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耦合式發展:數字鄉村建設的策略選擇

鄭永蘭 周其鑫

摘 要： 數字鄉村建設是建設數字中國、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選擇和重要抓手，厘清數字鄉村建設的動力來源是有效開展數字鄉村建設的關鍵要義。從當前實踐來看，我國正處于外源型模式的數字鄉村建設初級階段，具有短期內提升鄉村數字化水平的優勢，但也不可避免地面臨可持續困境。隨著鄉村振興制度設計的不斷優化和村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數字技術普惠效應的充分釋放，內生式發展逐漸成為數字鄉村建設的創新方案。有別于“外源型輸送”的發展模式，“內生式發展”模式更注重內生力量的激發，但同時“內生式發展”模式存在著“動力黑箱”的梗阻。未來要可持續地建設數字鄉村，應該發揮外源和內生模式的聯動作用，從筑牢鄉村的硬件基礎、培育數字鄉村共同體、優化制度設計理念以及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等方面打造外源與內生耦合的建設圖景，為實現數字鄉村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方案。

關鍵詞： 數字鄉村;內生式發展;外源型輸送;數字素養;鄉村數字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3）05-0043-10

收稿日期：2023-02-11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3.05.05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1BZZ078）

作者簡介： ?鄭永蘭，女，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鄉村治理。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當前城市的快速擴張與部分鄉村的不充分發展使兩者差距日益增大。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治理命題，并強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梢?，實現農村現代化不僅是縮小城鄉發展差距的重要選擇，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中之重。步入21世紀以來，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催化下，引發了一場數字化革命。數字技術的廣泛嵌入與深度融合，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動能，鄉村發展也迎來新的歷史機遇。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要“實施數字鄉村戰略”，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歷史性地將數字鄉村建設上升到戰略層面，清楚界定了數字鄉村的內涵，明確了數字鄉村建設的重點領域、指出了數字鄉村建設的階段目標。隨后從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的政策文件相繼出臺，加之地方鄉村數字化實踐的不斷嘗試，使得數字鄉村建設開始從理論邁向實踐。

在國家頂層設計與基層自主實踐的雙輪驅動下，數字鄉村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發軔于數字信息技術革新的數字鄉村建設不僅是實務界高度關注的行動方向，同時也引起理論工作者的廣泛討論。系統梳理起來主要集中于兩大類。

第一，關于數字鄉村基礎領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價值內涵、主要內容、困境與路徑、發展評估等內容。關于價值內涵的研究大致從“治理視角”“發展視角”和“技術視角”展開?！爸卫硪暯恰闭J為數字鄉村建設推動了鄉村治理模式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單一主體走向協同治理，提升了鄉村治理的精準性與科學性［1］;“發展視角”認為數字鄉村建設對于實現鄉村振興［2］、促進城鄉融合發展［3］、實施數字中國戰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4］，“技術視角”則強調技術與鄉村的互嵌互生，主張充分釋放信息化在農業農村升級轉型中的巨大潛力［5］。關于主要內容的研究則涵蓋傳統鄉村建設的諸多領域，認為數字鄉村建設包括數字生產、數字生活、數字生態以及數字治理等重要領域。關于數字鄉村建設的困境與路徑的研究，主要從制度供給、鄉村基礎設施［6］、鄉村數字人才［7］、村民數字參與以及農民信息素養［8］等維度對數字鄉村建設的現實困境以及優化路徑展開討論。關于數字鄉村建設評估的研究，張鴻等學者通過數字鄉村宏觀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信息環境、政務環境以及應用環境5個維度構建了數字鄉村發展就緒度評價指標體系，并進行了實證評價［9］。

第二，關于數字鄉村建設發展模式的研究。數字鄉村建設發展模式的研究解決的是如何更好地進行數字化鄉村建設。系統梳理既有文獻的研究，學術界主要聚焦于“外源型輸送”的視角。 具體而言，主要存在三種邏輯。其一是國家邏輯，認為國家是數字鄉村建設的制度引導者、體系創新者、要素調配者以及安全維護者［10］，主張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從加強政策引領［11］、財政支持以及制度保障［12］等角度發展數字鄉村建設;其二是市場邏輯，強調市場是開展數字鄉村建設不可或缺的主體［13］，認為數字鄉村建設要充分發揮市場優勢，鼓勵電信運營商、大數據企業、現代金融物流企業等走進鄉村，在基礎設施建設、鄉村公共服務供給、鄉村電子商務發展等維度注入市場活力;其三是社會邏輯，認為鄉村建設的根本意義在于處理好技術與社會的關系，強調技術只有與作為生產主體的人充分結合，才能真正釋放數字技術的價值［14］，認為應該注重加強村民的數字素養教育，提升村民的數字參與能力［15］，發揮高校等科研院所的協同作用，為數字鄉村建設注入社會力量。

