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厚宣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之路
——以《甲骨學商史論叢》為中心的考察

朱 斌

法國史家皮耶·諾哈曾言:“歷史學每次的進展,都與某個大變動導致資料來源、方法和關注焦點全面轉移所造成的沖擊有關?！?1)皮耶·諾哈:《記憶所系之處》,戴麗娟譯,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年,第19頁。這種沖擊類似陳寅恪先生提倡的“預流”主張,“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和新問題”,取“新材料”,解決“新問題”,便是時代學術之“新潮流”(2)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66頁。。細察之,20世紀甲骨文的出現,尤其是殷墟的考古發掘,呈現了中國學術史上里程碑式的“新材料”,另一方面,“疑古”思潮如火山迸發般廊清古史迷霧,所帶來的便是“新問題”“新方法”?？梢哉f,中國史學就是在“新材料”與“新問題”的相互激蕩中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據丁山的觀察:“古代史學,經過顧頡剛先生《古史辨》掃蕩偽材料之后,立刻得到卜辭、金文大量的直接史料來補充,加上李濟之先生所領導的安陽殷墟十余次的發掘,舉凡器物、墓葬、宮室遺址的收獲,迥乎超出我們意想之外的豐富。這批地下新出的直接史料觀察殷商文化,迥乎超出兩千年來儒家所傳述的程度高而且深。這當然是古代歷史學的幸運,也是國家民族的光榮?！?3)丁山:《古代神話與民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311頁。值得關注的是,這兩個方面都指向了一個史學“新潮流”,或者說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成為20世紀史學的焦點問題和重要論域(4)本文在行文當中,使用了“學派”“典范”“主流”“中心”“新漢學”等概念,并無褒貶之義,僅作為一種描述性的概念工具使用,其中“新漢學”和“新史學”具體的厘定,請參見王學典:《新史學與新漢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在重建中國上古史的學術譜系當中(“疑古”學派亦特別重視上古史的重建(5)參見王東杰:《“故事”與“古史”:貫通20世紀二三十年代“疑古”和“釋古”的一條道路》,《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81-99頁。),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是各方共享的學術資源,其用甲骨文證實殷商一代歷史,開出的“古史新證”的道路,亦成為重建古史的有效途轍(6)關于新漢學對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接受情況,參見陳以愛:《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05-129頁。。胡厚宣指出甲骨文是檢驗古籍記載正確與否的“最新式工具、最可靠的尺度和準繩”(7)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北京:商務印書館,1951年,第5頁。。徐中舒也樂觀地認為:“甲骨既為殷商所遺,即為治古文字及商史之第一等材料”(8)徐中舒:《甲骨學商史論叢·徐序》,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頁。。那么,面對亟需回答的時代命題,占據民國學術主流的新漢學范式如何重建中國上古史體系,學術問題解決得如何?自然需要從胡厚宣、徐中舒等服膺新漢學范式的學人身上尋求解答。本文即以胡厚宣為例(以1949年以前為主)(9)關于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的研究,僅見左家綸:《胡厚宣先生甲骨學研究——甲骨學商史論叢為例》,臺灣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左氏此文僅針對甲骨文字學研究,忽略了胡著的時代語境及以甲骨學為工具書寫殷商新史的追求。另外關于胡厚宣的研究有:胡振宇:《胡厚宣教授的甲骨學商史研究》,《殷都學刊》1990年第4期,第31-33頁;王宇信:《甲骨學研究的發展與胡厚宣教授的貢獻——為胡厚宣師八十壽辰而作》,《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4期,第1-11頁;郭小武:《胡厚宣先生學術述論》,《史學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50-57頁;胡振宇:《考據與史料——胡厚宣先生治學與史語所的傳統》,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第663-676頁;王宇信:《甲骨學的發展與胡厚宣的巨大貢獻》,《殷都學刊》2021年第3期,第1-5頁。,將其學思歷程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進行全面的考察,探討《甲骨學商史論叢》在什么情況下,解決了什么學術問題?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理解學人及其著述在學術史上的意義。

一、從“疑古”到“考古”的轉變

胡厚宣就學于后五四時代,與容易趨新的同齡人一樣,對席卷大江南北的思想和學術新風尚,頗為敏感且心生向往。他回憶道:“小學時受五四影響,看了些亞東出版社出版的胡適、《獨秀文存》、《創造》、《民鐸》,自己作小論文,投入《小朋友》等刊物,當時思想還活潑?！痹谛屡f過渡的時代,新舊的斗爭雖然激烈,但是舊的仍然存在,有時還會有一些發展空間。在中學時期,胡厚宣的國文老師為文史名家繆鉞,在繆鉞的指導下接觸了一些國學的基本書,奠定了古典學術的根柢(11)參見繆元朗:《江山阻攜手 相望終日夕——記胡厚宣先生與繆鉞先生的交往》,《文史雜志》2018年第6期,第50-52頁。。據胡厚宣晚年追憶繆鉞是“《說文》《爾雅》,經史百家上下貫通”,講課方式“不拘一格,精義紛呈”。師生之間相得益彰,繆鉞對胡厚宣也是青眼相加,特別贊許,并有詩贈與愛徒,曰:“胡生誠秀出,卓爾鳳凰群;美志云霄上,清才蘭蕙芬;荷衣須自潔,聾俗豈相聞?！?12)參見彭邦炯:《懷念胡厚宣先生》,張世林主編:《想念胡厚宣》,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87頁。值得玩味的是,在1951年胡厚宣接受思想上的“改造”,向“舊我”作告別時提到:“中學變死,因讀古書,有國學一門,謬被賞識,跟著走,《莊子》《文選》,看《學衡》《甲寅》,讀□不□□不忠不孝,思想落后?！?13)胡厚宣:“交代材料”,《譚其驤日記》,第356頁。這也提示我們,“國學”是新是舊,是先進或落后,取決于方法和后世的眼光。1928年胡厚宣從培德中學(保定)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得到范文瀾的指導,根據興趣所向仍習舊學,和同學合組“禮社”,“專攻‘三禮’名物之學”,受京派影響“注重考據”(14)胡厚宣:《我和甲骨文》,《書品》1997年第1期,第4-5頁。?？娿X、范文瀾俱是文史方面的通人,為胡厚宣奠定國學基礎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胡厚宣剛剛進入北京大學時,適值整理國故運動蓬勃發展,考據古史之風盛行,胡適、顧頡剛的聲名在北京大學也如日中天,這些給初涉學問的胡厚宣留下頗深的印象。據胡厚宣自己回憶,他在史學系經歷了三個主任:朱希祖、傅斯年、陳受頤,主要教授有:胡適、陳垣、馬衡、孟森、錢穆、顧頡剛、鄧之誠、蒙文通、蔣廷黻等,并且在大學一年級還聽過陶孟和的社會學、浦薛鳳的政治學和陳豹隱的經濟學等課程。這些師長輩的學人皆為一時俊彥,定讓胡厚宣受益匪淺。胡厚宣自述在北京大學時最喜歡的老師有三個:

