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邏輯理路及文化向度

孫健 何紫菱

摘 要： 鄉賢治村在中國國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基礎，其濃厚的鄉土情懷和豐富的文化資源為新鄉賢入場鄉村治理提供了內生性依據。在經歷傳統鄉賢與鄉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鄉賢與鄉村社會的多維脫嵌后，新鄉賢現已發展成為貫徹落實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力量。新鄉賢在鄉村治理實踐中汲取了傳統鄉賢治村的豐富經驗和卓越智慧，并結合新時代鄉村的發展現實，深入挖掘鄉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邏輯理路，為鄉村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提供了振興范式。在鄉村文化振興視域下，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耦合邏輯不僅能夠拓展鄉村文化發展空間，淬煉鄉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過文化治理的“軟”手段，激發鄉村主體的內生發展動力，助力鄉村文化的全面振興。

關鍵詞： 鄉賢;鄉村治理;新鄉賢;鄉村文化振興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3）05-0012-09

收稿日期：2022-12-12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3.05.02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高校思政課研究專項（22VSZ153）

作者簡介： ?孫健，男，西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一、問題的提出

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現代化需要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環境等多元要素的協調發展與共同繁榮，其中文化是彰顯其“根”與“魂”特質的重要方面。鄉村作為一個國家最基礎的治理單元，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神經末梢”，也是影響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因素。鄉村振興戰略是黨和國家基于我國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之際，根據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總體部署作出的一項關涉“三農”問題的全局性重大戰略安排，其穩步推進可有效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諸要素的融合互嵌。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鄉村治理的成效直接關系到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不僅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也是廣大農民基本利益訴求得以實現的重要前提。鄉村文化能夠彰顯鄉土柔情的詩情畫意與人文關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色”，是農民群眾共有的精神家園，因而，鄉村文化振興是鄉村全面振興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底蘊，是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不可或缺的精神財富。作為鄉風文明建設的推動者與引領者，新鄉賢承載著中華民族深沉醇厚的精神追求，維系著基層政府與農民群眾的親密關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的傳承因子，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須臾難離的文化力量。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一號文件多次提及鄉賢概念，強調要重構鄉村文化，深入挖掘鄉賢文化所蘊含的治理智慧和經驗，充分發揮新鄉賢在新時代我國鄉村治理實踐中的內生性作用。自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創新鄉賢文化”［1］的政策主張后，2016年到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到要發揮新鄉賢文化的積極作用。在國家大政方針的持續關注下，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彰顯。2020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時代精神的新鄉賢文化，發揮其在鄉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保?］新鄉賢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社會中的生動體現，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3］。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特殊地位可以有效整合社會資源，融攝社會多方力量，有助于教化鄉里、涵育鄉風，推動鄉村文化建設。

當前，學界關于新鄉賢與鄉村治理關聯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個方面。一是基于文化功能主義視角的研究。一些學者認為由于新鄉賢嫻熟特定區域鄉村文化的精神實質，為他們創造契機參與鄉村治理有助于傳承和弘揚鄉賢文化精神，重振鄉風文明秩序。如蕭子揚等論證了將新鄉賢視作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主體力量之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4］;周瑩分析了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角色定位，認為新鄉賢既是村“兩委”的輔助者，也是村民利益的維護者［5］。二是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困境研究。一些學者基于個案從地方鄉村治理實踐中探索新鄉賢參與其中所面臨的困境。如王琦認為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存在著“內生性權威不足”“權力主體能力有限”等問題［6］;吳蓉等指出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面臨著“自主與體制邊界不清”“積極參與和實際反差”等挑戰［7］;白現軍認為隨著人口規?；鲃?，以新鄉賢為代表的鄉村精英單向度流出，內生權威缺乏，而基層治理不善，這對鄉賢文化的生成和傳承都形成極大挑戰［8］。三是關于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路徑的研究。一些學者認為新鄉賢具備“現代性”因子，可以在鄉村治理方面探索一條匯集“新鄉賢精神”的治理之路。如韋統義等認為新時代的鄉賢應以多元化精英助力鄉村振興［9］;丁波認為基于鄉村治理形式多樣化的客觀事實，要在治理主體、民主協商、價值引領、道德規范等層面嵌入新鄉賢精神，以創新和豐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背景下鄉村治理的路徑選擇［10］。從目前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相關研究的學術動態看，學者們基于各自的研究領域和偏好進行了很好的研究，取得了較好的成果，但與此主題相關的成果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對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研究的視角同質化較突出，新穎性不足;其二，將新鄉賢和國家置于“二元對立”的境地，致使新鄉賢被簡單歸結于社會的維度，缺失了“國家在場”的維度;其三，對鄉賢治村的歷史邏輯、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身份獲得及認同、創新鄉村治理路徑選擇等方面的研究較少。這些不足為進一步探索相關問題提供了空間。有鑒于此，本文立足新時代“三農”問題現實，以鄉村文化振興為切入點，在對比分析傳統鄉賢與新鄉賢治村存在異質性的基礎上，提出以文化治理為紐帶探究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邏輯理路，并通過充分發揮新鄉賢的文化引導和動力支撐作用，有效利用新鄉賢資源，實現對鄉村治理和建設的“塑型”與“鑄魂”。