整體來看，經過學術界的孜孜探索，勾勒出較為清晰的數字鄉村建設理論輪廓，對于闡釋數字鄉村是什么、有哪些、怎樣做作出了一系列的理論回應。然而，中國現代國家建構強調將分散的鄉村社會整合成組織化的治理體系，確保國家權力在鄉土社會中自由流動，最終將鄉土社會吸納進國家行政權力中［16］。在這樣的治理結構中，鄉村社會呈現出雙重治理邏輯，即由國家權力形塑的外源治理邏輯和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內生治理邏輯。數字鄉村建設同樣展現出雙重治理邏輯：依托政府制度性安排，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向鄉村地區“輸血”的“外源型輸送”與尊重鄉村內生地位、激發鄉村內生動力的“內生式發展”。從實踐來看，“外源型輸送”模式是當前各地開展數字鄉村建設的主要方式，這種模式可以在短期內提升鄉村數字化水平，但其發展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仍有待觀察與思考?！皟壬桨l展”雖具備可持續發展的優勢，但同時也面臨動力“黑箱”的梗阻。因此，實現兩種模式的有機耦合，優化數字鄉村建設的發展模式，是有效開展數字鄉村建設的關鍵所在，也是本文要回應的核心命題。

二、外源型輸送：基本面向及其限度

伴隨著數字技術在鄉村公共空間的滲透，中國的鄉村社會儼然進入了數字鄉土時代。數字技術在鄉村場域中的應用，變革了鄉村社會結構，優化了鄉村社會治理模式，壯大了鄉村經濟產業發展，繁榮了鄉村公共文化建設。作為一種全新的鄉村建設范式，數字鄉村建設遵循“試點先行、總結經驗、全面推廣”的發展原則，在具體實踐中，主要通過政府財政轉移支付的形式完善鄉村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出臺一般性的政策文件去指引特殊性的數字鄉村建設方向，逐漸形塑出“外源型輸送”的發展模式。

（一）外源型輸送模式下數字鄉村建設的基本面向

1.技術下鄉鋪陳?！稊底粥l村發展戰略綱要》指出：“數字鄉村是指伴隨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在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應用，以及農民現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內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和轉型進程”。從頂層設計的話語表述來看，數字鄉村建設旨在通過數字信息技術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踐涉及鄉村經濟、農業基礎設施、鄉村公共服務、鄉村治理以及鄉村文化等各個領域［17］。循此邏輯，數字鄉村建設的本質就是“數字技術下鄉”的過程?！皵底旨夹g下鄉”具有兩層含義：一 是技術的“硬件”維度，強調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興信息技術賦能鄉村社會的過程，形塑出一批諸如“智慧農業”“電商經濟”“數字產業”等新業態，造就了類似“大數據中心”“數字農業平臺”“環境遙感監控”“城鄉社會數字化治理平臺”等新平臺;二是從技術的“軟件”出發，借助數字技術在鄉村的嵌入與驅動提升村民的數字素養，縮小城鄉數字鴻溝。

2.行政力量嵌入。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質是國家通過數字技術與科層體制的雙重嵌入，實現鄉村的數字化改造［13］，為國家深度整合鄉村社會提供契機。在實踐過程中，政府將鄉村納入數字平臺，借助于數字技術縮短國家與鄉村的時間與空間，通過可視化的監管和精細化的服務方式實現鄉村社會的透明化。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踐逐漸成為國家政權整合鄉土社會的重要維度［18］，國家為有效形塑“其眼中的社會［19］”，采取了行政嵌入的方式，助推鄉村的數字化轉型。地方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踐中，政府的身影無處不在。從學術界對實踐的研究來看，行政嵌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出臺地方鄉村數字化轉型的政策規劃;二是成立專門的指導部門;三是協調企業與社會力量參與共建數字鄉村。

