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綠色技術創新了嗎

張虹 胡金

摘 要：綠色技術創新是環境規制的目標，更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環。然而，學界針對“波特假說”是否有效仍存在爭議。為規避樣本選擇偏差與內生性問題，基于生態文明建設政策，采用合成控制法對福建、江西和貴州3個典型試點地區的綠色專利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生態文明建設政策能夠顯著促進福建、江西和貴州的綠色技術創新，但三省的驅動機制不同，福建主要通過科技資金效應驅動，江西主要通過基礎研究效應和環境基建效應驅動，貴州主要依靠科技人才效應驅動；驅動機制不同也導致三省在創新產出的專利類型以及政策響應等方面存在差異。研究結論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波特假說”的合理性，可為不同省域選擇合適的環境政策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生態文明；綠色技術創新；合成控制法；綠色專利

DOI：10.6049/kjjbydc.Q202207261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348（2023）08-0151-10

0 引言

空氣污染、生態退化以及資源枯竭已成為全球面臨的難題^［1］，而綠色技術創新可以減輕對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2］。伴隨生活水平提高，人們越來越關心自身所處的環境狀況。由于綠色技術能夠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問題，因此得到人們的持續關注^［3］。中共二十大報告強調“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而推動綠色發展的關鍵是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通過研發綠色技術、應用綠色工藝以及生產綠色產品，實現環境質量改善和經濟穩中求進的雙重目標，進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為了改善生態環境，中共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并列。2013年，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六部委聯合下發《關于印發國家生態文明示范區建設方案（試行）的通知》（發改環資〔2013〕2420號）（以下簡稱《方案》），開始在全國范圍內著手建設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為了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目標，政府通過向綠色技術創新企業提供融資渠道、稅收減免和資金補助等政策支持，激發企業綠色創新主動性與積極性，進而實現綠色發展^［4］。因此，從該角度而言，生態文明建設會促使企業加快綠色技術研發^［5］。但是由于綠色技術創新存在技術水平要求高、創新難度大^［6］、難以形成市場化成果^［7］以及投資風險高等問題^［8］，導致當前的綠色技術創新主要由環境政策驅動，缺乏內生動力^［9］。從產業發展角度而言，綠色技術創新有助于促進產業跨越式發展^［10］，催生產業新需求^［11-12］，實現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以及新產業形成，帶來新發展機遇^［12］。綠色技術創新不僅可以幫助企業進行綠色生產，降低成本并獲得競爭優勢，還能通過綠色創新成果轉讓獲得收益，從而產生技術溢出效應^［13］；從政府角度來說，綠色技術創新有助于地區實現長效生態保護機制，為生態政績添色（朱于珂等，2022）；從社會發展角度而言，綠色技術創新不僅有助于居民享受綠色產品，還能提高其居住的綠色環境體驗感^［14］。此外，綠色技術創新有助于促進資源密集型產業轉變為技術密集型產業^［15］，提高綠色技術在資源開發與產品生產過程中的參與度，提升資源使用效率^［16］，進而最大程度地降低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資源高效利用的協同^［17］。由于綠色技術創新不僅會帶來環境效應，還會產生經濟收益，因此不可避免地會面臨“重環境還是重經濟”的兩難問題^［18］。

生態文明建設政策秉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能否產生長久的綠色技術創新效應是評估生態文明建設成功與否的關鍵。因此，探究生態文明建設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是一個具有重要理論價值的問題。既有研究將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歸納為科技金融^［19］、氣候變化^［20］、綠色信貸^［21］、低碳城市試點^［22］等，較少關注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僅有的生態文明建設政策評估研究多落腳于碳排放強度^［23］和生態全要素生產率^［24］，對綠色技術創新聚焦不夠。此外，相關研究多采用雙重差分法研究某項政策整體對經濟和環境的影響，針對不同地區的細致分析還存在不足。同時，既有研究沒有妥善處理樣本選擇偏誤問題，有可能存在估計偏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創新點在于：①在研究方法上，應用合成控制法，通過將多個控制單元加權合成控制對照組的方式克服樣本選擇偏誤和政策內生性問題；②在研究對象上，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對所有生態文明試點地區的政策效果進行平均化處理的方式，而是分別對福建、江西和貴州三省的政策效果進行評估，以精準反映不同試點地區政策效果的差異；③在研究視角上，通過分析生態文明建設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果，從一定程度上驗證“波特假說”的有效性；④在研究內容上，不僅探究生態文明建設對福建、江西和貴州三省的影響差異，還從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是“增量”還是“提質”的角度分析成因。