胡適之先生,開“中古思想史”,接著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講中古的哲學思想。胡先生長衫西褲,風度翩翩,講課則抑揚頓挫,莊諧并陳,所印講義雖僅大綱,但內容豐富,條理清晰,每一章節后附詳細參考文獻,與講義配合并可據此深入研究?！愒窒壬?開“中國史籍名著評論”講《史記》《漢書》《史通》及《文史通義》。陳先生授課,常含笑巡視于同學間,態度和藹可親,迄今印象尤深。再者即錢賓四先生,先生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及“秦漢史”,漢承秦制,即秦漢史。錢先生講課特點為有感情、有口才,因其了解學問而有見解,加之口齒清楚,一口無錫官話,滿腔熱忱,使諸生感奮。(15)胡厚宣:《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回憶點滴》,《中國文化》總第14期,1996年12月,第225-227頁。

在上述三位先生中,胡厚宣與錢穆的私交尤好,多年后,他仍記得大學三年級時,錢穆帶隊去齊魯故地,游濟南大明湖,登泰山,去曲阜觀三孔,并見到年幼的孔德成的情形。與錢穆的交好,想必也是胡厚宣后來樂意跟隨顧頡剛去齊魯大學國學所的一個原因。

當然,這個時期北京大學的風氣是以胡適、顧頡剛為核心的新漢學風尚,尤其是顧頡剛發動的古史辨運動正“蔚然成風”(16)齊思和:《史學概論講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6頁。。與師友的朝夕相處中,自然容易塑造胡厚宣的知識結構和學術觀念。在“非考據不足以言學術”的境地中,很容易在胡厚宣的觀念里種下“問題意識”。蕭一山所謂:“以考訂破壞為學,而譏博約者為粗疏?！?17)蕭一山:《為清代通史批評事再致吳宓君書——并答陳恭祿君》,《國風》第4卷第11期,1934年6月,第12-21頁。胡厚宣較早發表的一篇習作是《匈奴源流考》,便可視為對考據學風因應的成果。胡厚宣自述其“很快就接受了當時最流行的所謂托古改制的古史觀,層累造成的古史觀的疑古之學”(18)胡厚宣:《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歷史教學問題》1988年第3期,第43-44頁。。胡厚宣也觀察到當時能與顧頡剛的古史辨競爭的學說,主要是來自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19)《古史辨》的出版也擴大了王國維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參見陳以愛:《從疑古到重建的轉折——以王國維對傅斯年的影響為中心》,吳淑鳳等主編:《近代國家的型塑》,臺北:“國史館”,2013年,第833-878頁。。在廣泛地閱讀胡適、梁任公、梁漱溟、郭沫若、王國維諸家之后,胡厚宣開始崇尚所謂“古史二重證據”的考古之學(20)胡厚宣在50年代教學生治學方法時,仍特別推崇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并將“王氏《古史新證》作為講課的輔助材料印發給學生”,參見裘錫圭:《厚宣老師引我進入學術之門》,張世林主編:《想念胡厚宣》,第53頁。。王國維與新漢學的關系已被熟知,其研究成果也被很多新漢學家視為學術資源,胡厚宣直言:“認真讀他的《觀堂集林》,深受啟發教育,這是我后來做學問的根底?！?21)胡厚宣:《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歷史教學問題》1988年第3期,第43-44頁。顧頡剛也認為北京大學的學人對王國維“沒有一個不佩服”(22)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文學周報》第5卷第1-2期合刊,1927年8月;收錄在《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68-275頁。。

居于學界中心,自然容易接觸到前瞻性的問題和領域,據胡厚宣的觀察:

二十年代有所謂信古派,以東南大學(即今南京大學)為代表;有疑古派,以顧頡剛為代表,得到胡適、錢玄同等學者的支持;有考古派,以王國維先生為代表,與疑古派針鋒相對。當時社會上最暢銷的三部史學著作是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王國維的《觀堂集林》。(23)胡厚宣:《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歷史教學問題》1988年第3期,第43-44頁。

顧頡剛的“破”與傅斯年的“立”,可以被看成是整理國故運動的一體兩面。從建設的意義上講,1928年史語所成立,為中國史學學科化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礎,以機構為中心的學人社群開始出現。史語所遷到北平時,傅斯年也同時在北京大學擔任歷史方法論和中國古代史的教授。除傅斯年以外,史語所學人在北京大學史學系皆開設課程,李濟、梁思永合開考古人類學導論,徐中舒開殷商史料考訂,董作賓開甲骨文字研究。本來就開始思考用“二重證據法”來重建古史的胡厚宣,有史語所諸先生的現身說法,更加堅信用地下發現的新史料來考證古史學是可行之坦途。李濟提出“先將國學基礎建筑于歷史考古學之上”的主張,恰恰紓解了古史辨運動對胡厚宣的思想沖擊(24)李濟著,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87頁。。傅斯年在史學方法的課堂上說:“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25)傅斯年:《〈史料與史學〉發刊詞》,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5頁。在認真聽課的胡厚宣心中,治學的取向似乎也開始慢慢地轉變。

其實,傅斯年要求史語所學人在北京大學開課,有他自己的學術規劃,即利用所謂“拔尖主義”施加影響,以此吸引了一批能運用新工具、新觀念的年輕人,到史語所開展研究工作。傅斯年本人也在研究方法和取向上,對這批年輕人嚴格監督,施以影響(26)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61頁。。據鄧廣銘回憶:“傅先生所以在北大兼課,主要是想為史語所選拔人才。當時史語所人才濟濟,像陳寅恪、徐中舒、董作賓、郭寶鈞、李濟等等,但總要培養些青年學者做接班人。所以,傅斯年、董作賓、李濟、梁思永諸先生都在北大講課,想發現人才。后來,北大畢業生到史語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學中就有胡厚宣、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等人?！?27)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6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89頁。對于北大和史語所的治學差異,胡厚宣也是有清晰認識:“北大文科研究所與史語所之差:北大懷古,史語所考古;北大國學,史語所史料學?！?28)胡厚宣:“交代材料”,《譚其驤日記》,第357頁。據胡厚宣的看法,史語所實際上是清華研究院的繼續,不僅繼承了清華學術研究的傳統,而且原班人馬都轉移了過來(29)胡厚宣:《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歷史教學問題》1988年第3期,第43-44頁。。雖然身在北京大學,或許因為王國維的緣故,胡厚宣內心更服膺清華的學術傳統,正因如此,胡厚宣成為新漢學的主要踐行者。

