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視閾下聯村發展模式創新

郭晉萍 曹斌

摘 要： 以甘肅C地和山西J地為例，分析了共同富裕視閾下不同產業發展階段聯村發展模式的共同特征及其差異。研究發現，當前各地聯村發展模式具有鎮鄉導引、強村帶弱村和聯村黨建的共同特征，但是受到產業發展不同階段引發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不同訴求的影響，聯村發展模式表現出明顯差異，即處于產業成熟期的聯村發展模式的發展性、共同性、公平性和可持續性都呈現較高的發展趨向，而處于產業投入期的聯村發展在共同性和可持續性方面表現較低。其原因是在共同富裕視閾下，從產業發展到鄉村治理的全領域發展是聯村發展的必然路徑;側重產業發展是條件受限地區聯村發展的優先選項;聯村發展延伸到鄉村治理層面將會進一步保證決策民主性。聯村發展模式是提升村莊組織化的模式創新之一，應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積極培育特色產業，強化黨建引領，完善村域利益共享機制，從而激活集體經濟內生發展能力。

關鍵詞： 共同富裕;農村集體經濟;聯村發展;鄉鎮引導

中圖分類號：F325.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3）05-0129-07

收稿日期：2023-03-08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3.05.13

基金項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項目（2023NFSB03）;中國社會科學院智庫基礎研究課題

作者簡介： ?郭晉萍，女，山西省鄉村振興局高級農藝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學。

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提出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有效激活農村各類資源要素，持續推動農村集體經濟壯大提質，創造條件增加農民收入。但是，據現有對全國10個省、308個行政村、3 833戶家庭的調研，按調查戶計算各村的戶均年收入，最高的10個村與最低的10個村戶年均收入之比高達24.9∶1;即使按戶均收入最高與最低的30個村計算，二者之比仍然達到10.8∶1，村莊分化現象已經相當嚴重［1］。在鄉村振興背景下，長期以來各自為戰的村莊很難滿足村級資源、資金、人才、市場的多重發展要素需求，加之村莊空心化、過疏化、小型化的現實約束，單村發展模式日益面臨重重考驗，迫切需要提升村莊的組織化程度。

近年來，在部分地區出現了聯村發展的趨勢，引起學術屆的廣泛關注。這種新模式打破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行政區劃、行業、所有制的束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資源重新調配，實現抱團發展，形成跨地域、跨隸屬關系、跨所有制、跨行業的集體資產經營模式、產業聯合發展模式和公共服務共享機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2］，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聯村發展研究是近年來鄉村發展研究的熱點之一，研究主要關注聯村發展的必要性、作用、模式和路徑等方面。一是在聯村發展必要性。劉啟英認為，鄉村青年群體的不斷外流致使村莊人口結構呈現出“空心化”狀態，原來氏族和血緣維系的村莊集體意識逐漸式微，鄉村治理的難度不斷增加［3］。田毅鵬認為，在鄉村振興、產業發展、鄉村建設行動快速推進的大背景下，聯村發展打破了單一村莊的發展模式，既保持村集體經濟產權的獨立性和連續性，又注重建立起村莊間產業、社會、文化發展的密切關聯，實現新的歷史條件下村落發展的“升級”［4］。二是聯村發展的作用。李冰等認為，聯村黨委通過先進村帶動后進村，實現了經濟與政治功能的雙重發展與進步 ［5］。高倉健等認為，針對村莊發展的過程中“發展不平衡，后勁不足，單打獨斗多”等問題，“多村聯創”讓村與村通過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抱團發展，激活村莊發展的內生動力，克服發展后期的滯緩問題，有效推動鄉村全面振興［6］。王美英認為，鄉村基層黨組織以組織結構調整和運行機制創新來破解鄉村產業振興中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資源要素流動受制約等問題，通過內外聯結的跨域市場和資源“外溢”推動鄉村產業振興［7］。三是聯村發展的模式。高倉健等認為“多村聯創”是促進鄉村內生統籌發展，推進全域美麗鄉村建設的現實路徑，包含以土地資源共享、公共產品共享為主的資源共享模式，以地理位置互補、產業協同發展為主的優勢互補模式，以“強村帶弱村”、優化產業布局為主的抱團發展模式等多種模式［6］。田毅鵬認為聯村發展主要包括強村帶弱村、聯村黨建模式、以鄉鎮為導引的多村聯建模式、易地搬遷和農民集中居住背景下的聯村行動模式等［2］。屠霽霞認為“抱團發展”的經營新模式有利于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主要包括村村聯合抱團發展、村企聯合抱團發展、“飛地”抱團發展、單位包村幫扶發展等模式［8］。

