得輯錄性批評著作常遇旁置。輯錄性著述的廣泛存在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現象，《叢談》由《容齋隨筆》按照一定原則裒輯四六摘句與文評進行匯編，雖然并未完整輯錄《容齋隨筆》所涉四六條目，但輯錄數量已屬最多，各條文本內容完整，總體而言把握了《容齋隨筆》所論四六核心，能夠體現出洪邁在修辭、情采、文體等諸方面的四六批評思想，掇者有意識地對隨筆本身進行繼承整理，展現出一定自覺的批評總結意識，進而使之形成一部具有獨立書名的單輯本四六批評著述，其文獻價值、文體理論內蘊與成書意義值得更多尋繹。

注釋：

①對于《四六話》《四六談麈》兩部著述的專題研究，較有代表性成果如王競.王铚《四六話》與古代駢文理論的發展[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70-76；黃威.《四六談麈》的文學批評價值［J］.求索，2012（10）：139-141；李建軍.謝伋《四六談麈》考論［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2（11）：49-53；莫道才.“伐山”“伐材”之喻與“生事”“熟事”之法——王铚《四六話》的駢文典故理論探析［J］.中國文學研究，2015（2）：29-33；劉瀟瀟.宋代有關駢文研究三部著作考索［D］.大連：遼寧師范大學2012 年碩士學位論文；吉昊.王铚《四六話》研究［D］.太原：山西大學2013 年碩士學位論文等?？傮w而言對于二書的研究已經積累一定數量，研究角度也涉及版本梳理、四六形式特征探討、作者批評思想詳析、著述價值意義總結等方面。

②如曾棗莊. 宋代四六創作的理論總結——論宋代四六話［J］.古籍研究，1995（2）：58-64；施懿超.宋四六論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奚彤云.中國古代駢文批評史稿［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譚家健.中華古今駢文通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等。以上涉及《容齋四六叢談》大都以敘錄形式與《四六話》《四六談麈》并列，以少量篇幅對該著作概而敘之，進行包括作者、版本、體例、主要論點等方面的簡介，所述內容大體趨近。

③洪邁《容齋隨筆》相關研究已較為全面，所憾涉及洪邁四六批評方面的專題成果僅見于景祥《容齋隨筆》中的駢文批評［J］.社會科學輯刊，2012（6）：219-225。該文著重從四六創作方法、思想內容、體制、創作主體及文本角度分析了洪邁對于四六的態度與見解。

④筆者認為駢文與辭賦并不是同一個體系內的文體分類標準，駢文是從語言修辭角度劃分出的文體概念，具有獨特的包容性，語言修辭上的“駢化”可以覆蓋的是包括賦在內從文學體裁角度所劃分出的各種文體。賦雖然經由兩漢散體賦、六朝駢賦、唐代律賦、宋代文賦的整體演變，只要在語言形式上兩兩對仗形成一定數量的駢句，即使是創作要求更加嚴格的律賦，只要達到對偶條件也應該視為駢賦的一種亞型。

⑤68 則之中惟“四六之工，在于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謝伋.四六談麈［M］//王水照.歷代文話（第一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34）一條純為個人見解，未及唐宋之人與摘句。

⑥可詳參奚彤云.中國古代駢文批評史稿［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70。

⑦《云莊四六余話》與后文所涉《宋四六話》對《容齋隨筆》的輯錄均只摘正文，未載各則題目，所列條目名為筆者為比較之便根據原文內容添補之。

⑧此處“刪節”與前文“刪改”略有不同，楊囦道《云莊四六余話》在對《容齋隨筆》的輯錄中對文本個別地方存在改動，間有自鑄偉詞加以評論，而彭元瑞《宋四六話》對《容齋隨筆》的輯錄部分條目并未全部照錄，而只是節取其中部分段落，但這些段落未改一字，且并無個人獨見。

⑨疑點諸如在輯錄體例上，《容齋四六叢談》輯《容齋隨筆》每則均保留文前題目，《容齋詩話》只錄正文，卻不見《容齋隨筆》原書各則之題。

⑩凌郁之《洪邁年譜》對涉及洪邁作品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察，仍收“《容齋詩話》六卷，《容齋四六叢談》一卷，《容齋題跋》二卷”入附錄“未編年著作”列，并言“以下各書，舊題洪邁撰，然均不見于宋元書志著錄，實為自《容齋隨筆》或《夷堅志》析出別行者”。（凌郁之.洪邁年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16.）

?《笠澤堂書目》于“文史類”記“《容齋四六叢談》一冊”（王道明.笠澤堂書目［M］//錢謙益等.稿抄本明清藏書目三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258.）。清初曹溶所編、門人陶越增訂《學海類編》在“集余三”文詞類同時記有《容齋詩話》與《容齋四六叢話》二書。因二書輯者均由明末跨入清初，生活年代相近，目之所及均無確切的成書年份，故何者為先，筆者弗敢妄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