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風氣到機構:稷下之學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興起和發展

呂文明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東方大國齊國興建的集文化教育、學術交流和資政服務功能于一體的專門機構,自漢代以來,文獻中多有記載,但稷下學宮的具體位置卻被掩埋在歷史長河中,始終是一個謎。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多次在齊故城臨淄進行探索和發掘,逐漸找到疑似稷下學宮的建筑基址群。在對考古遺址和歷史文獻進行綜合分析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對于稷下學宮的命名、位置和興建時間等都有了新的認識,并由此而進一步深入思考稷下之學興起和發展的全過程。

一、是否確有一個稷下學宮?——從“稷下學宮”的稱謂說起

今人研究稷下學宮,往往將其看作一個學術或教育機構,認為戰國時期的齊國都城臨淄曾經有一處建筑名為稷下學宮,這個地方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學者爭鳴議論,形成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主陣地。但是,翻檢歷代文獻資料,我們發現,在20世紀以前的文獻中其實從未出現過“稷下學宮”這個名稱,這個名稱的提出者是郭沫若,他在1944年9月26日完成的《莊子的批判》中首次使用了“稷下學宮”:“但即使認為是假托吧,在當時各國都在競爭著養士的時候,至少像齊國的稷下學宮也正很興旺?！?1)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頁。他后來在撰寫《荀子的批判》時繼續使用這一名稱。而在此前的9月19日,他撰寫《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一文時還只是稱“稷下之學”:“這稷下之學的設置,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是有劃時代的意義,它似乎是一種研究院的性質,和一般的庠序學校不同?！?2)郭沫若:《十批判書》,第120-121頁?？梢钥闯?“稷下學宮”的稱謂在郭沫若這里也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思考和醞釀之后才出現的。所以,“稷下學宮”不是一個歷史固有稱謂,而是現代學者對古代學術問題的一種認識,是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新名詞。那這個學術機構的真實稱謂到底是什么?我們還需要通過文獻進一步分析研究。

文獻中最早出現“稷下”是在《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3)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一《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89-290頁?！俄n非子》是后人搜集韓非遺作并加入部分評論文章編纂而成,具體成書時間不詳,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韓非所作。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認為,韓非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4)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98頁。,所以《韓非子》中的大部分文章撰寫于戰國晚期。韓非師從荀子,公元前253年荀子離開稷下來到楚國,春申君任命其為蘭陵令,韓非在此前后投到荀子門下,“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5)《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12頁。。荀子曾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生活時間較長,熟知稷下人文掌故,作為荀子的弟子,韓非所言兒說“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應該比較可信。

后來,司馬遷在《史記》中又提到“稷下學士”和“稷下先生”,《田敬仲完世家》載:“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6)《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2296頁?！睹献榆髑淞袀鳌芬噍d:“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7)《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第2851頁。至于這些稱謂的具體來源,司馬遷沒有提及,他應該是受到包括《韓非子》在內的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文獻的影響而提出來的(8)《慎子·內篇》中有關于“稷下先生”的記載:“稷下先生皆輕忌,以謂設以辭不能及?！?慎到撰,王斯睿校正,黃曙輝點校:《慎子》,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0頁)。司馬遷距離戰國末年稷下學宮消亡不過一百余年,當時尚有多種文獻可見,他的記述應該是比較可靠的。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史記》中并沒有專門論及稷下之學,對其發展消亡過程缺乏完整記載,只是在《田敬仲完世家》和《孟子荀卿列傳》中偶然提及,因為這些人物的主要活動軌跡是在戰國時期,所以司馬遷所描述的稷下之學也主要是這一時期的活動。這就給后人造成一種印象:稷下之學的出現和發展就是在戰國時期。

