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耦合協調發展研究
——以長江經濟帶為例

程 慧，方美蘭

（湖南師范大學 旅游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加強旅游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深化“互聯網＋旅游”，加快信息化建設以提升旅游發展的科技支撐水平，推進文化和旅游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推動5G、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北斗導航等在文化和旅游領域應用，可見在國家戰略層面上正積極推動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業深度融合。黨的二十大報告繼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數字中國”戰略目標后重申加快建設“數字中國”，且根據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2023 年于第六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我國數字中國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技術領先的網絡基礎設施。截至2022 年底，我國5G 基站建設規模為231.2 萬個，5G 用戶數達到5.61 億戶，全球占比均在60%以上；互聯網普及率達75.6%；移動物聯網終端用戶數達18.45 億戶，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首個實現“物超人”的國家；算力總規模高居全球第二位，年增長率近30%。數字化基礎設施以其龐大的規模為包括旅游業在內的產業提供技術支撐，助推區域經濟增長。

國內有關基礎設施的定義最早出現在20 世紀80 年代，邢捷[1]提出基礎設施是向社會上所有商品生產部門提供基本服務的部門，狹義上專指具有有形資產的部門，即運輸、動力、通信、供水等部門；廣義上則還包括具有無形的“產品”的教育、科研，衛生等部門。21 世紀初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的不斷突破，以數字化、信息化為特點的基礎設施建設開始逐漸引起學者們的關注[2]。我國自2013 年實施“寬帶中國”戰略以來，不少學者以此為研究支點，探討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發展[3]、環境保護[4]、助農減貧[5]等方面的影響效應與機制。

近年來，數字化基礎設施與旅游經濟互動關系的研究也得到了旅游研究領域學者的關注。理論探析層面，圍繞著數字經濟與旅游產業的融合路徑展開探索。以往學者基于產業融合的視角，聚焦在數字經濟對城市文化旅游[6]、紅色旅游[7]、體育旅游[8]等不同旅游業態高質量發展模式及實現路徑的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于旅游產業發展既是機會也是挑戰，數字化進程有利于旅游企業提高運營效率，通過創造新的商業渠道，提高旅游公司的服務質量和利潤，但同時“數字化”概念也易為旅游企業和旅游目的地泛用、濫用，甚至不少打著“數字文旅”的旗號對旅游目的地和產品進行泛化炒作、虛假宣傳，都消耗著旅游消費者的信任，打擊對景區文化旅游產品和服務體驗的信心，進而對目的地形象產生負面影響，長此以往，危害旅游產業的健康發展[9-11]。實證研究層面，當前關于二者關系的研究多為探討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對旅游經濟發展的單向影響。多數學者從宏觀的數字經濟層面與微觀的互聯網發展層面出發，運用計量實證模型進行檢驗分析，發現數字化基礎設施能夠通過提升旅游業全要素生產率[12]、提高旅游經濟產出效率和規模[13]、降低旅游經濟本地化聚集與毗鄰聚集水平[14]，顯著促進區域旅游經濟增長。同時，不少學者也通過空間面板模型的實證分析，補充空間效應視角的觀察，得出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對旅游經濟的促進作用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的結論[15-17]。

綜上所述，數字經濟作為新興經濟發展模式得到了學術界廣泛關注，此背景下有關旅游經濟發展的研究成果也愈發豐富，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鑒。但仍存在可進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間：第一，現有文獻關于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的關系研究多停留在理論層面上，聚焦于二者間耦合協調情況的實證研究有待補充。第二，研究維度上，作為數字經濟與互聯網發展的中觀層面，數字化基礎設建設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少有學者將其作為獨立研究主題，直接與旅游經濟發展聯系起來進行探討[18]。第三，研究尺度上，既往文獻多集中在全國層面，鮮有研究基于區域發展的角度把長江經濟帶作為案例地探究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及其與旅游經濟耦合協調情況。有鑒于此，本研究基于2008—2019 年長江經濟帶沿線11 省市的面板數據，以熵權法測算相應省市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在此基礎上通過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二者耦合協調度，然后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進行耦合協調分析，最后借助障礙度模型探析阻礙兩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的障礙因素。本研究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在理論層面上拓展旅游產業數字化的研究視角，在現實層面上促進區域旅游經濟的協調發展。