二、鄉賢治村：倫理本位和民眾認同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保?1］中國傳統上是一個農業大國，蘊含其中的鄉村文化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色。鄉村文化作為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的紐帶，匯集了前人千百年來治理鄉村的獨特智慧和寶貴經驗。在“三農”問題成為鄉村振興戰略核心議題的新時代背景下，探究鄉賢治村對于深入挖掘我國文化軟實力資源庫、夯實鄉村軟治理能力大有裨益。事實上，鄉賢源于鄉土，又根植于鄉土。經過幾千年農耕社會的洗禮，鄉賢治村的智慧與經驗也在飽經滄桑后得以傳承與發展。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一支，鄉賢文化因時順勢，維持著鄉村社會的穩定有序，也為未來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提供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一）鄉賢治村：“雙軌政治”結構中的治理模式

鄉賢的出現并非偶然，它是歷史發展和文化傳承在鄉村治理實踐層面耦合會通的必然趨勢。鄉賢在不同 的歷史時期有過諸如“鄉老”“鄉紳”“耆老”“紳衿”“紳士”等不同的稱謂，但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鄉賢的本質內涵及其屬性與鄉賢群體基本一致，都是出于德才聲望而為鄉村民眾所崇信之人。作為中華農耕文明孕育的直接產物，鄉賢的存在無疑為中國鄉村治理增添了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傳統紳士階層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擁有物質基礎的群體，如張仲禮所言：“紳士的地位是通過取得功名、學品、學銜和官職獲得的，凡屬上述身份即自然成為紳士集團成員?！保?2］作為紳士階層的主要組成部分，傳統鄉賢的構成復雜多元，他們中有年高德劭的族長耆老，有致仕在鄉的達官貴人，有參加科舉而未出仕的讀書人，還有熱心公益事業造福鄉里的富商和青年才俊等。他們雖然身份各異，但都心系百姓、情系故里，擁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廣闊胸襟。

古代鄉賢治村的一個典型特征是皇權和族權的相互結合，在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13］的治理樣態。費孝通認為，傳統中國鄉村治理呈現出“雙軌政治”的特征：“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權，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紳權和族權，二者平行運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無為而天下治的鄉村治理模式?！保?4］在中國傳統的農耕社會，囿于交通條件和農業財政的制約，國家經常無力關注鄉村鄉民的生活狀況，致使鄉村社會處于國家管理的“真空地帶”，與國家建設規劃的相關度微乎其微。在國家“不在場”的狀態下，構筑一套符合鄉情與民意的鄉村治理體系顯得尤為重要。古代鄉賢通常依靠倫理綱常和禮治秩序教化鄉民崇德向善，通過鄉規民約和自身道德權威作用協調村民間的糾紛。與此同時，鄉賢士紳構成了國家權力機關和基層社會關系的“中間地帶”，既能下達權力機關的意旨，也能上傳基層鄉民的心聲，有效搭建起官民溝通的橋梁，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維護著國家和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