3.指標考核導向。數字鄉村建設作為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同時也是地方各級黨委政府要完成的政治任務，但在現實發展中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出現脫節。由于缺乏標準化指導體系，疊加“政治錦標賽”［20］的激勵與壓力，地方政府普遍追求短期成效，在數字鄉村建設的戰略規劃下爭先恐后開始鄉村數字化轉型，采用干部駐村和引進技術人才組成“技術官僚”下沉鄉村方法，以期盡快推進數字鄉村建設。更有甚者，為完成上級的績效考核任務，不惜斥巨資打造數字平臺，不考慮“云端”上的新事物與“鄉土”社會的適配度，不僅加重地方財政負擔，同時加深了地方政府的形式主義。

（二）可持續困境：外源型輸送模式下數字鄉村建設的主要限度

“外源型輸送”的發展模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鄉村的數字化水平，然而從長期和穩定的角度看，這種“輸血式”發展無法解決數字鄉村建設中普遍存在的“貧血”和“失血”問題，治標不治本。從資源、發展、主體的角度來看均存在一定局限性。

1.資源維度：難打通的“最后一公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是近年來國家為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壁壘的重大舉措，隨著稅費制改革以及農業稅的全面廢除，國家與鄉村的關系從“汲取”轉向“給予”［16］。國家通過提供公共服務的形式，推動城市資源向鄉村流動，試圖“以城帶鄉”“以城促鄉”，最終實現“城市反哺鄉村”“城鄉融合發展”的愿景。既有研究表明，外源型發展模式推動了資源、資本、技術等要素的下鄉，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鄉村經濟社會發展，但也具有很強的局限性。一方面，國家向鄉村輸入資源越來越多，并且越是國家輸入資源農民就越是“等靠要”［21］;另一方面，當前鄉村人口外溢以及村莊空心化愈發嚴重，大多數村民通過進城務工實現脫域流動，在村村民缺乏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積極性，難以對資源的利用形成有效監督。此外，國家對鄉村的資源供給主要通過縣鄉兩級政權組織實現，對上負責和對下脫離的弊病造成資源利用效果差和浪費嚴重，形成了難以打通的“最后一公里困境”［22］，逐漸成為制約數字鄉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

2.發展維度：亟需紓解的“馬太效應 ”。發軔于信息技術變革的數字鄉村建設，是數字技術與鄉土社會的有機耦合，數字土壤的肥沃與否決定了數字鄉村建設水平的高低?！犊h域數字鄉村指數（2020）》指出，我國數字鄉村建設取得初步成效，但仍面臨區域發展不平衡、試點項目難推廣等方面的問題，“東部發展水平較高、中部次之、東北和西部發展滯后”的格局未發生改變，截至2020年，東部、中部、東北和西部縣域數字鄉村指數分別為（68∶61∶46∶48）［23］。忽視鄉村內生發展動力的“外源型輸送”模式往往受制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東部地區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稟賦、較為發達的技術基礎以及較為完備的信息產業，這些先天優勢使其有更為殷實的資源供給鄉村，從而導致“強者恒強”。反觀西部地區，由于特殊的地理區劃以及歷史發展背景，使得這些地區在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利用以及技術人才引進等方面處于相對劣勢，這些地區在開展鄉村數字化實踐中往往淪為同級其他地區的“陪跑者”，從而陷入“弱者愈弱”的泥潭［12］?？梢?，外源型輸送的發展模式已經造成了亟需紓解的“馬太效應”，同時也是實現數字鄉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癥結。

3.主體維度：日趨緊張的“擠出效應 ?“擠出效應”原意指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的利率上升所引起的私人投資減少。本文意指政府等行政主體的參與，擠壓了鄉村內部精英的參與空間，從而產生了擠出效應。 ?”。信息技術具有門檻效應，受教育水平、科技能力等因素的限制，一部分人會在數字技術時代被隔離在技術壁壘的高墻外。數字鄉村建設被認為是化解城鄉數字鴻溝的有效載體，然而，由于鄉村社會的數字發展環境薄弱，大量的數字弱勢群體存在，而外源型輸送的發展模式強調對鄉村的“輸血”，從而造成了數字鄉村建設懸浮于鄉村社會之上?？茖芋w制壓力傳導下基層政府通過行政手段不斷干預鄉村治理，抑制了鄉村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地方政府通過組建“技術官僚”團隊的形式進入鄉村，這些“技術官僚”往往是為了完成上級下放的績效考核目標，從而追求短期發展效應，忽略長期發展動能。同時，“技術官僚”的下鄉，使得原有熟知鄉村情況的內生性精英退出鄉村建設舞臺。此外，當前地方在實踐中，不惜巨資打造的數字平臺，名義上提升了鄉村的數字化水平，但實際上擠壓了更多的鄉村群體，一些不具備數字設備使用能力的數字弱勢群體只能游離觀望。外源型輸送模式下的數字鄉村建設模式，對鄉村內生性主體無疑產生了“擠出效應”，日趨緊張的“擠出效應”儼然成為掣肘數字鄉村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瓶頸。