一、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的耦合機理

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基石，而旅游經濟則是當前極為重要的一種經濟形式，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之間具有相輔相成的良性耦合關系。

（一）數字化基礎設施是促進旅游經濟穩定增長的助推器

數字化基礎設施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蓬勃發展的背景提出的新型基礎設施，與傳統旅游基礎設施不同的是，數字化基礎設施具有顯著的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特性，響應速度與服務能力大大提升，主要通過數字化技術與數字化平臺促進旅游經濟增長。一方面，數字化技術通過對旅游生產要素的數字化處理，加快要素流動速度，促進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使得各旅游生產要素在地區間得到優化配置成為可能，實現旅游產業效率的提升，推動旅游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數字化平臺的搭建便于旅游供應商、旅游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交流互動，有助于各種旅游信息及反饋突破時空距離的限制，在降低旅游產品的生產、交易成本的同時，幫助旅游者規避出游時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減少信息搜索成本，增強潛在旅游者的出游意愿。此外，根據內生性增長理論，內生的技術創新是保證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數字化平臺通過強化地區間的互動與聯系，對知識要素的溢出效應具有正向作用，進而帶動地區技術創新，實現旅游經濟增長。

（二）旅游經濟是保障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穩定器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2021 年文化和旅游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21 年末，國內旅游總人次達到32.46 億，同比增長12.8%；國內旅游收入（旅游總消費）2.92 萬億元，同比增長31.0%。據測算，我國旅游業增加值已占到GDP 的4%以上，可見旅游經濟已成為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因此從供給端來看，旅游經濟所帶來的巨大收益可以作為研發投入推進數字化技術不斷革新，實現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的進一步擴大與完善。再者，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海量旅游數據可以幫助數字化平臺在數據存儲、管理、呈現、分析過程中不斷優化。從需求端來看，旅游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創造了一系列的新興業態，如智慧旅游、虛擬旅游、“云旅游”等。隨著轉型步伐的不斷加快，這些新業態在發展過程中，會對數字化基礎設施產生相當可觀的配套需求。此外，2023 年以來，隨著疫情防控形勢的轉變引起多地多景區旅游市場的火爆，旅游管理能力的提升成為各級文化和旅游管理部門及景區管理單位目前亟須解決的任務，5G ＋智慧旅游實時檢測及應急指揮平臺等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則有利于疏解這一需求。

括而言之，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的耦合關系可以總結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通過數字化技術與數字化平臺促進旅游經濟增長，成為其助推器；旅游經濟通過供給端推進數字化技術革新與數字化平臺優化，以及行業發展催生的巨大需求，保障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是其穩定器，二者相輔相成、相互支撐、協同推進（圖1）。

二、指標體系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區域

長江流域孕育了長江經濟帶，面積約205.23 萬平方公里，占全國面積的21.4%，橫跨中國東中西三大區域，覆蓋四川、重慶、云南、貴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上海、江蘇、浙江共11 個省市，根據地理位置可將其劃分為西部地區（川、渝、滇、黔）、中部地區（湘、鄂、贛、皖）和東部地區（滬、蘇、浙）[19]。長江經濟帶是我國“三個支撐帶”戰略之一，囊括了如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多個對全國經濟起著核心支撐作用的重要城市群。其中，長江西部地區貴州省的大數據產業蓬勃發展，中部地區則坐擁聞名世界的“中國聲谷”“中國光谷”及全國VR 產業高地，東部長三角地區的信息產業和電子商務發展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均為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奠定了基礎[20]。另外，長江黃金經濟帶集聚華東、華中、西南的精華旅游資源，在《推進長江經濟帶旅游合作發展框架協議》《長江國際黃金旅游帶規劃綱要》等政府宏觀政策支持下，旅游產業規模龐大、類型豐富，是我國旅游經濟的重要支撐?！丁笆奈濉蔽幕吐糜伟l展規劃》更是明確提出保護好長江文物和文化遺產，持續打造長江國際黃金旅游帶。因此，本研究選取長江經濟帶11 省市作為研究區域，對于助力長江經濟帶的數字化轉型，推進旅游可持續發展，進而強化長江經濟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指標選取