（二）倫理本位：鄉賢治村的行動指南

鄉賢治村是古代中國治國理政的智慧結晶，是根植于中國鄉村社會的一種本土治理理念和實踐，并以特定的表現形態，對歷史脈搏作出時代回應。古代鄉賢遵循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仁、義、禮、智、信”的高尚美德，試圖以“經世致用”和“修身齊家”達到“治國平天下”的愿景抱負。他們的教化精神能夠在千百年的歲月流轉中經久不衰，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鄉賢文化能夠與中國傳統儒家倫常精神相契合，完美詮釋了傳統鄉賢在精神建設層面的價值引領作用?！班l村德治機制的合法性，從根本上來源于鄉民在農業基礎上建立起的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普遍性認同?！保?5］中國古代社會呈現出“倫理本位”的特征，人們通常將家庭倫理關系作為社會人際關系的映射，以“治家→治村→治國”的循序漸進的治理邏輯，推動著“天下大同”的共美愿景的實現。古代鄉賢所推崇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種從微觀到宏觀的治理理念，由此，鄉賢士紳首先要提高自身精神境界，才能用自身所學教化鄉里，助力社會公益事業。

鄉賢精神的塑造不能僅僅依賴于倫理訴求的打磨，更多的是需要能夠與時代訴求相融合的實踐活動。宋明以來，隨著科舉制度的大力推廣，傳統鄉賢成為取士的重要來源，他們掌握了重要的社會資源，為契合“家國一體”的社會文化結構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其治理效能可分述為：其一，他們十分關心地方公務，支持公共設施建設，帶領民眾修路建橋、興修水利、設會立館、開設祠堂，積極投身鄉村建設;其二，他們注重社會教化，自愿捐資助學，創辦私塾、修建書院、開壇布教，支持地方教育事業;其三，他們樂善好施，大力開展地方慈善事業，興修社倉、建立義莊，能夠自發組織賑災撫恤工作，倡導社會救濟。北宋時期陜西“藍田四呂”為教化鄉民制定并推行了《呂氏鄉約》，其核心內容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16］，將“仁愛”思想作為精神旨歸，規范鄉民修身、交友、齊家、立業的道德修養，并強調婚喪嫁娶、過往迎送等社會活動的公序良俗，是中國古代基層社會治理規格較高的鄉規民約，為后世的鄉村治理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踐經驗。

（三）民眾認同：鄉賢治村的文化維度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雖較為單一，但是“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17］。由此，氏族部落中出現一些具備一定資歷和威望的尊者，他們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把自己所學所悟的知識和技能傳授給大眾，逐漸得到更多人的信任與認可，形成最初的文化積淀和鄉賢認同。自國家出現以后，鄉賢的地位和功能得到進一步彰顯，并在兩千多年的傳統社會中盡情綻放著智慧的光芒。傳統鄉賢憑借自身的學識、聲望和社會地位成為鄉村建設的引領者，并通過禮儀俗規等軟治理機制推進鄉村治理。明清時期，大量“先賢祠”“鄉賢祠”的設立充分體現了鄉賢階層對后世的影響與威望，這不僅與國家祭祀政策的演變息息相關，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成為民間信仰的一部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鄉村作為助力社會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在國家戰略層面扮演著重要角色，鄉賢回歸成為時代議題。在鄉村邁向全面振興的當下，新鄉賢群體已然成為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動能。正因如此，鄉賢認同逐漸迸發出一種文化自覺，成為貫穿鄉村文化振興的主線。

地域空間造成的文化差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理念、生產格局和思維方式，但是不論在哪一個領域，文化 都是凝心聚力的精神支柱。鄉賢文化作為文化界的一股清流，始終以“尚善尚美”的姿態活躍于歷史長河中，承載著鄉村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在傳統社會中，鄉賢文化從來就與鄉村文明在文化認同上一脈相承，旨在將一種“柔性治理術”潛移默化成規訓與認同的力量。誠然，良善有序的治理體系需要良好的文化氛圍做鋪墊，但是僅僅依靠道德精神和文化知識的優勢，鄉賢本身還是難以獲得民眾心理上的認同，自身價值也得不到完全意義上的實現。有鑒于此，增強鄉賢治村的歸屬感，勢必在文化塑造和鄉村建設層面更具長遠意義。鄉賢的認定過程是時代進步和文化發展的歷史使然，也是培育與彰顯鄉賢精神的客觀必然。