三、內生式發展：價值意蘊及其梗阻

“內生”（endogenous）一詞源于植物學研究中，意味某種植物不受外在條件的左右，從內部生長出與母體相同的新個體［24］。內生式發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作為發展理論源流中的一種新興理論思考，是與外源型發展（exogenous development）相對立的概念，發軔于瑞典Dag Hammarskjld財團1975年在聯合國經濟總會報告。該報告中指出“如果發展作為個人解放和人類的全面發展來理解，那么事實上這個發展只能是從一個社會的內部推動［25］”，以此為開端，內生式發展的概念相繼引入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在歐美和亞洲國家引起了廣泛討論，經過西川潤、宮本憲一、鶴見和子、Ray等學者的接力闡發，逐漸形成了內生式發展理論以及新內生式發展理論。內生式發展理論的實質強調，發展要滿足人類的真正需要，確保自身的全面發展，目的是為人類服務;主張以人為中心主體，發展的模式要適應本身的特色;強調要協調好各方關系，確保經濟、社會、自然、文化的可持續性［26］。與外源型發展不同，內生式發展具有自下而上的性質，更注重社會發展的綜合提升而非單一領域的增長，主張社會發展要根據自身的文化特征和思想、結構，尋找適合自身的發展類型和方式。

內生式發展理論傳入中國以后，引起學者廣泛關注。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國內部分學者從內生式發展的視角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展開論述。張行發等基于新內生式發展的理論視角，結合研究案例，討論了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銜接過程中鄉村內生動力的激發路徑、價值意蘊及其運作邏輯［24］。盧飛以民族地區為個案研究，發現在完成脫貧攻堅邁向鄉村振興的階段中，鄉村發展的內生性動力并未被激活，由此構建了鄉村振興內生式發展的分析框架，探索民族地區實現鄉村振興的路徑［27］。沈費偉則是從數字鄉村建設的視角出發，對數字鄉村內生式發展模式的主要類型、實踐邏輯以及優化策略等問題進行討論［28］?？梢钥闯?，內生式發展理論在中國鄉村建設中已經得到了廣泛應用。然而既有研究更多是將內生式發展的視角聚焦于鄉村振興，雖有研究將視角關注于數字鄉村，但是針對數字鄉村內生式發展的內在機制缺乏深入討論。

（一）數字鄉村內生式發展的價值意蘊

1.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制度安排。數字鄉村建設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是推動農業農村農民現代化轉型的必由之路。充分尊重鄉村內生地位、發揮村民主體作用，不僅是全面鋪陳數字鄉村建設的題中之義，同時也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制度安排?！多l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指出要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切實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增強農業農村自我發展動力;《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提出“要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不斷催生出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則強調“堅持以人為本、內生驅動，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從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出，內生式發展模式是數字鄉村建設的必然選擇。

2.村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共十九大報告中作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的論斷，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當前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矛盾。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成就使人民在物質生活、精神領域等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進的核心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方略［29］，“人民至上”理念進一步強化了人民在國家建設目標定位中的地位［30］。數字鄉村建設能否有效推進，核心也在于能否發掘鄉村社會發展和社會建設的內生動力［31］。當前，數字鄉村建設中存在兩股重要的內生力量：一類是在域村民，諸如留守在村的中青年群體、部分鄉村精英;另一類是脫域村民，例如外出務工的青壯年勞動力以及部分新鄉賢。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逐漸激發了這兩類群體參與村莊經營管理的熱情，由于具有鄉土情懷，這兩類群體在開展數字鄉村建設中往往能夠發揮更大的效能，對于有效打破“最后一公里困境”、消弭區域發展的“馬太效應”、推動鄉村數字化轉型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3.數字技術的普惠效應充分釋放。農業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農業物聯網、人工智能等農業信息技術的進步與滲透推動了數字經濟在農業領域的發展，利用數字技術賦能農業有助于提升農業生產效率與發展質量［32］。隨著鄉村網絡基礎設施的不斷普及和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基于數字技術的信息紅利不斷向鄉村地區和農業領域快速擴散，鄉村逐漸擺脫了傳統意義上的落后、貧窮，迎來了發展與富裕的機遇。數字技術為城鄉融合發展創造了可能，以“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養老”等為代表的新型公共服務供給樣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態滲透鄉村，以“淘寶村”“直播帶貨”“電子商務”等為樣板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使村民的“錢袋子”逐漸鼓了起來。數字技術的普惠效應精準有效地穿透進鄉土社會，提升了村民的經濟水平，更新了村民的精神觀念，激發了村民內生性主體意識，為數字鄉村內生式發展積蓄了動能。