1.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本研究基于對數字經濟內涵的理解，借鑒潘為華等[21]學者的研究成果，以互聯網普及率、電話普及率、長途光纜線路長度、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互聯網域名數等5 個指標對數字化基礎設施水平進行衡量。

2.旅游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旅游收入是表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最基本的指標，因此本研究借鑒方葉林等[22]、杜霞等[23]的研究成果，將旅游經濟發展分解為國內旅游收入、入境旅游收入、旅游總收入占GDP 的比重等3 個指標，其中入境旅游收入(萬美元)按照當年美元兌換人民幣匯率，換算成人民幣統計得出。

最后，分別構建出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旅游經濟的評價指標體系，具體如表1 所示。

表1 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三）數據來源

本研究選擇長江經濟帶沿線9 省2 市作為研究對象，考慮到2020—2022 年旅游經濟受疫情嚴重沖擊其發展規律偏離常態，且重慶市2020—2022 年國內旅游收入情況的數據缺失，故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可操作性和科學性原則，將研究時段確定為2008—2019 年。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指標體系的相關原始數據來源于2009—2020 年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電子信息產業年鑒》《中國信息年鑒》《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以及各省份統計年鑒等。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的原始數據來源為2009—2020 年發布的《中國旅游年鑒》、各地方統計局發布的地方統計年鑒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各地方文化和旅游局發布的地方旅游業統計公報等。對于個別缺失的樣本數據，本研究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補齊處理。

三、研究方法

（一）熵權法

熵權法是以信息熵作為權重確定標準的一種方法。根據信息熵的定義，針對某一指標而言，熵值可用于評判某一指標離散程度的大小，信息熵值愈小、指標離散程度愈高，那么該指標在綜合評價中所起的作用（即權重）也愈高，否則權重愈低。利用信息熵對各指標進行客觀度量，確定指標體系中指標的權重，在避免人為主觀賦權指標帶來偏差的同時，有效評估指標變化的相對程度[24]。

首先，為消除指標原始數據量綱不一所產生的影響，使用極差法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即全局歸一化處理：

式（1）中：xij為原始數據，Xij為數據標準化后的值。由于標準化后的數值有出現0 值的可能性，進而會對后續計算過程造成影響，故參考已有研究的處理，將標準化后的數值結果整體平移，并確定平移幅度為0.000 1。

其次，計算指標對應的信息熵值：

式（2）～（3）中：Pij為第i個省份第j項指標所占比重，Ej為j項指標的信息熵值。

再次，計算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冗余度：

最后，確定第j項評價指標相應的權重：

通過上述程序的處理，最終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及各指標權重值如表1 所示。

（二）綜合評價指數

運用權重和指標加權求和的方法，分別測算出長江經濟帶2008—2019 年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子系統與旅游經濟水平子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

（三）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和協調度模型共同構成耦合協調度模型，兩者的作用稍有不同，前者側重于描述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程度，后者則能夠反映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強度和協調發展的水平[25]。為進一步衡量出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兩系統之間的相互影響是否為良性，以更客觀、真實地反映出系統間的協調發展水平，本研究構建了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的耦合協調度模型。

式（7）～（9）中：C為耦合度；D為耦合協調度；U1、U2分別為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旅游經濟兩個子系統的綜合得分；T表示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指數；α和β為待定系數，且α+β=1?？紤]到兩系統同等重要，故借鑒大多研究的通行做法，取α=β=0.5。

耦合協調度等級參考已有評價標準劃分為十個等級[26]，見表2。

（四）障礙度模型

利用障礙度模型進一步診斷影響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旅游經濟耦合協調發展的主要障礙因素，為調節和制定對策提供科學依據。障礙度模型采用“指標偏離度(Oij)”和“障礙度(Mij)”指標進行分析評價[27]：

式（10）～（11）中：Xij表示單個指標標準化值，Wj是第j項指標的權重。

四、實證分析

（一）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分析

運用熵值法和線性加權法分別測算出2008—2019 年長江經濟帶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指數，其均值和增長率如圖2 所示，沿線11 省市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與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指數如圖3、圖4 所示。

圖2 長江經濟帶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與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數