三、新鄉賢的形塑：基于鄉土文化重塑的身份獲得和認同

相較于傳統鄉賢，新鄉賢具有更加鮮明的時代特征，是傳統鄉賢在現代意義上的延伸和轉型。培育新鄉賢是鄉土社會的內在要求，需要高度的文化自覺來提升民族素養，在此基礎上塑造高尚人格。鄉賢文化作為中國鄉村傳統的治理資源，是鄉土文化得以延續的根莖，但是鄉賢文化的傳承“并未懷有復古，也不是鄉村再造，而是要在修復文化斷裂的同時，與時俱進地建構起有效的文化銜接與整合機制”［18］241。因此，鄉土文化的重塑“不能按照文化革命的邏輯和方式去推進，而是要充分尊重鄉村居民的文化主體性以及鄉土文化的整體性，通過鄉村居民的文化自覺，激發鄉村社會發展的內在動能”［18］245。

（一）從鄉村精英到新鄉賢

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芮德菲爾德在分析鄉村社會文化時指出：“在一個完全的、更大型的社會里肯定要出現精英層在文化方面向農民層施加教育和示范作用的現象?！保?9］從概念上來講，鄉村精英是一個動態的、與時俱進的概念，但無論在哪一個時空維度，鄉村精英都在鄉村領域中具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能夠帶領村民有計劃、有目的地改造鄉村社會，改善鄉村生存環境。自農耕文明產生以來，鄉村精英就以“鄉村代理人”的身份活躍在基層不同領域，引導、教化、改善基層百姓的生產生活方式，從而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與凝聚力。新時代背景下，這種由“國家與社會共同推舉而出的新鄉賢與社會組織需要承接并完成基層政府與村委會下發的項目與任務，在具備內生權威的同時，更具國家代理人的性質”［20］。中國鄉賢群體對鄉村文明的引領作用主要建立在鄉村精英治理傳統的基礎上，他們是民眾心目中的精英代表，為了構筑更加穩固的鄉村文化傳播陣地，適應時代發展潮流，必然要強化國家與鄉村精英的正關聯。鑒于此，推進鄉賢引領下的鄉村文化建構，應當基于變遷的視角探析鄉村精英的角色和功能，進而充分發揮鄉賢精神、整合社會資源。

在鄉村振興戰略深入推進的視域里，新鄉賢的生發與興起成為鄉村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需求。黨的十八大以來，解決好“三農”問題成為黨和國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這其中，作為推進“三農”工作的主要力量，培育“新鄉賢”成為回應鄉村振興戰略的時代課題，并作為戰略要求被列入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和2017年的中央1號文件中?？傮w而言，新鄉賢囊括了鄉村社會各界的精英人士，具備頂層設計和基層需求的雙重關照，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傳統鄉賢的教化精神，又契合新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是傳統鄉賢在當代的延續。新鄉賢的“新”不僅體現在時代價值的認可上，還有賴于自身的客觀支配力和基層群眾的主觀認定?，F實中，新鄉賢具備較高的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打破了原來局限于同質性的文化階層，涵蓋了來自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精英群體，使得鄉村權威構成趨于多元化，是基于現代化理念和前瞻性視野下重新型塑出的符合社會發展需求的復合型精英人才。

（二）新鄉賢的身份獲得

新鄉賢是鄉村社會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富含時代特色的地域性權威代表，經過歷史的洗禮和實踐的考驗，鄉賢治村取得的成就和實踐經驗已獲得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事實上，新鄉賢的身份獲得需要社會政策的加持、權威資源的挖掘、文化資源的傳承和社會生態的支持，從而構成一套完整有序的“推選程序”。首先，要明確推選范圍和推選條件：“新鄉賢是指具有一定知識和才能，品行高尚，具有一定的口碑威望，秉承現代民主法治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致力于一直生活的或曾經生活過的鄉村建設的賢達人士?！保?1］其次，由評選活動工作領導小組及相關單位根據推薦人材料進行評審，初步確定候選人名單，并對其進行實地考察，通過進一步篩選得出候選人名單。最后，在征求獲得本人意愿的基礎上，由村（社區）“兩委”推薦產生新鄉賢候選人，經過村民代表大會的同意后，將推選名單上報鄉（鎮）級政府復核，審核同意后將由地區相關部門對評選結果進行公示，并進行表彰獎勵。