綜上，目前已有研究認為聯村發展模式既不同于“村莊撤并”，大多以黨組織或地方政府牽頭組織實現，不涉及行政區劃的變動，對農村社會的沖擊較小;不同于以華西村為代表的“村莊自我擴張”模式，不以生產要素和集體經濟全面整合、集中經濟決策權為必要條件，不重新分配土地人力等生產要素，能夠保持現有村級集體經濟獨立。但是，總體來看已有研究的分析角度較為單一，缺少共同富裕視角下的聯村發展模式的靜態對比和探討。研究方法主要局限為單一案例分析或工作報告模式，而案例剖析也主要基于同一地區的典型案例的深入挖掘，缺少對不同區位條件、不同產業發展階段下，相同聯村模式的普遍特點提煉和深入效用評估。本文通過對甘肅和山西處于產業不同發展階段的聯村模式總結，可試圖彌補已有研究的不足。

一、聯村發展模式運行機制分析

本文所選案例甘肅C地和山西J地都采取了聯村發展模式，但由于自然環境、區位條件、產業發展階段不同，在基本條件、聯村方式、聯村特點、目標和機制上顯現出較大差異（見表1）。其中，甘肅C地屬于欠發達地區，產業發展還處于投入期。采取以香菇種植起步早且產業基礎較好的M村為主體，聯合周邊村莊共10個村，集體出資473萬元成立C鎮M村富民產業農民專業合作社（簡稱“合作社”）的方式，強村引領弱村，共同推動鄉村產業發展。山西J地位于具備區位優勢的城郊地區，產業發展處于成熟期。近年來由于煤炭資源枯竭急需轉型發展，故采取了以G村為主，由4個行政村村級黨組織，1個煤礦社區黨支部、1個煤業公司黨委組成聯村黨委的方式。發揮G村的龍頭帶動優勢，以鄉村治理為目標，融合發展、抱團振興。根據調研顯示，在聯村發展模式運行機制方面，甘肅C地和山西J地具有以下特點。

（一）鎮鄉導引

作為我國行政管理體制中最基礎層級，鎮鄉級政府服務水平是帶領村莊發展、推進“三農”建設、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性因素。鎮鄉級政府可以打破傳統農村單村發展模式，突破各村集體經濟的行政區 劃、行業、所有制限制，以超越單個村莊的視野、層級來統一規劃部署聯村發展并敦促聯村各村統一落實，成為跨村聯合實踐的導引者、規范制定者和監督者。

甘肅C地鎮黨委政府針對本鎮距離縣城較遠、人均收入少、集體經濟積累少、實力弱的欠發達地區實際，發揮鎮政府的全面統籌作用，鼓勵開展跨村聯合發展專項行動?；诋數刈匀毁Y源稟賦，明確以香菇種植為切入口，選取本地起步早并且選取產業基礎較好的M村為主體，協調周邊行政村共同參與，采取聯村抱團的聯村發展模式，打造“全縣最大的菌菜生產培育基地”。

山西J地鎮黨委領導有力，針對轄區各村帶富能人少、黨員年齡大帶領群眾增收致富難、各村單獨發展空間窄、產業轉型難等現實困難，選取產業發展特色突出并有發展集體經濟潛力的“基層頭羊”G村為中心建設聯村黨委。由鎮鄉統一協調采取“以點帶面，整體推進，融合發展”方式，自上而下強力推進村村聯建、村企聯建、村社聯建。

（二）強村帶弱村

聯村發展打破單村點狀發展模式，轉變為多村塊狀發展模式，但由于各村基礎參差不齊、資源稟賦存在差異，聯建時各村發展并不平衡，必須發揮強勢村、主體村在多村聯創的過程中發動機、引擎器的作用。通過村村、村企等聯村發展，打通資源、資金、信息、人才等要素流通渠道，強化主體間緊密合作和資源共享，提升各村集體經濟整體發展實力［9］。