圖3 長江經濟帶11 省市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綜合評價指數

圖4 長江經濟帶11 省市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數

1.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總體水平分析

1）由圖2 可知，長江經濟帶沿線11 個省市在2008—2019 年數字化基礎設建設水平綜合評價指數均值位于0.13 ～0.49 之間，總體呈現平穩上升的趨勢。通過對比各年份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綜合評價指數發現，在2012 年與2015 年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最快，綜合評價指數增長率均達到了0.3以上。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綜合評價指數的變化為負增長，降低了0.01。這主要是上海市與浙江省兩地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下降造成的。上海方面，2013 年7 月上海市政因道路施工導致通信光纜被挖斷，因而對該年數字化基礎設施造成了較大的破壞。浙江方面，2013 年受臺風“菲特”影響，浙江余姚遭遇新中國成立以來當地最嚴重水災，70%以上城區受淹，主城區城市交通癱瘓的同時，通信設備等數字化基礎設施也損壞嚴重。此外，2010 年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2009 年幾乎沒有實現增長，這可能與工信部于2010 年出臺《關于加強互聯網域名系統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并開啟域名整頓行動有關。2015—2017 年間，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增長同樣明顯放緩，而我國在此期間先后開展規范域名注冊服務市場專項行動、“掃黃打非·凈網2015”專項行動、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由此互聯網等方面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受到波及，也主要體現在互聯網域名數的減少。

2）由圖3 可知，2008—2019 年長江經濟帶沿線各省市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呈現穩定上升的發展趨勢，小部分地區出現了波動。四川省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最高，其次是江蘇省與浙江省，該三省份綜合評價指數都與其他省份拉開了相當一段距離。安徽省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提升最快。四川省不僅是傳統重工業大省，也是西部經濟腹地，經濟基礎扎實，信息產業發展強勁，“十二五”時期，四川省已在全國率先建成“全光網省”，數據中心建設也已取得初步成效。2017 年四川省在研判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出臺了《四川省“十三五”信息化規劃》，有序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2019 年四川省省級大數據中心的成立更是助推四川省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正式超越長江經濟帶東部地區。而江蘇省與浙江省地處我國東部，經濟基礎良好，電商行業發達，信息產業優勢明顯，因而不僅對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強大需求，且對其要求較高，在這一背景下，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都領跑他省。安徽省2009 年出臺《數字安徽建設規劃綱要（2008—2012 年）》宣布安徽將投資800 多億元打造“數字安徽”，在各領域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2017 年出臺《安徽省智能制造工程實施方案（2017—2020 年）》，為推動智能制造工程加快發展，“十三五”期間，安徽省共建成國家級工業互聯網示范平臺59 個，省級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試點企業305 個。顯然，安徽省正朝著打造工業互聯網發展“高地”目標大步邁進。隨著工業互聯網的蓬勃發展，《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19》顯示，安徽省在互聯網創新能力指數上位列全國第七。

總體來看，直至2018 年，長江經濟帶東部地區省市的綜合評價指數都是除四川外的中西部地區省市難以望其項背的。而四川也是在研究時段的末期即2019 年綜合評價指數才正式打破東部地區既往的領先局面。余下長江中西部地區綜合評價指數在研究時段內也逐漸逼近東部地區，湖南、湖北也于2019 年超越上海。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江蘇和浙江的綜合評價指數與其余省市存在較大差距的事實基本未變。從各地區2019 年綜合評價指數來看，長江東部地區排名整體高于長江中西部地區，重慶排名最末，這一現象與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相符。

2.旅游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分析

1）如圖2 所示，長江經濟帶沿線11 省市在2008—2019 年的旅游經濟綜合評價均值位于0.09 ～0.46 之間，整體呈現平穩上升的趨勢。通過對比各年份旅游經濟發展綜合評價指數發現，旅游經濟在2010 年發展最快，其次是2017 年，增長率分別達到了30%、21%。2010 年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帶來了一波旅游熱潮。這股旅游熱不僅為當地帶來不菲的旅游收益，同時也向周邊省市輻射，帶動長江經濟帶中東部地區旅游經濟的顯著增長。同時，中國旅游研究院2011 年發布的《中國旅游電子商務發展報告》顯示，2010 年中國旅游電子商務（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在線旅游業交易）市場規模達到2 000 億元人民幣，占整體旅游收入份額將近15%。隨著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完善，互聯網環境的日趨優化，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在線旅游業交易煥發蓬勃生機。2017 年召開的黨的十九大首次將“數字中國”一詞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在國家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型的背景下，旅游業也積極向數字化轉型。在智慧旅游持續向前推進的同時，旅游電子商務規模也進一步擴大，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發布的《2018 年度中國生活服務電商市場數據監測報告》披露，2017 年中國在線差旅市場創造了約7 426 億元的價值，相比2016 年5 779 億元增加了28.5%。除此之外，旅游業在國家政策引導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鄉村旅游、旅游扶貧、“旅游+”等也逐漸成為熱點，由此推動了這一時期旅游經濟的蓬勃發展。增長較慢的區間則是2012—2013 年，這主要是因為2013 年全國霧霾天氣“頻發”引起的嚴重環境危機，以及4 月20 日發生的四川雅安地震都大大打擊了人們出游的信心，給當年全國范圍內旅游業的發展造成了相當大的打擊。

