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景觀三維分析模型調適
——語言規劃的空間凸顯性案例研究

四川外國語大學 閔 杰

1. 引言

語言景觀是社會語言學和語言規劃研究的熱點議題之一,其研究范疇不斷擴大,涉及多種理論。三維分析模型作為語言景觀的重要分析模型之一,在分析維度上融入語言景觀受眾者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倡導量化統計與質性分析結合,在話題選取上關注多語現象帶來的語言活力、語言認同等語言選擇方面的問題,是語言景觀研究中較為全面的分析方案。但是,語言景觀是屬于“某個屬地、地區或城市群中公共標牌之上的”(Landry &Bourhis 1997),該模型在單語語言景觀為主的中國城市語境中存在適應性有限的問題,且對該模型三個維度的整合分析尚存很大討論空間。本文將嘗試調適該模型,并以此對語言規劃的空間凸顯性進行案例分析。

2. 語言景觀的三維分析模型

三維分析模型(以下簡稱模型)來源于Henri Lefebvre的空間生產理論。Lefebvre(1991)將各個群體在相互制約、權衡及追逐各自利益的政治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產物視為空間,認為社會空間是被生產出來的,同時也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再生產的重要載體,并從后現代視角出發探尋空間的社會性和空間得以產生的政治經濟因素。Lefebvre的社會空間概念包括空間實踐、構想空間和生活空間?？臻g生產理論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視角,是城市研究領域中分析城市規劃意識形態和技術的模型之一(Leeman &Modan 2009),成為社會學研究的新熱點。Trumper-Hecht(2010)認為語言景觀也可以參照空間生產理論加以解析:“構想空間”作為政治維度(political dimension),探析塑造語言景觀的不同政策制定者所表達的觀點和意識形態;“空間實踐”被視為語言景觀的實體維度(physical dimension),將語言景觀進行語料搜集和觀察分類,分析其分布規律;“生活空間”被視為體驗維度(experiential dimension),考察語言使用者對語言景觀的態度、理解和接受程度。

模型將語言景觀參與者與語言景觀本體緊密結合起來。Backhaus(2007)指出語言景觀的分析應探索“由誰設計”與“為誰設計”,即語言標牌的參與者問題。模型將負責生產和分配語言景觀的參與者視為語言政策制定者,通過政治維度來探析語言景觀設立背后語言政策制定者的意識形態,并以實體維度分析語言景觀標牌的分布情況和凸顯性(visibility)表征來佐證。例如,Ben-Rafaeletal.(2006)和Trumper-Hecht(2010)在上拿撒勒等以色列多語城市中從實體和政治維度出發,聚焦民族語言群體之間權力斗爭的焦點場所,探究了特定群體希望在公共空間中保持特定語言、占據主導地位或獲得一定的凸顯度而做出的努力。在語言的權力關系作為社會背景的前提下,語言符號的實體維度檢驗可以反映群體之間的權力平衡;語言結構原則分布描寫有助于幫助理解政治維度層面的意識形態如何呈現。語言景觀某種程度上成為隱性影響、操控并強制推行語言政策的機制或抵抗語言政策的工具,在語言作為社會、民族或種族身份象征的社會語境下尤為如此。在參與者中的受眾方面,Trumper-Hecht在先前實體和政治維度分析的基礎上,借助 Lefebvre的生活空間概念,為語言景觀分析加入受眾者體驗維度,并以此探尋以色列多語城市中人們對阿拉伯語語言景觀的感知和態度,從而完善了語言景觀參與者分析維度。