1934年,胡厚宣從北大畢業,經董作賓、徐中舒推薦,被傅斯年選入史語所做了兩年研究生,四年助理研究員?？梢哉f,胡厚宣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向是進入史語所后奠定的,經歷了“由國故學到史料學,由疑古到考古學”的轉變。據比胡厚宣晚一級的何茲全回憶:“當時北大史學教授的學術思想,大體可以分作三個流派,一個是以乾嘉為主導的學派,一個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學學派,這派以胡適教授、傅斯年教授為代表,一個是以乾嘉加點辯證唯物論”,胡厚宣在“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上或多或少大約都有可以說是屬于胡適傅斯年一派”(30)何茲全:《愛國一書生·八十五自述》,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00頁。。必然中也有偶然因素,胡厚宣進入史語所時,正值史語所安陽考古發掘需要人手,于是跟隨梁思永去殷墟工作了一年。他親自參加了殷墟的第十、十一次發掘,具體負責1004號大墓的工作(31)夏鼐日記中記述了胡厚宣參加安陽發掘時的情況,像工作之余唱梅派京戲《鳳還巢》,“頗夠味”。參見夏鼐:《夏鼐日記》第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99-301、319、328頁。。隨后回到南京對前九次發掘所獲甲骨,進行整理,開始甲骨文研究,正像他自述:“由殷墟發掘到殷代史到甲骨學,走上史料考證的道路?！?32)當時有十位年輕學者參加發掘工作,被稱為“考古十兄弟”,包括: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尹達、尹煥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尋、潘愨,胡厚宣排行“老七”,參見胡厚宣:《我的求學歷程和早期考古活動》,《文史知識》2006年第4期,第104-107頁。

1936年殷墟的第十三次發掘發現了整坑甲骨,為了方便清理,整體運到了南京史語所,胡厚宣雖沒有前去發掘現場,卻做了八個月的室內整理工作,并開始寫甲骨學的文章。因此,他不無驕傲地說:“史語所發掘所得的全部甲骨24918片,都經過我親手摩挲,并作了隨筆?！?33)胡厚宣:《契齋所藏一塊甲片風波的平息》,《出土文獻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5頁。陳夢家提到:“由于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陽的發掘,才有歷史語言研究所關于甲骨研究的工作。李濟、梁思永、郭寶鈞、石璋如作了殷墟發掘報告,沒有接觸到卜辭本身;丁山、徐中舒、張政烺作室內文字考證的工夫,沒有參加過發掘;參加發掘而作甲骨研究的有董作賓、胡厚宣、高去尋等人?！?34)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52頁。胡厚宣自己也認識到:“以往研究甲骨文的學者較多用力于文字考釋,偶有涉及史跡商討,所依據材料又較零碎,受王國維‘二重證據法’啟發,用甲骨文結合商史,與商代遺跡,來解決甲骨學殷商史上的重要問題?！币驗楹托虏牧系摹俺ο嗵帯?胡厚宣“乃恍然知研治古史,必當始自殷商,而甲骨文實為最基本之材料”(35)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自序》,第14頁。。

令人扼腕的是,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全面侵華,殷墟的發掘工作難以維系,很多剛剛起步的學術研究被迫中止。胡厚宣跟隨史語所輾轉從南京到長沙,經衡陽遷桂林,又經柳州、南寧、龍州,繞道越南到昆明,最后在離昆明三十里的龍頭村落腳。其時在云南大學任教的顧頡剛居住在不遠的浪口村。顧頡剛因為應齊魯大學聘任擔任國學所主任,便就近邀請錢穆和胡厚宣同去。錢穆與顧頡剛前有交情,胡厚宣算是學生輩,同赴成都應該不是問題。但是因為胡厚宣是史語所的研究員,顧頡剛欲從傅斯年處“挖”人,需要費些心思。顧頡剛對胡厚宣和史語所的治學取向知之很深,他明白“新史料”對于胡厚宣的價值。于是,他向胡厚宣提到,齊魯大學有明義士的甲骨需要整理,希望胡厚宣不要錯過這樣的機會。結果可以想見,胡厚宣“為了弄清加拿大人明義士牧師收羅的號稱五萬片骨的去向,毅然離開中央研究院,到齊魯大學教書”(36)孫心一:《訪甲骨學專家胡厚宣教授》,《中州學刊》1985年第1期,第114-116頁。。

這次人事變動,因為有顧頡剛和傅斯年爭勝的背景,在公私場合,傅斯年都表達了他的不滿。據顧頡剛在日記中記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寄齊魯大學信,謂我們給厚宣一年薪水,其任務為(1)在滇買書,(2)抄錄中研院所藏甲骨文材料。如此誣賴,實是羞人?！?37)顧頡剛:《顧頡剛全集·顧頡剛日記》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25頁。傅斯年因為強調“史學就是史料學”,亦被稱為“史料學派”,胡厚宣因為追索新史料而離開史語所,卻被認為是“偷材料”以資他用。我們拋開人事的糾葛,還是可以理解到“史料學派”學術的關注點在何處。作為對胡厚宣離開史語所的“懲戒”,傅斯年不準胡厚宣在發表成果時使用史語所沒有公開的材料。后來在《甲骨學商史論叢》的序言里,胡厚宣專門介紹了其中情由(38)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自序》,第17-18頁。。1944年,《甲骨學商史論叢》出齊四本時,胡厚宣寄贈給史語所一套,傅斯年在回信中提到使用史語所未公開的材料需要“刪節”的問題(39)傅斯年:《致胡厚宣》,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151-1152頁。?；蛟S隨著時間的推移,胡厚宣與傅斯年的關系得到緩和,但是就學術發展來看,胡厚宣的離開,并沒有在治學路徑上“背叛”傅斯年,甚至可以說,胡厚宣是“史料學派”的嫡系傳人和后起殿軍(40)以胡厚宣希望傅斯年為其寫序來看,《論叢》的出版應得到了傅斯年的認可,至少胡厚宣認為傅斯年會認可。。胡厚宣自陳:“雖與傅斯年決裂,但做學問路子不變?！?41)胡厚宣:“交代材料”,《譚其驤日記》,第357頁。細察之,即胡厚宣自述其“結合考古資料重建中國上古史”(42)胡厚宣:《結合考古資料重建中國上古史》,《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第63-65頁。。換句話說,正如胡振宇在“追懷史語所前輩師友考古學與史學整合的先進經驗”時所陳述的:“充分占有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先做一總括整理,利用這些資料來探究上古的歷史?！?43)胡振宇:《胡厚宣先生治學與史語所的傳統》,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下冊,第673頁。