2）如圖4 所示，2008—2019 年長江經濟帶沿線各省市的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呈波動上升的發展特征。云南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最高，江蘇和上海增長雖緩但分居第三位與第四位。江西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提升速度最快。云南省旅游經濟發展指數自2018 年起躍升至研究區域內的首位。這一現象顯然是有跡可循的，云南省蘊含豐富的旅游資源，坐擁昆明、大理、麗江、西雙版納等多個著名旅游城市，自2013 年確定旅游強省建設戰略目標以來，有序推進旅游產業發展?！对颇鲜　笆奈濉蔽幕吐糜伟l展規劃》更是提出全面建設文化和旅游“雙強省”。云南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從2018 年開始超過江蘇省等東部旅游經濟發達省市，這主要是因為云南省于當年8 月開展“旅游革命”，重拳整治旅游市場秩序。此外，云南省大力發展智慧旅游，全域旅游智慧平臺“一部手機游云南”也于10 月正式上線使用。由此，云南省旅游市場服務與質量大幅提升，旅游產業轉型成效顯著，實現旅游業總收入8 991 億元，同比增長30%。江蘇省和上海市所處的長江三角洲是我國最早的沿海經濟開放區之一，開放程度較其他省市有一定優勢，入境旅游受到境外游客的普遍認可。江西省繼2009 年開啟“旅游大省”的定位后，2013 年出臺《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關于推進旅游強省建設的意見》，從“大”到“強”的轉型升級，打造“江西風景獨好”品牌，旅游產業向高質量發展持續推進?！笆濉逼陂g全省旅游經濟總量實現歷史性跨越，2019 年旅游總收入接近萬億元，旅游經濟增長態勢良好。

總體來看，長江經濟帶11 省市之間旅游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排名依次為西部地區、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其中東、西部地區間差距較小，中部地區與東部、西部地區則差異明顯。雖然以云南省為代表的長江經濟帶西部地區旅游業發展抬頭之勢迅猛，但中部地區旅游經濟的增長還存在很大的進步空間，可見離區域平衡發展目標的實現仍有相當一段距離。

（二）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耦合協調分析

1.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耦合協調度時間演化分析

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長江經濟帶沿線2008—2019 年的耦合協調度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的耦合協調度，測算結果與其增長率如圖5 所示。

圖5 長江經濟帶11 省市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耦合協調度

由圖5 耦合協調度變化可知，長江經濟帶沿線2008—2019 年間的耦合協調度涵括了不同的協調等級。其中，2008 年的耦合協調度為0.295，耦合協調等級屬于中度失調。2009—2011 年的耦合協調度為0.326 ～0.381，等級屬于輕度失調。2012—2014 年的耦合協調度為0.428 ～0.466，等級屬于瀕臨失調。2015—2017 年的耦合協調度為0.523 ～0.595，等級屬于勉強協調。2018—2019 年的耦合協調度為0.628 ～0.681，等級屬于初級協調。以下以耦合協調度等級為依據，將研究時段分為2008—2014 年的失調區間和2015—2019 年的協調區間，進一步探討耦合協調度增長情況：