（二）動力“黑箱”：數字鄉村內生式發展的現實梗阻

既往的鄉村社會治理實踐中，國家重視資金、技術、人才的外部輸入，忽略了鄉村本身的內源性因素才是推動其發展的動力，在實踐中也曾遭遇“有增長無發展”的挫?。?3］。與外源型輸送模式強調外部力量輸入不同，內生式發展主張地方發展的內生動力。然而，在認識到其蘊含的巨大價值的同時，也需要厘清這種內生動力是基于何種土壤產生，又如何能得到維持與復制，顯然這些還處于“黑箱”之中［34］。

1.觀念遲滯：鄉村公共精神式微。公共精神在民主治理的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35］。鄉村公共精神是指村民在處理個人利益與村莊公共利益的關系中所具有的關心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政治利他、愛心和奉獻等公共價值與信念［36］，是有效開展鄉村建設的文化靈魂和精神動力。它能夠將原子化的村民整合在集體的目標和利益之下，從而凝聚人心，是促進鄉村社會發展的動能［37］。受多重因素的影響，當前鄉村公共精神逐漸式微，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數字鄉村建設的內生發展。一方面，村民集體主義觀念淡薄，熱衷于追求個人利益，對鄉村公共事務參與不足［38］;另一方面，鄉村公共空間萎縮，隨著經濟體制改革以及鄉村集體生產方式的解體，加上數字信息技術的應用普及，村民的閑暇時間被手機、電視、電腦等媒體設備所充斥，集體性的公共行動越來越少，個體化的行動越來越多，培育鄉村公共精神的傳統載體不斷萎縮［39］，從而擠壓了村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熱情。

2.信息貧困：村民數字素養匱乏。數字鄉村建設是數字化、網絡化以及信息化技術在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應用，強調的是農民現代信息技能的提高和內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轉型。作為建設數字鄉村的“關鍵內核”，村民數字素養的高低直接影響數字鄉村建設的水平?！多l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中國鄉村數字素養調查分析報告》數據表明，當前鄉村居民的數字素養得分為35.1分，城市居民數字素養得分為56.3分。根據第5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鄉村網民規模為2.93億［40］。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58.8％，尚有2億多鄉村人口沒有接觸互聯網。在城鎮化浪潮的推進下，城鄉二元結構被打破，越來越多的鄉村勞動力流向城市，農村人口大量流失使鄉村人口老齡化現象日益加劇。老年人受限于意識固化、文化有限以及適應性差等制約，使得他們缺乏掌握數字設備的能力，缺乏數字意識。此外，中國地方經濟發展呈現典型的“東強西弱、南高北低”的特征。以筆者調研過的中部H省和西南G省M縣為例，兩省之間城鎮化率基本持平，然而縣域經濟水平差異顯著。通過走訪調研發現，多數農戶家庭里數字設施匱乏。與基層工作者進行溝通訪談得知，鄉村工作重心在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有效防止脫貧人員再返貧，加之上級財政支持有限，部分地區缺少完善數字基礎設施的資金來源，農民數字素養教育工作只能緩慢推進。

3.行動困境：鄉村內生主體缺位。數字鄉村建設的出發點是回應“是什么”的問題，落腳點是考慮“誰來建”的問題。鄉村本土組織作為鄉村內部自發成長起來的關鍵群體，是有效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的關鍵動力，然而一段時期以來數字鄉村建設一直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由于缺乏相應的政策機制，鄉村內生性主體始終處于“缺位”狀態，多元主體參與數字鄉村治理呈現“有心無力”的瓶頸。一方面是絕大多數“不想動”。傳統的鄉土社會格局被打破，后鄉土社會疊加上城鎮化進程的催化，越來越多的鄉村居民離開鄉村流向城市。據《2020年中國農村發展報告》預測，2025年我國農業就業人員所占比率進一步下降至20％。大量的人口外遷，導致鄉村空心化程度嚴重。流動人口的外遷實現了脫域流動，留守村民絕大多數為“386199” ?386199指的是留守在農村的婦女、兒童以及老年群體。 ?部隊，這部分群體對于鄉村建設事務多漠不關心或者有心無力。另一方面是關鍵少數“不愿動”。作為一項集系統性、長期性與復雜性為一體的戰略工程，數字鄉村建設需要持續性的資源輸入，一些民間資本作為本土成長起來的內生力量對于參與數字鄉村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由于數字鄉村建設周期長、見效慢且缺乏明確的政策引領，多數社會企業、民間資本都處于觀望狀態。雖有少數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社會力量參與數字鄉村建設，但始終難成規模。