模型被用來進一步深化語言景觀分析維度的同時,其研究范式繼而影響到后續的實證研究。在實體維度層面,模型以多語環境下的語言選擇作為量化統計的對象,探究不同語言的分布情況來考察其凸顯度,并考慮到語用、讀者等變量因素(Spolsky 2009),且實體維度先量化統計再質性分析是比較合適的,如Lou(2012)對華盛頓中國城的雙語語言景觀研究中,在模型的實體層面先統計英漢雙語標牌的語言以及字體、顏色、置放、凸凹等語言呈現方式的選擇與分布情況,再探討其背后的創設機制及意圖。在政治維度分析層面,Wang(2015)運用模型分析日本高校校園公共場合中所規定使用的多語語言景觀,并將學校的政策與管理文件作為政治維度的分析依據。體驗維度分析受眾者對語言景觀的感知和態度,特別體現在調研受眾者對不同語言的顯性權勢或隱性地位的感知以及通過配對變語法等調研法考察受眾者對語言變體或外來語等的語言態度(如Aiestaranetal.2010)。正如Shohamy (2006)所指出的:語言景觀作為一種語言政策,用以控制公共空間,并延續特定的語言意識形態以及語言地位。研究者往往將語言景觀置于語言政策的背景下討論多種形式語言的動機、用途、意識形態和競爭問題(Gorter 2013)。模型在此基礎上的“體驗”維度貢獻,則是在語言景觀本體凸顯性作為考察標準的同時,加入凸顯性背后的政治成因探究,補充語言景觀受眾者對語言景觀凸顯性的評價與態度分析,形成三維模型的整合。

近年,國內學者也將模型引介并開展實證研究(如白麗梅 2018;曹進 2018;單韻鳴等 2022)。雖成果豐碩,但囿于模型在語言政策不甚明朗、上下政策差別較大、異質多語的言語社區語境下的研究傳統,其在本土化實證研究中的適應性有限:首先,研究視角存在局限性。這些研究雖兼顧到模型的三個維度,但大多數研究僅將研究對象局限于多語語言景觀中(如付文莉 2019;張琳 2019;孫悅 2020;崔騰江 2021),使得在宏觀語言政策較為明確的中國城市語境下更具有廣泛性和代表性的單語語言景觀能否運用模型展開分析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其次,分析維度存在割裂?，F有研究多是在實體維度對多語語言景觀的分布進行量化統計和質性描寫,而在體驗維度卻圍繞語言景觀的信息功能、設計樣式乃至語言景觀的場所體驗開展訪談(如隋華、成睿思 2017; 楊金龍等 2018;聶平俊、劉宏剛 2019;付文韜 2021;陸瑞璐 2022),并未體現出模型按照語言景觀的選擇原則發掘標牌的凸顯性表征,并以此作為體驗維度分析標準的核心理念,使得訪談設計對實體的針對性不強,實體與體驗存在割裂,弱化了模型的整體解釋力。語言景觀標牌是經人為選擇塑造而呈現凸顯性表征的,而凸顯性表征關乎標牌的量化統計或質性描寫的數據意義,以及體驗分析的解釋力問題。相較于多語語言景觀以量化統計和質性描寫分析不同語種的凸顯度占比以及編碼等其他凸顯表征,并圍繞這些凸顯性表征開展體驗維度調研的研究傳統相比,如何以中國城市語境特點發掘凸顯性表征,特別是范圍更廣、更具有代表性的單語標牌,進而充分發揮三維模型的解釋力和適應性還值得進一步討論。

語言政策的根本問題是語言選擇問題,不同層面的語言選擇為語言景觀帶來不同的凸顯性表征。模型如何根據語言景觀標牌的特性來調適,從而增強解釋力與本土化適應性,進而充分發揮其整體分析功能呢?我們嘗試從三個方面進行回答:語言選擇的分析可以根據語言景觀標牌的特性而決定,如語種選擇、語用選擇等,同時結合標牌創制者的政策意圖來統計并描寫其凸顯性表征更能發揮模型實體維度更強的解釋力;體驗維度的調研設計應以實體凸顯性不同而異,以便探明受眾者對語言景觀背后語言政策創設意義的感知與態度,更好地了解語言景觀受眾者的語言實踐行為;受眾者的感知與態度也有可能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影響政治維度,改變標牌創制者的創設機制及政策意圖,進而完成三維模型的閉環分析,充分發揮其整體分析和解釋功能。綜上,我們對三維分析模型做出調適(以下簡稱“調適模型”,如圖1所示)。相較于先前研究范式,調適模型嘗試將單語語言景觀的凸顯性表征納入分析模型,并以其作為貫穿三維分析的研究對象。下文以此模型進行案例分析。