1 研究設計

在科學評估生態文明建設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過程中，政策評估方法的選擇至關重要。在生態文明建設政策評估研究中，應用最多的是雙重差分法。例如梁琦等^［25］應用雙重差分法發現，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建設顯著促進城市生態效率提升；還有學者采用雙重差分法發現，水生態文明建設顯著促進城市水生態環境質量改善（曾維和等，2021）；Wang等^［26］利用雙重差分法發現，生態文明示范區建設能有效減少空氣污染；Zhang等^［27］通過雙重差分法發現，生態文明示范區建設減少了環境污染并降低了發病率和死亡率。這些研究均從不同角度考察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策效果。然而，由于樣本選擇中會受到地區異質性的影響，容易導致在政策評估過程中出現樣本選擇偏誤問題。因此，為克服這一問題，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考察生態文明建設是否促進綠色技術創新。

1.1 變量說明

1.1.1 評估變量

針對綠色技術創新，本文采用綠色專利申請量表征。相較于綠色專利授權量，綠色專利申請量更能反映當年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原因在于專利審批是一個復雜過程，授權往往發生在申請后1～3年^［13］，并且專利授權每年需要接受年檢，具有不穩定性^［28］。此外，為探究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帶來的綠色技術創新效果究竟是“增量”還是“提質”，本文還將綠色發明專利數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數納入評估變量范疇，分別考察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對二者的不同影響。

1.1.2 預測變量

參考前人研究，選取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預測變量，具體包括：①財富水平，以地區生產總值/地區年末總人口數表征，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反映了一個地區的財富水平，而財富水平越高越能促進綠色技術創新^［13］；②產業結構，以第二產業產值占比表征，是否選擇綠色技術受地區產業結構的影響，生態型產業結構有助于促進綠色技術創新^［29］；③市場化程度，以非國有職工人數占比表征，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有利于企業良性競爭，從而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10］；④政府干預，以政府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表征，當市場機制失靈時，政府干預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激勵作用尤為重要^［30-31］；⑤人力資本，以資本存量/年末就業人口數表征，人力資本水平越高的地區越容易形成空間集聚，進而促進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32］；⑥環保水平，以地方財政環境保護支出衡量，地區環保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吸引科研院校的創新資源流向環境創新領域^［33］。

1.2 數據說明

本文以2010—2020年中國內地30個省域面板數據為樣本，樣本量為330個。其中，將納入2013年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和2014年生態文明試驗區的3個省份，即福建、江西和貴州，設定為處理組，其余27個省域設定為對照組。綠色專利數據來源于國家知識產權局的《中國綠色專利統計報告》和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外商投資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資本存量數據運用永續盤存法以10.96%的折舊率算出，其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統計年鑒。價格變量均以2010年為基期進行平減，以確保在價格上具有可比性。對數值或標準差較大以及波動劇烈的數據作對數化處理。具體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2 實證評估

福建、江西和貴州于2013年被納入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2014年設為生態文明試驗區。三省的自然稟賦、經濟增速以及地理位置均存在差異，因此三省在綠色發展規劃上可能存在差異。本文舍棄以往研究將試點省份合成一個處理組，再通過合成控制法擬合一個對照組的做法，而采取對福建、江西和貴州分別擬合一個對照組的做法，分別分析每個省份的政策效應。

2.1 福建

如圖1（a）所示，實線代表生態文明政策對福建的實際影響，虛線代表“合成福建”所受到的影響。在生態文明試驗區政策實施前，實際福建與合成福建之間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是高度匹配的，而在生態文明試驗區政策實施后，兩者產生顯著差異。實際福建的綠色技術創新增長速度領先于合成福建，且差距逐漸擴大，說明生態文明試驗區政策的綠色技術創新效應顯著，且政策效果趨好。而在設立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與生態文明試驗區的時間區間內，實際福建與合成福建并未產生顯著差異，說明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并未立即激發福建的綠色技術創新行為，而是在生態文明試驗區政策實施后的隨后一年，福建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才得到顯著提高。