4.資源脫嵌：數字產業發展脫位?？臻g社會學認為，空間概念的社會建構根植于生產社會關系之中，隨著生產方式的變革及社會形態的轉型，空間的存在形式及其屬性也隨之發生變遷。數字技術的橫空出世，催生出了數字空間概念，促使了人類生產生活場域的變革。數字鄉村建設作為數字技術在傳統鄉村空間的嵌入，為鄉村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資源，例如數字資源要素等。然而，傳統的鄉土性以及新興的數字化在鄉村社會之間的并存，促成了鄉村新型二元社會格局的產生。數字生產要素與傳統農業生產要素在數字空間的“狹路相逢”，毋庸置疑地形成了巨大的張力。數字生產要素是發展數字經濟的關鍵內核，數字產業是推動數字鄉村建設的動力引擎，以數字生產要素為驅動的鄉村數字產業能夠極大程度激活鄉村集體經濟的動能，發揮數字經濟的乘數效應，是激活數字鄉村內生發展動力的重要“原料”。然而，當前數字鄉村建設過程中數字生產要素呈現明顯的“脫位”狀態。一方面，鄉村特色產業資源沒有充分開發，使得產業數字化轉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另一方面，當前鄉村數字產業的發展模式更多地受傳統農業生產的路徑依賴，生產要素的流動、產品的加工與銷售等依舊以傳統農業為主;當前村民的數字意識有限，大多數村民對于產業數字化的概念主要集中于使用微信、支付寶等線上支付平臺，雖有部分村民通過開展“網店”的形式進行線上銷售，但這部分群體終歸是少數，尚未形成規模且僅僅實現了銷售的數字化，對于生產、加工等環節的數字化依舊處于空白狀態。數字產業發展的脫位，使得數字經濟的規模效應未能充分釋放。

四、內外耦合式發展：數字鄉村建設的前景展望

“耦合”作為一種物理學名詞，原意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電路構成一個電路網絡時，如果其中一個電路電流或電壓發生變化，則會影響到其他電路發生類似的變化，這種網絡便稱為耦合電路。該概念經過社會學學者的闡釋與延伸，逐漸被應用于研究社會發展之中。數字鄉村建設在實踐中出現的“外源型輸送”和“內生式發展”兩種模式，表面上看是相互對立，實則互相補充。從“耦合”的概念出發，本文建構出“內外耦合式”的發展模式，借以展望數字鄉村建設的前景。內外耦合式發展承認數字鄉村建設需要借助外部資源的輸送，同時也不忽視內生動力的激發。在數字鄉村建設實踐中，不能將兩種模式進行割裂，而是需要充分發揮兩種模式的功效，在此基礎上形塑出“外源促內生、內生強外源”的內外聯動型發展理念，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雙重動力，從而實現數字鄉村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一）筑牢鄉村的內生基礎

1.提升村民數字素養。數字素養是村民在數字時代參與數字鄉村建設的必備素質，同時也是釋放數字鄉村內生活力的關鍵要素。政府作為關鍵行動者，首先要制定提升村民數字素養的行動計劃，各級文化宣傳部門需加強數字技術的宣傳與教育，廣泛開展“數字下鄉”活動。其次，加強財政轉移支付，不斷完善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政務服務平臺在鄉村的延伸，加快寬帶、5G光纖網絡的全覆蓋。最后，持續選派具備良好信息素養的干部下沉鄉村，組織培訓村干部掌握數字化辦公能力。此外，要充分利用好高校等科研院所等平臺，開展大學生下鄉行動，以培訓和指導的方式組織村民拓展數字媒介的接觸渠道、提高其數字媒介的認知水平，提升農民的數字素養。