圖1 調適模型

3. 路名規劃的空間凸顯機制案例分析

出現在公共路牌、廣告牌、街名、地名、商鋪招牌以及政府樓宇的公共標牌上的語言都屬于語言景觀的研究范圍(Landry &Bourhis 1997),因此路名也是語言景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在國家宏觀語言政策較為明確的城市語境中,西安路名標牌多以典型單語語言景觀為主,輔以漢語拼音的方式呈現。作為“一帶一路”起點城市和世界歷史文化名城,西安路名標牌不僅是城市道路的文字標志和文化載體,也凸顯出城市空間規劃的縮影,這一點引起我們的注意。案例研究以西安市雁塔區的街道路名標牌為取材對象。雁塔區位于西安市南部,轄區范圍東至浐河東路,西至富源五路附近,南至航天大道,北至昆明路及二環南路(如圖2所示),下轄小寨路街道、大雁塔街道等10個街道辦事處,擁有西安高新技術開發區等國家級開發區,經濟實力強勁;全區有55所高等學府和科研機構,科教實力雄厚;有大雁塔、曲江池等眾多名勝古跡,人文歷史底蘊豐厚。統計通過2020版《西安CITY城市地圖》以及高德、百度和谷歌等電子地圖對路名數據進行搜集、核實并驗證,并針對特定研究需要赴實地調研,確保數據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調研共搜集路名475條。(1)統計日期截至2022年6月。統計路名不包括城市輔道、數字編號為專名的鄉道村道、單位內部道路以及尚未正式命名的臨時編號道路。

圖2 “兩翼”、雁塔中部區、高新區和曲江新區區域劃分圖

3.1 體裁選擇下實體的空間凸顯表征

我們引入語言景觀的體裁概念開展實體維度下的語言選擇分析。體裁不僅是特定類型的文本,而且是高度結構化和常規化的“交流事件”,可以告訴我們“不同類型文本的社會功能”(Jones 2012: 8) ,“將人們與某些活動、身份、角色和責任聯系起來”(Jones 2012:10)。公共空間的所有符號可選用多種符號資源或意義創造的手段創造不同的體裁(genre),將符號與材料建立聯系即是將具有不同形狀、重量和密度的材料轉化為符號學意義創造材料的過程(Jewittetal. 2016)。語言景觀作為公共空間的一種符號,其標牌創立者使用不同符號資源作為語言呈現方式創造出不同體裁,使其成為社會關系、實踐和機構監管的一部分。因此,諸如街道名稱標志之類的符號體裁可以被視為一種規范系統,在符號資源參與者交流時建立起文化及歷史上的特定關系(van Leeuwen 2005: 128、278)。對此,J?rlehed(2019)歸納出符號置放(字體的形狀、大小、分布等)、字體顏色、語言編碼(單語或多語)、語言內容(linguistic content)以及視覺圖形元素等符號資源作為塑造語言景觀體裁的方式,并認為語言景觀的不同體裁可以產生不同的用途,進行語境化分析可以揭示其不同意識形態。

數據考察得知,雁塔全區道路基本采用“專名+通名”模式命名(2)根據《導則》,通名按照道路的長寬尺度以“路”“街”“巷”“道”或“大道”等為通名,因此通名僅代表道路丈量尺寸,不具備本研究中的凸顯性意義概念,故不納入本文的分析內容。。作為自上而下的官方語言景觀,在宏觀語言政策較為明確的城市語境中,路名標牌整體呈現漢語為主、拼音為輔、統一的字體顏色和符號置放等符號資源表征,給受眾者帶來規范整齊的視覺圖形元素體驗(圖3)。