2.2 江西

如圖1（b）所示，實線代表生態文明政策對江西的實際影響，虛線代表“合成江西”所受的影響。不同于福建，在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政策實施前，實際江西與合成江西之間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是高度匹配的，而在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政策實施后，兩者產生顯著差異，實際江西的綠色技術創新增長速度領先于合成江西且差距逐漸增大，說明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政策的綠色技術創新效應顯著且政策效果向好。在生態文明試驗區政策實施后，實際江西與合成江西間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差距越來越大，說明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政策對福建的綠色技術創新產生了顯著積極影響，隨后一年的生態文明試驗區政策又強化了這種影響。

2.3 貴州

如圖1（c）所示，實線代表生態文明政策對江西的實際影響，虛線代表“合成江西”所受的影響。類似于江西，在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政策實施前，實際貴州與合成貴州之間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是高度匹配的，而在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政策實施后，兩者產生顯著差異。在設立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至生態文明試驗區這段區間內，實際貴州的綠色技術創新提升速度領先于合成貴州，說明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政策的綠色技術創新效應顯著。但不同于江西的是，在生態文明試驗區政策實施后，實際貴州與合成貴州間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差距逐漸縮小，說明雖然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政策對貴州的綠色技術創新產生顯著影響，但隨后推行的生態文明試驗區政策并未強化這種積極影響，反而出現綠色技術創新效應逐漸減弱的跡象，具體表現為2015—2016年實際貴州與合成貴州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近乎持平，而在2016年后政策效應又逐漸顯現。

3 穩健性檢驗

3.1 排序檢驗

排序檢驗（Permutation test）是一種類似于統計中秩檢驗的準秩檢驗方法，目的是計算控制組內其它省份出現與處理組省份（福建、江西和貴州）相同政策效應的概率。排序檢驗的判斷依據是處理組省份與其它省份預測誤差曲線的分布差異，曲線越接近最上方或者最下方，代表穩健性檢驗結果越好。此外，還需關注平均預測標準差的平方根（RMSPE，Root Mea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衡量某省份與其合成控制省份的擬合程度），其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y^*_it是對實際結果變量y_it的合成控制值。RMSPE_post表示政策干預后的均方預測誤差，RMSPE_pre表示政策干預前的均方預測誤差。

如果某省份2014 年前的平均預測標準差的平方根比較大，則意味著該省份2014年前的擬合效果不理想，導致利用該省份2014年后的差距作為對比樣本的有效性不足。因此，當某省份的合成控制對象在政策實施前的擬合效果不佳時，就不再分析這個省份的排序檢驗情況，本文將對照組中平均預測標準差的平方根是對應處理組2倍以上的省份予以剔除。圖2顯示了去掉這些省份之后的預測誤差分布結果，其中，實線反映福建（a）、江西（b）和貴州（c）實際效應與合成結果之間存在的差異，虛線則為空間安慰劑檢驗結果的差異。由圖2可得，經過調整預測誤差值后，生態文明建設政策效果的穩健性較好。因此，可以認為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對福建、江西和貴州的綠色技術創新產生積極影響，且該結論具有穩健性。

3.2 PSM-DID檢驗

為進一步確保實證評估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類似合成控制法原理的PSM-DID法重新評估政策效果。選擇與上述合成控制法相同的協變量，將政策實施時間設置為2014年，通過PSM-DID法考察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對福建、江西和貴州3個省份綠色技術創新效應的整體影響。本文采用形式靈活的Logit模型，將卡尺設置為0.01，采用卡尺匹配對各協變量進行匹配，將匹配后的樣本進行雙重差分（DID）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列（1）為控制年份和省份固定效應但未納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列（2）為既控制年份和省份固定效應，又納入控制變量的結果?？梢钥闯?，無論是否納入控制變量，回歸結果均顯著為正，說明生態文明建設政策確實促進了試點地區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再一次證實評估結果穩健。