二、多元典范的競逐與回應

學術的發展之所以有主流或潛流,有各種起伏跌宕,原因當然不僅僅是學術本身的問題,更關乎政治情勢、時代潮流等諸多外緣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學術的內部競爭總會與外緣因素纏繞在一起,外部環境的變化甚至影響了何種學術在何時會成為主流。就20世紀30年代而論,學術語境尤其是史學思潮幾經流轉,整理國故運動大潮已過,新漢學陣營內部分化日益突出,尤其是“古史辨”派與史語所系統的競爭日趨激烈。新漢學派雖仍居學界主流位置,但是唯物史觀派作為一個強勁的對手乘隙而起。據陶希圣對當時學術界的觀察:“五四之前的文學和史學以章太炎先生的門下士為首腦,至此是最保守的一環。五四以后文學和史學名家至此已成為主流。但是學生群眾的中間,卻有一種興趣,要辯論一個問題,一個京派文學和史學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問題,這就是‘中國社會是什么社會?’”(44)當然,陶希圣表達了他對“史料”與“史觀”兩派都有不滿:“我認為一個社會的發展有歷史法則可以尋出來,這一點是與考據學派大不相同的。我又認為歷史的方法必須從史料里再產生,才是真確的。如果先搭一個架子,然后把一些史料拼進去,那就是公式主義,也就是錯誤的?！眳⒁娞障Ｊ?《潮流與點滴:陶希圣回憶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第124-125頁。唯物史觀派與新漢學派的交織纏斗,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的一個主要線索(45)王學典:《實證追求與闡釋取向之間的百年史學》,《文史哲》1997年第6期,第15-23頁。。攜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強大的解釋力席卷學界,唯物史觀派的影響力日趨上升,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如此描述1927年到1934年的思想特征:“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為主要思想,以‘辯證法’為方法,以‘辯證唯物論’為基礎。以中國社會史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鎖鑰?！?46)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9頁。新漢學主將顧頡剛都不得不承認,唯物史觀派“像怒潮一樣奔騰而來”(47)顧頡剛:《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附言》,《古史辨》第七冊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4頁。。

作為史語所體系中的胡厚宣自然屬于新漢學派的學者。以史語所為代表的考證史學面臨的挑戰來看,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傳統史家,一個是唯物史觀派。兩者皆呼吁歷史研究從“象牙塔”走向“十字街頭”,去擴大對民眾的影響,“移風易俗”抑或“發動群眾”,以此來回應社會的需要。而史語所提倡的專業化、客觀化的實證主義研究取向,對社會及政治問題都無心回應,不斷被外界詬病。從學術界內部的挑戰來看,像柳詒徵、錢穆等具有傳統眼光的史學家,皆主張回護傳統文化,強調史學的社會功能及道德作用,難以認同“為學問而學問”的史學研究取向。錢穆甚至公開認為無須參考任何新的考古材料,他也能追溯上古史,不懂甲骨文也能講上古史(48)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156頁。,并反復強調零散的考古發現與重建上古史無多大關系(49)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47-148、154頁。。柳詒徵更是認為新的考古發現,沒有能促進普通民眾的歷史知識(50)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7頁。。雖然傳統史學已經無法影響到新漢學的主流地位,但是面對這些認為新漢學缺乏“意義”的指責(51)錢穆:《國史大綱·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3頁。,同時,又因為外患的日趨嚴重,已經很難讓史語所學人像和平時期一樣坦然處之。

綜合來看,唯物史觀學派以經濟與階級作為解釋歷史進程的兩大基本要素(52)阿里夫·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翁賀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頁。,成為新漢學的學術取向最具挑戰性的“對手方”。新漢學專注于專題式微觀研究,有盡可能脫離實際應用的治學取向。與此不同,唯物史觀學派堅信歷史與社會有緊密的關聯,甚至要求研究歷史為社會現實(革命)服務。翦伯贊就指責史語所的研究取向是“飽學的奴才”,認為歷史研究應當成為“革命的武器”,并說:“不是為了說明歷史而研究歷史,反之,是為了改變歷史而研究歷史?！?53)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頁。在中國社會性質大論戰時,唯物史觀學派借助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脫穎而出,而史語所始終遠離這場本應參加的論戰。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當然是為了更順利地進行社會革命。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理論,人類社會主要經歷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直到社會主義社會五個階段,這種帶有進化論意蘊,宣揚“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分析手段,對于當時貧弱的中國來說,尤其是對渴望中國復興的知識青年們所具有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具體而言,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否也歷經此五階段,如果是,那么各個階段的起止時間為何?在中國歷史中尋找依據,是唯物史觀學派論證的焦點。

因為殷墟發掘是史語所成立以后的主要工作,備受國人和學界的關注,同時,中國社會史大討論又主要聚訟在上古史領域。史語所面對的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便是能否回應社會性質爭論的一個關鍵點:殷商是否為奴隸社會?(54)當時國民政府似乎也認為傅斯年及史語所有回答這類問題的責任,當有人來信詢問政府中國社會性質是什么時,政府官員把此信轉給了傅斯年,見“傅斯年檔案”,I-509,轉引自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王曉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163頁。對于“一份材料說一分話”的實證主義史學,傅斯年因材料不足一直保持沉默,而且堅持史語所永遠不會討論“史觀”和“歷史哲學”,但是就后果而言,尤其是抗戰時期,這些“不回應”、不參與給史語所的同人帶來了普遍的意義焦慮感。李濟說:“九一八國難發生后,我們常常的自問:我們這種工作,在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中,是否不是一種浪費?”(55)李濟:《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計》,《李濟文集》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5頁。參加過安陽發掘的郭寶鈞也同樣認為:“在這樣的時刻,學術研究只是‘無用的裝飾物’?！备邓鼓旮巧鲆环N極端的罪惡感,認為在這樣一個民族危難的時刻竟然坐在家里讀古書,而不能像年輕人一樣拿起武器(56)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第185頁。?；蛟S有這些因素的影響,在“爭吵”中“沉默”的史語所,在抗戰期間“幾乎被同行和世界普遍地遺忘了”(57)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第207頁。。

與史語所學人群的集體焦慮不同,唯物史觀學派的研究在論辯中不斷推進。像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認為,商代的社會性質,是處于原始社會末期(58)郭沫若:《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頁。。在1944年出版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評》一文中,郭沫若從商代的社會生產情況和從事生產者的身份兩方面證據,來論證商代和西周一樣都屬于奴隸社會。當然他也承認夸大了商周之際歷史的變革,是對王國維未加批判的接受而導致的(59)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4-5頁。。最初有許多史家反對郭沫若的歷史解釋,但之后越來越多人贊同他的早期社會形態的觀點,成為其后中國歷史研究的主導性趨勢(60)阿里夫·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第137頁。。大膽地得出結論,以紓解中國社會的壓力,給未來的中國以希望,無疑,唯物史觀學派的策略和結果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報。