司馬遷之后,學界對稷下之學的關注一直延續著他的指向,聚焦于戰國時期的桓公、威王和宣王三代,更有學者結合司馬遷的描述對稷下學宮的興建時間及具體位置進行討論,如西漢劉向《別錄》載:“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也?！?9)《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稷下”條《集解》引《別錄》,第2297頁。司馬遷只是提到齊宣王時期學者眾多,而沒有提到學者的集會問題;劉向認為齊國的“談說之士”定期在稷門附近集會,但卻沒有提到集會的具體地點和機構。徐幹《中論》載:“昔齊宣王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游于齊?！?10)徐幹撰,孫啟治解詁:《中論解詁》,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41頁。徐幹提到了具體的機構名稱“稷下之官”,這里的“官”就是館的意思,何紹基《跋陸次山藏潘校官碑拓本》云:“校官者,學舍也?！佟謴腻?凡從宀之字,皆以屋室為義也?！?11)何紹基撰,汪政點校:《東洲草堂金石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年,第74頁?！梆⑾轮佟笔侵纲t士集會的地方,但是否就是劉向所說的“談說之士期會”之地,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兩漢以后,人們對于稷下之學的認識基本是沿著司馬遷、劉向、徐幹的記載向前推進,并有部分學者專門到臨淄齊故城進行考察。西晉學者司馬彪《郡國志》曰:“齊桓公宮城西門外有講堂,齊宣王立此學也,故稱為稷下學。莒子如齊,盟于稷門,此也?！?12)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一七六《居處部四》“堂”條引《郡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858頁。東晉虞喜言:“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13)《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稷下”條《索隱》引虞喜語,第2297頁。十六國時期,南燕國臨淄人晏謨《齊地記》亦載:“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14)《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稷下”條《索隱》引《齊地記》,第2297頁。元代于欽《齊乘》又載:“又有稷門,下立學舍。所謂‘稷下學’,齊宣王聚文學游說之士,鄒衍、淳于髠、田駢、騶奭、接子、慎到、環淵之徒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號‘稷下學士’。荀卿嘗為稷下祭酒?！?15)于欽撰,劉敦愿、宋百川、劉伯勤校釋:《齊乘校釋》卷四《城郭》,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87頁?？梢钥闯?后世學者對稷下之學的認識是比較一致的,稷下學宮作為建筑和機構的形象也越來越清晰,他們分別以“講堂”“館”“講室”“學舍”等相稱,并關注到具體位置。不管他們所說是否準確,都讓后世人把對稷下學宮的印象牢牢地定位在學術機構上,進而將其興起時間鎖定在戰國時期。這都緣起于司馬遷的《史記》,而司馬遷之后的文獻記載的地理位置又是眾說紛紜,令人莫衷一是,平添了稷下學宮的神秘性。

可以看出,“稷下學宮”這個稱謂的形成,實際是源于司馬遷將稷下之學定位在齊宣王時期而引發的學術關注。學者們結合文獻記載和看到的講堂遺址,就認為戰國時期齊國都城臨淄曾經有這樣一個學術機構,到郭沫若時代,這樣的觀點已經成型,郭沫若大膽地將歷代學者呼之欲出的“稷下學宮”提出來,但后世研究稷下學的人比較少,“稷下學宮”的稱謂逐漸淡化。20世紀80年代,隨著稷下學研究的重新興起,學者們再次把郭沫若命名的“稷下學宮”找出來,在各種文章和著作中反復提及,直到今天正式成為這個學術機構的名字。雖然歷史上沒有“稷下學宮”這個名字,但并不能否認戰國時期的臨淄確實出現過這樣一個學術機構。

二、考古和文獻所見稷下學宮相關地理位置問題探索

學界幾乎非常一致的看法是稷下學宮與齊國都城臨淄的稷門有關,只有少數人認為與后稷祠有關。關于臨淄的后稷祠,《左傳·昭公十年》杜預注:“稷,祀后稷之處。稷,地名,六國時齊有稷下館?！?16)《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五《昭公十年》,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471頁。春秋戰國時期很多地方以稷命名,劉敦愿等釋《齊乘》曰:

