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齊張謨墓志”辨偽

張金龍

“北齊張謨墓志”拓片及錄文于九年前刊于殷憲發表的兩篇論文:《北齊〈張謨墓志〉與北新城》,載《晉陽學刊》2012年第2期(1)按后引殷文不注明者,即出自《北齊〈張謨墓志〉與北新城》一文。;《北齊張謨墓志及其書法》,載《中國書法》2012年第4期。前文同時收錄于殷氏2012年2月在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平城史稿》一書中,最近又被作為“附錄”收入《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齊壁畫墓發掘報告》(2)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齊壁畫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155-174頁。據報道,該墓曾經三次被盜,2008年6-8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其“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又可參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朔州市文物局、崇福寺文物管理研究所:《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齊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0年第12期。。后文開篇云:“二○○七年,筆者于市井間購得北齊武平七年(五七五)《張謨墓志》墨拓一紙。拓片縱橫皆60cm,楷書,二十行,足行二十字,全文三九七字,惟首行末字缺泐莫辨?！鼻拔囊嘤邢嗨平榻B,唯“二○○七年”作“前些時”,其“摘要”有云:“2006年,大同地區民間發現了北齊《張謨墓志》拓本一幀?！币笫显凇镀匠鞘犯濉贰昂笥洝敝姓f:“《北齊〈張謨墓志〉與北新城》是我從新發現的一方北齊墓志尋找、論述‘北新城’的一篇長文,北京大學田余慶先生對此項成果贊賞有加?！?3)殷憲:《平城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307頁。足見他對此一“發現”及其研究結果的自信和自豪,著名史學家田余慶對之“贊賞有加”,自然是對該文學術價值和意義的極大加持。

從殷憲的介紹來看,這是一方沒有明確來歷的“幽靈”墓志,欲作為史料加以利用,還須對其真偽進行審慎考辨,只有在確定其原石的確是從墓葬出土而不是今人偽造的情況下,才能談得上對其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內涵進行發掘探討。然而遺憾的是,殷氏《北齊〈張謨墓志〉與北新城》雖有所言說,但未作出令人信服的論證。欲確定其出自何地何墓,看來已不大可能?！渡轿魉分菟罕饼R壁畫墓發掘報告》的編者認可殷說,并將《北齊〈張謨墓志〉與北新城》作為“附錄”收入該書,以表明該墓即是“張謨”之墓,顯然并非審慎穩妥的做法。當下判斷該墓志拓片可信性的唯一途徑,恐怕只能是從“墓志”形制及其文本出發,既要考察其書體書風,更要考察其具體內容,而不是在沒有任何確鑿證據的前提下將其與朔州水泉梁壁畫墓掛鉤,或徑指其為該墓出土之物。

一

關于該拓片的書體或書風,《北齊張謨墓志及其書法》一文中說:“《張謨墓志》志文書風與東魏興和二年的《敬府君墓志》十分相似,或竟出自一人之手?！币髴椊栌猛鯄押雽Α啊毒锤怪尽贰睍ǖ脑u價,“作為《張謨墓志》書法的導讀”。據其所引王氏之說,謂《敬府君墓志》“落筆結字多具篆意,圓渾而中宮緊密”。殷氏對兩志書法成就有如下評說:“人所共知,習見之北齊墓志書風分為兩種:或為隸書而兼以楷意,或為楷書而力求方整。然而,云隸者或顯輕浮,作楷者難避粗疏。唯獨《張謨墓志》與早它三十多年的《敬府君墓志》另辟蹊徑,楷書而有篆意,靜逸出于天成,嵬嵬乎如著玄衣高冠,翩翩然猶存道骨仙風,稱得上是北齊銘刻書跡的上乘之作?！痹谒磥?北齊(東魏北齊)墓志書法唯有此兩志屬于上乘之作,而世人所見其他墓志之書法則非“輕浮”即“粗疏”,可謂全都一棍子打死,也可以說是對作為北朝碑刻書法藝術重要構成的北齊墓志書法作出了近乎全盤否定的評價。這顯然是違背常理的,自然難以看作是中肯的評價。筆者未能見到殷氏所言《敬府君墓志》,難以對殷氏所言兩志的高度相似性進行確認,然而對相距三十六年、相似度極高的兩方墓志,謂“一人書二志的可能是存在的”觀點卻無法茍同,因為這不符合書法實踐的基本常識。一個書家在三十多年的時間里,其書法風格沒有任何變化,寫出了被后世觀摩者認為具有高度同一性的兩件作品,可以說幾乎不存在這種可能性。就《中國書法》刊載的“張謨墓志”拓片來看,筆者亦不能認同殷氏對該作品“楷書而有篆意,靜逸出于天成,嵬嵬乎如著玄衣高冠,翩翩然猶存道骨仙風”的極致評價。無論就細節還是就整體而論,該作品都存在不少瑕疵和敗筆,顯示書者的書法水平尚有提高的余地,遠未達到上乘之作的水準。茲摘取該墓志首字“君”字的幾種寫法以見一斑:

僅此一個字便可看出,該墓志書寫者甚至不能穩定地用同樣的字形寫出同一個字,顯然不會是一個老道的書法高手。

經多方檢索查考,筆者并未得到殷氏所言《敬府君墓志》的任何信息,而其在《北齊張謨墓志及其書法》文中指出,“一九八八年,上海書畫出版社曾出過版(版過)一套《歷代名帖自學選本》,中有《敬府君墓志》”。據此再作查證,在《歷代名帖自學選本》中有一本《東魏敬使君碑》,該碑刻于東魏興和二年(540),且與殷氏所言版本相符,該書的責任編輯為王壯弘、劉曉君,卷首“本帖特征”后括注“壯弘”,且其項下正好有殷氏引述的相關文字,“氣質”條說:“北朝體多旁出,導源于隸,無不方峻精整,唯此碑及《鄭文公》獨真正,落筆結字多具篆意,而此尤敦厚靜穆,翩翩有南朝君子風?！薄白中巍睏l說:“結體圓渾:北朝正書多方峻,此獨圓渾,篆意特多。筆畫朗潤:結字有緊密、寬和兩法,緊密精整,寬和朗潤。此銘中宮緊密而筆畫朗潤?！?4)按王氏對北朝書體“無不方峻精整”的判斷顯然是不準確的,除了東魏《敬使君碑》這一明顯的例證外,山東鄒縣尖山摩崖北齊《晉昌王唐邕題名》、“齊武平元年王子椿造”徂徠山《大般若經》以及被認為寫于北齊天保年間的泰山經石峪《金剛經》等皆以結體渾圓為其特色,若遍觀北朝墓志碑刻,也不會得出“無不方峻精整”這樣的判斷?？梢源_定,殷氏所言《敬府君墓志》即是《敬使君碑》(《禪靜寺剎前銘敬使君之碑》)無疑。必須明確的是,該碑并非墓志,其在北朝碑刻中享有崇高地位,遍觀其書法,除了末尾“施地”(兩見)“息思和”等極個別文字因補刻或其他因素致使筆力較弱外,全碑書法具有極高的水平,是當之無愧的北朝碑刻之精品。與《敬使君碑》相比,“張謨墓志”雖然有個別字形有相似之處,但兩者神采絕不相類,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計,無論如何也得不出由同一人書丹的結論。茲將《敬使君碑》所見“君”字的幾種寫法并摘取兩者其他幾個字加以比較如下:

張謨墓志敬使君碑

僅僅這幾個字,就可以看出“張謨墓志”與《敬使君碑》之書體書風毫無共同之處,無論如何也不能得出兩者出自同一個人之手的看法。筆者曾習字多年,閱覽過眾多的碑志拓片及法帖,完全清楚如何從書體或書風角度考察“張謨墓志”之真偽問題,但當下并不具備適宜的條件,暫且放棄此一途徑。

該拓片除了書體書風反常之外,還存在著其他不合常理之處,最突出之點莫過于墓志題名不在志石之首,而在志石之末,且緊跟志文而未分行。雖然不完全排除存在這種墓志撰述格式的可能性,但畢竟極為罕見。此外,在題名文字“齊故”之后空兩格刻“儀同三司幽益二州刺史張公之墓銘”,也是頗為怪異的。墓志題名不位于志文之上而是在志文末尾,且題名文字“齊故”之后空兩格,可以說既是墓志形制問題,也是文本內容問題,對于該拓片的真實性構成了巨大挑戰(5)筆者所見,南北朝墓志題名位于墓志之中或結尾者僅有三通:北京圖書館藏拓北魏《元鑒墓志》,1980年南京出土梁《蕭融墓志》,1933年安陽出土北齊《徐徹墓志》?！对b墓志》志首文字為“魏故武昌王通直散騎常侍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河南尹左衛將軍持節督齊徐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齊徐二州刺史贈齊州刺史王如故謚”,相當于題名,然在末尾又有題名“武昌王墓志銘”。觀察該墓志格式、書法及文本內容,與已知北魏墓志迥然有別,其為偽志當無疑義,茲僅舉一端,以見一斑。趙萬里云:“傳云謚悼,志獨未及,蓋謚在葬后故耳?！?《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67頁)按其死于正始三年(506)五月廿六日,葬于四年三月廿六日,十個月時間竟然未得謚號,豈不怪異?《蕭融墓志》志首文字為“〔桂陽王〕墓志銘序”,志尾銘文前插入以下文字:“梁故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桂陽融謚簡王墓志銘。長兼尚書吏部郎中臣任昉奉敕撰?！?阮國林:《南京梁桂陽王肖融夫婦合葬墓》,《文物》1981年第12期)北齊《封子繪墓志》在銘文前云:“吏部郎中清河崔贍與公禮闈申好,州里通家,摛綴之美,籍甚河朔,敬托為銘,式昭不朽?！?張季:《河北景縣封氏墓群調查記》,《考古通訊》1957年第3期)此與《蕭融墓志》有一定相似性。徐徹其人于史無考,趙萬里將《徐徹墓志》志文所載史事與史書相關記載比對,認為有三事可得證實(《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第175頁)。然該志亦有難以索解之處,茲不具論。若其并非偽志,志載其曾于梁、陳之際經略江南,不排除有江南文士入其府中并在其死后撰寫墓志銘的可能,因而其墓志銘體現了南方墓志銘的一種撰寫格式。。據志文,“張謨”在死亡之后“詔贈幽州刺史、大理卿”,而非末尾題名所記“儀同三司、幽益二州刺史”,雖然志載其生前曾任“東益州刺史”,但與益州刺史風馬牛不相及。該墓志拓片格式的反常之處還有:第十行第二字“除”字字號明顯偏小且位置偏高,第十五行第二字“贈”字位置明顯偏高,第十八行第七、八兩字“誕啟”擠占一字格,與志文的整體布局形成了明顯的反差。從拓片推測墓志原石,應該說磨損相當嚴重,似乎曾經過千錘百拓,而與其作為新近被盜出土、僅為殷憲所購得孤本的情形,可謂格格不入。然而就墓志文字保存情況來看,卻只有第一行最末一字“缺泐莫辨”,但并未影響殷氏將其厘定為“樂”字。其他的文字雖然部分似有缺筆或筆畫堆擠的情況,但都不影響辨識。此外,缺字及字體簡化、異寫或別字情況在該拓片中相當突出,雖說此類情況古已有之,北朝墓志也不能完全例外,但像這篇“張謨墓志”占有如此大的比例,實在過于突出。

除以上所述之外,“張謨墓志”文本內容還有其他更為突出的問題和疑點。為便于討論,先將殷氏兩文中的錄文轉引于下(標點符號略有調整):

君諱謨,字晏略,安定烏氏人。洛州刺史之元孫,長樂/太守之長子。其基緒所由來,煥于史諜,不假稱載。君/蘊氣山河,稟精玄像。幼而岐嶷,卓爾不群。義旗初建/,為武皇所知,即蒙任司馬,統師軍司。尋除中堅將軍/,員外奉車都尉。未幾,又除帳內都督,仍封君三原縣/開國子。武定年,又加鎮遠將軍、員外步兵校尉。大齊/革命,除安西將〔軍〕,別封陽平縣開國男。天保六年,除武/德太守。君閑于政術,治有能名。八年,又轉除河內太/守,君下車調俗,先□德禮,流珠復返,荷虎南渡。天統元/年,除驃騎大將軍,食艾陵縣干。二年,又除廣寧太守/。其年,復除東益州刺史。武平元年,別封禽昌縣開國/男。五年,又加君儀同三司,北新城領民正。君逸翮雖/舉,高足未申,彼蒼寡惠,奄隨化往。春秋七十,武平六/年十一月五日,薨于新城治所。帝聞如傷悼/,詔贈幽州刺史、大理卿?；浺云吣耆率?窆于/新城之北崗。今丘壟行暗,泉路方幽,故刊茲玄石,庶/眙不朽。其銘曰:我先肇化,德冠百王。赫赫常山,爰柔/爰剛。伏命大漢,誕啟封疆。受茲介福,功越伊望。唯君挺/生,武烈兼陳。宜錫難老,追縱五臣。如何不淑,翻影西/淪。齊故儀同三司幽益二州刺史張公之墓銘。

與墓志拓片對比,殷氏錄文有兩處出入。第一行最末“長”下之字原本缺泐莫辨,殷氏厘定為“樂”字而未作說明,存在武斷之嫌。第九行七、八、九三字“先德禮”,缺字不通,殷氏錄文作“先□德禮”與拓片原文格式不符,“□”意味著志石中空缺一字格或漫漶不清,但從拓片來看此處原本并無文字。

還需一提的是,“張謨墓志”銘文最后一句“如何不淑,翻影西淪”,意涵模糊,似非完結之句。按顧炎武認為,“人死”“生離”“失德”“國亡”皆可“謂之不淑”(6)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卷三二“不淑”條,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839頁。。就“人死”而言,《禮記·雜記上》載吊唁之禮,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7)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073頁。古代墓志銘文中常見“如何不淑”之句,但其后之銘文全都不僅僅只有一句,茲舉北魏數例以見一斑?！钝非怪尽?“如何不淑,摧梁碎玉。歲聿其徂,爰即遐崗。泉扉一奄,永謝朝光。去矣莫留,道存人亡。列銘幽石,長述風芳?！薄端抉R昞妻孟敬訓墓志》:“如何不淑,早世徂傾。思聞后葉,刊石題誠?！薄对淠怪尽?“如何不淑,早離伊阻。玉芷雕春,金桂朽夏。徒倚促日,徘徊永夜。崧嶺軒驥,沙庭頓駕。鏤石記形,無識神化?！薄队诰澳怪尽?“如何不淑,未百已終。龜筮既戒,吉日唯良。龍軒且引,服馬齊行。泉門窈窈,大夜芒芒。舍彼瓊室,宅此玄堂?！薄队谧肽怪尽?“如何不淑,殲此良賢。滅影明世,委體黃泉。式銘玄石,芳跡永宣。謚曰孝惠?！?8)以上有關鄯乾、司馬昞妻孟敬訓、元珍、于景、于纂五方墓志,分見趙萬里集釋:《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圖版二一二之二、圖版二三一、圖版四四、圖版二五二之二、圖版二五九。比較來看,“張謨墓志”銘文以“如何不淑,翻影西淪”結束,語氣倉促,語義不完?！胺拔鳒S”似表明其淪陷西土,與志載其死于北齊滅亡前的事實也有出入。