除此之外,有必要申說一下史語所與古史辨運動的關系。傅斯年和顧頡剛都成長于五四時期“反傳統”的思潮之中,受到胡適、錢玄同的影響,對古代歷史的記載充滿了懷疑,傅斯年甚至在給顧頡剛的信中呼應“層累造成說”,但是對顧頡剛認為古史是漢代學者偽造的觀點,傅斯年則有所保留。傅斯年主導的史語所開展的主要學術工作之一就是殷墟發掘,他需要把古史辨運動遺留下來的碎片重新組合起來。而在學術史意義上,殷墟發掘面臨著兩個方面的質疑:一個是如何回應古史辨對古史的懷疑,另一方面是如何回應唯物史觀學派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尤其是商代的社會性質)。換句話說,史語所學術工作之成立與否有待于這些問題的解決。吊詭的是,胡厚宣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顧頡剛的大力支持,個中情由,值得關注。其實,顧頡剛早就對考古發掘抱有樂觀態度,他認為“要建設真實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著手的一條路是大路”(61)顧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65頁。。錢玄同也注意到:“我們應該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的歷史,在金文中求周代的歷史,以匡正漢儒(兼今文家、古文家)之胡說?！?62)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1923年1月1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93頁。李宗侗更是直言:“想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63)李玄伯:《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古史辨》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68-270頁。反對古史辨的學者陸懋德指出:“惟知作故紙堆中之推求,而未能舉出考古學上之證據,故辯論數十萬言而未得結果也?！?64)陸懋德:《評顧頡剛古史辨》,《清華學報》第三卷第二期,1926年12月;收錄在《古史辨》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69頁。參與古史辨運動的學者,幾乎都認同考古發掘可以解決古史問題。畢竟,與史語所一樣,古史辨派同屬于新漢學陣營,面對唯物史觀學派的壓力,他們也非?？释ㄟ^考古發掘,能夠早日重建上古信史。一言以蔽之,“破壞完全是為了建設,批判只是為了使建設成為可能”(65)彼得·蓋伊:《啟蒙運動:現代異教精神的興起》上冊,劉北成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7頁。。

一種學術取徑之所以成立,能夠吸引信徒,原因便在于它能解決問題,或者說能夠指示解決問題的途轍。雖然沒有唯物史觀強大的解釋力,但就史學的根本來看,史料仍然是最后成敗的仲裁方。胡厚宣一方面關注著唯物史觀派的各種歷史書寫,另一方面主要是在史料上下功夫。胡厚宣在方法上堅持走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路數,他說:“余治卜辭,期能綜合歸納,分析疏通。著墨之前,必將有關材料,網致無遺,悉參于前人之說,通其辭例,考其學源,驗以金文,證以小篆,然后旁印之史乘舊說,固不敢妄比時賢,蓋自求能免穿鑿附會而已耳?！?66)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自序》,第17頁。不僅于此,他是傅斯年提倡“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最好踐行者,其自述道:“十年以來,凡出版之書,必設法購置;其未出版之材料,知其下落者,必輾轉設法,借拓鉤摹。國內國外,公私所藏,雖一片不遺,雖千金莫惜?！?67)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自序》,第14頁。材料的問題一旦解決,新漢學的回應才能更有力度。這個任務落到了胡厚宣身上,主要成果就是40年代于齊魯大學國學所陸續發表的《甲骨學商史論叢》。

胡厚宣提到:“二十九年夏,應齊魯大學之聘,來成都,教課之余,方期以最大努力,在最短期間,對甲骨文字作一通盤總括之徹底整理,不意一病經年此事遂廢。三十一年夏,余身體漸健,乃略據舊作,每成新篇,遂以顧頡剛先生之慫恿,寫印《甲骨學商史論叢》一書。并擬賡續前志,于三數年內成書四集,然后作《甲骨文字學》及《商史新證》兩書,以完成徹底整理之夙愿。今《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實其軔始之工作也?！?68)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自序》,第15頁。又說:“國家困厄,印刷困難,此書之出,全賴齊魯大學前后校長劉書銘先生,湯吉禾先生,及國學研究所前后主任顧頡剛先生,錢賓四先生之贊助,得以哈佛燕京學社經費印行?！卑凑蘸裥囊巹?先“寫印《甲骨學論叢》若干集,以為商史研究之長編”,然后作《殷商新史》,而“期于甲骨文作一整體之清算”(69)胡厚宣:《甲骨文發現之歷史及材料之統計·序言》,《甲骨學商史論叢》,第549頁。。很明顯,胡厚宣的目標是寫出能回答各方質疑的“新史”。

《甲骨學商史論叢》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學界的強烈共鳴。楊樹達謂:

甲骨諸家,能以故書雅記稽合甲文以證明古史者,寥寥不過數人,胡君厚宣其一也。廬江劉氏藏一片,所記為四方風名,君以《尚書·堯典》及《山海經》諸故書證合之,是其事也。昔王靜安以《楚辭》《山海經》證王恒、王亥,舉世莫不驚其創獲。及君此文出,學者又莫不驚嘆,謂君能繼王君之業也。君所著又有《商史論叢》諸篇,治甲骨者莫不入手一編矣。(70)楊樹達:《戰后京津新獲甲骨集序》,上海:群聯出版社,1954年,第1頁。

有相同治學經歷和追求的徐中舒對胡厚宣的學術定位,也有準確的描述:

余生既逢甲骨之發露,故師友間治此學者尤眾,而陳義豐長,用志專篤,翕然為世所崇信者,則不得不推三人焉,曰海寧王靜安先生,南陽董彥堂先生,望都胡厚宣先生。此三人者,或資宏富之收藏,或與發掘之工作,凡先民之手跡,不但有墨本可據,且得摩拂其物,而較其點畫卜兆,故其所得彌為深切,宜為甲骨劃期之學者焉?！斒菚r,甲骨之學,其于文字之解釋,既已十得五六,而史跡之商討,則方十之二三,即偶有所論,或據叢碎骨版片語只詞,其不足為典要明矣。若夫網羅放失,廣征博引,比類并觀,剖析微茫,此則厚宣今茲所正努力以赴者也。(71)徐中舒:《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徐序》,第3-4頁。

《甲骨學商史論叢》的出版也為齊魯大學國學所帶來了聲譽,得到了當時教育部的褒獎,榮獲著作類二等獎和八千元獎金(72)“《甲骨學商史論叢》獲得教部獎金”,《燕京新聞》,1943年5月29日;《齊魯大學?？?943年第32期,第4頁。。馬衡在審查意見中認為:

甲骨文字之研究,始于孫詒讓。取其材料以研究商史者,始于王國維。唯其時材料零亂,整理開始,篳路藍縷,僅啟萌芽。逮中央研究院正式發掘殷墟后,材料始有系統可言。又經董作賓等以科學方法,從事整理,分析時代之先后,于是史料乃可完全應用。作者擬以三數年之力,整理舊稿,寫印《甲骨學論叢》若干集,以為商史之長編。然后以二十萬字,寫一《殷商新史》。此固為作者之宏愿,實亦現時最需要之著作。此編為《論叢》第一集,如《卜辭下乙說》《四方風名考》等文,皆能有所發明,可為不易之論也。(73)轉引自胡厚宣:《我和甲骨文》,第9頁。