4 影響機制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對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那么這種正向影響是通過哪些機制發揮作用的？通常認為，技術創新需要創新要素的支持，主要包括資源、機會、環境和人才^［34］?？萍假Y金投入是支撐科技資源挖掘的一種直接手段，而基礎研究則是技術創新的源頭和基石，往往能夠帶來大量創新機會。因此，本文主要從科技資金投入、基礎研究重視度、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科技人才數量4個方面展開分析。就科技資金效應而言，科技資金投入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資金支持，有利于綠色技術研發和應用，國家通過設立科技基金、開展科技獎勵、建立技術轉移平臺等促進科技資金投入^［35］；就基礎研究效應而言，基礎研究是推動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動力，是綠色技術創新的源頭，國家在生態文明建設政策中更加重視基礎研究，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大力支持^［36］；就環境基建效應而言，環境基礎設施是開展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條件，綠色技術應用需要環境基礎設施的場景支撐。在生態文明建設政策中，國家加強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為綠色技術應用提供了較好的環境條件，促進了綠色技術發展^［37］。就科技人才效應而言，綠色技術創新和應用需要具備專業知識及技能的科技人才，科技人才是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因此，國家在生態文明建設政策中要求大力培養科技人才，為綠色技術創新和應用提供人力支持，從而促進綠色技術發展^［38］。

在應用合成控制法進行實證評估時，科技資金投入采用R＆D經費內部支出衡量；基礎研究重視度采用基礎研究當年撥入金額衡量；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采用城鎮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衡量；科技人才數量采用R＆D人員數衡量。從圖3可知，生態文明建設政策通過激勵福建、江西和貴州投入更多科技資金，進而助力提升地區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但科技資金投入效應在各省域表現不同。如福建的響應速度較滯后，影響強度較小，但絕對影響值最大；江西和貴州的響應速度較快，影響強度較大，但兩者的絕對影響值較小。從圖4可知，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出臺促使江西和貴州更加重視基礎研究，進而促進綠色技術創新，但基礎研究重視度效應在兩省域表現出一定差異。其中，江西的影響強度和絕對影響值均比貴州大，在響應程度上兩省均反應快速，但是上述影響在福建表現不顯著。從圖5可知，生態文明建設政策促使江西更加重視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進而促進綠色技術創新，且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效應對江西而言是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對福建而言則是反作用，對貴州影響不顯著。從圖6可知，生態文明建設政策促使江西和貴州加大科技人才投入，進而助力綠色技術創新，但科技人才效應在兩省域表現出一定差異。其中，貴州響應較快，影響強度也較大，但其絕對影響值小于江西，上述影響在福建表現不顯著。

雖然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對福建、江西和貴州均起到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但各省域的驅動因素不盡相同。對福建而言，科技資金效應是有效的驅動力，基礎研究效應和科技人才效應作用有限，而環境基建效應甚至起拖累作用；對江西而言，4種效應均起作用，但基礎研究效應和環境基建效應是最為突出的驅動力；對貴州而言，除環境基建效應不顯著外，其余3種因素均發揮一定作用，且科技人才效應最突出。

另外，從反應速度、影響強度和絕對影響值3個角度分析每種機制的作用效應，不難發現：雖然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可以通過4種機制促進綠色技術創新，但每種機制的適用條件和作用重點不同。就科技資金效應而言，資金要素是盤活科技資源的利器，又是科技人才、基礎研究和環境基礎設施發揮作用的催化劑，故其具有通用性和普遍性^［39］。福建、江西和貴州分別地處我國東部、中部及西部，經濟發展水平也大致呈現高、中、低3個等級，且福建屬于沿海省份，江西和貴州屬于內陸省份。相對來說，福建的資源稟賦水平和市場自由度較高，故政策帶來的絕對影響值較大，但影響強度較小、響應速度滯后，這是因為福建的存量資源較豐富，且處在發展的成熟階段，地方政府更加強調“穩中求進”。相比之下，江西和貴州處于快速發展階段，二者的環境基礎設施、科技人才和基礎研究配套水平還有待提升，由于資金的注入可以直接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帶來效率提升，因此其政策效應顯著。就基礎研究效應而言，受益于近年來的產業轉移政策，中部地區已經能夠順利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進而轉化為自身的發展動力。而西部地區由于地理距離等客觀原因，其在承接東、中部地區產業轉移時，可能會出現承接成本高于所獲收益的情況（熊凱軍等，2022）。因此，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實施帶來的基礎研究效應在江西顯著高于貴州。就環境基建效應而言，對于福建等沿海發達省份，其產業結構更趨合理化與高級化。由于人口遷移原因，福建省的人口密度極高。因此，福建省應結合產業結構，思考如何進一步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對于江西而言，由于其鄰接浙江、福建和廣東等發達省份，旅游業本身就是地區發展的戰略性抓手，故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實施帶來的環境基建效應在江西表現顯著，而在福建產生負向效應。就科技人才效應而言，雖然從絕對影響值而言，貴州的科技人才數量只有江西的1/3，但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實施所產生的科技人才效應無論是在響應速度還是影響強度上都顯著高于江西，一方面說明貴州在科技人才引進方面下足了功夫，另一方面是由于貴州地處西南腹部，生態資源豐富，空氣質量良好，有助于吸引一批科技人才落戶貴州，給貴州的綠色技術創新帶來強大的人才支撐。