圖3 雁塔區路名標牌規制

從現有路名的專名系統綜合分析來看,我們在東西兩翼區域(魚化寨與等駕坡丈八街道)、高新區、曲江新區和雁塔中部四個區域的專名語言內容中,還按照城市發展的空間規劃分別聚合了村寨聚落、區域特色產業、人文景觀、文化教育的相關專名內容,體現出語言內容作為符號資源塑造不同體裁,進而由體裁選擇的不同產生空間凸顯性效果。為具體呈現空間的相對凸顯性占比,我們進行了兩步統計:首先統計全區475條路名專名的不同體裁選擇占比情況,我們將具有上述體裁選擇的路名專名作為體裁選擇標記的路名標牌,將其他不具備上述特征的路名作為非體裁類進行標記(下頁表1所示);進一步將上述四類體裁選擇的路名標牌做定位統計,考察區域分布,探明不同體裁路名的區域占比情況(如下頁表2所示)。結合表1和表2的統計,我們發現路名專名的體裁選擇具有區域聚集的表征,呈現出不同區域的空間凸顯性:區東西兩翼中,西翼(圖2①區)處于魚化寨丈八區域(東至丈八北路,西至云水一路,南至錦業三路,北至昆明路),東翼(圖2⑤區)處于等駕坡區域(東至河濱大道,西至長鳴路,南至南三環路,北至咸史路)。雖然雁塔全區共有98處以村寨命名的路名,但其中東西兩翼村寨路名群有45處,占比接近半數,特別在拆遷新辟的道路命名中,相較于其余村寨路名的分布情況,村寨名作為語言內容的選擇傾向更加顯著(如岳家寨路、榮家寨路位于曲江新區,小寨路位于小寨商圈),此區域村寨體裁命名選擇下的空間凸顯性高。東至永松路—電子正街,西至丈八北路,南至南三環路,北至二環南路,屬于西安市高新技術開發區,是國家級先進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圖2②區)。作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基地,匯集高新技術企業達一千多家,路名群也以“高新”“電子”“科技”以及“科創”等語言內容作為專名,共計52條,特色產業體裁命名選擇下區域規劃的空間凸顯性很高。曲江新區東至長鳴路,西至翠華路—雁展路—長安南路,南至雁翔路,北至小寨東路—雁塔北路—二環南路(圖2④區)。該區域雖然也曾因村寨拆遷而遺留大量村寨路名,如以黃渠頭村而得名的黃渠頭路,也有部分體現文化教育的路名,如毗鄰西安交通大學曲江校區的交曲路,但同時,22條人文景觀體裁選擇下的道路名稱占比超過一半,如青龍路(3)青龍路以青龍寺為名,寒窯路以寒窯遺址公園為名,杜陵西路以杜陵為名。、寒窯路以及杜陵西路等,鮮明地呈現出該區域“文旅融合”指導下的空間發展定位,凸顯區域特色。北至二環南路,西至永松路—電子正街,東至雁塔北路—翠華路—長安南路,南至南三環路,是雁塔區傳統的中心區域(圖2③區),位于全區中間部位。該區雖散布諸如小寨路、吉祥路等村寨路名,也存在如興善寺街等人文景觀路名,但以文化教育體裁為主的路名群最具有凸顯性表征。在雁塔全區所統計的29條教育選擇體裁下的路名中,該區域內諸如育德巷、師大路、文思巷、育才路、昌明路(4)育德巷毗鄰西安交通大學雁塔校區;師大路毗鄰陜西師范大學雁塔校區;文思巷和育才路毗鄰長安大學雁塔校區;昌明路毗鄰西北政法大學雁塔校區。等共計12條路名群占比近一半,符合該區域近年來發展陜西師范大學文化創智板塊的區域發展規劃。綜上,路名專名受到或反映城市發展規劃的影響,其語言內容為語言景觀標牌帶來不同的路名體裁聚類,進而凸顯出不同區域的空間表征。下文將從政治維度分析不同區域中城市規劃的凸顯性導向作用。