魯城亦有稷門(見《左傳》定公五年、哀公八年)、稷下(定公八年),齊、宋、晉、楚均有以稷名地的(分別見昭公十年、桓公二年、宣公十五年、定公五年)。稷當系祭稷之地,稷門當是近稷之門,或通往祭稷之地,或社稷所在。(17)于欽撰,劉敦愿、宋百川、劉伯勤校釋:《齊乘校釋》卷四《城郭》,第289頁。

齊國都城臨淄之稷門也與祭祀后稷有關,《齊乘》載:“稷山○臨淄西南十三里?！端逯尽吩慌R淄有稷山,《齊記補》曰山舊有后稷祠,故名?！?18)于欽撰,劉敦愿、宋百川、劉伯勤校釋:《齊乘校釋》卷一《山水》,第26頁。稷山上的后稷祠建于何時史料無載,似與文獻所載之郊祀制度有關,《左傳·襄公七年》載:“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19)《春秋左傳正義》卷三○《襄公七年》,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4206頁?！妒酚洝し舛U書》載:“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20)《史記》卷二八《封禪書》,第1634頁。齊國第一代國君姜太公,不僅是周朝的開國元勛,而且是周武王岳父、周成王外祖(21)《左傳·昭公十年》杜預注:“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五《昭公十年》,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4470頁),因此,西周時期的齊國與周王室的關系非常密切,齊國國君“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22)《禮記正義》卷七《檀弓上》,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2774頁。?；谶@樣的關系,郊祀后稷應是齊國的重要祀典。王肅曰:“配天,于南郊祀之?！?23)《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配天”條《集解》引王肅語,第1634頁。稷山在臨淄城西南十三里,正符合到南郊祭祀后稷以祈禱農事的要求。稷門是鄰近稷山上的后稷祠而建,因此所謂稷下之學與后稷祠有關,實際也是與稷門有關。

關于稷門,結合文獻與考古發現,現在主要有小城南西門(24)清代學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三“申池”條載:“其南曰稷門……蓋齊人于稷門立學舍也?！?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7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20頁)劉敦愿持相同觀點,其《春秋時期齊國故城的復原與城市布局》言:“小城有兩個南門,大約可以稷門與揚門當之?！?劉敦愿:《劉敦愿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510頁)、小城西門(25)劉文熙、張龍海等認為,稷門應當緊鄰系水,是齊城之西門,而現在小城西門附近有一條“黌大道”,黌即學府之意,由此綜合判斷稷門為小城西門。此說支持者較多。、大城南西門(26)曲英杰、白云翔等認為,臨淄城大城南垣西首門為稷門,但對其具體位置有不同認識。、大城西北門(27)李劍、宋玉順等認為,大城北部有一條東西干道,城外邵家圈村發現大量戰國樹木紋瓦當,并出土明代“稷下”碑文,所以推測稷門在此。等幾種觀點。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考古發現證明,齊故城由大城和小城兩部分組成,大城自西周開始營建,到春秋晚期形成宏大規模;小城則是由田齊政權營建,約建于戰國早中期(28)20世紀50年代,山東省文化局組成的臨淄考古隊通過發掘已經得出結論:“古城西南方小城、即一般所謂營丘小城者,過去認為年代較早;經調查知道,該城夯土墻的時代最早不過戰國?！?山東省文物管理處:《山東臨淄齊故城試掘簡報》,《考古》1961年第6期,第297頁)。如果稷門是小城西門或南西門,則其營建時間應為戰國時期,如此一來,文獻中的許多記載便會自相矛盾?！蹲髠鳌ふ压辍份d:“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29)《春秋左傳正義》卷五○《昭公二十二年》,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4560頁。魯昭公二十二年為公元前520年,屬于春秋晚期,這時候還沒有小城,稷門又如何可能是小城之門?此外,《左傳·昭公十年》載:“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30)《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五《昭公十年》,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4471頁。公元前532年,齊國大夫陳氏、鮑氏與高氏、欒氏發生沖突,雙方在稷、莊交戰?？梢钥闯?稷、稷門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存在,所以稷門應為大城之門。而大城西北門距離稷山較遠,且門外城郊多為戰國時期的制陶作坊遺址,系水與大城西墻之間又很狹窄,不適合建大型建筑群,所以稷門不可能是大城西北門。在曲英杰、白云翔等明確提出稷門為大城南垣西首門之前,1972年發表的《臨淄齊國故城勘探紀要》中已經指出,“比較能肯定的只有小城西門曰申門,大城西門曰雍門,稷門為南門,廣門為大城東門”(31)群力:《臨淄齊國故城勘探紀要》,《文物》1972年第5期,第54頁。,但稷門到底是南邊哪座門還不得而知。清代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載:“臣謹按:《隋志》:‘臨淄有稷山?！洱R記補》:‘上有后稷祠,故名?！衽R淄縣西南十三里有稷山,或曰稷下之名以此?！?32)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76冊,第525頁。按照稷山在臨淄西南的方位,稷門為大城南西門之說較為可信,此門與稷山相對,是齊國國君出城進行郊祀的必經之路。