1）2008—2014 年長江經濟帶沿線省市數字化基礎設施與旅游經濟耦合協調度增長率均值約為8.0%，整體增長趨勢呈現“W”形。在2012 年出現整個研究時段內的最高峰值，為12.3%。從圖2 來看，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也在2012 年增長最快，在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子系統的促進作用下，兩子系統耦合協調度增長明顯。2013 年為“W”形曲線的低谷值，同時也是整個研究時段內增長率的最低值，僅有1.9%。究其原因，除2013 年旅游業發展因全國霧霾問題嚴重及地震災害遭受相當大打擊外，這一年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綜合指數的負增長更是加劇形成了這一低增長現象。

2）2015—2019 年長江經濟帶沿線省市數字化基礎設施與旅游經濟耦合協調度增長率均值約為7.9%，整體增長趨勢趨于平緩。在2015 年出現整個研究時段的第二個峰值，助力該年兩系統耦合協調度從失調區間突破至協調區間，2008—2014 年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的協調發展也為這一突破形成了良好鋪墊，從智慧旅游的建設與發展上可見一斑。2014 年被國家旅游局定為智慧旅游年，智慧旅游成為旅游業發展的新業態, 智慧旅游建設也在各地陸續啟動。2015 年初國家旅游局出臺《關于促進智慧旅游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16 年，建設一批智慧旅游景區、智慧旅游企業和智慧旅游城市，建成國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務網絡和平臺。同時，意見明確“智慧旅游建設的任務包括夯實智慧旅游發展信息化基礎、建立完善旅游信息基礎數據平臺等”。而2015 年既是“十二五”規劃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規劃謀篇布局之年，智慧旅游建設抓住發展機遇，助力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業進一步融合發展。從圖2 來看，2015—2019 年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與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增長率交替波動，因而兩系統耦合協調度的增長變化較為穩定，增長率在7.9%附近上下浮動。

2.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耦合協調度空間演化分析

為分析空間差異，圖6 借助ArcGIS 軟件對長江經濟帶沿線11 個地區2008、2014 和2019 年的耦合協調度等級分布情況進行了空間可視化表達。

圖6 2008、2014、2019 年長江經濟帶11 省市耦合協調度等級分布圖

1）2008—2019 年長江經濟帶11 省市的耦合協調度在該期間都實現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江蘇達到最高協調等級，為良好協調。重慶耦合協調等級最低，為勉強協調。

2）縱觀2008、2014 年兩個時間截面，長江中西部地區耦合協調度大多實現了2 個等級的提升，且大多處于瀕臨失調狀態。其中安徽的耦合協調度在整個研究區域內提升最快，從嚴重失調狀態提升3 個等級至瀕臨失調狀態。這一變化主要源于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數的提高。從2009 年安徽首次實現國際直航并開通合肥至臺北航線，到2014 年開通首條直飛歐洲的國際航線，安徽國際航線的迅速發展促進入境旅游者數量大大提升，入境旅游業發展勢頭強勁，入境旅游收入大幅提升。與長江中西部地區產生對比的是，東部地區3 個省市的耦合協調度在2014 年均已達到協調等級，這與我國整體東、中、西部發展不均衡現象基本吻合。其中，浙江在2015 年已實現初級協調狀態，為長江經濟帶11 省市中的最優。

3）縱觀2015 年、2019 年兩個時間截面，長江東部地區中江蘇耦合協調度等級躍升至良好協調，上海與浙江均上升1 個等級，分別是初級協調、中級協調。長江中西部地區中耦合協調度提升最快的省市包括江西、貴州、四川。除江西是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提升最快的地區可以為這一現象埋下伏筆外，江西2016 年出臺的《江西省旅游業發展“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加快旅游信息化建設，建立江西省旅游數據中心，在規劃計劃層面著力推進旅游業與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協調發展。而貴州在省委、省政府的積極努力下，逐漸形成了政府主導、部門支持、企業運作、社會參與、利益協調、和諧發展的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模型[28]，旅游經濟飛速發展。2019 年，貴州旅游總收入突破萬億元，在GDP 中占比高達73.5%，因此大力推動了耦合協調度的提升。四川從瀕臨失調升級至中級協調狀態，在長江中西部地區形成領先之勢，并與浙江等級持平，這與四川2017 年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快旅游業改革發展的意見》中前瞻性地提出實施“互聯網+旅游”行動計劃關系密切。

由上可知，雖然整體來看長江東部地區的耦合協調等級最高，但長江中西部地區耦合協調度增長最快，大部分省市已與上海處于同一等級。這與我國堅持中部崛起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不無關系。