2.營造鄉村公共空間。鄉村公共空間是村民圍繞公共話題（活動、事件）展開交往、溝通的公共場所，對維系鄉村社會秩序、形塑鄉村公共精神、營造鄉村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41］。激活數字鄉村建設的內生動力需要重新營造鄉村公共空間，通過鄉村公共空間營造，可以實現村民的“再組織化”，使村民擁有參與數字鄉村建設的平臺與媒介。首先，要用好傳統的鄉村公共空間如新時代農民講習所、村民活動中心、公共文化廣場等。這些公共空間有助于維系“看得見的鄉愁”，通過組織大家以集會的方式開展數字鄉村建設事項的討論，既有助于達成共識，也有助于形塑鄉村公共精神。其次，要用好虛擬型鄉村公共空間，如鄉村微信群、網絡互動平臺。虛擬型鄉村公共空間有助于形成“看不見的鄉愁”，作為數字技術在鄉村公共空間的嵌入，可以有效跨越物理場域的限制，實現不同群體的互動溝通。例如，通過微信群開展鄉村公共事務討論，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決策的效率，同時也可以使一些身處他鄉的村民增強對鄉土的情感認同。

（二）培育數字鄉村共同體

實現內外耦合式發展的數字鄉村建設，主張系統內外部的協同與聯動。作為一項系統性的戰略工程，數字鄉村建設從來都不是由政府部門獨自參與的“獨角戲”，而是由多元行動主體共同參與的“大合唱”。數字技術的興起打破了傳統的物理桎梏，實現了多元行動主體的跨時空交流。此外，隨著內生組織和社會力量逐步成長，這些行動主體也可以為數字鄉村建設注入生機活力。培育以數字技術為紐帶的數字鄉村共同體，是有效開展數字鄉村建設的必然選擇。

培育數字鄉村共同體需要充分明確各行動主體定位。（1）發揮政府“引路人”的作用。首先，加強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數字化教育，提升數字化辦公水平，定期開展業務培訓;其次，做好政策設計工作，制定數字信息技術創新、財政稅收支持、金融保險服務、培訓研修、人才引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等配套制度，優化營商環境［42］;最后，推動政府職能部門之間信息共享、資源互通，打破部門壁壘，完善政務服務平臺建設。（2）發揮市場“驅動者”的作用。一方面，引進平臺企業參與數字平臺的開發、運營與維護;另一方面，引進電商企業開辟鄉村市場，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借助“平臺經濟”的規模效應，激活鄉村經濟發展活力。（3）強化村民“弄潮兒”的意識。首先，在村民中間廣泛開展數字鄉村教育宣傳，強化數字鄉村建設的戰略意義，引導村民樹立“主人翁”意識;其次，充分發揮鄉村黨組織的堡壘作用，村干部、在村黨員、鄉村精英要起模范帶頭作用，為數字鄉村建設建言獻策;最后，積極引導外出務工人員參與建設，通過互聯網絡平臺打破時空束縛、物理桎梏，使他們能夠再次融入鄉土社會之中，成為數字鄉村建設的“主力軍”和“弄潮兒”。（4）發揮社會“協同者”的作用。首先，加大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機構的下鄉活動，開展校地幫扶行動，以大學生下鄉、專家下鄉等方式為依托，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人才支撐、技術支撐;其次，發揮行業自律性組織協同作用，通過招商引資、技術培訓等方式為數字鄉村建設注入經濟動力。（5）發揮技術“支撐者”的作用。首先是平臺支撐，加強平臺研發資金投入，實現政府、市場與社會的互聯互通，加大農業科技技術研發力度，推動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其次是服務支撐，加強政務服務一體化建設，優化村民辦事流程，提升村民辦事效率，加大政務數據開放力度，滿足村民日益增長的對公共數據的需求;最后是決策支撐，完善村民參與鄉村事務治理的渠道，繪制鄉村事務的精準畫像，提升鄉村事務決策的科學性［42］。

（三）優化制度設計的理念

數字鄉村建設不能采取“抄作業”的模式，這與數字鄉村建設的價值理念背道而馳，要從鄉村的歷史性、內生性地位出發，轉變當前政策制定的理念，由普遍性轉向引領性，以特殊性強化精準性。近年來，國家數字鄉村建設的指導性文件相繼下發，地方政府先后出臺適配性的政策文件。仔細解讀相應的文件，多是對國家戰略安排的回應，少部分結合地方發展實際做出調整，而到了基層政府，政策的制定往往存在較大偏差。要克服這種現象，就必須綜合考慮，從鄉村的內生性地位出發，推進數字鄉村分級分類建設。