其稷門當為原大城南垣西門。臨淄城西南有稷山,與此門相對,故因以為名。后擴筑西南小城,此稷門亦不存,而遺“稷下”之名。田齊桓公曾在此一帶筑“稷下之宮”,養士興學。(35)曲英杰:《〈春秋〉經傳有關齊都臨淄城的記述》,《管子學刊》1996年第2期,第48頁。

楊寬結合考古發現對此亦有論述:

根據最近的考古調查,可以斷定臨淄大郭的時代早于小城。檢查大郭西南角和小城交接的地方,把交接處的截面解剖,可以證明大郭原來作完整的長方形,它之所以缺掉西南的一角,是小城建筑的時候伸進來而截去的,現在大郭的西墻還有一段向南延伸到小城內的殘跡一百多米,足以證明。(36)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6頁。

結合文獻中“莒子如齊”與“齊桓公宮城西門外有講堂”之說的相互矛盾,從今天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小城西門外發現的疑似稷下學宮的建筑基址群來看,稷門應該是臨淄大城南西門,戰國時期因為修建小城而被毀棄,“稷門”之名遂被新建的小城西門所沿用,因此,稷門為大城南西門和小城西門之說都有一定的道理。

據齊故城考古發現和相關文獻資料推斷,小城的營建時間應是齊威王時期。田氏代齊以后,第一代齊侯田和在位僅兩年,后繼者廢公田剡和桓公田午分別在位10年、18年,這一時期的齊國并不強大,經常遭受周邊諸侯國侵擾。齊威王即位之初,這一局面仍未得到改變,“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并伐,國人不治”(37)《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2289頁。。后來齊威王勵精圖治,進行政治改革,選賢任能,國力日強,這時候齊國才有足夠的財力營建宮城。隨著國家的不斷強大,齊國君臣開始有了成就霸業的想法,齊威王便將齊國本就非常重視的招賢納士風氣進一步發揚光大,在營建宮城時一體規劃建造了稷下學宮,用于招攬人才、爭鳴議論。徐幹《中論》中所說齊桓公開始營建稷下學宮并不準確,應該是齊威王時期,這從他后面提到的“自孟軻之徒皆游于齊”便可以看出。根據相關文獻記載,孟子第一次游齊約在齊威王七年(前350),此時孟子約40歲,錢穆《孟子不列稷下考》言:“桓公之卒,孟子年不過三十,謂其已游齊,亦恐不然?！?38)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第272-273頁。