3.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的耦合協調類型識別

在耦合協調度發展進程中，若U1=U2，視為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發展較為協調，若U1＞U2，視為旅游經濟發展滯后；若U1＜U2，視為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滯后[29]。通過耦合協調等級和滯后類型可以將2019 年的11 個省市分為四大類耦合協調類型（見表3）。

表3 2019 年長江經濟帶11 省市耦合協調類型

1）處于勉強協調等級且旅游經濟滯后的地區，包括重慶。這類地區的耦合協調關系水平相對較低，但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而旅游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因此，今后要依托數字化基礎建設創造的良好條件，吸引創新型、復合型人才，完善現代化人才培育體系，建設人才庫以發揮主體功能，助力旅游業對接建設成果，優化對接過程，提升對接效果。

2）處于初級協調等級且旅游經濟滯后的地區，包括湖北、江西、安徽、湖南。這類地區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兩子系統的協調發展已初見雛形。在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與上一類相比更具優勢，但旅游經濟發展仍舊相對滯后。因此今后應大力發揮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的良好優勢，積極推動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在旅游產業的應用，促進旅游產業發展。

3）處于初級協調等級且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地區，包括貴州、上海和云南。云南旅游業起步較早，貴州和上海旅游發展態勢良好，因而旅游經濟發展較為成熟。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相對滯后的主要原因在于起步較晚，貴州直至2016 年才得到正式批復成立首個國家級大數據綜合實驗區，也是從這一年開始貴州數字經濟增速連續六年排名全國第一。因此今后應重點強化旅游產業發展成果與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對接，發揮聯動作用，以發展新業態需求積極推進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建設。

4）處于較高協調等級（中級協調和良好協調）且旅游經濟滯后的地區，包括浙江、四川和江蘇。與前幾類不同，這類地區不僅旅游起步早，且擁有相對完備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因而兩子系統耦合協調度等級在研究區域中最高，其中江蘇更是達到良好協調狀態。針對旅游經濟發展滯后，今后應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優勢，利用數字產業帶動作用，推進旅游產業與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的深度融合，深化旅游業數字化轉型。

4.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的耦合協調度的障礙因素識別

運用障礙度模型計算出2008—2019 年影響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旅游經濟耦合協調發展的障礙因素及其障礙度，并根據時間順序進行排序，考慮到數據較多，本研究重點分析影響程度較大的前5 項障礙因素（見表4）。

表4 2008—2019 年影響兩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的主要障礙因素?

從表中障礙度的變化來看，研究時段內整體呈明顯的穩定下降趨勢。從表中障礙因素出現的頻率來看，制約研究期間兩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的障礙因素依次為：入境旅游收入、互聯網域名數、旅游總收入占GDP 的比重、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國內旅游收入。不難發現，障礙因素集中分布在旅游經濟子系統，這與前述耦合協調類型識別的分析中，多數省市為旅游經濟滯后型的研究結果吻合。入境旅游收入高居第一大障礙因素，說明入境旅游業務的發展仍有巨大潛力。而旅游總收入占GDP 的比重位列第三也與入境旅游收入的阻礙作用離不開關系。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子系統中，互聯網域名數在研究時段內維持為前三大障礙因素，且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從2018 年開始，從第五大障礙因素躍升為第四大障礙因素，說明互聯網方面的基礎設施阻礙作用逐漸增強。值得注意的是，長途光纜線路長度在2019 年晉升至第五大障礙因素，說明其阻礙作用正在凸顯。綜上來看，積極發展入境旅游與加快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是推進長江經濟帶兩系統協調發展的重要方向。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在利用熵權法對2008—2019 年我國長江經濟帶沿線11 省市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與旅游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評價的基礎上，綜合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與障礙度模型，對兩系統的耦合協調關系及其時空演化特征進行了深入分析，并對耦合協調類型與障礙因素進行識別，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1）從長江經濟帶沿線11 省市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發展情況來看，研究期內，兩子系統在增長率上有所波動，但總體均呈現平穩上升趨勢。四川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最高，安徽提升速度最快。云南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最高，江西提升最快。整體來看，區域發展不平衡現象仍然突出。