二

關于志主“張謨”的生年,據志文可推定其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則東魏遷鄴時其人恰當三十歲,北齊建立時四十六歲。志載其為“洛州刺史之元孫”,殷憲將此洛州刺史與《宋書》《魏書》及《資治通鑒》所見“張是連提”或“張提”相關聯,認為“所記名雖兩異,實為一人。此人很可能是張謨的祖父或曾祖”(9)殷憲:《北齊張謨墓志及其書法》。。他同時提出了另一種看法:“張謨生于公元505年,以30年一代算,其祖張某出生于445年左右的可能性很大,為太武帝太平真君初,其盛年正當平城時期的獻文、孝文朝。其父張某則可能是475年左右的獻文至孝文初生人,主要活動于遷洛之后的北魏后期至東魏時期。這樣看來,死于太平真君十一年陜城之役的張提可能要比《張謨墓志》所記洛州刺史張某更長一輩,有可能是張謨的曾祖?！比舸?則北魏“洛州刺史張提”實未必與北齊“張謨”一定具有血緣關系。史書僅有的記載并未提供任何張是連提或張提的族屬、郡望等信息,要將其與安定張氏聯系起來也就只能屬于牽強附會。不僅如此,殷氏還進一步加以引申道:“自450年張提陣亡后,從北魏到東魏,再到高齊,從平城到洛陽,再到鄴城,或有一支西來的前涼烏氏張姓的裔孫們仍未淡出政權中心。其祖、父的大州刺史、名郡太守的三品、四品官秩,也正與來自秦涼亡國子孫們的身份相符?！笔紫?將張提與安定張氏聯系在一起就沒有絲毫根據,而在子虛烏有的基礎上又斷定前涼王族張氏后裔在北魏及東魏北齊政權中如何具有影響力就更加荒誕不經了。即便“張謨墓志”所載其為“洛州刺史之元孫,長□(樂?)太守之長子”可信,而按墓志書法,上述官職一般是指其祖、父的死后贈官,而生前任官則要低一級;退一步說,假設洛州刺史、長□(樂?)太守不是其祖、父死后的贈官,而是他們生前所任最高官職,再結合“張謨墓志”所載其任職情況,也絕對得不出他們在北魏及東魏北齊“仍未淡出政權中心”的認識。當然,所有這些推斷的前提是“張謨墓志”并非贗品,否則一切皆屬枉然。若真有前涼王族后裔來到北魏,按照北魏對西涼王族隴西李氏的崇高禮遇推測,即便張氏人物的政治地位稍遜一籌,也絕對不會在北魏政壇上默默無聞。事實上,就目前所能見到的相關史料來看,在北魏占領河西走廊后并無前涼王族后裔遷入平城,至于殷氏所言“有一些烏氏張氏輾轉歸魏亦在情理之中”,只能是小說家言而已。殷氏據“義旗初建,為武皇所知”推斷,其人“毫無隔閡地處于懷朔集團之中,說明此張姓很可能也是久戍六鎮的所謂代人”。若此,則“張謨墓志”所載“洛州刺史之元孫,長樂太守之長子”又從何說起?

如上所引,“張謨墓志”對其入仕之初的履歷有如下記載:“義旗初建,為武皇所知,即蒙任司馬,統師軍司。尋除中堅將軍,員外奉車都尉。未幾,又除帳內都督,仍封君三原縣開國子?！卑础侗饼R書·神武紀上》載北魏普泰元年(531)“六月庚子,建義于信都”,既而“抗表罪狀尒朱氏”(10)《北齊書》卷一《神武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7頁。?！傲x旗初建”指高歡打起反對尒朱兆旗號自無疑義?！拔浠省碑斎灰彩侵父邭g無疑,但北朝史書和墓志碑刻中一般都將高歡記作“齊獻武王”或“(太祖)獻武皇帝”“(高祖)神武皇帝”,而單以“武皇”稱之者卻頗為罕見。東魏天平四年(537)正月十七日,高歡創業親信竇泰陣亡于弘農之戰,墓志載其死后“武皇奔車起慟,登城致哀”。此蓋因前文已有“獻武皇帝茹荼切蓼,志在匡復”之語,故后文以“武皇”簡稱之(11)趙萬里集釋:《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圖版三二一;新鄉市博物館:《北齊竇、婁、石、劉四墓志中幾個問題的探討》,《文物》1973年第6期。。

據《魏書·前廢帝紀》載:普泰元年二月“齊獻武王”的官職是“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同年四月“癸丑,詔以齊獻武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六月庚申,齊獻武王以尒朱逆亂,始興義兵于信都”。(12)《魏書》卷一一《前廢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74、276、277頁。按《北齊書·神武紀》已佚,今本乃后人據《北史》卷六《齊本紀上·神武帝紀》所補,故高歡在信都起兵前的最高官職僅知為晉州刺史、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民)酋長(《北齊書》卷一《神武紀上》,第4、6頁)。據同書《官氏志》載后《職員令》官品表,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車騎大將軍、諸開府為從第一品,從第一品將軍、開府司馬為第四品下階(13)《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94、2996頁。?？芍邭g“建義于信都”之時的府司馬品級為第四品下階。同年十月壬寅,后廢帝元朗“即皇帝位于信都城西”,“大赦,稱中興元年”,“以齊獻武王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次年二月“甲子,以齊獻武王為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14)《魏書》卷一一《后廢帝紀》,第279、280頁。。其時,高歡已居尊據極,所任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均不見于北魏后《職員令》,太師位居第一品之首,但未見有太師司馬之職,蓋因其不設府之故。后令中品級最高的官職的府司馬,當即第四品上階之首的“二大、二公司馬”,“二大、二公”是指位列第一品的大司馬、大將軍和太尉、司徒(15)《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93、2994、2996頁。。二十六七歲的“張謨”一入仕便能夠在高歡府中擔任第四品下階的府司馬,協助高歡執掌軍事大權,無論如何都是難以想象的(16)嚴耕望論北魏府僚佐制度云:“大抵長史總理州府文武諸事,而司馬專掌武職?！薄叭粢芍輰⒉卉?更可藉長史、司馬為之制衡?！?《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64、565頁)司馬之職的重要性可從《司馬悅墓志》和《元龍墓志》的記載略窺一斑。司馬悅于北魏孝文帝太和(477-499)中由司州主簿“遷司空、大將軍二府司馬,贊務臺鉉,厘格地里”(尚振明:《孟縣出土北魏司馬悅墓志》,《文物》1981年第12期)。北魏宗室疏屬元龍,“及大軍南伐,師指義陽,復假君龍驤將軍、大將軍司馬”,因戰功而“進授行唐伯,授前軍將軍”?！摆w王(趙郡王幹)以帝弟之尊,作蕃列岳。司武之任,非君勿居,授開府司馬?！毙⑽牡勰戏?“復以安遠將軍為右軍統軍,司馬如故”(趙萬里集釋:《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圖版四一)。。如果有人認為其人所任并非高歡的府司馬,而是高歡部下的府司馬,則與墓志“義旗初建,為武皇所知,即蒙任司馬”之本義相違,這種推斷顯然毫無道理。