首先，增強政策的引領性。地方政府要扮演好引路人的角色，明確數字鄉村建設并非一蹴而就，要逐步推動數字鄉村戰略的實施。（1）要明晰數字鄉村建設的內涵，明確數字鄉村建設的重點任務，深刻領悟《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和《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精神。（2）要厘定數字鄉村建設的基礎領域和重點領域，有針對性地結合區域社會發展現狀出臺政策文件。此外，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不僅要避免“文字形式主義”的問題，同時要防止“一刀切”的現象發生。

其次，尊重鄉村的特殊性。從地理區劃來看，中國的東西南北地區具有高度的差異性、復雜性，是以鄉村面貌也呈現特殊性，地方政府在制定數字鄉村發展的政策文件時要充分尊重鄉村的特殊性，明確鄉村的不同類型［44］，以《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重點提出的四類村莊為例，分類施策、精準指導。例如：集聚提升類村莊要充分發掘產業資源，政策制定過程中側重扶持地方產業發展;城郊融合類村莊要以城鄉融合為基礎，政策制定中側重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數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領域;特色保護類村莊要以保護地方特色文化、開展文化資源產業化建設等為政策制定的側重點;搬遷撤并類村莊要以營造鄉村公共空間、提升村民價值認同為側重。堅持“特色村莊特色建、一般村莊一般建”的建設原則，以鄉村主體地位為出發點，在尊重鄉村特殊性的基礎上，充分釋放鄉村發展的內生活力。

（四）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

從可持續發展理論視角來看，推動數字鄉村內生式發展并不意味著完全排斥外部力量，而是要處理好內生與外源的關系，推動空間的整合，進而實現數字鄉村的高質量發展。針對當前數字鄉村建設的現狀來看，須對城市與鄉村兩個空間進行整合，秉持“以城帶鄉、以城促鄉、城鄉融合”的發展理念，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1）推動要素互通。首先是科技創新要素從城市輻射鄉村，推動城市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要素向鄉村的流入。例如通過開展遠程醫療解決鄉村看病難的問題，通過開展線上教育的方式縮小城鄉教育鴻溝，通過遙感系統開展農業農情監測，推動農業的精準化發展等。其次是鄉村特色文化資源從鄉村滲透城市，將具有鄉土氣息的文化資源流向城市，對于緩解城市壓力、增強城鄉之間文化認同大有裨益。（2）促進產業互融。數字技術為產業的規?；l展提供契機，充分釋放了數字經濟的乘數效應，數字產業正加速重塑經濟生活和生產形態，促進城鄉產業的互融。一方面要利用城市數字產業的集群優勢，推動鄉村第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另一方面依托城市健全的數字體系，帶動鄉村特色產業全流程發展，形成集生產、加工、儲存、銷售等環節為一體的全科產業鏈。此外，要加快鄉村現代農業向城市產業結構滲透的步調，打通鄉村傳統產業與城市新興產業聯動的渠道［45］，將鄉村的農產品、土特產與城市的電商平臺、數字經濟相結合，實現產業互融。（3）實現價值共生。首先，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對鄉村公共服務的投入力度，通過設立專向財政資金，切實增強鄉鎮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積極引進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其次，保障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均等化，以鄉村工作為重點，堅持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加強民生保障政策向鄉村的傾斜。

誠然，數字鄉村建設作為一項國家戰略工程，勢必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未來，應該加強對數字鄉村建設的案例考察，持續深入地追蹤典型案例。通過對地方行動方案的總結，進一步豐富“外源型輸送”與“內生式發展”兩種模式的框架體系與實踐路徑，從中繪制出更加清晰的耦合圖景，并不斷凝練出數字鄉村建設的經驗，為助推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更加豐富的理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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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cture of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Coupling：The Prospect and Future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ZHENG Yonglan，ZHOU Qixin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2.School of Governmen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and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building digital China and realiz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Clarifying the power source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s the key to effectively carrying out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From the current practice，China i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exogenous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which has the advantage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ural digitalization in the short term，but it also inevitably faces a sustainable dilemma.With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desig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ystem，the growing needs of villagers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full release of the inclusive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endogenous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nnovative solution for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Different from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exogenous delivery”，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imulation of endogenous forces.But at the same time，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has the obstruction of “power black box”.In the future，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ural areas，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linkage of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models.From the aspects of building a solid rural hardware foundation，cultivating a digital rural community，optimizing the system design concept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the construction picture of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coupling is created，and a theoretical solution is provide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ural areas.

Key words： digital rural areas;endogenous development;exogenous delivery;digital literacy;digital rural community

（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