甘肅C地地理區位不佳、自然稟賦較差。憑借M村在香菇產業方面的技術、人才、管理經驗優勢因地制宜規劃聯村區域特色產業發展模式。M村吸納弱村共同組建了農民合作社，集中使用世界銀行貸款和各級財政配套資金，提升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弱村可根據出資比例獲得相應出資返還，據統計每年每村可增加村集體經濟收入約9萬元，顯著促進了欠發達地區的村集體發展。

山西J地各村煤炭資源面臨枯竭，處于產業發展轉型期，經濟基礎相對充裕且各村轉型方向不同，優勢產業大相徑庭且難以在產業方面形成合力，但對于構建和諧鄉村具有較強的共同需求。G村在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Z帶領下，先后獲“全國鄉村治理建設工作示范村”“全國文明村”等6項國家級榮譽稱號，具有以先帶后、以富帶貧、以穩治亂的實踐經驗。J地充分發揮強村對整個村社關系網絡的談判力和動員力，采取強村引領、多村資源整合、經濟能人帶動產業發展項目建設。以強村資源輻射改變村級之間發展不平衡狀態，有效地解決薄弱村產業發展水平低、鄉村治理水平低等長效發展難題。

（三）聯村黨建

聯村黨建作為一種黨組織合作方式的機制創新，是聯村發展模式的主要推動手段，為聯村發展模式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組織保障。黨建作為核心引領力量，擁有自上而下的縱向管理權威和區域資源統籌能力，在聯村發展模式下可以實現生產資源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推動聯村發展區域在顯性利益整合、隱性社會關系整合和共享制度整合。

甘肅C地開展以農民合作社為載體的聯村黨建。堅持“合作社建在哪里、黨的組織覆蓋到哪里、黨的工作開展到哪里”，發揮黨支部在產業發展中的“主心骨”和引領作用，在合作社成立黨支部，將有種植經驗、發展意愿的20名年輕優秀黨員聚集到產業鏈。創立“黨員能人組團結對幫帶”模式，設立黨員先鋒崗3個、示范崗5個、責任崗12個，要求黨員承擔產業投入期的沉沒成本，分擔技術風險，鼓勵其優先掌握香菇種植技術，并在菌棒生產、香菇種植、技能培訓、運營管理等環節承擔相關管理職責，促進了特色產業快速壯大、集體收入有效增加、集體成員共同富裕。

山西J地要求黨員統一思想，攜手推進產業轉型和鄉村治理工作，集中掛牌聯村黨委，突出黨建聯抓、治理聯促、人才聯培、發展聯動、資源聯享、服務聯心“六聯”模式，統籌村莊建設、土地流轉、產業布局、基礎設施配套等，變各村“單打獨斗”為共贏發展，實現了聯建村資源效益最大化。聯村黨委堅持在發展思路上引導，在發展模式上創新，在基層治理上借鑒，在發展經濟上互助，在鄉村振興上共促;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共同研究黨建工作，共同開展黨建活動，共同交流黨建經驗。聯村黨委各村黨員在每年“七一”、9月9日、12月26日組織開展三次集體活動，增強黨員之間的聯系，提升黨員活動的影響力。從成效來看，J地聯村黨委成立以來，一是實現了鄉村治理制度共享，復制強村鄉村治理經驗，完善村規民約、自治章程，促進鄉村治理和諧穩定。二是實現了基礎公共服務共享，如籃球場、室內文體活動室等休閑設施在聯建村之間的共享。三是實現了民生福祉共享，如村民、社區居民、礦區居民在就業、上學、就醫、美麗鄉村、社區、礦區建設等方面初步是實現了信息和資源的共建共享。四是實現了產業發展共享，如就業信息、產業體制擴容等方面實現了共同發展。

二、聯村發展模式的差異性比較

聯村發展模式是解決單村集體經濟發展困境、促進區域共同富裕的組織模式創新?？疾炻摯灏l展模式效益，關鍵在于能否有效推動實現共同富裕。關于共同富裕理論，郁建興等認為共同富裕需要體現發展性、共享性、公平性和可持續性的統一，其中，發展性強調經濟增長，共享性強調共同、公平，可持續性則強調發展和共享的可持續性［10］。具體而言，發展性是指狹義的發展，主要聚焦于經濟總量增強能力，從物質角度衡量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共享性包括共同和公平兩個層面，共同層面側重社會、文化、生態等各方面全面高質量發展，公平層面側重完善分配機制，擴大中產階層;可持續性指經濟社會發展運轉良性可持續，具有內生發展動力和能力，不依賴政府等外力支持。下面從推動共同富裕的發展性、共同性、公平性與可持續性四個維度出發，對兩地混合聯村發展模式效益進行比較分析。