2）從長江經濟帶沿線11 省市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的耦合協調度變化情況來看，研究期內，耦合協調度均值始終處于穩步增長的態勢，從2008 年的中度失調等級提升至2019 年的初級協調等級。從空間演化分析來看，2019 年長江經濟帶所有省市的耦合協調度等級均已進入協調區間，長江經濟帶東部地區等級最高，中西部地區增長速度最快。

3）從2019 年長江經濟帶11 省市的耦合協調等級和滯后類型來看，將各地區總結為四大耦合協調類型。重慶處于勉強協調等級，屬于旅游經濟滯后型；湖北、江西、安徽、湖南處于初級協調等級，屬于旅游經濟滯后型；貴州、上海和云南處于初級協調等級，屬于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型；浙江、四川、江蘇處于較高協調等級（中級協調和良好協調），屬于旅游經濟滯后型。

4）從阻礙長江經濟帶沿線11 省市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耦合協調發展的各障礙因素來看，研究期內，障礙度均呈穩定的下降態勢。從阻礙程度來看，障礙因素的排序依次為：入境旅游收入、互聯網域名數、旅游總收入占GDP 的比重、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國內旅游收入。兩系統中旅游經濟系統的約束作用更大。

（二）建議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為進一步提升長江經濟帶11 省市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耦合協調發展水平，縮小地區差距，提出以下相關建議。

第一，對于重慶這類處于勉強協調等級且旅游經濟滯后型的地區，基于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對地區技術創新的激勵作用，政府應積極引導“互聯網＋旅游”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助推旅游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實現旅游經濟持續和穩定增長。打通行政邊界約束問題，建立地區旅游部門間直接對話機制，借鑒周邊耦合協調發展良好省市經驗，堅持創新驅動，持續推進旅游業數字化轉型。

第二，對于湖北、江西、安徽和湖南這類處于初級協調等級且旅游經濟滯后型的地區，要著力推進數字化基礎設施應用于旅游產業，力求實現多途徑的數字產業向旅游產業的功能轉化，推動建設成果要高效銜接旅游業，積極推進旅游業向數字化轉型以提高旅游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促進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的融合發展。

第三，對于貴州、上海和云南這類處于初級協調等級且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型的地區，要統攬全局觀加強統籌協調，應將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新一輪投資的著力點，并積極引導和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和運營，深化新一代數字技術的應用，打造綠色智能、安全可靠、高速泛在的新型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旅游業可在新業態發展需求的引領下，通過資金、人才、市場等多方面的聯動作用，推動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形成良性互動發展機制。

第四，對于浙江、四川和江蘇這類處于較高耦合協調等級（中級協調等級和良好協調等級）且旅游經濟滯后型的地區，要明晰區域增長極地位，成立示范區以充分發揮輻射作用，帶動長江東部與長江中部地區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更高質量的協調發展，進而哺育長江中部地區推動長江經濟帶平衡發展。推動旅游企業全方位、全鏈條數字化轉型，促進旅游產業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發展，助推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深度融合發展。

第五，從障礙因素的約束作用來看，入境旅游收入排名最高，其次是互聯網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因而要積極發展入境旅游，持續推進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助推旅游經濟增長。首先疫情防控邁入新階段后，我國入境旅游事業逐漸復蘇，應立足于階段性防疫特征，借勢搭建互聯網平臺，宣傳最新入境政策和特色旅游資源，吸引入境旅游者目光。其次，以互聯網數字技術手段加強旅游資源建設，在保有自身特色的同時，通過完善物質、信息、服務等增加入境旅游者對我國入境旅游的向往度和認可度。最后，借助互聯網等數字技術搭建跨省合作平臺，鼓勵各地文旅局、旅游企業、旅游景點直接對接，結合各地具體情況，利用好“云數據”共建一批跨省線路、精品景區、旅游終端，共同打造長江經濟帶數字化旅游生態圈。

此外，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部分理想指標難以量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兩子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仍有待完善；本研究在省域層面分析了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的綜合評價水平、耦合協調情況等，但長江經濟帶囊括多個重要城市群，市域層面的研究顯然值得更進一步探索。未來在后續研究中要構建更為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探討長江經濟帶乃至全國市級層面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經濟的協調發展關系，以有效提高耦合協調機制剖析過程的全面性、系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