從學術影響來看,這部書被日本學者白川靜譽為“這一學科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論文集”(74)孫心一:《訪甲骨學專家胡厚宣教授》,第114-116頁。。內藤戊申也認為:“《甲骨學商史論叢》雖不是殷代通史,但幾乎包含了所有殷代史的主要問題,堪稱殷代史研究的最高峰?！?75)胡振宇:《胡厚宣教授的甲骨學商史研究》,第31-33頁。正如有的學者提到:“甲骨學九十多年的發展史上,有五十六年是與胡厚宣先生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分不開的?！?76)王宇信:《甲骨學研究的發展與胡厚宣教授的貢獻》,《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頁。這部完成于抗戰時期的著作,可以看成是殷墟發掘之后,在重建商史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是王國維“二重證據法”和傅斯年的“史學就是史料學”最好的結合,是民國新漢學的扛鼎之作。

三、殷商史研究的新境界

胡厚宣到齊魯大學國學所不久,就在《責善》半月刊上陸續發表了《甲骨文所見之殷代天神》《甲骨文中之天象記錄》《卜辭零簡》《甲骨文四方風名考》《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補正》等一系列文章,并開始編寫《甲骨學商史論叢》。自1941年起以齊魯大學國學所名義出版初集,到1946年四集出版,共30余篇文章,其中第三集即《甲骨六錄》,第四集即《戰后平津新獲甲骨集》(77)四集俱標明由哈佛燕京學社經費資助,以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名義出版,本文使用版本為山東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因主要學術觀點在初集和二集中已經得到論述,下面就《甲骨學商史論叢》前兩編里面涉及的學術問題,稍作申述,以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來看《甲骨學商史論叢》在學術史中的地位和意義。

王國維的名作《殷周制度論》在1917年發表,是《觀堂集林》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其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的觀點,對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徐炳昶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和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著作都產生過影響。針對這篇名文,胡厚宣進一步申說:

近儒王國維作《殷周制度論》謂:“周人制度之大異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制作之本意,實在于此?！鄙w以此數者,皆周之所特有而為周公之所獨創,故曰:“欲知周公之圣,與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觀之矣?！遍L篇巨著,學者莫不宗之。然歷史上一切文化制度,皆長期逐漸演化而來,決無由于一朝一夕之變者。周起西土,在早期幾無文化之可言,及入主中土,亦猶后世蒙人南下,滿清入關,全襲中國固有文化而承之,此殷商文化制度所以與周初文化制度之多相同也。故王氏謂“中國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吾人則以為殷與西周實為一個文化單位,其劇變不在殷周之際,乃在東周以來。周初之文化制度,不特非周公一人所獨創,且亦非周代所特有。舉凡周初之一切,茍非后世有意之傅會,則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78)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甲骨學商史論叢》,第20-21頁。

《殷代封建制度考》和《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兩文,在《甲骨學商史論叢》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在都以王國維為論說對象。胡厚宣提出:“考殷代早晚期婚姻制度之不同,又考殷代已有顯著之宗法封建制度,乃求生之禮與生產之神,重男輕女之觀念及子子命名之制。又考周代五等爵之來源,及畿服說之成變,并證殷代制度,大體皆與周代相近,周代制度乃自殷代而來,并非迥然大異于姬周。蓋所以訂補王靜安氏《殷周制度論》之說,及近人關于殷代婚姻之論者?！?79)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自序》,第15頁?？娿X讀過此文后,對弟子稱贊道:“宗法本商制,周人襲遺跡,觀堂所未明,于茲得真釋?！辈⑦M而提到:“胡君《殷代封建制度考》,《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諸文,說明封建宗法之制,殷時已有之,非周人所創。能補正王靜安《殷周制度論》之疏誤,持論尤為精湛?！?80)繆鉞:《甲骨學商史論叢·題辭》(1943年9月),第10頁。胡厚宣利用大量甲骨材料,從“諸婦之封”“諸子之封”“功臣之封”“方國之封”等角度論述,最后得出“至少在殷高宗武丁之世,已有封國之事實”的結論(81)這個結論被徐中舒認可,參見徐中舒:《論殷代社會的氏族組織》,《工商導報·學林·副刊》,1951年1月7日;收錄在《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801-813頁。,在此基礎上,胡厚宣認為殷代土地所有形態“本為國家所有,經王之分封”,已有土地私有之制度,所以,“今人或以殷人共產,尚無土地私有之念,大不然也”(82)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甲骨學商史論叢》,第21頁。。丁山在讀到此章時,也認為“足證商周本婚姻之國”(83)此書為胡厚宣贈送丁山,丁山寫有眉批多處,現藏于山東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胡厚宣的論斷或可商榷,但可以看出,他若隱若現的都在回應唯物史觀學派關于中國社會性質討論的論說。

針對唯物史觀學派提出的中國古代存在奴隸社會的觀點,胡厚宣在《殷非奴隸社會論》和《殷代焚田說》兩文中進行了反駁,胡厚宣明言:“所以糾正近年社會史學者新奇怪異之說,今人或不深究卜辭,往往偶遮其若干單文只字,以妄論古史,斯所謂斷章取義穿鑿附會之弊也?！彼赋?

上文提到,郭沫若等唯物史觀學派內部雖然對古代社會分期有分歧,但大致都承認殷、周存在奴隸社會,不同只是在于具體時間上言人人殊。胡厚宣不以為然:“惟殷代雖有奴隸,但不能因此即謂殷代為‘奴隸社會’,因殷代之奴隸,多供貴族祭祀殉葬之犧牲,其他小規模被支配之勞動,容或有之,至于社會生產之主要階層,則絕非奴隸?！惫糇鳛椤凹坠俏逄谩敝?在使用甲骨材料證明古代社會性質方面影響巨大,受眾也很廣。胡厚宣指出其材料上的錯誤,無異于取消了其立論之基礎。他說:“誤因卜辭中與奴隸不相干之諸文,以證殷代有奴隸之存在。又必欲以與西洋古代之奴隸社會并為一談,乃不惜妄解曲說,以殷代自農業生產以至征伐軍事,無不以奴隸為之。一人首唱,百人和之,以致青年學子,迄今幾無不以殷代當然為奴隸社會矣。故吾人不能不為此文以辟之也?！?85)胡厚宣:《殷非奴隸社會論》,《甲骨學商史論叢》,第151-152頁。