2018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了新鄉賢的基本類型與服務鄉村振興事業的基本方式，即鼓勵社會各界投身鄉村建設。建立有效激勵機制，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支持企業家、黨政干部、專家學者、醫生教師、規劃師、建筑師、律師、技能人才等，通過下鄉擔任志愿者、投資興業、包村包項目、行醫辦學、捐資捐物、法律服務等方式服務鄉村振興事業［22］。在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實施的背景下，新鄉賢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深刻變化，其來源愈加廣泛，類型愈加多元。從場域空間的分布來看，新鄉賢可以分為在場鄉賢與不在場鄉賢。其中在場鄉賢是指一些扎根本土、才德兼備的賢達人士，主要包括退休干部、復員軍人、老黨員和現任村級干部等;不在場鄉賢是指外出求學或創業經過自身努力獲得功名成就的優秀人才，他們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積累了豐富的社會資源，但依然心系故土，愿為家鄉建設做貢獻，主要包括文化名流、企業家和機關干部等。從功能特點來看，新鄉賢又可分為政治型鄉賢、經濟型鄉賢、文化型鄉賢和任務型鄉賢等，他們具有現代化理念和前瞻性視野，能夠為鄉村振興添磚加瓦，以實現回報桑梓之愿。

（三）新鄉賢認同

作為鄉村社會特殊的文化符號，鄉賢群體自傳統社會就被界定為鄉村治理的積極參與者。新鄉賢延續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凝結了古代鄉賢治村的智慧結晶。隨著現代化元素的廣泛攝入，鄉賢群體被賦予新時代的諸多內涵特質，尤其是在鄉村振興戰略不斷推進的當下新鄉賢在廣大鄉村的知名度日益提升，他們不僅德才兼備，在基層社會具有相當的威信力和感召力，而且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本，能夠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源，促進城鄉良性互動。透過這種資源稟賦，可以有效凸顯新鄉賢的公益屬性和民間認同，從而起到引領鄉村文化建設、鞏固鄉村社會重心的作用。事實上，增強基層社會對新鄉賢的認同感是培育與關懷新鄉賢的第一要務，是提高鄉村善治水平的重要突破口?；诖?，搭建新鄉賢與鄉村社會有機融合的交流平臺，可以提升新鄉賢在鄉村場域的話語權，完善鄉村治理機制。

新鄉賢基于內生動力和外在張力帶來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主要包括四個要素：鄉土認同、組織認同、情感認同和身份認同。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整合社會資源，暢通國家與基層社會間的文化交流，為實現鄉村振興添磚加瓦。其一，鄉土認同是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基本需求。作為鄉村社會的內生性權威，新鄉賢能夠憑借自身的獨到優勢反哺家鄉、造福桑梓。其二，組織認同是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動力支持。國家政策及各級政府都傾向于推崇新鄉賢文化，為新鄉賢治村提供了制度空間。其三，情感認同是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精神紐帶，通過增強新鄉賢與基層群眾情感互動的“心理功效”，可以有效促進鄉村情感交流的韌性與和睦，強化鄉村治理主體情感鏈接的認同效應。其四，身份認同是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核心導向，是功能和角色發揮的前提。新鄉賢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不僅是對鄉土記憶的感化，也是對鄉愁的感悟。強化新鄉賢的身份認同，對創建安定有序的鄉村社會生態具有重要意義。

四、文化治理：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耦合邏輯

文化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精神財富，是引領文明風尚的時代表征。英國文化研究學者托尼本尼特指出：“如果把文化看作一系列歷史特定制度形成的治理關系，目標是通過審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術和規則的社會體系實現廣大人口思想行為的轉變，文化就會更加讓人信服地構想?！保?3］文化治理并非自發孕育而生，而是經過歷史的淬煉與道德的重塑形成的一種“柔性治理術”，中國自古以來就將其作為一種歸屬力量，與傳統鄉賢文化相契合。在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高速發展的今天，被賦予時代特色的新鄉賢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力量，并能同鄉村振興產生情感共鳴和文化認同，從而在新鄉賢引領鄉村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衍生出耦合文化單元的內在邏輯。