但是,如果據此就說稷下之學興起于齊威王時期則又過于草率和片面,稷下之學與稷下學宮是兩個概念,稷下學宮是稷下之學發展演進的結果,齊威王時期是稷下之學從風氣到機構的定型時期。稷下學宮絕不可能是一個突然出現的機構和建筑,它有一個長期的發展演變過程。后世學者對此事的了解大多是源于文獻和口口相傳,他們即使親自到了齊故城,看到很多建筑遺址,也很難搞清楚真正的稷下學宮到底在什么地方。關于學宮位置的最早記載是劉向《別錄》中的“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也”,后世學者順著這條線索尋找,在系水兩邊看到很多建筑遺址,認為這就是稷下學宮,如晏謨《齊地記》載:“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修文學處也?！?39)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七六《居處部四》“堂”條引《齊地記》,第857頁。酈道元《水經注·淄水》亦載:“系水傍城北流,徑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40)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二六《淄水》,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627頁。這些文獻都是把“臨淄西門”“系水”“稷下”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量,很容易將大城西門當作“稷門”。但是,系水從小城西北的申池發源之后,沿大城城墻以西向北流,在系水和大城西城墻之間的狹窄地帶不可能營建大規模集會講學之所。小城西門外如果有稷下學宮,那么從學宮位置往北就是酈道元所謂“水次有故封處”,但這未必就是稷下學宮,而極有可能是稷下先生們的“列第”。史料記載,稷下學宮最興盛的時候有幾千人,這幾千人如果同時在里面學習、辯論、生活,則需要一個非常大的空間,現在小城西門外發掘的疑似稷下學宮的建筑基址群,單就發掘面積來看,絕對不可能同時容納幾千人在里面生活居住,這里應該只是他們集會和講學的地方。

綜上所述,稷下學宮因為建在稷門附近而得名,而稷門原為臨淄大城南西門,戰國時期因為修建小城而毀棄,“稷門”之名遂被沿用至新建的小城西門。據此來看,稷下學宮應興建于戰國時期,與小城一體規劃并一體建設,今天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小城西門外發掘的建筑基址群,符合相關文獻的記載,應該就是學界所謂的稷下學宮。但是,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司馬遷的《史記》和歷代文獻所記載的“稷下先生”“稷下學士”“稷下學”“稷下之學”還透露著這樣一種信號:稷下學宮不只是一個學術機構,它還代表了一種學術風氣,從風氣到機構的發展,經歷了非常漫長的時間,戰國時期形成的稷下學宮是這種風氣發展的一個高峰。

三、嘖室之議、庭燎與稷下之學在春秋時期的興起

呂思勉說:

先秦諸子之學,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興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積,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時勢,乃如水焉,眾派爭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積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偉,而影響于人必深。(41)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3頁。

任何一種學術風氣都不可能突然出現,其興起和發展必然要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在稷下學宮建成之前,齊國都城臨淄早已形成一種議論的風氣,這種風氣曾經推動了齊國的發展,使齊國成為春秋首霸,因此而被齊國人牢牢銘記。到了戰國時期,田齊政權要重振齊國雄風,便再次將這種風氣激發出來,借修建宮城之機而建成稷下學宮這一特殊的學術機構。其過程到底如何,還需要系統考察齊國的國策和學術風氣。

齊國的建立者姜太公曾輔佐武王伐紂,有大功于天下,首封齊國。他出身低微,早年經歷頗為坎坷,《戰國策》云:“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42)劉向集錄:《戰國策》卷七《秦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6頁?！段究澴印芬嘣?“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43)尉繚撰:《尉繚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6冊,第79頁?！俄n詩外傳》亦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于朝歌?！?44)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44頁。劉向《說苑·尊賢》亦載:“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45)劉向:《說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6冊,第66頁。這些文獻雖然說法不一,但都大致透露出姜太公曾長時間從事底層勞作,直到七十多歲才得遇文王,成為周的賢臣。所以,姜太公對于人才的重要性以及要為人才搭建平臺、創造條件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他被封到齊國以后,實行的重要政策就是“尊賢尚功”?！秴问洗呵铩らL見》曰:“呂太公望封于齊,周公旦封于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芄┰?‘親親上恩?！?46)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55頁?！痘茨献印R俗》亦載:“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47)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765頁?！白鹳t”就是不計較出身,只要能力強,品質好,便加以尊重和任用?！吧泄Α眲t是在評人論事中以貢獻、政績作為衡量尺度,而不管其名分如何。姜太公選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對通過考核且符合選賢標準的人,不分親疏遠近,最大限度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一用人政策對西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尊尊親親”思想是一個很大的突破,有力地推動了齊國的發展,“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48)《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第1793頁。,齊國迅速強大起來。