（一）發展性比較

發展性方面，甘肅C地、山西J地兩種聯村發展模式都有較好表現。其中，甘肅C地以鄉鎮為主導引導各村以土地、資金等入股建設合作社、種植基地發展聯村農村集體經濟。在M村等5村開展香菇基地建設，吸引集體成員種植，打造標準化程度高、抵御市場風險能力強的利益共同體，逐漸形成了資源共享、風險共擔、市場競爭力強的菌棒大規模生產產業集群。短短的5年內實現了本地區香菇產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轉變。特色產業快速壯大也促進了集體收入有效增加。調研顯示，以年生產150萬棒香菇菌棒為例，每棒銷售價格4.3元，年銷售收入為645萬元;扣除成本492萬元，年純收入為153萬元;按純收入的60％返還各村集體經濟組織核算，每年可增加集體經濟收入91.8萬元。

山西J地聯村黨委統籌村莊建設、土地流轉、產業布局、基礎設施配套，既基于既有產業優勢發展第二產業，又創新探索向第三產業延伸，促進各村以G村為中心在強村、能人的帶動下合作發展果蔬種植、生態采摘、鄉村旅游、教育培訓、鐵鍋鑄造、免燒磚生產線項目等，形成了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各村品牌特色鮮明、集體經濟發展態勢強勁的活躍局面，構筑了“壯大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钡陌l展集群和產業板塊，獲得了超額收益。J地2022年僅G村年集體經濟收入就超過了300萬元，其中承接各類培訓班45期，實現收入150萬元。

（二）共同性比較

共同性方面，甘肅C地、山西J地都是地域臨近區域的跨村聯合，在輻射帶動村集體數量上都相對較少。但在共同富裕共享的領域和維度上甘肅C地明顯低于山西J地。共同富裕的共享既包括集體經濟發展給村民帶來的收入，也包括村民在公共服務上的共享，并且公共服務共享程度受限于集體經濟發展程度。

甘肅C地受限于產業發展基礎，聯村目標主要集中于打造特色產業，聯村模式所建立的社會化服務機制主要聚焦在合作社香菇產業上，側重香菇標準化種植，實施統一規劃、統一采購、統一招標、統一建設、統一標準生產、統一收購、分級銷售的“六統一分”模式，為成員提供產前、產中、產后全方位服務，主要解決集體成員的香菇生產和銷售的后顧之憂。

山西J地聯村目標雖有解決產業轉型的問題，但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廣泛共享。掛牌聯村黨委，構建6個網格黨支部、8個網格黨小組、19個黨員中心戶，實現了3 100戶居民的黨建服務全覆蓋。聯村范圍內服務性設施如黨群服務中心、一站式服務大廳、新時代文明實踐站、社會工作室、社區議事廳以及各種文體娛樂室完備，在就業、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保障完善，如 為60歲以上老人發放養老金、代繳醫保金，實現了資源與服務的充分共享。同時J地村、企、社區“身份多元”的聯建天然也帶有促進城鄉融合、縮小城鄉差距的共同特性。

（三）公平性比較

甘肅C地和山西J地均考慮到村集體經濟發展差距，通過利益聯結分配機制規避“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局面，在公平性上處于較高水平。

甘肅C地通過鎮鄉導引，合作社制定多元利益聯結機制的方式增加村民多元收入，就業優先傾斜脫貧戶，防止收入差距過大。一是增加了成員收入。集體成員按照每棚投入約7 500棒，每棒產香菇0.75公斤，年收入約1.6萬元，通常夫妻兩人可以承包2個棚，即每年收入可突破3.2萬元，遠高于外出打工。另外，合作社建立的菌棒廠，優先吸納建檔立卡脫貧人員在車間工作。在生產線設置務工崗位36個，出菇基地帶動24人就業，人均收入達到1.5萬元以上，對于解決脫貧戶持續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是建立合理的分配機制。農民合作社規定主要按照惠顧額返還，鑒于香菇級別差異將會導致價格差異，合作社采取按勞分配的原則，規定把成員交售的香菇總額按照一等菇30％，二等菇40％、三等菇30％比例計算返還金額，并同時提供技術服務幫助成員提升。三是建立有效的監管制度。合作社每年委托第三方審計部門對合作社財務進行審計，并且在村委會張貼審計結果，讓成員監管，充分賦予成員知情權和監管權。