（一）雙向互動：國家在場的新鄉賢治村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推進，中國社會向改革“深水區”全面進發。鄉村作為最基本的治理單元，是打通基層治理“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場域，這使得鄉村治理成為建構和完善基層治理體系的重要一環。在資源下鄉和鄉村治理行政化背景下，基層治理存在國家一元化治理的問題，鄉賢治村在治理現代化進程中重構了雙軌治理的結構和機制，既能夠回應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需求，也能夠嵌入鄉村社會激活其內生性活力，解決村級組織行政化和村干部職業化背景下村干部治理能力不均衡、回應村莊群眾內生需求不充分和村莊內生資源不足的挑戰［24］。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是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的重要探索，也是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動力支撐。因此，新鄉賢治村從本質來看屬于配合基層政府的輔助治理形式，能夠理順鄉村與國家、政府、城市、市場間的關系，滿足共同體利益下多元主體的文化訴求。新鄉賢處在國家與基層社會的交匯地帶，他們不僅能以道義整合利益、凝聚鄉鄰，而且能向政府反映民眾訴求，搭建起維護“國家-基層社會”關系的橋梁，有利于鄉村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新鄉賢運用協商化、人情化的運作原則在國家與社會間發揮雙向作用，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整合，保證了治理績效［20］。這不僅為鄉村振興戰略的縱深推進健全了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增添了新的動能。與此同時，也穩固了新鄉賢在鄉村領域的基本站位，使新鄉賢治村得到國家政策的加持，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合法空間，為新鄉賢整合社會資源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凝練共識：傳統與現代的認同整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類在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璀璨的農耕文明，保護農業文化遺產是人類共同的責任?！保?5］鄉村文化是孕育人類社會農耕文明的土壤和智慧源頭，也是維護鄉村社會秩序的基礎所在，中國擁有最持久的鄉村文化傳承和最深厚的農耕經濟底色，匯集了廣大民眾的集體訴求，賡續了傳統文化的滋生土壤，正是在鄉村文化凝練共識、匯聚認同力量的驅動下，才得以將治理理念引入到文化場域中，為鄉賢治村提供了文化空間和精神動力。鄉村振興戰略是引領中國鄉村社會發展的文明性命題，文化治理是實現鄉村振興的一種基本方式，也是鄉村治理的關鍵導向，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離不開文化的涵養和支撐。嵌入鄉賢治村的文明因子，勢必能為構建更加和諧的鄉村文明關系創造有利條件。恩格斯指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保?6］文化治理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是中華五千年農耕文明的歷史寫照，凝結著鄉賢群體在鄉村治理實踐中積蓄的全部智慧，鄉村振興作為文化治理的重要場域，為鄉村社會文化建設提供了政策支持，從而能夠充分發揮新鄉賢的精神引領作用，持續推進鄉村精神文明建設，達到以文化鑄魂育人的功效，增強鄉民的文化認同，提高鄉村社會的凝聚力，切實把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美德“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勾勒出美麗鄉村的點睛之筆。

（三）內生規則：新鄉賢與鄉村治理的有機契合

鄉村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文化的底色，為鄉村社會發展積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蘊。新鄉賢作為文化交融與文化傳承的推動者，通過文化治理將鄉村的文化符號和文化要素凝練起來，有效整合了鄉村社會的文化資源，為鄉風文明建設提供著新的動能。馬克思指出：“在再生產的行為本身中，不但客觀條件改變著，例如鄉村變為城市，荒野變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產者也改變著，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保?7］新鄉賢在參與鄉村治理的過程中，以“文化+”為導向的社會發展理念普遍涌入鄉村社會，成為影響基層民眾生活方式的因素之一。在當下鄉村文化治理的場域中，除了以基層干部為參與主體的正式權威力量作用于鄉村文化建設外，新鄉賢作為非正式權威力量輔助基層政府形塑著新的基層治理秩序，成為基層干部的得力臂膀，他們以自身文化優勢在鄉規民約的制定過程中彰顯自身的權利與義務，在潛移默化中積淀了鄉村治理的文化基因?！靶锣l賢能依托民間組織，在村莊社會關系、網絡等基礎上，結合村規民約、社會治理需求生產出一套內生規則?！保?8］鄉規民約是一種地域性的道德規范與社會秩序，新鄉賢通過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心理疏導、教育協商、人文關懷等手段塑造鄉民的道德認同、價值認同、風俗習慣和行為方式，使鄉規民約成為平衡鄉村公共利益的內生性原則，引導鄉民凝聚共識、和睦共處，以文化魅力塑造鄉村形象，營造鄉村精神文化空間。