為了更進一步說明這一問題,還可同高歡其他府僚佐的情況作一比對。首先來看長史孫騰。咸陽石安人孫騰,“祖通,仕沮渠氏為中書舍人,沮渠滅,入魏,因居北邊”?！膀v少而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亂,騰間關危險,得達秀容。屬尒朱榮建義,騰隨榮入洛,例除冗從仆射。尋為高祖都督府長史,從高祖東征邢杲”?！案咦嬷疄闀x州,騰為長史,加后將軍,封石安縣伯”。按高歡建義信都之時,孫騰仍為其首席僚佐長史,而按“張謨墓志”記載,則其時“張謨”為僅次于孫騰的高歡府僚佐,且在軍事上具有比長史更重要的職能,按理二人發揮的作用及其后的仕途和地位應該比較相近才合乎情理。那么,事實究竟如何呢?高歡建義信都時,“張謨墓志”未載其有絲毫表現,而長史孫騰則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高祖自晉陽出滏口,行至襄垣,尒朱兆率眾追。高祖與兆宴飲于水湄,誓為兄弟,各還本營。明旦,兆復招高祖,高祖欲安其意,將赴之,臨上馬,騰牽衣止之。兆乃隔水肆罵,馳還晉陽。高祖遂東。及起義信都,騰以誠款,常預謀策?！逼浜?孫騰繼續發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騰以朝廷隔絕,號令無所歸,不權有所立,則眾將沮散,苦請于高祖,高祖從之,遂立中興主?！痹谠时桓邭g擁立為帝后,孫騰的官位也得到了躍升?！俺讨?尋加使持節、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臺。高祖進軍于鄴,初留段榮守信都,尋遣榮鎮中山,仍令騰居守。及平鄴,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陽郡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戶。入為侍中,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騰欲尚之,公主不許。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騰妒隆之,遂相間構。高祖啟免騰官,請除外任,俄而復之。騰以高祖腹心,入居門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椿既生異端,觸途乖謬。騰深見猜忌,慮禍及己,遂潛將十余騎馳赴晉陽。高祖入討斛斯椿,留騰行并州事,又使騰為冀相殷定滄瀛幽安八州行臺仆射、行冀州事,復行相州事。天平初,入為尚書左仆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尚書令?！痹诠傥簧w的同時,孫騰繼續協助高歡穩定以晉陽和鄴城為中心的河北局勢,免除了高歡進行軍事行動時的后顧之憂。即便他與侍中封隆之爭妻而引致紛爭,高歡也只是象征性地作出了“啟免騰官”,而其與斛斯椿的爭斗則體現了高歡的意志,得到高歡的授意和支持自無疑義。作為高歡“腹心”,孫騰從高歡開啟政治生涯以來,就是其左膀右臂?！膀v早依附高祖,契闊艱危,勤力恭謹,深見信待。及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由己,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死贈,非貨不行,肴藏銀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在鄴,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為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高祖屢加譴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八。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等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20)以上有關孫騰的引文,分見《北齊書》卷一八《孫騰傳》,第233、233-234、235頁。孫騰敢行不法即是因其擁有巨大權力之故,高歡對其“屢加譴讓”而未加懲處,且其“終不悛改”,即充分反映了高歡對他的高度信任,以及他對于高歡的統治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張謨墓志”載其曾任帳內都督,殷憲認為:“從高歡皇后婁氏兄子婁叡曾任此職,可見帳內都督是非心腹不可充任的顯貴之職?！卑茨怪就仄?“內”前之字左邊似非“巾”字,姑且從殷氏所厘定而作“帳”字。北魏末年,廣寧石門人韓賢“壯健有武用”,曾“充”尒朱榮“左右”,尒朱世隆立長廣王曄,“除賢鎮遠將軍、屯騎校尉”?！笆缆〉裙ソㄖ菁笆?賢并有戰功”,后“尒朱度律用為帳內都督”。武明皇后(高歡妻)兄子婁叡,“少好弓馬,有武干,為高祖帳內都督。從破尒朱于韓陵”。滎陽開封人鄭仲禮“少輕險,有膂力。高祖嬖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擢帳內都督。嘗執高祖弓刀,出入隨從”。代人綦連猛“少有志氣,便習弓馬”,曾任尒朱榮親信、都督。后歸高歡,元象“二年(539),除平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轉中外府帳內都督,賞邙山之功,封廣興縣開國君”。太安狄那人尉長命,子興敬“便弓馬,有武藝,高祖引為帳內都督”(27)以上有關韓賢、婁叡、鄭仲禮、綦連猛、尉興敬五人的引文,分見《北齊書》卷一九《韓賢傳》,第247、248頁;卷四八《外戚·婁叡傳》,第666頁;卷四八《外戚·鄭仲禮傳》,第667頁;卷四一《綦連猛傳》,第540頁;卷一九《尉長命傳附興敬傳》,第249頁。。此數人中,只有鄭仲禮原本當為漢人,但也應該成長于北鎮,其他皆當為北鎮胡人。他們均武藝高強,而從“張謨墓志”中完全看不到其家族曾在北鎮生活的跡象,且其“幼而岐嶷,卓爾不群”,與武藝高強似乎沾不上邊,其為帳內都督后也未見到扈從高歡或隨從征戰的任何記載。婁叡、鄭仲禮、尉興敬諸人所任高歡帳內都督,看來都是初仕之職,類似韓賢之“充”尒朱榮“左右”,綦連猛之為尒朱榮“親信”,其地位遠不可與作為霸府首席軍事僚佐的司馬相比。故“張謨”由司馬經“統師軍司”“中堅將軍、員外奉車都尉”而“除帳內都督”,顯然并不符合遷轉程序。那么,是否屬于破例呢?從“張謨墓志”的記述中看不到這種跡象,反而卻能得出帳內都督高于府司馬的認識。