胡厚宣此論一出,在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馮漢驥在《自商書盤庚篇看殷代社會的演變》一文中支持胡厚宣,認為他的“殷非奴隸社會論”觀點,“自有卓識,可一洗強將中國社會比附西洋社會發展的通病”(86)馮漢驥:《自商書盤庚篇看殷代社會的演變》,《文史雜志》第五卷第五、六期,1945年6月,第34-47頁。。在批評胡厚宣的聲音中,陳中凡的《殷商社會史之商榷》一文頗有代表性。陳文對胡厚宣的批評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見當時有侯白男田諸多,即多方比附,以為殷代即封建社會”;二是“胡氏因誤解《尚書·盤庚》,致誤解卜辭,其結果致誤認殷代非奴隸社會”。進一步來說,胡厚宣論述的封建社會之社會形態,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太想當然(87)有意思的是,論辯的雙方都會說對方以一種理論先入為主,然后曲解證據以遷就理論,正如前引陶希圣的話,諸學派區別在于他們的立論出發理論不同。,而對“封建社會之本質”“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及“封建地主對于農民之關系”皆“無一字論述”(88)陳中凡:《殷商社會史之商榷——讀胡著〈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質疑》,《新中華》第5期,1946年,第39-45頁。。此文曾以陳覺玄名義刊發過,并在文前加了一段說明,特附于此:

吾人生于今日,欲探究三四千年以前之社會歷史,第一須有真實可信之史料,第二須有正確之研究方法,無真實可信之史料,謹憑神話傳說,即謂古代文化如何發皇,此前人信古者之失,學者須能言之,雖有近世出土之新史料,不善運用正確方法加以整理,率憑主觀成見,穿鑿附會,近人疑古考古者或不免各有所蔽。(89)陳覺玄:《殷代社會史之探討——讀胡著〈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質疑》,《大學(成都)》第四卷第7、8期,1945年,第47-56頁。

陳氏將疑古和考古視為一派,皆斥為不善于運用正確方法,也透視了這場爭論更多的是方法的爭論,抑或是治學取徑的競逐。因為時代的變遷,這種學術討論注定難以繼續,據蕭良瓊回憶,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桂先生提交的論文是《眾人不是奴隸》,遭到以郭老意見為正宗的左派學者的批判,未能發表”(90)蕭良瓊:《憶胡厚宣先生和桂瓊英先生》,張世林主編:《想念胡厚宣》,第93頁。。在唯物史觀學派從“邊緣”走向“中心”之后,以胡厚宣的觀點參加論辯的空間還有多少,由此可見一斑。難怪會有人在多年后,仍記憶猶新:“早先胡厚宣先生針對某些‘統計有舛誤’的批評,就曾寫文章道出經年的事情,只是恐引爭議,未肯發表。無怪當年著名學者何炳棣教授在北京與先生見面,言及先生是否尚有早年寫《殷非奴隸社會論》的勇氣?！?91)胡振宇:《古代研究的史料、史實以及史德問題——胡厚宣先生治學談》,《炎黃文化研究》第7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當然我們也可以體會,本來作為“中心”地位的學術典范,在滑向“邊緣”之后,學術史的論說角度也就發生了變化。胡厚宣作為新漢學派成員被吸納到新的學術譜系之后,他也就變成了補充或反證。像在以唯物史觀為線索的《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五十年》一書中,對他的評價是:“胡厚宣對殷代社會性質的基本觀點雖然可以商榷,但他從文字學和史料學的角度指出殷代社會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點,這對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的深入開展和健康發展,無疑是有益的?！?92)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五十年(1929-197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2頁。

眾所周知,顧頡剛在一篇文章中剖析了傳說中的夏朝創立者禹,并得出了驚人的結論,認為禹可能是一個圖騰象征。這一小小的學術問題觸動了國人意識中最為敏感的部位,一場遍及全國的熱烈爭論,立即在學術界展開。古史辨運動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將過去習以為常的史料,重新加以審視和考辨。高亨認為:“今世學者,往往重視新史料,而輕視舊史料,重視地下史料,而輕視紙上史料。凡古書所載曾見于金石甲骨者,則信其有;不見于金石甲骨者,則疑其無?！睙o疑,在對諸種史料進行比較辨別的時候,考古材料有重要的可信度。胡厚宣的《甲骨學商史論叢》便是“以卜辭證實古書”的典范(93)高亨:《甲骨學商史論叢·高序》,第5-9頁。。胡厚宣一直就認為自己:“受王靜安‘二重證據法’之啟發教育,用甲骨文結合商史與商代遺跡,來解決甲骨學殷商史上的重要問題?！?94)胡厚宣:《我和甲骨文》,第9-10頁。學界能有信史由殷商開始達成一種共識,原因便是商史被甲骨文印證了。作為古史辨運動推動者的顧頡剛稱贊道:“《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以其勤勞,頗有貢獻,尤以釋四方風名一篇為善?！?95)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9頁。

在《四方風名考》一文中,胡厚宣證實了一片卜辭的可信,因此可知殷代四方及四方之風,俱有專名,而此四方風名且全見于《堯典》及《山海經》,散見于《國語》及《夏小正》,此“亦古史上一饒有興會之發現也”,胡厚宣認為:

故《堯典》曰宅某方曰某者,襲甲骨文《山海經》之某方曰某也。厥民某者,襲甲骨文《山海經》之四方名也。鳥獸某某,由甲骨文之鳳曰某訛變者也。在甲骨文僅為四方名某風名某,《山海經》文略同,惟已將四方之名神人化;至《堯典》則演為堯命羲和四子,掌四時星歷教民耕作之事,開《夏小正》與《月令》之先聲矣。

這篇文章得到顧頡剛的重視,便是因為回答了古史辨運動以來的大問題。在“疑古”的學者看來,《山海經》是偽書,有人說作于東漢時(96)衛聚賢:《山海經研究》,《古史研究》第二集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1-313頁。?！渡袝虻洹芬嗪笕怂?顧頡剛先生甚至以為作于漢武帝時(97)顧頡剛:《從地理上證今本堯典為漢人作》,《禹貢》第二卷第五期,第2-14頁。,胡厚宣舉出《山海經》《堯典》及其他古書中有一套古史資料,與殷武丁時代的甲骨文完全相合。因此,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利用甲骨文中所見的古帝王王恒王亥的名稱,結合《山海經》《楚辭》里的同類記載,來證明殷商王室譜系是可靠的(98)王國維:《觀堂集林》,《王國維遺書》(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第423-424頁。。王國維在1917年發表的《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對殷王世系的記載在甲骨文中皆得到印證。胡厚宣在《殷本紀》中的論說,又使《史記》等傳統文獻的可信度大大增強。利用地下材料證實古史傳說,進而理出可信的中國上古史系統,也是古史辨運動的初衷,所以顧頡剛樂意接受胡厚宣的結論。