表1 路名標牌標注統計

表2 體裁選擇標記與各自區域內體裁路名占比分布統計

3.2 區域空間規劃的政治維度分析

路名作為自上而下官方規劃的語言景觀,官方的法律法規文本及相關規劃文件是切入政治維度分析的最直接材料。在國務院《地名管理條例》、《陜西省實施〈地名管理條例〉辦法》、《西安市地名管理實施細則》等文件整體指導下,為規范地名管理工作,提高道路命名工作的科學性、嚴謹性,進一步提高工作效能,西安市2019年出臺了《西安城市道路命名導則》(以下簡稱《導則》),其中規定了西安城市道路命名由各區民政部門擬定,報市地名委員會審批。路名命名需經過實地踏勘,擬定命名方案,社會公示征求意見,以及部門會商、專家評審,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群眾代表參與論證等工作環節?！秾t》以下條例明確規定道路命名的遵守原則:

第五條 道路命名,其專名應當遵守以下規則:

采詞應堅持與時俱進,服務于國際化大都市建設,體現時代精神風貌。為保護、傳承歷史地名,應尊重當地歷史文化,充分挖掘地名歷史文化內涵。

在所搜集的路名中,路名專名體現當地歷史文化或時代變革的同時,還受到近年來西安國家中心城市和國際化大都市建設定位所帶來的城市規劃影響,如《西安市雁塔區商貿綜合體五年發展規劃白皮書》中“兩翼騰飛”區域發展原則是將區東西“兩翼”的魚化寨和等駕坡兩大傳統村寨區域作為重點拆遷區域,拓展城市發展空間;《雁塔區主導產業扶持政策》的教育產業培育是將區中部高校集合區規劃為教育培訓產業區域;《西安高新區發展總體規劃(2011年—2030年)》和《西安曲江新區關于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修訂版)》將科技產業和文旅融合產業確立為雁塔轄區的兩個子區域發展方向。上述文件所帶來的政策方針在“兩翼”(魚化寨與等駕坡丈八街道)、雁塔中部區和高新區、曲江新區的四個區域(如圖2)呈現出鮮明的路名聚集特色,特別是在新辟道路命名中體現了上述政策的區域空間規劃導向。

3.3 指路游戲中的體驗維度分析

在政治與實體維度的討論后,我們將目光聚焦在路名受眾者的體驗層面。本部分研究中,我們參考社會語言學家Labov經典的快速匿名調查法并將其加以改造,設計一個“指路游戲”用于獲取體驗維度的調研數據。該方法的優勢在于,能在受眾者未覺察到被調查的前提下、于相對自然的語境中較真實地搜集數據,且方位考察能夠較為深入地了解受眾者對路名語言內容的空間凸顯性感知情況。調查過程中,根據實體維度的體裁標記情況,調研組成員按照不同區域中相應體裁的路名和該區域的非體裁標記路名展開調研,對相應路段周邊的路人進行二段式詢問,如在高新區域設置如下問題:“請問科創路(體裁標記路名)和白沙路(非體裁標記路名)怎么走?”若被試可以答出兩者,則分別追問一個體裁標記與非體裁標記路名;若被試僅能回答其一,則按照所回答的路名類型追問同類路名一個;若被試對兩類路名均無法作答,則不納入有效統計。上述設計旨在誘導出路名受眾者對同類體裁路名空間凸顯性的關聯感知情況。調研情況明細如表3所示。調研發現,受眾者對區域體裁路名凸顯性關聯感知度較高,如教育體裁路名的受眾者會反饋“昌明路在西外旁邊,師大路在師大旁邊”、人文景觀體裁路名受眾者則會做出“寒窯路連接曲江池東路和南路,都在曲江池東側”等回答,而對非體裁標記路名的方位關聯度感知程度相對較低,體現出路名規劃中的空間凸顯性給語言景觀受眾者帶來的感知效果。