殷氏又說:“《魏書·官氏志》無帳內都督一職,入齊后則多見之?！薄拔蚁?入齊后出現的帳內都督可能就是親信都督的改稱?！卑雌湔f不夠準確。帳內都督并非親信都督入齊后的改稱,而是在北魏末年就已存在,但北齊時卻未見到具體事例。事實上,雖然《魏書·官氏志》未載帳內都督,但在北魏末年常見其職且帳內都督與親信都督實可互稱。高歡先為尒朱榮“親信都督”,“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內”(28)《北齊書》卷一《神武紀上》,第3-4頁。?！侗饼R書·神武紀下》載武定元年三月芒山之戰時,隨從高歡的“親信都督尉興慶”,“矢盡而死”(29)《北齊書》卷二《神武紀下》,第21頁。?！段鹃L命傳附興敬傳》:“高祖攻周文帝于邙山,興敬因戰為流矢所中,卒?！?30)《北齊書》卷一九《尉長命傳附興敬傳》,第249頁。由此可見,親信都督尉興慶即帳內都督尉興敬。高歡的親信都督除婁叡外,見于史載者還有:段韶,“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高祖以武明皇后姊子,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為心腹。建義初,領親信都督。中興元年,從高祖拒尒朱兆,戰于廣阿”。懷朔人厙狄盛,“少有武用。初為高祖親信都督,除伏波將軍,每從征討”。斛律光,“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光父)西征,周文帝長史莫者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于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為都督。世宗為世子,引為親信都督”(31)以上有關段韶、厙狄盛、斛律光三人的引文,分見《北齊書》卷一六《段榮傳附韶傳》,第208頁;卷一九《厙狄盛傳》,第255頁;卷一七《斛律金傳附光傳》,第222頁。。斛律光最初所任“都督”雖未載具體名號,想來也應該屬于帳內都督。段韶為高歡創業勛貴段榮之子,其母為高歡妻姊,身份顯貴自不待言。斛律光之父斛律金亦為高歡創業勛貴,雖然最初與高歡似無姻親關系,但后來斛律氏之女大量嫁入高氏,與婁氏、段氏成為北齊幾大外戚家族,地位十分顯赫。高歡妹夫厙狄干(32)參見《北齊書》卷一五《厙狄干傳》,第198頁。,與段榮、婁昭、斛律金為高歡創業最重要的支持者,但厙狄盛與厙狄干的關系并不明確。與婁叡、綦連猛一樣,段韶、厙狄盛、斛律光都具有高強的武藝,且其擔任高歡帳內都督前都不曾有仕宦經歷。這些人在其后的東魏北齊時期全都經歷內外要職,成為高氏統治集團的重要成員,發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

四

僅僅上述疑點就可斷定“張謨墓志”必為贗品無疑。然而,其疑點還不止如此?！皬堉兡怪尽陛d其十一次歷任官職十五個,其中“統師軍司”“員外奉車都尉”“員外步兵校尉”“北新城領民正”四職,無論是在《魏書》《北齊書》《北史》《隋書》等史籍,還是有可信度的墓志碑刻等中都未見到,比例超過四分之一,令人咋舌。此外,“安西將”也于史無聞,殷憲在其后括注“軍”字以表明其本為“安西將軍”缺字所致。若在平民百姓或初低級官吏的墓志中出現錯別字或有個別缺字,似乎還可以理解,但在一位高歡創業親信的墓志中出現這樣的情況則不得不令人生疑。

首先,來看“統師軍司”。未知何故,殷氏文中對“統師軍司”未作任何解釋?！敖y師軍司”不僅在北魏、北齊相關文獻中未見其職,在中國歷代文獻中也無從查考。若謂其非為官名,而是對其上所記司馬職司的解釋,也說不通。事實上,高歡霸府的確設有軍司之職。在高歡征討尒朱兆平定并州前夕,太昌元年(532)七月“庚戌,詔侍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高隆之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兼尚書左仆射、北道行臺,率步騎十萬趨太行,會齊獻武王。隆之解行臺,仍為大丞相軍司”。源子恭“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為齊獻武王軍司。元象元年,〔卒〕。興和二年,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仆射、司空公、兗州刺史,謚曰文獻”(35)以上有關高隆之、源子恭二人的引文,分見《魏書》卷一一《出帝紀》,第284-285頁;卷四一《源子恭傳》,第936頁。。由此可見,軍司地位頗高,此類事例于北魏末常見。如在孝明帝時“秦益氐反”,源子恭即受詔“持節為都督河間王琛軍司以討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段簳ご蘅瑐鳌?“京兆王繼為大將軍西討,引楷為司馬。還,轉后將軍、廣平太守”?！靶⒉?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為刺史,加后將軍?！薄洞尥鞲叫⒎覀鳌?“荊州刺史李神儁為蕭衍遣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龍驤將軍)為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36)以上有關源子恭、崔楷、崔孝芬三人的引文,分見《魏書》卷四一《源子恭傳》,第935頁;卷五六《崔辯傳附楷傳》,第1255頁;卷五七《崔挺傳附孝芬傳》,第1267頁。軍司在戰時具有節度將領的職能,宣武帝時中山王英上奏,請求向南朝用兵,謂“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為之節度”(37)《魏書》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中山王英傳》,第497頁。。軍司亦可統兵征戰,北魏與梁朝在淮南爭戰,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元“嵩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援合肥、小峴、楊石,頻戰破之。衍征虜將軍趙草屯于黃口,嵩遣軍司趙熾等往討之”(38)《魏書》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澄傳附嵩傳》,第487頁。。若謂“張謨墓志”所載“統師軍司”即是軍司之異稱,顯然也與當時軍司位高權重的實際相差甚遠,亦可強有力地證明“張謨墓志”之偽。

其次,來看“員外奉車都尉”等職。殷氏在解釋“員外奉車都尉”時說:“奉車都尉雖為從第五品上階,但卻是‘禁侍美官,顯加通貴’?！卑创苏f大誤?！皢T外奉車都尉”與“奉車都尉”不能劃等號,猶如散騎常侍與員外散騎常侍并非同一官職。不僅如此,員外散騎常侍是見于制度規定的正式官職,而其時雖有奉車都尉,但并無員外奉車都尉,按理來說不應該有人擔任根本就不存在的官職?！段簳す偈现尽份d宣武帝正始四年九月詔曰:“五校昔統營位,次于列卿;奉車都尉禁侍美官,顯加通貴。世移時變,遂為冗職。既典名猶昔,宜有定員,并殿中二司馬亦須有常數。今五?？筛鞫?奉車都尉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殿中司馬二百人,員外司馬三百人?！?39)《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第3003頁。毫無疑問,所謂“奉車都尉禁侍美官,顯加通貴”是遠在北魏宣武帝之前的情形,而在宣武帝下詔之時早已屬于“冗職”,意味著其為冗員而無職司,即便是將所謂員外奉車都尉與奉車都尉等同起來,殷氏的理解也是大謬不然。宣武帝下詔定員后,奉車都尉的“冗職”性質恐怕也沒有得到根本改觀。以上記載顯示,北魏后期官制中并無所謂員外奉車都尉之職,也沒有所謂員外步兵校尉之職(40)在金石資料中可以考見北朝“員外奉車都尉”有二例,“員外步兵校尉”有一例,那么,能否就此證明在“張謨”任職的年代的確存在這兩個官職?《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圖版三七六《□和墓志》載其于“神龜元年(518),舉賢良,拜楊烈將軍、員外奉車都尉”,王昶輯《金石萃編》卷三二《東魏三·太公呂望表》碑陰第三列可見“寧朔將軍、員外奉車都尉尚顯文”(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然該墓志和該碑表的可靠性存疑(將另文探討,此不贅述)。又,賈振林主編《文化安豐》一書中收錄的一方墓志題名為“齊故鎮遠將軍員外步兵校尉秦州司馬張君妻董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然該墓志幾乎亦可確定屬于偽志。。殷氏解釋“張謨墓志”所載“武定年又加鎮遠將軍、員外步兵校尉”時說:“東魏孝靜帝元善見武定元年至八年(543～550),這七八年,既是張謨39歲至46歲的盛年時期,也是他仕途蒸蒸日上之時,鎮遠將軍的第四品和員外步兵校尉的從第三品中階,意味著他已經進入朝廷要員的行列?！弊鳛橐蝗胧司蛽瘟烁邭g府司馬的創業親信,在其入仕十三四年至二十年間,其官品仍然是原地踏步,怎么還能認為是“仕途蒸蒸日上”呢?高歡的其他創業親信,此時幾乎都已是官居一二品,非王即公。而“張謨”不僅官品原封不動,而且先前所任高歡府司馬、帳內都督這樣的實職早已與他毫不相干,即便將員外步兵校尉當作步兵校尉來看待,也是沒有什么實際職任的冗職,至于鎮遠將軍,在各種名號的大將軍滿天飛的時代,簡直是不值一提。