除上述外,胡厚宣還在《甲骨學商史論叢》中開辟了很多新的研究領域,把商史書寫上升到了新的境界。在《卜辭中所見殷代農業》一文,其序言部分對程憬、萬國鼎、吳其昌等人低估商代的農業生產水平提出了批評,接著從農業環境、農業區域、農業管理、農業技術、農業產品、農業禮俗等方面系統的論證殷代農業之發達和農業種作技術之進步,為商代社會歷史的研究做出了貢獻。根據甲骨記載,胡厚宣推出殷代大概的農業區域:“西至今陜西興平縣境,東至今江蘇睢寧縣境,南至今河南之淅川,東北至今山東之臨淄,儼然據今黃河流域,蘇皖魯豫晉陜之地矣?！彼熘惺娴摹恶珩昕肌?并進一步判定殷商已有農具,且極有可能已有耕牛。在《殷代焚田說》文中,針對學界廣為認可的殷商為“燒田耕作法”,胡厚宣指出“焚田”卜辭實際為田獵卜辭,與耕田根本沒有關系。在《氣候變遷與殷代氣候之檢討》文中,根據文獻記載、卜辭和其他考古資料,指出古代黃河流域川流和湖泊縱橫,雨量豐富,盛產蠶桑,稻竹,野豬、水牛、竹鼠很多,甚至有兕、象等熱帶或亞熱帶動物,因而推論“殷代氣候,至少當與今日長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當”。竺可楨非常贊賞這一觀點,在所著《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每加稱引(99)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第15-38頁。。

另外,胡厚宣利用新見的史料考證許多具體商代史事。在《殷代方考》一文,考殷代方國之征伐;《殷人疾病考》《殷代之天神崇拜》考殷代對于天帝、日、月、星辰、云、虹、風、雨、四方之信仰。這些文章分別為研究方國地理及戰爭、醫學、宗教方面提供了重要參考文獻?！兑笕思膊】肌泛汀兑笕苏級粽f》文中,考殷人關于疾病夢幻之風俗。楊樹達謂:“胡君此文征引甚博,由此可知殷武丁一朝疾病之詳狀?！?100)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4頁?！墩撘蟠宸接^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一文,考殷代已有五方及中國之觀念,認為殷人有“居中的自己及四方”的觀念,稱“東南西北”,又稱自己為“中商”,或“商方”,必可以稱“中商方”,也可以省略稱“中方”,“而方即國,商稱方,周則稱國也”(101)胡厚宣:《論殷代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甲骨學商史論叢》,第280-281頁。?！恫忿o地名與古人居丘說》一文,考古代北方多有水患,故不能不營丘而居(102)胡厚宣:《卜辭地名與古人居丘說》,《甲骨學商史論叢》,第491-505頁。?？v觀全書,胡厚宣將新漢學的治學路徑發揮得淋漓盡致,可謂新意迭出。

胡厚宣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曾說:“我常想,解放以后,甲骨文材料,發表的逐漸增多,甲骨學這一門學科,非?；钴S,但是關于商代史的專著,在國外,早在1957年就有日本貝冢茂樹等六位教授共同編輯的《古代殷帝國》。近年來,在美國的張光直教授1980年又出版了《商代文明》一書,就連朝鮮的尹乃鉉教授,1978年也出版了一本《殷王朝史的研究》,而我們國家,關于商代史的研究,反而只有論文,一直還不曾有一部專著出版?！焙裥痛吮磉_了他的期望:“我們希望今后除了甲骨學和古文字學的一些專著之外,也多出一些關于商代史的專著,最好能出一部大型的商代史?！?103)胡厚宣語,參見彭邦炯:《懷念胡厚宣先生》,張世林主編:《想念胡厚宣》,第90頁?？偠灾?據高亨所說:胡厚宣的《甲骨學商史論叢》是“據新材料,用新史觀,運新史筆,以著新史學”(104)高亨:《甲骨學商史論叢·高序》,第9頁。。宋鎮豪總結胡厚宣的治學特點時提到:“胡厚宣先生的治學顯著特色,體現在通盤徹底整理甲骨材料,并用科學的方法去統計、比勘、分析、考證、釋讀,作精密的研究。先生自進史語所,即立下宏愿,要遍集天下公私收藏的甲骨材料,進行各類實證性專題研究,完成‘甲骨學概論’和‘商史新證’兩大課題?！?105)宋鎮豪:《記著名甲骨學家胡厚宣先生》,《文物天地》1990年第5期,第4頁。如果把胡厚宣的甲骨學商史研究放到抗戰勝利前后的特殊背景中,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民國新漢學治學理念的“絕唱”,因此,這段學術史也就有了重新認識的必要。

四、結 語

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開中國現代史學研究的濫觴,其治學取向彌漫著濃濃的新漢學范式,它一度是民國史學研究的主流典范,既開辟了很多新的研究領域,也訓練出了許多優秀的史學家。胡厚宣的治學經歷和這種學術取向相伴而生,并且相向而行,他的學術源流和治學路徑,放到歷史中去理解,無疑就是這段學術史的縮影。他受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影響,治學取向由“疑古”轉為“考古”,可以說他一生的學術格局,都受到新漢學的牽引。

重建中國上古史作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焦點,是胡厚宣進入學問后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在重建上古史的道路上,常常伴隨著各種學術取徑的角逐和融會,甚至是直接的“挑戰”,胡厚宣堅持新漢學的學術立場,不遺余力地收集史料,厚積薄發地回應社會史論戰和古史辨運動。如果方法論具有超越性質的話,那么,方法的應用和實踐卻不能不回到具體時空環境中。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強調要“擴張研究的材料”,并說:“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106)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3-10頁。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倡導的“科學方法”,無疑要體現在受其影響的具體研究中。從問題意識和史料發掘方面來看,《甲骨學商史論叢》都算得上是新漢學的扛鼎之作。以具體研究而言,胡厚宣利用考古材料,考證甲骨金文,是為了書寫一部殷商新史,重建“靠得住”的中國上古史體系,改變民國史學“破壞”大于“建設”的印象。

抗戰時期,新漢學的學術范式出現危機。一方面是學風因為外部環境而發生變化,由“求真”走向“致用”;另一方面是來自唯物史觀學派的挑戰,其強大的解釋力彌補了史料的不足。受新漢學的治學理念和旨趣的影響,胡厚宣在學術實踐中有強烈的自覺意識,主要體現在積極的擴充新材料、利用新材料,就學術問題(以學術的標準)回應唯物史觀學派。平心而論,在目前學術史的敘述上,胡厚宣的甲骨學商史研究并沒有完全展現它的學術意義。一個學術觀點或成就,在學術史中地位有升有降,在很多時候都是時代的風云際會導致的。唯物史觀在意識形態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新漢學派在學術規范內的討論,根本和唯物史觀派不在一個論域里。即使新漢學在學術領域里仍能獨領風騷,也不影響唯物史觀派在意識形態領域高歌猛進。這些已經溢出了本文的范圍,是另一個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