在現代化視域下，新鄉賢治村既要契合鄉村振興的政策理路，又要引導文化要素積極參與到現代化建設的宏偉藍圖中，以推進鄉村社會的全面振興和持續發展。作為一種具有時代特色的文化符號，新鄉賢在傳承和創新鄉賢文化的同時，也發展成為熔鑄和傳播鄉土文化和鄉村社會正能量的重要支柱。以軟治理手段獲得村民的基本認同，將維系鄉土情結的人文關懷嵌入既有的治理結構，探索出文化自信與頂層設計間的耦合邏輯。使得新鄉賢治村在協同推進、內在鑄魂和外在塑型的基礎上迸發出頑強的生命力，在紓解鄉村治理困境的同時弘揚鄉賢文化、助力鄉村振興。新鄉賢的核心作用在于凝聚鄉鄰，以道義整合利益，通過自身的道德引導建立一套村民認可并參與的新式鄉村行為規范體系，最終實現鄉村的自組織［29］。只有全面系統地認知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運作機制，才能充分發揮新鄉賢的核心作用，確?，F代化治理要素在鄉村場域融合互嵌。

首先，新鄉賢要發揮好“中間地帶”的“調和劑”作用，做好“臺前幕后”的角色轉換，既要協助村“兩委”完善鄉村建設制度機制，又要密切聯系群眾，妥善處理村民糾紛，培育“村兩委+鄉賢理事會”的治理模式，利用“地熟、人熟、事熟”的優勢，將法治精神和規范價值內化于鄉土社會。其次，新鄉賢要將鄉愁情懷烙印在自己的精神血脈中，寫好鄉村故事，譜好鄉村贊歌，引領鄉村新風尚，增進村民認同感，在打造鄉愁特色中吸引人才，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建設;最后，要弘揚新鄉賢文化，發揮新鄉賢引導優良道德規范在基層社會的浸潤作用，積極培育民眾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根為心靈的土壤，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鄉村振興不能只盯著經濟發展，還必須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重視農民思想道德教育，重視法治建設，健全鄉村治理體系，深化村民自治實踐，有效發揮村規民約、家教家風作用，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保?0］

五、結 語

鄉村在中國社會的構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過程中發揮著“蓄水池”和“穩定器” 的作用。鄉村發展關乎國家命脈，影響著民族事業的發展方向，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新鄉賢是鄉村建設的重要人力資源，也是鄉村文化振興與治理現代化的文化資本。簡而言之，鄉村文化振興是扭轉鄉村萎縮衰落失序的有力抓手，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治理策略。在科學把握鄉村差異性的整體性基礎上因村制宜、精準施策，重視地方“鄉土本色”文化的傳承和發展［31］，從根本上增強新鄉賢對鄉村治理與振興的認同。當前，我國已邁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社會各要素需要積極配合國家戰略，協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國家政策的加持下，合理統籌優化資源配置，有效暢通城鄉要素循環，不僅可以為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創造契機，也能為鄉村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增添動能。

鄉賢源自于鄉土，又根植于鄉土。經過幾千年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洗禮，鄉賢治村的智慧與經驗也在飽經滄桑后得以傳承與發展。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一維，鄉賢文化因時順勢，維持著鄉村社會的穩定有序，為未來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積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蘊。鄉賢文化歷史悠久，是構成中國傳統地域文化的主要因素，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有效互動。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秉持對中國傳統鄉賢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是新農村建設中文化治理版塊濃墨重彩的一筆。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推進牽涉國家與社會、文化與經濟的諸多核心議題，關乎黨和國家事業興盛的根基。新時代，站在新的歷史方位，應進一步發揮新鄉賢的“橋梁”作用，加深頂層設計與基層治理的聯系，注重文化傳承和道德教化在鄉村領域的“柔和效應”，以軟治理手段激活鄉村整體內生發展動力，助推鄉村高質量發展“共美”愿景的實現。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284.