“張謨墓志”載其于天統“二年(566),又除廣寧太守。其年,復除東益州刺史”。東益州刺史是他一生所任倒數第二個官職,殷氏有如下解釋:“東益州,今陜西略陽縣一帶,北魏前期為氐族楊氏所據,自號武興國?！懊鞒?(楊)集始來降,還授爵位,歸守武興……以為武興鎮,復改鎮為東益州,’這是一個民情復雜的地區,北魏后期魏收之父魏子建曾長期做東益州刺史,后來張謨充任此職也是一種重用?！卑匆笫洗苏f與其對“員外奉車都尉”職能的解釋一樣,既是對史料的斷章取義,也是完全昧于歷史以釋史的表現?！段簳へ祩鳌?“(楊)集義見梁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為外藩,遂扇動諸氐,推紹先僭稱大號,集起、集義并稱王,外引蕭衍為援。安西將軍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攻武興,克之,執紹先送于京師,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復改鎮為東益州?！薄罢庵?詔魏子建為刺史,以恩信招撫,風化大行,遠近款附,如內地焉。后唐永代子建為州。未幾,氐人悉反,永棄城東走,自此復為氐地。其后,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為王?！?41)《魏書》卷一○一《氐傳》,第2232-2233頁。按魏子建為東益州刺史,又見《魏書》卷一○四《自序》,第2321-2322頁。由此可見,東益州只在北魏末年短暫存在,唐永代魏子建為東益州刺史不久,便因氐人反叛而失守(42)《魏書》卷九《肅宗紀》載魏子建在東益州鎮壓氐人反叛活動,時當正光五年七月至孝昌元年八月(第236、237、238、239、240、241頁)。推測北魏棄守東益州約在孝昌二年。。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后,原東益州——氐人武興國——與西魏接壤,而與東魏及其后繼者北齊沒有任何關系。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545)再置東益州,并以氐族首領楊辟邪為刺史(43)《周書》卷四九《異域上·氐傳》:“(大統)十一年,于武興置東益州,以辟邪(紹先子)為刺史?！?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895頁)?？梢源_定,東魏北齊并無東益州,也就不可能任命東益州刺史,自然不會有一個名叫“張謨”的北齊官員深入敵后到附屬于北周的西南氐族聚居區去做什么東益州刺史。

此外“張謨墓志”載,“武定年”前“封君三原縣開國子”。據學界研究,東魏北齊時期繼承孝文帝改革后的封爵制度,五等爵有實封與虛封之分,凡帶“開國”者皆為實封(44)參見張維訓《略談北魏后期的實封和虛封》、高敏《跋〈北齊婁睿墓志〉》,分載《史學月刊》1984年第2期、1991年第1期。?！皬堉儭笔芊庵叭h開國子”屬于實封,然而三原縣在關中地區(45)《魏書》卷一一○《食貨志》載太和八年班行俸祿制時,“以麻布充稅”的地區中即有雍州“北地郡之三原、云陽、銅官、宜君縣”(第2853頁)?！端鍟肪矶拧兜乩碇旧稀肪┱卓ぁ叭毕卤咀?“后周置建忠郡,建德初郡廢?！?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809頁),位于西魏統治核心區,東魏怎么可能將三原縣作為實封之地予以分封呢?“張謨墓志”載其“天保六年,除武德太守”;“八年,又轉除河內太守”;“天統元年,除驃騎大將軍”;“二年,又除廣寧太守”。按北齊“三等上郡太守”為從第三品,“三等中郡太守”為從第四品上階,“三等下郡太守”為從第五品下階。無從得知武德、河內、廣寧三郡各自屬于九等郡中的哪一等,由于三個郡都不在北齊核心統治區,屬于三等上郡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皬堉兡怪尽陛d其擔任武德太守前已為“安西將[軍]”,屬于第三品的“四安將軍”,其與“三等上郡太守”相差一個從品(半品),合乎將軍號兼任的慣例,而與“三等中郡太守”相差三個從品(一品半),與制度常規不合,若為“三等下郡太守”,則相差五個從品(二品半)。而其在河內太守任上將軍號提升至驃騎大將軍,為從一品,亦即其擔任河內太守的后半期及擔任廣寧太守時所兼將軍號為驃騎大將軍,與“上郡太守”相差兩個品(相當于四個從品),與中郡太守相差三個品(相當于六個從品),與下郡太守相差四個品(相當于八個從品)(46)以上關于北齊郡太守及將軍號品級的制度規定,見《隋書》卷二七《百官志中》,第765、766、767頁。。即便河內郡與廣寧郡皆為上郡,差距也遠遠超出了制度規定的范圍(47)殷憲對“張謨墓志”中“除驃騎大將軍”的解釋是:“雖有短暫時間召入京師除驃騎大將軍,官至一品,但很快又放外任,做起了廣寧太守和東益州刺史?！敝^其“除驃騎大將軍”即是“召入京師”任職,自屬牽強。。茲僅舉與“張謨”任驃騎大將軍時間相近的數位北齊官吏的官爵情況作一對比。

堯峻的任職經歷值得關注。堯峻于北魏末年進入高歡霸府,其所任第一任將軍號與“張謨”同為鎮遠將軍(第四品下階),其后又于東魏時遷任輔國將軍(從第三品)、征西將軍(第二品),死贈驃騎大將軍,亦符合由低到高的升遷程序。雖然堯峻初仕所任高歡府“右箱直寢”遠低于“張謨”初仕所任“司馬”,其生前所任將軍號亦低于“張謨”,但其所歷任的文武職事官則較高,他在北魏末年已“被敕行東荊州事”,東魏初年任“持節、東郡太守、當郡都督”,后“除使持節、南岐刺史”,且“賜母趙南陽郡君”,又“除主衣都統”,入齊后“除開府儀同三司”。其生前所任最高職位為使持節、征西將軍、懷州諸軍事、懷州刺史(53)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北齊堯峻墓》,《文物》1984年第4期。官品據《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94、2995、2996頁。。而“張謨”多年在地方任職,但卻從未達到使持節、(都督)某州諸軍事這樣的位置,甚至連持節也不曾擁有,而堯峻在東魏初年就已為之?！皬堉儭痹诒饼R時任太守的武德郡和河內郡均屬懷州所領,按照墓志所載,其與堯峻還曾同時在任。也就是說,從一品的驃騎大將軍、河內太守“張謨”在第二品的征西將軍、懷州軍政長官堯峻統領之下任職?！皬堉儭彼螌④娞柕纳w次序是:北魏中堅將軍(從第四品上階),東魏鎮遠將軍(第四品下階),北齊安西將[軍](第三品)、驃騎大將軍(從一品)。其為安西將軍時所任實官為武德太守、河內太守,遷任驃騎大將軍后所任實官為河內太守、廣寧太守,將軍號提升的同時其所任實官沒有任何改變,廣寧太守等級甚至可能還不及河內太守。北齊石信為征東將軍,“特優兩大階,遂授車騎將軍”(54)趙萬里集釋:《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圖版三二七;新鄉市博物館:《北齊竇、婁、石、劉四墓志中幾個問題的探討》。。征東將軍、車騎將軍均為第二品,只是位次前后之別,未知此“兩大階”何以理解。比較而言,“張謨”所任安西將[軍]遠低于石信所任征東將軍,而車騎將軍又低于驃騎大將軍?！皬堉儭睂④娞柕纳w所帶來的只是與其所兼實官之間更大程度的錯位,并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實質性的職位變化,實在無法理解。還需一提,“張謨”在河內太守任上一跳四級,由第三品的安西將[軍]超遷為從一品的驃騎大將軍,而徐之才于北魏末年就已由第三品的安東將軍升遷為從第二品的中軍□(大)將軍,在其官位不斷升遷的同時,將軍號多年未變,直到北齊天統元年才“加驃騎大將軍”,其間隔長達三十五年。以醫術而受到北齊統治者特別重用的徐之才,也不是由四安將軍直接升遷為驃騎大將軍,而是經過了中軍大將軍的過渡,且經過了漫長的歲月,期間官爵的升進更是“張謨”難以望其項背的,僅就爵位而言,徐之才早在北魏末年就已“封昌安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后在北齊后主武平二年“封西陽郡王”,而“張謨”終其一生,也只是在“三原縣開國子”的低級爵位上原地踏步。