5 進一步研究：綠色技術創新是“增量”還是“提質”

從影響機制分析結果可知，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實施帶來貴州地區科技人才數量增長，進而促進綠色技術創新?？萍既瞬攀菍嵤┛萍紕撔碌闹匾d體，那么導致貴州政策效果較弱的原因是什么？其中的矛盾又在何處？鑒于綠色專利可以進一步劃分為綠色發明專利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而發明專利的審核條件比實用新型專利更嚴格，故通常認為發明專利的創新性高于實用新型專利?；诖?，本文從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究竟是“增量”還是“提質”的角度，考察該政策對不同試點省份的異質性影響，以期回答上述問題。

就貴州而言，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帶來的“提質”效應非常顯著，而“增量”效應不顯著，這可能是導致貴州政策效果整體偏弱的原因。生態文明建設政策雖然能夠引發綠色實用新型專利數增長，但由于綠色發明專利難度大、周期長等特點，其增長并不顯著。因此，“增量”效應的不顯著可能會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總效應產生遮掩效應。

就江西而言，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帶來的“提質”和“增量”效應均顯著，但在時間上具有滯后性?！霸隽俊毙獜?013年實施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建設就開始顯現，而“提質”效應從2014年設立生態文明試驗區后才開始顯現，相比“增量”效應滯后一年。此后，“提質”效應更加顯著。原因在于：一方面，可能是2013年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建設政策頒布后，首先引致江西的“增量”效應，隨后地方政府意識到“提質”效應的必要性，利用2014年江西被納為生態文明試驗區的契機，積極推進綠色發明創新；另一方面，由于綠色發明專利的創新性強、研發強度大等原因，其滯后一年本身是一個自然過程。綜上，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對江西的綠色技術創新既產生“提質”效應，又產生“增量”效應。

就福建而言，與江西省類似，由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帶來的“提質”和“增量”效應均顯著，但在時間上具有滯后性。自2013年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政策實施以來，“增量”效應開始顯現，而“提質”效應則在2014年設立生態文明試驗區后才開始顯現，滯后了一年。盡管如此，“提質”效應在隨后的年份中表現強勁。因此，福建的綠色技術創新不僅實現了“增量”效應，還顯現了“提質”效應。

6 結論與政策啟示

綠色技術創新是當前我國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生態文明建設在試點地區的成功對我國開展大規模綠色技術創新，進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借鑒意義。針對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在綠色技術創新層面的政策效果，本文使用合成控制法，通過擬合合適的反事實合成組，細致評估每個試點地區實施生態文明建設政策與未實施該政策的綠色技術創新凈差值，以規避以往政策評估方法中存在的樣本選擇偏誤與政策內生性問題。研究發現：生態文明建設政策能夠促進福建、江西和貴州的綠色技術創新，其中，江西和貴州對政策響應較快，從2013年實施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后就顯現出政策效應，而福建的政策響應速度較慢，從2014年設立生態文明試驗區后才開始顯現政策效應?？傮w而言，福建和江西的政策效應較顯著，而貴州的政策效應較弱。