山西J地特色產業發展基礎較好。按照“行政區域、自治主體、資產產權‘三不變，規劃、部署、落實‘三統一，建賬、核算、管理‘三獨立”的要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建立聯村黨委成員分工負責、定期聯席、輪班辦公、民主議事、民主監督、聯動攻堅等制度。對涉及土地征用、項目實施、資源處置等重大事項，嚴格按照相關聯建村提議、聯村黨委會議動議、鄉鎮黨委審核復議、各聯建村“六議兩公開”“聯村黨委”形成決議的程序民主決策，做到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權，保證村集體經濟之間收益的公平性。

（四）可持續性比較

甘肅C地聯村發展模式主要為了解決產業發展初期沉沒成本較高的問題，但由于市場風險的不可控導致該模式自身面臨的風險較大而可持續性較低。山西J地聯村發展基于產業發展進入成熟期，可持續性較高。

甘肅C地主要依靠吸引財政資金，以完善固定資產建設，發展特色菌菇產業，村集體經濟收益對政府依賴性強。合作社成立以來成為C地重點項目，吸引了大量財政資金快速完成了基礎建設。2018年獲得世界銀行貸款458萬元，國內財政配套資金322萬元。2019年獲得世界銀行貸款和東西部扶貧協作資金89萬元，在M村流轉土地55畝，建設菌棒生產車間、拌料場、冷藏庫和香菇生產基地，并且修建香菇種植大棚30座。2021年再次獲得財政支持532萬元，收購香菇大棚56座和冷庫3間，初步形成了年產150萬棒的產能。由于C地仍局限于第一產業生產領域，產品附加值低且香菇供給總體過剩，市場價格波動較大［11］。因為財政資金以扶持固定資本為主，但隨著產業規模的擴大更多需要短期流動資金支持，而脆弱的鎮鄉經濟難以支撐合作社采購資金，會導致村集體經濟在內生發展能力上存在極大的短板。

山西J地城郊聯動、村企共建，從形式上打破村與村之間、村社之間、村企之間組織建設“壁壘”，將聯建村、企業優勢“統籌”“捆綁”，整合使用，優勢互補，釋放“1+1>2”的活力。加之自身良好的產業基礎和豐富的村莊精英，J地在以強帶弱的過程中實現了聯建各村都有產業有品牌、都有優越的市場競爭能力和較高的風險防范能力，進而保障村集體經濟收益的持續增長。2022年，J地4村集體經濟收入分別在200萬元、150萬元、90萬元和40萬元以上，集體經濟發展強勁。當然，必須注意J地村莊精英擔任抱團項目運營公司的高管所帶來的政治風險。

（五）綜合比較

通過上述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甘肅C地和山西J地兩地聯村發展模式在推動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各有優劣。其中，甘肅C地還處于產業發展投入期，重視固定資產投入，加之產業發展資金來源于世界銀行貸款和財政扶持，受制于外部壓力需要，建立了公平公正的組織體系。相對而言，山西J地產業發展進入成熟期，更加重視鄉村治理，在實現農民共同富裕方面更為重視共同性和可持續性，相關制度建設有效保證鎮域范圍內的村集體經濟可持續增長。深入比較分析還發現處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兩個地在聯村發展上呈現不同發展狀態（見表2）。

一是在共同富裕視閾下，從產業發展到鄉村治理的全領域發展是聯村發展的必然路徑。雖然受發展階段限制可以優先實現產業聯合，但聯村模式的最終形態必然是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全領域的聯村發展，只有這種聯合才是對促進農民共同富裕最有意義的聯合。產業發展由投入期進入成熟期以后，是否停留在鎮鄉引導依靠政策層面、是否能夠因地制宜的及時調整聯村黨建工作方向、是否在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全領域聯村發展將成為決定模式共同富裕效益的關鍵因素。

二是側重產業發展是條件受限地區聯村發展的優先選項。甘肅C地在經濟環境、制度環境受限條件下，優先發展產業，有效帶動鄉村集體經濟邁出從無到有的跨越式發展。雖然階段性呈現推動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共同性、可持續性“低”的狀態，但對資源條件和發展基礎一般地區開展聯村建設具有啟示意義，說明聯村發展模式需要因地制宜。而山西J地處于產業成熟期，雖然也采取了聯村發展模式，但目的是為了改善產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和發展基礎，在共同性和可持續性方面呈現出更好的評價結果。