五

行文至此,應該不難得出結論:來歷不清的所謂“張謨墓志”拓片完全是一紙贗品,北魏末年到北齊時期不曾存在過一個以高歡府司馬入仕而在四十多年后死于所謂“北新城領民正”任上的名叫“張謨”的官員。當然,殷憲兩文的相關論述,尤其是根據“北新城領民正”和“薨于新城治所”及“窆于新城之北崗”等不可靠的文字,來論證“文獻中的新城、北新城”,自然也就只能是一個偽命題。

殷憲《北齊〈張謨墓志〉與北新城》一文的重點即在于通過“張謨墓志”所載其為“北新城領民正”及“薨于新城治所”并“窆于新城之北崗”,來確定“北新城”或“新城”的具體位置,進而將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齊壁畫墓之墓主歸諸“張謨”其人,以坐實壁畫墓附近的古城遺址即為北魏歷史上的“北新城”或“新城”,從而賦予“張謨墓志”拓片以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據殷氏自述:“《張謨墓志》的面世和上述實地考察并參以當地文物部門的調查成果,首先使我們廓清了一千多年來塵封于北新城的迷霧,使這座歷史名城露出真面。其次是一些與此相關或由此相及的問題,如平齊郡的問題、陰館城的問題、六修城的問題,等等,或迎刃而解,或開始變得明晰起來?！敝穼W家“北京大學田余慶先生對此項成果贊賞有加”,蓋亦職是之故。因此,還有必要對此再做一番申說。

誠如殷氏所言,“領民正一職,不僅不見于《北齊書》,亦不見于整個北朝史籍”。然而幸運的是,他又找到了可以類比的相關例證?！俄n裔墓志》載其在“元象年”前“以功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帳中領民正都督、秦州、武陽縣伯”?！疤毂Ｔ?除開府儀同三司,別封康城縣開國子。使持節、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遷三角領民正都督,又遷新城正都督,除使持節、建州諸軍、本將軍、建州刺史?！币笫蠐苏J為:“韓裔一生兩任領民正,一為帳中領民正,都督秦州,一為三角領民正都督,實際上后面的新城正都督也同樣是新城領民正都督。三個領民正,情況各不相同,卻是逐漸走向規范:(1)帳中領民,未言領何地之民,但肯定與所督、監的州郡之民相關聯。(2)三角領民,實即三角城領民,是領三角鎮城之民。(3)新城正都督,既是鎮城領民正都督,又是建州刺史,軍政合一了。以此相較,張謨于武平五年的北新城領民正,實際上就是新城鎮領民正都督,聯想杜佑‘齊置朔州在故都西南新城’,‘后移于馬邑’,可知張謨既是北新城領民正都督,又是朔州刺史。鎮城也就是州城?！卑础俄n裔墓志》所載頗有不可解者,茲不具論。首先需要提出的是,殷氏先將“帳中領民正都督秦州”斷句為“帳中領民正都督、秦州”,既而又解作“帳中領民正,都督秦州”,可謂自相矛盾。其實,“以功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帳中領民正都督秦州武陽縣伯”,應該斷句為“以功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帳中領民正都督,秦州武陽縣伯”?！皫ぶ蓄I民正都督”即帳內領民正都督,當為帳內都督之一種,無疑是在高歡身邊任職。若是“與所督、監的州郡之民相關聯”,亦即在遠離高歡的地方州郡任職,則不得謂之“帳中”。秦州當時在西魏治下,東魏官員“都督秦州”的可能性為零,而爵位則可以虛封(55)參見張維訓《略談北魏后期的實封和虛封》、高敏《跋〈北齊婁睿墓志〉》。據兩文所論,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以后的封爵制度,實封爵位前有“開國”二字,虛封則無,而韓裔所封“秦州武陽縣伯”即是虛封。?！段簳れ`征志下》:神龜元年“九月,秦州上言隴西之武陽山木連理”?！端鍟さ乩碇旧稀冯]西郡“隴西”縣下本注:“舊城內(曰)陶,置南安郡。開皇初郡廢,改為武陽。十年(590)改名焉?！卑雌蚍鼑式⑽髑?“置武城、武陽……苑川十二郡,筑勇士城以居之”(56)以上三處引文分見《魏書》卷一一二下《靈征志下》,第2962頁;《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第814頁;《晉書》卷一二五《乞伏國仁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115頁。。秦州有武陽當無疑義,可證《韓裔墓志》此處當作“秦州武陽縣伯”,而不是將“秦州”屬上讀作“都督秦州”。因為是東魏政權虛封,故未必與當時西魏現實的地方行政建置合拍。從《韓裔墓志》下文所載“三角領民正都督”“新城正都督”,亦可自證其上文應作“帳中領民正都督”,而非“帳中領民正”。殷氏將《韓裔墓志》所載“又遷新城正都督,除使持節、建州諸軍、本將軍、建州刺史”理解為“既是鎮城領民正都督,又是建州刺史,軍政合一了”,但從上下文來看,“新城正都督”與“建州刺史”實非同時兼任?！段簳さ匦沃旧稀贰敖ㄖ荨毕卤咀?“慕容永分上黨置建興郡,真君九年(448)省,和平五年(464)復。永安中罷郡置州,治高都城?！?57)《魏書》卷一○六上《地形志上》,第2481頁。而且其地并未見到有關于“新城”的記載。韓裔此前任“三角領民正都督”,駐守三角城自無疑義?！段簳さ匦沃旧稀凡⒅萏ぁ伴L安”縣下本注:“泰常二年(417)置,真君中省,景明(500-503)初復。有二陵城、三角城?！?58)《魏書》卷一○六上《地形志上》,第2466頁?！对涂たh圖志》卷一三《河東道二·太原府·太原縣》:“三角城,在縣西北十九里,一名徙人城?！?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65頁)從“徙人城”之名推測,此城當因安置徙民而置,與北魏在平城西北設北新城(平齊郡)安置平齊民類似。若按殷氏所言“鎮城也就是州城”,則韓裔所任“三角領民正都督”便不得看作是“鎮城”。從《韓裔墓志》的記載來看,“領民正都督”不能簡稱為“領民正”?！皬堉兡怪尽敝惠d其為“北新城領民正”,不僅不能將其理解為北新城領民正都督,更不能再給他強加一個無中生有的朔州刺史的頭銜。如果他真的擔任了朔州刺史,作為他一生最重要的官職,應該不存在墓志漏記的可能性。