［2］ 習近平.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191.

［3］ 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46.

［4］ 蕭子揚，黃超.新鄉賢：后鄉土中國農村脫貧與鄉村振興的社會知覺表征［J］.農業經濟，2018（01）：74-76.

［5］ 周瑩.“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困境與路徑［J］.農業經濟，2022（04）：56-58.

［6］ 王琦.新鄉賢融入鄉村治理體系的歷史邏輯、現實邏輯與理論邏輯［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23（12）：59-63.

［7］ 吳蓉，施國慶，江天河.鄉村振興戰略下“新鄉賢”治村的現實困境與紓解策略［J］.寧夏社會科學，2019（03）：130-138.

［8］ 白現軍.鄉村振興戰略下的鄉賢文化傳承與創新［J］.北京社會科學，2021（12）：91-99.

［9］ 韋統義，蘇佳敏，吳明遠.新鄉賢出場的三重要求及生成路徑［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0（04）：75-81.

［10］ ?丁波.嵌入與重構：鄉村振興背景下新鄉賢返鄉治村的治理邏輯［J］.求實，2022（03）：100-108.

［11］ 習近平.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N］.人民日報，2014-10-14（01）.

［12］ 張仲禮.中國紳士［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1.

［13］ 秦暉.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3.

［14］ 費孝通.費孝通文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43-364.

［15］ 楊華，范岳，杜天欣.鄉村文化的優勢內核、發展困境與振興策略［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2（03）：23-31.

［16］ 呂大鈞.呂氏鄉約［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249-252.

［17］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

［18］ 陸益龍.后鄉土中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19］ 羅伯特·芮德菲爾德.農民社會與文化［M］.王瑩，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95.

［20］ 張雨薇，武晉.任務型經紀：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新范式——基于桐鄉“鄉賢+三治”融合的田野觀察［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1（06）：42-51.

［21］ 陳寒非，高其才.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作用分析與規制引導［J］.清華法學，2020，14（04）：5-17.

［22］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176.

［23］ 托尼·本尼特.文化與社會［M］.王杰，強東紅，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63.

［24］ 朱云.鄉賢治村：主體角色、制度契合與實踐機制——基于贛南農村鄉賢治村實踐的考察［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39（01）：65-73.

［25］ 習近平向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大會致賀信［N］.人民日報，2022-07-19（01）.

［2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27］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4.

［28］ 曾木凡.制度供給與集體行動：新鄉賢參與社會治理共同體的路徑分析［J］.求實，2022（02）：84-96.

［29］ 胡鵬輝，高繼波.新鄉賢：內涵、作用與偏誤規避［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7（01）：20-29.

［30］ 把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動社會保障事業高質量發展上持續用力［N］.人民日報，2022-03-07（01）.

［31］ 王振杰，宗喀·漾正岡布.文化交融視域下的鄉村文化變遷與振興——基于青海民和縣杏兒鄉7個村的探析［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0（03）：154-160.

The Logical Way and Cultural Dimension of the New Rural Sage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SUN Jian，HE Ziling

（Institute of Marxism，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villages by rural sages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ealistic basis in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and its strong local feelings and rich cultural resources provide an endogenous basis for the new rural sages to enter the rural governance.The new rural sages in the new era are a new type of talent resources that fit i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Afte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sages and local culture，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separation of modern rural sages and rural society，the new rural sages have developed into the key force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governance，the new rural sages have learned from the rich experience and outstanding wisdom of the traditional rural sages，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reality of the new era of rural development，and deeply explored the logic of new local culture and embedded new governance factors，providing a revitalization paradigm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rural area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the coupling logic of the new rural sage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can not only expand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rural culture and refine the distinctive brand of rural culture，but als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wer of rural subjects through the “soft” means of cultural governance，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Key words： rural sage;rural governance;new rural sage;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責任編輯：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