面對政策效應的差異性，本文進一步探究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對綠色技術創新及產出的差異化影響。研究發現：面對生態文明建設政策，三省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力不同。福建主要依靠科技資金效應驅動，江西主要依靠基礎研究效應和環境基建效應驅動，貴州則主要依靠科技人才效應驅動。驅動力不同也導致三省綠色技術創新產出的差異：對于依靠科技人才效應驅動的貴州，其生態文明建設政策主要通過加大科技人才投入顯著促進綠色發明專利數量提升而并未顯著促進綠色實用新型專利數量提升，表現為自2013年始生態文明建設政策發揮了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提質”效應，而對“增量”效應的負影響導致貴州綠色技術創新的總效應偏弱；對于依靠科技資金效應驅動的福建和依靠基礎研究效應與環境基建效應驅動的江西而言，綠色技術創新的“提質”效應和“增量”效應均顯著，但相比貴州而言，兩個地區的“提質”效應滯后一年。綜上，依靠科技人才驅動能夠迅速帶來綠色技術創新的“提質”效應，但單純依靠科技人才投入無法帶來乘數級的溢出效應，因此犧牲了“增量”效應。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不僅要注重科技人才引進和培養，也要重視科技資金、基礎研究和環境基建等方面投入，以長效的“增量”和“提質”雙輪驅動促進綠色技術創新。

基于以上研究發現，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啟示：首先，生態文明建設政策有助于促進綠色技術創新，中央應繼續擴大生態文明建設范圍，充分挖掘環境政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激勵作用，以綠色技術創新為重要抓手助推綠色發展；其次，鑒于福建、江西和貴州三省的驅動機制不同，新納入生態文明建設的試點地區要充分考慮自身資源稟賦，因地制宜地制定適合本省域實際情況的發展戰略；最后，考慮到福建、江西和貴州三省在不同驅動模式下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存在異質性，各省應該綜合考慮各種驅動模式的優劣，結合本地特殊性，靈活組合和調整驅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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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胡俊?。?/p>

H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romote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from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Zhang Hong¹， Hu Jin²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School of Big Data Application and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00， China）

Abstract：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n enabl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green production to reduce costs and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transfer green technology to obtain transfer benefits and produc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s.It can provide the residents with green products and a green environment. Thu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the consensual goa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to achieve “innovation compensation” and is a key part of supporting gre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validity of “Porter hypothesis” is still controversial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study uses a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o circumvent the sample selection bias and policy endogeneity that may exist in previous policy assessment methods. The most applied method in the research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olicies i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However， the division of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is subject to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it may easily lead to sample selection bias in policy assessment. The green patent data of 30 provinces from 2010 to 2020 is studied based on the polic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verify the “Porter hypothesis” validity.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to choose their environmental policies prudent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olicy can promo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Fujian， Jiangxi， and Guizhou， among which Jiangxi and Guizhou have responded quickly and shown the policy effe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ilot demonstration zone in 2013， while Fujian was relatively slow and the policy effect was presented onl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ilot zone in 2014. Overall， the policy effects in Fujian and Jiangxi are relatively good， while the policy effects in Guizhou are relatively weak. The three provinces do not have the sam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accordance to the sam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olicy. Fujian is mainly dependent 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ing， Jiangxi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effect of basic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eff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is significant in Guizhou. The different driving forces also bring differences in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ects of the three provinces in terms of innovation patent categories. For Guizhou， driven by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effect，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olicy has significantly pushed up the number of green invention patents instead of the number of green utility model patents， mainly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Since 2013， the policy has had varying degrees of success in different regions. Fujian has been driven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ing， while Jiangxi has focused on basic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However， in Guizhou， the quality and incremental effects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re relatively weak.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effects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re both significant， but the quality effect lags by one year compared with Guizhou.

In summary，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effe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n be rapidly brought about by the effe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However， the inje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alone cannot bring about the multiplier spillover effect， thus sacrificing the incremental effect. Although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will lag behind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effec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n be driven by the two wheels of incrementaleffec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in the long run. Meanwhile，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olicy can promo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Fujian and Jiangxi. In contrast， the policy effect in Guizhou is weaker because Guizho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driven strategy has only a? qualitative? effect but not a quantitative effect compared to those of Fujia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ing and Jiangxi's basic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driven strategy. Thu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ully exploit the stimul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resource endowment，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driving model， and keep the driving forc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Green Pa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