《魏書·崔道固傳》:“既而白曜送道固赴都,有司案劾,奏聞,詔恕其死。乃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于桑乾,立平齊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賜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尋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舊陰館之西?！?59)《魏書》卷二四《崔玄伯傳附崔道固傳》,第630頁。殷氏對此有這樣的解釋:“皇興二年(468)先是送崔道固、劉休賓于平城為投化客,并在京城西北二十里或三十里北新城立平齊郡。第二年469年,‘徙青州民于京師,’后來又由平城西北數十里,遷到平城西南二百多里”。本來《魏書》的記載是“立平齊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并未指明北新城與平城的具體距離,而殷氏卻說是“在京城西北二十里或三十里”或“平城西北數十里”。如此讀史,焉得正解?殷氏又云:“我讀《魏書》,每到這里總覺魏收于北新城抑或北平城位置的記述有誤。既‘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于桑乾’,就應建郡于桑乾,豈有復于其北二百多里的京城西北建郡之理?既然一開始就在桑乾建郡,很明顯,‘尋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舊陰館之西,’便是百年之后史家的揣測之辭了。北平城即平齊郡位置生誤的原因,根子就出在魏收撰寫《魏書》時,對‘平齊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這則原始材料的理解產生了歧義?！卑创颂帉ⅰ氨毙鲁恰闭`作“北平城”,又將“立平齊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解作“于其(桑乾)北二百多里的京城西北建郡”。上引《魏書·崔道固傳》的記載只是陳述史實,看不出魏收對“原始材料的理解產生了歧義”。殷氏之所以如此認為,蓋緣于他對史書所載“桑乾”的誤解——“桑乾”位于北魏京城(平城)南二百多里。然則,事實究竟如何?

北魏道武帝皇始元年(396)“三月,慕容垂來寇桑乾川。陳留公元虔先鎮平城,時征兵未集,虔率麾下邀擊,失利,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逾山結營,聞帝將至,乃筑城自守”(60)《魏書》卷二《太祖紀》,第27頁。。按陳留公虔“少以壯勇知名”,“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而輕敵,于陳戰沒”(61)《魏書》卷一五《昭成子孫·陳留王虔傳》,第381頁。。文成帝興光元年(454)“二月甲午,帝至道壇,登受圖箓;禮畢,曲赦京師”。獻文帝天安元年(466)三月“辛亥,帝幸道壇,親受符箓;曲赦京師”(62)以上二處引文分見《魏書》卷五《高宗紀》,第113頁;卷六《顯祖紀》,第126頁。。據此,則道壇在京師無疑。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八月“戊戌,移道壇于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63)《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第168頁。。按《魏書·釋老志》載太和十五年秋詔,有云:“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梢朴诙寄仙Ｇ?岳山之陽,永置其所?！逼湎掠州d,“遷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64)《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55頁。?？芍缐谔褪迥陱摹熬┏侵畠取薄耙朴诙寄仙Ｇ?岳山之陽”,遷都后繼續在洛陽南郊設立道壇?！段簳ざY志一》載明元帝泰常三年“又立五岳四瀆廟于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幣”(65)《魏書》卷一○八之一《禮志一》,第2737頁。。太和十五年道壇當移于其地側近。咸陽王禧于宣武帝初年謀反被誅,其子逃亡南朝,其中元曄被梁武帝蕭“衍封為桑乾王,拜散騎常侍。卒于秣陵”?！段簳ね趸埤垈鳌?“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卑赐趸埤堊溆谔涞厶秸婢?。清河東武城人崔亮,“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僭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討文秀,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于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為平齊民”。房愛親亦為平齊民,其子“景伯生于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宣武帝“延昌元年(512)四月庚辰,京師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恒州之繁畤、桑乾、靈丘,肆州之秀容、雁門,地震陷裂”。司馬“惠安,高祖時襲爵。歷恒州別駕、桑乾太守、太尉諮議參軍事”(66)以上有關“桑乾”所在地的六處引文,分見《魏書》卷二一上《獻文六王上·咸陽王禧傳附曄傳》,第541頁;卷三八《王慧龍傳》,第877頁;卷六六《崔亮傳》,第1476頁;卷四三《房法壽傳附景伯傳》,第977頁;卷一一二上《靈征志上》,第2897頁;卷三七《司馬叔璠傳附惠安傳》,第861頁。。所載“桑乾”均指舊都平城所在地。孝明帝時宗室元順“出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他對專權的元叉說:“北鎮紛紜,方為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系。請假都督,為國捍屏?！?67)《魏書》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澄傳附順傳》,第482頁。以上記載無可辯駁地證明,“桑乾”乃是指北魏遷都前的京師平城,而不是殷氏所說的平城南二百多里的地方。

《魏書·釋老志》載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秋詔,有云:“而百辟士民,屆都之始,城外新城,并皆給宅。舊城中暫時普借,更擬后須,非為永久。如聞諸人,多以二處得地,或舍舊城所借之宅,擅立為寺?！?68)《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47頁。此處所言“新城”是與北魏之“舊城”相對而言,并非專名。北齊后主武平二年,斛律光、段韶等統率北齊軍隊在西南河、汾沿線抵御北周軍隊進攻,“五月,攻服秦城。周人于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人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渡者千有余人,周人始覺。于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69)《北齊書》卷一六《段榮傳附韶傳》,第212-213頁。。此所謂“新城”即指上文“周人于姚襄城南更起城鎮”,亦非專名。文宣帝天保五年八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眾于洛陽西南筑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70)《北齊書》卷四《文宣紀》,第59頁。。此“新城”系專名無疑?！侗饼R書·斛律金傳》:“世宗嗣事,侯景據潁川降于西魏,詔遣金帥潘樂、薛孤延等固守河陽以備。西魏使其大都督李景和、若干寶領馬步數萬,欲從新城赴援侯景?！?71)《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傳》,第220-221頁。此“新城”在洛陽附近,應該與其后不久所筑之“新城”為同一地方,表明在常山王演等筑城之前,“新城”之名就已存在。北魏至北齊時期,“新城”見于記載者有:北魏定州中山郡盧奴縣有“新城宮”,同州郡毋極縣有“新城”,瀛州高陽郡有“新城”縣,汾州吐京郡領“新城”縣,青州高陽郡有“新城”縣,荊州南陽郡領“新城”縣(72)以上有關北魏“新城”的六處引文,分見《魏書》卷一○六上《地形志上》,第2462、2469、2483、2523、2634頁。。東魏北齊司州汲郡朝歌縣有“新城”,南汾州南吐京郡領“新城”一縣,武州吐京郡領“新城”縣,北荊州領“新城”郡,下領“新城”縣,南朔州“新城”郡領“新城”一縣,湘州永安郡領“新城”一縣(73)以上有關東魏北齊“新城”的六處引文,分見《魏書》卷一○六上《地形志上》,第2458、2489、2502、2503、2566、2567、2586、2587、2592頁。。見于史書記載的位于多地的這些“新城”,既與韓裔曾經主政的建州無關,更與殷氏所言“北新城”或“新城”毫不相干。