但是,齊國的發展在第十四代國君齊襄公時發生了變化,齊襄公荒淫無道,導致齊國內亂不止,元氣大傷,所以齊桓公即位后第一次見到管仲就提及此事:

“優笑在前,賢材在后”與“尊賢尚功”的治國方針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所以齊襄公最后被連稱、管至父、公孫無知等人弒殺,齊國也陷入內亂。齊桓公從即位之初就努力尋求富國強兵的辦法,他重新重視人才,除了在國內舉賢用能,同時還派人到其他諸侯國搜求人才,《國語·齊語》載:“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于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50)左丘明撰,韋昭注:《國語》,第157頁。而最為重要的是,管仲為齊桓公獻策“嘖室之議”,開啟了齊國成立專門機構爭鳴議論的風氣?！豆茏印せ腹珕柕谖迨份d: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于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被腹?“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于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于君前者也?！被腹?“善?！?51)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一八《桓公問第五十六》,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1157頁。

管仲在列舉了黃帝的明臺之議、堯的衢室之問、舜的告善之旌、禹的立諫鼓于朝、湯的總街之庭和武王的靈臺之復后,提出實行“嘖室之議”。他所列舉的古圣先賢都能從善如流、虛心納諫,而且,他們實行的措施大多與具體的建筑相聯系,因此,“嘖室”應該也是一個類似的議事機構。楊伯峻注《左傳·定公四年》“嘖有煩言”:“嘖,《說文》:‘大呼也?！盾髯印ふ贰畤K然而不類’,楊倞注:‘爭言也?！肿髦?忿怒而責備之義。煩言,爭論不一。句謂互相怒爭而言論分歧?！?52)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535頁。所謂嘖室,就是議論時政、國君納諫的地方,它是仿效明臺、衢室、靈臺等設立的諫諍和言事機構。黃帝、堯、舜、禹、湯和周武王設立求賢納諫的機構,既能招攬人才,又能明晰自己的得失,所以他們都建立了不朽的功業,成為賢哲圣王。齊桓公欲要振興齊國成就霸業,則必須仿照古圣先王的做法,但是,齊國在還沒有振興以前,最重要的任務還是招攬人才,為此齊桓公又設置“庭燎”,表現出對人才的極大尊重。

《說苑·尊賢》載:“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并至?！?53)劉向:《說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6冊,第69頁。齊桓公用“庭燎”之禮招攬人才,那何謂“庭燎”呢?《詩經·小雅·庭燎》載:“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笨追f達疏:“庭燎者,樹之于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54)《毛詩正義》卷一一《小雅·庭燎》,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924-925頁?！吨芏Y·司烜氏》曰:“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编嵭?“墳,大也?！?55)《周禮注疏》卷三六《司烜氏》,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1913頁?？梢?庭燎是古代國家在朝覲、祭祀和商議軍國大事時在庭中燃起的大燭?！抖Y記·郊特牲》又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编嵭?“僭天子也?！?56)《禮記正義》卷二五《郊特牲第十一》,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3134頁。據《大戴禮記》所載,古代根據爵位高低,所用庭燎之數有一定差別,天子一百,公爵五十,侯伯子男均為三十。齊桓公僭用天子之禮以“庭燎之百”待士,而且用于接待獻“九九之術”的“東野鄙人”,所以天下賢士爭相奔赴。通過設置“嘖室之議”廣泛聽取建議,又用“庭燎”之禮以待賢士,齊國延續“尊賢尚功”的國策,形成主動招攬人才和議論爭鳴的良好風氣。這樣的政策與戰國時期稷下學宮的景象頗為相似:

齊桓公這一措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是齊國養士與別國養士的重要區別。這一措施為齊國開辟了一條由國家獨立培養士的新路,對于齊國文化的繁榮昌盛和齊國國勢的長盛不衰,特別是對于稷下學宮的最后出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稷下學宮的創立,可以說就是這一措施的繼續,就是這一政策的最終產物。(57)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38頁。

如果沿著稷下學宮向上追溯,我們很容易在齊桓公這里找到一種期會的雛形,只不過齊桓公的時候,賢士們討論的主題是政治,而稷下諸子討論的主題是學術,當然也有政治,但政治已不是主體而且開始學術化,這是他們之間不同的地方。

這種不同的出現與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社會變遷有很大關系,政治社會變遷導致了社會階層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變化,白奚說:

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動亂,人們常以“禮崩樂壞”來概括。禮樂作為社會上層的行為規范,不僅標示著一種社會制度和秩序,而且包含著人們對此種制度和秩序的認可和由此形成的思想傳統,因而它同時又標示著一種觀念系統和價值體系?！岸Y崩樂壞”不僅是這一統治秩序的崩壞,同時又是舊有的意識形態的危機。它打破了傳統的生活和觀念,使得人們的思想更自由,有利于新的思想學說的出現。(58)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第13-14頁。

春秋晚期,在劇烈的社會動蕩中,貴族階級迅速衰落,世襲社會開始解體,士這個新興的文化階層便應運而生。原有的“學在官府”格局被打破,學術開始下移,并進入獨立發展的狀態,政治與學術逐漸分野,學術成為士人關注的焦點。在這種情況下,新興的田齊政權在獲得周天子承認后,便繼續推行姜齊時期“尊賢尚功”的國策,并仿效齊桓公設立“嘖室之議”而創建新的議政咨詢機構。此時各國都在開展變法活動,并廣招人才,如魏文侯重用李悝、吳起、西門豹,秦國重用商鞅等,但各國都過分強調實用主義,強調變法和人才對于國家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因此沒有形成濃厚的學術風氣。齊國因為有厚重的文化積累和三百年的養士傳統,所以它對議政咨詢機構的定位與其他國家不同,而是將議政咨詢與國家教育緊密結合起來,找到了一條培養和招攬人才的新路,并形成新的學術風氣。

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稷下學宮是中國最早的大學,這種觀點還需進一步論證,但是稷下學宮作為戰國時期齊國的大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稷下學宮不僅有規模宏大的建筑群作為學習和議論的平臺,而且開展教學活動的人數眾多。荀子曾在稷下“三為祭酒”,說明當時的稷下學宮有專門的負責人,而且有定期任命或考選制度。根據郭沫若等學者的考訂,《管子·弟子職》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對學生的飲食起居、衣著服飾、課堂紀律、品德修養等都有具體規定。春秋末期開始興起的私學教育和地主階層的發展,對原有的官辦教育體系形成巨大沖擊,所以,此時的大學也進一步與國家政治聯系起來,成為政治和教育相結合的官辦機構。因此,田氏代齊以后,既要延續姜齊時期招攬人才和議論爭鳴的良好風氣,又要繼續建設和發展教育機構以培養人才,二者的共同指向都是人才,在這種背景下,齊國便重建了國家的大學教育機構——泮宮。