三是聯村發展延伸到鄉村治理層面將保證決策民主性。山西G村首創“六議兩公開”模式，明確村級重大事務采取由村民小組提議、村黨支部初議、村“兩委”商議、駐村干部參議、村“兩個代表議事會”評議、村民大會決議議事過程公開、議事結果公開。這種機制倒逼全體村民參與、全民決策包括產業發展在內的各項聯村事務，保障了決策民主性。甘肅C地由于要發展產業，在提升決策效率的同時，難免在個別場合要忽視部分成員的意見，決策民主性方面略有不足。

三、促進聯村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產業發展處于不同階段的兩個案例的對比，闡明了聯村發展模式是提升村莊組織化的模式創新。在分階段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目標下要真正發揮聯村黨建作用，提升村莊造血能力和內生動力，推動鄉村振興，建議如下。

（一）提高發展性，培育特色產業

以鄉鎮作為平臺，立足本鄉鎮產業定位和發展方向，統籌利用各村集體的資源稟賦，協調各村集體經濟聯合發展，形成具有區域特色的規模優勢產業。充分考慮農戶的意愿、勞動能力、投入水平、土地資源等條件，因地制宜精準合理確定本地特色產業發展方向。發展模式要兼顧短、平、快增收項目與長遠持續產業，以發展差異化的特色產業解決短期增收和長期鞏固脫貧成果，有效銜接鄉村振興。

（二）提高共同性，強化黨建引領

充分發揮黨組織的引領作用，不斷豐富聯村黨建在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上的有效舉措，通過資源整合、優勢互補、錯位發展，以聯村發展模式高組織化程度推動資源融合，形成對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建設、社會各項事業等統一規劃、統一部署、統一落實的更高層級力量。聯村運行機制實現黨建工作聯抓、基礎設施聯建、產業發展聯興、矛盾化解聯調、公共服務聯動、發展利益聯享，促進農業發展、鄉村振興和農民富裕。

（三）提高公平性，完善村域利益共享機制

以共同富裕作為聯村的價值基礎，完善聯村發展的規范流程、利益分配、制度安排和相關支持政策，推動農村均衡協調發展，帶動各村整體經濟發展和群眾增收致富，促進聯村各村社會共治、發展共建、成果共享。避免在聯村發展過程中因處置不當造成對聯村發展村級主體和農民利益的損害。要注意引導聯村發展中各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均衡性，也要通過對弱勢村民補助、社會保障以及分紅等再分配形式，保障村民間收入的均衡性。

（四）提高可持續性，激活集體經濟內生發展能力

要注重集體經濟內生發展能力的開發，推進資源統籌、合作打通、人才迸發，不僅僅依賴于上級財政資源“輸血”為村集體經濟收益提供保障。一是拓展合作深度，實現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橫向聯合和聯村集體經濟組織與集體成員之間的縱向合作，提高集體經濟組織的市場競爭力，構建更深層次合作的利益共同體。二是挖掘內部潛力，實現聯建村內部干部隊伍人才資源共享，并把農村中的致富能力強、思想素質高的農民和經營管理能力強、樂于奉獻自我的年輕人充實到聯村發展隊伍里。三是防范化解風險，完善聯村集體經濟管理體制建設，規避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市場、政治、環境風險，實現長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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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Jinping1，CAO Bin2

（1.Shanxi Rural Revitalization Bureau，Taiyuan 030024;2.Institute of Rural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Taking site C in Gansu Province and site J in Shanxi Province as typical cases，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village alliance modes in differ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ages under the vision of common prosperity.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village alliance modes in various regions share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ownship guidance，strong village leading weak village，and the Party building of village alliance.However，influenced by different demand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riggered by different stag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the village alliance mode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commonality，fairness，and sustainability of common prosperity.Specifically，the village alliance mode in the mature stage of industry all shows a high development trend in development，commonality，fairness and sustainability，while the village alliance mode in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 investment shows lower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commonality and sustainability.The reason i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field fro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rural governance is the inevitable path for the village alliances;focusing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a priority option for the village alliances in areas with limited conditions;rural governance of the village alliance will ensure democratic decision making. It is suggested to take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goal，cultivate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building，improve the village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and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rural collective economy;development of village alliance;township guidance

（責任編輯：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