表3 體驗維度調研及關聯度感知統計明細

受眾者對路名規劃的態度也可以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影響或改變標牌創制者的創設機制。在調研過程中,除誘導受眾者的路名空間感知信息外,我們還在攀談中獲得部分受眾者對路名規劃態度的額外信息。如沈家橋四路(5)沈家橋路毗鄰西安市南三環,因其周邊由南、北沈家橋村拆遷改造而來,故以此為名。周邊的居民表示,因該路與已命名的沈家橋一路至沈家橋三路平行且在同一區域內,周邊原住村民已習慣稱其為沈家橋四路,故上級部門為尊重群眾意愿,在近年規劃中將此路命名為沈家橋四路;曲江區域的金陽路改名為春臨三路后,因新的路名規劃導致周邊居民的身份證、戶口本、房產證、營業執照等變更,為此受眾者對該路名規劃的態度持異議,進而引起相關民政部門的注意并正在開展該路的后續調研與道路更名的討論,體現出體驗維度對政治維度的影響。

4. 討論

本文運用調適模型對路名規劃的空間凸顯機制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調適模型對中國城市語境下的語言景觀凸顯性研究有更好的適應性,且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調適模型在該方面研究的合法性。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調適模型不僅可用于多語語言景觀的分析,也對單語語言景觀有較好的適應性。目前學界的語言景觀研究,視角上比較倡導關注社會語言學層面上的問題。正如該領域學術陣地《語言景觀》(6)《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為語言景觀領域研究?？?目前由Elana Shohamy教授擔任主編。創刊詞所言:語言景觀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公共場合中展示的多種形式語言的動機、用途、意識形態和競爭。上述出發點無疑為語言景觀這一研究領域的開拓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特別是該領域研究者最樂于從事的語種、文種的統計考察。但隨著語言景觀研究范圍的擴大以及更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單語語言景觀的普遍性,如何運用調適模型探尋語言景觀中不同類型的凸顯性機制,本研究嘗試做出了回答。

第二,調適模型不僅關注語言景觀的設立者與受眾者,也挖掘兩者關系探究所帶來的模型整體分析功能的潛力。尚國文、趙守輝(2014)指出,“語言景觀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實踐,不是簡單、靜態的語言現象,而是一個管理機構、讀者、標牌制作者、所有者多方互動的話語過程”。調適模型在實體維度依照語言景觀的特性考察其不同的凸顯性表征,在體驗維度依照凸顯性表征設計感知和態度的調研標準,并嘗試將受眾者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影響或改變標牌設立者的創設機制及政策意圖作為政治維度考察的一部分,從而完成三維模型的閉環分析,充分發揮其整體分析功能。實體維度表征在受到政治維度影響的同時,也可以通過體驗維度的感知和態度影響或改變凸顯性的創設意圖,為語言政策與規劃帶來更好的改進(Han &Wu 2020)。

第三,在合法性方面,調適模型在遵守語言選擇原則的基礎上,擴大了凸顯性的外延。語言政策的根本是語言選擇問題,而公共標牌是語言選擇的呈現機制之一(Spolsky 2009)。相較以往的語種選擇、編碼選擇等研究傳統,運用調適模型的案例研究從不同語言內容中的體裁選擇展開分析,嘗試挖掘較為一致規范的單語語碼凸顯性所帶來的意義。此外,量化統計與質性分析結合的研究范式保證了分析的客觀性與解讀的充分性,而相對凸顯性占比的差異分析使得樣本量無須追求大數據語言景觀考察,更側重數據相對性占比所帶來的社會語言學意義。

5. 結語

社會語言學重視語言現象中的不同變體,探討哪些社會學屬性或因素造成了變異以及這些差異性帶來的社會學意義。作為社會語言學的熱點議題之一,多元化的語言景觀具有哪些不同的凸顯表征,不同的凸顯表征是由其中哪些變體的差異性所導致,這些差異性又帶來什么樣的社會意義,本文僅以案例略做探討,還需今后深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