《禮記·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后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59)《禮記正義》卷一二《王制》,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2885頁。周天子培養人才的大學是辟廱(雍),諸侯則是頖(泮)宮。有人認為,泮宮只存在于先秦時期的魯國,其他國家沒有泮宮,原因是魯國有泮水,泮宮因泮水而得名。這一說法值得商榷,泮水其實是因泮宮而得名,《詩經·魯頌·泮水》疏云:“泮水,泮宮之水也?！?60)《毛詩正義》卷二○《魯頌·泮水》,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1317頁。陳啟源亦云:“泗水縣今隸兗州府,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水,見《一統志》,信有然矣。但水以泮宮故名泮,以舞雩故名雩,俱起于后世,殆好事者取經語以名水耳。水因《詩》而得名,反執水名以亂《詩》說,何其惑也?！?61)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冊,第679頁。辟雍四周環水,《白虎通·辟雍》載:“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62)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卷六《辟雍》,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59頁。而泮宮是三面環水,“半于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63)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卷六《辟雍》,第260頁。,《說文解字》亦載:“泮,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為水,東北為墻?！?64)許慎撰,徐鉉等校:《說文解字》卷一一上《水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68頁。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齊故城小城西門外發掘的建筑基址群,其東面是小城城墻,西、南、北三面有壕溝環繞,正是三面環水之狀,與文獻描述的泮宮極為相似,而且,建筑基址群的壕溝與小城城壕相接為一體,可以看出與小城是同時建造的,是小城的一部分,這應該是田齊政權規劃和建設的新教育機構。

但是,稷下學宮又不是一所完全意義上的大學,先生帶領學生來到稷下學宮,主要是宣揚自己的強國治世思想,其著眼點并不在專門培養學生,也沒有固定的教育模式,只是一種定期的學術集會和交流活動,正如劉向所言,“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也”。所以,稷下學宮主要是為各學派的學者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平臺,同時兼有教育和培養學生的功能。稷下學宮與原來的泮宮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們的學生來源和教育方式不同,此時來稷下學宮學習的不僅僅是齊國的貴族子弟,而且還有許多來自齊國以外的士子。在齊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招攬人才政策的感召下,許多學者帶領弟子來到稷下學宮,孟子曾有“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65)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一二《滕文公章句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459頁。,《戰國策》記載田駢有“徒百人”。他們雖然不是專門為培養弟子而來,但弟子在這種學術交流和爭鳴議論中獲得知識,快速成長,這樣的教育方式與此前的貴族教育已全然不同。從這個角度來看,稷下學宮應該是變化和發展了的泮宮(66)郭沫若提出“稷下學宮”的稱謂或與泮宮有關,但未見其對此詳細分析。此前從未有人稱為“學宮”,而多以“館”“官”“學”等相稱。。

學界一直認為稷下學宮興起于戰國前中期,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從姜太公“尊賢尚功”的國策到齊桓公的“嘖室之議”再到稷下學宮的興建,這是一條連續發展的脈絡。稷下學宮絕不可能是齊國國君一時興起而突然修建,在齊威王興建造學宮之前,齊國實際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學術風氣,這種風氣雖然沒有形成固定的學術制度,但是作為一種議論的風氣,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到了戰國晚期,因為稷下學宮的重要影響,學者們就把春秋戰國以來整個臨淄的學術風氣統稱為稷下之學,并被當時的學者和西漢的司馬遷記錄在相關文獻中。司馬遷在《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描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這里的“復盛”絕不是針對齊宣王的父祖而言,田齊時代的桓公、威王、宣王在招賢納士振興齊國的問題上是比較統一的,不存在對比關系。這里的“復盛”應該是與姜齊時代相比,是與齊國自春秋時期桓公“嘖室之議”以來稷下曾經有過的議論風氣相比而言。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們今天從文獻和考古發現所見到的稷下學宮并不能代表稷下之學的全部,它只是稷下之學發展的巔峰與輝煌。這一過程持續的時間非常漫長,從“尊賢尚功”到“嘖室之議”再到稷下學宮,稷下的學術風氣在逐漸形成,特別是戰國時期,稷下的學術風氣從議政制度中分離出來,成為以學術為中心的研究機構,這與春秋至戰國時期學術的整體發展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說,稷下之學是領風氣之先的。站在這樣的角度去理解和定位稷下之學,其意義更加深遠而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